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電影選擇“親近”

亞洲電影大勢：靜靜去趁墟
由「香港亞洲電影節」說起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0日

【明報專訊】趁墟，是該懷高高興興的心情的。無法擠進擁迫的知名店舖，能夠在少人留意的攤檔上，發現獨特有趣的貨品，應該會令人更加高興。

剛開鑼的「香港亞洲電影節」，為觀眾帶來80多套亞洲不同地區的影片，就像一個熱鬧的墟市。只是趁墟的時間有限，人人爭看金基德、全智賢，還有張震、金城武的擁躉早已霸定仔等開場，從最熟悉的入手是看影展最保險的做法，好歹叫做熱鬧了一回。但這事就像拍賣行的行情一樣，中國當代藝術熱潮已開到荼靡，你還在追捧岳敏君、張曉剛？卻不知道精明的收藏家，早已將視線投向東南亞。

東南亞電影也熱火得很。泰國、台灣類型片日漸成熟；馬來西亞電影呈現社會的多元文化；新加坡電影商業藝術兩條腿走路，也在思考更多與觀眾接觸的方法；印尼電影是新近異軍突起的生力軍，拒絕影展，親近大眾的宣言，促使其國內電影產業發展三級跳。影展市場這些地區的電影未必擠滿觀眾，但卻在靜默中悄悄地強壯了起來。

生力軍印尼：拒絕影展，親近大眾

如果要為東南亞電影作一小結，這些地區的電影有幾個共通點：向觀眾靠攏、發展類型片、具本土特色。

一個地區的電影產業要發展，便不能忽視觀眾的存在，甚至得主動向觀眾靠近，當中的代表是印尼電影。對於這個陌生的國度，簡單的數字或能給予觀眾一個最直接的印象。1999年至2001年，印尼電影的總產量是16部；2006年的產量是32部，2007年有48部電影上畫，2008年截至9月，已有超過60部電影。數字的增長，是印尼電影的製作及放映量迅速上升的最佳證明。令印尼電影產生巨變的，是一個要走進群眾的宣言。在印尼電影最慘淡的時期，13位印尼導演簽署發表「I-sinema」宣言，強調獨立製片精神，及要為觀眾拍電影的決心，這種心態與走影展市場的其他地區的電影人截然不同。其中一名導演Riri Riza便明言：「很多其他地區的電影運動似乎都忽略了觀眾的重要性，但對我們來說，考慮觀眾是必要的。」

如今印尼電影在數量上升的同時，質的提升也鞏固了觀眾的信心。曾在2006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中放映過的《走片情緣》（Joni's Promise）、內地及台灣觀眾喜愛的Three Days to Forever，還有今年亞洲電影節中將會放映的《三愛很難》（Signs of Love, aka Ayat Ayat Cinta），都是口碑與票房俱佳的作品。改編自同名暢銷小說的《三愛很難》，更是印尼本土票房最高的電影。

東南亞電影努力爭取觀眾支持的例子，隨手拈來，比比皆是。新加坡導演梁智強以針砭政府及政策的作品如《小孩不笨》、《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錢不夠用》大受觀眾歡迎，《小孩不笨》至今仍是新加坡最高票房的電影。繼他之後，憑獨立製作《15》、《430》驚艷國際影壇但本土票房不佳的陳子謙，則拍了套回歸大眾的歌舞片《881》，結果影片大受年輕人歡迎，更成為去年新加坡票房冠軍。

電影向觀眾靠攏，本土票房是一個晴雨表。香港電影人或許早已把目光放在更大的市場，但不論台灣還是印尼，新加坡抑或泰國，普遍都有一種欲開拓外國市場，必先顧好本土市場的共識。印尼電影嚴格控制外來片的政策，對本土電影的崛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而本土電影的質素提升，亦造就了更多製作的機會，這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台灣「國片」每年票房收入僅佔全年票房約1%，但對於電影人來說，擴大「國片」的票房佔有率是當務之急，台灣觀眾的觀影心態近年也漸漸從「不看國片」到改為「不妨看國片」。

這種情其實與當年韓國電影的崛起有點類似。1998年韓國電影圈發起「光頭運動」，爭取本土電影有更多的放映場次，使本土電影的市場佔有率從25%提升到更高的比例。於是政府有電影保護法令，如「銀幕配額制度」，加上韓國人強烈的民族意識使影片的發展蓬勃起來。後來韓流席捲亞洲，只是一個無心栽柳的結果。事實證明當電影製作方主動親近觀眾，觀眾也就張開手迎接，並擁抱優質的電影。

回歸最「類型」的類型片

要親近觀眾，可以用最本土的作品打動觀眾，也可以用類型作品爭取大眾的視線。這兩點也同樣是東南亞電影發展上的特色，俗套一點說，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台灣，或泰國，或印尼，便在類型片上狠下工夫。

自從朗斯尼美畢達1999年的一齣《鬼妻》（Nang Nak）叫觀眾對泰國電影刮目相看後，泰國的鬼片便愈來愈發達，隨後的《鬼影》、《鬼書友》至最近的《四條大路通陰間》等，都備受讚賞。而Tony Jaa的《冬蔭功》、《拳霸》等片，更叫香港電影人大呼香港功夫片已被取代，後來更有Tony Jaa師妹接棒的《女拳霸》。這些類型片更已在國際上打出名堂，荷李活的花拳繡腿與炫目的電腦特效，不能重現Tony Jaa的拳拳到肉，但成熟的工業卻不吝嗇地將鬼片一再複製，例如《鬼影》。

台灣電影從業員也在嘗試發展不同的類型片。《雙瞳》、《詭絲》企圖利用商業大製作的模式建立一條驚慄路線，這個模式同時包括跨國合作、「去國片化」的宣傳包裝（將影片包裝成進口片）。觀眾如今回看，這種模式似乎沒有為台灣電影帶來太大的影響，反倒是同志片及青春片大受歡迎。《十七歲的天空》、《盛夏光年》、《刺青》等作品以新導演配搭年輕偶像掛帥，確是創造了一點小奇蹟；獨立製作的《艷光四射歌舞團》（《刺青》導演周美玲前作）更是贏盡口碑，為觀眾帶來令人心痛的一段同志情。還有針對年輕人市場的青春片如《人魚朵朵》、《藍色大門》、《夏天的尾巴》等片，也同樣把年輕觀眾帶回戲院。

不能不提的，是台灣電影惡劣的環境，造就很多導演從事紀錄片、短片或其他電影的副導工作，這些經歷除了豐富他們的技巧外，亦間接令他們得到更多的機會從事創作。如口碑甚佳的青春片《六號出口》導演林育賢，前作是大受好評的紀錄片《翻滾吧！男孩》；今年台灣票房破紀錄的作品《海角七號》魏德聖，已在業內從事幕後多年，其履歷中最矚目的，是《麻將》和《雙瞳》的副導；同樣口碑與票房雙贏的《冏男孩》，導演楊雅拍了多年短片；得到曾志偉注資的《九降風》，導演林書宇也是拍短片出身。而這些導演如今都成為台灣電影新一代的力量。

一個福建觀眾的渴望

除了類型片，作品本土色彩濃郁是東南亞電影的另一個特色。《海角七號》將觀眾帶到台南，呈現一個最鄉土的畫面；泰國電影在濃厚的信仰色彩下，拍出不少具山野村話的鬼片；還有多種族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我們隨時可以在一齣電影中聽到超過三種不同民族的語言。

何宇恆的《太陽雨》描述華裔少男的鬱悶，從發展中的城市到鄉村，不同的語言穿插，是香港觀眾陌生的一個多元種族畫面；剛在今年拿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大獎的《口袋裏的花》，導演劉城達通過兩個色盲的華裔兒童的視角，帶觀眾進入馬來西亞多種族文化下普通人的生活。族群的議題在雅絲敏阿莫的鏡頭下則有點激烈有點浪漫，她的Sepet利用華人男主角與馬來女生的異族戀為題材，探討馬來西亞多種族之間的隔閡、矛盾與融合。這些作品都將最本土的東西化成電影的主題，亦引起當地觀眾的共鳴。

「共鳴」只是簡單的兩個字，有些地區的導演很努力要去做到，有些地區的電影人卻認為該看更大的市場，他們也像在趁墟，挑選最多人的攤檔進去，做最安全的事情，好歹算是熱鬧了一回，也給自己一個藉口：我也趁過墟了。世界各地，包括荷李活都在面臨電影工業萎縮的隱憂，在東南亞電影身上的那股活力，那種製作者與觀眾之間不斷嘗試去連接去溝通的努力，有一種充滿希望的喜悅。我只是一個來自福建的普通觀眾，我也渴望能夠有願意接近我的電影，例如在《881》的銀幕下，聽布幕上木瓜姊妹踏上歌台，唱令人懷念的閩南話歌曲，在熱熱鬧鬧的氣氛中，電影作者與觀眾同樂。

[文／武俠 彩色電影劇照：《881》、《海角七號》、《三愛很難》，由香港亞洲電影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