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2011
5/05/2011
辛亥．100﹕章太炎在哪裏？
辛亥革命百年展的遺漏人物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高人範兒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4/29/2011
转发：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隱瞞核危的共犯
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每一個大學都會為有名的公司開一個講座由公司出錢的，在中國這個行為是被稱為冠名，而在日本是稱為寄付，但是這個所謂的給付裏有很大的文章，我今天就要向大家講講東京電力如何出錢收買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內幕。本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內幕資料，正好在跟蹤東京電力的隱瞞事故的事情，一位與我熟悉的老前輩知道以後就告訴了我有這內幕素材，經過跟蹤調查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一般開講座的話如果是客座教授一次最多2萬至5萬日圓，就算高級教授一次最多10萬日圓（約7000人民幣）這樣一年40次講座就是400萬日圓，而一般企業的捐贈最多1000萬日圓，因為不是所有的講座都是請高級教授，有時也不是同一位教授，所以實際費用並不高。但是東京電力卻向一個不是東京地區的大學捐贈了5億元作為講座費用。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所大學就是著名的長崎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根據學校、按學科可以分為名校，如經濟學部的話，大阪大學、慶應大學等大學都是這方面的頭塊牌子，而長崎大學醫學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立6所醫科大 學之一。突然有一天東京電力向長崎大學發函，要求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圓（約710萬人民幣），要求就是開一個講座題目是——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在理由書中就是通過這個講座推進原子能發電事業。當時的長崎大學校長池田高良（是放射性損傷科教授）想稍稍改動理由書就把這筆錢收下來，這個舉動遭到校內師生一致反對，在當年夏季的校長選舉中成為引人注意的話題。正好同時，東京電力隱瞞福島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的爐壁有裂縫之事，在1997年強行更換反應爐，令2000多位員工在不知情的情下受到嚴重核輻射。之後還是繼續隱瞞事實，直到最近才被發現，這也是當初為何東京電力要向長崎大學捐贈金錢開設講座的原因了。長崎大學在當年夏天的校長選舉中，齋藤寬（公害學教授）被選為校長，他馬上就召開臨時教授會議，決定退還東京電力已經轉來的錢，不再接受東京電力的捐贈。
企業收買研究機構頻生
其實在日本企業收買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來欺騙民眾的事屢屢發生，早在1956年熊本縣當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病，後來知道是水俁病。當地熊本大學立刻調查，結果是水銀排放造成的，即刻通知這家公司停止排放污水。但是之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馬上就拉東京大學的專家一起開了水俁病的座談會，也就是後來所講的田宮委員會。這些專家大概吃過了腐爛的魚原因，他們都閉眼睛瞎說在熊本海岸的怪味是魚腐爛所致。當時的輿論都被這些專家的權威所忽悠，之後水俁病的危害進一步擴大。
現在同樣的錯誤仍是繼續，據東京電力內部透露經過幾次大的爆炸，2號、3號機組內的核燃料棒已大規模受損。但是東京電力還在說只是1號機組的70%燃料棒受損。這個詭辯現在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如只有小的損傷為何福島電站周圍的放射量一直有增無減，離開福島核電站40公里的核放射量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2倍。據我調查東京電力在最近1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了5億日圓的資金，同時還向東京工業大學等捐有重金，在這些大學的社會捐贈名單中也是名列前茅，天下沒有白食可以吃，捐贈目的就是要在這些大學培養為東京電力講話的所謂的專家。俗話云，吃人家嘴軟，拿人家壽短。看到日本電視台上那些講解核危機的專家我想講：如果要我相信你，你把吃進去的全部吐出來。媒體的使命就是公正、中立、客觀地報道事件，那些參與在媒體的專家也應該持有相同理念，如果不能保證，只有請雙方專家才能保證這個公平的要求。
「不會馬上影響人體」
從3月11日至今，日本的各個核專家都成為電視或者紙質媒體的青睞對象，其中包括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還有就是那些著名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築波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的理學專家輪番上場講解那些看似深奧的核電的指示。
但不管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記者招待會以及電視上專門解釋的內容都覺得不對味，因為他們都有一句共同的用語：不會馬上對人體產生影響。同時從福島核電站現場傳來的消息都是令人沮喪的，到最後從核事故等級3開始，一路上調到最高級7級，終於與著名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看起了。但是這段期間，那些專家的講解內容令人起疑，東京大學工學系教授關村直人說：「我想是燃料棒的一部分溶解漏出，反應堆已經停止，已經冷下來，大家要冷靜對應爐心熔融是不可能，冷卻水不可能泄漏。」
在各大媒體頻頻露臉的京都大學原子能實驗所教授中島健，不管什麼媒體詢問，他的回答都是沒有問題。被問到的泄漏時，他很輕描淡寫地說：「很重飛不遠所以很安全。」但之後的事實對他們的言論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是他們為何會睜眼睛說瞎話，他們都是日本核電堅定的支持者與推進者組織原子能村的成員。關村教授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小委員會委員，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關係很深。同時關村教授所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院與東京電力的關係很深，東京電力從10年前開始以冠名講座的名義向東京大學支付了約5億日圓（約共4000萬人民幣），這個東京電力是東京大學的財神爺。而中島教授與關村教授一樣都是核燃料回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同時是文部省原子能安全技術顧問。
原子能研究3大勢力
在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有3股勢力：東京大學工學部、東京工業大學原子能工學研究所、京都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的科學家等。在京都大學雖然有講核能危險的科學家，但是在京都大學內他們的待遇升級都遭到冷遇，一般電視媒體也不會叫他們去談。如果不是核能推進派的人士國家不會撥款給他們，東京電力也不會撥款支持他們。結果公眾看到的專家都是說：「可以放心的。」
所謂原子能村的組織，這是一個由產業、官方、學術等組成的共同體。能夠上電視的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相互之間緊密聯繫，其中組織的中心就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的成員。這裏面有一般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成績好，比較聽教授的人才會留校；其次是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政府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第三是去東芝、三菱等原子反應堆的製造公司；第四是去電力公司，最後是到經濟產業省或者文部省成為官僚。
大家可曾記得小澤一郎 在10多年前的發言，日本能夠在一周內製造出原子彈，他說的不是大話，日本的原子能技術是有目共睹，而這個成就的核心力量就是原子能村的成員，他們都是以日本有製造原子彈能力而自負，自己的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所以從大學開始就教育年輕人，找到有相同思想的人，把他們送進原子能村裏。
這在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人員出身就可以知道，如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俊介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而政府間監視原子能安全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班目春樹也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在擔任東京大學以後，才擔任這個職務。不管是支持發展原子能以及監視管理原子能的都在相同的地方出身畢業，所以他們會高叫原子能是安全，對於原子能的危險卻是輕描淡寫。
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省原來就是貫徹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推核能的國家方針，每年一次召集全國各電力公司開座談會，要求他們下大力研究開發核能，而電力公司在會上說明自己公司的核能推進計劃。但是經濟產業省下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監視與管理的機構，經濟產業省這樣做不是人格分離嗎？
而且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官僚的養老過渡之地，如每天在電視上出現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的發言人西山英彥審議官，就不是原子能專門出身，在核危機之前還是管減免稅協定的官員，因為他以前擔任過處理某種品牌害死人的事件，大家都講他是救火隊員。不止一個西山，在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裏的一半以上的檢查官就是從原來核能製造企業招聘的，一時間招不到人這也是救急的辦法，這些人都有核能的知識與經驗，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與原來公司關係很深，也不會認真檢查。
比如保安院的檢查官如果在核電站發生問題時進入現場檢查的基準書都是核電站的原來核能製造企業出身人員製作的，他們自己設計反應堆，到哪裏檢查會引起電力公司的反感心理很清楚。結果就是檢查那些安全的部分，那些在第一線擔當檢查的工作的技術人員，在現場聽到是電力公司人員的報告：「你指出的地方是安全，請放心。」之後就到接待室吃完高價招待套餐結束檢查。
除了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外，還有一個日本政府管理核能的機構，這就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裏面的所有組成除了我在之前提到的班目委員長，還有久木田豐、小山田修，3人出身於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同時久木田豐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小山田修還是日本核能反應堆製造廠商日立製作所的前員工。據內部消息班目委員長對於原子能的危機意識很低，在2007年中部電力濱岡核電站被當地民眾起訴時，當時是東京大學教授的班目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當被問及所有電源喪失，冷卻系統停止的情下怎麼辦時，他的回答：「如果要想到這個情就不要建核電站。」這樣的人最後做到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的最高職位。還有一個內幕消息：在地震之後，班目被菅直人 首相叫到官邸，隨後問他：「核電站不會爆炸吧。」班目信誓旦旦地回答：「沒有問題，有點氫氣不會爆炸。」菅直人發火地說：「有氫氣就要爆炸啊，這是常識。」
大學東電官僚關係緊密
除了原子能村這個推進日本原子能的組織，還有很多專門靠核能吃飯的日本官方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日本的水軍，為日本的原子能推進搖旗吶喊，所以這些組織的頭頭都是經產業大臣的顧問機構——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的原子能分部成員。而且這個壞傳統都有歷史傳承，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前會長，就是班目的學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在2010年擔任了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理事長，這個機構就是1995年泄漏出銫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的管理者，換句話說從原來管理核能的官方機構第一把手，換位到推進原子能的第一把手。結論就是東京電力等電力公司與學術研究以及官僚機構的關係之緊密。
為何講東京電力與這些官僚等關係密切，因為東京電力的相關公司有256個，就在這些公司裏隨便安排一個位子都可以為政府部門的官僚找一個位置。我曾撰文說過，日本退休以後馬上拿不了退休工資，要兩年以後才拿得到，這段時間很多退休官僚都會找一個地方撈外快。而核能的批准沒有政府部門允許是不行的，所有部門要打點，包括政府的資源能源廳長官在內。這些人、機構、學者、專家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都是在吸取電力金錢的蛀蟲，為了保護這個利益，原先應該用科學來保護民眾安全的科學家，都在為東京電力隱瞞核電危機的實際危機。他們還在高唱：「安全，對身體沒有影響」。如果是這樣我要把這些專家押送到福島核電站現場，讓他們親眼看看，這些睜眼說瞎話的人。
橋本隆則--作者為日本華人，博士學歷，現居日本大阪。主攻國際關係，《聯合早報》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約評論員。
[文 橋本隆則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每一個大學都會為有名的公司開一個講座由公司出錢的，在中國這個行為是被稱為冠名，而在日本是稱為寄付，但是這個所謂的給付裏有很大的文章，我今天就要向大家講講東京電力如何出錢收買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內幕。本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內幕資料，正好在跟蹤東京電力的隱瞞事故的事情，一位與我熟悉的老前輩知道以後就告訴了我有這內幕素材，經過跟蹤調查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一般開講座的話如果是客座教授一次最多2萬至5萬日圓，就算高級教授一次最多10萬日圓（約7000人民幣）這樣一年40次講座就是400萬日圓，而一般企業的捐贈最多1000萬日圓，因為不是所有的講座都是請高級教授，有時也不是同一位教授，所以實際費用並不高。但是東京電力卻向一個不是東京地區的大學捐贈了5億元作為講座費用。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所大學就是著名的長崎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根據學校、按學科可以分為名校，如經濟學部的話，大阪大學、慶應大學等大學都是這方面的頭塊牌子，而長崎大學醫學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立6所醫科大 學之一。突然有一天東京電力向長崎大學發函，要求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圓（約710萬人民幣），要求就是開一個講座題目是——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在理由書中就是通過這個講座推進原子能發電事業。當時的長崎大學校長池田高良（是放射性損傷科教授）想稍稍改動理由書就把這筆錢收下來，這個舉動遭到校內師生一致反對，在當年夏季的校長選舉中成為引人注意的話題。正好同時，東京電力隱瞞福島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的爐壁有裂縫之事，在1997年強行更換反應爐，令2000多位員工在不知情的情下受到嚴重核輻射。之後還是繼續隱瞞事實，直到最近才被發現，這也是當初為何東京電力要向長崎大學捐贈金錢開設講座的原因了。長崎大學在當年夏天的校長選舉中，齋藤寬（公害學教授）被選為校長，他馬上就召開臨時教授會議，決定退還東京電力已經轉來的錢，不再接受東京電力的捐贈。
企業收買研究機構頻生
其實在日本企業收買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來欺騙民眾的事屢屢發生，早在1956年熊本縣當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病，後來知道是水俁病。當地熊本大學立刻調查，結果是水銀排放造成的，即刻通知這家公司停止排放污水。但是之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馬上就拉東京大學的專家一起開了水俁病的座談會，也就是後來所講的田宮委員會。這些專家大概吃過了腐爛的魚原因，他們都閉眼睛瞎說在熊本海岸的怪味是魚腐爛所致。當時的輿論都被這些專家的權威所忽悠，之後水俁病的危害進一步擴大。
現在同樣的錯誤仍是繼續，據東京電力內部透露經過幾次大的爆炸，2號、3號機組內的核燃料棒已大規模受損。但是東京電力還在說只是1號機組的70%燃料棒受損。這個詭辯現在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如只有小的損傷為何福島電站周圍的放射量一直有增無減，離開福島核電站40公里的核放射量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2倍。據我調查東京電力在最近1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了5億日圓的資金，同時還向東京工業大學等捐有重金，在這些大學的社會捐贈名單中也是名列前茅，天下沒有白食可以吃，捐贈目的就是要在這些大學培養為東京電力講話的所謂的專家。俗話云，吃人家嘴軟，拿人家壽短。看到日本電視台上那些講解核危機的專家我想講：如果要我相信你，你把吃進去的全部吐出來。媒體的使命就是公正、中立、客觀地報道事件，那些參與在媒體的專家也應該持有相同理念，如果不能保證，只有請雙方專家才能保證這個公平的要求。
「不會馬上影響人體」
從3月11日至今，日本的各個核專家都成為電視或者紙質媒體的青睞對象，其中包括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還有就是那些著名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築波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的理學專家輪番上場講解那些看似深奧的核電的指示。
但不管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記者招待會以及電視上專門解釋的內容都覺得不對味，因為他們都有一句共同的用語：不會馬上對人體產生影響。同時從福島核電站現場傳來的消息都是令人沮喪的，到最後從核事故等級3開始，一路上調到最高級7級，終於與著名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看起了。但是這段期間，那些專家的講解內容令人起疑，東京大學工學系教授關村直人說：「我想是燃料棒的一部分溶解漏出，反應堆已經停止，已經冷下來，大家要冷靜對應爐心熔融是不可能，冷卻水不可能泄漏。」
在各大媒體頻頻露臉的京都大學原子能實驗所教授中島健，不管什麼媒體詢問，他的回答都是沒有問題。被問到的泄漏時，他很輕描淡寫地說：「很重飛不遠所以很安全。」但之後的事實對他們的言論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是他們為何會睜眼睛說瞎話，他們都是日本核電堅定的支持者與推進者組織原子能村的成員。關村教授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小委員會委員，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關係很深。同時關村教授所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院與東京電力的關係很深，東京電力從10年前開始以冠名講座的名義向東京大學支付了約5億日圓（約共4000萬人民幣），這個東京電力是東京大學的財神爺。而中島教授與關村教授一樣都是核燃料回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同時是文部省原子能安全技術顧問。
原子能研究3大勢力
在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有3股勢力：東京大學工學部、東京工業大學原子能工學研究所、京都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的科學家等。在京都大學雖然有講核能危險的科學家，但是在京都大學內他們的待遇升級都遭到冷遇，一般電視媒體也不會叫他們去談。如果不是核能推進派的人士國家不會撥款給他們，東京電力也不會撥款支持他們。結果公眾看到的專家都是說：「可以放心的。」
所謂原子能村的組織，這是一個由產業、官方、學術等組成的共同體。能夠上電視的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相互之間緊密聯繫，其中組織的中心就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的成員。這裏面有一般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成績好，比較聽教授的人才會留校；其次是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政府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第三是去東芝、三菱等原子反應堆的製造公司；第四是去電力公司，最後是到經濟產業省或者文部省成為官僚。
大家可曾記得小澤一郎 在10多年前的發言，日本能夠在一周內製造出原子彈，他說的不是大話，日本的原子能技術是有目共睹，而這個成就的核心力量就是原子能村的成員，他們都是以日本有製造原子彈能力而自負，自己的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所以從大學開始就教育年輕人，找到有相同思想的人，把他們送進原子能村裏。
這在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人員出身就可以知道，如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俊介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而政府間監視原子能安全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班目春樹也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在擔任東京大學以後，才擔任這個職務。不管是支持發展原子能以及監視管理原子能的都在相同的地方出身畢業，所以他們會高叫原子能是安全，對於原子能的危險卻是輕描淡寫。
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省原來就是貫徹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推核能的國家方針，每年一次召集全國各電力公司開座談會，要求他們下大力研究開發核能，而電力公司在會上說明自己公司的核能推進計劃。但是經濟產業省下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監視與管理的機構，經濟產業省這樣做不是人格分離嗎？
而且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官僚的養老過渡之地，如每天在電視上出現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的發言人西山英彥審議官，就不是原子能專門出身，在核危機之前還是管減免稅協定的官員，因為他以前擔任過處理某種品牌害死人的事件，大家都講他是救火隊員。不止一個西山，在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裏的一半以上的檢查官就是從原來核能製造企業招聘的，一時間招不到人這也是救急的辦法，這些人都有核能的知識與經驗，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與原來公司關係很深，也不會認真檢查。
比如保安院的檢查官如果在核電站發生問題時進入現場檢查的基準書都是核電站的原來核能製造企業出身人員製作的，他們自己設計反應堆，到哪裏檢查會引起電力公司的反感心理很清楚。結果就是檢查那些安全的部分，那些在第一線擔當檢查的工作的技術人員，在現場聽到是電力公司人員的報告：「你指出的地方是安全，請放心。」之後就到接待室吃完高價招待套餐結束檢查。
除了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外，還有一個日本政府管理核能的機構，這就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裏面的所有組成除了我在之前提到的班目委員長，還有久木田豐、小山田修，3人出身於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同時久木田豐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小山田修還是日本核能反應堆製造廠商日立製作所的前員工。據內部消息班目委員長對於原子能的危機意識很低，在2007年中部電力濱岡核電站被當地民眾起訴時，當時是東京大學教授的班目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當被問及所有電源喪失，冷卻系統停止的情下怎麼辦時，他的回答：「如果要想到這個情就不要建核電站。」這樣的人最後做到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的最高職位。還有一個內幕消息：在地震之後，班目被菅直人 首相叫到官邸，隨後問他：「核電站不會爆炸吧。」班目信誓旦旦地回答：「沒有問題，有點氫氣不會爆炸。」菅直人發火地說：「有氫氣就要爆炸啊，這是常識。」
大學東電官僚關係緊密
除了原子能村這個推進日本原子能的組織，還有很多專門靠核能吃飯的日本官方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日本的水軍，為日本的原子能推進搖旗吶喊，所以這些組織的頭頭都是經產業大臣的顧問機構——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的原子能分部成員。而且這個壞傳統都有歷史傳承，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前會長，就是班目的學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在2010年擔任了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理事長，這個機構就是1995年泄漏出銫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的管理者，換句話說從原來管理核能的官方機構第一把手，換位到推進原子能的第一把手。結論就是東京電力等電力公司與學術研究以及官僚機構的關係之緊密。
為何講東京電力與這些官僚等關係密切，因為東京電力的相關公司有256個，就在這些公司裏隨便安排一個位子都可以為政府部門的官僚找一個位置。我曾撰文說過，日本退休以後馬上拿不了退休工資，要兩年以後才拿得到，這段時間很多退休官僚都會找一個地方撈外快。而核能的批准沒有政府部門允許是不行的，所有部門要打點，包括政府的資源能源廳長官在內。這些人、機構、學者、專家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都是在吸取電力金錢的蛀蟲，為了保護這個利益，原先應該用科學來保護民眾安全的科學家，都在為東京電力隱瞞核電危機的實際危機。他們還在高唱：「安全，對身體沒有影響」。如果是這樣我要把這些專家押送到福島核電站現場，讓他們親眼看看，這些睜眼說瞎話的人。
橋本隆則--作者為日本華人，博士學歷，現居日本大阪。主攻國際關係，《聯合早報》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約評論員。
[文 橋本隆則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世紀情書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若論辛亥革命最悲壯的情書，自然是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少年初讀《與妻訣別書》，感動與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不知情為何物，不懂生死相許，開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便情不自禁讀下去，終生難忘。
世上情書常能感動愛人，但情書變成為國犧牲的絕筆，當能感動天下。林覺民的情書，寫於起義之前，及後便以死殉國。夜闌人靜，想起懷孕的妻子，想到獻身的中國，就在手巾寫下這情書，字字泣血，天亮時交給朋友，說：我死，幸為轉達。最後，情書成為絕筆，林覺民雖死猶生。
情書永垂，皆因刻骨銘心；絕筆不朽，皆因從容就義。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兩者兼備，有人統計過，信中呼喚妻子49次，最後仍選擇復興中華的大愛，他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
林覺民畢業於慶應大學，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參與的正是黃花崗起義。天明，他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中途受傷，力盡被俘，審訊時毫無懼色，判刑後面不改容，連差點被革命軍刺殺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暗歎：「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覺民死後，遺書輾轉送到家中，意映悲痛欲絕，曾有自殺之念，經林覺民雙親跪求，念子年幼，放棄自殺。一年後，意映思念過度，終於抑鬱而死，讓悲劇再添新愁。辛亥革命受黃花崗起義的感召，像回應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遺願：「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終於成功推翻滿清。
一百年來，人們多從男性的角度，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一百年後，台灣女歌手齊豫，以女性的感覺，代意映寫歌給林覺民說：我留守著數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盡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百年辛亥，世紀情書，愛與夢仍然使人心痛。
[張文光]
【明報專訊】若論辛亥革命最悲壯的情書，自然是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少年初讀《與妻訣別書》，感動與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不知情為何物，不懂生死相許，開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便情不自禁讀下去，終生難忘。
世上情書常能感動愛人，但情書變成為國犧牲的絕筆，當能感動天下。林覺民的情書，寫於起義之前，及後便以死殉國。夜闌人靜，想起懷孕的妻子，想到獻身的中國，就在手巾寫下這情書，字字泣血，天亮時交給朋友，說：我死，幸為轉達。最後，情書成為絕筆，林覺民雖死猶生。
情書永垂，皆因刻骨銘心；絕筆不朽，皆因從容就義。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兩者兼備，有人統計過，信中呼喚妻子49次，最後仍選擇復興中華的大愛，他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
林覺民畢業於慶應大學，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參與的正是黃花崗起義。天明，他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中途受傷，力盡被俘，審訊時毫無懼色，判刑後面不改容，連差點被革命軍刺殺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暗歎：「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覺民死後，遺書輾轉送到家中，意映悲痛欲絕，曾有自殺之念，經林覺民雙親跪求，念子年幼，放棄自殺。一年後，意映思念過度，終於抑鬱而死，讓悲劇再添新愁。辛亥革命受黃花崗起義的感召，像回應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遺願：「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終於成功推翻滿清。
一百年來，人們多從男性的角度，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一百年後，台灣女歌手齊豫，以女性的感覺，代意映寫歌給林覺民說：我留守著數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盡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百年辛亥，世紀情書，愛與夢仍然使人心痛。
[張文光]
4/24/2011
雲南至星洲高鐵明動工
雲南至星洲高鐵明動工
10小時到新加坡 泛亞高鐵2020年建成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本周出訪馬來西亞和印尼，而泛亞高速鐵路中國段將於明日（25日）開工建設。這條由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是泛亞高鐵東南亞中線（昆明至新加坡）的一部分，整條線路將在2020年建成通車，未來坐火車從昆明到新加坡僅需10小時左右。中國目前擬定3條高鐵建設路線，分別穿越中亞、俄羅斯及東南亞，計劃正與相關國家談判。
東中西三方案分段開建
中廣網報道，按照《亞洲鐵路網政府間協定》，中國至萬象的高鐵，還將延伸到泰國曼谷，然後經馬來西亞吉隆坡，終至新加坡，全長3900公里。屆時可由昆明直達新加坡。有關協議初步確定了泛亞鐵路的路線，分東、中、西線三個方案，各線將分段開建，整個鐵路網有望在2020年完成。
作為泛亞鐵路網最南端的路線，從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鐵也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承包工程和細節已進入最後階段。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表示，這個項目的投標中國公司勝算很大。「由於此項工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基建工程，需要進行更充分的商討與論證，且勢必會上升為國家層面，有可能在領導人國事訪問中進行公布。」黎雪榮說。
溫家寶訪問期間或公布投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目前與中國在商談建設高鐵的亞洲國家還有緬甸、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他透露，緬甸境內路段勘測工作已結束，但離動工還需要一段時間。由於地形複雜，中國通往緬甸的鐵路只能達到每小時170公里的速度，與高鐵的速度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在談判中承諾提供高鐵技術、設備及最高時速達350公里的中國高速列車，並且承擔那些願意向中國運輸天然氣或鋰等自然資源的國家建設高鐵的費用。」王夢恕表示，中國計劃將在國內建設的高鐵網延伸到俄羅斯、中亞以及東亞17個國家。中國制定了中亞和俄羅斯大陸橫斷鐵路、東南亞鐵路等3條高鐵網建設計劃，正在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期能在2025年內完工。
總理溫家寶將於本月27至30日訪問馬來西亞和印尼，據外交部透露，溫家寶27日至28日訪問馬來西亞，將與大馬簽署電訊及基建協議；而在29日至30日訪問印尼期間，將會簽署包括銀行合作、建設投資、棕櫚油生產及火力發電廠等多項協議。
××××××××××
中國強化經貿戰略 影響力將達印度洋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北京大力推動泛亞鐵路，不僅能打破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石油運輸只能經馬六甲海峽的現狀，使中國的能源供應得到更多保障，還可強化中國與東盟一體化，並擴大和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在地緣戰略上有所突破，令中國的影響力可直達印度洋。
中廣網引述雲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陳鐵軍表示，隨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國與東盟已實現自由貿易區，解決了人為的貿易壁壘問題，但雙方之間天然的「自然壁壘」還須通過泛亞鐵路來解決。
解決能源「馬六甲困局」
雲南大學東盟商務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表示，泛亞高鐵可緩解中國能源進口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據中國海關數據，去年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為23.931萬噸，從中東、非洲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原油佔了80%。
此一地緣戰略上的突破，除可解決中國進口能源面臨的「馬六甲困局」外，中國的政經影響力更將直達印度洋。高鐵網也可為日韓兩國服務，運送其所需能源及貨物，使之成為具「全球意義的通道」。
10小時到新加坡 泛亞高鐵2020年建成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本周出訪馬來西亞和印尼，而泛亞高速鐵路中國段將於明日（25日）開工建設。這條由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是泛亞高鐵東南亞中線（昆明至新加坡）的一部分，整條線路將在2020年建成通車，未來坐火車從昆明到新加坡僅需10小時左右。中國目前擬定3條高鐵建設路線，分別穿越中亞、俄羅斯及東南亞，計劃正與相關國家談判。
東中西三方案分段開建
中廣網報道，按照《亞洲鐵路網政府間協定》，中國至萬象的高鐵，還將延伸到泰國曼谷，然後經馬來西亞吉隆坡，終至新加坡，全長3900公里。屆時可由昆明直達新加坡。有關協議初步確定了泛亞鐵路的路線，分東、中、西線三個方案，各線將分段開建，整個鐵路網有望在2020年完成。
作為泛亞鐵路網最南端的路線，從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鐵也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承包工程和細節已進入最後階段。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表示，這個項目的投標中國公司勝算很大。「由於此項工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基建工程，需要進行更充分的商討與論證，且勢必會上升為國家層面，有可能在領導人國事訪問中進行公布。」黎雪榮說。
溫家寶訪問期間或公布投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目前與中國在商談建設高鐵的亞洲國家還有緬甸、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他透露，緬甸境內路段勘測工作已結束，但離動工還需要一段時間。由於地形複雜，中國通往緬甸的鐵路只能達到每小時170公里的速度，與高鐵的速度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在談判中承諾提供高鐵技術、設備及最高時速達350公里的中國高速列車，並且承擔那些願意向中國運輸天然氣或鋰等自然資源的國家建設高鐵的費用。」王夢恕表示，中國計劃將在國內建設的高鐵網延伸到俄羅斯、中亞以及東亞17個國家。中國制定了中亞和俄羅斯大陸橫斷鐵路、東南亞鐵路等3條高鐵網建設計劃，正在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期能在2025年內完工。
總理溫家寶將於本月27至30日訪問馬來西亞和印尼，據外交部透露，溫家寶27日至28日訪問馬來西亞，將與大馬簽署電訊及基建協議；而在29日至30日訪問印尼期間，將會簽署包括銀行合作、建設投資、棕櫚油生產及火力發電廠等多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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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化經貿戰略 影響力將達印度洋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北京大力推動泛亞鐵路，不僅能打破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石油運輸只能經馬六甲海峽的現狀，使中國的能源供應得到更多保障，還可強化中國與東盟一體化，並擴大和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在地緣戰略上有所突破，令中國的影響力可直達印度洋。
中廣網引述雲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陳鐵軍表示，隨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國與東盟已實現自由貿易區，解決了人為的貿易壁壘問題，但雙方之間天然的「自然壁壘」還須通過泛亞鐵路來解決。
解決能源「馬六甲困局」
雲南大學東盟商務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表示，泛亞高鐵可緩解中國能源進口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據中國海關數據，去年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為23.931萬噸，從中東、非洲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原油佔了80%。
此一地緣戰略上的突破，除可解決中國進口能源面臨的「馬六甲困局」外，中國的政經影響力更將直達印度洋。高鐵網也可為日韓兩國服務，運送其所需能源及貨物，使之成為具「全球意義的通道」。
世界閱讀焦慮日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昨天是「世界閱讀日」，官方名稱是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直譯應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但在華文領域裡，這活動的名字被閹割了，只剩書本，沒有「版權」，充分反映了copyright這碼子事兒根本不受重視。任何有意義的活動來到此城此國，似乎無不變調，不是被腰斬就是遭扭曲，甚難保持原貌。
「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聽來格局寬宏，但其實非常年輕，僅有16年歷史，自1995年開始，每年4月23日，各國各城各政府皆或誠懇萬分或例行公式地舉行活動以推廣讀書風氣，至於活動過後，讀書是否真能成「風」成「氣」，倒似乎沒有任何政府會去認真評估。
或許閱讀就是這麼矛盾的一回事﹕推廣容易收成難，一旦把推廣成效期待得太高太急，便易氣餒放棄，反而，你愈假設社會上的閱讀風氣很低落很敗壞，你便愈有動機有理由去推去廣。因此千萬別企圖去做什麼計算評估，千萬別理會那些什麼數字指標什麼統計調查，你只需繼續對社會大眾發出「危機警告」，提醒他們，下一代愈來愈不愛讀書了，下一代愈來愈不懂讀書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提升閱讀風氣，否則，文明低落，大難將至，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也因此每年的「世界閱讀日」其實等於「世界閱讀焦慮日」，地球上所有政府和傳媒都以如此或如彼的方式恐嚇然後催促大家，多讀書啊要讀書，不可不讀書；每年一次，地球人對閱讀匱乏感到惶恐萬分。
在我成長的年代，當然沒有什麼閱讀推廣什麼全民閱讀，殖民政府才懶得管你讀不讀書，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願意看見老百姓讀書思考；在那年頭，讀書純粹是一種「自強活動」，你只能依靠自己，或，只能依靠一間值得依靠的書店；在那年頭，書店便是推廣閱讀的火車頭，一間好書店往往就是一個宇宙和一個世界，唯有踏進書店，始可逃離狹窄的現實空間。
感激曾經出現的一些好書店，例如波文，例如青文，例如文星，例如藍天，在「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前後，出生於六○年代之輩如我，有責對它們感恩致敬，為了書本，為了啟蒙，為了已逝的那個知識渴求年代。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昨天是「世界閱讀日」，官方名稱是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直譯應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但在華文領域裡，這活動的名字被閹割了，只剩書本，沒有「版權」，充分反映了copyright這碼子事兒根本不受重視。任何有意義的活動來到此城此國，似乎無不變調，不是被腰斬就是遭扭曲，甚難保持原貌。
「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聽來格局寬宏，但其實非常年輕，僅有16年歷史，自1995年開始，每年4月23日，各國各城各政府皆或誠懇萬分或例行公式地舉行活動以推廣讀書風氣，至於活動過後，讀書是否真能成「風」成「氣」，倒似乎沒有任何政府會去認真評估。
或許閱讀就是這麼矛盾的一回事﹕推廣容易收成難，一旦把推廣成效期待得太高太急，便易氣餒放棄，反而，你愈假設社會上的閱讀風氣很低落很敗壞，你便愈有動機有理由去推去廣。因此千萬別企圖去做什麼計算評估，千萬別理會那些什麼數字指標什麼統計調查，你只需繼續對社會大眾發出「危機警告」，提醒他們，下一代愈來愈不愛讀書了，下一代愈來愈不懂讀書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提升閱讀風氣，否則，文明低落，大難將至，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也因此每年的「世界閱讀日」其實等於「世界閱讀焦慮日」，地球上所有政府和傳媒都以如此或如彼的方式恐嚇然後催促大家，多讀書啊要讀書，不可不讀書；每年一次，地球人對閱讀匱乏感到惶恐萬分。
在我成長的年代，當然沒有什麼閱讀推廣什麼全民閱讀，殖民政府才懶得管你讀不讀書，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願意看見老百姓讀書思考；在那年頭，讀書純粹是一種「自強活動」，你只能依靠自己，或，只能依靠一間值得依靠的書店；在那年頭，書店便是推廣閱讀的火車頭，一間好書店往往就是一個宇宙和一個世界，唯有踏進書店，始可逃離狹窄的現實空間。
感激曾經出現的一些好書店，例如波文，例如青文，例如文星，例如藍天，在「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前後，出生於六○年代之輩如我，有責對它們感恩致敬，為了書本，為了啟蒙，為了已逝的那個知識渴求年代。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4/22/2011
4/19/2011
顧文豪：在民國
在民國﹕國叔陳少白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4/17/2011
民國的歌聲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10/2011
陳丹青:想像魯迅
Intellectual﹕想像魯迅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03/2011
張國榮脆弱的心
文章日期：2011年4月3日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3/31/2011
a link：天涯热风：海南“廖式”网论纵论天下受热捧
这是原稿：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
>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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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李戡在北京〉之一﹕我，李戡，在北京
文章日期：2011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3/29/2011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
——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3/27/2011
韩少功。“民族主义”。中国文学。
K,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3/26/2011
赵一凡为“60后”作家作序 呼唤时代“大气写者”
中新网海口3月25日电 (记者 关向东)上世纪80年代曾在《读书》杂志开“哈佛读书札记”专栏的赵一凡，是美国哈佛大学文理院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员。他为海南女作家廖小平新书《60后也幸福》改拟书名并作序，要“为‘60后’作家略作鼓吹，以资文坛之盛”。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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