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讀。文章三則。

第一則﹕
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原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
謝韜 （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
《炎黃春秋》2007卷2期
二十世紀是人類理論的高峰。各種思潮、各種主義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隨者，打著他們所信奉的旗號登上歷史舞臺。這是一場評選最優社會制度的“模特大賽”，供人類在較長時段內，聽其言，觀其行，通過理性的比較作出判斷和選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滅亡了，帝國主義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種社會制度展開了和平競賽。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第二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制度（辛子陵在本書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第三種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競賽的結果是民主社會主義勝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辛子陵在本書《結束語》中生動而深刻地講述了這個歷史發展過程：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不是推翻和消滅的關係。這個真理已經為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閃亮崛起和前蘇聯暴力社會主義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證明。二十世紀末，社會民主黨以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競選執政、使歐洲和平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歷史性成就，告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靈。歐盟十五國中英國、法國、德國、瑞典、芬蘭、奧地利、葡萄牙、荷蘭、義大利、丹麥、希臘、比利時、盧森堡等十三個國家是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執政。社會黨國際以紅玫瑰為徽記，世人驚呼歐洲紅潮湧動。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歐洲各國首腦雲集希臘雅典。在衛城遺址見證下，歐盟成員國以及十個新成員國的國家首腦共同簽署了一項入盟條約。從此，捷克、愛沙尼亞、賽普勒斯、拉脫維亞、立陶宛、匈牙利、馬爾他、波蘭、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加入了歐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歐分裂局面的終結。一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的新歐洲的出現，給紛擾的世界平添了幾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圖保留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者們，都把目光轉移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上來。

　　社會民主黨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會主義運動成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過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創造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框架內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局限於暴力革命的狹隘經驗，指責人家是“修正主義”，現在看來應給修正主義恢復名譽。因為社會民主黨人不是對資產階級沒有鬥爭，不是單方面讓步，不僅“修正”了社會主義，而且“修正”了資本主義。

　　一九六五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長處，克服自身發展的困難，曾聚集美國費城召開過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資本主義大會”，並發表《資本家宣言》提出：“借鑒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經驗，實現股份制的人民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經驗，實行從生到死包下來的福利資本主義；借鑒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經驗，實行國家干預的計畫資本主義。” （卞洪登：《資本運營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頁）

　　我們習慣稱之為發達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都已成為新資本主義，不同程度地民主社會主義化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國紛紛出現全國性的勞資協調，以階級妥協取代原先誓不兩立的勞資對立，若干人士開始提倡用公共建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說以國家的積極介入來解決市場經濟失靈的危機。領導美國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羅斯福總統就大膽引進了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以英國工党首相布雷爾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為代表提出的“第三條道路”是修訂版的民主社會主義。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頓參加了在柏林召開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次）首腦會議，他在會上說：“我們要經濟增長又要社會公正。我們不相信自由放任主義，但我們也不相信單靠政府能解決這些問題。”會議公報強調：“我們相信市場經濟必須同社會責任相結合，從而創造長期的經濟增長、穩定和全面就業，而國家必須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維持穩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財務措施，堅決制止通貨膨脹；國家也應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競爭。” （阮宗澤著：《第三條道路與新英國》，東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頁）

　　最近點算結果，美國參眾兩院有六十一名議員（全是民主黨）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會員。美國民主黨的經濟理念，植根於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適度的國有化，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辦學校，減免窮人稅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資，更多地關懷弱勢群體。共和黨上臺也不改變民主黨的社會政策。民主社會主義把美國“赤化”了。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暴力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採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一千五百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一比九），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一千至一千二百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一千八百至二千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達八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準。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準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託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中國沒有在蘇東巨變中垮臺，這要歸功於鄧小平在這之前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當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後，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鄧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趙紫陽頂住“復辟資本主義”的壓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廢止近乎單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點一），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把資本家請回來了，把先進生產力清回來了。讀者可以看到，這一系列新政策屬於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二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誌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領導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這是足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溫家寶總理在世界扶貧大會上宣佈：“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國民生產總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億元，增加到十一萬六千九百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八點四倍；同期，全國居民消費水準年均增長百分之七；按現行匯率計算，二○○三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準。”

　　二○○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無庸諱言，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污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由此引發了對改革開放的回顧和檢討。大多數人是懷著珍惜改革開放成果的善意獻計獻策，以期糾正偏差，發展大好形勢。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黨內“左派”空前活躍起來，他們利用部分群眾對改革開放不滿的形勢，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鼓吹回到毛時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樣，先把知識份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說他們推動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導幹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大鬥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他們對國內政治形勢是這樣表述的：“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

　　“左派”的外交主張掖很駭人聽聞：“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得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 （二○○五年十月張德勤網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處的引文均見此文）

　　當胡錦濤向世界宣示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實行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時，“左派”要通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變中央的內政外交路線。他們認為現在的改革開放是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是和平演變。“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理論上的失誤，是沒有分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極左理論時時回潮，干擾改革開放，逼得執政者只能採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改革開放是在政治上受保護、意識形態上受非議的狀態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只有執政權沒有話語權。“不爭論”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辯權，“左派”對改革開放的攻擊和非難一天沒有停止過。

　　今日極左理論大回潮，“左派”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奪權，是二十七年來在意識形態上妥協退讓的必然結果。

　　正當我“杞人憂天”之際，老友陳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專家）向我推薦辛子陵的書稿《千秋功罪毛澤東》 ，我讀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別是畫龍點睛的理論部分《導言》和《結束語》，興奮不已。我們兩個共同認為，無論在歷史事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這是一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作者以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和豐富的歷史知識，為改革開放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話語權。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辛子陵書稿的《結束語》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後，資本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以內的揚棄，因而是一個會自行揚棄的矛盾，那顯然只是作為一個過渡點，以便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頁）

　　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相分離。管理者階層掌握著企業的經營權，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和資本所有權分離，勞動也已經完全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餘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的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作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作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頁）

　　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 .《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的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後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衝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幾十年的最終結論，經恩格斯十年的編輯和修訂，於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達十二年之久，並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國際。恩格斯具體指導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合法鬥爭，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成功對整個國際工人運動有很大的意義：“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裏，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頁）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 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舊式的起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如果說在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那麼階級鬥爭的條件也同樣起了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在羅曼語國家裏，人們也開始愈益瞭解到對舊策略必須加以修改了。德國所作出的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所能奪得的一切陣地的榜樣，到處都有人模仿；無準備的攻擊，到處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頁）

　　說完這些話不到五個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得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共產黨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見，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理論，提出了和平過渡理論，伯恩施坦只是重複恩格斯的話，繼承和發揮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革命理論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後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列寧主義是布朗基主義的繼承和發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紀法國秘密社團領導人，第一國際內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軍事領袖。布朗基主義的要義是堅信：不管生產力的發展處於什麼水準，只憑革命暴力就可以創造出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世界。

　　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 ，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一九三○年才在蘇聯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國出版），他讀得比較多的是列寧和史達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是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武裝奪取政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確的；但建國以後，不顧中國生產力非常落後的國情，放棄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堅持要搞共產主義，所憑藉的是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對他的影響。毛澤東走上暴力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承認一八四八年的錯誤以後，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社會民主黨就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列寧標新立異，一九一八年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改名為共產黨，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恩格斯擯棄的“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當作旗幟揮舞，從“左”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是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基礎。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著退步，出現了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統一體，這是人類告別野蠻時代進入文明門檻社會存在河發展的形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後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

　　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杆。操縱這個杠杆，有一個合理的“度”（現代經濟科學稱之為“基尼係數” ），超過了這個“度”，社會就要爆炸；消滅了這個“度”，社會就失去了活力和前進的動力。其結果都是矛盾統一體的破裂，讓位給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鬥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老也發揮部出來，砸了“社會主義”的牌子。

　　在小生產佔優勢、工業不發達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用變動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以來共產黨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錯誤。列寧在晚年認識了這個錯誤，並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他說：“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論糧食稅》，《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頁）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為驕傲的“三大改造”之後，迅速認識到了這是個錯誤，提出過他的新經濟政策。他說：“上海地下工廠同國營企業也是對立的。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袖子一長一短，扣子沒有眼，品質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做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定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稿資本主義。” （《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彙編》[1953～1956年]第三○八頁）

　　這是毛澤東認識到了但沒有勇氣實行的一項政策。這些對自己錯誤的反思僅停留在嘴上，正確思想的火花一閃很快就熄滅了。現在我們要把毛澤東認識到但沒有勇氣改正的錯誤改正過來，實行他的新經濟政策。不要因噎廢食。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的蓬勃發展，就驚呼：“大事不好，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了！”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近代的歐洲。沒有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社會主義在這個永遠是空想，永遠是“大鍋飯”的水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各種生產力的發展，更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更有利於一個高級新社會形態所需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頁）

　　如果把第二國際（社會黨國際）和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建立的社會制度比作兩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後者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這樣一個條件，而且連資本主義的萌芽都消滅了。正如辛子陵所說：“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由此可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都是“左”傾修正主義的失敗，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個實驗，以瑞典模式為代表，影響了整個西方工業國家，改變人類歷史的方向。我們要更加重視、更加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民主社會主義。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他在《導言》裏指出：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二十七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

　　恩格斯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裏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 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設置終極奮鬥目標是基督教的文化傳統。相信耶穌基督降生後一千年，基督要復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國。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從這裏衍化而來，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黑格爾和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永無止境，而是要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完成一個社會形態。在這一點上，黑格爾和他的弟子馬克思、恩格斯都違背了辯證法。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則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成了烏托邦的旗幟。當伯恩施坦主張扎扎實實地改良社會，切切實實地為工人謀福利，提出“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時候，他理所當然地成了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列寧的敵人。

　　建立天國的想法，表現了科學尚不昌明時代人類對具體地改善處境、提高生活品質的無奈，把現實中實現不了的事情推向遙遠的未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在各個歷史時代是不同的，是具體的，變化的。馬克思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候，不會想到人人需要一部電腦；恩格斯曾說人人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就是共產主義了。我們在延安時代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事實上，我們今天所擁有、所享受的物質文明，早已超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想像，超過了他們所制定的共產主義標準。

　　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 ，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

　　反“右派”以後仍然沒有停止思考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顧准說：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頁）

　　我常常想，德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馬克思，俄國人是不是應該比我們更懂得列寧，就像我們比外國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樣。為什麼德國人揚棄了的馬克思主義不適合現實生活的部分，為什麼俄國人拋棄了的列寧主義，我們要當作神物供奉著？當作旗幟高舉著？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衝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理國家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後者是共同貧窮。

　　就在暴力社會主義走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民主社會主義在西北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專制腐敗也不是社會主義。普通民眾的富裕和政府官員的廉潔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兩大亮點。民主社會主義寄託著人類的希望。

　　辛子陵從歷史大視角回顧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為批了多年的所謂“修正主義”翻案，為民主社會主義正名，為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掃清了障礙。他指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經驗對我們度過難關、解決面臨的棘手問題有重要參考價值：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唐劉禹錫：《陋室銘》）瑞典雖是小國，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典範，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在民主憲政框架內，瑞典社民黨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得以連選連任、長期執政的經驗；在經濟建設中把效率和公平統一起來，實現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經驗；正確處理勞資關係，調動工人和企業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勞資雙贏的經驗；有效地防止特權階層出現，杜絕官員以權謀私、貪污受賄，長期保持廉政的經驗，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範例。（辛子陵新書《結束語》）

　　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會主義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他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四大法寶”我們學了後面三樣，就是不學民主憲政。

　　晚清以來，中國學習西方文明有一條祖訓：“西學為用，中學為體。” 學工業，學科學，學教育，這是所謂“用”的部分；至於“體” ，即政治體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變的。祖宗傳下來的專制獨裁，是最好的政治體制，改進一下都不行，君主立憲都不行，結果清朝亡了。

　　孫中山創立民國，有了憲法，有了國會，但蔣介石強調一個党，一個領袖，党在憲法國會之上，領袖在党之上，還是專制獨裁。

　　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各黨各派，全國人民，希望毛澤東兌現延安時的民主諾言，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開民主國家新紀元。住進中南海，毛澤東變了臉，宣稱他是 “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成為不穿龍袍的皇帝。他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是保證和不妨礙毛澤東乾綱獨斷的一種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二○○四年胡錦濤在法國國民議會的演講，鄭重昭告世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我們明確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制度，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權利。” 給中國的民主政治帶來了新的希望。

　　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圖保留毛澤東模式的政治體制，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只有民主憲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執政黨貪污腐敗問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現在正在醞釀通過黨內三權分立（將決策權、監督權和執行權分離：黨的代表大會及其常設委員會行使決策權，黨委會行使執行權，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實現領導體制民主化，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並在一些地區試點。由絕對排斥到結合實際地探索三權分立的實現形式，這是政治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這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党的領導人錯了，在黨內能夠得到有效抵制和糾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錯了，能夠得到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有效抵制和糾正。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運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變，要在憲法之下活動，而不是高居憲法之上。要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切實行使民主國家議會的職權，在政權體系中建立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機制。有意識地設置和強化這樣一個對立面，將保證我黨成為民主決策、清正廉潔、領導正確的執政黨。

　　從執政黨領導體制的改革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種兩步走的戰略，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憲政道路。

　　我的入黨介紹人張友漁在一九九四年彌留之際曾對我說：“抗戰勝利後，我們目睹國民黨專制獨裁貪污腐敗，最終失盡人心丟掉政權。我們這些老同志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黨也走上這樣一條路。” 當時相對唏噓，並無良策。讀了辛子陵的書，興奮之餘，寫下了上面一席話，算是執行張老的臨終囑託。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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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
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531/xw/sd/200705310047.asp
南方週末　 　2007-05-31 15:37:04

□高放
　　
　　■編者按：中國不能照搬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而且必須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其中就包括了借鑒民主社會主義的有益的經驗。中國人民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副會長高放先生集中論述了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如何正確對待民主社會主義，應不難從中得到啟示。敬請垂注。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類社會主義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社會思潮，本來同宗、同根、同義、同黨。

　　◎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領高級代表團訪華，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會見，這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與我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加強與社會黨國際及其各成員党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構建和諧世界。

　　◎當今世界是民主資本主義(又稱自由主義或者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鼎足三分。其中，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關係最為世人所關注。

　　本是同根生　　　　

　　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類社會主義政黨、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社會思潮，本來同宗、同根、同義、同黨。回顧百年國際共運史，就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來龍去脈。

　　從1869年起，歐洲很多國家先後成立了社會黨或者社會民主黨，這時成立的工人政黨都不稱共產黨。社會黨就是社會主義黨的意思，我們在翻譯時省去了“主義”兩字，就類似共產主義黨省去“主義”二字而簡稱共產黨。凡是民主革命任務尚未完成的國家則稱社會民主黨，意即肩負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雙重任務。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思想當時通稱社會民主主義。馬恩從1873年起自稱“科學社會主義”，但他們也同意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

　　當時馬恩的戰友———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威廉·李蔔克內西———認為科學社會主義跟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是一回事。他有過這樣一段名言：“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力求為社會爭取一個民主的國家，以便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組織社會。”“未來將屬於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民主。”這是對民主與社會主義互為基礎、不可分離的精闢說明，同時也說出了社會黨人的奮鬥目標。從這段名言可知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同祖、同根，是一回事，是同義語，科學要以民主為基礎，民主要以科學為指導。

　　這種社會主義將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按照馬恩科學社會主義的設想，社會主義只能通過社會黨領導人民群眾開展階級鬥爭，平時利用資本主義議會民主，而在關鍵時刻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國家機器。第一國際於1876年解散後，1889年各國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又組成第二國際，繼續為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

　　但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之後，隨著歐洲形勢的變化，馬恩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寫成《〈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即隨著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發展，將來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國家可以利用議會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新觀點並沒有否定暴力革命，恩格斯特別聲明無產階級“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晚年的恩格斯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靈活策略。

　　從同室操戈到分道揚鑣

　　恩格斯過世後，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右派，根據恩格斯晚年思想，片面強調可能利用議會民主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認為不可能再搞暴力革命，因此主張德國社會民主黨應該變為“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遭到左派的批判。盧森堡等人在批判伯恩施坦時提出，平時可以利用議會民主，但最終還是要靠暴力革命才能通往社會主義。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黨內兩派完全分裂。工人政黨對德國政府所發動的戰爭是支持還是反對？右派認為應該支持，要保衛德意志國家民族利益；左派則認為應該加以抵制，因為這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的戰爭，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當時絕大多數社會黨掌權的右派首領都支持本國政府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第二國際在政治上破產了！當時還出現過以考茨基為首的中派，力求調和左右兩派，但後來中派也與右派合流了。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左派領袖列寧感到社會民主黨的右派在戰爭期間支持本國政府，使得各國工人互相殘殺，戰後他們又繼續推行和平改良主義政策，這完全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因此，在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黨七大上，列寧主張恢復馬恩1847年的建黨原則，把社會民主黨的名稱改為共產黨，把社會民主黨這件“骯髒的襯衣”換掉。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左派普遍回應，紛紛另建共產黨。

　　　初次較量，共產黨大勝

　　從1918年俄共改名到1949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為止，世界上總共建立了80個共產黨，其中有20個党是從原來第二國際中社會民主黨的左派轉變改名的。

　　這三十多年間各國共產黨都奉行科學社會主義路線，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最強大、科學社會主義最鼎盛之時，其領土、人口和工業總產值都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可謂三分天下有其一。資本主義世界的共產黨成就也較突出。例如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曾於1945－1947年間參加政府任國務部長、副總理，意共總書記陶裏亞蒂也於1945年後參加政府任不管部長、副總理、眾議院議會黨團主席。

　　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有所發展，到1949年社會黨在世界範圍有34個，黨員總共約有900多萬，但實力遠不如共產黨。與1919年共產黨建立的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相對應，社會黨在1923年也建立了一個國際組織，名為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其意圖旨在表明他們也代表工人階級，也響亮地提出了社會主義，但他們反對暴力革命，推行漸進的改良主義路線，主張通過議會民主來爭取執政。從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間，總共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幾個歐洲的社會黨先後通過多黨平等競選的方式上臺執政，有的聯合執政，有的單獨執政。本來缺乏執政經驗的社會黨在初步執政、短期執政中還是力爭通過並且執行了一些增進工人權益的法律，如縮短了工人的勞動時間，增加了工人的工資等等。雖然總的來說他們在這個時期的執政成效不大，卻邁出了通過議會民主合法鬥爭上臺執政的第一步。

　　在這個階段，共產黨與社會黨、共產國際與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處於對抗狀態，雙方都想吃掉對方。其結果起初是兩敗俱傷(值得注意的是，法共與法國社會黨曾於1934－1935年間一度合作，但是未能堅持下去)，為德意等國法西斯政黨上臺執政創造條件，然後雙方都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鎮壓；社會主義工人國際于1940年被迫停止活動，共產國際於1943年解散。二戰後雙方有過短暫合作，隨著冷戰開始，雙方恢復對抗；最終到1949年共產黨取得大勝，社會黨遭受嚴重挫折，其主要標誌是東歐八國由共產黨取得政權，而其中六國的社會黨均被合併到共產黨中去了。

　　再起風雲，社會黨快速發展

　　從1949年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形成到1991年蘇聯劇變，四十多年間雙方繼續對峙。共產黨從大起轉為大落。大起時，共產黨由原來的80個發展到150個左右，黨員人數由2000多萬發展到9000萬之多，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3國增加到了16個國家(後來新增加的3個國家是1959年建國的古巴、1975年建國的柬埔寨和老撾)。然而這時共產黨執政國家已出現很多動盪，大傷元氣。最嚴重的是從1989年到1991年，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垮掉了11個。總之，這一階段起初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繼續獲得大勝，最終卻遭受重大挫折。

　　相比之下，社會黨在這個階段得到了穩步、快速的發展。社會黨于1951年建立了社會黨國際，取代戰前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成為各國社會黨的國際組織，協調各國社會黨之間的方針政策，為民主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目標的實現而努力。這個時期的社會黨已經由歐洲擴展到世界五大洲，到1991年社會黨已經達到了151個，黨員總數有2500萬。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先後有四十多個社會黨上臺執政，而且是較為長期的連續執政，並且成效顯著。比如瑞典社會民主黨累計總共執政六十多年，在它執政期間，沒有像蘇聯那樣急於實現公有制，而是通過高額累進稅、高額遺產稅的辦法，加強第二次分配的調整，逐步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第一次分配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第二次分配即是把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以高額稅收的方式索取回來，由國家重新分配，使之回歸全社會，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民性費用全部由國家包下來的福利政策，執政者廉潔奉公，不搞特權，權力依法廣受監督和制約。因此，社會民主黨執政所推行的福利政策，不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又是羊毛用在羊身上。雖然沒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它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對資本主義制度作出了局部的調整，生長出不少社會主義因素。

　　更值得我們重視的一個現象是，蘇東劇變後，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絕大部分都改名換姓，改變旗號，最終都轉變為社會黨或者社會民主黨。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原來共產黨中的很多人，對科學社會主義未能真正實現感到失望，但是又不願意回到資本主義，因此就轉向了民主社會主義，認為這不失為另一條可供選擇的現實出路。還有一些西歐共產黨也改變為社會民主黨。

　　　蘇共失敗是自掘墳墓

　　這個階段之所以共產黨大受挫折，其根本原因在於蘇聯東歐共產黨執政幾十年之中，在很多方面實際上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從特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既反“蘇”又反共。

　　“蘇”者蘇維埃，就是蘇聯工人、農民、士兵創造的工農政權機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就是依靠工農創造的蘇維埃順利地掌握了國家政權，在掌握了政權之後，又在憲法當中規定了蘇維埃是蘇聯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但是蘇共長期以來淩駕於蘇維埃之上，國家的重大決策、重大人事安排全部是在蘇共政治局幾個領導人作出決定後再強加給蘇維埃，有些決策甚至瞞著蘇維埃。

　　除了反蘇，蘇共還反共。共產主義的內涵本身就包含民主，恩格斯在建黨時就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64頁)，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理應是民主制。十月革命之初，蘇聯還是存在民主的。但1924年列寧逝世之後，史達林就處心積慮地開始個人集權，到1941年終於把黨政軍三大權力集中於一身，之後又推行了職務終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等，這些做法帶有濃厚的沙皇君主專制主義色彩。史達林確立的這些政治體制，從根本上違背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

　　　　從對抗轉向合作

　　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起，共產黨與社會黨的關係趨於緩和，從1976年社會黨國際十三大後，社、共兩党開始了超越意識形態的聯繫，1980年代雙方開始對話合作。1991年蘇東劇變後至今，更是進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階段。雙方各自總結前兩個階段的經驗教訓。當前大多數共產黨對待社會民主黨，都改變過去的對抗做法，不能再把社會民主黨看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而視之為另一種有重大影響的社會主義流派，看成共產黨應該聯合團結的對象，看成值得共產黨人借鑒學習的朋友。在當今世界，共產黨和社會黨、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只有求同存異，加強合作，才能增強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實力，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目前社會黨國際已經擁有169個成員党，4000多萬黨員，資本主義世界的各國共產黨共有122個，黨員總數約300多萬。絕大多數國家社會黨的力量遠比共產黨大得多。以瑞典為例，當今瑞典社會民主黨約有120多萬黨員，而瑞共只有3000多人。各國共產黨要趕超社會黨，科學社會主義要趕超民主社會主義真是任重道遠。首先必須善於與社會黨合作，善於借鑒社會黨，不斷更新觀念，善於發展科學社會主義，趕超民主社會主義。法共和法國社會黨從1995年起在大選中開始結盟合作，並於1997年組成左翼聯合政府。義大利重建共產黨從1994年起與左翼民主黨開始競選合作。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共產黨也都開始與社會黨合作。南非共產黨從1994年起就有三人參加以“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社會黨國際成員党)為主的民族團結政府，擔任部長，“非國大”領導層中近1／3為共產黨人，兩党已實行黨內合作。

　　我們黨改革開放以來也總結了國際共運史上的經驗教訓。胡喬木同志于1980年7月7日在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講得相當精闢，這裏摘錄如下：“共產國際犯了兩方面的錯誤：一、對第二國際沒有留一點餘地，把它說成是反革命，是社會帝國主義，列寧這個判斷也是不正確的，把社會民主黨完全等同於帝國主義，結果弄到現在共產黨同社會民主黨很難合作。這麼大的問題這麼簡單地處理，留下後遺症是不小的。二、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可以說是列寧關於共產黨建黨思想的擴大”，“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俄國要變成全世界的統治者”，“這就把共產主義運動完全引到絕路，引導到它的反面。這是非常不好的”。“我們要奉行的社會主義，在國內是民主的，在國際上也是民主的。如果沒有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搞不成，共產主義也搞不成”。“共產主義是最高綱領，民主難道就不是？到那個時候民主是否就消亡？我是不大同意民主消亡這種觀點的”(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頁)。

　　從1980年代初起，我們黨與越來越多的社會黨建立聯繫。1982年社會黨國際開始與我黨直接接觸，1984年5月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首次訪華。1987年4月6日鄧小平在同瑞典政府首相、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席卡爾松會談的全文記錄稿中說：“我們都是左翼”。肯定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都是左翼，這就改變了以往唯我獨左、把社會民主黨視為右翼的傳統看法。當今我們黨已經同幾乎所有的社會黨都建立並發展了友好交流關係。2004年2月古特雷斯主席率領高級代表團訪華，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會見，這標誌著社會黨國際與我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看來加強與社會黨國際及其各成員党的合作，有利於共同構建和諧世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社會民主黨認為：“在當今世界上存在三類政黨，三種國家，三種社會制度”。他們認為社會黨執政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丹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時都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把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叫做共產主義國家，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國家則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據我個人研究，當今世界的確是三大政治思潮，即為民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但是當今世界上的社會制度則只有兩種，民主社會主義還沒有能夠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制度。民主社會主義執政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資本主義，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模式在西方還沒有完全實現，還在探索當中。比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時間最長，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就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瑞典國家94％的生產資料還集中在一百家大資本家手中，17個大財團還支配著瑞典國家的經濟命脈，國家股票的三分之二由占瑞典人口2％的富豪控制，而98％的平民百姓則只佔有股票的三分之一，可見瑞典還是私人資本佔有優勢，佔有統治地位，因此很難說瑞典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實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我們應該改變一個觀念，我們過去認為資本主義就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是純粹的社會主義。然而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這樣一種純粹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之所以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就是因為從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以來，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在很多方面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局部地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生長出了一些社會主義的因素。當今儘管還有壟斷經濟的成分，但是競爭超越了壟斷，當今我們不宜再用壟斷或競爭來劃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而應從社會整體的變化來透析這個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我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這場以資訊化為標誌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已經從傳統的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社會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現在的西方資本主義是社會資本主義，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它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了；第二，它的社會主義因素在不斷增加。我用21個字來界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以社會化勞動為基礎，由勞動人民掌權的社會形態。用這個定義來分析當今資本主義所出現的種種新情況。比如在瑞典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民主黨通過高額稅收的辦法把社會化勞動成果中的相當一部分掌握在國家政府手中，用於全民福利。瑞典的勞動者所得(工資加雇主為其支付的相當於工資總額約40％的社會保險金)與資方所得(利潤加折舊費)相比，在二戰後初期為1∶1，1960年代為2∶1，1970年代為3∶1，1980年代為2∶1，有些年頭甚至超過4∶1。可見瑞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是逐步提高的。因此瑞典既有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可以說當今瑞典是一個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沒有社會民主黨執政的西方國家(如美國)也有高度的社會化和有所增長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國家也屬於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即便是曾經發生劇變的原蘇東國家，儘管他們都轉向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一些原來社會主義時期的全民福利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這些國家也是屬於社會資本主義國家。

　　而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後我們不再搞純粹的社會主義，也允許非公經濟的發展，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因素，因此，我們是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主體。從當今這兩種社會制度的並存、發展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世界各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因此，我們應該順應時代潮流，加強各國之間的相互借鑒，加強各國之間的團結合作，為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的世界而努力。
　　
　　■輿情指要
　　
　　●俞可平：《論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

　　原載2007年05月28日《北京日報》。作者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旗幟鮮明地將公平正義與自由、民主一起，並列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元素，是這篇文章的主要特色。作者認為，公平正義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追求的普遍價值，更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平正義。

　　作者進而指出，公平正義既是我們所追求的長遠價值，更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努力實現的緊迫任務。而在現代條件下，沒有民主和法治，斷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因為我們所講的公平正義，是指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在全體公民之間公平而合理的分配。這就必須有一整套既能充分反映和表達人民利益，又能確保政府權力為人民所用、政府政策滿足人民需要的制度、程式和法規，否則，“人民利益”或“人民作主”便是一句空話。這樣的一種制度只能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因此構成實現公平正義的一個根本的前提條件。

　　作者曾以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而令海內外矚目。《論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或可解讀為《公正是個好東西》，而與《民主是個好東西》具有同等價值，堪為雙璧。
　　
　　●冒天啟：《對恩格斯晚年社會發展思想的再思考》

　　原載2007年4月20日《社會科學報》。作者冒天啟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

　　作者認為，恩格斯晚年除了整理馬克思的《資本論》手稿之外，還積極參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活動，撰寫了富有戰鬥性的大量著述，經典如《卡爾·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由此確立了恩格斯晚年的重要思想。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我們再思考：

　　1.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反思暴力革命理論，提出舊社會和平長入新社會的思想，認為普選制是一種全新的武器。

　　2.面對實踐，認真研究市場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提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

　　3.以《資本論》一、二、三卷為整體，確立了費用與效用相比較的價值理論；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理論。

　　4.以俄國為例，指明落後國家的革命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不可能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

　　作者把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直截了當地概括為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認為這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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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前夕胡錦濤左右受敵文章日期：2007年6月4日
【明報專訊】國家主席胡錦濤本周將會訪問瑞典，勢必加劇內地對瑞典社會主義模式的討論。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2月發表〈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檄文，一石激起千層浪，爭論至今未息。《南方周末》本期發表共運專家高放〈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百年分合〉，試圖說明兩者沒有根本分別，但相信也不可能讓「左派」偃旗息鼓。
「民主社會主義」反暴力
謝韜文章的要害地方，其一是中國不應該有終極目標，也就是說憲法中以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要取消；其二是暴力革命過去是錯誤的，這個歷史問題可以納入「不爭論」範圍，但現實意義是，今後即使無產階級如何受到剝削，也不應暴力反抗。觀點引起北京、上海、南京的左派分別集會激烈反對。他們認為，在中共「十七大」即將召開之際，蓄意拋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綱領，目的是企圖影響中央對政治改革的決策，取消中共的合法性，顛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而謝韜文章所代表的決不止是謝韜一個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勢力。
左派促解決兩極分化
這裏所說的「左派」，不是過去黨內的左派，而是民間學者，他們是憑知識分子的良知，同情在改革過程中利益被忽略的工人與農民，舉起旗幟代表他們的利益，對改革開放的現狀提出質疑。由於他們在建制內沒有地位，所提出的主張也不為當權者接受，或可被稱為「孤獨的左派」。他們一方面嘲笑現今的中共距離「無產階級政黨」性質愈來愈遠；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共真的朝官僚資本主義的方向愈走愈遠。極端的甚至懷念毛澤東的功績與路線，遂成為右派攻擊的話柄。
「左派」當中也不乏理論家，全力支持鄧小平改革的劉國光教授最近反駁謝韜的言論中，就明確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不能離開這個大方向；開放是保持主權和增強自力更生能力的開放，不是讓外國資本主義控制我們」。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論」，指瑞典的生產力高，人民富裕，「工人階級用不起來革命，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樣就解放了」。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認為政府的角色決不是僅僅提供公共產品，還要積極承擔消除兩極分化的責任，後者則認為市場經濟已經取得空前成就，今後只要按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
「左派」對當權者的態度是複雜的。筆名「中史俞」的作者一方面承認現政府對改善兩極分化的承擔：「好在黑夜的盡頭總是黎明，當多數西方分析家仍寄未來於中共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間的精英鬥爭之時，中國已然進入反思市場改革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推動者，不僅是亮劍出鞘的新一屆政府，更是影響日深的上層和民間左派。」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正受右派攻擊。文章說，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極端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離奇組合，其目標是以穩定形式激進化經濟與政治的演變，用權力保證動盪時期的市場化進程，並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求國家的完全退出。
影響胡總十七大表述
中共十七大召開前夕，意識形態的爭論將會愈演愈烈，這加添了胡錦濤在十七大文件上如何表述的挑戰，也是觀察中共路向的指標。
【本欄逢周一刊出】
明報駐京記者 阮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