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說的奴隸。黑孩子。

K,
　　馬先生今日寫了一段感人的文字。他寫道﹕
　　“這次帶的又是莫言的小說集，讀了《初戀》，讀了《神嫖》，不可置信地淡中有味，尤其那篇訪日的演講辭，簡直像一段人間傳奇。怎麼搞的，到底為什麼有些人的文字敏感度高到這地步，輕輕一揮，寫出生命裏那無法表述的現實與想像，似替生命打開一扇逃逸的窗口。　　
　　向小說家致敬。他們創造了小說的生命，亦創造了小說讀者的第二生命。”
* * *
　　“屋內走廊盡頭有一尊站立的金佛，低眉，閉目，滿臉慈悲。白天看去沒啥感覺，夜裏坐在沙發上聽音樂，隔遠望去，竟覺屋子裏有了生機，他在陪伴，也在開示，只在於你有沒有注意聆聽。
　　過去廿年來了曼谷超過百次了。因採訪關係，曾在此斷斷續續住了兩年，但從未對一尊佛像有過認真的感動。直到今夜。而竟不在廟裏寺裏，而在臨時的旅途上的家中。
　　釋迦牟尼請告訴我，這有什麼啟示？”

　　讀後覺得﹐馬先生快要進入小說創作狀態了﹐因為他在聆聽﹐在內心尋求啟示。快了……


我變成了小說的奴隸--莫言在日本京都大學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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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0年3月2日 10:01 檢察日報
　　我開始文學創作的最初動機非常簡單：就是想賺一點稿費買一雙閃閃發亮的皮鞋滿足一下虛榮心。
　　一個作家一輩子其實只能幹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編者按：這是供職于本報的著名作家莫言在訪日期間於1999年10月24日在京都大學的講演稿，專家認為這份講演稿將成為解讀莫言文學的重要文獻。
　　我能夠在這裏對你們講演，是因為我寫過一些小說，是因為日本的漢學家吉田富夫、藤井省三和其他的幾位先生把我的一些小說翻譯成了日文。我的小說能被先生們的慧眼看中是我的幸運；我能夠踏上日本美麗的國土對你們講演是我的榮耀；而今天的幸運和榮耀，是我二十年前開始寫作時做夢也想像不到的。
　　二十年前，當我拿起筆創作第一篇小說時，並沒想到這項工作會改變我的命運，更沒想到我的作品會部分地改變中國當代文學的面貌。那時我是一個剛從我的故鄉高密東北鄉的高粱地裏鑽出來的農民，用中國的城裏人嘲笑鄉下人的說法是“腦袋上頂著高粱花子”。我開始文學創作的最初動機非常簡單：就是想賺一點稿費買一雙閃閃發亮的皮鞋滿足一下虛榮心。當然，在我買上了皮鞋之後，我的野心開始隨之膨脹了。那時的我又想買一隻上海造的手錶，戴在手腕上，回鄉去向我的鄉親們炫耀。那時我還在一個軍營裏站崗，在那些漫漫長夜裏，我沉浸在想像的甜蜜當中。我想像著穿著皮鞋戴著手錶在故鄉的大街上走來走去的情景，我想像著村子裏的姑娘們投到我身上的充滿愛意的目光。我經常被自己的想像激動得熱淚盈眶，以至於忘了換崗的時間。但可悲的是，最終我也沒能用稿費換來手錶，當我穿著皮鞋戴著手錶在大街上走來走去時，也沒有一個姑娘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只是一些老太太用鄙夷的目光打量著我。
　　在我剛開始創作時，中國的當代文學正處在所謂的“傷痕文學”後期，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控訴“文化大革命”的罪惡。這時的中國文學，還負載著很多政治任務，並沒有取得獨立的品格。我摹仿著當時流行的作品，寫了一些今天看起來應該燒掉的作品。我的覺悟得之於閱讀：那是十五年前冬天裏的一個深夜，當我從川端康成的《雪國》裏讀到“一隻黑色而狂逞的秋田狗蹲在那裏的一塊踏石上，久久地舔著熱水”這樣一個句子時，一幅生動的畫面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儀已久的姑娘撫摸了一下似的，激動無比。我明白了什麼是小說，我知道了我應該寫什麼，也知道了應該怎樣寫。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為寫什麼和怎樣寫發愁，既找不到適合自己的故事，更發不出自己的聲音。川端康成小說中的這樣一句話，如同暗夜中的燈塔，照亮了我前進的道路。
　　當時我已經顧不上把《雪國》讀完，放下他的書，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筆，寫出了這樣的句子：“高密東北鄉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綿延數代之後，很難再見一匹純種。”這是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也是在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關於“純種”的概念。這篇小說就是後來贏得過臺灣聯合文學獎並被翻譯成多種外文的《白狗與秋千架》。從此之後，我高高地舉起了“高密東北鄉”這面大旗，就像一個草莽英雄一樣，開始了招兵買馬、創建王國的工作。當然，這是一個文學的王國，而我就是這個王國的國王。在這個文學的王國裏，我發號施令，頤指氣使，手裏掌握著生殺大權，飽嘗了君臨天下的幸福。
　　在舉起“高密東北鄉”這杆大旗之前，或者說在讀到川端康成先生的舔著熱水的秋田狗之前，我一直找不到創作的素材。我遵循著教科書裏的教導，到農村、工廠裏去體驗生活，但歸來後還是感到沒有什麼東西好寫。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喚醒了我：原來狗也可以進入文學，原來熱水也可以進入文學！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小說素材而發愁了。從此以後，當我寫著一篇小說的時候，新的小說就像急著回家產卵的母雞一樣，在我的身後咕咕亂叫。過去是我寫小說，現在是小說寫我，我成了小說的奴隸。
　　當然，每一個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要想寫出完全與政治無關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總是千方百計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廣泛和普遍的意義，總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好的作家雖然寫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鄉那塊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塊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於他動筆之前就意識到了那塊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那塊巴掌大的地方上發生的事情是世界歷史的一個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人類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這是美國作家福克納給我的啟示，也是日本作家水上勉、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給我的啟示。當然，沒有他們，我也會這樣寫；沒有他們，我也會走上這條道路；但他們的創作實踐為我提供了有用的經驗，使我少走了許多彎路。
　　1985年，我寫出了《透明的紅蘿蔔》、《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說，在文壇上獲得了廣泛的名聲。1986 年，我寫出了《紅高粱家族》，確立了在文壇的地位。1987年，我寫了《歡樂》和《紅蝗》，這兩部中篇小說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連許多一直吹捧我的評論家也不喜歡我了，我知道他們被我嚇壞了。接下來的兩年內，我創作了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和《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據一個真實的事件而寫，那裏的貪官污吏揚言要打斷我的腿。《十三步》是一部複雜的作品，去年我在法國巴黎的一所大學演講，一個法國讀者對我說，她用了五種顏色的筆記做著記號，才把這本書讀懂。我告訴她，如果讓我重讀《十三步》，需要用六種顏色的筆做記號。1989年，我寫了已被藤井省三先生翻譯成日語的《酒國》，這部長篇，在中國幾乎無人知道，但我認為它是我迄今為止最完美的長篇，我為它感到驕傲。接下來的幾年裏，我寫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在創作這些中短篇小說時，我的心一直不得安寧，因為有一個巨大的題材在召喚著我，這個題材，就是被吉田富夫教授翻譯成日文的《豐乳肥臀》，這部書給我帶來了很多麻煩，當然也給我帶來了新的聲譽。如果把《酒國》和《豐乳肥臀》進行比較，那麼《酒國》是我的美麗刁蠻的情人，而《豐乳肥臀》則是我的寬厚沉穩的祖母。
　　我曾經被中國的文學評論家貼上許多的文學標籤，他們時而說我是“新感覺派”，時而說我是“尋根派”，時而又把我劃到“先鋒派”的陣營裏。對此我既不反對也不贊同。好的作家，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創作，他甚至不去關心讀者對自己作品的看法。他關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因為這是他創造的比他自己更為重要的生命，與他血肉相連。一個作家一輩子其實只能幹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一個作家一輩子可能寫出幾十本書，可能塑造出幾百個人物，但幾十本書只不過是一本書的種種翻版，幾百個人物只不過是一個人物的種種化身。這幾十本書合成的一本書就是作家的自傳，這幾百個人物合成的一個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如果硬要我從自己的書裏抽出一個這樣的人物，那麼，這個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紅蘿蔔》裏寫的那個沒有姓名的黑孩子。這個黑孩子雖然具有說話的能力，但他很少說話，他感到說話對他是一種沉重的負擔。這個黑孩子能夠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難，他在滴水成冰的嚴寒天氣裏，只穿一條短褲，光著背，赤著雙腳；他能夠將燒紅的鋼鐵攥在手裏；他能夠對自己身上的傷口熟視無睹。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奇異而美麗的事物；他能夠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譬如他能聽到頭發落到地上發出的聲音；他能嗅到別人嗅不到的氣味，當然，他也像《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一樣迷戀著女人的乳房 ……正因為他具有了這些非同尋常之處，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來顯得既奇特又新鮮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開拓了人類的視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體驗豐富了人類的體驗，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技如此發達、複製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這種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學存在著、並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　　
黑孩子是一個精靈，他與我一起成長，並伴隨著我走遍天下，他是我的保護神。現在，他就站在我的身後，如男士們看不到他，女士們一定看到了，因為無論多麼奇特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