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失敗者之書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獻給失敗者之書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早前本報〈世紀版〉報道，龍應台閉關一年醞釀書寫，關於風雲變色的一九四九年的專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終於要在九月底推出。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八月號以龍應台為封面人物，特別製作〈向「失敗者」致敬〉三十頁專輯，率先轉載龍應台新書內容，兼以專訪，談寫作因由與情感、當中的恐懼與冀盼，細緻導引出這部關於大歷史中的人物柔軟的核心。


像龍應台給雜誌總編輯初安民的信中說：「開始時，確實是把主要焦點放在一九四九那兩百萬『外省人』的流離，可是很快就發現了，要了解那時代，不能不去同時了解那在地的六百萬人的一九四九是什麼心情（從他們作為日本殖民地的一路走來，到難民蜂擁而入的一九四九），因此全書有不輕的比例是在講這在地的六百萬人的創傷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台灣人的放逐和流離」，「是獻給『失敗者』的書。」


關於失敗者，龍應台在蘇育琪撰寫題為〈埋得很深的創傷是看不見的〉訪問裏，如此解釋：「這些失敗者，就是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的，帶日出的夢想的這一整代人，被他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國家跟戰爭的機器犧牲掉。或者是說被內戰的機器，像絞肉機那樣一絞，他被絞出來，到最後，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台灣這個小島。」同時，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有一批二十萬的年輕人被日軍推到南洋戰場。


這些人倘若如今仍然在世，亦已七八十歲。年輕時因為戰事而漂泊流離，國軍在與中共的內戰中是戰敗方，台籍日本兵若非戰死亦有可能被當成戰犯，送上絞刑台。「你用軍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都是失敗者。」


一整代人的失敗


這種失敗，是關於一整代人的，屬於龍應台父執輩的烙印。她深深地記得小時候的一幕，「我們住在台南的鄉下，高雄的鄉下，大家都講閩南語，但自己的父親會講一種大家都聽不懂的話。我還記得，他接到一通電話，他起碼講了半小時，很努力的講，講完了之後我問他誰打電話來的，他說：『打錯了』。打錯了怎麼可以講半個小時？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話嘛。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去了解對方說什麼、對方想講什麼。」


龍應台後來將父親的骨灰送回湖南老家時，聽到司儀以父親的鄉音念祭文，她才發現父親的一生都被時代錯置了。可想而知，天生的鄉音帶來人生怎樣的挫敗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發表演講、用自己的鄉音念詩來感動別人，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來說服敵人」。


龍應台的父親是警察，是典型的四九年赴台後成為公職人員的難民。難民第二代的身分，從小影響她：「每三年換一個地方，你每三年就換一個學校，換一個村子，你永遠是那個新到的轉學生。剛剛才開始和一群小朋友熟了以後，你要走了……人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可能很快就跟你說，『很像船離開島』……這當然是那流離的難民所創造出來的。我是永遠的外來人。」


而跟她寫作的觀察力直接有關，「因為你永遠是那個站在邊緣看主流的人」。

這部結合了自身身世的時代之書，令龍應台寫得跟過去的作品，寫得完全不同，深深陷入其中。往往一坐廿四小時，只有上廁所才起來，吃喝都沒有，寫完身體便會累病。「過去一年來，我幾乎有點是過六親不認的生活，看媽媽的次數也減少了。有時候自己會被自己嚇到，想說會不會我書寫完的時候，媽媽都不在了。想說寫完了再來補償，但有時候半會被嚇醒，問自己說：你這完全錯誤的本末倒置，如果媽媽不在了怎麼辦？寫書有那麼重要嗎？」她狠狠地質問自己。


但她與時間競跑，以文學記錄凋零的一代，為「失敗者」而言，有深意：「六十年中，這些軍事和政治的『失敗者』如何重新站起來，他在文明和文化上，不再是『失敗者』。我以光榮的心情、溫柔的情緒，對『失敗者』致敬。」


她希望，未來有餘力時，用英文再寫一遍此書。「我要很驕傲而且很榮耀的對全世界說：這個我成長的小島，就是匯聚了所有『失敗者』的小島。我可以很驕傲的說，你看，八百萬失敗者匯集的小島，在六十年之中，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文 鄭依依



龍應台的「台」 文／龍應台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油布的木棚裏暫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裏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