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四代香港人》的對話

四代．人．對話
文章日期：2008年2月4日
【明報專訊】編按：「本土」作為喚起我城回歸十年後的身分意識，去年點燃社會火熱抗爭，亦催生了《本土論述》此部學術文化年刊。《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日前與「新力量網絡」及《明報》世紀版合辦座談會，就城市規劃、重構殖民管治及世代交替等議題，交流辯論。以下摘錄第三場討論「四代香港人的對話」講者之發言。
呂大樂教授一本《四代香港人》，仿如龍應台當年的《野火集》般「惹火」，鬧得爭議不絕、烽煙處處。始作俑者呂大樂、和他同為第二代香港人張炳良 、介乎第二及第三代之間的馬嶽和馬傑偉、第三代的俞若玫及第四代的朱凱迪，同台對話，又會擦出怎樣的火花？
呂大樂：本土論述代代不同
回顧香港的經驗，階級往往並不像一些人想像中佔據了一個主導的位置，意思是不同階級之間雖然經歷不盡相同，但彼此之間卻存在共同的想法和期望。儘管以世代做切入點未必可以解釋所有現象，但它的相關性應該是肯定的。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其本土論述也有不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少人覺得香港會所（Hong Kong Club）是外籍人士及極少數華人權貴之地，與本地一般百姓無涉；面對該大樓清拆之時，主流民意並不反對。清拆中環郵政總局，社會也沒多大理會。很多人對殖民地特點的文物、建築既無興趣，亦不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也許有論者會持有異議，指上述觀點只是從抽象的、宏觀的「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出發——不過事實是，當年不少港人均持這種觀點和態度。
我們得承認本土論述本身就是矛盾的組合，必須尋求面對這些矛盾的方法。正如會上亦有論者指出，我們不能忽視需求面（demand-side）的因素——簡而言之，就是大眾的意見。談保育容易，有時更認為所有保留下來的建築不可改變用途。但日後大家真的有興趣到那些博物館參觀嗎？我們需要那麼多公共建築和地方嗎？又或者說，若果社會大眾真的是眾志成城支持保育工作，那又為何在拆卸之前，大家總是不聞不問，平日少有認真欣賞那些地方呢？有論者指大家是因被「麻醉」才沒有本土保育的意識，但即使如此（而我並不認同「麻醉論」），我們也應了解為何平時大眾又會甘心處於這種被「麻醉」的狀態呢？
張炳良：充滿矛盾的第二代
自己小時既嚮往「中國」，但又對中國有所卻步：喜愛閱讀「財叔」的愛國抗日漫畫、厭倦國共鬥爭、對文革 由嚮往至失望。在大學求學時，正是上世紀70年代那「火紅的年代」，「左」（指思想左傾，不是一般理解的左派）可謂是意識形態上合國粹派、社會派等不同派別大學生的共同旗幟：大家都談「認中關社」、反資反殖，甚至呼籲大學生不要登記成為當時無普選基礎的市政局的選民。其後到了80年代，遇上香港前途談判，面對不明朗的九七問題，且在世界右傾化、新保守主義抬頭下，大家亦不期然由激情回歸保守，力求一切不變，並對中國抱有懷疑，既認同回歸，又怕失去自由，於是出現民主抗共、防共的心態。就在八九年民運那一刻，香港的命運便和中國扣在一起：不過大家當時愛國熱情高漲之同時，都擔心今日的北京，就是明日的香港；「六四」後更觸發移民潮，亦讓日後香港人對大陸既愛又怕。
可以說，第二代香港人是矛盾的一代，是雜種（hybrid）的一代。但無論如何，香港本土論述的發展，都會跟中國扣在一起。
馬嶽：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
梁文道在皇后碼頭 和林鄭月娥 「各自表述」後，寫了《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梁文道的文章，有不少和我在《天星．皇后．情色》的看法相近—— 我們都想很大聲的說出：掌權的五六十世代，你們「無料到」！你們只不過是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在某個年代走上了有利的建制位置，利用各種建制權力演化成主流論述。梁文道的結論基本上是樂觀主義的：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支持「我們」的人已愈來愈多，隨世代轉移，「你們」最終會phase out，於是time is on our side。
我沒有那麼樂觀：現在不在權力的人，到their time has come然後掌權時，會不會仍然在「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曾經「進步」過，但當年的激進學生、異議分子掌握了權力後，不見得決策會更民主、更尊重不同意見、或更關顧弱勢社群；六、七十年代大學畢業的一群，是戰後較早有機會接受較多教育的一群，機會較多競爭較少，但今天的年輕人向上流動是沒有那麼容易：社會發展速度減慢，社會精英turnover較慢；此外，我感覺有異議和抗爭精神的大學生和年輕人在減少，服膺主流價值的人日多。上一代不斷透過建制力量模塑一些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下一代掌握權力後並不一定帶來社會的進步改革，社會也可能循「前現代——後現代」的縫隙而撕裂。
俞若玫：性格分裂的第三代女性
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站在男性的、父輩的本位，以線性的歷史目光，從十年計的「世代」出發，直指代際深層矛盾正在於第二代人戀棧權位，以致第三代深感「出頭無期」，第四代「打從開始便是輸家」。如果真的承認第二代「阻人發達」，也即是說幾十年來的權力架構、資源分配的邏輯、以及對理想的要求都是一樣，二、三十世代沒有另起爐灶的可能嗎？為何如此﹖
第三代歷史感稀薄，少想文化擔當，無力感強，問題意識弱，明明有很多不明白，卻以實利為依歸，做好當下事為要（但，什麼是好？）。不過，第三代不是對第二代沒有挑戰，起碼新媒體出現及於九七後，部分第三代能以新文化資本，創建第二代未能理解的天地（科技股﹗）、積極參與（是producer角色，跟第四代consumer角色不同）網絡社會及新經濟的興起。自己也曾在跨國公司（AOL）擔當要職，但當AOL 收購華納，我就確定所謂全球化，不過是一場有大吃大的資本侵略戰，也看清網上社區一樣滿佈權力羅網：男主導女受制的關係不變。
離開公司後，我力求流動的身分，認為是對應全球化媒體霸權、單一文化、性別定型的好策略；也利用彈性的時間及餘力，參與不同社會運動，特別婦女運動。我對未來婦女運動及性別身分政治是憂慮的：家庭事務委員會的成立—— 婦女作為獨立的人格及身分，為何再度納入家庭這男女權力不對等的社會關係？此外，婦女貧窮日見嚴重、性別議題被消解以至婦女參政困難大、婦女運動遇上代際問題（如年輕男孩的反挫）等問題，都不是靠第二代人讓位就解決。
馬傑偉：由現代性到主體性
我想從歷史政治變遷的角度，把四代香港人簡化為兩個階段。80、90年代的香港本土論述，主要為現代性的展現，論及規劃、法治、自由。我同意羅永生的觀察：當年香港本土論述中，「主體性」的陳述比較少。在這現象上可看到一代的香港人有其歷史條件性，因而催生某一種類型的意識。學者Hugh Baker 在 80年代這樣描述新一代香港人的誕生：「香港城市冒升獨特的新人物，他的名字叫香港人。他進取、有野心、生存力強、轉數快、能變通。他穿西服、說英語飲洋酒、開私家車、 家電講究……」這代香港人的精神面貌，主要建基於摩登城市價值。
70、80年代香港借助社會結構性開放、經濟起飛、英國宗主國的制度移植，較容易促成香港的現代性。即使後來出現了「民主抗共」論述，也是以「現代香港」對立「落後中國」作主軸。97 前香港人以現代價值為肌理，主體性收於現代性之下，並未走入香港故事的表述之中。97 後新香港人在現代價值之上，在權力更換的夾縫之中，要求體現民主，由保育運動、2003 年七一遊行，到爭取普選，均試圖展現主體意志。
最後一點，我認為以現代性為核心的本土論述是可發展的。除工具理性外，會否有另一種理性？講究程序管理、初階現代的城市規劃的想法，可否再進階到一個比較液態、具反思力、對民主及文化訴求敏感的新階段？這種97後的歷史環境，會否孕育不同精神面貌的「新香港人」？
朱凱迪：本土運動是生活重建
每一代固然有差不多的時代背景，但總會有政治意識分歧。我們正以這「進步版」的本土敘述挑戰主流的香港故事（也許是呂大樂和陳冠中的香港書寫）——那不是第四代對第二代的挑戰，而是一個網絡在連結後聲音大了的結果。
衝動可能源於無知，但我想也有一些共同背景，讓我們這些比較敏感的青年選擇在這時將衝動釋放出來：1）憲制——基本法 在十年間不斷變長，加添了一項又一項全國人大委的「決定」和「解釋」。我和我的一代，錯過了中英談判及八十年代基本法的草擬過程。聽說當時有所謂「契機論」，即香港應趁回歸中國的機會，改革政治及經濟制度，清理殖民地體制的流弊。最終契機並沒有把握，回歸變成保殖，香港人的憲政權力也被框限至動彈不得；2）國族——我心中的皇后碼頭還未拆，解放軍碼頭就要蓋起來。在我成長的經驗中，愛國從來都不是強加的意識，講求自發。現在則是擺明車馬的engineering，不惜功本打造新香港人，特質首重聽話（現在是說包容），更難受的是國族工程和親中右派選舉工程均已初見成效——3、4年前的董建華上街也怕被人打，現在一間又一間大學主動替他洗底，示威中大學生校友被斥無恥；3）本土——如果本土指生活的根和網絡，我們這一代很多都沒有根。有根、有脈絡、有過去的生活，是活出豐富人生的重要條件。生活的重建是自主能力的重建，在我身上不止憲制和再國族化的枷鎖，還有以前不知覺的殖民政治枷鎖。
馬家輝：左翼、新移民、性別差異
作為主持人，我只想簡短地說一下感受。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概念，很有意思，但我亦相信必有人覺得概括得不夠全面、不夠完整，因為似乎比較忽略本土左派圈子的成長和世代經驗，也沒有像中大學者周保松博士的那種「新移民」的聲音，更沒有深入理解性別之間的成長差異。希望下一屆本土論述研討會能在這些方面有所補充，或可在出版文集時有所增添。
[紀錄／陳智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