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德析詩筆下的港督

K,
陈SiR之文颇有些旧日遗老遗少的味道。这也是世代更迭，文人必然的心态吧。
明末有复社，后殖民之港，是否也会出现“乜君子”？
历史总是周而复始的，言者，活在当下，未必不是活在史间。
可惜，小女子没有福份记录这段“正在进行史”，唯有保持着“粉丝看客”的兴趣了。这也算是小女子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
詩筆下的港督
文章日期：2008年6月30日

【明報專訊】詩人鷗外鷗曾在一首寫於1939年的詩中描述過港督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1860-1922）的銅像，但該銅像的位置和形狀一直是個謎，為此我曾翻查多種香港歷史圖冊而未有發現，終於在2007年出版的朱維德《香港舊景掌故新談》得知線索，再從香港政府檔案圖片得見一九二○年代豎立於皇后像廣場的多尊銅像，其中一尊就是當年詩人所見實物，以照片所見比對詩中描述，更見其對殖民象徵物的反諷指向。

一九二○年代的皇后像廣場原名中央廣場，亦有皇室廣場之稱，除了維多利亞女皇銅像以外，也豎立了多位英國皇室成員銅像，而較少人提到的是，港督梅含理逝世後，除了有紀念他的山頂梅道（May Road），也有銅像豎立廣場。鷗外鷗在〈和平的礎石〉一詩仔細描述梅含理銅像，特別強調其以手托腮的姿勢及銅像間的苔蘚；與豎立銅像的原意相反，該詩的描述非為紀念，反而結合當時維港的軍事佈防形勢，針對殖民地政府面對戰爭的無力，作出一點批評。

鷗外鷗少年時代居於香港跑馬地，二十年代中期離港赴廣州讀書，廣州淪陷之後再來港，曾任教於中學，三九年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的成立大會，同年發表一系列題為「香港的照相冊」的詩作，除了詩的想像和理念，也記錄了不少已消逝的都市景觀，如〈禮拜日〉寫位於灣仔電車路交界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和平的礎石〉中的港督銅像和維港的軍事佈防等。

日軍在一九四一年底攻佔香港後，把廣場所有銅像運返日本，部分熔掉「循環再造」為軍用物資，戰後交還倖存的維多利亞女皇及昃臣等幾尊銅像，但其他皇室成員銅像及梅含理銅像相信已遭不測。實物雖然無法目睹，據政府檔案圖片，銅像坐在椅上、左手肘靠扶手、拳半握微托腮的姿勢，正與鷗外鷗〈和平的礎石〉一詩的描述合，該詩把握住銅像若有所思的神態，再寫維港海面的戰艦和潛艇，因應戰前局勢，作出帶點挖苦式的想像。

從此以手支住了腮了。

香港總督的一人。

思慮什麼呢？

憂愁什麼的樣子。

向住了遠方

不敢說出他的名字，

金屬了的總督。

是否懷疑巍巍高聳在亞洲風雲下的

休戰紀念坊呢。

奠和平的礎石於此地嗎？

那樣想而不瞑目的總督，

日夕踞坐在花崗石上永久地支腮

腮與指之間

生上了銅綠的苔蘚了──

在他的面前的港內，

下碇大不列顛的鷹號母艦和潛艇母艦美德威號

生了根的樹一樣的。

肺病的海空上

夜夜交錯探照燈的Ｘ光

縱橫假想敵的飛行機

——鷗外鷗〈和平的礎石〉（節錄）

鷗外鷗：托腮銅像的精準暗喻

詩中的梅軒利銅像滿是憂慮，面臨維多利亞港上巡邏的英國軍艦和潛艇，夜間且不斷有探射燈偵察敵機，卻未感安全。該詩發表於一九三九年香港的《大地畫報》，其時抗戰爆發已兩年，廣州亦於三八年失守，港府雖作出起碼的防禦，卻由於英國本土忙於抵抗德軍的閃電戰和空襲，無暇兼顧香港。詩人以銅像托腮的姿勢為一種憂慮，本身是一種創造性的理解，卻由於時局因素而更精確地描繪出真像。「支腮」和生上苔蘚有停頓的意味，再以「金屬了的他」和「金屬了的手」作出強化，緊接是「生了根的樹一樣」的軍艦，更以肺病來形容「夜夜交錯探射燈的Ｘ光」，這一靜一動的停頓意象進一步指向政治上的無力與徒勞，以結合了現實觀察的敏銳想像，洞悉了一個政府以至整個政治集團，在表面上「探照燈的Ｘ光」、「縱橫假想敵的飛行機」等行動以外，實際上對戰爭的局面感到無奈。

銅像本象徵殖民地統治的威嚴，但在這詩當中，因戰爭的威脅，這殖民地統治形象顯得膽怯而憂慮，該詩固然沒有歌頌殖民地，亦沒有明顯的批判，但在字裏行間暗示在日軍的陰影下，殖民地政府虛有其表的統治和防衛上的無力。詩中的「休戰紀念坊」即今日的和平紀念碑，原為紀念一次大戰結束，在詩中反而對應一場即將開展的戰事及其恐懼，故這首詩題為〈和平的礎石〉並非正面讚頌，而是一種反諷。

朱自清也注意到這首語言獨特的詩，他在一九四三年的〈朗讀與詩〉一文中，特別指出「金屬了的總督」和「金屬了的手」那名詞轉動詞的用法，他說：「這二語跟第六七行原都是描述事實，但是全詩將那僵冷的銅像灌上活潑的情思，前二語便見得如何動不了，動不了手，第三語也便見得如何『永久的支腮』在『懷疑』。這就都帶上了隱喻的意味。」朱自清討論的要點在於語文和朗誦上的問題，故沒有進一步分析最後提到的「隱喻」。倘結合對香港歷史的了解，那「隱喻」實指向對殖民地的不信任，洞悉表面威嚴的殖民地符號，內裏的空洞和虛怯。

也斯：以相近形式和金文泰對話

另一首有關港督的新詩，我想起寫於另一段時代轉折當中，也斯的〈悼逝去的——和金文泰香港詩〉，本是回應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寫於一九二五年的英文詩Hong Kong-1925，其時金文泰正式接任為第十七任港督，亦正是梅含理銅像豎立於皇后像廣場的時代，金文泰以詩歌細寫港島夜景並讚歎其美，而更內在的是其自信及延續統治的決心。原詩三節，每節六行，每節首二句連續押韻，次四句穿梭押韻；也斯以步和詩韻的方式，寫了一首形式相近的詩與金文泰對話，亦藉以回應九七回歸。〈悼逝去的〉在形式上步和金文泰原詩，卻沒有承襲原詩對香港的讚美，而對金文泰的自信及其所象徵的殖民統治，在一九九七年的歷史轉折時刻當中，提出帶一點幽默的詰問，但沒有太多否定，一方面出於對金文泰在香港的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另方面也由於其所指向的殖民符號，在往後近七十年間已不斷變化增生。

並觀這兩首寫港督的詩，其實都是以港督作為一種殖民符號，詩的意義在於拒絕照搬符號本身意涵，作出更多近於反向的轉喻。相對於鷗外鷗的諷刺批評，〈悼逝去的〉代之以靜默，對殖民歷史、概念和符號的延續，帶一點猶豫不定的思考，正由於殖民符號的不斷變化增生，符號本身也更趨複雜。二詩或可作為一種例子或角度去思考，香港文學對殖民經驗的書寫，許多時候也是一種符號的轉喻，殖民經驗不完全外置，反而有部分可以內化為個人經驗，文藝以其洞察力於此正呈現出，符號作為兩種經驗的連接物，往往比真實更複雜。

[文／陳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