馬家輝。去殖。保殖。增殖。

忽然想起黃文放先生
——也談「去殖」、「保殖」，以及「增殖」
文章日期：2007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大概是1997年的8、9月之間，下班後搭地鐵返家，我常於住處附近的花園平台遇見一邊散步、一邊抽煙的黃文放先生，那時候我還沒有太大的煙癮，但也會留下來，向他討一根煙，既是陪他抽煙，亦是聽他說說左派故事。
黃老先生出身於新華社，在愛國陣營裏，向來被視為「開明左派」，尤其在「六四」之後，更常倒轉槍頭對內地政情批判甚力。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吐雲吞霧之際聊及左派前途，戴黑膠框眼鏡的黃先生瞇眼睛、頗有信心地說，相信數年之後，左派政治人物應該有機會在特區政府裏掌權，而且，有機會得到比較像樣的名譽平反。
聽後，我點頭；對於黃先生的政情分析，晚輩如我，唯有信服。
黃文放先生逝世距今7年了，香港也整整回歸10年了，細察前事，很難說黃先生的預言是對或錯，因為曾德成畢竟做了手握地區重要資源的局長，楊光也早已取得了大紫荊勳章，然而這些「掌權」力度和「平反」規模應該遠不如黃先生所預期的大和廣。因此，雖然傳媒和評論員最近不斷分析曾德成出任局長的政治意義何在，其實若從黃先生的角度出發思考，此事大可倒過來引爆一連串的回溯追問﹕為什麼要等到回歸10年之後，才有第一位「根正苗紅」的左派人士做了大官、掌了大權？為什麼到了回歸10年後的今天，左派陣營在香港的歷史定位仍未能得到普及的重寫、翻案、認同？
答案當然得從過去10年的社會起伏裏發掘，但也可從回歸以前的長達10多年的「過渡期」內尋得線索。
宏觀地看，當時的所謂「過渡期」其實有兩層意義，一是香港的主權地位和管治機器的過渡，全球注視，舉世關注；另一則是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遷，箇中劇烈，比前者有過之無不及，更直接影響到前者的方向和結局，而本土左派在兩層過渡裏常被推進尷尬的夾縫位置。(關關﹕原來如此。)
沒錯，在香港的「小過渡」裏，在中央勢力的佈局下，本土左派的權力位置確有顯著提升，但適逢中國的「大過渡」，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穩定繁榮始是大目標，北京在香港所進行的種種「接收準備」皆以對資本集團和專業精英統戰作為首要考量，並未急於致力提拔本土「紅」人，許家屯在回憶錄內即曾細述其中策略，包括「統上不統下」、要對港英培植的專業人士「多做工作」、盡量別讓香港市民感覺「共產黨即將全面控制香港」等等，最後還因此遭本土紅色陣營抱怨「交了新朋友，忘了舊朋友」。
由這角度看，中國的「大過渡」算是攔截了本土左派所期待的「小過渡」，令他們有勢而沒法用勢。(關關﹕評論可以寫得很江湖呵。)
本土左派在香港之正式得勢，是在彭定康推動政改之後。 在「六四」風暴裏，本土左派激於一時義憤而站「錯」了邊、表「錯」了態，當風暴稍竭，當他們的腦袋「清醒」過來，唯一能做的事情當然是以最快速度、最強力度「撥亂反正」，透過各式赤裸裸的方式向中央交心，如果翻看1991至1995年之間的香港報紙，不難發現左派陣營的大量浮誇言詞，這些既是「愛國言論」，卻亦是「補鑊言論」，潛台詞是，補過贖罪，力求赦免，而彭定康的急進政改方案更成為他們的「補鑊平台」，敵人贊成的我們反對，號角響起，戰雲密佈，本土左派歡天喜地地替北京新主衝前殺敵。
然而，本土左派的「倒霉」在於遇上一位管治無能的董特首，他在「中國人當家作主」的回歸新世紀裏，本已逐步佈局、騰出空位，好讓傳統愛國陣營上位掌權，只可惜在講求實際的香港社會，「管治輸出」決定一切，當董建華常因「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而弄致民心動盪、天怒人怨，本土左派唯一能做的是沉默以對，不管在主觀願望或客觀空間上，皆難施展像樣的爭權大計。此外，董建華的管治失效更令「人心思英」，本來有機會萌芽成長的各式「去殖論述」被限制了想像空間，反而英治時代的「輝煌成就」常被作為眼前現實的反諷對比，殖民不僅沒有被「去」，也不僅僅是被「保」，而更是被「增」了；港英政府的管治壓制與不公不義若非被遺忘便是遭淡化，殖民暴政被免役於批判，香港的後殖民經驗非常迷幻，殖民者遠去，但對被殖民的紫色盼望仍跟許多人不離不棄。(關關﹕心理學﹐不是也講究距離效應﹖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距離最能消化的是“仇恨”﹐最能增長的是“思念”。可是﹐若再次近了﹐又未必好了。人類﹐就是﹐很糾纏﹐理還亂。)
由這角度看，香港的首任特首既是「左派罪人」，亦是「去殖罪人」，他本欲讓本土左派出頭，結果卻是令左派更抬不起頭；他接收了殖民之後的新政權，結果卻是令香港市民更思念港英時代的殖民者。
當然，本土左派在回歸10年內沒法執掌實權和全面平反，自己亦須負上非常關鍵的責任。在第23條的立場上、在民主普選的取態上，本土左派與社會主流意見之間終究有一段不短的距離，曾蔭權此番把左派大將放置於重要崗位上，與其說是他對新局長具備百分百信心，不如說是他對自己具備百分百信心，因為他必暗暗相信，上位兩年多，恒指兩萬點，他有足夠的能力和民望把左中右的政治力量控制於治下；另方面，中國經歷了20年的「大過渡」，亦同樣累積了足夠的信心和意志去回頭拉拔「老朋友」，在所謂AO治港的大傘下讓本土左派觸碰治港實權。(關關﹕做記者的﹐講究的是觀察。評論人﹐則要有預見。有些不同的。但﹐專注﹐很重要。)
而掌權之後的本土左派，假以時日，亦必儲蓄到足夠的信心去替自己平反，只不過，黃文放先生沒法親眼看見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