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里和父親）
厚修的孩子在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馬英九提供）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里和父親）
千斤擔子兩肩挑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龍應台新著《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潛索十年，行腳遠及長春、馬祖、香港。由橫跨美歐亞的人生始，龍氏遼闊的目光最終聚焦本源。四九年內戰，國民黨南退，幾代難民，輾轉在台共生六十年。龍氏關心的是他們隱忍的傷痛︰在小島瘡疤將遭時代掩埋之時，趕忙挖掘——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嚴肅使命。本版今獨家刊載書中香港章節：難民流落邊城，歷史人間，生死散聚，一時間，斑駁的地景就蒼然浮現。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覆你，只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裏住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面騎樓裏、走廊下，全睡個人，街上也是到處是難民 。」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里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扶都不會走。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面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面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他難民一樣，艱難地為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水晶吊燈、鋪華麗的地氈，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面那個只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里跟在身邊。白天，百里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嘴，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里寧可走路四十分鐘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百里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疊行軍，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他的筆記電腦製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准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說，「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 * *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凌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親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
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制，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麼微薄了。
「蠻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麼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的。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麼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麼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佈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游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調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樑、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游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瞭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閒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或蒙民偉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麼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歷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麼部隊？打過什麼戰役？」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了什麼。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自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面則宣稱「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乾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面前，後面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後面，」他笑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 * *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面回到九龍深水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的，叫余英時。二○○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余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余英時笑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歷」；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記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歷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扎，他明白，所謂「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舖上面，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只好帶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也在「保險公司上班」。
「那，父親本來做什麼呢？」我問立之。
他猶豫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後面，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麼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下雜誌／台北
（明日續刊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書摘）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