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時光：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選讀之二

在這裏，我鬆開了你的手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分別於台北和香港出版，台灣天下雜誌於8月26日推出，內容相同的香港版則由天地圖書於9月初出版。

編按：昨日本版刊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人事的章節，今續轉載；選段主要為龍應台家族引延的故事。追本溯源：父親姓龍、母親姓應，流離間在台生下了她。上一代漂泊思鄉，延傳下一代各人命途，或契合或錯開——今天，朱經武和龍應台在書中相聚；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父親彷彿相遇。如此貼近時代肌理，龍氏娓娓描述，而歷史驚心動魄。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