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聯副曾製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們的時代》專輯，回顧那一頁悲愴的歷史。而華文世界極重要的一支筆，龍應台，在醞釀十年、耗時380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後，寫下了十五萬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聯副特刊精彩章節，回望這段流亡遷徙、生死離散的大時代。（編者）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聯合報 D3 | 聯合副刊 | By 龍應台 2009-08-18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將在8月26日由天下雜誌出版社出版。）
8/20/2009
思路渐渐清晰
Dear Kuan,
今日上午和L、G前去拜访C院长，带去了W师和您对他对项目支持的感谢，介绍了课题组迄今为止的研究思路（见附件，乃我按照那日您和大家的意见，初步整理的提纲草稿，仍属于未完成稿），并听C院指点。
C肯定了我们的思路方向，以及基础资料的搜集。
他问了两个问题：
一是：海南省方领导关于与新加坡合作，除了意向，有哪些具体的指示否？（罗省出访归来，次日就该话题曾与C通过话。）
二是：新加坡方面对与海南合作的具体态度为何？是否有进一步的了解。
他给出几个方面的提点：
一：建议，将我们的研究及报告分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两部分，分组进行研究，先战略、后技术。
二：建议，报告首先从大处考虑，要提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判断给高层。
主要是研究这些判断是否符合
1：海南省政府——新加坡政府合作的意图；
2：新加坡政府——中国政府合作的意图；
3：中国政府——即将启动的东盟十加一机制的合作意图；
总之，将海南与新的合作，放在大格局中去考量，是否符合上述各方的战略意图。
主攻方向是新加坡和海南政府双方，在政策层面，是否有全面合作的愿望（见附件前言提纲）
可以提出上、中、下三个合作层面供政府决策参考；
他认为，当前海南若希望与一个社会与经济比较全面发展的地区“对接”，主攻方向是新加坡，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台湾已经和福建海西经济区对接、香港和海南互补性不够等）
三：在政策层面研究踏实的基础上，研究双方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可以合作的领域
立足的背景：
1：东盟十加一机制启动带来的机遇；
2：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的依存度的变化；
3：海南国际旅游岛、新兴工业省、生态省、高效热带农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方向；
四：合作的方式的设计
可以和新加坡接触，共同探讨出上、中、下层面，以及近、中、远期的目标。
我觉得，思路渐渐清晰，和Z博商量，在您回来之前，给出一个更为细化的提纲。这样，调研和资料的搜集，方向会更为明晰。
您有何指点？
祝洲际旅行愉快！
小关
今日上午和L、G前去拜访C院长，带去了W师和您对他对项目支持的感谢，介绍了课题组迄今为止的研究思路（见附件，乃我按照那日您和大家的意见，初步整理的提纲草稿，仍属于未完成稿），并听C院指点。
C肯定了我们的思路方向，以及基础资料的搜集。
他问了两个问题：
一是：海南省方领导关于与新加坡合作，除了意向，有哪些具体的指示否？（罗省出访归来，次日就该话题曾与C通过话。）
二是：新加坡方面对与海南合作的具体态度为何？是否有进一步的了解。
他给出几个方面的提点：
一：建议，将我们的研究及报告分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两部分，分组进行研究，先战略、后技术。
二：建议，报告首先从大处考虑，要提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判断给高层。
主要是研究这些判断是否符合
1：海南省政府——新加坡政府合作的意图；
2：新加坡政府——中国政府合作的意图；
3：中国政府——即将启动的东盟十加一机制的合作意图；
总之，将海南与新的合作，放在大格局中去考量，是否符合上述各方的战略意图。
主攻方向是新加坡和海南政府双方，在政策层面，是否有全面合作的愿望（见附件前言提纲）
可以提出上、中、下三个合作层面供政府决策参考；
他认为，当前海南若希望与一个社会与经济比较全面发展的地区“对接”，主攻方向是新加坡，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台湾已经和福建海西经济区对接、香港和海南互补性不够等）
三：在政策层面研究踏实的基础上，研究双方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可以合作的领域
立足的背景：
1：东盟十加一机制启动带来的机遇；
2：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的依存度的变化；
3：海南国际旅游岛、新兴工业省、生态省、高效热带农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方向；
四：合作的方式的设计
可以和新加坡接触，共同探讨出上、中、下层面，以及近、中、远期的目标。
我觉得，思路渐渐清晰，和Z博商量，在您回来之前，给出一个更为细化的提纲。这样，调研和资料的搜集，方向会更为明晰。
您有何指点？
祝洲际旅行愉快！
小关
張愛玲：“放在心裏帶東帶西”
打壓的理由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在內地民間紅歸紅，卻仍一直受到官方淡對甚至刻意打壓，表面理由是她的前夫曾做漢奸，但明眼人都知道，嗯，其實不是的，不止的；真正原因是張愛玲寫過《秧歌》和《赤地之戀》。
她對一九四九年改朝換代後所發生的事情，「態度不純，立場不正」，而她的作品又偏偏深具影響力，故怎可能會獲得肯定。內地學者專家都明白這項淺顯道理，只可惜，人在屋簷下，實在不好道破。
張愛玲的「態度」在《赤地之戀》的第一場戲已經留下了極形象化的伏筆。那是一個由土改悲劇說起的故事，年輕幹部從城市進入鄉村，第一個晚上便見到「一個赤裸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腳，呆呆的向他望，手裏撥弄一個細竹籤搭的框架，大概是剛才拿去歡迎他們的一盞紅星燈，被雨淋得只剩下一個星形的架子，上面還掛兩三條破爛的紅紙」。
紅星。 破爛。何等傷痛的暗喻和預言。
《秧歌》和《赤地之戀》充分展示了張小姐作為小說家的敏銳功力。當她寫上舊時代男女的遺情憾夢，語言對白處處哀綺，如滴在椅上的蜜糖，讓人捨不得把膠的手抽開。而當她寫鄉村新時代的百姓怨曲，每句對白都斬釘截鐵，都是革命台詞，不帶絲毫含糊。例如《赤地之戀》首場裏有兩位幹部暗串較勁，甲對乙說「我看，我們也不必和大伙兒鬧對立。無論什麼事，總得結合實際情，不能死腦筋，說一定要怎麼怎麼，那也是一種教條主義」。輕輕兩句話，一個土幹便活靈活現站在讀者眼前。中國現代文學的其他作者通常只有一套功架，硬的硬，軟的軟，河水不犯井水；唯有張小姐的文筆跨度最大。
讀這兩部小說，千萬別錯過前言和後跋。張愛玲很少在作品前後囉唆，這幾乎是例外。可見在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生活的那幾年對其心靈震撼之深之痛。如她在《秧歌》後記裏說，「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角色」。
可憐一位女子。但也感謝她，替時代的荒謬留下絕望的紀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在內地民間紅歸紅，卻仍一直受到官方淡對甚至刻意打壓，表面理由是她的前夫曾做漢奸，但明眼人都知道，嗯，其實不是的，不止的；真正原因是張愛玲寫過《秧歌》和《赤地之戀》。
她對一九四九年改朝換代後所發生的事情，「態度不純，立場不正」，而她的作品又偏偏深具影響力，故怎可能會獲得肯定。內地學者專家都明白這項淺顯道理，只可惜，人在屋簷下，實在不好道破。
張愛玲的「態度」在《赤地之戀》的第一場戲已經留下了極形象化的伏筆。那是一個由土改悲劇說起的故事，年輕幹部從城市進入鄉村，第一個晚上便見到「一個赤裸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腳，呆呆的向他望，手裏撥弄一個細竹籤搭的框架，大概是剛才拿去歡迎他們的一盞紅星燈，被雨淋得只剩下一個星形的架子，上面還掛兩三條破爛的紅紙」。
紅星。 破爛。何等傷痛的暗喻和預言。
《秧歌》和《赤地之戀》充分展示了張小姐作為小說家的敏銳功力。當她寫上舊時代男女的遺情憾夢，語言對白處處哀綺，如滴在椅上的蜜糖，讓人捨不得把膠的手抽開。而當她寫鄉村新時代的百姓怨曲，每句對白都斬釘截鐵，都是革命台詞，不帶絲毫含糊。例如《赤地之戀》首場裏有兩位幹部暗串較勁，甲對乙說「我看，我們也不必和大伙兒鬧對立。無論什麼事，總得結合實際情，不能死腦筋，說一定要怎麼怎麼，那也是一種教條主義」。輕輕兩句話，一個土幹便活靈活現站在讀者眼前。中國現代文學的其他作者通常只有一套功架，硬的硬，軟的軟，河水不犯井水；唯有張小姐的文筆跨度最大。
讀這兩部小說，千萬別錯過前言和後跋。張愛玲很少在作品前後囉唆，這幾乎是例外。可見在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生活的那幾年對其心靈震撼之深之痛。如她在《秧歌》後記裏說，「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角色」。
可憐一位女子。但也感謝她，替時代的荒謬留下絕望的紀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識“悶”
悶是不悶之源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人家見我捧本《解開漢字之謎》看呀看的，奇怪地問道﹕「怎麼你看的書都是那麼悶的？」我卻不覺得悶，打好根基才能寫出不悶的散文和小說，何我對漢字的演變一直都很想知道，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中一時買了本《幼學故事瓊林》，那解釋了很多名堂，看起古文、詩、詞來方便得多。沒有老師叫我買的，自己好奇而已。
唱片公司叫我寫幾樁我和弟弟的小時候故事，其中有一樁是下午跟弟弟無所事事，跑去馬寶道樓梯底補鞋佬那兒看他補鞋。補鞋佬很和氣的，常給弟弟一大把短釘子和一個小槌子，弟弟便把釘子一個一個地釘在牆上，我就坐看他釘。兩個幾歲大的孩子那樣便消磨了一個下午。
唱片公司說﹕「並非奇怪你弟弟釘牆，而是奇怪你能看他釘整個下午，那有什麼好看的？」回憶童年，從沒覺得看弟弟釘釘子悶，小孩子沒什麼分別的，什麼叫做悶和什麼叫做不悶的。
弟弟在家會穿我的裙子的，不過在爸爸回家前必須脫下，爸爸看見兒子穿女裝會發怒，為什麼要扮女人？我沒有想過為什麼，他愛穿便由得他穿個夠。長大後他的妻子有解釋﹕「他好奇嘛。」小孩子的好奇心是無休無止的，完全缺乏好奇的小孩子反而叫人擔心，一團飯似的，無知無覺。
認識一個十歲不到的男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他已經看完了，目前正在啃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中文程度肯定比得上中五生。這男童是個悶蛋，他的媽媽說他不愛玩具，只愛看，那便由得他看個飽。
我弟不言不語的，想來他每分每秒都浸淫在他自己的幻想之中。不准說話是對所有人的嚴肅懲罰，對我弟弟則相反，罰他說五分鐘話對他來說是酷刑，只有他的兒子能令他不停地說話，小伙子卻道﹕「爸爸在家老說那些無厘頭的話。」那真是一物治一物了，爸爸以說話討好孩子，孩子卻不覺得有什麼好聽的。其實所有小孩子都覺得父母的話全是悶的，大人可知道嗎？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人家見我捧本《解開漢字之謎》看呀看的，奇怪地問道﹕「怎麼你看的書都是那麼悶的？」我卻不覺得悶，打好根基才能寫出不悶的散文和小說，何我對漢字的演變一直都很想知道，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中一時買了本《幼學故事瓊林》，那解釋了很多名堂，看起古文、詩、詞來方便得多。沒有老師叫我買的，自己好奇而已。
唱片公司叫我寫幾樁我和弟弟的小時候故事，其中有一樁是下午跟弟弟無所事事，跑去馬寶道樓梯底補鞋佬那兒看他補鞋。補鞋佬很和氣的，常給弟弟一大把短釘子和一個小槌子，弟弟便把釘子一個一個地釘在牆上，我就坐看他釘。兩個幾歲大的孩子那樣便消磨了一個下午。
唱片公司說﹕「並非奇怪你弟弟釘牆，而是奇怪你能看他釘整個下午，那有什麼好看的？」回憶童年，從沒覺得看弟弟釘釘子悶，小孩子沒什麼分別的，什麼叫做悶和什麼叫做不悶的。
弟弟在家會穿我的裙子的，不過在爸爸回家前必須脫下，爸爸看見兒子穿女裝會發怒，為什麼要扮女人？我沒有想過為什麼，他愛穿便由得他穿個夠。長大後他的妻子有解釋﹕「他好奇嘛。」小孩子的好奇心是無休無止的，完全缺乏好奇的小孩子反而叫人擔心，一團飯似的，無知無覺。
認識一個十歲不到的男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他已經看完了，目前正在啃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中文程度肯定比得上中五生。這男童是個悶蛋，他的媽媽說他不愛玩具，只愛看，那便由得他看個飽。
我弟不言不語的，想來他每分每秒都浸淫在他自己的幻想之中。不准說話是對所有人的嚴肅懲罰，對我弟弟則相反，罰他說五分鐘話對他來說是酷刑，只有他的兒子能令他不停地說話，小伙子卻道﹕「爸爸在家老說那些無厘頭的話。」那真是一物治一物了，爸爸以說話討好孩子，孩子卻不覺得有什麼好聽的。其實所有小孩子都覺得父母的話全是悶的，大人可知道嗎？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8/19/2009
8/18/2009
一字一句讀了創世紀第一章
Dear Fook Yee,
昨晚，終於和李牧師約會了。得到了我一生中最關乎心靈的生日禮物，那本從封面，到內頁，到文字，都那么柔軟、蘊藉的BIBLE，撫摸著她金色的書脊，我想，她會伴隨著我的后半生。
同時，我認識了一個非常美好的靈魂。李牧師，向我講述起府城堂的籌建過程，她的言語虔誠、誠懇，總是將所有的奇跡，歸功于主。從您，到李牧師，讓我看到了基督徒熱愛生活的氣質，還有勇敢面對人生的勇氣，以及對他人真誠的關愛。
下次，我回港，很想去拜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了解更多教會如何進行社會工作的。或許，可以幫到李牧師。
我應承她，幫府城堂制作一個簡易的網站，便于人了解他們的工作，也可以方便教徒們在網上交流；我也會介紹一些媒體、文化界的友人，關注府城堂的建設。
昨晚，和肥仔一起翻開BIBLE，我們一字一句讀了創世紀第一章。
高寶說：圣經的文字，聽了很舒服。
我說，那，我們每天都睡前讀一段吧，這樣，我們去了解一種宗教，另一種文化。
喜樂-祈禱-感恩
Barbara
*******
Dear Barbara,
It is so good to read your mail. At last you have received the Bible and start reading it. This book has changed the life of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I hope it would has the same effect to all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Bible is not an easy book to read, therefore I have select one with mor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wever to read with faith..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met Rev. Li and also getting interested in her church and the chapel construction work. With your good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your assistance would be of great help to Rev. Li. You would be most welcome to visiting our church in Hong Kong.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are coming.
As you are aware Prof. Lung's new book on 1949 would soon be published and the Culture 8003 is starting to arrange some talks with Prof Lung.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God bless,
Fook Yee
昨晚，終於和李牧師約會了。得到了我一生中最關乎心靈的生日禮物，那本從封面，到內頁，到文字，都那么柔軟、蘊藉的BIBLE，撫摸著她金色的書脊，我想，她會伴隨著我的后半生。
同時，我認識了一個非常美好的靈魂。李牧師，向我講述起府城堂的籌建過程，她的言語虔誠、誠懇，總是將所有的奇跡，歸功于主。從您，到李牧師，讓我看到了基督徒熱愛生活的氣質，還有勇敢面對人生的勇氣，以及對他人真誠的關愛。
下次，我回港，很想去拜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了解更多教會如何進行社會工作的。或許，可以幫到李牧師。
我應承她，幫府城堂制作一個簡易的網站，便于人了解他們的工作，也可以方便教徒們在網上交流；我也會介紹一些媒體、文化界的友人，關注府城堂的建設。
昨晚，和肥仔一起翻開BIBLE，我們一字一句讀了創世紀第一章。
高寶說：圣經的文字，聽了很舒服。
我說，那，我們每天都睡前讀一段吧，這樣，我們去了解一種宗教，另一種文化。
喜樂-祈禱-感恩
Barbara
*******
Dear Barbara,
It is so good to read your mail. At last you have received the Bible and start reading it. This book has changed the life of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I hope it would has the same effect to all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Bible is not an easy book to read, therefore I have select one with mor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wever to read with faith..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met Rev. Li and also getting interested in her church and the chapel construction work. With your good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your assistance would be of great help to Rev. Li. You would be most welcome to visiting our church in Hong Kong.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are coming.
As you are aware Prof. Lung's new book on 1949 would soon be published and the Culture 8003 is starting to arrange some talks with Prof Lung.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God bless,
Fook Yee
獻給失敗者之書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獻給失敗者之書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早前本報〈世紀版〉報道，龍應台閉關一年醞釀書寫，關於風雲變色的一九四九年的專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終於要在九月底推出。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八月號以龍應台為封面人物，特別製作〈向「失敗者」致敬〉三十頁專輯，率先轉載龍應台新書內容，兼以專訪，談寫作因由與情感、當中的恐懼與冀盼，細緻導引出這部關於大歷史中的人物柔軟的核心。
像龍應台給雜誌總編輯初安民的信中說：「開始時，確實是把主要焦點放在一九四九那兩百萬『外省人』的流離，可是很快就發現了，要了解那時代，不能不去同時了解那在地的六百萬人的一九四九是什麼心情（從他們作為日本殖民地的一路走來，到難民蜂擁而入的一九四九），因此全書有不輕的比例是在講這在地的六百萬人的創傷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台灣人的放逐和流離」，「是獻給『失敗者』的書。」
關於失敗者，龍應台在蘇育琪撰寫題為〈埋得很深的創傷是看不見的〉訪問裏，如此解釋：「這些失敗者，就是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的，帶日出的夢想的這一整代人，被他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國家跟戰爭的機器犧牲掉。或者是說被內戰的機器，像絞肉機那樣一絞，他被絞出來，到最後，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台灣這個小島。」同時，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有一批二十萬的年輕人被日軍推到南洋戰場。
這些人倘若如今仍然在世，亦已七八十歲。年輕時因為戰事而漂泊流離，國軍在與中共的內戰中是戰敗方，台籍日本兵若非戰死亦有可能被當成戰犯，送上絞刑台。「你用軍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都是失敗者。」
一整代人的失敗
這種失敗，是關於一整代人的，屬於龍應台父執輩的烙印。她深深地記得小時候的一幕，「我們住在台南的鄉下，高雄的鄉下，大家都講閩南語，但自己的父親會講一種大家都聽不懂的話。我還記得，他接到一通電話，他起碼講了半小時，很努力的講，講完了之後我問他誰打電話來的，他說：『打錯了』。打錯了怎麼可以講半個小時？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話嘛。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去了解對方說什麼、對方想講什麼。」
龍應台後來將父親的骨灰送回湖南老家時，聽到司儀以父親的鄉音念祭文，她才發現父親的一生都被時代錯置了。可想而知，天生的鄉音帶來人生怎樣的挫敗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發表演講、用自己的鄉音念詩來感動別人，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來說服敵人」。
龍應台的父親是警察，是典型的四九年赴台後成為公職人員的難民。難民第二代的身分，從小影響她：「每三年換一個地方，你每三年就換一個學校，換一個村子，你永遠是那個新到的轉學生。剛剛才開始和一群小朋友熟了以後，你要走了……人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可能很快就跟你說，『很像船離開島』……這當然是那流離的難民所創造出來的。我是永遠的外來人。」
而跟她寫作的觀察力直接有關，「因為你永遠是那個站在邊緣看主流的人」。
這部結合了自身身世的時代之書，令龍應台寫得跟過去的作品，寫得完全不同，深深陷入其中。往往一坐廿四小時，只有上廁所才起來，吃喝都沒有，寫完身體便會累病。「過去一年來，我幾乎有點是過六親不認的生活，看媽媽的次數也減少了。有時候自己會被自己嚇到，想說會不會我書寫完的時候，媽媽都不在了。想說寫完了再來補償，但有時候半會被嚇醒，問自己說：你這完全錯誤的本末倒置，如果媽媽不在了怎麼辦？寫書有那麼重要嗎？」她狠狠地質問自己。
但她與時間競跑，以文學記錄凋零的一代，為「失敗者」而言，有深意：「六十年中，這些軍事和政治的『失敗者』如何重新站起來，他在文明和文化上，不再是『失敗者』。我以光榮的心情、溫柔的情緒，對『失敗者』致敬。」
她希望，未來有餘力時，用英文再寫一遍此書。「我要很驕傲而且很榮耀的對全世界說：這個我成長的小島，就是匯聚了所有『失敗者』的小島。我可以很驕傲的說，你看，八百萬失敗者匯集的小島，在六十年之中，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文 鄭依依
龍應台的「台」 文／龍應台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油布的木棚裏暫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裏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早前本報〈世紀版〉報道，龍應台閉關一年醞釀書寫，關於風雲變色的一九四九年的專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終於要在九月底推出。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八月號以龍應台為封面人物，特別製作〈向「失敗者」致敬〉三十頁專輯，率先轉載龍應台新書內容，兼以專訪，談寫作因由與情感、當中的恐懼與冀盼，細緻導引出這部關於大歷史中的人物柔軟的核心。
像龍應台給雜誌總編輯初安民的信中說：「開始時，確實是把主要焦點放在一九四九那兩百萬『外省人』的流離，可是很快就發現了，要了解那時代，不能不去同時了解那在地的六百萬人的一九四九是什麼心情（從他們作為日本殖民地的一路走來，到難民蜂擁而入的一九四九），因此全書有不輕的比例是在講這在地的六百萬人的創傷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台灣人的放逐和流離」，「是獻給『失敗者』的書。」
關於失敗者，龍應台在蘇育琪撰寫題為〈埋得很深的創傷是看不見的〉訪問裏，如此解釋：「這些失敗者，就是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的，帶日出的夢想的這一整代人，被他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國家跟戰爭的機器犧牲掉。或者是說被內戰的機器，像絞肉機那樣一絞，他被絞出來，到最後，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台灣這個小島。」同時，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有一批二十萬的年輕人被日軍推到南洋戰場。
這些人倘若如今仍然在世，亦已七八十歲。年輕時因為戰事而漂泊流離，國軍在與中共的內戰中是戰敗方，台籍日本兵若非戰死亦有可能被當成戰犯，送上絞刑台。「你用軍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都是失敗者。」
一整代人的失敗
這種失敗，是關於一整代人的，屬於龍應台父執輩的烙印。她深深地記得小時候的一幕，「我們住在台南的鄉下，高雄的鄉下，大家都講閩南語，但自己的父親會講一種大家都聽不懂的話。我還記得，他接到一通電話，他起碼講了半小時，很努力的講，講完了之後我問他誰打電話來的，他說：『打錯了』。打錯了怎麼可以講半個小時？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話嘛。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去了解對方說什麼、對方想講什麼。」
龍應台後來將父親的骨灰送回湖南老家時，聽到司儀以父親的鄉音念祭文，她才發現父親的一生都被時代錯置了。可想而知，天生的鄉音帶來人生怎樣的挫敗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發表演講、用自己的鄉音念詩來感動別人，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來說服敵人」。
龍應台的父親是警察，是典型的四九年赴台後成為公職人員的難民。難民第二代的身分，從小影響她：「每三年換一個地方，你每三年就換一個學校，換一個村子，你永遠是那個新到的轉學生。剛剛才開始和一群小朋友熟了以後，你要走了……人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可能很快就跟你說，『很像船離開島』……這當然是那流離的難民所創造出來的。我是永遠的外來人。」
而跟她寫作的觀察力直接有關，「因為你永遠是那個站在邊緣看主流的人」。
這部結合了自身身世的時代之書，令龍應台寫得跟過去的作品，寫得完全不同，深深陷入其中。往往一坐廿四小時，只有上廁所才起來，吃喝都沒有，寫完身體便會累病。「過去一年來，我幾乎有點是過六親不認的生活，看媽媽的次數也減少了。有時候自己會被自己嚇到，想說會不會我書寫完的時候，媽媽都不在了。想說寫完了再來補償，但有時候半會被嚇醒，問自己說：你這完全錯誤的本末倒置，如果媽媽不在了怎麼辦？寫書有那麼重要嗎？」她狠狠地質問自己。
但她與時間競跑，以文學記錄凋零的一代，為「失敗者」而言，有深意：「六十年中，這些軍事和政治的『失敗者』如何重新站起來，他在文明和文化上，不再是『失敗者』。我以光榮的心情、溫柔的情緒，對『失敗者』致敬。」
她希望，未來有餘力時，用英文再寫一遍此書。「我要很驕傲而且很榮耀的對全世界說：這個我成長的小島，就是匯聚了所有『失敗者』的小島。我可以很驕傲的說，你看，八百萬失敗者匯集的小島，在六十年之中，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文 鄭依依
龍應台的「台」 文／龍應台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油布的木棚裏暫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裏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閱讀時光：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選讀之二
在這裏，我鬆開了你的手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分別於台北和香港出版，台灣天下雜誌於8月26日推出，內容相同的香港版則由天地圖書於9月初出版。
編按：昨日本版刊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人事的章節，今續轉載；選段主要為龍應台家族引延的故事。追本溯源：父親姓龍、母親姓應，流離間在台生下了她。上一代漂泊思鄉，延傳下一代各人命途，或契合或錯開——今天，朱經武和龍應台在書中相聚；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父親彷彿相遇。如此貼近時代肌理，龍氏娓娓描述，而歷史驚心動魄。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分別於台北和香港出版，台灣天下雜誌於8月26日推出，內容相同的香港版則由天地圖書於9月初出版。
編按：昨日本版刊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人事的章節，今續轉載；選段主要為龍應台家族引延的故事。追本溯源：父親姓龍、母親姓應，流離間在台生下了她。上一代漂泊思鄉，延傳下一代各人命途，或契合或錯開——今天，朱經武和龍應台在書中相聚；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父親彷彿相遇。如此貼近時代肌理，龍氏娓娓描述，而歷史驚心動魄。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8/17/2009
閱讀時光：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里和父親）
厚修的孩子在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馬英九提供）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里和父親）
千斤擔子兩肩挑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龍應台新著《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潛索十年，行腳遠及長春、馬祖、香港。由橫跨美歐亞的人生始，龍氏遼闊的目光最終聚焦本源。四九年內戰，國民黨南退，幾代難民，輾轉在台共生六十年。龍氏關心的是他們隱忍的傷痛︰在小島瘡疤將遭時代掩埋之時，趕忙挖掘——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嚴肅使命。本版今獨家刊載書中香港章節：難民流落邊城，歷史人間，生死散聚，一時間，斑駁的地景就蒼然浮現。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覆你，只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裏住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面騎樓裏、走廊下，全睡個人，街上也是到處是難民 。」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里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扶都不會走。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面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面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他難民一樣，艱難地為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水晶吊燈、鋪華麗的地氈，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面那個只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里跟在身邊。白天，百里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嘴，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里寧可走路四十分鐘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百里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疊行軍，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他的筆記電腦製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准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說，「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 * *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凌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親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
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制，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麼微薄了。
「蠻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麼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的。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麼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麼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佈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游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調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樑、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游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瞭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閒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或蒙民偉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麼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歷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麼部隊？打過什麼戰役？」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了什麼。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自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面則宣稱「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乾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面前，後面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後面，」他笑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 * *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面回到九龍深水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的，叫余英時。二○○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余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余英時笑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歷」；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記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歷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扎，他明白，所謂「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舖上面，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只好帶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也在「保險公司上班」。
「那，父親本來做什麼呢？」我問立之。
他猶豫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後面，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麼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下雜誌／台北
（明日續刊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書摘）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8/15/2009
亞洲周刊：保衛南京古都街區對抗房地產暴利
保衛南京古都街區對抗房地產暴利 ．張潔平
即將出版的《亞洲周刊》二十三卷三十三期 (2009-08-23)
六朝古都南京的老城南早已被列為歷史保護區，但將被改造成高級別墅和商業中心。地方政府與地產商合謀，用迅猛手段強拆、迫遷，政府規劃方案沒有公眾參與，公然違反文物保護法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兩次批示暫緩拆遷也力所不及。南京強調老城南改造是民生工程，卻用極低補償換取最高利潤。居民聲音缺位、異見專家被邊緣化，程序不透明。歷史記憶、文化遺產，即將化作一場金陵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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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過後的老城南巷子裏，老馬打著赤膊，從家裏走出來乘涼。巷頭巷尾的街坊差不多的時間，三三兩兩聚集起來，拉扯起東西家常。「老馬！你看你背上，好大的蚊子塊！」朱家媳婦大喊一聲，好多人都圍攏來看。老馬急了，拼命抓撓起來。
老馬本名喻永海，因為屬馬，街坊都親切地喚他「老馬」。年過七十的他很享受每天下午三點開始一直到夜晚的時光，他家門口一條薄木板搭起的長凳，是周圍街坊每天的聚會地，穿街走巷的人經過這裏，也都會坐坐，和老人家閒談幾句。誰家兒女有出息了，誰家工作不順心了，誰家有困難需要幫忙了，鄰居嘮叨兩句，麻煩可能就紓解。
可是最近幾個月，「長凳會議」幾乎沒有令人開心的話題。街坊不知哪天就少了幾個，剩下的，也總是眉頭緊鎖。
零九年開始，他們所居住的南京老城南「南捕廳歷史街區」，正面臨整體拆遷改造，古老民居將被推倒，變身成高級別墅、商業中心。
這一項目由南京市建委專門成立的南京城建歷史文化街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目前已經有一千一百零二戶居民被拆遷，根據規劃，這裏未來將建設「高標準的中國園林特色別墅群及幾棟高層住宅」。
即使這裏已經是法例規定的歷史文化保護區；即使這裏被學者視為珍寶，稱其為老南京的源頭、南京最後一片明清風格民居建築群；即使就在最近，二十九位專家聯名上書、總理溫家寶親自批示暫緩拆遷、國務院調查組來考察、南京副市長陸冰表態稱「放慢或者暫停」——一切的努力，似乎仍留不住這片佔地十八萬平方米、有四千二百戶居民的街區。
二零零六年南京成立「雙拆」（拆除違法建築、拆遷危破房屋）指揮部，顏料坊、安品街、船板巷、門東的多片歷史街區被拆除。南京市長蔣宏坤擔任總指揮，分管副市長陸冰擔任常務副總指揮；零八年成立「危舊房片區改造工作領導小組」，市長、副市長分別擔任組長、副組長，提出二零一零年基本完成全市重點危舊房片區改造任務。今年春節後，聲勢浩大的「危改」拆遷動，古城裏殘存的幾片古舊街區被列入零九年「危舊房改造計劃」，總面積上百萬平方米，並且由原計劃的兩年壓縮為一年完成。
老馬的家是一戶青磚小瓦的平房，父親傳下來的祖宅，他在這裏住了四十八年。房子隔壁是一眼古井，相傳是明太祖朱元璋時修的，井壁青白光滑，並已有深深的繩槽。老馬說，以前附近的居民都挑水從這巷子過，一路滴滴答答，小塊青石鋪成的地面從沒乾過，這條小巷子也因此得名「水巷」。
穿出「水巷」，就是宋元南京已經初具規模的「評事街」，發展到明清，評事街成了當時南京最繁榮的商業街道之一。沿著長長的評事街，可以穿過這一整片歷史街區。沿街幾處宅院，青磚黛瓦馬頭牆，雕樑花窗，迴廊掛落，雖然年久失修顯得破敗，明清南京地域的古建築細節仍在，庭院格局仍十分清晰，老樹掩映下，顯得風情萬種。
在南京，這樣的街巷幾乎已經找不到了。登高望下去，這一大片老街老巷已經被四周的現代高樓緊緊包圍。如果城市的生長邏輯可以從外貌判斷，單是看看四面的高樓、巨幅地產廣告和鄰近區域已被拆乾淨的老房子，幾乎已可以預示老馬們的祖宅被吞沒的命運。
老馬甚至還不清楚，祖宅這塊地究竟要用來幹什麼？從二零零三年開始的規劃從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聽證，要拆多少，保留多少，如何改建成別墅，沒有人聽取過他們的意見。今年三月，街巷裏「拆字上牆」，此後拆遷辦上門，跟他們談的只有兩件事：補償款多少，什麼時候搬。
在中國的城市發展裏，這是難以逆轉的「常態」。北京的胡同，江南的小橋流水，成都的寬窄巷子，莫不如是。按照「常態」，老馬和他的幾千戶鄰居應該悄無聲息地退場，就和這些年逐漸退場的老南京一樣。老了的原住民，搬去偏遠的郊區，把現今寸土寸金的老城南讓給新晉富豪。離開的人，回來「尋根」，也只能憑空想像。台灣作家夏祖麗（林海音與夏承楹的女兒）曾經來南京尋找父母居住在城南的舊居，朋友帶她前去，卻發現夏家故居被偷偷拆掉了。「突然一天就圍起來了，再去看，就是一片空地」。「老城南顏料坊」，這個地名也從此在地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英國特易購集團開發的高檔購物中心。
習以為常的一句解釋是：「老城保護和新城發展之間的矛盾」。
「可這根本就是個偽矛盾、偽命題！」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學鷹氣憤地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位南京學者發起保護老城南的聯名上書，周學鷹是簽署人之一，同樣簽署的還有梁白泉、蔣讚初、葉兆言、劉傑、季士家等老前輩。
這封題為《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告急》的信函直送國務院，學者們的態度很堅決：二千五百年的老城南京不能只要發展，不顧歷史，不能只要經濟，不要人；更何況，老城南，已經是古代南京最後一條血脈。
這是南京五十平方公里老城中，最後一平方公里保留明清基本格局的歷史文化保護區，至今，也僅剩下南捕廳和中華門門西、門東這三處。
聯名簽署的南京作家薛冰說：「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已經退無可退！最後的一平方公里，百分之二的面積，一旦拆掉就徹底沒有了，難道還不能整體保護嗎？南京這座二千五百年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在哪裏？文化在哪裏？」
今年五月，總理溫家寶對南京學者的呼籲信作出批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奉命對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情況，以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的執行情況進行督查。六月五日，調查組抵達南京，經過三天調查，做出了立即停止南捕廳甘熙故居周邊民居拆遷改造工程的決定。
可是，沒有一個簽名的專家感到樂觀，因為老居民的搬遷沒有停止，四千二百戶人家已經空了二千六百戶，只剩下一千六百戶居民仍然不肯離開。野蠻的強拆事件，更時有發生。
七月十日，老馬親眼看見家住南市樓一號一對僅穿著內衣的母女在清晨六點被幾個彪形大漢從二樓家中抬出，一輛大卡車立即把她們和私人物品拉到了偏遠地區的一所過渡性安置房裏。
老馬和街坊們管這些大漢叫「活鬧鬼」。這半年來，他們已經習慣了「活鬧鬼」的騷擾：「常常是晚上八九點來，一來四五個人，擠在你的小房子裏，一呆就呆到半夜一兩點。逼走你為止。」
還有更惡劣的，潑糞、拆門、砸東西……家住平章巷七號的劉俊幾次早上醒來，都在自己門口窗下發現三大口袋和水泥混合起來的糞便，臭氣熏天，街坊告訴她，是半夜有人開車運來。「太沒人性了！我第二天全拖到他們指揮部門口去！」五十六歲的她照顧九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這裏，隔壁兩邊的房子都被強拆了，只剩她們一家，因為老母親行動不便，無法搬遷，一直堅持著。
評事街一八八號的翟金花也遇上過「活鬧鬼」。四十八歲的她在評事街出生長大，現在和丈夫兩人在老房子的門廳開了家餃子店，已經運作了八年。他們也是堅持到現在的一千六百戶居民之一。六月六日晚上八點，她和丈夫正在包餃子，見到兩個男人從泥馬巷走過來，二話不說，矮個的掀餃子，高個的掀碗，兩個桌子全掀翻了。
居民們說，「活鬧鬼」都是政府拆遷辦從社會上招聘來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去拆遷戶家「鬧事」，「拆遷辦付出場費的，一次二百元（約合二十九點二美元）」。
翟金花報了案，沒有解決。八月四日，她和兩百多名住戶去區政府上訪，要求解決拆遷補償的問題和禁止強拆，「他們罵得很難聽，罵我們是死貨。人心都是肉長的，怎麼能這樣？」翟金花說說很傷心：「如果能搬我也搬了，可是補償那麼低，我們又都沒有工作，離開這裏怎麼生活？」
南京市二零零一年開始實行拆遷貨幣補償政策，根據南捕廳居民拿到的《住宅房屋拆遷補償金額評估表》，房地產評估公司給他們的老房補償價格大約是七千二百元\平米，而估算的房屋面積不包括院落、迴廊、走道、天井等，一律只算到屋門口，大部分人家一戶只能算二十平米左右的面積。
如此十幾萬的補償款，在南京市區想買房子根本不可能。南捕廳街區屬南京「一類一級地段」，周邊的二手房均價是一萬二千元\平米，新房則要一萬八千到二萬元。而這一塊地上未來將建起的「頂級中式別墅群」，房價賣到四萬元\平米。
這一切與老居民毫無關係，政府協助他們安排的經濟適用房，在距離市區一小時公交車程以外的遠郊。四十一歲的居民張蘭玲表示這簡直沒法接受：「我和我丈夫都是打工的，每個月收入扣了養老醫保只剩六百八十九元，我們在玄武區上班，住老屋騎自行車半小時就到了，搬到那麼遠怎麼辦？我們根本沒有錢坐公交車，要早上三點出門上班嗎？我們的小孩還在這裏上學，他要怎麼辦？」
無論是在本地媒體上，還是在政府組織專家們開的研討會、交流會上，政府都再三強調，老城南改造是一項「民生工程」。
可是，老馬要告別相處了四十多年的街坊，張蘭玲無法解決交通問題，翟金花夫婦沒有了收入，還有老馬的鄰居，在評事街五十六號獨居的九十七歲婆婆楊玉珍，本來由鄰居們照顧，想陪她過百歲壽誕的，現在也不可能了。婆婆躺在搖椅上說：「我二十四歲就嫁到這裏了，住了一輩子，現在讓我走，我想想都哭了幾場……」
誰的老城南？
老城南，究竟是誰的老城南？誰有資格評估它的價值？誰有資格決定它該拆還是留下？居民從沒有機會發聲，呼籲保護的專家也被排斥到邊緣，大拆大建的快車幾乎是不受制約地向前衝。
飽受爭議的南捕廳歷史街區規劃案負責人、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吳明偉承認，政府的城建目標一早就出台了，今年要完成多少億的任務，都是配合目標進行，「六十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對老城的更新改造基本上還沿用一個模式，處理方式很單一，沒有公眾參與，反對的專家也沒有參與到具體過程，政府說了算」。
吳明偉堅持表示，從建築專業角度，他不認為南捕廳區域的建築物有很大保留價值，因此在初期規劃案中，他劃出的保護建築只有不超過十處，其他將全部清拆。但他也承認：「當然，這一批老房子的處理應該是一個社會認定的結果。如果早實行公眾參與，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吳明偉從零三年開始負責南捕廳街區的規劃，二零零八年，南捕廳四號地塊改造出爐。原本新穎的「鑲牙式改造」（保留有價值的古建築，「拔除」一些沒有價值的建築，用肌理再造的方式編織進一些復修建築）設想卻招來了罵名：
今年五月，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到老城南考察，在參觀新建成的熙南里和旁邊已經被拆光的安品街地段後，他表達了強烈的不滿：「這就是你們說的『鑲牙式保護』嗎？牙在哪兒呢？」 道路寬闊、建築光鮮亮麗，再看不到古樸情趣的熙南里，被單霽翔斥為「滿口假牙」！
「滿口假牙」的前車之鑑讓學者們對現正進行的南捕廳一、二、三號地塊改造方案失去了信心。
老城去留誰說了算？
儘管開發商的相關負責人曾對亞洲週刊記者及呼籲保護的專家反覆保證：在共識未達成前，不會強拆一處房屋；計劃會有四十處左右的老建築保留；「街巷肌理」不會有絲毫改變。可是結果又會如何？
強拆的確在發生；在吳明偉向我們展示的最近更新的規劃方案上，被保留的建築仍然寥寥可數；在並未公開的規劃方案裏，明確寫明所有街巷都將拓寬，最寬的是六點五米，以保證未來的別墅區可通車，並絕大多數改至瀝青路面。吳明偉解釋這是「根據需求按比例適當拓寬」，可是拓寬的現代道路加上兩邊的別墅和高層建築，原有的「街巷肌理」又何在？
同濟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周學鷹從零一年開始不斷調研南京老城南古建築，他氣憤地說：「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明文規定的，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應當整體保護』，更何論第一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的歷史街區！對古建築而言，價值最大的是其整體木構架體系，諸如屋頂的翻建，原先是落地門窗、此後改為增加的圍合牆體等，不會真正降低多少古建築的價值！」
古建築專家、著名建築大師劉敦楨之子、七十九歲的東南大學建築系資深教授劉傑也在呼籲保護老城南的信上簽了名。這份規劃案最令他不滿的，就是調查論證沒有公開透明，卻在未經成熟討論或聽證的情況下，直接執行了。「調查應該對外發表，或者專家論證，甚至輿論監督。保留也好，拆遷也好，首先要有個依據。根據什麼，決定它保留？根據什麼，要把它拆掉？這個工作做到什麼程度，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做出決策，都不透明。」
周學鷹早已預料到這種情況，二零零七年初，南京市政府曾邀請他負責老城南整體規劃調查，但擺在眼前的合同已經寫明：調查成果不得公開發表；調查完成後要根據政府組織的專家委員會意見和南京規劃局意見修改。「這就成了一個可以被隨意操控的調查規劃。」周學鷹於是拒絕了。這次調查最終由南京大學建築學院趙辰教授和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潘谷西教授擔任負責人，後者是前者的岳父。
此後，周學鷹、薛冰等持反對意見的專家，就逐漸被邊緣化。
缺位的居民聲音
曾寫作《南京城市史》的薛冰則認為，老城南最難得的還不僅在於建築，而是保留了一個古城自然生長的痕跡，和依附於此的老南京人的精神氣質。他介紹，南京老城南是六朝時形成生活民居區。此後近兩千年，完整未受侵擾。南唐建都，繞開老城跑到北邊；朱元璋建宮殿，完整在城外，沒有進城一寸。一直持續到一九九零年，老城南幾乎延續了兩千年不受干擾的狀態，「我們可以看到元朝有哪幾個巷子，明朝有哪幾個巷子，到了清朝又是怎麼發展的，開始的皮作坊，怎麼變成皮市街，又怎麼變成評事街。這是一個老城二千五百年自然生長的痕跡，這個東西一旦被破壞了，你怎麼還能看到這些？就像一棵樹，葉子會掉落，也會重新生長起來。可現在是把樹砍掉，搞一個假樹、一個盆景放在這裏」。
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了一輩子的前院長、八十一歲的老專家梁白泉最看重的，是老城南不同於中國其他古都的獨特之處：「北京四合院是京派官僚的文化代表，上海的石庫門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區，南京的城南地區是什麼？這裏是明初朱元璋調集全國能工巧匠的聚集地，你看那些地名，絨莊街、綾莊巷、踹布坊、評事街（古稱皮市街）、全國最好的手工業技術集中在這裏，是明朝立國的經濟基礎。這是北方的任何一個古都都沒有的。有什麼理由不做整體保護？」
在老城南的改造規劃裏，這裏的民風民俗隻字不提，居民的聲音更是完全缺席。
家住踹布坊二十號的居民朱信偉承認作為這裏的居民，確實希望改善生活環境：「我祖上從清朝開始就住這裏，我也出生在這裏，雖然是小瓦、破房子，但能遮雨，擋太陽，睡安穩覺。家裏是個四合院，要不是拆遷來了，我們幾戶人家本就打算合資修房子，連協議都簽好了。」
目前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的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生姚遠，是土生土長的南京「老城南」人，從二零零二年起，他走街串巷，對老城南做過歷時七年的調查。姚遠指出：「我們要保的不僅是古建築，也包括非物質的民俗民風，更有公民對財產權的信心。」
姚遠指出，如果繼續按現行機制操作，拆除的面積既跟開發商「淨地」利益直接相關，又跟規劃師的專案設計費成正比，那麼，再好的歷史街區都會被「論證」為「沒有保留價值」，隨後就是推倒重建。
二十九位專家呼籲建立歷史街區長期修繕保護的新機制，建議將「推動房屋產權制度改革，明確房屋產權，鼓勵居民按保護規劃實施自我改造更新，成為房屋修繕保護的主體」作為名城整體保護的機制保障。
在網絡上，許多人發起「留住老城南」、「告別老城南」的活動，在西祠論壇上，南京網友每週六出現在南京正在拆遷的老宅前，記錄、拍攝下老宅們死亡前的最後掙扎。
但這些來自民間的聲音，迄今沒有得到市政府的任何回應。
「南京註定是世界上最傷感的城市」，南京地方志辦公室專家楊永泉慨嘆：「南宋金兵燒毀過這城市，太平天國破壞過，一九五五年拆過南京城牆，改革開放又有舊城改造。我記得九四年南京開城運會，內橋到中華門一條路拓寬，路邊的民國建築全毀了。」
今年剛退休的楊永泉傷感地說：「不過，在領導面前是不能說傷感的。毛澤東認為梁思成哭北京城都是政治問題，南京，怎麼會傷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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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範》起草人阮儀三
保護南京老城是民族責任感 ．柴子文
南京老城南的情況反映了中國老城保護的普遍狀況，規劃圖都很好很漂亮，但操作起來就是全拆。現在其實已到民族文化存亡的危機時刻。保護歷史名城，要有民族責任感，要有自己的城市、建築的特色。
阮儀三是清代著名經學家阮元的曾孫，或許，正是家族一脈相承的文脈，讓他把保護古城古鎮的工作看得順理成章、理直氣壯。他一再強調，傳統並不是過去式，它還是滋養新文化的豐厚土壤，是讓中國、中國的城市、中國人保持尊嚴、保持獨特靈氣的文化礦藏。
上大學時，阮儀三就在假期拿著地圖，騎著單車，把南京所有的地方都跑了個遍，被金陵的人文風貌、歷史厚度深深感動。當他去年作為國家文物局專家小組成員去檢查老城南的亂拆歷史街區情況時，老南京已是滿目瘡痍。阮儀三認為，南京的情況，反映的是中國老城保護的普遍狀況，規劃圖畫得很好很漂亮，但操作起來就是全拆，最終騙騙老百姓、騙騙領導。不能說沒有很好的城市規劃師，問題是這些人才沒有好好的運用，都是頭頭說了算，在片面的指導思想下做出壞的東西。以下是阮儀三接受亞洲週刊專訪的摘要：
南京老城南價值何在？為什麼要保護城市的舊區？
老城南早就確定為歷史文化街區。現在的問題是保護做得不好，幾年前就已提出質疑。去年我去參加調研，發現只留下幾幢確定的保護建築。當時很多專家提出很嚴肅批評，當面給市長提意見，南京也接受批評，說要努力改進。但今年又出現這個問題。不光是南京，很多歷史文化名城中普遍存在，主要是政府決策者，對城市的歷史文化不夠尊重。打著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城市面貌的旗號，搞利潤驅動的房地產運作，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歷史建築也當作是一般的危房來對待。
南京留存的歷史風貌已經非常少了，老城南還留存一些風貌地帶，能看到一些歷史的遺存、城市的記憶。把這些拆掉了，從單個文物，從明孝陵、中山陵只能看到南京的風景，看不到南京的風情，因為風情是落在老南京人心裏的東西，要有南京人的生活在裏面。老房子留了老的人，留住城市的記憶，從中就能尋覓一個城市真正的風情。只有南京的古民居，南京千年古都的格局，才是南京獨一無二的風情所在。文物古蹟每個城市都有，但獨特的城市風情被打斷了，就永遠也弄不回來了。發展是硬道理，保護也是硬道理。不保護就沒有了。
那城南應怎麼保護？南京提出鑲牙式保護，保護後的地段都要用來建造別墅、會所等商業地產項目，你怎麼看？
城市的肌理，是由城市的房屋、道路、牆、屋頂、人構成的一種特殊質地。首先是尊重它、保護它，在保護的前提下合理的更新、改造，主要內容是改善它的基礎設施、生活環境，疏解過分擁擠的人口，增設現代設施，進行必要的功能置換。表面上無利可圖，但做得好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留存了城市的歷史、城市的記憶，也就留住了人們的心。
所謂鑲牙式保護，是在整個街區基本留存的情況下，將個別損壞嚴重、風貌不合的房子替換掉。概念不錯的，但牙齒拔光了，就是滿口壞牙、假牙了，就不是鑲牙了。在歷史街區蓋別墅，就好像是裝了兩顆大金牙進去，也造成城市貧富分離和人為的社會隔膜，將社會不公深化。
南京大多數街區都已賣給開發商，他們操作結果如何？
希望房地產開發商來保護、經營歷史街區，完全是空想。開發商跟城市保護是對立的，城市保護是維護公眾利益的行為，應該要政府出錢，虧本不賺錢的。舊區要更新保護，等於人生病了要看病、吃藥，是需要投入的一件事。開發商不是來救災的，是來賺錢的。讓開發商來做歷史街區的保護和利用工作，是牛頭不對馬嘴，根本的策略性錯誤。
在老城南歷史街區的周圍，南京再投入幾十億資金，據說是在修復城牆，但採用了大量的鋼筋水泥，還要投入幾十億建造太平天國時期就消失的大報恩寺塔。您怎麼看？
我認為這些都不是保護工程。東西已經存在才能叫保護，已經不存在了用現代的材料、現代的施工方式、為了旅遊和觀瞻的目的重造假古董，這在世界遺產的概念中，是明確反對的、深惡痛絕的造假行為。歷史是不可能重建的。這些假古董不過是某些首長的形象和政績工程，實質上是浪費人民的財產。
如果老城南這些歷史文化街區都被拆除或騰空了，你覺得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基礎還剩下什麼？歷史文化名城出現瀕危局面，你認為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如果都拆掉了，就應該把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帽子摘掉。就像踢足球一樣，黃牌警告不行，就要紅牌警告。沒有這些歷史風貌地帶，就不是歷史名城了，最多算是有歷史古蹟的城市。中國幾乎所有的省會城市都很糟糕，要搞規模、形象，第一把手的話不敢反對。還有些所謂的專家，出餿主意，為了賺錢的目的去搞設計、規劃。
其實把修城牆、搞假古董的錢拿來更新改造老城南，就全解決了。南京的事情要嚴肅處理，並且大家要從中提高認識，特別決策者的意識要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意識要提高。南京是第一批國家級歷史名城，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毀掉，有愧祖先，下一代以後也會責難我們。
你曾說，中國只有一本薄薄的文物法，裏面就一句話「要保護歷史文化名城」，說得不清楚，城市保護法不完備。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從去年七月一日起開始實施，為什麼這個條例沒能保護住老城南的老街區？
現在還是一個條例，只是管理執行的規範。雖然條例第四十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城市、縣人民政府因保護不力，導致已批准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被列入瀕危名單的，由上級人民政府通報批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但至今未見有相關責任人受處分的。
根本問題還是人們的思想認識，沒有認識到現在其實已經到了民族文化存亡的危機時刻。留存這些歷史的東西，究竟是為了什麼？就是要建立中國自己的城市、建築的特色，否則，文化依存的基礎就沒有了。法國一八四零年就建立了《歷史性建築法案》，去年日本制定了專門的《環境景觀保護法》，我們還僅僅是一個條例，只是嘴上講講，沒看到拆了歷史建築有撤職查辦的。煤礦死了人要撤官，加強安全機制就能防止再死人；但拆掉了歷史建築、毀掉了城市風貌，是再怎麼補救也救不回來的。法國把那些想拆掉古城的人記錄在案，都有詳細的歷史記載，供後人不斷地批評、反省。明明是牽涉到民族、自身的文化、城市的榮譽的重大事件，現在全無民族責任感，只曉得物質享受、追求表面的「城市的美好」。
除南京之外，現在中國老城保護的整體狀況如何？政府處理方式上還有哪些弊端？
我認為，整個中國，老城保護得都不好。別說老城，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農村也拆掉很多老房子，極其可怕，把原本豐富多彩的農村民居都拆光，建統一規劃設計的房子。城市對歷史地帶的保護都是出於旅遊的目的，保下來做一個文化旅遊景點，這樣本末倒置，當然就會急功近利。
歷史文化名城、歷史街區已經是法定概念，但政府甚至文物部門的人仍然只對文物重視，把歷史街區等同一般文物對待，甚至連文物都不當。一變成故居就成展覽館，他們不知道馬克思故居還住著人的。這些方面還有很多誤區。但最主要的弊端是理念上的，只看到商業價值，根本不把歷史遺產看成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是新文化成長的土壤，應該很認真的呵護，應該要投入資金。
據報道，全國用房地產開發手段造了二千五百個主題公園，每個投入上億，但現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垮了，原因就是，假古董必定要破產的。我們應懂得汲取教訓。 ■
即將出版的《亞洲周刊》二十三卷三十三期 (2009-08-23)
六朝古都南京的老城南早已被列為歷史保護區，但將被改造成高級別墅和商業中心。地方政府與地產商合謀，用迅猛手段強拆、迫遷，政府規劃方案沒有公眾參與，公然違反文物保護法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兩次批示暫緩拆遷也力所不及。南京強調老城南改造是民生工程，卻用極低補償換取最高利潤。居民聲音缺位、異見專家被邊緣化，程序不透明。歷史記憶、文化遺產，即將化作一場金陵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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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過後的老城南巷子裏，老馬打著赤膊，從家裏走出來乘涼。巷頭巷尾的街坊差不多的時間，三三兩兩聚集起來，拉扯起東西家常。「老馬！你看你背上，好大的蚊子塊！」朱家媳婦大喊一聲，好多人都圍攏來看。老馬急了，拼命抓撓起來。
老馬本名喻永海，因為屬馬，街坊都親切地喚他「老馬」。年過七十的他很享受每天下午三點開始一直到夜晚的時光，他家門口一條薄木板搭起的長凳，是周圍街坊每天的聚會地，穿街走巷的人經過這裏，也都會坐坐，和老人家閒談幾句。誰家兒女有出息了，誰家工作不順心了，誰家有困難需要幫忙了，鄰居嘮叨兩句，麻煩可能就紓解。
可是最近幾個月，「長凳會議」幾乎沒有令人開心的話題。街坊不知哪天就少了幾個，剩下的，也總是眉頭緊鎖。
零九年開始，他們所居住的南京老城南「南捕廳歷史街區」，正面臨整體拆遷改造，古老民居將被推倒，變身成高級別墅、商業中心。
這一項目由南京市建委專門成立的南京城建歷史文化街區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目前已經有一千一百零二戶居民被拆遷，根據規劃，這裏未來將建設「高標準的中國園林特色別墅群及幾棟高層住宅」。
即使這裏已經是法例規定的歷史文化保護區；即使這裏被學者視為珍寶，稱其為老南京的源頭、南京最後一片明清風格民居建築群；即使就在最近，二十九位專家聯名上書、總理溫家寶親自批示暫緩拆遷、國務院調查組來考察、南京副市長陸冰表態稱「放慢或者暫停」——一切的努力，似乎仍留不住這片佔地十八萬平方米、有四千二百戶居民的街區。
二零零六年南京成立「雙拆」（拆除違法建築、拆遷危破房屋）指揮部，顏料坊、安品街、船板巷、門東的多片歷史街區被拆除。南京市長蔣宏坤擔任總指揮，分管副市長陸冰擔任常務副總指揮；零八年成立「危舊房片區改造工作領導小組」，市長、副市長分別擔任組長、副組長，提出二零一零年基本完成全市重點危舊房片區改造任務。今年春節後，聲勢浩大的「危改」拆遷動，古城裏殘存的幾片古舊街區被列入零九年「危舊房改造計劃」，總面積上百萬平方米，並且由原計劃的兩年壓縮為一年完成。
老馬的家是一戶青磚小瓦的平房，父親傳下來的祖宅，他在這裏住了四十八年。房子隔壁是一眼古井，相傳是明太祖朱元璋時修的，井壁青白光滑，並已有深深的繩槽。老馬說，以前附近的居民都挑水從這巷子過，一路滴滴答答，小塊青石鋪成的地面從沒乾過，這條小巷子也因此得名「水巷」。
穿出「水巷」，就是宋元南京已經初具規模的「評事街」，發展到明清，評事街成了當時南京最繁榮的商業街道之一。沿著長長的評事街，可以穿過這一整片歷史街區。沿街幾處宅院，青磚黛瓦馬頭牆，雕樑花窗，迴廊掛落，雖然年久失修顯得破敗，明清南京地域的古建築細節仍在，庭院格局仍十分清晰，老樹掩映下，顯得風情萬種。
在南京，這樣的街巷幾乎已經找不到了。登高望下去，這一大片老街老巷已經被四周的現代高樓緊緊包圍。如果城市的生長邏輯可以從外貌判斷，單是看看四面的高樓、巨幅地產廣告和鄰近區域已被拆乾淨的老房子，幾乎已可以預示老馬們的祖宅被吞沒的命運。
老馬甚至還不清楚，祖宅這塊地究竟要用來幹什麼？從二零零三年開始的規劃從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聽證，要拆多少，保留多少，如何改建成別墅，沒有人聽取過他們的意見。今年三月，街巷裏「拆字上牆」，此後拆遷辦上門，跟他們談的只有兩件事：補償款多少，什麼時候搬。
在中國的城市發展裏，這是難以逆轉的「常態」。北京的胡同，江南的小橋流水，成都的寬窄巷子，莫不如是。按照「常態」，老馬和他的幾千戶鄰居應該悄無聲息地退場，就和這些年逐漸退場的老南京一樣。老了的原住民，搬去偏遠的郊區，把現今寸土寸金的老城南讓給新晉富豪。離開的人，回來「尋根」，也只能憑空想像。台灣作家夏祖麗（林海音與夏承楹的女兒）曾經來南京尋找父母居住在城南的舊居，朋友帶她前去，卻發現夏家故居被偷偷拆掉了。「突然一天就圍起來了，再去看，就是一片空地」。「老城南顏料坊」，這個地名也從此在地圖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英國特易購集團開發的高檔購物中心。
習以為常的一句解釋是：「老城保護和新城發展之間的矛盾」。
「可這根本就是個偽矛盾、偽命題！」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學鷹氣憤地說。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位南京學者發起保護老城南的聯名上書，周學鷹是簽署人之一，同樣簽署的還有梁白泉、蔣讚初、葉兆言、劉傑、季士家等老前輩。
這封題為《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告急》的信函直送國務院，學者們的態度很堅決：二千五百年的老城南京不能只要發展，不顧歷史，不能只要經濟，不要人；更何況，老城南，已經是古代南京最後一條血脈。
這是南京五十平方公里老城中，最後一平方公里保留明清基本格局的歷史文化保護區，至今，也僅剩下南捕廳和中華門門西、門東這三處。
聯名簽署的南京作家薛冰說：「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已經退無可退！最後的一平方公里，百分之二的面積，一旦拆掉就徹底沒有了，難道還不能整體保護嗎？南京這座二千五百年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在哪裏？文化在哪裏？」
今年五月，總理溫家寶對南京學者的呼籲信作出批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奉命對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情況，以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的執行情況進行督查。六月五日，調查組抵達南京，經過三天調查，做出了立即停止南捕廳甘熙故居周邊民居拆遷改造工程的決定。
可是，沒有一個簽名的專家感到樂觀，因為老居民的搬遷沒有停止，四千二百戶人家已經空了二千六百戶，只剩下一千六百戶居民仍然不肯離開。野蠻的強拆事件，更時有發生。
七月十日，老馬親眼看見家住南市樓一號一對僅穿著內衣的母女在清晨六點被幾個彪形大漢從二樓家中抬出，一輛大卡車立即把她們和私人物品拉到了偏遠地區的一所過渡性安置房裏。
老馬和街坊們管這些大漢叫「活鬧鬼」。這半年來，他們已經習慣了「活鬧鬼」的騷擾：「常常是晚上八九點來，一來四五個人，擠在你的小房子裏，一呆就呆到半夜一兩點。逼走你為止。」
還有更惡劣的，潑糞、拆門、砸東西……家住平章巷七號的劉俊幾次早上醒來，都在自己門口窗下發現三大口袋和水泥混合起來的糞便，臭氣熏天，街坊告訴她，是半夜有人開車運來。「太沒人性了！我第二天全拖到他們指揮部門口去！」五十六歲的她照顧九十多歲的老母親住在這裏，隔壁兩邊的房子都被強拆了，只剩她們一家，因為老母親行動不便，無法搬遷，一直堅持著。
評事街一八八號的翟金花也遇上過「活鬧鬼」。四十八歲的她在評事街出生長大，現在和丈夫兩人在老房子的門廳開了家餃子店，已經運作了八年。他們也是堅持到現在的一千六百戶居民之一。六月六日晚上八點，她和丈夫正在包餃子，見到兩個男人從泥馬巷走過來，二話不說，矮個的掀餃子，高個的掀碗，兩個桌子全掀翻了。
居民們說，「活鬧鬼」都是政府拆遷辦從社會上招聘來的，他們的工作就是去拆遷戶家「鬧事」，「拆遷辦付出場費的，一次二百元（約合二十九點二美元）」。
翟金花報了案，沒有解決。八月四日，她和兩百多名住戶去區政府上訪，要求解決拆遷補償的問題和禁止強拆，「他們罵得很難聽，罵我們是死貨。人心都是肉長的，怎麼能這樣？」翟金花說說很傷心：「如果能搬我也搬了，可是補償那麼低，我們又都沒有工作，離開這裏怎麼生活？」
南京市二零零一年開始實行拆遷貨幣補償政策，根據南捕廳居民拿到的《住宅房屋拆遷補償金額評估表》，房地產評估公司給他們的老房補償價格大約是七千二百元\平米，而估算的房屋面積不包括院落、迴廊、走道、天井等，一律只算到屋門口，大部分人家一戶只能算二十平米左右的面積。
如此十幾萬的補償款，在南京市區想買房子根本不可能。南捕廳街區屬南京「一類一級地段」，周邊的二手房均價是一萬二千元\平米，新房則要一萬八千到二萬元。而這一塊地上未來將建起的「頂級中式別墅群」，房價賣到四萬元\平米。
這一切與老居民毫無關係，政府協助他們安排的經濟適用房，在距離市區一小時公交車程以外的遠郊。四十一歲的居民張蘭玲表示這簡直沒法接受：「我和我丈夫都是打工的，每個月收入扣了養老醫保只剩六百八十九元，我們在玄武區上班，住老屋騎自行車半小時就到了，搬到那麼遠怎麼辦？我們根本沒有錢坐公交車，要早上三點出門上班嗎？我們的小孩還在這裏上學，他要怎麼辦？」
無論是在本地媒體上，還是在政府組織專家們開的研討會、交流會上，政府都再三強調，老城南改造是一項「民生工程」。
可是，老馬要告別相處了四十多年的街坊，張蘭玲無法解決交通問題，翟金花夫婦沒有了收入，還有老馬的鄰居，在評事街五十六號獨居的九十七歲婆婆楊玉珍，本來由鄰居們照顧，想陪她過百歲壽誕的，現在也不可能了。婆婆躺在搖椅上說：「我二十四歲就嫁到這裏了，住了一輩子，現在讓我走，我想想都哭了幾場……」
誰的老城南？
老城南，究竟是誰的老城南？誰有資格評估它的價值？誰有資格決定它該拆還是留下？居民從沒有機會發聲，呼籲保護的專家也被排斥到邊緣，大拆大建的快車幾乎是不受制約地向前衝。
飽受爭議的南捕廳歷史街區規劃案負責人、東南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吳明偉承認，政府的城建目標一早就出台了，今年要完成多少億的任務，都是配合目標進行，「六十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對老城的更新改造基本上還沿用一個模式，處理方式很單一，沒有公眾參與，反對的專家也沒有參與到具體過程，政府說了算」。
吳明偉堅持表示，從建築專業角度，他不認為南捕廳區域的建築物有很大保留價值，因此在初期規劃案中，他劃出的保護建築只有不超過十處，其他將全部清拆。但他也承認：「當然，這一批老房子的處理應該是一個社會認定的結果。如果早實行公眾參與，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局面。」
吳明偉從零三年開始負責南捕廳街區的規劃，二零零八年，南捕廳四號地塊改造出爐。原本新穎的「鑲牙式改造」（保留有價值的古建築，「拔除」一些沒有價值的建築，用肌理再造的方式編織進一些復修建築）設想卻招來了罵名：
今年五月，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到老城南考察，在參觀新建成的熙南里和旁邊已經被拆光的安品街地段後，他表達了強烈的不滿：「這就是你們說的『鑲牙式保護』嗎？牙在哪兒呢？」 道路寬闊、建築光鮮亮麗，再看不到古樸情趣的熙南里，被單霽翔斥為「滿口假牙」！
「滿口假牙」的前車之鑑讓學者們對現正進行的南捕廳一、二、三號地塊改造方案失去了信心。
老城去留誰說了算？
儘管開發商的相關負責人曾對亞洲週刊記者及呼籲保護的專家反覆保證：在共識未達成前，不會強拆一處房屋；計劃會有四十處左右的老建築保留；「街巷肌理」不會有絲毫改變。可是結果又會如何？
強拆的確在發生；在吳明偉向我們展示的最近更新的規劃方案上，被保留的建築仍然寥寥可數；在並未公開的規劃方案裏，明確寫明所有街巷都將拓寬，最寬的是六點五米，以保證未來的別墅區可通車，並絕大多數改至瀝青路面。吳明偉解釋這是「根據需求按比例適當拓寬」，可是拓寬的現代道路加上兩邊的別墅和高層建築，原有的「街巷肌理」又何在？
同濟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周學鷹從零一年開始不斷調研南京老城南古建築，他氣憤地說：「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明文規定的，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應當整體保護』，更何論第一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的歷史街區！對古建築而言，價值最大的是其整體木構架體系，諸如屋頂的翻建，原先是落地門窗、此後改為增加的圍合牆體等，不會真正降低多少古建築的價值！」
古建築專家、著名建築大師劉敦楨之子、七十九歲的東南大學建築系資深教授劉傑也在呼籲保護老城南的信上簽了名。這份規劃案最令他不滿的，就是調查論證沒有公開透明，卻在未經成熟討論或聽證的情況下，直接執行了。「調查應該對外發表，或者專家論證，甚至輿論監督。保留也好，拆遷也好，首先要有個依據。根據什麼，決定它保留？根據什麼，要把它拆掉？這個工作做到什麼程度，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做出決策，都不透明。」
周學鷹早已預料到這種情況，二零零七年初，南京市政府曾邀請他負責老城南整體規劃調查，但擺在眼前的合同已經寫明：調查成果不得公開發表；調查完成後要根據政府組織的專家委員會意見和南京規劃局意見修改。「這就成了一個可以被隨意操控的調查規劃。」周學鷹於是拒絕了。這次調查最終由南京大學建築學院趙辰教授和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潘谷西教授擔任負責人，後者是前者的岳父。
此後，周學鷹、薛冰等持反對意見的專家，就逐漸被邊緣化。
缺位的居民聲音
曾寫作《南京城市史》的薛冰則認為，老城南最難得的還不僅在於建築，而是保留了一個古城自然生長的痕跡，和依附於此的老南京人的精神氣質。他介紹，南京老城南是六朝時形成生活民居區。此後近兩千年，完整未受侵擾。南唐建都，繞開老城跑到北邊；朱元璋建宮殿，完整在城外，沒有進城一寸。一直持續到一九九零年，老城南幾乎延續了兩千年不受干擾的狀態，「我們可以看到元朝有哪幾個巷子，明朝有哪幾個巷子，到了清朝又是怎麼發展的，開始的皮作坊，怎麼變成皮市街，又怎麼變成評事街。這是一個老城二千五百年自然生長的痕跡，這個東西一旦被破壞了，你怎麼還能看到這些？就像一棵樹，葉子會掉落，也會重新生長起來。可現在是把樹砍掉，搞一個假樹、一個盆景放在這裏」。
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了一輩子的前院長、八十一歲的老專家梁白泉最看重的，是老城南不同於中國其他古都的獨特之處：「北京四合院是京派官僚的文化代表，上海的石庫門是五口通商的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區，南京的城南地區是什麼？這裏是明初朱元璋調集全國能工巧匠的聚集地，你看那些地名，絨莊街、綾莊巷、踹布坊、評事街（古稱皮市街）、全國最好的手工業技術集中在這裏，是明朝立國的經濟基礎。這是北方的任何一個古都都沒有的。有什麼理由不做整體保護？」
在老城南的改造規劃裏，這裏的民風民俗隻字不提，居民的聲音更是完全缺席。
家住踹布坊二十號的居民朱信偉承認作為這裏的居民，確實希望改善生活環境：「我祖上從清朝開始就住這裏，我也出生在這裏，雖然是小瓦、破房子，但能遮雨，擋太陽，睡安穩覺。家裏是個四合院，要不是拆遷來了，我們幾戶人家本就打算合資修房子，連協議都簽好了。」
目前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問的北京大學政治學博士生姚遠，是土生土長的南京「老城南」人，從二零零二年起，他走街串巷，對老城南做過歷時七年的調查。姚遠指出：「我們要保的不僅是古建築，也包括非物質的民俗民風，更有公民對財產權的信心。」
姚遠指出，如果繼續按現行機制操作，拆除的面積既跟開發商「淨地」利益直接相關，又跟規劃師的專案設計費成正比，那麼，再好的歷史街區都會被「論證」為「沒有保留價值」，隨後就是推倒重建。
二十九位專家呼籲建立歷史街區長期修繕保護的新機制，建議將「推動房屋產權制度改革，明確房屋產權，鼓勵居民按保護規劃實施自我改造更新，成為房屋修繕保護的主體」作為名城整體保護的機制保障。
在網絡上，許多人發起「留住老城南」、「告別老城南」的活動，在西祠論壇上，南京網友每週六出現在南京正在拆遷的老宅前，記錄、拍攝下老宅們死亡前的最後掙扎。
但這些來自民間的聲音，迄今沒有得到市政府的任何回應。
「南京註定是世界上最傷感的城市」，南京地方志辦公室專家楊永泉慨嘆：「南宋金兵燒毀過這城市，太平天國破壞過，一九五五年拆過南京城牆，改革開放又有舊城改造。我記得九四年南京開城運會，內橋到中華門一條路拓寬，路邊的民國建築全毀了。」
今年剛退休的楊永泉傷感地說：「不過，在領導面前是不能說傷感的。毛澤東認為梁思成哭北京城都是政治問題，南京，怎麼會傷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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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範》起草人阮儀三
保護南京老城是民族責任感 ．柴子文
南京老城南的情況反映了中國老城保護的普遍狀況，規劃圖都很好很漂亮，但操作起來就是全拆。現在其實已到民族文化存亡的危機時刻。保護歷史名城，要有民族責任感，要有自己的城市、建築的特色。
阮儀三是清代著名經學家阮元的曾孫，或許，正是家族一脈相承的文脈，讓他把保護古城古鎮的工作看得順理成章、理直氣壯。他一再強調，傳統並不是過去式，它還是滋養新文化的豐厚土壤，是讓中國、中國的城市、中國人保持尊嚴、保持獨特靈氣的文化礦藏。
上大學時，阮儀三就在假期拿著地圖，騎著單車，把南京所有的地方都跑了個遍，被金陵的人文風貌、歷史厚度深深感動。當他去年作為國家文物局專家小組成員去檢查老城南的亂拆歷史街區情況時，老南京已是滿目瘡痍。阮儀三認為，南京的情況，反映的是中國老城保護的普遍狀況，規劃圖畫得很好很漂亮，但操作起來就是全拆，最終騙騙老百姓、騙騙領導。不能說沒有很好的城市規劃師，問題是這些人才沒有好好的運用，都是頭頭說了算，在片面的指導思想下做出壞的東西。以下是阮儀三接受亞洲週刊專訪的摘要：
南京老城南價值何在？為什麼要保護城市的舊區？
老城南早就確定為歷史文化街區。現在的問題是保護做得不好，幾年前就已提出質疑。去年我去參加調研，發現只留下幾幢確定的保護建築。當時很多專家提出很嚴肅批評，當面給市長提意見，南京也接受批評，說要努力改進。但今年又出現這個問題。不光是南京，很多歷史文化名城中普遍存在，主要是政府決策者，對城市的歷史文化不夠尊重。打著改善人民生活、改變城市面貌的旗號，搞利潤驅動的房地產運作，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歷史建築也當作是一般的危房來對待。
南京留存的歷史風貌已經非常少了，老城南還留存一些風貌地帶，能看到一些歷史的遺存、城市的記憶。把這些拆掉了，從單個文物，從明孝陵、中山陵只能看到南京的風景，看不到南京的風情，因為風情是落在老南京人心裏的東西，要有南京人的生活在裏面。老房子留了老的人，留住城市的記憶，從中就能尋覓一個城市真正的風情。只有南京的古民居，南京千年古都的格局，才是南京獨一無二的風情所在。文物古蹟每個城市都有，但獨特的城市風情被打斷了，就永遠也弄不回來了。發展是硬道理，保護也是硬道理。不保護就沒有了。
那城南應怎麼保護？南京提出鑲牙式保護，保護後的地段都要用來建造別墅、會所等商業地產項目，你怎麼看？
城市的肌理，是由城市的房屋、道路、牆、屋頂、人構成的一種特殊質地。首先是尊重它、保護它，在保護的前提下合理的更新、改造，主要內容是改善它的基礎設施、生活環境，疏解過分擁擠的人口，增設現代設施，進行必要的功能置換。表面上無利可圖，但做得好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留存了城市的歷史、城市的記憶，也就留住了人們的心。
所謂鑲牙式保護，是在整個街區基本留存的情況下，將個別損壞嚴重、風貌不合的房子替換掉。概念不錯的，但牙齒拔光了，就是滿口壞牙、假牙了，就不是鑲牙了。在歷史街區蓋別墅，就好像是裝了兩顆大金牙進去，也造成城市貧富分離和人為的社會隔膜，將社會不公深化。
南京大多數街區都已賣給開發商，他們操作結果如何？
希望房地產開發商來保護、經營歷史街區，完全是空想。開發商跟城市保護是對立的，城市保護是維護公眾利益的行為，應該要政府出錢，虧本不賺錢的。舊區要更新保護，等於人生病了要看病、吃藥，是需要投入的一件事。開發商不是來救災的，是來賺錢的。讓開發商來做歷史街區的保護和利用工作，是牛頭不對馬嘴，根本的策略性錯誤。
在老城南歷史街區的周圍，南京再投入幾十億資金，據說是在修復城牆，但採用了大量的鋼筋水泥，還要投入幾十億建造太平天國時期就消失的大報恩寺塔。您怎麼看？
我認為這些都不是保護工程。東西已經存在才能叫保護，已經不存在了用現代的材料、現代的施工方式、為了旅遊和觀瞻的目的重造假古董，這在世界遺產的概念中，是明確反對的、深惡痛絕的造假行為。歷史是不可能重建的。這些假古董不過是某些首長的形象和政績工程，實質上是浪費人民的財產。
如果老城南這些歷史文化街區都被拆除或騰空了，你覺得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基礎還剩下什麼？歷史文化名城出現瀕危局面，你認為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如果都拆掉了，就應該把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帽子摘掉。就像踢足球一樣，黃牌警告不行，就要紅牌警告。沒有這些歷史風貌地帶，就不是歷史名城了，最多算是有歷史古蹟的城市。中國幾乎所有的省會城市都很糟糕，要搞規模、形象，第一把手的話不敢反對。還有些所謂的專家，出餿主意，為了賺錢的目的去搞設計、規劃。
其實把修城牆、搞假古董的錢拿來更新改造老城南，就全解決了。南京的事情要嚴肅處理，並且大家要從中提高認識，特別決策者的意識要提高，專業技術人員的意識要提高。南京是第一批國家級歷史名城，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毀掉，有愧祖先，下一代以後也會責難我們。
你曾說，中國只有一本薄薄的文物法，裏面就一句話「要保護歷史文化名城」，說得不清楚，城市保護法不完備。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從去年七月一日起開始實施，為什麼這個條例沒能保護住老城南的老街區？
現在還是一個條例，只是管理執行的規範。雖然條例第四十條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城市、縣人民政府因保護不力，導致已批准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被列入瀕危名單的，由上級人民政府通報批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但至今未見有相關責任人受處分的。
根本問題還是人們的思想認識，沒有認識到現在其實已經到了民族文化存亡的危機時刻。留存這些歷史的東西，究竟是為了什麼？就是要建立中國自己的城市、建築的特色，否則，文化依存的基礎就沒有了。法國一八四零年就建立了《歷史性建築法案》，去年日本制定了專門的《環境景觀保護法》，我們還僅僅是一個條例，只是嘴上講講，沒看到拆了歷史建築有撤職查辦的。煤礦死了人要撤官，加強安全機制就能防止再死人；但拆掉了歷史建築、毀掉了城市風貌，是再怎麼補救也救不回來的。法國把那些想拆掉古城的人記錄在案，都有詳細的歷史記載，供後人不斷地批評、反省。明明是牽涉到民族、自身的文化、城市的榮譽的重大事件，現在全無民族責任感，只曉得物質享受、追求表面的「城市的美好」。
除南京之外，現在中國老城保護的整體狀況如何？政府處理方式上還有哪些弊端？
我認為，整個中國，老城保護得都不好。別說老城，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農村也拆掉很多老房子，極其可怕，把原本豐富多彩的農村民居都拆光，建統一規劃設計的房子。城市對歷史地帶的保護都是出於旅遊的目的，保下來做一個文化旅遊景點，這樣本末倒置，當然就會急功近利。
歷史文化名城、歷史街區已經是法定概念，但政府甚至文物部門的人仍然只對文物重視，把歷史街區等同一般文物對待，甚至連文物都不當。一變成故居就成展覽館，他們不知道馬克思故居還住著人的。這些方面還有很多誤區。但最主要的弊端是理念上的，只看到商業價值，根本不把歷史遺產看成是重要的文化資源，是新文化成長的土壤，應該很認真的呵護，應該要投入資金。
據報道，全國用房地產開發手段造了二千五百個主題公園，每個投入上億，但現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垮了，原因就是，假古董必定要破產的。我們應懂得汲取教訓。 ■
8/14/2009
立刻忙得不可開交
Dear Barbara,
I understand Rev. Li has already returned to Hoinan, she would bring my birthday present to you. A rather heavy Bible.
I am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trial of 譚作人in 四川. I worry about Chinese legal system, its fairness and justices.
Fook Yee
*****
Dear fook yee ,
多謝！我已經遵照您上次的囑咐，十二日與李牧師聯系上了。
唯這陣子加入新加坡和海南長期合作機制課題組，立刻忙得不可開交。我已與她約定見面時間，等待著在忙碌中，為心靈找一份靜寧。
中國的事情“匪夷所思”，這兩天也在跟進艾未未的聲援行動。作為媒體人，我想我在選擇用“無言”來抗議吧。
Barbara
**********
Dear Barbara,
Glad that you have contacted Rev. Li, and wishing your research progress well.
I understand something is “匪夷所思”.
Regards,
Fook Yee
I understand Rev. Li has already returned to Hoinan, she would bring my birthday present to you. A rather heavy Bible.
I am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trial of 譚作人in 四川. I worry about Chinese legal system, its fairness and justices.
Fook Yee
*****
Dear fook yee ,
多謝！我已經遵照您上次的囑咐，十二日與李牧師聯系上了。
唯這陣子加入新加坡和海南長期合作機制課題組，立刻忙得不可開交。我已與她約定見面時間，等待著在忙碌中，為心靈找一份靜寧。
中國的事情“匪夷所思”，這兩天也在跟進艾未未的聲援行動。作為媒體人，我想我在選擇用“無言”來抗議吧。
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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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Barbara,
Glad that you have contacted Rev. Li, and wishing your research progress well.
I understand something is “匪夷所思”.
Regards,
Fook Yee
蘇鑰機、陳韜文﹕香港傳媒公信力的升降
蘇鑰機、陳韜文﹕香港傳媒公信力的升降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4日【明報專訊】新聞傳媒的公信力調查可以讓大家了解媒體的一般狀，我們在10多年前已定期進行。公信力又可稱為可信度，它是關乎新聞機構聲譽的最重要指標。近年網路媒體盛行，其中一些資訊的素質十分參差，更令傳媒的公信力顯得重要。我們定期量度新聞傳媒的公信力，希望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得到客觀的數據，從而了解市民對傳媒表現的評價。
我們分別在1997、2001、2006和2009年進行了香港新聞機構的公信力調查，邀請市民對每一間新聞機構作評分。數次調查的方法都一樣，用電話作隨機抽樣，所用的問題也相同。今年的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進行，在4月中旬訪問了1034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成功率為61%。
所問的兩條問題是：
「我會逐一讀出香港個別新聞媒介機構名稱，想知道你覺得佢有幾可信，你可以畀1至10分，1分表示可信度『很低』，10分表示可信度『很高』」；
「整體香港新聞媒介可信度有幾高呢？」
傳媒公信力上升
附表列出今年的公信力調查結果，以及之前3次所得的數據。我們可從附表看到一些模式和特點。2009年的整體傳媒公信力有明顯上升，比3年前各項數值都有改善。整體香港新聞界的平均分由6.74升為6.84。報紙的平均分由6.26升至6.46，電子傳媒的平均分則由6.82升至6.86。如果不計算新增的兩個電子傳媒，原來的6個機構今年的平均分更達6.96。
個別傳媒方面，差不多所有機構的公信力得分都有上升，只有3個機構是比3年前下跌，而跌幅十分輕微，未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在分數上升的機構中，有10個的升幅未達顯著程度，而另外10個的升幅就達顯著程度。升幅較明顯的10個傳媒機構中，電子傳媒佔了兩個（商業電台 和新城電台 ），其餘是不同類型的報紙。
我們可以把今年的25個傳媒機構分下列類別作比較：綜合精英報、財經精英報、暢銷大眾報、其他大眾報、親中政黨報、免費報、免費電視、收費電視、電台。免費報紙的平均分數升幅最大，由2006年的6.01升至6.47。3份中文免費報在近年十分活躍，加上《英文虎報》由收費轉為免費，免費報的派發量應是超越了收費報的發行量。
有黨派背景報紙的公信力評分也上升，由3年前的5.43變為今年的5.73。這類報紙在報道中國新聞有優勢，如果在報道和評析本港時事方面能保持客觀持平，又未遇上重大爭議事件，則有助市民對它們的公信力印象。3個電台的平均公信力評分也見上升，由6.71升至6.93。
公信力稍有上升的傳媒類別包括暢銷大眾報和綜合精英報，但它們的升幅不算高。其他大眾報和財經精英報的情就和3年前未有顯著分別。無論是免費電視還是收費電視，其公信力平均分數在近年也沒有明顯變化。
從整體來看香港傳媒的公信力排名，其基本格局頗為穩定，在歷次調查所得的結果都是如此。當然在局部範圍內有些變動。電子傳媒方面，在排名上有較明顯上升的是商業電台，而新增的now TV和香港寬頻就排得較後。報紙方面，有明顯位置上升的包括《英文虎報》、《頭條日報》和《am730》，而下跌的就有5份報章，其中以大眾化報紙為主。
影響公信力的因素
今年各傳媒的公信力分數由5.57至7.57，大家應如何解讀？我們以前曾界定獲得7分或以上為表現「良好」，6至7分為「普通」，而低於6分是「可以改善」。今年有8個傳媒機構屬於「良好」，11個為「普通」，6個為「可以改善」。2006年3種分類的相應數目是6個、10個和7個。這也顯示了「良好傳媒」的數目和比例都增加了。
我們曾指出，有三項因素影響傳媒公信力。第一項是傳媒類別。例如電子傳媒有聲音和畫面，能深入家庭及不同社會層面，內容暨精簡又乾淨，因此其公信力較高。第二項因素是傳媒的內容。如果傳媒能提供準確持平的內容及獨到深入的見解，它的公信力也較優勝。第三項是傳媒的政治立場。以港人角度出發的新聞機構，較能得到市民認同。目前自我 審查是困擾香港傳媒的主要問題。一旦市民認定某傳媒實現自我檢查，那它的公信力將會大打折扣。我們又發現，歷史可能是另一項因素。一般而言，成立較久的傳媒有較高的公信力，剛成立的機構就有點吃虧，但兩者的關係也非絕對。
傳媒公信力不是一天建立起來的，而傳媒在香港更起到獨特的代議作用。我們一方面高興見到香港傳媒的公信力反跌為升，但同時希望升勢能持續下去，傳媒以你追我趕的態度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資訊，更有效地發揮它們的獨特功能。
作者蘇鑰機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陳韜文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
公信與銷量／文．張健波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C：
你細看8月14日兩位中大學者蘇鑰機和陳韜文的文章〈香港傳媒公信力的升降〉，《明報》的公信力雖然是中文報章之首，但銷量卻不如兩份公信力較低的報章，《明報》又何須執著公信第一？
公信力與銷量的關係似有若無，因為影響銷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如一個人，誠實不一定可以致富，但，誠實仍是值得珍惜的品德。
我是記者，心目中理想的報紙是要叫好又叫座——不但公信第一，還要做到銷量第一。這樣的報章，不但可信，而且內容豐富精彩、多元益智，是讀者喜見樂聞，而非邊看邊罵沉悶單調乏味，又或不知是真是假煽色腥俱備；這樣的報章，最有利讀者開眼界、啟民智、促進社會繁榮進步。
香港現在雖然報刊眾多，但都離這個理想境界甚遠；我們知道《明報》的不足，在朝理想目標奮進的過程中，我們記掛在心的，是以信為先，以誠相待，希望《明報》能夠成為讀者信賴的傳媒朋友，這是明報同仁一直強調公信的原因。
今次在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調查中，《明報》已是連續多次獲得市民評為最具公信力的中文報章，多謝市民的支持，多謝各位明報同事的努力。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8/13/2009
《紙上風雲——高信疆》
紙上風雲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記不記得今年五月我在欄裏預告﹕有一本關於高信疆先生的書將會出版，紀念一個人，也紀念一個時代？
這本書，出來了，就叫做《紙上風雲——高信疆》，出版者乃台灣「大總文化」，主編者乃郝明義、季季、駱紳、楊澤。俱為文化界的推動者與實踐者。
這本書緣起於五月九日的那個下午。高太太在「台北教會」的聚會所辦了一場追思會，以宗教靈聖為主軸，懷記高信疆的行止遠景。會後，幾位文化界聚在會所旁的咖啡室抽煙聊天，有人建議，我們都是拿筆的人，能夠替高先生做的事情，最好莫如替他出版一本書。全皆點頭，無人異議。於是，開工了。
到了高先生逝世百日前夕，書編完了、印好了，隆重出版，封面藍天白雲而高先生縱目遠望，那胸懷，那理想，不言可喻。書內，有文有圖，都是珍貴照片，其中有高信疆年輕時的黑白影像，劍眉星目，怪不得這麼多年來大家都說他是「文壇美男子」。以前有人稱譽高先生為「紙上風雲第一人」，其實，他亦是「紙上俊男第一人」。看這照片，你同意否？
《紙上風雲》出版之日，亦是新書發布會舉行之時，由張大春主持，嘉賓輪流發言，林懷民編排了一段「輓歌」，由一位女舞者演繹舞動，配合音樂，配合旋轉，整整五分鐘的肢體旋轉，像把所有人吸進一條時光隧道，吸回台灣的狂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個如劉紹銘教授所說的「文字仍能感動人」的年代，所有人的眼光，立時既明亮又暗淡、既期盼又幻滅。當旋轉停頓，燈光亮起，所有人回到現實，我看見坐在前排的高先生的三哥——高信鄧——連忙以雙手揉眼拭淚。
發布會於兩點半開始，於四點結束，最後一幕不是發言而是唱歌。作家們站到台前朗聲齊唱《春風》，歌聲由弱而強，拋開了拘謹，高先生在天上，想必也聽見。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記不記得今年五月我在欄裏預告﹕有一本關於高信疆先生的書將會出版，紀念一個人，也紀念一個時代？
這本書，出來了，就叫做《紙上風雲——高信疆》，出版者乃台灣「大總文化」，主編者乃郝明義、季季、駱紳、楊澤。俱為文化界的推動者與實踐者。
這本書緣起於五月九日的那個下午。高太太在「台北教會」的聚會所辦了一場追思會，以宗教靈聖為主軸，懷記高信疆的行止遠景。會後，幾位文化界聚在會所旁的咖啡室抽煙聊天，有人建議，我們都是拿筆的人，能夠替高先生做的事情，最好莫如替他出版一本書。全皆點頭，無人異議。於是，開工了。
到了高先生逝世百日前夕，書編完了、印好了，隆重出版，封面藍天白雲而高先生縱目遠望，那胸懷，那理想，不言可喻。書內，有文有圖，都是珍貴照片，其中有高信疆年輕時的黑白影像，劍眉星目，怪不得這麼多年來大家都說他是「文壇美男子」。以前有人稱譽高先生為「紙上風雲第一人」，其實，他亦是「紙上俊男第一人」。看這照片，你同意否？
《紙上風雲》出版之日，亦是新書發布會舉行之時，由張大春主持，嘉賓輪流發言，林懷民編排了一段「輓歌」，由一位女舞者演繹舞動，配合音樂，配合旋轉，整整五分鐘的肢體旋轉，像把所有人吸進一條時光隧道，吸回台灣的狂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個如劉紹銘教授所說的「文字仍能感動人」的年代，所有人的眼光，立時既明亮又暗淡、既期盼又幻滅。當旋轉停頓，燈光亮起，所有人回到現實，我看見坐在前排的高先生的三哥——高信鄧——連忙以雙手揉眼拭淚。
發布會於兩點半開始，於四點結束，最後一幕不是發言而是唱歌。作家們站到台前朗聲齊唱《春風》，歌聲由弱而強，拋開了拘謹，高先生在天上，想必也聽見。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it's been done, and I'm just a courier bringing it into the world."
上天派來的信差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米高積遜能作曲、寫詞和跳舞，但他是三樣都沒學過的，簡直是個多才多藝的天才。但他說﹕「I hate to take crit for the songs I've written, I feel that somewhere, someplace, it's been done, and I'm just a courier bringing it into the world.」大意是那些曲早已在某個地方已經造好了，他只是個把那些東西帶往這個世界的信差。
我都有同感，其實很多藝術家都會有這個感覺。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不是寫過「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嗎？中國亦有句諺語，「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得之者，都是信差。有這種聰慧的人，永不會自大，因為在冥冥中，他們知道自己是信差。
當一個人把自己當作天才，誇誇其談的，就不是上天挑選的信差，也不會有龐大的天才，他們是自戀而已。
信差未必明天派的信比昨天好，一年後所派的信也許比從前的都好。哪一封最好不會介懷，老、中、青三個時期，什麼時候最好就是什麼最好，跟年齡沒什麼關係。他們只是派啊派，直至任務完成為止。
真正的信差，是沒有嫉妒的，他們明白，一切本天成，自己有被選去派信的喜悅而已。跟大自然一樣，一定有風風雨雨，一定風雨無間地去派信，讚也好彈也好，不會介意，自己不過是一個軀殼而已。
且看米高積遜從小到死的照片，樣貌改變了十幾次，跟小黑人時期一點也不相似，根本認不出來，可見色相即是無色相，內面的米高卻仍是同一種料子，沒有改變過。所以也可以說，無色相其實也是有色相，人們會因他的整容而嘲笑他，但無論換過多少次色相，他仍是個有龐大天才的人。聰慧讓他謙虛，所以他說他不會為任何成就而領功，他只是個勤勞的信差而已。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米高積遜能作曲、寫詞和跳舞，但他是三樣都沒學過的，簡直是個多才多藝的天才。但他說﹕「I hate to take crit for the songs I've written, I feel that somewhere, someplace, it's been done, and I'm just a courier bringing it into the world.」大意是那些曲早已在某個地方已經造好了，他只是個把那些東西帶往這個世界的信差。
我都有同感，其實很多藝術家都會有這個感覺。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園序》不是寫過「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嗎？中國亦有句諺語，「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得之者，都是信差。有這種聰慧的人，永不會自大，因為在冥冥中，他們知道自己是信差。
當一個人把自己當作天才，誇誇其談的，就不是上天挑選的信差，也不會有龐大的天才，他們是自戀而已。
信差未必明天派的信比昨天好，一年後所派的信也許比從前的都好。哪一封最好不會介懷，老、中、青三個時期，什麼時候最好就是什麼最好，跟年齡沒什麼關係。他們只是派啊派，直至任務完成為止。
真正的信差，是沒有嫉妒的，他們明白，一切本天成，自己有被選去派信的喜悅而已。跟大自然一樣，一定有風風雨雨，一定風雨無間地去派信，讚也好彈也好，不會介意，自己不過是一個軀殼而已。
且看米高積遜從小到死的照片，樣貌改變了十幾次，跟小黑人時期一點也不相似，根本認不出來，可見色相即是無色相，內面的米高卻仍是同一種料子，沒有改變過。所以也可以說，無色相其實也是有色相，人們會因他的整容而嘲笑他，但無論換過多少次色相，他仍是個有龐大天才的人。聰慧讓他謙虛，所以他說他不會為任何成就而領功，他只是個勤勞的信差而已。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我無法承諾遵守我並不尊敬的法律！」
世紀．Activist in China﹕不反抗者的絕對反抗
許志永、公盟及其他維權人士……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編按：高中生鄭詠欣，為維權律師許志永被捕致信溫家寶，自此許志永的名字走進香港人的眼球。
港人如何理解「維權」？同樣是公民運動，本土行動成員在皇后碼頭 清拆兩周年，收到法院近三十萬的罰單。內地公盟則因稅務糾葛被罰一百四十萬。有指巨額罰款乃新加坡專權政府的慣常手段，以法律之名褫奪反抗者資源，削弱異己。
交款與否是爭議的節點。本土行動如是，公盟亦然。公盟在詢眾要求、營救許志永、尊重法律程序等等複雜的思慮下接受捐款，卻惹來不少關心維權的知識分子反對：許氏的多年朋友郭宇寬是其中一人。
郭氏道來一個個具名無名的抗爭故事——面對政府各式打壓，對應方法卻只有沉默而壯烈的一途：「獻身」。如此或如彼的悲情身影，就讓郭氏由許志永和公盟籌款事件說起。
這些天的北京總是下雨，我心裏也陰沉沉的，不知是不是也有天氣不好的原因，覺得胸口好像堵些東西。
許志永被莫名其妙地凌晨抓進了看守所裏，連律師都不能見。在一個錦濤和家寶反覆歌唱要依法治國的社會裏發生這樣的事情，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過以我以往和許志永的交往，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在這個讓我們寄託熱愛和期盼的國家，根據很多切身的經驗，一心要為自己的同胞做些好事的人往往沒有好報。因為在某些陰暗萎縮的人看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做了好事，就會顯示出謀利益集團的無能，這樣你做的好事愈多，愈說明你有野心。全社會都墮落得像趙忠祥、王兆山那樣，某利益集團光榮、偉大、正確的神話才能一直維持下去。
捐款給許、莊家人更必要
儘管我很痛心許志永的遭遇，但是當公盟的一些朋友號召大家來捐獻罰款以營救許志永時，我還是不能贊同。當然這樣的倡議出發點是善良的，但這無疑是進退失據，方寸大亂的表現。雖然我不是公盟的成員，但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公盟的各位同仁，更應該不會忘記公盟的理念和使命是什麼？且不說，錢能否救許志永和莊璐，光是交這筆荒唐的罰款的姿態，就足以表示似乎公盟一開始的使命就錯了。捐錢給許志永和莊璐需要救濟的家人也許是更合適和必要的。
作為一個在中國和很多機構一樣不得以公益組織名義註冊的公益組織，公盟所抱持的信念是什麼？在這個風雨如晦的時刻更是需要重溫的。它堅信通過公民的參與和擔當可以使這個有千年專制陰影的國家變得美好。它的成員宣稱，我們和過去那些煽動人們心中的仇恨和報復欲為自己奪取權力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一樣，我們相信人性中的善，相信尊重和理解能夠化解壓迫和強權，暴力的訴求也許痛快，而歷史已經給了中國人沉重的教訓，和平地堅持改良才是社會理性進步的最有效途徑。怎麼能證明這樣的信念是真誠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面臨考驗，被考驗的機會是珍貴且神聖。
上世紀初山額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在美國目睹貧困的婦女飽受無休止的生育之苦，提倡避孕技術和女孩子自我 保護，為此受到當時極端保守勢力的攻擊，指她宣傳避孕是誨淫。一次，檢察官控告山額夫人在郵遞中傳送「猥褻刊物」，沒收她的雜誌；並警告她，若她再次犯法，將會受到刑事訴訟。但她不為所動繼續做她認為正確的事。在1914年的8月，山額夫人被捕，起訴官控告她四項罪名，如果四項罪名都成立，最大的處罰是45年的有期徒刑，那次因為她出色的辯護，沒有被判刑。但之後因為她散發避孕小冊子和開避孕診所，有多次被抓進看守所和妓女小偷待在一起過夜的經歷，最著名的是1917年的1月29日，山額夫人出庭被審。這次她被判有罪，法官給她兩個選擇：認罪交罰款或者是坐牢。法官要求的罰款是5000美金，按當時的價格不少於現在公盟被處罰的標準。山額夫人當庭選擇坐牢，她著名的話是：「我無法承諾遵守我並不尊敬的法律！」（I can not promise to obey a law I do not respect！）
今天看來山額夫人所做的並不是什麼激進的事情，只是在那些需要幫助的婦女面前無法抗拒良知的召喚。就像我們看到那些上訪的冤民，就無法裝作沒看見，如果不為他們說些話做些事，就覺得良心受到折磨；知道無辜的人被囚禁，好像自己也不自由；知道有些人群遭到歧視和污衊，好像自己也受了委屈。
我想每一個人，如果他是真誠的，如果他是有靈魂的，在他的內心深處就會一個神聖的角落。這裏是他人格、信念、乃至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底線。哪怕他是一個平時表現出是各方面都非常隨和的人，當外部的強權想要侵犯到這個角落，他就會立刻堅硬到沒有一毫米的退讓。因為他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所以他願意自己被動的承擔任何後果，任殺任剮，聽天由命。就像山額夫人那樣在法庭上宣稱，我就是這樣，你們愛怎麼就怎麼吧。
溫和者的抗爭
我聽說過一個王蒙的故事，六四之後，所有的人都要個個表態過關，各領導幹部都要去慰問「共和國衛士」，以示擁護。王蒙說，我去不了，別人說，這是政治任務，必須去，王蒙說，我就是去不了。王蒙當然不是一個特別有風骨的人，很多時候他在一些年輕人看來都像個官場浸潤了很多年的老滑頭。不過這個前文化部長在當時那種一片肅殺的氣氛下說出，我就是去不了的時候，真對得起文化二字。
還有一個年輕的朋友，是北大的博士生，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你看他的樣子，絕不會以為這個人性格激烈，他學問做得挺好，博士論文也寫得很好。但就是拒絕參加馬克思主義課，他覺得一個追求學問的人，還必須背誦馬列毛概，非常可笑，就像陳寅恪當年堅持要研究歷史就不能首尊馬列。而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你沒有馬克思主義課的成績，其他成績再好也不能拿到學位，沒有學位，找工作都有很多問題，後來老師同情他幫他找馬列老師說情，只要他去參加考試就給個及格成績。而這位朋友寧可肄業，也不去參加他覺得惡心的馬列考試。現在他也並不控訴什麼，只是在一個偏僻的大學裏認真地搞他的學問。
這種被動甚至毫不反抗的承擔和忍耐，並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恰恰是這種姿態才能昭示信念的價值，是為了心靈的安寧。不合作的姿態不是出於任何仇恨，而是出於愛和對愚蠢的痛心。就像在我們友好鄰邦那位被囚禁的美麗女性昂山素姬，在那些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將軍們面前，依然聲稱我們身邊很少有真正的邪惡，更多的是愚蠢；就像無數次宣稱接受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現實，卻依舊堅持被貼上藏獨標籤的並被張慶黎稱作「披羊皮的狼」的中國人中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作為一個流亡者被封鎖、扭曲、誹謗，而到現在沒有說過一句罵中國或者罵某黨的話，呼籲的總是「慈悲和智慧」。
一切只要堅持
當那個最後的心靈角落都無法捍衛的時候，要被迫做出選擇的時候，甚至最極端的代價也該平靜的承受。如果我們肉身所駐的時代就是這樣荒唐，那麼平靜的接受命運常常比慷慨激揚更加困難。在我去過的雲南撒普山歷史上曾有一個苗族牧師王志民，他49年以後依然堅持傳教，當工作隊吊打被劃定的地主的時候，他出面勸阻；當所有的村寨都豎起毛澤東龕，要求所有人早請示晚匯報的，每到這個時候無論怎麼威脅，王志民照舊念他的祈禱文。於是他被抓了起來，審問他，你為什麼仇視共——產——黨，仇視毛主席？他說，我沒有仇視過任何人，我只是認為不能逼迫別人崇拜偶像。他被威脅，不認罪就是自絕於人民。但他不論遭到多少毆打凌辱飢寒，都沒有放棄祈禱，也沒有對那些傷害他的人說過一句惡語。意識到王志民不會放棄信仰，最後他被五花大綁，押往萬人公審大會當槍斃。據目睹這一情景的人說，直到最後一刻他的神色特別平靜，而上萬苗民在民兵和軍警的刺刀下，為他流淚，今天依然在紀念他。
儘管很多人為最近發生的事情感到灰心喪氣，似乎中國毫無進步，我依然相信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要比王志民要好很多，如果我們忍耐了我們該忍耐的，中國的明天會比現在更好，而我們那時將問心無愧。
現在許志永和莊璐在經受磨難，公盟被打壓，我以馬克思韋伯的話和他們二位，及公盟中我所尊敬的兄弟姐妹們共勉：
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醜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然能毫不氣餒；儘管面對這種局面，他仍然能夠說：「等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郭宇寬 --曾任中央台、陝西衛視、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南風窗》，《南都周刊》等媒體主筆和研究員
現於多家報刊撰寫專欄，並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文．郭宇寬 編輯：黃靜
*****************
關於 許志永．公盟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許志永，青年法學家、憲政學者、公民維權的前驅，「公盟」法人代表。73年生於河南，02年北大法學博士。現為北京郵電大學講師，海淀區人大代表。03年孫志剛在廣州收容站被毆打致死，許志永與法學學者俞江、滕彪聯名上書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自此，許氏開始從事維權工作，其後更與學者、律師、維權志願者共同創辦了公盟。
迄今，公盟的工作包括提出憲法人權條款的修訂建議，關注河南愛滋村孤兒院被強行關閉，進行信訪制度研究，幫助黑磚受害人、三鹿毒奶粉受害人訴訟，發起北京律師協會直選活動等。7 月30 日，公盟證實，許志永與財務人員莊璐被警方帶走。
消息：公盟欲繳款不受理
公盟一直不被允許成為非政府組織，被迫註冊成為公司；其後更因欠稅被關閉，並面臨高額罰款，前後共142萬。日前，公盟代表黎雄兵欲申請稅單到銀行繳款，卻分別遭到地方稅局和國家稅局，以「沒有許志永簽名故不能授權處理」和「聽證後未作罰額決定」為由，駁回申請。許志永和負責財務的莊璐給囚禁了，辦公室被關閉，現在籌款上交又不受理，他日可能還被追加每日上萬元的「滯納費」。
許志永、公盟及其他維權人士……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編按：高中生鄭詠欣，為維權律師許志永被捕致信溫家寶，自此許志永的名字走進香港人的眼球。
港人如何理解「維權」？同樣是公民運動，本土行動成員在皇后碼頭 清拆兩周年，收到法院近三十萬的罰單。內地公盟則因稅務糾葛被罰一百四十萬。有指巨額罰款乃新加坡專權政府的慣常手段，以法律之名褫奪反抗者資源，削弱異己。
交款與否是爭議的節點。本土行動如是，公盟亦然。公盟在詢眾要求、營救許志永、尊重法律程序等等複雜的思慮下接受捐款，卻惹來不少關心維權的知識分子反對：許氏的多年朋友郭宇寬是其中一人。
郭氏道來一個個具名無名的抗爭故事——面對政府各式打壓，對應方法卻只有沉默而壯烈的一途：「獻身」。如此或如彼的悲情身影，就讓郭氏由許志永和公盟籌款事件說起。
這些天的北京總是下雨，我心裏也陰沉沉的，不知是不是也有天氣不好的原因，覺得胸口好像堵些東西。
許志永被莫名其妙地凌晨抓進了看守所裏，連律師都不能見。在一個錦濤和家寶反覆歌唱要依法治國的社會裏發生這樣的事情，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過以我以往和許志永的交往，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在這個讓我們寄託熱愛和期盼的國家，根據很多切身的經驗，一心要為自己的同胞做些好事的人往往沒有好報。因為在某些陰暗萎縮的人看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你做了好事，就會顯示出謀利益集團的無能，這樣你做的好事愈多，愈說明你有野心。全社會都墮落得像趙忠祥、王兆山那樣，某利益集團光榮、偉大、正確的神話才能一直維持下去。
捐款給許、莊家人更必要
儘管我很痛心許志永的遭遇，但是當公盟的一些朋友號召大家來捐獻罰款以營救許志永時，我還是不能贊同。當然這樣的倡議出發點是善良的，但這無疑是進退失據，方寸大亂的表現。雖然我不是公盟的成員，但我相信大家尤其是公盟的各位同仁，更應該不會忘記公盟的理念和使命是什麼？且不說，錢能否救許志永和莊璐，光是交這筆荒唐的罰款的姿態，就足以表示似乎公盟一開始的使命就錯了。捐錢給許志永和莊璐需要救濟的家人也許是更合適和必要的。
作為一個在中國和很多機構一樣不得以公益組織名義註冊的公益組織，公盟所抱持的信念是什麼？在這個風雨如晦的時刻更是需要重溫的。它堅信通過公民的參與和擔當可以使這個有千年專制陰影的國家變得美好。它的成員宣稱，我們和過去那些煽動人們心中的仇恨和報復欲為自己奪取權力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一樣，我們相信人性中的善，相信尊重和理解能夠化解壓迫和強權，暴力的訴求也許痛快，而歷史已經給了中國人沉重的教訓，和平地堅持改良才是社會理性進步的最有效途徑。怎麼能證明這樣的信念是真誠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面臨考驗，被考驗的機會是珍貴且神聖。
上世紀初山額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在美國目睹貧困的婦女飽受無休止的生育之苦，提倡避孕技術和女孩子自我 保護，為此受到當時極端保守勢力的攻擊，指她宣傳避孕是誨淫。一次，檢察官控告山額夫人在郵遞中傳送「猥褻刊物」，沒收她的雜誌；並警告她，若她再次犯法，將會受到刑事訴訟。但她不為所動繼續做她認為正確的事。在1914年的8月，山額夫人被捕，起訴官控告她四項罪名，如果四項罪名都成立，最大的處罰是45年的有期徒刑，那次因為她出色的辯護，沒有被判刑。但之後因為她散發避孕小冊子和開避孕診所，有多次被抓進看守所和妓女小偷待在一起過夜的經歷，最著名的是1917年的1月29日，山額夫人出庭被審。這次她被判有罪，法官給她兩個選擇：認罪交罰款或者是坐牢。法官要求的罰款是5000美金，按當時的價格不少於現在公盟被處罰的標準。山額夫人當庭選擇坐牢，她著名的話是：「我無法承諾遵守我並不尊敬的法律！」（I can not promise to obey a law I do not respect！）
今天看來山額夫人所做的並不是什麼激進的事情，只是在那些需要幫助的婦女面前無法抗拒良知的召喚。就像我們看到那些上訪的冤民，就無法裝作沒看見，如果不為他們說些話做些事，就覺得良心受到折磨；知道無辜的人被囚禁，好像自己也不自由；知道有些人群遭到歧視和污衊，好像自己也受了委屈。
我想每一個人，如果他是真誠的，如果他是有靈魂的，在他的內心深處就會一個神聖的角落。這裏是他人格、信念、乃至作為一個人的尊嚴的底線。哪怕他是一個平時表現出是各方面都非常隨和的人，當外部的強權想要侵犯到這個角落，他就會立刻堅硬到沒有一毫米的退讓。因為他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所以他願意自己被動的承擔任何後果，任殺任剮，聽天由命。就像山額夫人那樣在法庭上宣稱，我就是這樣，你們愛怎麼就怎麼吧。
溫和者的抗爭
我聽說過一個王蒙的故事，六四之後，所有的人都要個個表態過關，各領導幹部都要去慰問「共和國衛士」，以示擁護。王蒙說，我去不了，別人說，這是政治任務，必須去，王蒙說，我就是去不了。王蒙當然不是一個特別有風骨的人，很多時候他在一些年輕人看來都像個官場浸潤了很多年的老滑頭。不過這個前文化部長在當時那種一片肅殺的氣氛下說出，我就是去不了的時候，真對得起文化二字。
還有一個年輕的朋友，是北大的博士生，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你看他的樣子，絕不會以為這個人性格激烈，他學問做得挺好，博士論文也寫得很好。但就是拒絕參加馬克思主義課，他覺得一個追求學問的人，還必須背誦馬列毛概，非常可笑，就像陳寅恪當年堅持要研究歷史就不能首尊馬列。而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你沒有馬克思主義課的成績，其他成績再好也不能拿到學位，沒有學位，找工作都有很多問題，後來老師同情他幫他找馬列老師說情，只要他去參加考試就給個及格成績。而這位朋友寧可肄業，也不去參加他覺得惡心的馬列考試。現在他也並不控訴什麼，只是在一個偏僻的大學裏認真地搞他的學問。
這種被動甚至毫不反抗的承擔和忍耐，並不是懦弱的表現，而恰恰是這種姿態才能昭示信念的價值，是為了心靈的安寧。不合作的姿態不是出於任何仇恨，而是出於愛和對愚蠢的痛心。就像在我們友好鄰邦那位被囚禁的美麗女性昂山素姬，在那些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將軍們面前，依然聲稱我們身邊很少有真正的邪惡，更多的是愚蠢；就像無數次宣稱接受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現實，卻依舊堅持被貼上藏獨標籤的並被張慶黎稱作「披羊皮的狼」的中國人中唯一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作為一個流亡者被封鎖、扭曲、誹謗，而到現在沒有說過一句罵中國或者罵某黨的話，呼籲的總是「慈悲和智慧」。
一切只要堅持
當那個最後的心靈角落都無法捍衛的時候，要被迫做出選擇的時候，甚至最極端的代價也該平靜的承受。如果我們肉身所駐的時代就是這樣荒唐，那麼平靜的接受命運常常比慷慨激揚更加困難。在我去過的雲南撒普山歷史上曾有一個苗族牧師王志民，他49年以後依然堅持傳教，當工作隊吊打被劃定的地主的時候，他出面勸阻；當所有的村寨都豎起毛澤東龕，要求所有人早請示晚匯報的，每到這個時候無論怎麼威脅，王志民照舊念他的祈禱文。於是他被抓了起來，審問他，你為什麼仇視共——產——黨，仇視毛主席？他說，我沒有仇視過任何人，我只是認為不能逼迫別人崇拜偶像。他被威脅，不認罪就是自絕於人民。但他不論遭到多少毆打凌辱飢寒，都沒有放棄祈禱，也沒有對那些傷害他的人說過一句惡語。意識到王志民不會放棄信仰，最後他被五花大綁，押往萬人公審大會當槍斃。據目睹這一情景的人說，直到最後一刻他的神色特別平靜，而上萬苗民在民兵和軍警的刺刀下，為他流淚，今天依然在紀念他。
儘管很多人為最近發生的事情感到灰心喪氣，似乎中國毫無進步，我依然相信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要比王志民要好很多，如果我們忍耐了我們該忍耐的，中國的明天會比現在更好，而我們那時將問心無愧。
現在許志永和莊璐在經受磨難，公盟被打壓，我以馬克思韋伯的話和他們二位，及公盟中我所尊敬的兄弟姐妹們共勉：
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醜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然能毫不氣餒；儘管面對這種局面，他仍然能夠說：「等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的召喚。
（文章標題為編者擬）
郭宇寬 --曾任中央台、陝西衛視、湖南衛視節目主持人，《南風窗》，《南都周刊》等媒體主筆和研究員
現於多家報刊撰寫專欄，並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文．郭宇寬 編輯：黃靜
*****************
關於 許志永．公盟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3日
【明報專訊】許志永，青年法學家、憲政學者、公民維權的前驅，「公盟」法人代表。73年生於河南，02年北大法學博士。現為北京郵電大學講師，海淀區人大代表。03年孫志剛在廣州收容站被毆打致死，許志永與法學學者俞江、滕彪聯名上書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自此，許氏開始從事維權工作，其後更與學者、律師、維權志願者共同創辦了公盟。
迄今，公盟的工作包括提出憲法人權條款的修訂建議，關注河南愛滋村孤兒院被強行關閉，進行信訪制度研究，幫助黑磚受害人、三鹿毒奶粉受害人訴訟，發起北京律師協會直選活動等。7 月30 日，公盟證實，許志永與財務人員莊璐被警方帶走。
消息：公盟欲繳款不受理
公盟一直不被允許成為非政府組織，被迫註冊成為公司；其後更因欠稅被關閉，並面臨高額罰款，前後共142萬。日前，公盟代表黎雄兵欲申請稅單到銀行繳款，卻分別遭到地方稅局和國家稅局，以「沒有許志永簽名故不能授權處理」和「聽證後未作罰額決定」為由，駁回申請。許志永和負責財務的莊璐給囚禁了，辦公室被關閉，現在籌款上交又不受理，他日可能還被追加每日上萬元的「滯納費」。
8/12/2009
「太接近真相」
譚作人「太接近真相」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編按：譚作人以顛覆罪被囚四月，今天開審。
一個四川好人為另一個四川好人，寫下了這篇文章（由一篇調查散文和一封聲明編輯而成）。王笑冬，豆腐渣工程民間調查志願者，和不相識未曾見的譚作人在同一個災難傷口在裏，埋首人禍之源，總結災難給國人的真正教訓。王亦因此被迫流亡。
譚作人以外，被捕名單上還有許志永、黃琦、郭泉等名字。隨十一「建國」六十年漸近，名單愈增愈長，這場維權人士的圍剿引來更多聲援的火把，他們都說「人人是譚作人」、「許志永們」，交上自己的命運，與獄中人相連。王笑冬與譚作人，恰恰如是。
我們這個時代，「虛假」這個詞已經不單純指向偽劣產品，還指向了所有的「口號」。當「口號」偏離其真實動機的時候，便成了「真實的謊言」!
我在四川，可以說有一種恐怖。因為我得罪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這些人都是有權勢的，他們可以用各種手段對付我，包括法律。因為法律掌握在他們手裏。——王笑冬
世界鴉雀無聲，
就我一個人在吶喊
譚作人先生因為調查地震學生死難名單，被四川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罪」罪名關在牢獄裏，已經4個多月了。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正是因為有像譚作人這樣的中國人，他們默默地承受本應全民族承擔的苦難。
地震後，第一次去北川中學，那個倒塌成廢墟的校舍只能用「慘烈」來形容，1000多名師生被活生生埋在這裏。校舍旁邊很多老建築幾乎沒有損壞。遇難學生歐陽鳳娟的家離倒塌教學樓的距離只有30米，是花10萬元蓋的二層小樓，屋裏竟然連裂縫都沒有。環顧四周，有那麼多雙警察的眼睛在盯我，還盯我手裏的攝像機。我的北川中學施工質量調查就在那個時候開始了。
2009年3月14日傍晚，我最後一次到北川中學時，聽說死難學生家長母勇賢拿到了校舍施工圖，我就去找他。我們都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他的女兒死在北川中學，兒子死在民兵訓練營。我當時就落淚了。他看我是個真誠的人，主動把施工圖複印件拿出來，我用數碼相機拍了下來，連夜回到成都。3月15號下午把施工圖列印出來，交給了中紀委。這時候，譚先生已經整理出5000多名遇難學生的名單，但我卻一直沒緣分跟這個古道熱腸的人見面。
我給人民網、新華社、《南方周末》打電話。新華社的主編非常露骨，我要把指證豆腐渣校舍的施工圖發到他的信箱。他大聲說：不要！不要！不要！2009年3月16日，天氣很陰暗，我非常絕望，好像整個世界都鴉雀無聲，就我一個人在吶喊，在為這些孩子申冤，為什麼就是得不到這些人的回應？我甚至好像聽到了一把聲音在嘲笑我。我失眠了。閉上眼睛就看見五六個孩子，在陽光下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很高興地朝我跑過來。然後，天唰地就暗了下來。我看見一個很長很長的幽靈的隊伍。天是陰森森的，那些孩子穿著黑色的衣服，臉上沒有表情，從我面前走過。兩個星期後，譚先生被捕了。
我成都家裏藍谷地的居民，有幾百人都受到了四川警方的秘密詢問，我連累了我的鄰居們，我只好逃離四川。直到現在我妻子和兒女的安全還受威脅。與譚作人相比，我只是一個意氣用事的小孩子。我敬佩譚作人被捕時候的鎮定從容，教給我們怎樣用實際行動愛國，怎樣用理智、莊重的公民行為去愛自己的祖國，去默默地承擔她的苦難。
中宣部：政治的衍生體
地震後一個多月，中宣部加強了輿論控制，把記者都從災區趕回去了，6月25日，四川媒體高調發了一篇題為〈地震是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報道，招來了一片罵聲。後來，我問過該文記者。她說：「是上面安排下來的任務，我只能告訴你這些。」說完電話就斷了。我想起她曾說過，有時候看自己寫的文章，哦！真惡心！
為什麼我們當前的社會道德水準如此之差？中宣部是有很大的功勞的，他們常常混淆是非。於國於民有益的報道，他們批評。指鹿為馬、歪曲事實的報道，他們表彰。他們弘揚的所謂的「精神」，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政治符號。他們始終把最虛偽一面朝向人民。他們習慣了說謊，對譚先生批評地震的真話非常的敏感、不適應。就這樣，社會資源被大量地浪費於宣傳，在喜歌飛傳的災區，人性被極度扭曲。災民、幹部在失去親人、愛子的巨大悲傷中，還要強裝笑顏，來滿足他們的表演慾。
2009年，一個北川的宣傳部長自殺了，真正逼死他的人就是中宣部。他一邊要忍受喪失愛子的巨大傷痛，一邊還要做一個喜劇導演。最終他人格分裂，走上了絕路。全國人民最痛恨的官員，綿陽市委書記譚力。去年災難發生後，他瞞報災情，舉國悲哀，獨有他在笑。就這樣一個民族敗類卻被中宣部捧成了賑災英模。你在網上看看有多少罵他的文章。可中宣部呢？卻是一味封堵。你堵得住網上的民意，你卻堵不住民心！
如果說四川災區豆腐渣工程導致了大量的學生遇難，那麼中宣部封殺豆腐渣報道的做法，即是要在全國各地製造無數個豆腐渣工程，禍害幾代人。我一直在想，這是一群什麼樣的文人？他們身居高位，不能與人民同喜同憂，反而壓制、欺騙人民，幫助腐敗分子掩蓋事實真相，危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宣部是一個國家政治的衍生體，就像一個人多長了一隻手，多長了一張嘴。一個健康的社會機體是不需要這些傢伙的。不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用孩子們的學費，去養活一群幫貪官說假話的騙子。中宣部的所作所為背離了胡錦濤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我以一個志願者和國家公民的身分，強烈建議建議國家取締，恢復言論自由。
譚作人——一名愛國人士，他關心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痛恨殘害民族下一代的豆腐渣工程。
今天，四川政府要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愛國者譚作人，是因為這伙利益集團似乎並不太關心國家政權是否穩固，而是關心他們的錢袋子是否裝滿。如果我們從利益角度來理解為什麼譚作人會被捕，就不難得出答案。譚作人先生熱心環保公益事業，為民請命；調查豆腐渣校舍問題，做出了一份很有殺傷力的遇難學生調查報告。這一切觸動了這個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今年3月，原被抬舉為賑災英模的綿陽市委書記譚力被流放到海南島，種種政治象表明，中央要問責豆腐渣。按北京的話說：「四川出事了」。四川政府被逼入了死角。
四川政府在中央問責下的政治陰謀
在這個政治背景下，四川政府突然發難，決定秘密逮捕譚作人。我要說的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譚作人，其實是四川政府的一個政治陰謀。他們在5．12大地震之後，蓄意挑起社會矛盾，再次脅迫中央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維護這個腐敗利益集團的利益，削弱社會輿論監督。譚作人先生被捕，讓我想到了上個世紀民主人士聞一多先生的被害。大地震之後，政治謊言到處瀰漫，民眾開始不信任或敵視政府。我一直在試圖修補這種信任，我的方法是把腐敗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以區分。我想向我的祖國說：譚作人不是熱比婭，他真正要顛覆的是四川腐敗的利益集團，他們才是真正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勢力！
艾未未先生說：一個民族拒絕真相的時候，已經選擇了死亡。錢理群教授說：如果一個社會制度要迫使一個人講假話，那麼這個社會制度是沒有前途的。你看這個幾千年前古蜀國的大巫師，他手裏握欺人的權杖。臣民們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揭穿他精心編織的謊言，於是選擇了沉沒，選擇了滅亡……
四川有很多歷史名勝，而今天又多了一個，北川縣城。譚作人被捕的真正原因：他的地震調查接近了真相！
怎麼解釋「豆腐渣工程成了國家機密」這一荒唐的政治現象？對此，黨外黨內也是一片質疑聲，我們反問為什麼會是這樣？這裏只能有一種解釋，一股或幾股黨內的黑暗勢力綁架了我們的政黨，使得本該服務於廣大公民的國家意志，屈從於少數人的暗勢力。這股暗流如不能及時從黨內清除，必將導致亡黨亡國。
民眾把權力交給了政府，這就構成了信託關係。如果民眾不再信任政府，這種信託關係也就不再存在了。政府行使權力不能得到道義上的支援，政府官員在真相面前躲避，導致公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這才是國家被顛覆的根源所在。令人遺憾的是，四川省政府錯過了最佳的補過時機。
在當前的資訊社會和法制社會建設過程中，中國的知識人士，應該教會民眾如何使用資訊和法律手段，增加中國政治的透明度。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把這幾股黑暗勢力從我們社會中根除，讓他們永遠退出中國歷史舞台。建立一個政治清明的，陽光普照的和諧社會。
我們社會需要一批具有公信力的民間代言人，他們能開啟民智，舒張民意，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在政府與民眾之間，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下，運用他們的智慧和膽識，推動社會進步。
只有說真話，我才無愧於作一個中國人，無愧於我的祖先，無愧於我的子女。譚作人和艾未未他們都是孤軍深入，目標暴露，容易受到來自社會黑暗勢力的傷害。但我們即使因為說真話而付出生命也值得，因為我用行動來告訴他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這就是古人說的「不言而教」。
[文．王笑冬 整理．茂斯 編輯：黃靜]
譚作人--四川環保人士、作家。曾帶頭反對中石油在成都建立的PX專案，揭露其污染危害。他建議舉行「六四全球華人義務獻血活動」，發表文章〈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川震過後，他整理了一份死難兒童的名單，建立倡議書以圖警世。今年3月被捕，本月被正式落案起訴「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今天開審。
王笑冬--維權志願者。去年開始用攝錄機採訪遇難學生家長，又取得北川中學施工圖，揭露校舍偷工減料。攝錄機其後被沒收，綿陽、德陽警察不斷搜查圖紙下落。他在深圳被警察恐嚇2000米內可以取他性命，妻子又在四川被車撞倒。他抱隨時犧牲的準備，也要平反豆腐渣。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編按：譚作人以顛覆罪被囚四月，今天開審。
一個四川好人為另一個四川好人，寫下了這篇文章（由一篇調查散文和一封聲明編輯而成）。王笑冬，豆腐渣工程民間調查志願者，和不相識未曾見的譚作人在同一個災難傷口在裏，埋首人禍之源，總結災難給國人的真正教訓。王亦因此被迫流亡。
譚作人以外，被捕名單上還有許志永、黃琦、郭泉等名字。隨十一「建國」六十年漸近，名單愈增愈長，這場維權人士的圍剿引來更多聲援的火把，他們都說「人人是譚作人」、「許志永們」，交上自己的命運，與獄中人相連。王笑冬與譚作人，恰恰如是。
我們這個時代，「虛假」這個詞已經不單純指向偽劣產品，還指向了所有的「口號」。當「口號」偏離其真實動機的時候，便成了「真實的謊言」!
我在四川，可以說有一種恐怖。因為我得罪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這些人都是有權勢的，他們可以用各種手段對付我，包括法律。因為法律掌握在他們手裏。——王笑冬
世界鴉雀無聲，
就我一個人在吶喊
譚作人先生因為調查地震學生死難名單，被四川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罪」罪名關在牢獄裏，已經4個多月了。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國，正是因為有像譚作人這樣的中國人，他們默默地承受本應全民族承擔的苦難。
地震後，第一次去北川中學，那個倒塌成廢墟的校舍只能用「慘烈」來形容，1000多名師生被活生生埋在這裏。校舍旁邊很多老建築幾乎沒有損壞。遇難學生歐陽鳳娟的家離倒塌教學樓的距離只有30米，是花10萬元蓋的二層小樓，屋裏竟然連裂縫都沒有。環顧四周，有那麼多雙警察的眼睛在盯我，還盯我手裏的攝像機。我的北川中學施工質量調查就在那個時候開始了。
2009年3月14日傍晚，我最後一次到北川中學時，聽說死難學生家長母勇賢拿到了校舍施工圖，我就去找他。我們都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他的女兒死在北川中學，兒子死在民兵訓練營。我當時就落淚了。他看我是個真誠的人，主動把施工圖複印件拿出來，我用數碼相機拍了下來，連夜回到成都。3月15號下午把施工圖列印出來，交給了中紀委。這時候，譚先生已經整理出5000多名遇難學生的名單，但我卻一直沒緣分跟這個古道熱腸的人見面。
我給人民網、新華社、《南方周末》打電話。新華社的主編非常露骨，我要把指證豆腐渣校舍的施工圖發到他的信箱。他大聲說：不要！不要！不要！2009年3月16日，天氣很陰暗，我非常絕望，好像整個世界都鴉雀無聲，就我一個人在吶喊，在為這些孩子申冤，為什麼就是得不到這些人的回應？我甚至好像聽到了一把聲音在嘲笑我。我失眠了。閉上眼睛就看見五六個孩子，在陽光下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很高興地朝我跑過來。然後，天唰地就暗了下來。我看見一個很長很長的幽靈的隊伍。天是陰森森的，那些孩子穿著黑色的衣服，臉上沒有表情，從我面前走過。兩個星期後，譚先生被捕了。
我成都家裏藍谷地的居民，有幾百人都受到了四川警方的秘密詢問，我連累了我的鄰居們，我只好逃離四川。直到現在我妻子和兒女的安全還受威脅。與譚作人相比，我只是一個意氣用事的小孩子。我敬佩譚作人被捕時候的鎮定從容，教給我們怎樣用實際行動愛國，怎樣用理智、莊重的公民行為去愛自己的祖國，去默默地承擔她的苦難。
中宣部：政治的衍生體
地震後一個多月，中宣部加強了輿論控制，把記者都從災區趕回去了，6月25日，四川媒體高調發了一篇題為〈地震是房罪魁倖存者應理性看未來〉的報道，招來了一片罵聲。後來，我問過該文記者。她說：「是上面安排下來的任務，我只能告訴你這些。」說完電話就斷了。我想起她曾說過，有時候看自己寫的文章，哦！真惡心！
為什麼我們當前的社會道德水準如此之差？中宣部是有很大的功勞的，他們常常混淆是非。於國於民有益的報道，他們批評。指鹿為馬、歪曲事實的報道，他們表彰。他們弘揚的所謂的「精神」，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政治符號。他們始終把最虛偽一面朝向人民。他們習慣了說謊，對譚先生批評地震的真話非常的敏感、不適應。就這樣，社會資源被大量地浪費於宣傳，在喜歌飛傳的災區，人性被極度扭曲。災民、幹部在失去親人、愛子的巨大悲傷中，還要強裝笑顏，來滿足他們的表演慾。
2009年，一個北川的宣傳部長自殺了，真正逼死他的人就是中宣部。他一邊要忍受喪失愛子的巨大傷痛，一邊還要做一個喜劇導演。最終他人格分裂，走上了絕路。全國人民最痛恨的官員，綿陽市委書記譚力。去年災難發生後，他瞞報災情，舉國悲哀，獨有他在笑。就這樣一個民族敗類卻被中宣部捧成了賑災英模。你在網上看看有多少罵他的文章。可中宣部呢？卻是一味封堵。你堵得住網上的民意，你卻堵不住民心！
如果說四川災區豆腐渣工程導致了大量的學生遇難，那麼中宣部封殺豆腐渣報道的做法，即是要在全國各地製造無數個豆腐渣工程，禍害幾代人。我一直在想，這是一群什麼樣的文人？他們身居高位，不能與人民同喜同憂，反而壓制、欺騙人民，幫助腐敗分子掩蓋事實真相，危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宣部是一個國家政治的衍生體，就像一個人多長了一隻手，多長了一張嘴。一個健康的社會機體是不需要這些傢伙的。不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用孩子們的學費，去養活一群幫貪官說假話的騙子。中宣部的所作所為背離了胡錦濤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我以一個志願者和國家公民的身分，強烈建議建議國家取締，恢復言論自由。
譚作人——一名愛國人士，他關心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痛恨殘害民族下一代的豆腐渣工程。
今天，四川政府要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愛國者譚作人，是因為這伙利益集團似乎並不太關心國家政權是否穩固，而是關心他們的錢袋子是否裝滿。如果我們從利益角度來理解為什麼譚作人會被捕，就不難得出答案。譚作人先生熱心環保公益事業，為民請命；調查豆腐渣校舍問題，做出了一份很有殺傷力的遇難學生調查報告。這一切觸動了這個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今年3月，原被抬舉為賑災英模的綿陽市委書記譚力被流放到海南島，種種政治象表明，中央要問責豆腐渣。按北京的話說：「四川出事了」。四川政府被逼入了死角。
四川政府在中央問責下的政治陰謀
在這個政治背景下，四川政府突然發難，決定秘密逮捕譚作人。我要說的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譚作人，其實是四川政府的一個政治陰謀。他們在5．12大地震之後，蓄意挑起社會矛盾，再次脅迫中央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維護這個腐敗利益集團的利益，削弱社會輿論監督。譚作人先生被捕，讓我想到了上個世紀民主人士聞一多先生的被害。大地震之後，政治謊言到處瀰漫，民眾開始不信任或敵視政府。我一直在試圖修補這種信任，我的方法是把腐敗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以區分。我想向我的祖國說：譚作人不是熱比婭，他真正要顛覆的是四川腐敗的利益集團，他們才是真正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勢力！
艾未未先生說：一個民族拒絕真相的時候，已經選擇了死亡。錢理群教授說：如果一個社會制度要迫使一個人講假話，那麼這個社會制度是沒有前途的。你看這個幾千年前古蜀國的大巫師，他手裏握欺人的權杖。臣民們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揭穿他精心編織的謊言，於是選擇了沉沒，選擇了滅亡……
四川有很多歷史名勝，而今天又多了一個，北川縣城。譚作人被捕的真正原因：他的地震調查接近了真相！
怎麼解釋「豆腐渣工程成了國家機密」這一荒唐的政治現象？對此，黨外黨內也是一片質疑聲，我們反問為什麼會是這樣？這裏只能有一種解釋，一股或幾股黨內的黑暗勢力綁架了我們的政黨，使得本該服務於廣大公民的國家意志，屈從於少數人的暗勢力。這股暗流如不能及時從黨內清除，必將導致亡黨亡國。
民眾把權力交給了政府，這就構成了信託關係。如果民眾不再信任政府，這種信託關係也就不再存在了。政府行使權力不能得到道義上的支援，政府官員在真相面前躲避，導致公民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這才是國家被顛覆的根源所在。令人遺憾的是，四川省政府錯過了最佳的補過時機。
在當前的資訊社會和法制社會建設過程中，中國的知識人士，應該教會民眾如何使用資訊和法律手段，增加中國政治的透明度。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人民戰爭，把這幾股黑暗勢力從我們社會中根除，讓他們永遠退出中國歷史舞台。建立一個政治清明的，陽光普照的和諧社會。
我們社會需要一批具有公信力的民間代言人，他們能開啟民智，舒張民意，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在政府與民眾之間，資訊不對稱的前提下，運用他們的智慧和膽識，推動社會進步。
只有說真話，我才無愧於作一個中國人，無愧於我的祖先，無愧於我的子女。譚作人和艾未未他們都是孤軍深入，目標暴露，容易受到來自社會黑暗勢力的傷害。但我們即使因為說真話而付出生命也值得，因為我用行動來告訴他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這就是古人說的「不言而教」。
[文．王笑冬 整理．茂斯 編輯：黃靜]
譚作人--四川環保人士、作家。曾帶頭反對中石油在成都建立的PX專案，揭露其污染危害。他建議舉行「六四全球華人義務獻血活動」，發表文章〈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川震過後，他整理了一份死難兒童的名單，建立倡議書以圖警世。今年3月被捕，本月被正式落案起訴「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今天開審。
王笑冬--維權志願者。去年開始用攝錄機採訪遇難學生家長，又取得北川中學施工圖，揭露校舍偷工減料。攝錄機其後被沒收，綿陽、德陽警察不斷搜查圖紙下落。他在深圳被警察恐嚇2000米內可以取他性命，妻子又在四川被車撞倒。他抱隨時犧牲的準備，也要平反豆腐渣。
8/09/2009
硬把新人當舊人
我曾經遇過你
文章日期：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看陳智德《抗世詩話》寫到某天他回去油麻地圖書館兒童部尋找童年時讀過的書，只有極端重情的人，才會這麼做吧。卻想起，原來有一天，我也和他一同在翻找記憶的角落。
我們說笑，懷疑童年曾在某個書架前相遇過，再把記憶地圖伸延，也許還有也住過油旺一帶的董啟章，還有李維怡。把童年的生活軌再描繪一遍，不難找出曾經重疊的痕。
有時碰到一些人，覺得甚是眼熟，總疑心從前已經在某處遇見過了。我的樣子簡單，臉部線條容易勾勒，如智海有一次就說我長得像貓，三兩筆就可畫出樣貌的輪廓了。就是因為夠百搭，總是給別人錯認是舊同學舊同事（還好不是舊情人），大學迎新營時試過給人硬把新人當舊人，最後當然是表錯情，但也令我懷疑自己長得不夠獨特。
一見鍾情，有人說是前輩子的緣分未了，今生見了就必得相認再來一場。一見即傾心，大抵就是眼熟，不知在哪裏見過，像認識了好久好久。也試過的，對方自然也是同樣的反應，才可成就接下來的緣分，把今生情債來個了結。
城市大抵也有這樣的記認，我和巴黎，就有這樣的感應。不管是語言與生活習性，都像是已經預早植入，只待一個相遇的開關。所以我想，我和這城市三番四次的糾纏不清，甚至離開又回去離開又回去，必定是有一點前生的因由。
用這樣的心情來對待一些生命裏，好似揮之不去的人與事與地，同一樣的模式不斷往返，最終變成了路軌，循這條路，終於抵達了終點：是命運安排我重遇你的。
[塵翎]
文章日期：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看陳智德《抗世詩話》寫到某天他回去油麻地圖書館兒童部尋找童年時讀過的書，只有極端重情的人，才會這麼做吧。卻想起，原來有一天，我也和他一同在翻找記憶的角落。
我們說笑，懷疑童年曾在某個書架前相遇過，再把記憶地圖伸延，也許還有也住過油旺一帶的董啟章，還有李維怡。把童年的生活軌再描繪一遍，不難找出曾經重疊的痕。
有時碰到一些人，覺得甚是眼熟，總疑心從前已經在某處遇見過了。我的樣子簡單，臉部線條容易勾勒，如智海有一次就說我長得像貓，三兩筆就可畫出樣貌的輪廓了。就是因為夠百搭，總是給別人錯認是舊同學舊同事（還好不是舊情人），大學迎新營時試過給人硬把新人當舊人，最後當然是表錯情，但也令我懷疑自己長得不夠獨特。
一見鍾情，有人說是前輩子的緣分未了，今生見了就必得相認再來一場。一見即傾心，大抵就是眼熟，不知在哪裏見過，像認識了好久好久。也試過的，對方自然也是同樣的反應，才可成就接下來的緣分，把今生情債來個了結。
城市大抵也有這樣的記認，我和巴黎，就有這樣的感應。不管是語言與生活習性，都像是已經預早植入，只待一個相遇的開關。所以我想，我和這城市三番四次的糾纏不清，甚至離開又回去離開又回去，必定是有一點前生的因由。
用這樣的心情來對待一些生命裏，好似揮之不去的人與事與地，同一樣的模式不斷往返，最終變成了路軌，循這條路，終於抵達了終點：是命運安排我重遇你的。
[塵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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