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神偷偷回被偷走的香港價值

歲月神偷偷回被偷走的香港價值
亚洲周刊二十四卷　　九期 (2010-03-07)
葉堅耀、謝曉陽

導演羅啟銳的自傳式劇本、展現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的電影《歲月神偷》，獲得柏林影展水晶熊獎。影片圍繞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展現社會史及政治史切片，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為香港尋回被偷走的人文價值，也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超越港產片多年來陷入功夫搞笑鬼怪及歷史大片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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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歲月神偷》根據編劇兼導演羅啟銳百分之九十自身經歷改編，其實，也是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社會史、政治史。羅的知己伴侶張婉婷出任監製。

電影從位於九龍深水小街上的羅記皮鞋的家庭故事展開，描述鞋匠一家四口如何享受順境和樂觀面對逆境。電影中，羅記皮鞋的老闆、即羅父（任達華飾）每天辛勤工作，是一個外酷內熱、不懂表達情感的六十年代父親，而母親（吳君如飾）則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長子羅進一（李治廷飾）資質聰穎，在著名的拔萃男書院（DBS）就讀，是田徑跨欄好手；幼子羅進二（鍾紹圖飾）頑皮，對世間事物充滿好奇。一家四口住在鞋店閣樓，過著簡樸生活。店舖是僭建（違章）的，要定期交保護費，每逢中秋，就算家裏的月餅不夠，也要送一盒「雙黃蓮蓉月」給洋人警察。羅氏家庭的生存艱困，本身已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社會史記載。六十年代，廉政公署還沒成立，香港貪污成風，警隊到處收保護費，就連醫院護士，病人家屬給紅包也是少不了的。在電影裏，當哥哥羅進一因患上血癌住院，護士嫌他母親給紅包給得少，抽血時也狠狠的一針插下去。而最後為了輸血，更要趕去當鋪典當。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已然消失。

跟羅記皮鞋在同一條巷子的，還有一家由上海人經營的縫衣店，也是非常具有時代象徵意義。二次大戰後，大量難民南逃，其中不少是上海人，他們擅長縫衣理髮，一九六零年的電影《南北和》，正是講述當時一名南來上海裁縫師傅和本地裁縫的故事。《歲月神偷》裏的上海人（谷德昭飾）雖然講一口上海話，和鄰居的南方街坊卻能融洽相處，共同分享好菜。這種已逐漸消失的街坊人情味，在電影裏重現。

電影也細膩描述了當時貧富之間的差異。當哥哥帶著一條熱帶魚去送給住在山頂的中學女朋友時，赫然發現，原來女友住在一個上萬呎的豪華別墅，後門比一般家庭的正門還要大，而她家裏的魚缸，更大得讓他看瞪了眼。這有點像青蛙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

《歲月神偷》除了是一部社會史，也是一部政治史，透過電影，人們發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既遠且近。在殖民統治之下，當時香港的年輕人流行聽西洋歌曲，比如Monkees的 ‘I wanna be free’就幾乎貫穿整部電影，來反映當時年輕人的心態。同時，儘管當時中國大陸正值火紅的文革年代，但香港和北京人民的往來也沒有中斷。當哥哥證實患上血癌後，母親便和弟弟跟他到北京看病，透過醫院的窗戶，兄弟倆看到一個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身軀抬至，電影裏雖然沒有說白，但這具血肉身軀暗示多少的歷史血債。

《歲月神偷》是一次細緻的港人對生命、生活的回望，這種回望，透過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感染了柏林的年輕評審。柏林影展的「新世代」競賽單元，專為兒童及青少年觀眾而設，分成「十四歲以上」以及「十四及十四歲以下」兩組，旨在透過電影提升年輕一代對文化的關注，評審亦由青少年擔任。《歲月神偷》是首部獲水晶熊獎的香港電影。

飾演男主角的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我小時候也很窮，也經常被爸爸打，在拍電影的過程裏，這些記憶不斷湧現，讓我回到那個場景，對投入角色有幫助之外，也是一次對生命的回望。」

羅啟銳表示，《歲》在柏林影展放映後，觀眾都熱烈鼓掌，片中的香港情懷，是一種放諸四海的感情，外國觀眾同樣有共鳴，因為戰後的歐洲也經歷過百廢待興的艱苦歲月，電影提供了一個新鮮的時代背景，但內裏闡述的感情，他們完全能明白，也提供了一個讓觀眾反思的空間：為何現代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羅啟銳看見柏林影展電影完場時，西方父母親都緊緊摟著兒女，相信大家都從羅家的故事，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羅啟銳說，近年香港社會上充斥了負能量，「八十後」面對困難，感到迷惘，或者只懂得抱怨，令他回想六十年代時，面對的困難更多，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像電影中的母親常說「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般，樂觀地走過去，他希望香港人能從電影中汲取長輩的教誨和克服困難的精神。「鞋字半邊『難』，亦有半邊『佳』」一直是羅父羅母樂觀處世之道，他亦希望下一代能擺脫貧窮，只要升中試成績好，也可以入讀香港名校拔萃男書院，學好英語，冀望有朝一日出頭天。

任達華說，演繹這個角色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尋找六十年代人物的心態。他和羅啟銳雖然有相似的成長背景，但要捕捉羅父的神韻，始終要透過不斷和導演傾談，「我時常和導演一起吃早餐，引導他回憶父親的生活點滴。我用了兩個星期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造鞋，觀察他的細節，例如他總是彎著腰工作，所以鏡頭很著重拍我的背影。拍攝時我會把雙手塗滿膠水，不斷磨擦，令它看起來粗糙，希望能從生活中感受這個角色。」飾演羅母的演員吳君如也表示，《歲月神偷》的劇本令她非常感動，寫得很用心，「連一條魚也有細緻的形容」，電影令人重拾「被遺忘了的價值」。

回歸港產片五十年代傳統

這其實也是港產片在五六十年代的特色之一。一九五三年的《千萬人家》、一九六零年的《可憐天下父母心》、一九六四年的《香港屋簷下》等等當時被稱作社會劇的電影，將當時社會百態、老百姓的生活艱困帶到觀眾眼前。像《香港屋簷下》，就是揭露當時社會「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銀行擠兌時小市民的恐慌和大老闆的計算形成強大張力，又跟一九六四、六五年香港銀行的擠兌風潮產生巨大的戲裏戲外的呼應。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半邊人》也讓人難忘。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些以人情味和生活態度去感動觀眾的香港電影，除了陳果《細路祥》、二零零六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的《父子》，以及去年在香港金像獎連奪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獎項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之外，絕無僅有，而登上國際知名影展的，就只有《歲月神偷》。不用槍擊，沒有神功，《歲月神偷》只是訴說了一個發生在香港基層家庭的故事。

事實上，打從羅啟銳在紐約念完電影回香港的時候，描述人情味小生活的電影題材就不是主流，在七、八十年代，「港產片」是香港重要的文化產業，港片憑靈活創意，廣受東南亞市場歡迎，更有「東方好萊塢」美譽。

然而，港產片在八十年代的輝煌時期，大家爭相開拍同類題材，包括搞笑片、恐怖片等，僱用同一批有助賣埠的當紅演員，直接讓演員身價急升。九十年代末，大陸電影冒起、盜版碟猖獗，在盈利下降的情況下，大片廠如嘉禾及新藝城等淡出電影製作市場，香港電影一瀉千里，觀眾流失，市場收縮，缺乏重要投資者，港產片進入寒冬。

九七回歸後，京港關係越來越密切，港片陸續試探進軍大陸，自從二零零三年香港與大陸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CEPA)後，香港電影可正式以合拍方式進入大陸市場，為萎靡不振的港片注入強心針。

大勢所趨，中港合拍片成為主流，直接面對大陸觀眾，香港也成為聚合各地資金的電影城市，題材自然以能通過大陸電檢為首要原則，電影人創作時需小心謹慎，題材也要顧及大陸觀眾口味，許多合拍片都偏重拍攝古裝歷史題材，如《三國》及《赤壁》等，間接令港產片題材單一化，失去昔日多元化的特色。具本土色彩的主題難以找到投資者，或只能以小規模形式拍攝，業界也警覺過往港產片的靈活特質及多元化的題材會因此而消失。

香港電影人一方面努力打造面向大陸市場的「大中華電影」，另一方面要保持港片特色，當《投名狀》及《葉問》在大陸和香港均取得佳績，香港亦出現了具本土特色的電影，如描寫屋生活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及描寫青少年友情及衝突的《烈日當空》等低成本製作電影，廣受好評。

港產片逐漸出現了兩個路向：主流的，仍然是大投資大題材的「合拍片」，如《十月圍城》，及小投資小題材、以香港市場為主的非主流電影，即「非合拍片」，如《歲月神偷》，但電影人最想做到的，是創造兩地都受落的商業片題材，如周星馳嘗試結合特技及動作的《功夫》、結合特技與溫情的《長江七號》、彭氏兄弟的新派特技武俠片《風雲2》、袁和平的立體古裝武打片《蘇乞兒》、黃百鳴將香港獨有的賀歲片滲入內地元素的《花田喜事2010》。此外，邵氏重投電影市場，曾志偉導演重新打造邵氏經典而成的《七十二家租客》，提倡「和諧」的鄰里守望精神，以華南地區熟悉的電視台演員主演，紮根香港，面向大陸市場。

《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證明回歸家庭倫理題材，是可以突破文化差異的缺口。事實上，二零零八年的賣座電影《葉問》，在傳統功夫片的類型上亦滲入了家庭倫理的元素。《葉問》編劇黃子桓對亞洲週刊說：「在電影裏，我們希望塑造一個有別於一般英雄的人物，功夫好當然是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吸引女性觀眾，甚至年輕一點的人，我們想到，『家庭』這個元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和導演構思出一個關顧家庭的人(family man)。現實裏的葉問本來也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也是十分照顧家庭的，有妻子兒女，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構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電影中有不少比較溫情的戲份。就如愛護妻子，與孩子畫畫，在家中吃飯等等。其實有不少這些細節，令到觀眾看這部戲的時候，便會代入到一個父親、一個爸爸的角色，有親切感。」

踏入二零一零年，《歲月神偷》證明了本土色彩的電影也可突破地域限制，受人認同。「港產片」將迎向新時代，而「港產片」一詞，將被重新定義。

香港政府對電影界的資助，亦有助一些中型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即約一百五十四萬美元）電影能夠成功開拍。一九九九年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原本是資助有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將三億元注入發展基金，擴大範圍，資助中低成本的電影製作，《歲月神偷》也成功申請了資助。《歲月神偷》的劇本，塵封已久，一直放在羅啟銳心靈深處，是他最想拍攝的電影。當初擔心自己的故事欠缺吸引力，故此第一部導演作品《七小福》，反而先拍別人（成龍及洪金寶等）的成長故事。

一開始，羅啟銳一直找不到開拍《歲月神偷》的資金，直到去年得到好朋友岑建勳支持，為他籌集了第一筆資金，加上電影發展基金三百五十多萬港元資助，《歲》總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算是中型製作，任達華及吳君如以友情價、親戚價參與，成功開拍令羅啟銳終能「解開心結，還了心願」。

《歲月神偷》原是羅啟銳散文集的名字，為什麼鍾愛此名？他說，很喜歡它的意思：「在幻變的生命裏，歲月，原是最大的小偷……」然而，羅啟銳和張婉婷卻為我們抓住了這個小偷，將它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拍成這部電影，為我們重現被遺忘的價值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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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導演羅啟銳、監製張婉婷
塵封的劇本破繭而出傳奇　．謝曉陽

羅啟銳當年留學歸來就想拍一部自己家史的真實傳奇，劇本塵封廿多年後才有人投資。《歲月神偷》有九成故事是羅的親身經歷，戲裏戲外都充滿人情味。柏林影展觀眾穿越文化隔閡，分享東西方共通的人性，也為今日香港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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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影人來說，這是一種幸福。一個劇本，一段生命歷程，千絲萬縷，放在抽屜裏二十多年後，破繭而出，飛向國際，也飛向人性的天空。今天這劇本不僅搬上了大銀幕，它的生命力還穿梭於德國柏林和香港上環永利街之間，編劇兼導演羅啟銳說：「《歲月神偷》有九成故事是我的親身經歷，拍完了，人生好像做完了一件事情。」

從柏林展影領了獎回到香港當天，羅啟銳、張婉婷這對影壇神鵰俠侶接受了亞洲週刊專訪，談到獲獎的興奮心情，異口同聲說，興奮之餘，最重要是讓廣告公司的宣傳工作好做一點，「他們說不知道怎麼宣傳這部電影，問我們，我們又不懂，現在好了，得了獎，做宣傳比較容易」。一個人的故事，一些被遺忘的時代和價值，再加上一條快要被清拆的街道，在很多投資者眼中，就成了一部沒有人要看的電影。但在羅啟銳眼中，那是生命中的大幸福，對張婉婷來講，就是對那本還是放在抽屜還沒打開的自傳式電影劇本的鼓勵。以下是二人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摘要：

《歲月神偷》的劇本，構思很久了是嗎？

羅：八十年代我從紐約念完電影回來之後，就一直很想拍一部關於自己家庭歷史的電影。劇本從那個時候便開始構思。但那時大家都說，誰要看羅啟銳的自傳電影，沒有人會投資的，後來，我便拍了一部《七小福》，但那是別人的故事。

電影情節裏，有多少是現實故事，多少是虛構？

羅：大部分都是我童年的真實經歷，起碼有九成，包括我爸爸本來就是鞋匠、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到處偷東西，像偷英國國旗。小時候打十號颱風，爸爸媽媽奮力保住鞋店的情境，我還記得很清楚。還有，哥哥那時也是十六歲患上血癌離開，我和媽媽也曾經跟哥哥坐火車到北京看病等等。我還記得，那時候在火車上，我們看到很多紅衛兵在串連，不用付錢就可以坐車，但這一部分，電影裏就沒有提了。還有，電影中童星「大耳牛」倒背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情節，也是真的。ZYXWVUTS……（講一講，羅啟銳就背起來了！而且真的就背完了。）不過，也有一點點是虛構的，像電影裏秦沛飾演我伯父，開理髮店，但現實上，那是我的姨丈，不是伯父。

張：還有，他爸爸原本是胖胖的，但我們覺得不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演技好，神似更重要，所以一想就想到任達華。

一直都找不到投資者，後來怎麼找到的？

張：前些時間，岑建勳說投資，說應該將這個劇本搬上銀幕，剛好政府又成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中小型電影，再加上美亞的投資，這部電影才能拍出來。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了我們三分之一，約三百五十萬港幣，減低了風險，這個很重要。

一共拍了多久，拍攝過程有沒有什麼感想？

張：共拍了一個半月，但由於全部背景和道具都要回到六十年代，所以這方面要特別用心。譬如維他奶瓶、可口可樂招牌、包鮮花的紙等等，都很謹慎。還有，地上的通渠蓋，我們也重新漆上當年的顏色，以免穿崩。那一個月裏，我們最享受是經常坐在永利街上和拍攝人員一起用飯聊天，有時候在那邊做生意的小老闆也和我們一起吃，就像一家人，戲裡戲外，都充滿人情味。

《歲月神偷》主要以香港本土故事為題材，看在外國人眼裏，會不會有疏離感？你們在柏林時，有沒有人說看不懂？

羅：沒有啊！我想，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是抓住了人們共同的東西，那個就是感情、親情，這是放諸四海都會產生共鳴的價值。所以，就算評審絕大部分是外國人，沒有香港的生活經驗，不知道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也不會不明白。人情是無邊界的。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這段時間，是二次大戰之後，不少歐洲國家和城市比香港還要窮，還更混亂。所以，當他們看到電影裏的人們為兩餐拼搏的故事，也是似曾相識。

電影奪得的水晶熊獎是由「新世代」的青少年選出，你觀察這些小評審看完電影的反應如何？

「新世代」也分成兩個組別，選《歲月神偷》的是十四歲或以下的青少年。有一個很感動的地方，我看到，當這些小觀眾和父母進入電影院時，不是一邊走一邊打手機，就是在聽音樂，和身邊的媽媽爸爸好像不認識。但看完電影後，我看著他們走出場，一個個眼睛紅紅腫腫，有的就靠著父母走出來。有一個小孩子還問我：「為什麼我跟哥哥的關係不是這樣？」我想，看完電影後，他可能會想，和哥哥的關係應該像電影裏面那樣的！

你曾經說，看到今天社會很多問題，才更想在這個時候拍出這部電影，那是什麼意思？

羅：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人的生活都很消極，有的人不滿意，就躲在房間，在打遊戲、上網，更有些對人生失望，去自殺。另外一些人，就是整天在抗議，卻不想想，最重要的，是先解決問題，不是批評。在那個年代，真是沒有那麼多人自殺，大家的生命力很強。電影裏，我們看到當時的人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天災也好、貧窮也好、白頭人送黑頭人也好，哭過痛過之後，都是積極面對，像裏面吳君如常說的，「鞋」字的一邊，可以是一個「佳」字，也可以是一個「難」字，就像人生，「一步難，一步佳」。這個，也是媽媽後來跟我講的。她還常說，人生總有希望。

你們拍攝的主要場景是上環的永利街，當初怎麼找到這條街的？

張：其實我們在香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羅啟銳小時候，本來是住在九龍深水，但在那邊根本找不到六十年代的建築和街道，大部分都拆了，後來，只有在上環找到永利街，但也只剩下半條街。可惜，永利街又即將要清拆了，只保留三幢，這樣不倫不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那是香港唯一代表六十年代的地方。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們就只能夠到馬來西亞或廣州取景了，但這樣對一個以香港故事為題材的電影來說，就太荒謬了。

你們近日呼籲政府不要拆永利街，是嗎？

羅：是。這二、三十年來，香港的舊建築物、舊街道，都拆得八八九九了，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記憶也在這些清拆的過程中消失。這對於一座城市來講，是非常遺憾的。我們的官員向外面介紹香港時，就只會說香港有什麼名牌，但那些不是我們的特色，香港沒有一個icon，人家為什麼要來呢？像永利街這種風景，才是具有文化和歷史意涵的，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見證，希望政府不要拆掉永利街。可以想像，如果香港的建築按照目前的情況一路拆，一百年後，這座城市還有什麼吸引力嗎？

香港近年雖然出現保育運動，大家都談集體回憶，但像《歲月神偷》那樣將它拍成電影的，卻是絕無僅有，你們拍攝時有沒有考慮到大陸市場的問題？

羅：作為一個電影人，如果太多顧忌，是很難拍出好電影的。所以，我是基於「本土特色，個人風格，讓全世界都明白」這三個原則來拍，其他的，都不是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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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演員任達華
這部戲有我童年的影子　．馬家豪

任達華在《歲月神偷》飾演六十年代父親，不善表達內心情感，要打兒子但對他的愛又埋藏於心，但有強大生命力克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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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名影藝人任達華活躍於港產片，屢獲殊榮。在《歲月神偷》中飾演父親，演繹六十年代香港男人外冷內熱的一面。以下是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摘要：

為什麼決定接拍這部電影？

當初導演羅啟銳來找我幫忙，在他家裏，我們談了不到五分鐘，他還沒把劇本大綱解釋完，我便決定以「一個讓他驚喜的價格」接拍這部電影。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認識一個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飯已經可以很開心，而這種喜悅不是用金錢能買到的。我知道羅啟銳跟張婉婷拍戲都會投入自己百分之二百的精力，甚至不惜私人掏腰包，來把電影拍得更好，這些有誠意的人，是值得我們去花更多時間與他們相處的，而我也很享受這個過程。

六十年代的男性是怎樣的？

基本上六十年代的人，包括我父親，都不懂去表達，不懂去表達對孩子的愛，電影裏有一場父親打兒子的戲，父親打完兒子後就靜靜坐在那兒，不知道該說什麼，妻子後來去安慰他。六十年代的男人就是這樣，不懂得表達內心情感。這套戲有很多我童年的影子，我爸爸的影子。

演繹這個角色有難度嗎？

羅啟銳爸爸的角色很難揣摩。演繹這個角色的難度不是在於外形，而是在於我需要去尋找六十年代的心態，要做到恰到好處，要打兒子但對他的愛又埋藏於心，這種感覺很難掌握。在揣摩角色的過程中，我沒有直接問導演他的父親是怎樣，我不喜歡這樣問。只有在大家討論劇本的時候、吃早餐和吃飯的時候，問導演我這樣演好不好，勾起他對爸爸的記憶，然後演出來再問他這樣演像不像他的父親。我覺得這樣是最能夠深入地進入角色。

你為了這部電影去學習造鞋？

是的。我特地到尖沙咀跟一個八十多歲的鞋匠學習，這個鞋匠十分有名，他現在造的鞋一對要六千多港元，而且我知道他從來不收學生，所以得到他教導覺得很驚喜，現在我真的會造鞋了。我覺得「了解」很重要，就像吃一顆糖，不是吃了覺得好吃便算，其實也應該去了解這顆是甚麼糖。又例如當我去中國大陸很多的地方，我會先上網了解該地歷史、交通、天氣等等情況，了解當地的一切之後，我便能夠更容易地與當地人溝通。就像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如果不與大家多點溝通，不去找尋回憶的片段，根本就不可能表現出那時代的精神所在。

外國人看了這部以香港本土為題材的電影，有什麼反應？

柏林那邊來看電影的很多都是那個時代的人，二戰後全球都處於一個物質貧乏的狀況，於一些農村的地方，甚至比我們當年更慘，所以他們看我們這齣戲，會有身同感受的感覺，感覺甚至比我們更強烈。加上二次大戰之後，很多男人在戰場戰死，他們的遺孀看這部電影也會特別有感覺，她們會覺得自己的遭遇跟電影內容很相似。所以感情戲可以讓不同語言、領域背景的人分享共同的價值觀，這套電影就是從這裏打動外國人的心。

電影取景的永利街舊樓快將拆卸，你有甚麼感覺？

無煙工業中政府最能賺錢的就是旅遊，為何這麼多人會選擇去英國旅遊，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地的古舊建築能保留著那個時代的東西，建築物的內部你可以隨意改動，但是外貌一定不能改，這就是英國旅遊做得好的地方。這就是一個精神、一種文化，當這些建築物、這種精神不再存在的話，香港還能算是「中西合璧」嗎？這樣下去香港的吸引力將會逐漸失去。現在國內已經開始著手做環保、保育的工作，為何香港還落後於他人？香港還剩下什麼具標誌性的東西？除菠蘿包以外我再想不到其他了，但遊客並不會單單因為這個菠蘿包而來香港旅遊。這樣下去，香港從旅遊所得的收入只會越來越少。雖然我們在這刻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我絕對相信，二十年後，當很多地方如東南亞貿易開放的時候，香港單靠稅務優惠的優勢不會再延續，大家都不會來香港，所以我認為香港一定要有自己的標誌、特色。

希望通過電影帶出什麼訊息？

這套戲帶出一個價值觀讓現在的人，或者是八十、九十後的人知道什麼是家庭觀念。如果有家庭觀念、有對家庭責任的話，代表你對朋友有責任，也有對社會的責任。一個人如果對父母孝順的話，他一定不會壞到哪裏去。我演這套戲很開心的是，這給予我們一個機會，通過這一場戲，重溫六十年代社會那種具生命力、簡樸和拼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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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現實微妙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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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歲月神偷》拍的是六十年代的故事，然而，卻跟今天的香港社會有微妙的互動。近年來，香港從保育運動所勾起的集體回憶風潮此起彼伏，就像影片取景拍攝的永利街，位於港島上環，羅啟銳和張婉婷找了很久，才找到這條香港僅存的六十年代風味小街。可惜的是，這條街也即將要清拆。日前，永利街重建方案諮詢期已經結束，根據政府規劃，只會保留街上十號至十二號三幢唐樓。為此，羅啟銳和張婉婷在柏林領獎回到香港後，馬上呼籲政府保留永利街，他們說假如沒有永利街這個實景，會考慮到馬來西亞或廣州取景，但每想起要到外地拍攝這個本土故事，便感到很諷刺和荒謬。永利街快將重建，她希望香港政府能保留這條街，別讓它的風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