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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是北島，小女子不敢出聲了。
在我們成長的年代，北島、舒婷、顧城，這些，這些，是偶像，如大石，矗立在道路的最前方。我們，只有期盼的份兒，期盼幾位朦朧詩人，再出新作，一本，又一本。或許，是文革毛指示星夜傳達留下的心理陰影，如果，沒有能第一時間讀到他們的新詩，如錯過偶像撒下的雨露，很難過的。
漸長，然后就是年過了四十。再讀，哎呀，他們不過是寫了你我的“天心”。讀懂了，人也已不詩意了。
不過，對那一班人，還是仰慕的。
記得0六年十一月八號，龍老師新書會第二天，小女子約了錢鋼老師、新新社長，以及專程來港的臺灣《天下》肖錦綿大姐，在UNCLE那兒喝酒。錢和章總是在說七十年代成長的故事，小女子聽急了：就欺負我晚生十年，沒有趕上你們那些自由自在、熱熱鬧鬧的“好時光”。這話兒，也和田惠總嘀咕過。
這回，讀北島，這感覺又撲面而來。不過，他和曹一凡不錯，周游世界愿意帶著樓里的女孩們，“洗衣煮飯”！！呵呵，昨兒對MAYBOY說，要是早十年，小女子肯定報名，報名，非纏著讓帶上不可：）
然后，兩人相視一笑：可不是，當年拐了個“女同學”，來海南“洗衣煮飯”！
一高興，趁著天轉晴，洗了好大一堆，把陽臺的竹竿們壓彎腰：）三不老胡同一號北島文章日期：2008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中國作家北島自一九八九年後在歐美「流放」多年，去年底，來了香港，定居香港，也在香港動筆撰寫他的文學自傳，細述平生，尋根溯源，娓娓憶述如何走上這條文學長路。
北島，一九四九年出生於北京，原名趙振開，中國詩人，為「朦朧詩」代表人物之一，亦寫小說、散文、評論，著有小說《波動》、詩集《在天涯》、散文《藍房子》、《青燈》、評論《時間的玫瑰》等，作品至今已有卅多種語言譯本，曾獲多項國際文學獎榮譽，包括摩洛哥阿格那國際詩歌節詩歌獎、古根海姆獎、瑞典筆會圖霍夫斯基獎，及德國讓內特‧斯考肯文學獎等，又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北島文學自傳第一章，七千五百字，今天起，於本版連載。
《一》
1957年一個冬天的早上，母親帶我穿過雪後泥濘的胡同，來到剛建成的紅磚樓房前。這土路丈餘寬，坑窪不平，一小窩棚橫在路中，冒出濃煙，帶一股烤白薯的糊味。當醫生的母親不斷提醒我：髒，走這邊。
那烤白薯的糊味，
讓我像狗一樣記住了新家：
三不老胡同1號。由此出發，我走了很多年，穿過童年的幻影穿過青春的迷惘穿過愛情穿過個人與歷史記憶……那個冬天的早上，我抬頭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戶陽台向上，直到屋檐後北京的天空。這裏原是鄭和的宅邸，雕欄玉砌今何在，唯有假山，如瞎眼證人。而這仿俄式建築，彷彿是鄭和經現代化改裝的大船，生火待發。
鄭和本姓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賜姓鄭，三保老爹胡同因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圇吞棗的北京話，外加噎人的西北風篡改成了諧音，倒也吉利。說起鄭和周游世界至今還是個謎，既不為了炫耀武力，又非貿易經商，動機何在？還有個尋找失蹤的建文帝的說法，就更離譜了。最近看到許倬雲先生的另一種解釋：為了防禦蒙古人，朱棣派鄭和通過親善外交，以水路包抄敵人後方。
調到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以前，父親在保險總公司工作，我們住阜外保險公司宿舍（如今二環路邊），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學正背《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搬家轉到弘善寺小學，接茬背，正好與時俱進：「五九六九河邊看柳，七九河開八九燕來」；待家安頓，春天也到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搬家對孩子來說，興奮多於戀舊。我們原來在一層，與另一家合住，共用廚房廁所；而新家在四層，獨門獨戶。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墻和假山，特別是陽台。從這兒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頂層層疊疊，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際；鴿群閃爍而過，哨音反襯出天空的寂寥；棗樹招來八面來風，青棗漸紅，讓路過的孩子不禁踮起腳。
我結識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層，正在我們下。一凡只比我大一個月，卻早熟得多：我還停留在小人書階段，人家早躲進被窩用手電筒讀《紅樓夢》了；他發育也早，比我高半頭，中學時就敢冒充另一同學的舅舅。我們在不同的小學就讀，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學。若無文化革命，他鐵定是我的入團介紹人。
《二》
搬家前不久，同公寓另一戶人家的男主人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個猜不出的燈謎。他身後留下寡婦，還有個小我幾歲的男孩，叫俞梅蓀。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誰能聽見？多年後得知俞梅蓀為民請命的故事，看來比他父親有出息。
誰承想鄭和這大船自重建之日起，就注定要穿過一場大風暴，搭船的人灰頭土臉，惶惶不可終日。可孩子們乘的是另一隻船，夢想之船，與現實世界基本無關。
那天晚上我已上，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煙在屋裏踱步，忽然衝出去，敲隔壁鄭叔叔的門。只聽見父親的嗓門愈來愈高，我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才歸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一連幾個晚上如此，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湊出意義：他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工作調令早幾個月，肯定犯錯誤在先，說不定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1958年那一年，我們大院可熱鬧了，每天都像過節。先是在大院辦起了食堂，我家保母錢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們兄妹仨跟入伙。在8號樓前的空場搭起小高爐，父親跟叔叔們從早忙到晚，煙熏火燎，鏡片閃閃。最後煉出一堆爐渣般的鐵疙瘩，敲鑼打鼓——讓我好生羨慕：人家大人就是比我們會玩。
要說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都瘋了，三天三夜，鼓號齊鳴，喊聲震天。我在陽台敲打空餅乾筒，胳膊痠疼，嗓子嘶啞。對孩子來說，這是最偉大的狂歡。多年後，我才從舊紀錄片上看到當年的戰果：麻雀紛紛墮地而死。據統計，僅在北京地區就殲滅了40多萬隻麻雀。
隨後流年不利，是先從陽台上那堆白薯變質開始的。我坐小板啃爛白薯，正趕上收音機不斷播放《春節序曲》。這樂曲在記憶中扎了根。再聽那曲子，我嘴裏就有股爛白薯味。
爛白薯味很快轉換成一個詞兒：浮腫。大人見面改了問候語，先問浮腫了沒有，再互比浮腫程度，按按，用硬幣按進小腿肚不掉者，即三級浮腫，好像是特殊榮譽。母親把口糧省給我們，達標三級，人嘖嘖稱奇。
最令人傷心的是，假山拆走了。只見太湖石被吊起，裝上卡車，一冒煙就消失了。那可是我們捉迷藏的好去處。這鄭和家的最後證人，據說成了軍事博物館（北京十大建築之一）的戰利品。推土機忙活了好幾天，夷為平地，再種上一排排小楊樹，生長速度驚人，沒幾年工夫即可與樓比肩。
我和一凡常出門遠足，用腳丈量北京。赤貧與行走相結合的好處是，讓想像無邊無際。他大講《80天環游地球》，我們堅信有一天會走遍世界。對，還要把樓裏幾個女孩子也帶上，洗衣做飯。
出德勝門到齊家豁子，眼前是大片菜地。此行是為了逮蛐蛐，但饑腸轆轆，比蛐蛐叫得還歡。於是鑽進菜地，剛摘了幾個青辣椒，就被鄉下孩子發現，石頭土塊飛瀉過來，我們抱頭鼠竄。
我跟弟弟在陽台養兔子。父親把舊木箱改成兔舍，分隔成上下層，有樓梯相連。兔子食量大，我們到處打草挖野菜，供不應求。一天下午，我和同伴翻遍全樓的垃圾箱，撿到146個白菜頭，平分後帶回家餵兔子。父母大喜，認為在食物鏈中人在先。清煮白菜頭蘸醬油，乃人間美味。
母兔生下5隻小兔崽。我們忍不住用手去摸，此後母兔拒絕餵奶。只好把它們放進墊好棉花的紙盒，用吸管餵牛奶。當夜一隻只死去。第二窩的小兔崽，尚未睜眼就出籠覓食，結果從圍堵陽台的磚頭之間鑽出去，摔死了。
有一天，父親要殺兔果腹，抗議無效，我和弟弟很難過，在外蹓躂了大半天，回家後宣布絕食。（四之一．明續）
[文／北島]
三不老胡同1號（II）
《三》
三不老胡同1號由兩棟樓組成，大門居中，傳達室帶有過渡時期的典型特徵——慵懶嗜睡。看大門的伍大爺也傳呼電話。電話鈴響，他擱下飯碗，幾步竄到當街，用手攏成喇叭形高喊：「443電話——」
443是我家門牌號碼。4號樓緊挨大門，共4層每層4單元。本樓基本是民進的住戶，僅少數例外。
先從左鄰右舍說起。441由單身的鄭芳龍叔叔與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鄭叔叔摘了右派帽子後成家，搬到8號樓去了。田阿姨鬱鬱寡歡，而上大學的兒子愛唱歌，給沉悶的生活帶來亮色。我們私下叫他「百靈鳥」。他每天上下樓高歌一曲，樓道的共鳴，大概能解他高音區的問題。
442伍家。伍禪伯伯是廣東海豐人，早年留日，後來成為馬來西亞愛國僑領，回國後加入致公黨，榮升副主席。致公黨由歸僑組成，是八個民主黨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來，伍禪就是該黨的化身——寡言含笑，與祖國分享富強的秘密。他有兩個文靜的女兒。奇怪的是，從未隔牆聽見有人高聲說話。輪到我收水電費，得以窺視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1張家。張家奶奶和藹可親，總用上海話喚我「大少爺」。為躲避這稱呼，我踮腳上樓，可她從樓道拐角悄然轉出來，深鞠一躬：「大少爺回來了。」張守平叔叔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國使館當保母，有兒女各二。小女兒和我上同一小學，比我低一級。我四年級時對她產生過愛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學路上，她轉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電流灌頂，我勇敢地迎上去，才發現她打招呼的不是我，而是我背後的女生。這是個殷實和睦的家庭，用客套與外人保持距離，用沉默抵抗風暴——一個暴虐時代的生存之道。
433曹家。一凡的父親曹葆章伯伯，內心急躁但表面隨和，有相貌為證：從耳鼻眉梢長出濃毛，有如憤怒升起。他40年代在四川做過縣長及國大代表，49年後自然不得煙抽。除了一凡與我，小妹一平和珊珊也同歲。兩家的孩子來往頻繁，推門就進。一凡上有兩個異母同父的姐姐，她們發育早，特別是少遮攔的夏天，讓我暈眩。
434龐家。龐安民伯伯原是武漢交通銀行經理，有一種見過錢的鎮定；夫人在義利食品廠當會計，等於掌管天堂的鑰匙（特別是困難時期），要不他家孩子個個人高馬大。大哥邦本是畫家，57年右派，留在勞改汽車廠搞外形設計。他設計的卡車有如未來世界的戰車。大嫂當年可是大美人。她因病長年臥，善於密談，指點路徑，成了我們這幫憤青的人生導師。而居委會則不以為然，認為她是「青少年教唆犯」（我另闢章節寫她）。二姐邦選是師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氣傲，不屑與我們為伍，直到插隊時才屈就，跟我們混混。小弟邦殿內心瘋狂，後成數學家，看來數學有安神定心之功效。
從三層再往下，記憶變得模糊，如墮霧中。
241馬家。馬德成大夫是孫中山侍衛官馬湘之子。據說孫中山臨終前囑孫夫人：「馬湘一生追隨我，必須保障他的生活費用，把他的子女都培養成才。」想當年，馬湘幾乎每年都來小住，散步時腰板挺直，一派軍人氣概。他兩個孫子大胖二胖後來都成了名醫，未辱沒國父的期盼。
243劉家。劉鶚業叔叔為人敦厚，苦心躲過歷次運動，提早謝頂。他夫人是中學老師，家有二女。我們兩家交情深厚，說來話長：由於緊急分娩，他家的小女兒是我母親在家接生的。
244葛家。葛志成是民進秘書長，乃本樓最高行政長官，有專車接送。他原是上海小學教員，地下工作出身，49年後進京城在教育部當官。他平日深居簡出，神秘莫測，好像在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他夫人華錦是八中黨支部書記。獨子與我們初識時百問不答，得名「葛不說」。
141沐家。沐三握伯伯的名字取自「一沐三握發」，指周公勤政，連洗澡都不踏實。沐伯伯大概既無朝政可理又無洗澡的條件，故脾氣很壞。記憶中他已是個老先生了，常臥不起，很早過世。而方阿姨年輕得多，溫和內斂，獨自把兩個兒子養大。小京與我交情甚深，尤其七十年代初。是他把池小寧和趙一凡介紹給我。與他們相識，乃一生中大事也，特別是後者，既為摯友，又兼任我由沉睡到醒悟的人生嚮導之一。
《四》
要想標明三不老胡同1號在北京社會版圖中的位置，就得從「大院」與「胡同」說起。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說來，「大院」是居廟堂之高的外來戶，「胡同」是處江湖之遠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權力，「胡同」貫穿歷史。兩者間的對抗與消長，構成1949年後北京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當然問題沒那麼簡單，真正的高官寧可在胡同深居簡出。比如，我們大院的住戶就多是中下層幹部，而民主黨派的大佬們則跟執政黨隱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職，照樣好吃好喝，難怪其後代自稱「最後的貴族」。
「大院」分三六九等，往往與國家機器的零部件有關。雖說民主黨派在個別歷史時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屬於殘次品，故三不老1號的人貴有自知之明。這種等級意識體現在發聲學上，特別在文革 期間，人家自報家門時中氣十足：「中直的！」「計委的！」「海軍大院的！」。輪到我們，就像含大棗似的：「三不老的。」
那時候市內樓少，三不老胡同1號在當地是標誌性建築，方圓三五裏抬頭便是。我在弘善寺小學讀書，同學多來自底層。到同學家去玩，家長問及住處，同學搶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樓的。」家長翻白眼打量我，好像我是權力中心的使者。對國家機器的零部件及殘次品，平民百姓並無鑑別力。
胡同構築的迷宮、雨後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燈，讓我這個在樓裏長大的孩子心嚮往之。與樓房的刻板結構相比，那有一種平民的野性與自由。夏天，公用水龍頭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諢，孩子追逐嬉戲。沿牆角拐進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滿碎磚破瓦。那有另一種生活：祖孫三代擠在一起，罵罵咧咧，可粗礪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戀；還有左鄰右舍那份真心的關切……從胡同深處回望，我竟會對大樓產生隱隱的敵意。這無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關：大樓代表父權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風險的，弄不好會遭辱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幾個真正的胡同朋友。
關鐵林是我小學同學，一度與我來往甚密。他住在附近一條死胡同的小院裏，大樓遮蔽了其中的陽光。他母親因病早逝；父親是救火隊員，三班倒，很少在家。不知為什，在我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舊銅臉盆，坑坑疤疤，就象一件傳家寶。下了課，他點火生爐子，把燒好熱水倒進銅盆，用手指試試水溫，慢慢把雙手浸泡進去，愜意地閉上眼。也許那就是他所失去的母愛。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說我父親的字寫得多麼棒。他吃驚地看我。關於他父親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現實層次，寫字與救火是不對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於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親了。
另一個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家住後海河沿。他父親是街頭小販，擺攤賣糖果針線兼營小型賭博業。那是個分格木盒，糊上窗戶紙，繳兩分錢用手指捅進小格，或空空如也，或糖果玻璃球之類的獎品。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簡單：他兒子把秘密先透露給我。（四之二．明續）
[文／北島]
三不老胡同1號
文章日期：2008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
五
文化革命爆發那年我17歲。我就讀的北京四中處於風暴的中心。6月中旬，《人民日報》發表了我校和女一中部分高三同學寫給黨中央的信，要求停課鬧革命並自願放棄高考。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坎，而期末考試在即。
學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課，我歡呼雀躍，為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徹底失敗，也為自己跨越數理化的全面勝利。文化革命於我，最初是一場青春的狂歡節。
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狂歡節很快轉成血腥的悲劇。三不老胡同1號這條大船首先發出求救信號。誰也沒料到，本樓首席行政長官葛誌成的家首當其衝：他夫人、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被關在學校，因忍受不了拷打，8月22日凌晨自縊。緊接，一凡的家被北航紅衛兵抄了，他父親曹葆章被遣返回四川原籍（幾年後鬱鬱而死）。
我們大院幾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選目標，雞犬不寧。3號樓的趙君邁，這位遼瀋戰役被俘的國民黨長春市市長，每天早上在院裏舞劍，飄飄然，好像在練習升天。那天紅衛兵抄家時，他試圖反抗，差點兒被當場打死。看來他已做好升天的準備。
各樓門口帖出告示，宣稱全體居民都是反革命，訂於某日某時全部抄家，無一倖免；並勒令先繳出「四舊」，否則格殺勿論。於是我們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舊」的書籍物品送到居委會，包括一副象牙麻將，多年後父親提起來還心疼。大限到了，揚言抄家的紅衛兵卻無影無蹤。一場虛驚。
那年夏末某日，輪到我到傳達室值夜班。看大門的伍大爺被掃地出門——據說是逃亡富農而遣返回鄉。至今我還記得他模樣：黧黑瘦高、禿頭、背微駝，身著白粗布褂黑緬襠褲，如同收進布袋裏的弓。他帶河北口音的嗓門特大，後來幾個看門的用擴音器都遠不可及。
這昏睡的傳達室終於醒來，見證了暴力和苦難。就在那天深夜，一個住2號樓的少女向我哭訴。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車，永遠不准再回北京。
在昏暗的燈下，她嚶嚶哭泣，目光充滿了乞求，好像我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血雨腥風的時刻過去了，生活照舊。而文革 終於給民主黨派帶來實踐民主的機會。民進中央連同司機勤雜總共二十來號人，按民主的遊戲規則分成兩撥。
父親忙寫大字報，打筆仗，樂此不疲。成人世界勢不兩立，而孩子們照常來往。
與國家大事進行曲的主旋律相平行的，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變奏：收集紀念章、打雞血、甩手療法、養熱帶魚……由於大聯合，民主實踐告一段落。急流勇退，父親迷上了攢半導體。
那時主要燃料是蜂窩煤。每月最後那個星期日的上午，由煤舖工人蹬平板三輪，挨家挨戶送貨上門。趕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為資產階級服務，一筐筐蜂窩煤卸在樓門口。一筐蜂窩煤六七十斤，無壯勞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陣子招女婿，估摸先得過搬蜂窩煤這一關。
趁文革之亂，一家廢品收購站連同破爛，悄麼悄地侵佔了大院東頭的籃球場，後來證明是極有遠見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遷徙帶來無限商機。而在我們同學中正興讀書熱，我和一凡去廢品收購站反收購，攔截顧客，篩選當廢紙賣掉的舊書；甚至用介紹信蒙混過關，直接鑽進廢紙堆淘寶。
在全民大遷徙的同時，北京開始挖防空洞。我們大院再次大興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楊樹。十年工夫，它們竄得可真高，而轉眼間全部砍伐，如風帆垂落。（四之三，明續）
[文／北島]
三不老胡同1號
文章日期：2008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前往河北蔚縣開山放炮。一年後，轉到北京房山的工地，每兩周大休回家一次。
那時父母弟妹都在外地，我家成了聚會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簾，三五好友，讀書、寫作、飲酒、聽音樂，當然還有愛情。那些出沒的女人，構成沙龍運轉的神秘動力。
而我們的行蹤，早在大樓居委會的監視中。一天夜裏，一凡在家洗照片，紅燈和放像機的閃光被當成發信號，小腳偵緝隊立即報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門而入，一無所獲，最後沒收了我借給一凡的一摞古典音樂唱片。轉眼間人去樓空，三不老胡同1號門可羅雀。廢品收購站也隨之生意蕭條，一度洪水般氾濫的破爛，變戲法般縮進幾個籮筐中。
我們把地下男高音康健請到我家。他頭大如斗，臉色紅潤，像一輪夜裏的太陽，照亮我家的小屋和客人。他笑起來都帶共鳴，震得玻璃嘩嘩響。待他高歌《伏爾加船夫曲》，滿堂失色，三里開外都能聽見那警世洪鐘：「踏開世界的不平路……」
1973年初，父母從湖北幹校搬回北京，沙龍不得不轉移陣地。通過父親，我結識了1號樓的翻譯家馮亦代伯伯；再通過馮伯伯，我結識了更多的書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馮伯伯像他的煙斗般鎮定，思路和煙縷一起上升。穿圍裙戴袖套的馮媽媽，奔忙於爐灶與字典之間。她幾乎失明，從厚厚眼鏡片上迷惘地看我，或手持放大鏡幫馮伯伯鎖定某個詞的含義。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帶來四人幫垮台的好消息，當時馮伯伯正在廚房用毛巾擦拭後背。於是他和歷史一起轉身。
1975年夏，我們家買來一台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可是全樓的大事，此前僅葛志成家有。每天晚飯後，左鄰右舍自帶小板凳湧進我家，歡聲笑語。那台電視供放在五斗櫥正中，被團團圍住，等於大家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轉動天線，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隨技術更新，9吋電視前又加上放大器，畫面變形，坐得愈偏變得愈厲害，影響對正面人物的理解。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麼貼身。
1978年底，我和朋友創辦了《今天》雜誌。部分裝訂工作是在我家進行的，一摞摞油印紙頁從鋪到地上，散發一股油墨味。門庭若市，我手忙腳亂，居委會跟加班加點。客人中有幾位新朋友，後來成了《今天》的中堅。
1980年秋天我結了婚，從三不老胡同1號搬走。
七
2001年年底，因父親病重，我回到闊別13年的北京。
一凡開車帶我回三不老胡同1號。這夢魂縈繞的家，如今難以辨認：樓房低矮，窗戶狹小，外牆剛粉刷過，仍難掩衰敗之象。據說它已到了建築年限，是該拆掉的時候了。
我們拜訪了老鄰居們，首先是434龐家。邦本大哥開門迎候，他頭髮花白，挺拔如舊。他已再婚，是啊，大嫂去世好幾年了。他告訴我，她死前唯有我的詩集放在枕邊，讓人黯然神傷。邦選現在是一家投資公司董事長，衣著舉止，都表明社會進步的大方向。是啊，人家只在插隊時，才與我們這些草寇為伍。大哥張羅要搞一次聚會，把全樓的孩子都請來。是啊，家已租了出去，這正合我意，免得觸動記憶中的那個角落。
與鄰居們告辭，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蓋起標準化樓房。往前推32年，那些楊樹，正等被砍伐的命運；往前推42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進卡車，運往興建中的軍事博物館；再往前推六百年，鄭和憑欄眺望後花園的假山，暮色中掌燈，鳥歸巢，萬物歸於沉寂。
（四之四．完）
[文／北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