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述說一場災難？
——寫在「六四」燭光晚會之後
文章日期：2007年6月5日
【明報專訊】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點不一樣，由於一個政客所說的幾句輕佻，晚會的主題除像往年般「悼念亡魂」和「要求平反」，難免額外增添了一股強烈的歷史感，主辦單位提醒大家、也要求北京「確認慘劇」；這就是說，希望所有人承認有些事情確實發生過、存在過、出現過。
18年了，從「悼念」到「平反」然後再回到「確認」，這樣的一條集會長路走得令人既無奈也心痛。 18年了，18年的吶喊竟然被迫返回原點，回到18年前的6月16日，對，就是國務院袁木公開對全世界說「天安門廣場前沒有開槍殺死過一個學生」的那天，歷史的兩造說法再度對峙交鋒；這樣的返回原點，宣示了對歷史的尊重，卻亦展示了對歷史的嘲諷。
歷史論述在什麼情下最容易被迫返回原點？這恐怕要視乎權力張牙舞爪到什麼地步了。
上世紀90年代，有「巴爾幹屠夫」稱號的米洛塞維奇曾派塞爾維亞部隊攻入波士尼亞的茲佛尼克市，當地有六成人口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斯拉夫族，部隊佔領該地，殺、燒、搶，把市內的清真寺全部摧，當戰塵落定，該城居民只剩塞爾維亞人，而新上台的官派市長在就職典禮上公然宣稱﹕「茲佛尼克從來不曾有過清真寺！」
新市長膽敢否定歷史，當然因為背後有權力撐腰，他深信土地既由掌權者所佔領，土地上的歷史便由掌權者所撰寫，只要有能力把存在過的證據徹底滅，即能把發生過的事情徹底隱瞞。於其心中，權力等同歷史，歷史就是權力，權力魔杖猶如上帝的手指，祂說要光，指頭一揮，便有了光。
權力，災難，歷史。三者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猶太裔意大利科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 於二戰期間因反法西斯暴政而遭拘禁於奧茲維茲集中營，戰後，他把劫後餘生的親身苦難、把採訪得知的慘痛經歷寫成一本又一本的散文、小說、戲劇、評論，努力把「大屠殺」（Holocaust）的歷史真象還原於世人眼前，但他終究面對一個最關鍵的困難﹕到底應該怎樣述說，人們才會相信？
這個困難之所以存在，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干擾﹕一是罪證，二是災難本身的可怖性質。李維曾引猶太裔建築師西蒙．威森索（Simon Wiesenthal）之言闡釋箇中艱辛，威森索亦曾被關於集中營，戰後窮50年之力緝捕納粹戰犯，他在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書末描述了一個納粹狂徒如此囂張地對俘虜說﹕
「不論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打敗了你們。你們當中沒有人會活下來成為證人，就算有人僥倖存活，也不會被世人相信。或許會有史學家去懷疑、討論、研究，但不會有任何可確定的事情，因為，我們會將所有證據與你們一起摧。即使某些證據存留下來，即使你們當中有人生還，世人也會說你們描寫的事件太恐怖，不可能是真的，故此不願相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否認到底的我們，而不是你們。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撰寫。」
為了對抗扭曲、遺忘、煙滅，為了呈現足以令人信服的歷史真象，李維選擇把「灰色地帶」作為書寫重心，他盡量避免把人物和場景截然二分為「壓迫者Vs.抗爭者」、「施害者Vs.被害者」、「敵人Vs. 同志」之類的簡化對立，因為他深信並親身體驗過，集中營內以至整場戰爭的生活處境都比這複雜，「對抗者不再是兩方，再也分辨不出單一的界限。你進入集中營時，期待至少一起受苦的同伴會有同仇敵愾的情感，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你所期待的盟友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數千個各自封閉的單細胞生物，在彼此之間絕望地找尋掩護，同時持續不斷地對抗。被囚禁幾個小時後，你就會清楚發現，原本期待的未來盟友，卻一起攻擊你」。
李維強調的「灰色地帶」，就是黑白之間的那團混沌，譬如說，納粹軍人如何因為羞愧心理的反射而對災難嚴詞否認、營內囚犯如何因為錯誤的判斷而甘向德軍通風報信，他把人性的種種掙扎與猶豫捕捉、刻劃、剖析，像人體素描般把災難歷史還原為血肉肌理。李維深信，唯此策略可以彰顯細微到經常被人忽視的災難罪證，也唯此策略可以讓後世讀者驚嘆，走過歷史災難的人原來跟我們一樣既堅強也脆弱，所以啊，這樣的歷史想必為真。
對於呈現災難，李維於信心之中隱含悲觀，因為，他說﹕
「我們，生還者，並不是真正的證人。我們這些人，是因為欺騙，或能力，或幸運，而沒有碰觸到集中營世界的最底層。那些碰觸到最底層、那些見到蛇髮女妖而化成石頭的人，都無法回來訴說他的經歷，或即使回來，也已經瘖啞。我們這些被命運眷顧的人，以我們或多或少的智慧，不只努力記敘自己的命運，還有其他人，那些滅頂的人的命運，但這仍是『代表第三人』的言語，是近距離親眼所見的故事，卻不是親身經歷的故事。已經完成的滅，並沒有任何人可以全然描述，就像沒有人能回來描述自己的死亡。滅頂的人即使有紙有筆，也無法為自己最終的故事做見證。於是我們代替他們發言，僅能代表而已……有些人死了，獲得了自由但沒有得到救贖。他們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只有在我寫下的字句裏見證他們曾經活過。」
確認，見證，發言。三者同樣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18年來，香港人堅持悼念六四，其實是用吶喊來召喚確認、用腳步來踏出見證、用歌聲來替代發言，而在香港人的苦心堅持裏，許許多多六四死難者的故事得被言說，儘管，正如李維所一再提醒，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把故事說得完整。
然而愈是自知不完整便愈有必要不斷地述說，並應把述說的方式處理得更細緻、更立體，好讓記憶之網能夠撈起更多的歷史海藻。這是抵抗張狂的唯一方法，在「確認-見證-發言」的洪水擊下，「權力-災難-歷史」之間的橫蠻連帶將受挑戰，有朝一日，當邪惡退潮，我們將極高興於自己曾經付出。
香港人每年於六四之夜所點燃的燭光，是記憶之光；六四亡靈沿光尋路，在光亮裏重聽自己的故事，活過來了。因此，六四是生者與死者相遇的時刻，述說就是力量，有此力量，即有盼望，憑此，救贖的一天不會永不來臨。
你昨晚沒來？沒關係，明年六四，不管馬力輕不輕佻，我們都可以在維園相見。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寫在「六四」燭光晚會之後
文章日期：2007年6月5日
【明報專訊】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有點不一樣，由於一個政客所說的幾句輕佻，晚會的主題除像往年般「悼念亡魂」和「要求平反」，難免額外增添了一股強烈的歷史感，主辦單位提醒大家、也要求北京「確認慘劇」；這就是說，希望所有人承認有些事情確實發生過、存在過、出現過。
18年了，從「悼念」到「平反」然後再回到「確認」，這樣的一條集會長路走得令人既無奈也心痛。 18年了，18年的吶喊竟然被迫返回原點，回到18年前的6月16日，對，就是國務院袁木公開對全世界說「天安門廣場前沒有開槍殺死過一個學生」的那天，歷史的兩造說法再度對峙交鋒；這樣的返回原點，宣示了對歷史的尊重，卻亦展示了對歷史的嘲諷。
歷史論述在什麼情下最容易被迫返回原點？這恐怕要視乎權力張牙舞爪到什麼地步了。
上世紀90年代，有「巴爾幹屠夫」稱號的米洛塞維奇曾派塞爾維亞部隊攻入波士尼亞的茲佛尼克市，當地有六成人口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斯拉夫族，部隊佔領該地，殺、燒、搶，把市內的清真寺全部摧，當戰塵落定，該城居民只剩塞爾維亞人，而新上台的官派市長在就職典禮上公然宣稱﹕「茲佛尼克從來不曾有過清真寺！」
新市長膽敢否定歷史，當然因為背後有權力撐腰，他深信土地既由掌權者所佔領，土地上的歷史便由掌權者所撰寫，只要有能力把存在過的證據徹底滅，即能把發生過的事情徹底隱瞞。於其心中，權力等同歷史，歷史就是權力，權力魔杖猶如上帝的手指，祂說要光，指頭一揮，便有了光。
權力，災難，歷史。三者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猶太裔意大利科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 於二戰期間因反法西斯暴政而遭拘禁於奧茲維茲集中營，戰後，他把劫後餘生的親身苦難、把採訪得知的慘痛經歷寫成一本又一本的散文、小說、戲劇、評論，努力把「大屠殺」（Holocaust）的歷史真象還原於世人眼前，但他終究面對一個最關鍵的困難﹕到底應該怎樣述說，人們才會相信？
這個困難之所以存在，主要源於兩方面的干擾﹕一是罪證，二是災難本身的可怖性質。李維曾引猶太裔建築師西蒙．威森索（Simon Wiesenthal）之言闡釋箇中艱辛，威森索亦曾被關於集中營，戰後窮50年之力緝捕納粹戰犯，他在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書末描述了一個納粹狂徒如此囂張地對俘虜說﹕
「不論這場戰爭將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打敗了你們。你們當中沒有人會活下來成為證人，就算有人僥倖存活，也不會被世人相信。或許會有史學家去懷疑、討論、研究，但不會有任何可確定的事情，因為，我們會將所有證據與你們一起摧。即使某些證據存留下來，即使你們當中有人生還，世人也會說你們描寫的事件太恐怖，不可能是真的，故此不願相信。他們會說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否認到底的我們，而不是你們。納粹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撰寫。」
為了對抗扭曲、遺忘、煙滅，為了呈現足以令人信服的歷史真象，李維選擇把「灰色地帶」作為書寫重心，他盡量避免把人物和場景截然二分為「壓迫者Vs.抗爭者」、「施害者Vs.被害者」、「敵人Vs. 同志」之類的簡化對立，因為他深信並親身體驗過，集中營內以至整場戰爭的生活處境都比這複雜，「對抗者不再是兩方，再也分辨不出單一的界限。你進入集中營時，期待至少一起受苦的同伴會有同仇敵愾的情感，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你所期待的盟友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數千個各自封閉的單細胞生物，在彼此之間絕望地找尋掩護，同時持續不斷地對抗。被囚禁幾個小時後，你就會清楚發現，原本期待的未來盟友，卻一起攻擊你」。
李維強調的「灰色地帶」，就是黑白之間的那團混沌，譬如說，納粹軍人如何因為羞愧心理的反射而對災難嚴詞否認、營內囚犯如何因為錯誤的判斷而甘向德軍通風報信，他把人性的種種掙扎與猶豫捕捉、刻劃、剖析，像人體素描般把災難歷史還原為血肉肌理。李維深信，唯此策略可以彰顯細微到經常被人忽視的災難罪證，也唯此策略可以讓後世讀者驚嘆，走過歷史災難的人原來跟我們一樣既堅強也脆弱，所以啊，這樣的歷史想必為真。
對於呈現災難，李維於信心之中隱含悲觀，因為，他說﹕
「我們，生還者，並不是真正的證人。我們這些人，是因為欺騙，或能力，或幸運，而沒有碰觸到集中營世界的最底層。那些碰觸到最底層、那些見到蛇髮女妖而化成石頭的人，都無法回來訴說他的經歷，或即使回來，也已經瘖啞。我們這些被命運眷顧的人，以我們或多或少的智慧，不只努力記敘自己的命運，還有其他人，那些滅頂的人的命運，但這仍是『代表第三人』的言語，是近距離親眼所見的故事，卻不是親身經歷的故事。已經完成的滅，並沒有任何人可以全然描述，就像沒有人能回來描述自己的死亡。滅頂的人即使有紙有筆，也無法為自己最終的故事做見證。於是我們代替他們發言，僅能代表而已……有些人死了，獲得了自由但沒有得到救贖。他們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只有在我寫下的字句裏見證他們曾經活過。」
確認，見證，發言。三者同樣有密不可分的共生關係。18年來，香港人堅持悼念六四，其實是用吶喊來召喚確認、用腳步來踏出見證、用歌聲來替代發言，而在香港人的苦心堅持裏，許許多多六四死難者的故事得被言說，儘管，正如李維所一再提醒，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把故事說得完整。
然而愈是自知不完整便愈有必要不斷地述說，並應把述說的方式處理得更細緻、更立體，好讓記憶之網能夠撈起更多的歷史海藻。這是抵抗張狂的唯一方法，在「確認-見證-發言」的洪水擊下，「權力-災難-歷史」之間的橫蠻連帶將受挑戰，有朝一日，當邪惡退潮，我們將極高興於自己曾經付出。
香港人每年於六四之夜所點燃的燭光，是記憶之光；六四亡靈沿光尋路，在光亮裏重聽自己的故事，活過來了。因此，六四是生者與死者相遇的時刻，述說就是力量，有此力量，即有盼望，憑此，救贖的一天不會永不來臨。
你昨晚沒來？沒關係，明年六四，不管馬力輕不輕佻，我們都可以在維園相見。
馬家輝--資深傳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