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放在心裏帶東帶西”

打壓的理由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在內地民間紅歸紅，卻仍一直受到官方淡對甚至刻意打壓，表面理由是她的前夫曾做漢奸，但明眼人都知道，嗯，其實不是的，不止的；真正原因是張愛玲寫過《秧歌》和《赤地之戀》。
她對一九四九年改朝換代後所發生的事情，「態度不純，立場不正」，而她的作品又偏偏深具影響力，故怎可能會獲得肯定。內地學者專家都明白這項淺顯道理，只可惜，人在屋簷下，實在不好道破。
張愛玲的「態度」在《赤地之戀》的第一場戲已經留下了極形象化的伏筆。那是一個由土改悲劇說起的故事，年輕幹部從城市進入鄉村，第一個晚上便見到「一個赤裸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腳，呆呆的向他望，手裏撥弄一個細竹籤搭的框架，大概是剛才拿去歡迎他們的一盞紅星燈，被雨淋得只剩下一個星形的架子，上面還掛兩三條破爛的紅紙」。
紅星。 破爛。何等傷痛的暗喻和預言。
《秧歌》和《赤地之戀》充分展示了張小姐作為小說家的敏銳功力。當她寫上舊時代男女的遺情憾夢，語言對白處處哀綺，如滴在椅上的蜜糖，讓人捨不得把膠的手抽開。而當她寫鄉村新時代的百姓怨曲，每句對白都斬釘截鐵，都是革命台詞，不帶絲毫含糊。例如《赤地之戀》首場裏有兩位幹部暗串較勁，甲對乙說「我看，我們也不必和大伙兒鬧對立。無論什麼事，總得結合實際情，不能死腦筋，說一定要怎麼怎麼，那也是一種教條主義」。輕輕兩句話，一個土幹便活靈活現站在讀者眼前。中國現代文學的其他作者通常只有一套功架，硬的硬，軟的軟，河水不犯井水；唯有張小姐的文筆跨度最大。
讀這兩部小說，千萬別錯過前言和後跋。張愛玲很少在作品前後囉唆，這幾乎是例外。可見在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生活的那幾年對其心靈震撼之深之痛。如她在《秧歌》後記裏說，「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角色」。
可憐一位女子。但也感謝她，替時代的荒謬留下絕望的紀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