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龍應台之眼目送時間
文章日期：2008年7月3日
【明報專訊】《目送》，是時間之書，光陰的長流裏，龍應台送走了父親的生命、母親的青春、送走了兒子稚齡時期的親暱與依賴──此書之後，龍教授透露，再出一部大時代的專著，「便辭寫作的職」，潛心探索生命的意義。
而以她的攝影之眼，擷取生活的吉光片羽、述說生命的感悟，《目送》也許便是她未來叩問人生的計劃之草稿。書是生死時空的私密體會，雖將不作發布會、不公開朗誦、不與文友讀者來談論，可只要是源於龍應台的，她還是願意與讀者分享，因這裏邊有關於人生的宇宙性思索。
編按：龍應台新書《目送》，細探時間，細味人生，工筆素描，光影流金，定格了每寸每分的歲月與省思。
新書將於本月十日出版並可於書店買得，在新著問世以前，龍教授接受世紀版專訪，暢談書頁背後的創作心情。
在香港大學，龍正研究關於1949年以來香港跟台灣文學與社會大時代的共震。以後大概一年裏，研究成書後，她的心願就是遁走離開就公共事務慷慨發言指點江山的前台角色，回到沙灣徑宿舍那陽台。
訪問當中，白衣白裙的龍應台，蜷縮了腿坐在沙發上，這時，她是素顏恬淡的沉思者，而不是足以野火燎原的批判家。
由燎原批判轉向冷靜感情書寫
這是因為，56歲的她，經歷了父親的去世、怔怔看心目中能幹活潑的母親衰退至親人也認不得，龍應台赫然發現，時間摧折的威力，促使她面對和思索生命流逝的現象，那即跟權威對抗、跟惡俗周旋的社會性事務，有本質上的矛盾了。
近一年，龍應台對香港社會猛炮十足的評論已經熄火，這不單是因為她的關注漸從公向私領域的轉移，也是因為，前書《香港筆記》裏她評議過的許多香港政策流弊，都是核心的問題，一直不得解決，也可算是舊調重彈而已。
而書寫本身，於己，是自我探索；於讀者，亦有啟發——假如將作為喜悅筆記的《孩子，你慢慢來》、作為母親與成長中的青少年相處學習筆記《親愛的安德烈》，與作為人生筆記的《目送》對讀，那即便是滿懷溫情的私己體會，亦叫讀者讀出自身的處境。
《目送》書中大部分文章，來自〈世紀版〉過去一年每周刊登的「你來看此花時」專欄。如今回看，五十多期的一千四百字專欄，龍教授笑說那是黑色星期五，有時捕捉靈感、醞釀情緒，是一整星期的折磨。與下筆就預期萬箭穿心的壯懷激烈時評相比，這訴予感性的省思文章，其難在於情感釋放多少的拿捏：像至親之死，澎湃的感情過多放到紙上，則為濫情；太少了，又無法表達感情。
而藝術斟酌的過程後，讀者看到的是清醒的情感的流露。龍應台以沙特與西蒙波娃的對話，來演繹她筆鋒是如何來調適的：泰晤士河旁，這對戀人依傍觀看壯美的河岸景色。波娃在激動不已之際，發現沙特冷靜不為所動，與他辯論起強烈撼人的美之下，理性是否還可自持？沙特冷冷的不屑，曰：倘若事物的觸動只停留在情緒的層次，那作品永遠不至於藝術的境界。
由是，那常人恐怕無法處理的父親的去世，在她筆下，是細緻的時間流過的紀錄：在送別的一刻，遺體覆蓋黃緞巾，在佛門師傅們誦經聲中，血水慢慢滲出，印出深色斑紋——因為時間的洗，多少人情世事經歷變化？譬如，十七歲的孩子告訴母親關於愛情現實和浪漫的想像，叫龍應台體會他的成長；譬如，薄扶林村從香港開埠原住民的傳說至鐵皮屋裏健忘老太太的現實，成為歷史構成的過程；譬如，六十年代的女明星帶作家去跳舞，她那經歷歲月的容顏體態，在作家藝術轉化後，是讓人辨認不出原型的寫實形象。那種字斟句酌的謹慎，甚至在專欄文章輯成書後，再由作家來通盤的修訂，即使簡單如詞語「月光瀉地」，也不許它出現兩次。
這些溫情文字的冷靜描述，還第一次，配上了龍應台親自拍攝的照片。
香港是「開麥拉臉龐」
她原來去旅行，一不買紀念品助長無用的消費、二不拍照作無意義又欠整理的掠影。「但當我來到香港，卻發現此城處處都是Photogenic（合於進入鏡頭）的場景。」碰巧蒙民偉送她一部數碼傻瓜照相機，她便每周至少三小時，帶照相機，到老街、到郊外拍照，甚至已養成相機隨身的習慣。一個照相器材品牌後來得知她的創作，還專程送上性能良好的單鏡反光相機，「可是我以為它不夠傻瓜，都不懂得用，還是用上小小的相機就好。」龍應台輕鬆如同小女孩的笑起來，半自嘲地說自己太不上進了。
她還搬出設計師劉小康的鼓勵：劉說，龍應台的圖文相配，主要的是要從看龍應台的眼睛，看出世界的種種，「透過相機去看這城市，拍攝者就和城市之間建立起特別的關係」——從前對於攝影無特殊愛好，只在台北市政府工作時曾經試圖把一所老房子改作攝影博物館，想不到，在香港卻自己也當成拍攝者了，甚至冒被深水街頭老婆婆的破口大罵，她也不以為忤，還覺得罵聲鏗鏘有力。「如今我遇上一位初相識的朋友，倘若覺得挺喜歡他／她，也會要求來一張合照——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再見面的機會呢？」時光流去將帶走什麼東西，龍應台總是惴惴於心的。
軟文字也可作三地面貌的鏡子
攝影把瞬息凝住，文字則在相片背後發揮無疆的想像：《目送》的圖文之間，關係是有機而非看圖說故事，所以，具象的圖片裏，配文或在言說生命中虛無信念的執著與放棄，或者那種易於消逝或轉變的抓不牢的感情。譬如，在中國內地流傳得最廣的一篇文章《（不）相信》，寫的是作家從年輕而中年，對愛國、理想、正義由沉迷而醒悟的過程；至於在台灣迴響最大的，則是寫跟父親和兒子愈走愈遠的一次又一次無奈分別的《目送》。讀者閱讀熱情的回饋，其實或可以看出大陸和台灣社會文化的歷史演變和差異：內地近五十到二十年間，從文化革命到經濟改革，民間以到政府經過集體信仰的翻天覆地的大變異，《（不）相信》中有看破和堅持的思想，正好對應內地民眾的集體情緒；而台灣早年已經過沸騰的政治熱情的洗禮，群眾正好要抽身而出，回歸尋求在家庭核心價值的親人間的相濡以沫。
而在文化總是撩撥不起火花的香港呢？龍應台寫過不少猛烈批判香港文化的文章，卻沒有感受到許多的不受歡迎之感，她視此為香港人的開闊，而且，「走在街上，我不太可能讓人認出來，所以有很大的快樂和輕鬆。所以我堅決不上電視，否則就會失去自由的空間了。」
Xtra．Info
龍應台教授接受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邀請，將於8月1日抵達三藩市，停留3周。此行主要目的在為她的下一本著作，《我們的一九四九》，蒐集資料。她將細看胡佛研究所7月公開之蔣介石1949年日記，同時希望探訪住在灣區與「1949大歷史」有關的耆老，也歡迎讀者提供個人家族的1949資料，譬如日記、書信、照片或影像。信件可傳：viviwaysung@gmail.com
[文／鄭依依 攝／秦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