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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在去梅窩的船上，和馬來的妹妹、香港的妹妹、島上的妹妹聊天，在亞洲周刊供職的一心，說自己對顏色很是敏感，像是紅與紅的微妙區別啊，大約不同的色度，與人的情感真是有難以說清楚的關聯吧。
小女子笑曰：其實人也可以用色度分呢，比如，那時我們就總是說一個妹妹，你很七十度。這個意象，在錢鍾書的《圍城》里也是有的，方鴻漸在回國的船上遇到過，錢就調侃地去寫。
小女子覺得，色度幾何，實乃天定，各有春秋，自有歸屬，不必苦惱。
倒是，小女子遇到過的畫人們，有些忽而三十度，忽而七十度，甚至搞搞震弄百分百黑黑白白，讓人覺得“舞色”著胸中實無色。
哈金，陳丹青，那日倒都說了實話：其實不過是為了生存，“繪畫如攤大餅”，生計而已。大可不必神神秘秘，小心自己都認不出自己：））
追憶關晃
文章日期：2008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五月，關晃在自己的工作室內逝世，享年七十四歲。一向獨來獨往的他，在離去後數天才被焦急如焚的學生發現。在工作室內死去，對一個畫家來說，可能是最大的榮耀。七十年代中前往進修後，關晃便在紐約定居下來，與同來自香港的藝術家費明杰、陳應林、鍾耕略、郭孟浩、李秉罡等相濡以沫，以匱乏的生活滋養豐富的創作。1997年關晃退休回港，在藝術中心的藝術學院與中大藝術系兼課。心無旁貸不同於孤癖成性，他的真誠率性，尤受學生喜愛。七月，他的畫友、同事與學生，在藝術中心為他辦了一次盛大的回顧展。生命寂然，油彩的氣味依然散發一片光。
本報特別邀請了曾在美國與關晃同學的阮曼華，以對談的方式側面了解他的藝術與為人。
問、翻譯：梁寶山 答：阮曼華
一
你跟關晃一樣，曾就學於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藝術及設計學院。你是怎樣認識關晃的？又，在那個時代，為什麼大家要跑到老遠的一所學院學習藝術？
我到哥倫布藝術及設計學院讀書，是因為曾在費明杰母親的工作室學習素描。王無邪也曾在這裏待過幾年，關晃就是從他那裏得知這間學院。我在1972年春季入學，而關晃則在同年秋來到。縱使是學姐學弟的關係，他對我一向更像一位大哥哥。
上世紀七十年代，要往外國留學非常困難，特別是修讀藝術與設計。來到哥倫布念書，一來是因為大家都很窮；二來是對於外面的資訊，我們所知甚少。加上當時的院長以取錄中國學生為榮，費明杰當時成績非常好，系主任很喜歡他。留學期間，院長都特別關顧我們。就是這種因緣，令我們這一群中國留學生在校園裏特別親密。之後，從香港到那裏修讀設計與藝術的還陸續有來。
二
回顧展上，放映了一套非常珍貴的影片，紀錄了關晃九七年回港以後，蝸居在新界村屋的實。可否談談你當年拍攝這影片的緣由，和關晃當時的生活狀？
那齣短片紀錄了關晃如何把自己的家當移到三幢屋博物館。那是我為區域市政局策劃的展覽「家事」所做的一個計劃。那時關晃住在打鼓嶺一條叫坪輋的小村。就在他家門外不到20呎便是一個垃圾收集站，那正是他家家具的來源。
關晃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起居室裏工作，起稿、畫畫與食飯。所以，搬家就等如搬動他的起居室與工作室。把關晃的家放在博物館展示，喻意為人造物的循環回收——包括他的家具、草稿和繪畫。在所有的物品當中，還包括他的茶壺、煙灰缸與餅乾盒。那件作品想要反思人過程的價值及對物慾的態度——這裏面既有關晃的態度、也有我的態度。最終，我們都對這種佔有慾有所反思，並放棄執著。
三
追思會上，你談到關晃對顏色和顏料的深入研究，也提及現下藝術家普遍對這些基本功的忽視。在藝術上，你從關晃身上得到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當關晃告訴我他能夠用號碼來記錄及回想任何種類的色系時（例如色相為7、明度為4、彩度為8的橙色），我感到非常驚訝。這意味他不用照相機、草稿或筆記簿去記錄或研究他的繪畫的色系。關晃腦海中的色系，是以號碼來記錄的。
他的繪畫，可以說是智性、認知性與概念性並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色彩專家，花了一生來研究色彩，又在成規之中與畫面對峙。無論是狂風暴雨抑或安靜的小廟，色彩就在他的畫布上呼吸。顏色，而不是物象正在繪畫自身。
我知道色彩對藝術與設計來說是最重要的課題，因為我們會為生活譜上色彩——就算它只餘一片灰。我們很難說我們的一生是黑抑或是白。同樣，我們也很難說我們的一生毫無色彩。
四
我是大後輩，雖然認識關晃比較晚，但在非常有限的接觸之中，還是很喜歡他為人，煙不離口的嘴，常常半露笑意。與他談話，有長輩對後輩的關愛，卻無大師對小輩的威儀。你會如何總結你與他這幾十年來的友誼？
關晃對於我來說，無論過去或未來，都是個偉大的藝術家。他對藝術的「忠誠」令我深受感動。也可以說，他對藝術的態度近乎宗教，這點我們亦很接近。幾年前有一位記者也這樣形容我。如果關晃是小乘的苦行僧，我即是大乘的禪僧。他向內在的深處求索，我則在外在的人間用功。我們的友誼，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對方用不同的方式以藝術探索人生上。縱使與我們之間並不多言，過去三十年，透過互相觀摩，我們對彼此都心裏有數。也許因為我們都對人生有所感悟，所以我們都得借助藝術來加以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