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理浩。香港。四十年后。

七一話題﹕四十年後（註一）
麥理浩悉先機
文章日期：2007年7月1日
廣 告
【明報專訊】回歸十年，很多回顧，也很多展望。大概需要回應回歸十年這個主題，回顧與展望均以十年為單位，大談十年之前與十年之後，反而少有人提問：四十年後將會怎樣？又或者應該這樣說，我們期望四十年後香港與內地以怎樣的關係共處？我們期望兩制在怎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之下和以什麼方式消失？
（一）如果兩制消失
一國兩制其實是一套過渡方案。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央與香港均視它為一種妥協、權宜的安排，主要考慮點有二：一是保持香港經濟繁榮，令它繼續為內地發展作出貢獻之餘，又可穩住局面，維持社會穩定；二是維持港人信心，將因收回主權而產生的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當然，隨香港與內地關係轉變（最明顯的是內地經濟不再單向依賴香港），妥協的意思亦有所變化，至少本來是港人提出一些要求，作為接受回歸的條件（例如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而由北京釋出善意，保證在一國之內可以存在兩種制度，但回歸以來則慢慢變為由香港作出調節，去適應正快速發展與轉變——同時充滿商機——的內地。
現實是，香港人在過去十年減少了講期望。既然回歸已成現實，那還有什麼期望可言。在很多香港人心目中，未來的日子只不過是香港與內地循序漸進的走向融合的一個過程。剩下來仍有討論餘地的，只不過是未來香港的經濟角色而已。較大膽者或者會表示香港不應該甘心為中國的另一個城市。但對於最終目的地——心目中日後中國和香港社會發展狀——的想像，卻總是壓抑下來，不想多談。這種心理狀態（其實是一種對未來的恐懼）並不是隨意以香港人素來不喜歡想得太長遠（三、五年已經太久，何四十年呢）而可以解釋過去。對於香港的未來，香港人一直迴避：上世紀八十年代如此，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其實仍未改變。
假如四十年後兩地融合，兩制消失，那麼內地需要發生一些什麼重大變化（香港人心底裏都明白，這並非單指經濟發展或生活水平），到時才可以令香港人人心所向，完全放下用以「自衛」的另一制度，投入內地社會呢？又或者這樣說，需要內地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不同方面出現怎樣的轉變，香港那一制才會失去（至少在香港人心目中）它的優越性呢？如果香港真的有其優越之處（是優越性而不是優勢，前者有好壞、高低之分，而優勢則只是相對的競爭條件，因應目標、手段而異），那在兩地融合，兩制消失的過程之中，它有什麼角色？起什麼作用？兩地融合涉及制度上的接合，而這絕不是一般公關用語「多交流、多溝通、多了解」所能促成。歸根究柢，兩制在消失之前存在前提、條件。
（二）麥理浩的「機密文件」
近期一直在翻一些有關麥理浩任港督時期的文件，嘗試了解那所謂「黃金時代」的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本來（至少表面上）麥理浩遞交倫敦的周年報告和外交通訊跟香港回歸沒有什麼直接關係，但細讀這些曾經歸類為機密的文件，發覺我們能夠從歷史——當然包括了殖民歷史中可以學習的，還有更多可發掘。
麥理浩乃外交官出身，因此似乎較為懂得處理與倫敦的關係。他除了每年提交周年報告之外，還主動撰寫外交通訊，反映對形勢的分析和提出一些看法與立場。舉一個例，他提交1972年周年報告之後，於1973年10月再遞上一份以「誰從香港得到好處？」為題的外交通訊，從中、英、港三方的利益來看香港的現狀。接在1974年5月一口氣發出了三份外交通訊，分析了管治香港的目標、香港的社會及經濟狀，以及憲制發展的問題。在這些與倫敦的通訊中，我們能讀到麥理浩的治港理念。
其實早於1973年1月所正式提交的1972年周年報告，麥理浩已意識到香港政治處境的特殊性，以及要為日後處理香港前途的問題早作準備：「有一點關於未來是可以肯定的。或遲或早，我們必須跟中國人民政府討論到1997年租約期滿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對日後兩位舉足輕重，指揮目前這個奇特的政體的人物離去後，中國將會發生什麼轉變一無所知——在未來十年他們難免要離開了。……大概不太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以至日後的談判會變得比目前的狀更為困難。無論如何，現時的領導曾聲言他們願意接受現狀，因此要談判的問題仍未提出來。所以，能將這討論延後得愈遲愈好。到這個日子來臨的時候，後果相信主要是由一些香港無法控制的考慮所決定。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妥當（to put its house in order）；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至於最後這能否左右結局的發展，則無人能預知。但我相信，這樣的政策最能照顧居民在長期及短期的利益，同時亦假設是最為英國政府所接受的安排。我認為我們有時間達至這較理想的境，但只是僅僅有足夠時間而已。因此，它（指港英政府）一定是一個步伐急趕的政府（a Government in a hurry）。」（FCO 40/440）（註二）
平衡利益塑造模範城市
麥理浩對香港政治現狀的分析，主要是建立在中、英、港三方的利益平衡之上。他特別強調香港能為中國所提供的經濟功能與利益，但又認為中方的考慮總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難以準確預測。他在〈管治香港的目標〉（1974年5月）（FCO 40/547）的外交通訊中指出：「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來將取決於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視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們如何計算利益上的取捨。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留意這平衡（即中方從目前的現狀中取得的好處大於政治上的損失）狀態。」
他又表示，當時中方基本上採取合作的態度（例如影響左派工會，令工業行動未至演變為衝殖民政府的抗爭），但同時又在社會上展開統戰的活動。他估計中方最想見到的，是令香港變為類似澳門的狀態，既可在現狀中取得商業和金融上的好處，又可透過當地的議會代表影響政府施政。但由於一般香港市民對廣東區內的狀有所了解，再加上毛澤東主義色彩突然而來的激進政治和香港本身的經濟成就，中方要在香港爭取支持，效果大打折扣。「所以中國人民政府對港政策的時間尺度是長期的，而目前他們的短期戰術並未能在社會上取得顯著進展。因此而衍生的問題是：究竟香港政府應如何利用這一段喘息的時間與空間呢？」 麥理浩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質素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平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a model city），以至在她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到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與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以及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相反，假如我們將香港搞得一塌糊塗，以至它變得貧困枯竭到中國無法在它身上取得好處的程度，而它的國際地位亦相應低落，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中國不索性立即收回香港。所以，基於這些政治考慮，無論如何我亦相信我們的政府會認識到上述意見本身的意義，我們會選擇發展香港為一模範城市。但我們應該低調進行，少說話，不對中國作出表面的挑戰。」
多次強調97年後的香港
麥理浩繼續分析：「我認為我們亦應該開始工作。首先，實在有很多是需要做的。第二，要維持市民的興趣與忠誠，我們的工作進展須有目共睹。第三，因為我們並不知道目前跟中國的良好關係能維持多久，而現時某些民生生活的課題很容易會利用作政治目的。但另一要求我們發力推動轉變的有力理由是1997年租約期滿的影子將會在八十年代出現。這是盡力在這殖民地提高信心、賺錢機會，因而促進就業，改善生活水平的時間。這將是減少而不是增加徵稅或收費的時候。在下一個十年的時間內，只要符合經濟繼續擴展和吸引外資的要求，我們應該付出任何所需的代價，立即就面對和解決問題，希望到八十年代時可以輕鬆一點。至少，這是本人和眾顧問的理解。香港在八十、九十年代所面對的問題及其脆弱性將會相當嚴重，這顯然是因為事情將不受香港政府控制，除非那些存在已久的社會問題已經在七十年代解決，否則情只會變得更壞。」
基於上述考慮，麥理浩認為七十年代的重點社會工程在於完善房屋、教育、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四大方面的社會服務。「當這些工作完成後，香港再沒有什麼是任何一位歐洲的觀察員會覺得可恥，很多方面足以令亞洲人羨慕。各項計劃已引起公眾的注意，一般來說提高了他們對政府本身及政府對公眾福祉關心的信心。」
當然，麥理浩也考慮到英國的立場：「假如香港以類似強逼收回的方式重歸中國版圖，這對此地的四百萬人口和相關的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利益的衝擊，足以令英國政府要面對一些非常棘手的難題，要解決這些難題，難免會令英國政府有所損失、蒙羞、與中國進入緊張的關係。」
到了1976年2月至3月期間，回應倫敦的需要（當時工黨政府飽受英國及歐洲工會的壓力，香港的勞工狀成為了英國本土政治辯論的一個題目，也因此「突然」「特別」關注香港問題），麥理浩撰寫了兩份外交通訊：一份論香港前途，而另一份則分析邁向八十年代的香港內部社會政策。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進一步討論麥理浩的想法。在此只想補充一點：在〈香港前途〉（FCO 40/713）一文，麥理浩一再強調「沒有什麼道理事情在未來大約十年內不應繼續如此。但到1985年左右則必須跟中國達成某種——明確的或含蓄的——有關新界租約在1997年期滿後香港將有何轉變的理解。否則，這個殖民地將會由於缺乏對未來的保證，以至投資和就業衰退，開始褪色。」
（三）回歸十年，有話好說，之後……
我無意將麥理浩神化。事實上，他似乎善於提升分析問題的層次，多於具體完善各種針對問題的安排。「十年建屋計劃」無疾而終此其一，互助委員會並沒有如他預期般成為開放政治參與、吸納政治人才、鞏固日後放權的渠道等等有效政治系統為其二。憲制發展方面，結果他似乎愈來愈保守、審慎，將曾經想過的改革需要，束之高閣。至於他努力爭取市民的信心與信任，也並非全因港英政府施政的結果。但有趣的是，他將各個問題套入一個如何面對中、英、港不同利益情下管治香港的大框架之內。
他撰寫的文件有值得參考的地方嗎？麥理浩似乎完全掌握到香港社會步往八、九十年代面對前途問題的部署。而他深明爭取民眾支持之重要及相關的策略。
四十年後香港社會將要面對一個什麼樣的處境？北京會為到兩制消失而為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而做好準備嗎？放下民族大義，也不會將事情道德化，北京有什麼方法去說服香港人呢？
朋友提醒我：回歸十年，有話好說。到回歸二十、三十年的時候，沒有人會再有興趣討論這個題目了。
註（一）有關麥理浩的文件，有多個題目值得討論。本文為正在進行的寫作計劃的一部分。
註（二） 這一段文字在後來付印的周年報告有所修改，現選譯的是最後修改前的版本。
文﹕呂大樂
編輯：梁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