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依依訪梁暐。Lake With No Name.

專訪女作家梁暐
文章日期：2007年6月7日
【明報專訊】梁暐抵港那天，飛機晚點了，錯過了同日下午黃色暴雨下，千五人紀念六四的遊行。「千五人，還有這麼多嗎？」這位十八年前身歷天安門上那場運動的美籍女作家低呼。關於人數，當香港某政黨主席認為一九八九年的鮮血不足為政府的暴行冠上「屠城」之名，他怎不看看梁暐的Lake With No Name、那以八九春夏之交運動為核心而寫成的自傳，展示怎樣一幅血淚與青春的圖像？
血淚與青春交織的圖像
「政治上，他可以去重新定義何謂『屠城』，可是，當時每一個生命的終結，都是誰人的兒子、是某某的兄妹，即便只是一千，甚至一百，那都是太多了。」目前是倫敦Royal Holloway學院講師的梁暐，那一年，是北京大學的心理學系的學生，是民運領袖柴玲的前同房。
「當時沒有人不想上廣場的，你很難找到一個不想去的人。」廣場上，她為過柴玲宣布西城外坦克車之撤退而歡呼，以為政府所做不過是紙老虎。
那是時代的進取氣息。理想的光輝彷彿猛烈的強光，將一切照得過於耀眼，而美好。六四前兩天，梁暐見過廣場上，一年輕人，女的穿著大紅旗袍，男的披略寬的灰西裝，在蓋上了布被潑黑了的毛澤東相前拍照結婚。事實上，她自己，也在六四兩天前，跟系裏年輕教授安民（化名），結婚了。
那種時代的情緒影響是不自覺的，對反貪腐、民主的嚮往追求，從運動延伸開去，參與者對人生種種，感覺到充沛的希望。
如今，她回頭想想，那不免像是過分的樂觀。
其實，安民在此之前曾經對她提出過擔憂，「你認為，為什麼中國從來沒有學生運動成功過，即便是五四運動？在中國，學生總是太精英了，千人之中只有一個。」她雖相信，但是，「你看，你真的能調動群眾、像是能喚起整個中國的時候，你不會想那麼多。當我們身在其中，我們都以為我們能夠移山劈石，誰會想我們將會被鎮壓下去。」
六月二日晚，軍隊或用軍車、或以列隊跑步，向廣場進發之際，得到消息的梁暐與安民，得以及時逃脫了。
六月四日清晨，在新聞中得知同學陣亡的消息，梁暐跑回廣場上，向一輛仍在廣場上的軍車，扔了瓶子，並目睹了憤怒的北京市民，最後的一擊。六月六日，她搬離了北大，那據說將會成為下一個算學生帳的據點。
六四前促成的婚姻，六四後完結了
八月二日，梁暐匆匆領獎學金赴美留學，如同目擊、身歷了其事的人，逃離那高壓的社會。再之後，梁暐與安民離婚了。
那青春的人生階段，彷彿從此過去了。但那段記憶，並不只凝固、凍結在她的腦海中，她寫出的這本不可能在內地出版發行的自傳，以文字不斷回想、反省那青春的生命狀態，當中的愛、熱情、堅持與執迷，以及朋友、伙伴間所發生的一切。「當時的學生運動，是否有其他的出路呢？這是我們永遠要去想的。即使我們有最好的理由，可是當運動失去控制，又應有怎樣的策略？」
「是那段生命的歷程，定義了我是怎樣的人。」
首小說仍不離大時代
梁暐總似是與中國的大時代不可分割似的，青春時仍是學生的她投身火紅的民運，那些日子記載在自傳之中；而她構想的第一本小說The Eye of Jade，則是另一個波瀾壯闊的年月，文化大革命：這部偵探小說中，一個地下私家偵探社的女主持梅，追查文革期間一件被人從博物館中盜走的漢朝玉印，牽出許多過去的秘密，甚至自家家庭的歷史。案件迫梅回溯舊事，揭露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選擇：害人或被害，愛人或愛己。
故事的當代場景是北京，過去的布景則是勞改場——事實上，在文革開始第一年出生的梁暐，童年正正在雲南的勞改場上度過。書中的痛苦情緒，如同她在天安門事件中所經歷的，別是真切。
[文／鄭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