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口粉絲：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龍應台《目送》上市5天 再版4次
文/ 攝影：大貓

高雄的女兒

「這二十幾年來，我是第一次來高雄開新書會。高雄人你好！回來，真好！」

很少人知道龍應台是高雄的女兒，也因為如此，她笑稱自己沒有包袱，不知江湖險惡，所以評論起時政來可以六親不認，後來寫野火集，也跟南部鄉下小孩的身份也有關係。然而這一次的《目送》不同於以往龍應台的作品，因為這本書的私密性以及它的情感的濃度，讓作者誠實的表示：無法在大庭廣眾之下暢談這本書。

南部才是我的文化根源

對於龍應台來說，今天不算是新書發表會，這本書有種安靜的性質，它有它安靜的方式可以走自己的路。「但是，我畢竟是高雄縣大寮鄉自來水場出生的小孩，後來又住過高雄市苓雅區的大雜院，後來又住過高雄港的三號碼頭，那時候覺得從三號碼頭走到鹽埕國小路好遠好遠，三十年後，才發現這是這麼短的路，眼睛一望就可以望到底了。我差點就成了鹽埕國小的畢業生，但是，我永遠在最關鍵的時候，又搬走了。」南部成長的背景，使得龍應台會講閩南語，甚至到十五歲搬到台南時才知道，這個世界上原來有種地方叫眷村！「我自己的貼身經驗其實是南部的、土地的、鄉村的、漁村的，這才是我的文化根源，也就是這種文化的根源，貫穿我二十年的寫作」講到這裡，在座的觀眾，也就聽明白了，就是這種樣篤定的原因，讓《目送》全台唯一場與讀者的見面，龍應台選擇獻給故鄉高雄。

孤獨的難民，永遠的異鄉人

「如果不是楊澤，他強迫我寫（三少四壯集專欄），就沒有這本書，所以謝謝楊澤！」說起《目送》成書的起源，龍應台在新書會的開頭就感謝。楊澤也是今天新書會的主持人，他用時間的比喻，巧妙地串連起龍應台近期創作或計畫創作的人生之書：「我覺得《目送》寫出好多的過去，寫出這個時代，好多不太能掌握的不確定性跟憂傷，如果《親愛的安德烈》代表來生，那麼將要動筆完成的《一九四九》應該就是代表前世，而《目送》這本書代表的就是今世。我想龍應台不只是高雄的女兒，也是一九四九的女兒，也是屬於整個華文世界的。」

身為一個女兒，對於父親的不捨、對母親的憐惜、對於兄弟的真愛，這樣緊密的情感，龍應台認為這是和『難民』身份有關係。回憶兒時，那種全班若有六十個同學，自己卻總是唯一的外省小孩，那種「1:59」感覺，那種孤軍奮鬥的孤獨感，甚至影響到寫作風格，「自己回頭看《目送》，才驚覺，異鄉人的身世，那種『難民』的家庭的飄流的身世，是那麼徹底的在這本書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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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也好奇讀者，這樣的一本書，大家是如何感同身受？「看著父母那一輩走開，兒女背對著你，中年的人心情和我太相似，我可以想像！」她好奇的是，二十歲、三十歲的讀者是怎麼看《目送》這本書？位置不一樣，感受真的還會和作者一樣強烈嗎？

〈十七歲〉的年輕讀者的和他的〈雨兒〉

巧的是，第一位發言的觀眾，就是一位大學生讀者。「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兩篇，〈雨兒〉和〈十七歲〉。〈雨兒〉會令我想到我和阿嬤的共同生活，從小我都和阿嬤一起睡，昨天晚上，阿嬤還是都睡在我旁邊，所以我對於老人的寂寞，半夜很想跟你講話的心情，有很深刻的瞭解」「另一篇〈十七歲〉，其實我剛好也是這個年紀，看到那篇文章，我發現我對我媽作相同的事，媽媽都會擔心小孩子，我卻覺得自己已經有能力照顧自己了，我就會覺得很煩，老師有寫出我的心情，我們都有讀到。」


龍應台：「如果下一次有這樣的機會，建議可以帶阿嬤來現場，其實我會鼓勵大家，像今天這種場合，你可以帶著他們出來，也許你覺得這樣的場合不適合你的爸媽媽、你的阿公阿嬤，不過其實像今天，龍媽媽就在你們之間坐著，我就是要給她這個時間，就算他們或許不知道我們在幹麻，可是我覺得應該給出這樣的機會。」「第二個，你講那個〈十七歲〉，其實就是要叫我們少管一點，對吧？謝謝你！（笑）」


文言文與父親

主持人楊澤從手邊的一疊回函，選出另一個讀者想問的：父母親是否曾帶給您文學的啟發？

南部炙熱的夏日，老電風扇嘎啦嘎啦的聲音，龍應台陳述的時間又拉回兒時：父親是湖南人，父親過著很清貧的生活，總是穿著一件洗到很薄很薄的汗衫，坐在破了又重新纏起來的籐椅，盯著他十二歲的女兒背頌〈出師表〉、〈陳情表〉、〈滕王閣序〉，這是她最早的文學影響。龍應台也藉著自己的故事鼓勵年青朋友不要排斥進入文言文的世界，因為它給你的養份，是無可限量的。

答案其實是沒有答案

在場也有位朱先生，侃侃而談自己讀書的經驗，稱《目送》為現代版的背影，內容讓人流淚，放下真的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如何放下或放不下，龍應台以〈山路〉一篇，沈君山先生三度中風陷入昏迷做為回應，放下不容易，老也不容易，死也不容易，那也都是只有一個人才能面對的事情。

從來不打開自己的龍應台，她選擇最美的漢字，挑戰自己，寫出思考中的「生死大問」。活動接近尾聲，讀者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樣問的：那麼，有答案了嗎？龍應台搖搖頭：「一但開始了生死的思考，發現人存在的本質是孤獨的，發現所謂的答案其實是沒有答案。」二十五年來，從入世的《野火集》，到出世的《目送》，她笑著謙稱，自己還是在上人生這一堂課。

文／蘇惠昭（文字工作者）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母子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摘自《目送》

人，有時候會不想說話，不是無話可說，而是不能說、不好說，所以不想說，這是龍應台出版《目送》（時報文化）的心情，她希望低頭，安靜的走開，什麼話都不要說。

寫父親的死亡、母親的衰老和失智，寫對父母的憐惜和體恤，寫兄弟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寫一個人的走路、賞樹、觀鳥、拍照、生活，這也不是一本和任何人都能談的書。

這樣的時候，她不是起手一篇文章就能在華人圈燒起一把火的公共知識份子，她是溫順的女兒，深情的母親，也是受過專業訓練的英美文學博士，亦夜夜默讀中國古文，這也意味著，《目送》中每一篇文章所印烙的感情，都必須等待奔騰的情緒止息，要經過時間的漂洗、沉澱，「否則我會覺得感情被褻瀆了」。

這讓她想起《西蒙波娃回憶錄》中的一段，波娃和沙特在倫敦，面對泰晤士河的美景，波娃讚嘆連連，沙特卻冷漠以對，他告訴波娃，徒然沉浸在當下美景的人，「不能成為好的文學家。」

「所以我是沙特，不是波娃。」龍應台說。

是的，《目送》，這和出版《親愛的安德烈》（天下雜誌）時不同，那時候龍應台是有話要說的，三年的家書往返，母子兩代明知艱難也要相互走近的努力，「畢竟這有社會教育的功能」，然而《目送》的74篇散文，多數書寫時間流轉中最深痛的感情領悟，合適緩緩慢慢細讀，安安靜靜琢磨，不知不覺，漂流到遙遠的荒涼異境。

真的會讓人心痛到無言，龍應台知道，因為她把書給了一位台北江湖有名有姓的老友，兩人差不多歲數，「很難過，難過到流淚」老友讀過後回應，「但是我又覺得慶幸」。

慶幸什麼？老友說，慶幸自己很忙，沒有時間去體會。

她又把書給了另一位四十歲代的朋友，這位朋友至今「不敢打開來看」。

用忙碌，陀螺一般轉個不停的忙碌建立防線，把時間必然要帶來的，父母的老病、死亡，兒女的成長與疏離，以及人生終究是一場徹底的孤獨，是不斷的告別，把這些阻擋在心外，或者乾脆假裝它們不存在，兩位朋友的「時間對抗策略」，龍應台領受了。

但難道她就不夠忙碌嗎？不夠忙碌到無情、忘情嗎？龍應台很清楚答案在於：「緣於一種文學性格」。

於一種文學性格──如果文學意味著對幽微人性的理解與包容、對人生處境的明白了然，以及定格下最細緻的一瞬美感，龍應台這一路走來，她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包括進入官場把自己弄得不成人形，似是皆由著這樣的文學性格所帶領的「創作」，她用深情縱入人世，教養小孩，觀察社會、政治、文化與文明，至於寫作，「則有時用腦，有時用心」。

寫公開信給胡錦濤，她是「用腦」，連續25小時不吃不喝不睡，「全世界都不存在，只剩下一個腦」。

逼使龍應台跳出來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其實是憤怒，一種文學家的憤怒。國民黨讓她憤怒、陳水扁讓她憤怒、胡錦濤讓她憤怒，憤怒到最高點，她就變身成了文字戰鬥力激爆的超級賽亞人，超級龍應台。

《親愛的安德烈》則是一本意外之書，龍應台以為安德烈絕不可能答應寫信，他卻說寫就寫啊，而且寫出來的內容、思維的鋪陳，閃閃發光。

寫《目送》這一系列散文，龍應台則是「用心」，她總是等待情感的迷霧散去，飄亂的心緒落底，一個「難民的女兒」的身分遂逐漸清晰起來。「難民的女兒」，這解釋了龍應台之所以成為龍應台。她的父母被戰亂連根拔起，孤單的落在「本省人」聚落，這一家人沒有親族網絡，十三歲以前龍應台甚至不知有「眷村」這種地方可讓「外省人」相互取暖。而要打破這樣的處境，全力鞭策子女教育便成為龍家父母唯一的使命，這讓龍應台不必會做家事，也沒有機會更早學習到人生基本功課。有一度她拒斥母親的強悍，但隨著時間流轉，感情的沉澱，她終於諒解了母親何以必須如此強悍，不強悍便無以生存，「也所以拒斥轉化成了憐惜和體恤」。
面對時間，真的不好說，龍應台於是翻開《目送》，以手指第25頁照片：「這很像我現在的心情」。

那照片是她拍的，鏡頭透過鏽蝕的鐵網延伸出去，一條溪流向遠方的綠山，大大小小的石頭佈滿河床，盡頭是灰白的天光。

照片底下有一行字：「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轉載自金石堂網路書店【出版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