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2007

馬國明。曙光書店。青文書店。



K,
  依依的文字﹐教小女子想起去年九月間﹐與友人的一段文字交往﹐錄下來紀念那段舊事﹐未來這故事也會成歷史吧。

  關於青文,看到你的BLOG讓人很感傷……
  昨夜,放下電話,就去青文,一個黑瘦老伯引我上樓,看到了卸了招牌後的疤痕,真的理解你的“悲從中來”。
  回公司,給鄭依依去電,沒有接,也沒回;在網上找到電話,CALL過去,半天有人來接,氣喘吁吁,說是正在打包書籍,囑咐下周聯繫,最後說:我姓羅。那麼,就是羅先生了。
……
  聯繫上馬國明先生了,週一上午去拜會。馬先生傳來一份文稿,憶及曙光和青文,滿紙感傷。看去,如同一位老英雄,親手撕裂傷口。很痛。 你的青文兄弟,憶了嗎,等著看。
  傳馬先生的文字給你,或許比你們一班打書釘者,更感傷。
……
  看見你寫的青文﹐似乎有話還沒有說﹐等了接著看。   
  今天﹐上午﹐和馬國明先生約談﹐在荃灣麗城花園﹐一個叫做椰林閣的餐廳。三個多小時﹐走了二十多年。有懷念﹑有激情﹐無悲傷。   
  馬先生﹐其實才五十多歲﹐書生樣貌背後滿是激情。人﹐大約最難以忘懷的﹐就是二十風華﹐如你對臺灣的難忘﹐馬先生回憶起七0“火紅年代”﹐同樣青春勃發﹐說得最多的詞就是“活躍分子”。   
  有幸的是﹐當許多人走入社會﹐泯滅了青春激情時﹐與書的“緣分”使得他的激情維持了二十多年。“真的很奇妙”﹐回首曙光和青文﹐馬一再說﹐“I ENJOY IT "﹐沒有想像中的感傷﹐“那不是一個人的堅持”。他說﹐八九之後來書局的那批學生﹐與他們當年很像﹐有擔當的。我想﹐這其中也包含你吧。性情中人﹐其實很像﹐是吧。   
  說到了幾個人物﹐蔡西海﹑丘世文﹐很神的﹐說是你也應該認識的。是嗎﹖曙光﹑青文﹐若果是一班同好的靈魂安慰所﹐那這書店的境界很不一般了﹐那才是人生“最好的時光”。   
  馬先生說﹐一位德國朋友閒聊時對他說﹕逛書局滿足了人的兩個基本本能﹐Hunter's instinct AND Collector's instinct.想想﹐很有味道吧。
……
  這是馬國明先生傳給小女子的一篇文章﹐關于曙光。
  在香港售賣英文學術書

  在香港售賣英文學術書,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如何在每年出版過萬種學術著作的書海裡,撈到那些不致完全無人問津的著作。這種工作不但費時,而且往往不知從何入手;加上香港的學術風氣向來都不算熾熱,英文學術書的售價動輒便是二、三百元,即使是一些名重一時的著作,也只有少得可憐的三、兩位客人願意花錢購買。從回報的角而言是名副其實的大海撈針,即使撈到也是得物無所用;在海裡撈到的針必定已生銹。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過去曾經有一家專門售賣英文學術書的書店,可以在香港立足長達二十二年,單以奇蹟二字來形容並不足夠,因為沒有說明二十二年的歲月當中的具體情況。這方面的說明除了是一家書店的記錄,更是香港社會的側面寫照。

  曙光圖書公司早於一九八零年正式註冊成立,但四年後才在旺角彌敦道一座商業大廈的頂層的一單位開設門市;兩年後搬到位於灣仔的青文書屋隔壁,並將分隔兩家書店的磚牆拆掉,雙方互相照應,二十年後結束營業。這段記錄當然不足以說明在香港售賣英文學術書籍的第一難題如何解決,但細心的讀者可能已感到奇怪,為甚麼在正式設立門市之前的四年已急不及待,向有關方面正式註冊成立?其實這四年間正好在做大海撈針的工作。一般來說,未開設門市不算經營書店;沒有門市,何來書店?這恰好是在茫茫的書海裡能夠撈到針的秘訣,開設書店其實是無心插柳。小本經營,不可能一開始便同時負擔經營門市的租金和工資,又負擔大海撈針的高昂成本。對很多來說,開設書店專門售賣一些不媚俗的書籍是賞心樂事,但一心要開辦書店的卻立即面對門市和大海撈針的沉重負擔。要解決大海撈針的難題,首先要免除經營門市的負擔。

  曙光圖書公司在一九八零年註冊成立時卻不是一心要開辦書店,而是當年活躍於天主教大專聯會的一群大專學生(當中包括不少並非天主教徒的成員)為了籌募經費出版自己的刊物,妙想天開地自行直接向英國和美國的出版社訂購書籍,然後透過在大學校園舉辦書展出售訂購回來的書籍。這項妙想天開的舉動早在一九七八年付諸實行,因為發覺主流的出版社不會接納學生團體直接訂購書籍,才決定註冊成立一家正式的公司,以公司的名義訂購書籍。由於刊物的名稱為<<曙暉>>,公司的名稱便順理成章地名為「曙光」。

  這項妙想天開的舉動卻一舉解決了大海撈針的問題。由於主流出版社不接納學生團體直接訂購,大學校園內的書展出售的只限於那些由非主流出版社出版的書籍。這些非主流的出版社大概分為兩類,一類是那些激進或左傾的出版社,另一類是帶點宗教背景的出版社。但兩類出版社加起來的數目不外是五、六家,而每家出版社出版的書種頂多是三數十種,個別更少至六、七種。換言之,當年負責訂購書籍的同學面對的不是茫茫的書海,而是潺潺的小溪;而且不是撈針,是捉大魚。七、八十年代的英國和美國興起新左思潮,雖然個別眼光獨到的主流出版社亦出版了一些新左理論家的著作,但更多的著作卻是由一些激進、左傾或是帶有宗教背景的非主流出版社出版。具體的例子是葛蘭西的<<獄中書簡>>的英國出版社是隸屬英國共產黨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而美國則由一家跟第四國際聯繫密切的小出版社出版。影響深遠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則由兩傢俱有宗教背景的出版社包辦。恰好七、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仍保留了某種程度的激進思想,在大學校園內出售激進或新左著作,吸引了學生會和個別積極活躍的屬會的活躍份子蜂擁而至,非常奇怪在一向守舊的大學校園內居然可以購買激進和左傾的著作。學生團體妙想天開地在大學校園內舉辦書展籌募經費出版自己的刊物不但免除大海撈針的苦惱,而且立刻捉到大魚,其實不是奇蹟,一半是當年大學校園的氣氛,另一半則是<<曙暉>>的成員們,一心要刊物順利出版,不經意地播下曙光圖書公司的種籽。

  至於種籽得以發芽生長,並且維持了二十二之久,則是得益於另一群大專學生的努力。眾所週知,位於灣仔的青文書屋是由七、八十年代專責籌辦一年一度的青年文學獎的大專學生們開辦的。曙光圖書公司由旺角搬到灣仔與青文書屋互相照應是後來得以長期立足的基石,相比旺角商業大廈的頂層單位,青文書屋的所在更廣為人們知曉。這樣看來,過去的二十二年能夠在香港經營一家專門售賣英文學術書籍的書店實有賴七、八十年代兩股不同的學生活動。一家細小書店的興衰並不足以反映社會的變遷,但起碼可以從側面分辨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裡,香港社會在不經意間其實失去了那些不應失去的事物。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十多二十年的社會變遷漸漸局限香港的大專學生或年青人的活動和想像,只能拼命讀書應付考試,以成績爭取社會認同。相反,十多二十年前的大專學生卻在讀書考試之外試圖實現彼此之間的共同理想。香港社會不應失去的是年青人能走在一起實踐共同理想的機會,曙光圖書公司結業原因恰好是為了社會變遷似乎令年青人壓根然不再有理想。

  一九八六年從旺角搬到灣仔之後,曙光圖書公司的營業額逐年遞增,每年暑假過後便會有十個八個新的年輕面孔出現,並且在往後的三、四年裡定期到書店打書釘,間中更會買下一、兩本愛不釋手的書。這些年輕的面孔其實不算新,他們當中很多早已在讀中學時已曾好奇地走上書店翻看那些對他們而言是毫不知名的書籍,到了升讀大學時,他們便成了書店的常客。但大約在九三、九四年時,暑假過後卻再見不到年輕的面孔,到書店的不外是那些經常到訪的常客。從曙光圖書公司這樣的一家細小的書店來看,情形是令人擔心的,當香港的大學學額越開多時,連十個八個不願只顧讀書考試,願意花時間和金錢接觸課堂以外的學術理論的大專生也欠奉。不能說一代不如一代,因為這只是現象,認為一代不如一代的人還須解釋為甚麼會一代不如一代。最後還是要面對在社會變遷的過程裡,香港社會在不經意間不再讓年輕人找尋和實踐理想的問題,這也是一家小書店結業要提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