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愛荷華

香港文學@愛荷華
董啟章離開愛荷華之時，愛荷華河自未結冰……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日
【明報專訊】在我出生那一年，也即是一九六七年，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二○○九年八月底到十一月中，我有幸參加這個計劃，在兩個半月的時間內，跟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八個國家的三十五位作家一起生活、交流和寫作。感謝聶老師的提攜和鼓勵，感謝IWP主辦人員的悉心安排和照顧，感謝各位作家的思想激蕩，感謝當地華人朋友的熱情招待，也感謝愛荷華靜美的環境，我在計劃期間完成了新的長篇小說《學習年代》。當然，還要特別感謝香港的何鴻毅家族基金，全費資助我參加是次寫作計劃，也感謝從中促成此事的馬家輝兄。
夏末至初秋的學習年代
愛荷華城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根據我的主觀感覺，面積比我住的粉嶺市區還要小。小城四周地勢平坦，主要是玉米田，是個名副其實的鄉下，但因為是個大學城，人口以學生為主，所以並無落後荒涼之感，而充沛活力和生氣。在還未入秋之前，天氣暖和，陽光普照，隨處可以看見年輕人在草地上玩飛碟和曬太陽。當地人都以警告的口說，愛荷華冬天非常嚴寒，可惜我未有機會領教，十一月中離開的時候，只算清涼。聽說之後風雪驟至，全城癱瘓，大學也要停課一周。我所經歷的愛荷華，是天氣最宜人的時期，由當初綠意盎然的夏末，到樹葉紅黃相映的初秋，讓人很容易就進入靜心沉思的境界。脫離生活的煩憂，進入完全自由的狀態，對很多作家來說也是夢一樣的事情。
國際寫作計劃的寬緊恰到好處，在交流活動和獨自創作之間的配合有很大彈性。基本要求非常簡單，就是每位作家必須參加一場專題對談和作一次個人作品朗讀，其他活動可以自由參加。自選活動多種多樣，有翻譯工作坊、大學課堂授課、電影分享、跨媒體合作等。有的作家一心體驗生活，什麼也不打算寫，也有的深居簡出，埋首創作。無論怎樣的取向，都可以在國際寫作計劃裏自由實現。除寫作和交流外，IWP又提供不少旅遊機會，讓作家們了解美國，其間我就到過新奧爾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可以想像，這兩個半月的歷程是如何的豐富多姿。作家亦常常私下聚會，親自下廚炮製自己的家鄉菜式，關係非常融洽。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群人，克服語言的障礙，共同度過兩個半月的生活，是極為奇妙和難得的事情。其間來自巴基斯坦的導演Azeem Sajjad，還為來自威爾斯的女小說家兼創作歌手Fflur Dafydd以愛荷華城為背景拍攝了一齣MV，其他作家也踴躍客串演出，為美好的回憶留下最生動的紀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的網址觀看：www.youtube.com/watch?v=WELFBP8jjHE
身為香港作家，參加這類型國際交流活動的時候，特別感覺到香港身分的問題。在IWP的官方網站介紹中，我是代表香港的。事實上，香港文學跟內地文學的確存在文化身分的差別。不過，我在開幕禮上的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點爭議。在作家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跟在內地詩人韓博後面。韓博自我介紹說，他來自上海，中國。很多其他作家也都先說自己居住的城市，然後是自己的國家。到我的時候，我說我來自香港，然後說「China」。在我之後，曾經長時間在香港生活並自我定位為代表香港的印度裔女詩人Mani Rao，卻意味深長地回頭瞪了我一眼，似乎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IWP裏面的中國作家和愛荷華當地的華人也不覺我的說法有何問題，但一位年輕美國教授後來卻告訴我，她當時以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並對此十分反感。過後回想，我說話的時候並沒有刻意強調什麼的意圖，只是覺得很多外國作家未必知道香港是個什麼地方，於是便把香港置於中國的情景下加以介紹。至少在這個場合，沒有必要強調香港跟中國的差別。當然，在另一些場合，我經常指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以及它跟大陸文學的並置和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一味跟中國保持距離。
事實上，在愛荷華的最大收穫之一，就是跟同期參加的中國作家建立了友誼和增進了互相了解，當中包括當代最重要的內地小說家之一格非、年輕詩人和劇作家韓博、從事翻譯的姜玢和以英文寫作的張麗佳。不過，這樣的得也說明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香港作家和中國作家要在愛荷華才能得以深入接觸和交流。相反，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也沒有這樣的中港文學交流的條件。知名大陸作家在香港不乏讀者，也經常來港參加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而認識香港文學。一些香港文化人近年在內地十分活躍，但香港文學在內地的可見度近乎零。格非便坦言，在認識我之前，他對香港文學一無所知。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能促進中港作家溝通固然功德無量，但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何這樣的事情竟然要在美國才能發生，以及中港文學的交流究竟發生什麼問題，導致彼此間如此巨大的隔膜。
香港文學的獨立和封閉
另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是翻譯的嚴重缺乏。這不但是香港文學或華文文學翻譯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各國語言的文學作品譯成外語的問題。現在世界上使用最廣的國際語言當屬英語，所以如果要進行國際文學交流，建立世界文學的資源庫，翻譯成英文是當務之急。但就美國的情而言，把外國文學翻成英語並不普遍。這不但是市場的問題，也反映出美國人對世界文化缺乏廣泛興趣。來到愛荷華尋找翻譯機會的各國作家，都要失望而回了。而因為譯本的不足，也影響了作家之間的交流。除了小量的英譯篇章，大家很難深入了解彼此的作品。香港文學的翻譯在這方面也十分落後。雖然中文大學的譯叢已經做了不少工夫，但總體來說還是遠遠不夠。事實上美國學界對香港文化興趣濃厚，但最容易接觸到的還是香港電影，想從文學入手卻苦無材料。香港政府對香港文學的推廣，成績是零。
愛荷華是個名副其實的寫作之城。它大概是世界上寫作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在酒吧或什麼地方跟陌生人攀談起來，對方自我介紹的時候，第一句往往是「I'm a writer」或者「I'm a poet」。完全不必羞恥或者忸怩。而且當中絕大部分是年輕人。這絕不奇怪。愛荷華大學有超過八十年開辦寫作工作坊的經驗，也是第一間創立藝術碩士（MFA）的大學。今天全美大學爭相開辦寫作工作坊，但愛荷華依然執其牛耳。無論有人對這種寫作工作坊的教學模式和效用有何質疑，諸如「寫作能教嗎？」或「作家可以訓練出來的嗎？」之類，這樣的風氣至少促進了對文學創作和語言藝術的重視。
二○○八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文學之城」（City of Literature）的榮譽頒發給愛荷華，表揚她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我們很高興，一位中國人有份作出這貢獻，她就是國際寫作計劃的共同創辦人聶華苓老師。這當中有一個百講不厭的故事：話說當年「墮入愛河」的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愛荷華河上泛舟，聶華苓忽發奇想，說：為什麼不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和創作？當時安格爾還說這是個「crazy idea」！想不到的是，當年的一個「瘋狂主意」，由兩個「文學瘋子」搞起來，終於成就了大事。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做文學、藝術和文化工作，一定要有理想，甚至是狂想。第二：文學不只是作家自己的事，文學活動、計劃和機構可以大力支援作家創作，為作家創造條件。狂想和現實並不相悖。
[文／董啟章 編輯／黃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