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口粉絲：柴子文寫龍應臺《目送》

亞洲週刊
P48 | 書與人 | By 柴子文 200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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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野火集》、《親愛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來》和《目送》等書作者龍應台
龍應台的新書《目送》，跟過去壯懷激烈的野火式風格不太一樣，更多是對生命和人生的省思。即使是寫家國大事、天下興亡的文章，龍應台的事方法中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那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

去年十二月，龍應台與兒子的通信結集成《親愛的安德烈》一書出版後，不到兩個月已在台灣印行十萬冊，香港版也列暢銷書排行榜近半年之久。七月初，她寫了一年的專欄散文，結集成新書《目送》，書中多篇文章發表時即已在網上廣為流傳。

新書出版後，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接受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邀請，將於八月抵達舊金山，為她的下一本書《我們的一九四九》蒐集資料。她將細看胡佛研究所今年七月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記。以下是訪談摘要：

《目送》中的散文，跟一般讀者心目中野火式的龍應台風格不太一樣，少了直接了當的批判，更多是對生命和人生的反省、思索。你怎麼看這種轉換？

可能有兩個角度去看。一般人會以為這個作者變了，她以前是寫刀光劍影的大塊文章，現在人生走到了這個階段，所以文章整個地沉潛下來，這種看法當然沒有錯。可問題是，我下個禮拜說不定又寫一篇刀光劍影的文章。所以，這不是一個從A到B的過程，而是平行的兩條溪流同時存在，因為我在寫《野火集》的同時，也在寫《孩子你慢慢來》。

可是另外一個層面，這樣性質的潺潺小溪，大概在我年輕十歲時也寫不出來。相較於前面的《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烈》，《目送》完全是「暗夜行山路」的文章，完全是私己的。所以這次與以往不同，沒有新書發表會；香港書展，我壓根兒不出現，因為你很難把私己的感受公開去跟人討論。就讓這本書自己「走」。

書中那篇《（不）相信》在中國大陸發表後，很長一段時間排在《南方週末》網站點擊率排行榜第一名。你覺得為什麼它在中國大陸會有這麼大的反響？

這本書太有趣了。應該說中國大陸以外，所有文章裏，流傳最廣的是《目送》，尤其在台灣。那是人生的一個階段，捨不得放手、不得不放手的一種悵惘。有人稱它是二十一世紀的《背影》（朱自清）。但是，我也發現在中國大陸流傳最廣的卻是《（不）相信》這一篇，這裏頭透露出太多訊息了。中國大陸的讀者從相信到不相信、到不相信之後又覺得人不能長久地在不相信的狀況之下往前走、繼續活，因此在懷疑、失落之中，試圖去尋找可以相信的東西。這個相信、不相信以及尋找相信可能就是中國大陸過去六十年的發展過程。
可不可以說，《（不）相信》寫你自己走過來的過程，也是台灣社會發展的歷程。而大陸現在還處在同樣的過程裏，所以那裏的讀者感受特別深？

是的，這是我自己走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真的是非常不簡單。它從早期的相信，到後來的不相信，不相信之後並不會簡單地走到最後又相信。

因為不相信之後層次更複雜，包括台灣後來國民黨被拉下來，這個巨人倒下之後出現了民進黨，然後民進黨也讓你大失所望，現在國民黨再回頭。從相信到不相信之後再尋找相信的過程，是一個不得不抽絲剝繭、必須非常冷靜、沉潛的階段。所以，我自己的經歷和台灣的整體過程是走了一條漫長的路，現在處於不相信之後要重新找相信，但是對你看到的相信又相當地懷疑。

可是，因為台灣人沒有經過大陸那種暴烈的政治過程，所以還能以比較平和、溫柔的心態去找、去思考這個問題。而大陸讀者的過程，我覺得他是在一個相信之後全盤地不相信，但在一部分人全盤不相信的同時，有一部分人還是擁抱著過去的相信——它處在一個比較劇烈的撕裂狀態。從相信到不相信，台灣漸漸有一個整體的共識，中國大陸還在撕裂狀態裏。

所以，在台灣，《目送》打到讀者的痛處，外在的相信、不相信，台灣人都走過一遍之後，現在對他最重要的反而是內心的世界，是人生本質的東西，也就是《目送》；而《（不）相信》打到大陸讀者的痛處，因為他正身在其中。兩邊讀者反應的對比太有趣了。

你在書中提到，你突然發現，身邊很多和你同齡台灣知識分子朋友，其實已經很早就開始看佛經。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在台北，我身邊很多文人、作家、學者朋友們，雖然不說但都在讀佛學的書，甚至很多在家裏會做密宗或藏傳的各種佛教儀式。你可以說這是大陸佛學四九年後的海外薪傳，因為大師都走了嘛。但更重要的是，在台灣雖然有政治上的戒嚴，但在宗教這條路上，不管是佛道混合的民間信仰，或是層次比較高的大師所傳的佛學，一直都沒有斷過。當知識分子對工具理性的世界不滿足的時候，他回頭去找，很容易就會走到佛學。比較有趣的是，我發現，在尋找價值也就是從相信到不相信的尋找過程裏，大陸很多知識分子走向了基督教。這個透露了什麼呢，是很值得研究的。

這本書的整個第三部分是寫你父親生病的整個過程，父親的過世對你「暗夜行山路」的過程有什麼樣的影響？

非常大的影響。應該說父親在二零零四年過世之前，我還沒有經歷過至親的死亡。之所以沒有，其實也透露出我是在一個難民家庭中成長的，因為如果你不是難民，你就有大的家族系統：譬如說我的本省的朋友們，他們從小學開始就有祖母去世、祖父去世、叔叔去世，一路是與死亡相伴的、人生的自然過程。像我們這種難民家庭呢，就像是你從原來的社會網絡中被連根拔起，孤單地被丟到一個新的土地中。所以我這個難民的女兒，成長過程完全沒有社會網絡，有一點像是時代的孤兒，從小到大沒有見過死人，沒有爺爺奶奶，沒有舅舅舅媽，沒有叔叔伯伯，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一直到你五十歲了，「轟」一下第一次經驗死亡，是你最親最親的父親的死亡。所以這雖然是個人的事情，可是又跟時代是聯繫起來的。

父親的死，迫使我這個一向都在做外在思考（社會問題、人類社群問題）的人，去上「死亡」這一課。其實，死亡就是生命，因為死亡定義了生命。這開啟了一個很大的內在宇宙，我才赫然發現，相較於生死這個議題，大部分其他議題其實都是枝微末節。
你覺得宏大敘事的批判文章，跟內在省思的柔性散文，兩者結合到一個人身上，跟你女性作家的身份有關嗎？

有關係。即使是我最大塊的文章，屬於國家大事、天下興亡的那種文章，你也會看到我事的方法，最後它總有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人的最深的關切。對我而言，冬天晚上起來給孩子餵奶，或者和十八歲的孩子在陽台談話時的那種牽掛，跟壯懷激烈的對國家興亡的那種關切，出發點、根源完全是一致的，只是表達方式不同。如果是男性作家，他也許會有壯懷激烈的那一大塊，但對所謂人的感情可能不會有這種直截了當的連接，他可能更多會從抽象的理念、理想出發。這一點顯然跟男性作家不同。

為何用「目送」作書名？

我現在想，如果這本書要出大陸版的話，可能應該叫做《（不）相信》吧！（笑）之所以選擇《目送》，是因為第一，它對於台灣的讀者是流傳最廣的，很多人說，他的信箱裏收到別人傳來的這篇文章十次之類的。第二個原因，是這裏面大部分文章，不管是寫母親、寫兄弟、寫兒女，全部都是一種「目送」。

暗夜行山路，這本書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寫母親是你目送母親的即將離去；最後一輯寫父親，是父親已經走了；然後寫跟兩個孩子的關係，是看著他們永遠的背影對著你。選《目送》做書名是說，人生走到一個階段之後，是四顧蒼茫了，唯有目送。■

（龍應台向全球華人讀者徵求個人家族的一九四九資料，譬如日記、書信、照片或影像。信件可傳：viviwaysu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