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守護誠實的孤獨預言家
文章日期：2009年8月5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小說家朱天心，今年首度參加香港書展，來港主講名為「吶喊」的座談會；此名自令人聯想到魯迅的《吶喊》——她在文學上如此實踐社會責任感，早為評論人王德威將她跟魯迅比照。這次來港，華文媒體隨即把她團團圍住，撐抱恙的身子，她一一對答：朱氏就是顧念人世。本版請十多年前熱愛她作品的梁以文跟她作了訪談，談她游弋於預言家、小說家、知識分子、社會議題推動者等等身分之間，她的現狀與想望。明天，將續刊朱天心及其丈夫、自由寫作人唐諾的訪談文章。
這位將薩依德（Edward Said）筆下的「知識分子」置換成「小說家」來言志的作家，是把急切對現實作出回應的責任感，交織到小說家的文學使命中。兩種責任並存，相類似卻又不相合，箇中拉扯張力賦予了這位當代的吶喊者，怎樣的寫作姿態與內涵？
魯迅吶喊，我除了喊還要做其他……
筆者與朱天心從魯迅的鐵皮屋開始談起。「一直會被問，你寫作的動力在哪？魯迅這段話，我覺得可用來自︰大家在鐵皮屋裏沉睡，然後失火了，你很想喊醒他們。魯迅會有掙扎，就是該讓他們沒有痛苦地在沉睡中死去，還是醒來感受痛苦，但仍可能會死？我是早早就過了這個考慮，我覺得我就是要寫出來，最起碼盡了我的言責，我只能說，寫作是我生活的結果，而不是倒過來，我一切的生活是為了寫作。」
朱天心吶喊的具體語境，是解嚴前後經歷了巨變的台灣社會。從《時移事往》（1989）到《我記得……》（1989）、《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到《古都》（1997），都是朱天心以其對時間、記憶、歷史的極度敏感，從社會巨變提煉出來的果。
相去魯迅的吶喊已八九十年，朱天心又如何理解彼此的不同？
「魯迅所處的時代比較險惡，他只能喊，卻顧不得聲音是勇敢的還是悲壯的、是可憎的還是可笑的。我的時代，我除了大喊出來，還想要說服別人，這是我過去十幾廿年的努力。我未來的努力，是除了能說服別人（呈現在小說的形式）還希望人家能欣賞你。」
但是，在這個資訊爆炸、每每需要以「快閃」形式才能攫取一兩秒公眾關注的年代，此寄望於文學形式的「吶喊─說服─欣賞」三部曲不是太難了嗎？朝這高難度行進時，又可會陷入策略考量的泥沼？
朱天心嘆了一聲，絕不會低估了這個努力目標的難度，但至於策略，「我倒是從來不會去考慮策略，我要是能考慮策略的話，我就比較不會這麼不好過吧……事情可能會平順一點……但我覺得要去考慮策略的話，力氣會被消磨掉，誠實也會消磨掉，因為得把它們擱置。我就會覺得，好難……當要去面對這麼多想法一樣、說法一樣的人，誠實來不及、力氣來不及，所以我絕對不會去採取有損於這兩樣的，因為也看過有朋友、同行的人，在策略考慮之下，到最後已經原貌辨不出來。」
背對讀者才尊重讀者
這個取態表現在小說創作上，應該就是朱天心形容自己的，背對讀者而寫︰完全不去考慮讀者想看什麼才是尊重讀者的作者。
然而，既欲說服而同時又要維護文學的獨立性，箇中張弛，可是把小說家推到了社會責任與文學責任重疊的臨界點？如此可是將自己置於難以調解的矛盾之中？
「是會的，但要看你最終要保護的是什麼，在面對這種困境和兩難的時候，我還是會去選取保護自己的誠實，那種一閃就會……風一吹就會斷的勇氣。」 說這話的時候，朱天心是一臉本色的理直氣壯，使聽者也頓時覺要端正起來。想來就是立足於這份生命本該如此的自信，那不能在理念層面梳理清楚的矛盾，就借一借背向讀者的取態，跳過去了。而當時間之河把生活推送到面前時，要說的、要做的都仍是迎上前去，於是在好些弱勢群體的抗爭運動中又會見到朱天心的身影。
而這位小說家小心守護的誠實，並非是站於文學高峰的浪漫姿態，那當中包括了對自己過往的坦然承擔。講座上，朱天心被問及早年的作品中，喊的是和（蔣家的）國民黨同一樣的口號，難道當時對統治權力沒一點警覺嗎？
痛心歷史錯誤的複製
她絕不諱言外省人在延誤了台灣民主進程這一點上，負有責任。可正因為看到過去犯的錯，朱天心才更痛惜不已同樣的錯，如今竟又在歷史的怪圈中被複製，新政權仍然是藉操作一致的語言、一致的歷史記憶，去強化族群對立，以確立統治的合理性。當族群身分上綱到政治正確的層面，卻往往不幸地蒙住了是非與公義，而此政治氣氛折射出的現實荒謬，則成了朱天心小說創作的重要動力，無論疾筆之下是穿透世態的蒼涼，還是尖刻的嘲諷。不過，她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往往比她發話的內容更先被接收並因而使內容被過濾，箇中困頓既是吶喊的原動力，也不無反諷極可能使喊聲被扭曲。因此，朱天心常以卡桑德拉，那希臘神話中沒有人相信的預言家自喻。
但預言家畢竟太沉重太累人，朱天心於是這般解釋去年發表的短篇《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我寫初夏荷花，是給自己放一個暑假，因為多年來，人家期待你寫一些大的、公共事務有關的題目，但也不是那麼順利，那要有一個醞釀的時間……覺得自己好可憐，多年下來，自己像是在做那個粗活，手都粗掉了，都沒有能夠像人家寫那種很開心、很輕鬆的，所以想給自己放個暑假，有寫作的樂趣，把一對中年夫妻，像白老鼠一樣放到箱子裏，看他們會幹什麼。」
粗活做得手都粗了後，偶爾的鬆弛
不過，認真的小說家要放個輕鬆暑假，也並不容易。朱天心隨即補充道，「現在還在寫……但寫下去又變得好沉重。我想給自己一個挑戰，拘謹無聊的中產階級，吃飽喝足、現代婚姻保障下的一對男女，他們還會有什麼事情？這是一個難題，因為寫不好會很討厭，他們房子車子兒子都不缺，還要什麼？真討厭﹗位子已都被他們佔盡，還有什麼煩悶、委屈可言……於是你要把他們寫到讓人們會覺得，原來到了這地步，我們還是對他們如此不了解，仍然有許多可以被關注。」
給自己出這難題，是靠的對人世的厚道在底下墊吧？
「我希望有……因為我怕寫就會忍不住又去譏諷他們一下。」
那個對不公義急要說話的朱天心，一下又跑到了小說家的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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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以文，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研究生 攝／秦偉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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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念欣：複雜的批判性
鍾曉陽：技藝層巒疊嶂
文章日期：2009年8月5日
【明報專訊】朱天心年少出道，高中便開始寫作，主要著作包括《擊壤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獵人們》等等，作品常有社會與政治關懷的面向。
中文大學中文系黃念欣博士便對書展講座中，朱天心回答關於《擊壤歌》時對黨國政治一往情深地信奉，尤其深刻：「她坦承當中對中國山河的嚮往、相信有反攻大陸的一天，與作家的獨立思考有矛盾」，但她認為朱天心有「熱情作底子，對事物一旦喜歡便會持續終身」，這與她的批判性是複雜地結合在一起。黃念欣認為2002年出版的《古都》作為地理文學，亦是當時城市書寫中的超前作品，「無論是人們已熟悉的台北，或是她恩師胡蘭成的原鄉的京都，她都寫出想像的遊歷的可行性」。
作家鍾曉陽從少女時代便與朱氏相識，但她以純粹的讀者來看，形容她的小說散文章法紮實，有大將之風：「有種強烈的現世感，筆下不論是人或動物，都像同遊的伴侶。這種氣質她從一開始就有，現在依然有。你總會先感覺到她那股氣勢，像植物的鬱氣。有時會掩蓋了她內在的底蘊。她的技藝是複雜渾厚的，層巒疊嶂，一山又一山，不容易看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