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海口一月二十二日电 题：“反贿选”进海南乡村 中国式民主在“变法”
中新社记者 关向东
“村民对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
上述关于反“贿选”的法条，出现在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草案）》中，今日海南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之。
关于上述法条的修改，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提请修法的说明中指出，在历届选举中，存在着宗族、派别、家族、姓氏的干扰和贿选现象，因此增加对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和处理的规定。
据介绍，在海南省村委会历届选举中，由于外出务工人员过多、村民矛盾纠纷不参加投票、宗族派系矛盾严重，阻挠干扰村民投票等原因，造成“两个不过半”的现象。海南有七个市县第三、四、五届村委会选举中就有一百四十二个村委会出现过“两个不过半”的情况。草案因此增加一条款规定经过两次选举后因“两个不过半”致使选举无法完成的，经报请县政府和省民政部门同意后，进行第三次选举，可以不适用“两个过半”的规定，以利于解决村委会选举长期拖延不能顺利完成的问题。
此外，该《办法》还增加了村民委员会在换届选前的村级财务审计规；确保产生一名女性候选人的规定；适当扩大选民登记范围的规定等。共增加了十条，修改二十条。
据介绍，海南省的修法依据是二00九年五月三十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村委会选举工作的通知》。
在大会印发的关于修改《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对照表）中，列出了此前已经“修法”的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等省市的有关法条作为对照。
根据二00八年国家人口统计，全国的农村人口逾七点二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五十四点三。据此可以判断，中国式民主“变法”已经从乡村展开。（完）
1/22/2010
1/21/2010
人文動線﹕大江大海的影像書寫
人文動線﹕大江大海的影像書寫：龍應台紀錄片放映
文章日期：2010年1月21日
【明報專訊】去年9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至年底已成為年度的台灣、香港以至新加坡的超級暢銷書，中國以外銷售25萬本，內地街頭還出現10元一本的盜版；而台灣《中國時報》、香港《亞洲週刊》亦將之選入年度好書。如今，文字之外，導演黃黎明、黃小棣追蹤拍攝的紀錄片《目送一九四九 龍應台的探索》，也將在周五於香港大學放映，龍應台教授還將參與討論。
龍應台如此談論此紀錄片：「寫作像是『荒野一匹狼』，整個宇宙只有你，沒人能靠近；但紀錄片是團隊，得不停溝通。」她感激在300天的跟拍裏，拍攝隊給予她的忍耐。而黃黎明亦從拍攝中銘感歷史一點一滴的遠去：「就像龍應台經常問她媽媽，『我是誰』，但母親卻記不起來，這對拍攝亦很震撼。」
時間：1月22日（星期五）
晚上7:30 至10:00
地點：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太古堂
費用：$20
報名：culture8003@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blog.iset.com.tw/1949/
文章日期：2010年1月21日
【明報專訊】去年9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至年底已成為年度的台灣、香港以至新加坡的超級暢銷書，中國以外銷售25萬本，內地街頭還出現10元一本的盜版；而台灣《中國時報》、香港《亞洲週刊》亦將之選入年度好書。如今，文字之外，導演黃黎明、黃小棣追蹤拍攝的紀錄片《目送一九四九 龍應台的探索》，也將在周五於香港大學放映，龍應台教授還將參與討論。
龍應台如此談論此紀錄片：「寫作像是『荒野一匹狼』，整個宇宙只有你，沒人能靠近；但紀錄片是團隊，得不停溝通。」她感激在300天的跟拍裏，拍攝隊給予她的忍耐。而黃黎明亦從拍攝中銘感歷史一點一滴的遠去：「就像龍應台經常問她媽媽，『我是誰』，但母親卻記不起來，這對拍攝亦很震撼。」
時間：1月22日（星期五）
晚上7:30 至10:00
地點：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太古堂
費用：$20
報名：culture8003@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blog.iset.com.tw/1949/
1/20/2010
1/19/2010
“女同志”伊力‧盧馬
生命是微妙的循環。
伊力‧盧馬有一個香港攝影師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離世，享年89歲。諷刺的是，當天也是盧馬長期拍檔、剪接師Mary Stephen的生日。Mary於七十年代認識盧馬，九十年代開始跟他合作無間，包括2008年香港電影節選映的《牧羊人之戀》（已成盧馬遺作）。Mary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加拿大念書，在法國定居及工作。她與新浪潮及盧馬的淵源，可以上溯至《中國學生周報》。盧馬離世當天，她正在香港剪片。
■家：家明 MS：Mary Stephen
盧馬「愛」盜版
家：我帶了一些道具來拍照，包括這套伊力盧馬的「六個道德的故事」。你剪的「四季故事」系列沒帶來，因為是盜版，有些不好意思。
MS：是不是繪畫封面那套？我也有。每次回法國我也替盧馬帶DVD，他有自己電影的盜版。
家：他對盜版有意見嗎？
MS：沒有。他覺得很好，要不是這樣中國的年輕人沒辦法看他的電影。
家：很多年前在沙田大會堂聽你一個關於法國新浪潮的講座，那時才知道盧馬的剪接師原來是個香港人，說廣東話。
MS：那是1996年。1997年1月回港拍國際詩歌節的影片，所以也趁那個機會先回來準備。另一次也是在香港，我途經藝術中心看見有盧馬的電影放映，上去問知不知道「Mary Stephen」是我，他們都不知道，以為是外國人。
家：資料說，你是讀《中國學生周報》接觸歐洲電影，後來再到法國拍片。
MS：中學時是《周報》讀者，很喜歡綠騎士、蓬草他們的文章，看羅卡、石琪他們介紹歐洲電影，很想去歐洲。也開始在大會堂看《祖與占》、《廣島之戀》，《廣島》對我影響尤深。後來去了加拿大讀電影，再到法國。沒有《周報》，就沒有我們這幫人。很多東西都在那裏學。
家：其後在法國認識盧馬，有沒有很超現實感覺？這可是你嚮往的新浪潮電影。
MS：那是1976年，很超現實！當時年輕大膽，想到就去。那時在巴黎讀書，報讀了盧馬教的一科，我感到很榮幸，他說每粒字都仔細聽；其他學生反而出出入入，不大在乎。後跟盧馬熟稔了，在他的辦公室天天喝茶。當時不大會講法文，但只看他們籌備電影，已很珍惜。
生死同日同心
家：1月11日的消息來得很突然，當天朋友給你道賀生日，晚上卻收到盧馬離世的噩耗。不過你的說法很正面，說他選擇這天離開，是給你的美好信息。
MS：我這份人很神經。盧馬說沒有事情是意外的，想法較傾向佛家。而且我們都知道他病，已留醫一星期。他很固執的，上個月還在上班。我在香港有工作，所以不能留在法國。那天剪完片回家，預備跟朋友慶祝生日，突然收到消息，我馬上想到是他想我知道。我們什麼日子都會忘記，唯獨自己生日不忘；由今年開始，以後生日對他加倍思念。
家：你說他從不言休。他之前在籌備什麼項目嗎？
MS：沒籌備新電影，他準備寫作。年多前剛完成兩部短片，計劃中有五六部的；另接受了電台一系列的訪問，談他對藝術的看法，他電影跟藝術的關係，剛好也是這段時間播出。他最後一直把自己的知識傳開去。有些人離世時很多事情未了，但盧馬不是，他好像知道要做的都做完，這讓人較釋懷。
家：我輩在九十年代開始看他的電影，奇怪為什麼老導演心境永遠年輕。他說自己一直是18歲？
MS：到最後也是。人有很多社會壓力，總要安定、生小孩、賺錢。我想如果社會不是這樣要求，很多人寧願像小孩玩樂。盧馬的生活原則是，需要愈少，愈少經濟負擔，便愈自由。
家：盧馬很明白年輕人，拍男女戀愛很到位。
MS：年輕男女、感情事都是永恆不變的。像我的孩子，他們年幼時看不明白盧馬，覺得很悶，到了17、18歲，卻覺得很吸引，角色像身邊的朋友。
家：盧馬電影的格局很小，你們幾個伙伴長期合作，關係像家人。他不去影展，都由你們出席及代言，對吧？
MS：真的很少，只有四個人，大型一點的計劃再加助手。我們不拍戲時也一起相處，經常見面、聊天。
家：有時不只是剪接？像《冬天的故事》（1992）開始那段蒙太奇的鋼琴音樂，據說是你彈奏的？
MS：盧馬很喜歡音樂的，但七十歲才開始學彈琴，我教他的，他手指幾乎硬了。開始剪《冬天的故事》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他寫了兩句旋律，但怕被配樂的Jean-Louis笑。我說寫了我替你接下去吧，完成後他很喜歡，就錄了。他怕Jean-Louis不快，配樂於是用上假名Sbastien Erms，Erms就是我倆名字（Eric Rohmer，Mary Stephen）。
熱愛科技的機器盲
家：芸芸法國新浪潮導演中，盧馬看上去風格最不外露，但卻是最固定的，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作品圍繞日常生活，很多對話，哲理性，關於男女感情。剪接如何幫助建立此作風？
MS：他的節奏是不變的，像音樂，很獨特，無論是我或其他人剪都一樣。我像聽到他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下刀。（家：他會坐在你身邊？）多數是，最近十年他常在我旁邊睡覺，他覺得在剪接房是種享受，不讓別人進來。剪《秋天的故事》（1998）時最有趣，他七十多歲了，坐很累。他把紙搓成球，由這邊牆扔去另一邊的垃圾箱，天天如是，他說要運動運動。
家：導演有很多不同種類，有些熟悉機器有些卻不，盧馬算是技術型的導演嗎？
MS：他對機器很有興趣，但技術不大在行，我們常笑他連錄音機也不會弄。（家：你應該比較熟悉技術了，會經常幫他忙？）五、六年前，他買了一台電腦，我會間中接到他的求救電話，即使身在土耳其或中國也沒例外。他說在寫劇本，突然什麼都沒了，不知如何辦，我會一步步幫他。他對機器很好奇就是。
家：2001年的《女貴族與公爵》用高清格式拍攝，在當時便是很新的嘗試。
MS：當時很多人用數碼來拍神怪片，盧馬要證明這個技術也可以拍文藝片，可以更有文化深度。
家：盧馬怎樣看自己的作品？
MS：他蠻喜歡自己的電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有時他為了準備講座，想找片段，但看得津津有味，最後都把一整部看完。盧馬的電影就是這樣，看一個鏡頭，就忍不住看完全部。
家：看的時候會不會推翻以前的想法，或慨嘆那裏那裏可拍得更好？
MS：他不後悔的。每次剪接完成，我們把電影重新看一次，看有沒要修改的地方，差不多便是最後版本了。對盧馬而言，沒有fine cut及rough cut之別，一剪便成，很乾脆。
別叫盧馬先生
家：盧馬拍女性怎麼又那樣到家呢？
MS：他不坐咖啡店，但說可以想像坐在咖啡店看女孩子來來去去，已是人生妙事。杜魯福在《戲中戲》（1973）中，主角Jean-Pierre不是常問「你覺得女人很奇妙嗎？」，盧馬也是這樣想的；新浪潮導演最初去法國電影資料館（Cinmathque Francaise）看電影，都是為了結識女孩。
家：是的，男人都喜歡女孩子。但男人也有很多種；盧馬很溫柔，很善解女孩心理似的。
MS：所以他常說，他不是女性主義（feminist）導演，他是女性（feminine）導演。有次他害我笑死了，說別人應該說他是女同志，因為他以女人的心理看女人。
家：跟他一起應該很好玩，幾十歲人常帶來驚喜。
MS：他實在驚喜不絕。他的收音師Pascal跟他合作很久，Pascal說每次看完劇本、拍完、剪好了，到看片時才明白盧馬想做什麼，而且每次都有驚喜。
家：你說新浪潮導演本來只想結識女孩，到頭來出了新浪潮，影響了世界電影，盧馬等人成了大導演。你跟他們一起合作及生活，怎樣看這個時代、這一幫人？
MS：他們沒組織什麼，「新浪潮」這名稱是別人給的。他們不想拍片廠電影，有互助的精神，同時各自獨立地創作。他們也很有好奇心。說出來準給人罵，現在最好看的法國電影都是75歲以上的導演拍的，你看利維特（Jacques Rivette），華妲（Agns Varda）。華妲最新的《沙灘上的華妲》（2008）好看得不得了，誰想到七十歲導演的手法比年輕人還自由？「怕老」是負面的，但新浪潮他們不怕老，很長青。
家：新浪潮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原來是這種永不言老的精神。
MS：尤其當他們成長後，累積了經驗、看法，更寶貴。現在的導演有時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像我回內地工作，習慣了「陳導」、「李導」這樣稱呼，我說不是吧，在法國最大師我們也只是叫「Eric」。盧馬也是這樣想的，千萬別叫「盧馬先生」。
剪接師是心理醫生
家：你說剪接是「giving」、「mothering」，像幫人帶小孩。我不想性別主義，但既然你這麼說，可會覺得女人剪接比男人好？
MS：我也想過這問題，但美國的剪接師都是男人，不過他們的制度不同，他們很hands-off。我一定要落手落腳，整體結構要清楚。準給女性主義者罵了，剪接其實跟秘書差不多，最重要是檔案管理（filing）。女人這方面會細心一點。為何說mothering？導演無論老中青，進剪師室時其實是最脆弱的。影片已拍完，很多不能補救，那時得面對自己的錯誤。剪接師是心理醫生，導演拍得辛苦未必想剪，要游說、安慰、恫嚇他，軟硬兼施，已不單純是技術了。
家：跟盧馬工作及相處這些年，有跟他談起中國或香港的事情嗎？
MS：有。雖然他沒來過，因不喜歡坐飛機。他迷中國的事情，每次我回去都替他帶茶葉，他很喜歡。他年少寫的一本小說《伊麗莎伯的小屋》剛出了中文版。有時他跟我講中國的時事，他對道家思想、醫藥、食物都有興趣。我們幾個朋友有交換明信片的習慣，每到不同地方都會寄，盧馬也有不少香港的明信片。或許他現在在天上的咖啡店看女孩子，在等我們的明信片呢。
家：未來你會繼續在中國及法國兩邊走？
MS：一定是了，以法國為家，我三個小孩尚在那裏念大學。2010年主要在土耳其及中國工作。
家：你自己的電影呢？聽說你預備拍一個關於1968年的香港故事。
MS：希望今或明年拍自己的電影。劇本得再寫，幾年前盧馬替我改過一稿，現在得改另一稿；還有另一部虛構的紀錄片，跟我的姓Stephen及Virginia Woolf有關，Woolf原來也姓Stephen。（家：Mary Stephen是真名嗎？好像藝名。）真名，看我下部電影就知這個名字的故事。
家：再次謝謝你！這兩天你得趕回法國了？
MS：這兩天收到很多慰問的電郵，原想回去出席葬禮，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最後我想說，無論如何失去了一個最親近的人。但慶幸自己身處家鄉，也正在剪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安慰。畢竟我在香港發現法國新浪潮，這個段落適逢在香港，也在做電影，像個完整的循環，感覺很微妙。
[文／家明 編輯／黃靜]
伊力‧盧馬有一個香港攝影師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離世，享年89歲。諷刺的是，當天也是盧馬長期拍檔、剪接師Mary Stephen的生日。Mary於七十年代認識盧馬，九十年代開始跟他合作無間，包括2008年香港電影節選映的《牧羊人之戀》（已成盧馬遺作）。Mary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加拿大念書，在法國定居及工作。她與新浪潮及盧馬的淵源，可以上溯至《中國學生周報》。盧馬離世當天，她正在香港剪片。
■家：家明 MS：Mary Stephen
盧馬「愛」盜版
家：我帶了一些道具來拍照，包括這套伊力盧馬的「六個道德的故事」。你剪的「四季故事」系列沒帶來，因為是盜版，有些不好意思。
MS：是不是繪畫封面那套？我也有。每次回法國我也替盧馬帶DVD，他有自己電影的盜版。
家：他對盜版有意見嗎？
MS：沒有。他覺得很好，要不是這樣中國的年輕人沒辦法看他的電影。
家：很多年前在沙田大會堂聽你一個關於法國新浪潮的講座，那時才知道盧馬的剪接師原來是個香港人，說廣東話。
MS：那是1996年。1997年1月回港拍國際詩歌節的影片，所以也趁那個機會先回來準備。另一次也是在香港，我途經藝術中心看見有盧馬的電影放映，上去問知不知道「Mary Stephen」是我，他們都不知道，以為是外國人。
家：資料說，你是讀《中國學生周報》接觸歐洲電影，後來再到法國拍片。
MS：中學時是《周報》讀者，很喜歡綠騎士、蓬草他們的文章，看羅卡、石琪他們介紹歐洲電影，很想去歐洲。也開始在大會堂看《祖與占》、《廣島之戀》，《廣島》對我影響尤深。後來去了加拿大讀電影，再到法國。沒有《周報》，就沒有我們這幫人。很多東西都在那裏學。
家：其後在法國認識盧馬，有沒有很超現實感覺？這可是你嚮往的新浪潮電影。
MS：那是1976年，很超現實！當時年輕大膽，想到就去。那時在巴黎讀書，報讀了盧馬教的一科，我感到很榮幸，他說每粒字都仔細聽；其他學生反而出出入入，不大在乎。後跟盧馬熟稔了，在他的辦公室天天喝茶。當時不大會講法文，但只看他們籌備電影，已很珍惜。
生死同日同心
家：1月11日的消息來得很突然，當天朋友給你道賀生日，晚上卻收到盧馬離世的噩耗。不過你的說法很正面，說他選擇這天離開，是給你的美好信息。
MS：我這份人很神經。盧馬說沒有事情是意外的，想法較傾向佛家。而且我們都知道他病，已留醫一星期。他很固執的，上個月還在上班。我在香港有工作，所以不能留在法國。那天剪完片回家，預備跟朋友慶祝生日，突然收到消息，我馬上想到是他想我知道。我們什麼日子都會忘記，唯獨自己生日不忘；由今年開始，以後生日對他加倍思念。
家：你說他從不言休。他之前在籌備什麼項目嗎？
MS：沒籌備新電影，他準備寫作。年多前剛完成兩部短片，計劃中有五六部的；另接受了電台一系列的訪問，談他對藝術的看法，他電影跟藝術的關係，剛好也是這段時間播出。他最後一直把自己的知識傳開去。有些人離世時很多事情未了，但盧馬不是，他好像知道要做的都做完，這讓人較釋懷。
家：我輩在九十年代開始看他的電影，奇怪為什麼老導演心境永遠年輕。他說自己一直是18歲？
MS：到最後也是。人有很多社會壓力，總要安定、生小孩、賺錢。我想如果社會不是這樣要求，很多人寧願像小孩玩樂。盧馬的生活原則是，需要愈少，愈少經濟負擔，便愈自由。
家：盧馬很明白年輕人，拍男女戀愛很到位。
MS：年輕男女、感情事都是永恆不變的。像我的孩子，他們年幼時看不明白盧馬，覺得很悶，到了17、18歲，卻覺得很吸引，角色像身邊的朋友。
家：盧馬電影的格局很小，你們幾個伙伴長期合作，關係像家人。他不去影展，都由你們出席及代言，對吧？
MS：真的很少，只有四個人，大型一點的計劃再加助手。我們不拍戲時也一起相處，經常見面、聊天。
家：有時不只是剪接？像《冬天的故事》（1992）開始那段蒙太奇的鋼琴音樂，據說是你彈奏的？
MS：盧馬很喜歡音樂的，但七十歲才開始學彈琴，我教他的，他手指幾乎硬了。開始剪《冬天的故事》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他寫了兩句旋律，但怕被配樂的Jean-Louis笑。我說寫了我替你接下去吧，完成後他很喜歡，就錄了。他怕Jean-Louis不快，配樂於是用上假名Sbastien Erms，Erms就是我倆名字（Eric Rohmer，Mary Stephen）。
熱愛科技的機器盲
家：芸芸法國新浪潮導演中，盧馬看上去風格最不外露，但卻是最固定的，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作品圍繞日常生活，很多對話，哲理性，關於男女感情。剪接如何幫助建立此作風？
MS：他的節奏是不變的，像音樂，很獨特，無論是我或其他人剪都一樣。我像聽到他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下刀。（家：他會坐在你身邊？）多數是，最近十年他常在我旁邊睡覺，他覺得在剪接房是種享受，不讓別人進來。剪《秋天的故事》（1998）時最有趣，他七十多歲了，坐很累。他把紙搓成球，由這邊牆扔去另一邊的垃圾箱，天天如是，他說要運動運動。
家：導演有很多不同種類，有些熟悉機器有些卻不，盧馬算是技術型的導演嗎？
MS：他對機器很有興趣，但技術不大在行，我們常笑他連錄音機也不會弄。（家：你應該比較熟悉技術了，會經常幫他忙？）五、六年前，他買了一台電腦，我會間中接到他的求救電話，即使身在土耳其或中國也沒例外。他說在寫劇本，突然什麼都沒了，不知如何辦，我會一步步幫他。他對機器很好奇就是。
家：2001年的《女貴族與公爵》用高清格式拍攝，在當時便是很新的嘗試。
MS：當時很多人用數碼來拍神怪片，盧馬要證明這個技術也可以拍文藝片，可以更有文化深度。
家：盧馬怎樣看自己的作品？
MS：他蠻喜歡自己的電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有時他為了準備講座，想找片段，但看得津津有味，最後都把一整部看完。盧馬的電影就是這樣，看一個鏡頭，就忍不住看完全部。
家：看的時候會不會推翻以前的想法，或慨嘆那裏那裏可拍得更好？
MS：他不後悔的。每次剪接完成，我們把電影重新看一次，看有沒要修改的地方，差不多便是最後版本了。對盧馬而言，沒有fine cut及rough cut之別，一剪便成，很乾脆。
別叫盧馬先生
家：盧馬拍女性怎麼又那樣到家呢？
MS：他不坐咖啡店，但說可以想像坐在咖啡店看女孩子來來去去，已是人生妙事。杜魯福在《戲中戲》（1973）中，主角Jean-Pierre不是常問「你覺得女人很奇妙嗎？」，盧馬也是這樣想的；新浪潮導演最初去法國電影資料館（Cinmathque Francaise）看電影，都是為了結識女孩。
家：是的，男人都喜歡女孩子。但男人也有很多種；盧馬很溫柔，很善解女孩心理似的。
MS：所以他常說，他不是女性主義（feminist）導演，他是女性（feminine）導演。有次他害我笑死了，說別人應該說他是女同志，因為他以女人的心理看女人。
家：跟他一起應該很好玩，幾十歲人常帶來驚喜。
MS：他實在驚喜不絕。他的收音師Pascal跟他合作很久，Pascal說每次看完劇本、拍完、剪好了，到看片時才明白盧馬想做什麼，而且每次都有驚喜。
家：你說新浪潮導演本來只想結識女孩，到頭來出了新浪潮，影響了世界電影，盧馬等人成了大導演。你跟他們一起合作及生活，怎樣看這個時代、這一幫人？
MS：他們沒組織什麼，「新浪潮」這名稱是別人給的。他們不想拍片廠電影，有互助的精神，同時各自獨立地創作。他們也很有好奇心。說出來準給人罵，現在最好看的法國電影都是75歲以上的導演拍的，你看利維特（Jacques Rivette），華妲（Agns Varda）。華妲最新的《沙灘上的華妲》（2008）好看得不得了，誰想到七十歲導演的手法比年輕人還自由？「怕老」是負面的，但新浪潮他們不怕老，很長青。
家：新浪潮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原來是這種永不言老的精神。
MS：尤其當他們成長後，累積了經驗、看法，更寶貴。現在的導演有時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像我回內地工作，習慣了「陳導」、「李導」這樣稱呼，我說不是吧，在法國最大師我們也只是叫「Eric」。盧馬也是這樣想的，千萬別叫「盧馬先生」。
剪接師是心理醫生
家：你說剪接是「giving」、「mothering」，像幫人帶小孩。我不想性別主義，但既然你這麼說，可會覺得女人剪接比男人好？
MS：我也想過這問題，但美國的剪接師都是男人，不過他們的制度不同，他們很hands-off。我一定要落手落腳，整體結構要清楚。準給女性主義者罵了，剪接其實跟秘書差不多，最重要是檔案管理（filing）。女人這方面會細心一點。為何說mothering？導演無論老中青，進剪師室時其實是最脆弱的。影片已拍完，很多不能補救，那時得面對自己的錯誤。剪接師是心理醫生，導演拍得辛苦未必想剪，要游說、安慰、恫嚇他，軟硬兼施，已不單純是技術了。
家：跟盧馬工作及相處這些年，有跟他談起中國或香港的事情嗎？
MS：有。雖然他沒來過，因不喜歡坐飛機。他迷中國的事情，每次我回去都替他帶茶葉，他很喜歡。他年少寫的一本小說《伊麗莎伯的小屋》剛出了中文版。有時他跟我講中國的時事，他對道家思想、醫藥、食物都有興趣。我們幾個朋友有交換明信片的習慣，每到不同地方都會寄，盧馬也有不少香港的明信片。或許他現在在天上的咖啡店看女孩子，在等我們的明信片呢。
家：未來你會繼續在中國及法國兩邊走？
MS：一定是了，以法國為家，我三個小孩尚在那裏念大學。2010年主要在土耳其及中國工作。
家：你自己的電影呢？聽說你預備拍一個關於1968年的香港故事。
MS：希望今或明年拍自己的電影。劇本得再寫，幾年前盧馬替我改過一稿，現在得改另一稿；還有另一部虛構的紀錄片，跟我的姓Stephen及Virginia Woolf有關，Woolf原來也姓Stephen。（家：Mary Stephen是真名嗎？好像藝名。）真名，看我下部電影就知這個名字的故事。
家：再次謝謝你！這兩天你得趕回法國了？
MS：這兩天收到很多慰問的電郵，原想回去出席葬禮，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最後我想說，無論如何失去了一個最親近的人。但慶幸自己身處家鄉，也正在剪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安慰。畢竟我在香港發現法國新浪潮，這個段落適逢在香港，也在做電影，像個完整的循環，感覺很微妙。
[文／家明 編輯／黃靜]
吳志森：時間
時間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天星皇后運動之後，梁文道寫道：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預見運動暫停，但遠遠未到終結。
果不其然，幾年之後，一場烽火漫天的反高鐵運動，又再轟轟烈烈地展開。菜園村抗爭，起初關注甚少，主流媒體，更是不理不睬，以為只是一宗尋常不過的釘子戶苛索賠償事件。在年輕人的韌勁和村民的堅持下，「不遷不拆菜園村」，終於發展成為一場全港性「反高鐵」運動。
這幫從石頭爆出來的八十後，不但把特區官僚們殺個措手不及。一直用舊觀念看待新問題，沒有與時並進的主流媒體主事者，更是大跌眼鏡，對這場運動，到今天仍是霧裡看花，搞不清南北西東。
天星皇后、喜帖街、深水重建，到反高鐵菜園村的抗爭，甚至西九文化區要推倒重來，其實都是有跡可尋，一脈相承的。但特區官僚們對這些新觀念新訴求的出現，一直沒有好好總結經驗，更遑論大大汲取教訓，以為沿用過去幾十年的老方法，就可以解決新問題。
甚麼老方法？不就只是胡蘿蔔加大棒！先談賠償，人人都有個價。談不攏，就用法律恐嚇，不搬遷會強行收地。最後是嚴厲的暴力，先放催淚彈驅趕，再用防暴隊抬人。由殖民年代到特區世紀，如此手段，無堅不摧，多少重大基建，都能超額完成。
由天星皇后到喜帖街的抗爭，政府最後都贏，但只是慘勝。用國家機器合法暴力把事情了斷，不但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留下另一次抗爭的火種，地火蔓延愈來愈廣，捲入的人愈來愈多，行動者的論述愈來愈成熟，同情運動的社會大眾也愈來愈投入。
最要命的是，政府由始至終都無法明白抗爭者訴求的核心，常常捉錯用神，以致誤解誤讀。陳景輝在《香港家書》裡，提出他們關心的，是「一座城市的命運」，呼籲民眾「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要求「回歸城市空間的政治」，不讀書沒理論，經驗主義又自以為是的官僚們，能掌握這幫年輕人真正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又有幾人？
在強弱懸殊的政治角力下，高鐵撥款的結果早已預知，但運動尚未結束，抗爭剛剛開始。年輕人，堅持下去，因為時間確實站在你們這一邊。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天星皇后運動之後，梁文道寫道：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預見運動暫停，但遠遠未到終結。
果不其然，幾年之後，一場烽火漫天的反高鐵運動，又再轟轟烈烈地展開。菜園村抗爭，起初關注甚少，主流媒體，更是不理不睬，以為只是一宗尋常不過的釘子戶苛索賠償事件。在年輕人的韌勁和村民的堅持下，「不遷不拆菜園村」，終於發展成為一場全港性「反高鐵」運動。
這幫從石頭爆出來的八十後，不但把特區官僚們殺個措手不及。一直用舊觀念看待新問題，沒有與時並進的主流媒體主事者，更是大跌眼鏡，對這場運動，到今天仍是霧裡看花，搞不清南北西東。
天星皇后、喜帖街、深水重建，到反高鐵菜園村的抗爭，甚至西九文化區要推倒重來，其實都是有跡可尋，一脈相承的。但特區官僚們對這些新觀念新訴求的出現，一直沒有好好總結經驗，更遑論大大汲取教訓，以為沿用過去幾十年的老方法，就可以解決新問題。
甚麼老方法？不就只是胡蘿蔔加大棒！先談賠償，人人都有個價。談不攏，就用法律恐嚇，不搬遷會強行收地。最後是嚴厲的暴力，先放催淚彈驅趕，再用防暴隊抬人。由殖民年代到特區世紀，如此手段，無堅不摧，多少重大基建，都能超額完成。
由天星皇后到喜帖街的抗爭，政府最後都贏，但只是慘勝。用國家機器合法暴力把事情了斷，不但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留下另一次抗爭的火種，地火蔓延愈來愈廣，捲入的人愈來愈多，行動者的論述愈來愈成熟，同情運動的社會大眾也愈來愈投入。
最要命的是，政府由始至終都無法明白抗爭者訴求的核心，常常捉錯用神，以致誤解誤讀。陳景輝在《香港家書》裡，提出他們關心的，是「一座城市的命運」，呼籲民眾「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要求「回歸城市空間的政治」，不讀書沒理論，經驗主義又自以為是的官僚們，能掌握這幫年輕人真正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又有幾人？
在強弱懸殊的政治角力下，高鐵撥款的結果早已預知，但運動尚未結束，抗爭剛剛開始。年輕人，堅持下去，因為時間確實站在你們這一邊。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馬家輝：立法會門前的夜裏的政治啟蒙
立法會門前的夜裏的政治啟蒙／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有一個人，有個夜晚，十點左右，開車去了立法會門前；同行的還有他的90後女兒。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有一個人，有個夜晚，十點左右，開車去了立法會門前；同行的還有他的90後女兒。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1/18/2010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真「融合」 假文憑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8日【明報專訊】「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與香港一樣，我們學校每學期只有三個多月，比一般內地的短，好不容易才了解不同班別的脾性、牢記部分同學的姓名發音、取得較願意聽課的同學的信任，但考試季節臨近，畢業班也快到各奔前程的時候了。
「香港優質教育」的輸出與接收
臨別依依，這陣子同學問得最多的，並不是保持聯絡的QQ號碼，而是「考試會考什麼題目的呢？」上星期站在教師桌前，這班與我較為親近的同學也沒有例外地問我考試的問題和答案，當時我還未得悉其他老師的對策，便斬釘截鐵道，「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考試問題不能告訴你就是不能告訴你，你們再問也是沒用的！」「其他老師都給我們題目呀，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怔後說：「其他老師告訴你們是其他老師不對，我不會說的就是不會說。」擾攘一陣子後，同學們似乎明白再逼也套不了風聲，有女同學便以極溫柔的語氣問：「那你可以給我們複習的範圍唷？」複習範圍？要溫習的範圍不就是所有的筆記和上課內容嗎？
下課後那位年資較長的同事告訴我們，在考試前兩星期將所有題目和答案告訴同學已成為這所院校的文化，「無辦法，呢度學生程度咁低，但我學校又要跟香港一樣將水準訂到咁鬼高，學生根本應付唔。就算你之前畀埋題目佢睇學生都未必識答啦，所以咪變成而家咁，老師要連答案都講埋出囉。咁有老師唔想放水放得咁赤裸裸，咪畀個大小小『範圍』畀學生背囉。」
想不到那位首年執教鞭的香港同事的反應最激烈：「咁離唔離譜呀？咁係唔ethical喎，香港邊唔理咩？」沒辦法，香港的大專院校是由院校本身進行自我 評核（self accreditation）的，與內地合辦的課程亦不例外，在自負盈虧、教育產業化的大方向下，不少院校都犧牲了教育質素，校內評核時也就半眼開、半眼閉，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香港優質教育」的旗號提供不太符合香港水平的服務。後來有位任職內地大學數年的香港朋友也告訴我，作弊、抄襲、泄露考試題目答案、考試卷水平低和胡亂評分等問題其實並非我校獨有，無論所處的是否重點大學，全國各省各地各等級的大專院校都有相似問題，學生和老師亦似乎建立了這種讓雙方「好辦」的默契。香港院校在內地開設院校，也難以不受這種風氣影響。可惜這些醜陋面，都不是香港那些鼓吹輸出高等教育的官員在一兩次的官式訪問中所能察覺到的。
其實，與其說期末考試是對學生的考核，倒不如說是對老師和學校表現的評審。國家、省和地區的教育部已意識到大專院校抄襲作弊問題嚴重，開始對「師資力量」、課程質素和及格率進行監察（當然，陰謀論者會看成是黨和政府對學校的監控），例如硬性地將教師的履歷上載互聯網、審查課程內容教材、為院校擬定目標及格率等。由於我校在去年平均每科都有一半同學不合格，教育部認為原因是學校的教育質素出現問題才導致同學應付不了考試，便為我們訂下九成及格率的「目標」，若未能達標的學校便有可能被吊銷牌照云云。
「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副校長——其實是黨在校董會的代表——在某次全體教師會議上解釋這項政策時，抑揚頓挫地訓示：「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領導人講話都得從大局開始，「為了國家建設，黨和政府已決議下令對全國所有院校進行審查，也就是說，若我們未能達到國家為我們學校訂定的目標，我們的學校也難以有顏面繼續運作……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目標可能難以達到，但我相信這是國家對我們的期望。為了我們學校的前途，請你們將你的前途與學校連在一起！」她說句謝謝各位，我們熱烈鼓掌。
我不知教育部的原意，但「九成及格率」卻是緊箍咒。老師們面面相覷，及格率低於九成學校便會倒閉老師便會失業，說得再坦白沒有。學校為了續牌，便責難未能達標的老師。拒絕泄露試題的，所執教的科目自然及格率較低，這些老師對教學的堅持本應被賞識，但校方卻表示及格率低並非源於同學懶散力有不逮，而是老師的教學出現問題，「那麼，為什麼其他老師都能達到九成合格，只有你不可以？」原來學校和教育部也不太在乎教育質素了，老師為保飯碗，有誰不向學生透露試題答案？
每月拿工資時我已心中有愧，但無奈地，我這門科目是與一名外籍老師合教的，我不想、亦無法破壞他那退休般的安穩生活，也不想我的學生吃虧，只好在這星期的課將考試的問題和答案投影在白色屏幕上。同學們就像手上拿雪糕的小孩般不再撒嬌，也不在意我的轉變。這兩小時是整個學期中最安靜的，不必管理課堂秩序也不用講課。我靠近窗台，隔玻璃望向遠方新校園的建築地盤，機器無聲在動，看起來有點不真實，地面那無人理會的花叢則有十數位老婆婆在修剪雜草，繼續努力地進行這種沒完沒了的工作。目光返回課室後，同學們仍像老婆婆般無聲筆耕，將投射在屏幕上的答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紙上——肯抄也好，比這更令人沮喪的是，有的仍在望手機，連抄答案也嫌費勁。
抄襲作弊：中國標準？
「這樣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實在接受不了自己參與輸出「假文憑」。
「我也覺得沒什麼意義呀！」「讀這門課本身也沒有什麼意思！」「老師不用怕，其他老師也是這樣做呀。」「你不給我們提供答案的話我們怎樣考試？」同學們繼續抄。作弊和放水的先例一開，教學便可以說是完蛋了。我不知道校內還有多少人認同抄襲是外國學術界的死罪，但或者他們才對，中國的國情不同嘛，大教授都在抄，學生在考試時參考一下其他同學的也問題不大，我們中國的學術界就是容許抄襲作弊的呀，為何中國的教育要接受外國的標準？不抄襲的話豈不是讓自己吃虧？
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文／戴明德 編輯／黃靜]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8日【明報專訊】「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與香港一樣，我們學校每學期只有三個多月，比一般內地的短，好不容易才了解不同班別的脾性、牢記部分同學的姓名發音、取得較願意聽課的同學的信任，但考試季節臨近，畢業班也快到各奔前程的時候了。
「香港優質教育」的輸出與接收
臨別依依，這陣子同學問得最多的，並不是保持聯絡的QQ號碼，而是「考試會考什麼題目的呢？」上星期站在教師桌前，這班與我較為親近的同學也沒有例外地問我考試的問題和答案，當時我還未得悉其他老師的對策，便斬釘截鐵道，「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考試問題不能告訴你就是不能告訴你，你們再問也是沒用的！」「其他老師都給我們題目呀，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怔後說：「其他老師告訴你們是其他老師不對，我不會說的就是不會說。」擾攘一陣子後，同學們似乎明白再逼也套不了風聲，有女同學便以極溫柔的語氣問：「那你可以給我們複習的範圍唷？」複習範圍？要溫習的範圍不就是所有的筆記和上課內容嗎？
下課後那位年資較長的同事告訴我們，在考試前兩星期將所有題目和答案告訴同學已成為這所院校的文化，「無辦法，呢度學生程度咁低，但我學校又要跟香港一樣將水準訂到咁鬼高，學生根本應付唔。就算你之前畀埋題目佢睇學生都未必識答啦，所以咪變成而家咁，老師要連答案都講埋出囉。咁有老師唔想放水放得咁赤裸裸，咪畀個大小小『範圍』畀學生背囉。」
想不到那位首年執教鞭的香港同事的反應最激烈：「咁離唔離譜呀？咁係唔ethical喎，香港邊唔理咩？」沒辦法，香港的大專院校是由院校本身進行自我 評核（self accreditation）的，與內地合辦的課程亦不例外，在自負盈虧、教育產業化的大方向下，不少院校都犧牲了教育質素，校內評核時也就半眼開、半眼閉，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香港優質教育」的旗號提供不太符合香港水平的服務。後來有位任職內地大學數年的香港朋友也告訴我，作弊、抄襲、泄露考試題目答案、考試卷水平低和胡亂評分等問題其實並非我校獨有，無論所處的是否重點大學，全國各省各地各等級的大專院校都有相似問題，學生和老師亦似乎建立了這種讓雙方「好辦」的默契。香港院校在內地開設院校，也難以不受這種風氣影響。可惜這些醜陋面，都不是香港那些鼓吹輸出高等教育的官員在一兩次的官式訪問中所能察覺到的。
其實，與其說期末考試是對學生的考核，倒不如說是對老師和學校表現的評審。國家、省和地區的教育部已意識到大專院校抄襲作弊問題嚴重，開始對「師資力量」、課程質素和及格率進行監察（當然，陰謀論者會看成是黨和政府對學校的監控），例如硬性地將教師的履歷上載互聯網、審查課程內容教材、為院校擬定目標及格率等。由於我校在去年平均每科都有一半同學不合格，教育部認為原因是學校的教育質素出現問題才導致同學應付不了考試，便為我們訂下九成及格率的「目標」，若未能達標的學校便有可能被吊銷牌照云云。
「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副校長——其實是黨在校董會的代表——在某次全體教師會議上解釋這項政策時，抑揚頓挫地訓示：「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領導人講話都得從大局開始，「為了國家建設，黨和政府已決議下令對全國所有院校進行審查，也就是說，若我們未能達到國家為我們學校訂定的目標，我們的學校也難以有顏面繼續運作……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目標可能難以達到，但我相信這是國家對我們的期望。為了我們學校的前途，請你們將你的前途與學校連在一起！」她說句謝謝各位，我們熱烈鼓掌。
我不知教育部的原意，但「九成及格率」卻是緊箍咒。老師們面面相覷，及格率低於九成學校便會倒閉老師便會失業，說得再坦白沒有。學校為了續牌，便責難未能達標的老師。拒絕泄露試題的，所執教的科目自然及格率較低，這些老師對教學的堅持本應被賞識，但校方卻表示及格率低並非源於同學懶散力有不逮，而是老師的教學出現問題，「那麼，為什麼其他老師都能達到九成合格，只有你不可以？」原來學校和教育部也不太在乎教育質素了，老師為保飯碗，有誰不向學生透露試題答案？
每月拿工資時我已心中有愧，但無奈地，我這門科目是與一名外籍老師合教的，我不想、亦無法破壞他那退休般的安穩生活，也不想我的學生吃虧，只好在這星期的課將考試的問題和答案投影在白色屏幕上。同學們就像手上拿雪糕的小孩般不再撒嬌，也不在意我的轉變。這兩小時是整個學期中最安靜的，不必管理課堂秩序也不用講課。我靠近窗台，隔玻璃望向遠方新校園的建築地盤，機器無聲在動，看起來有點不真實，地面那無人理會的花叢則有十數位老婆婆在修剪雜草，繼續努力地進行這種沒完沒了的工作。目光返回課室後，同學們仍像老婆婆般無聲筆耕，將投射在屏幕上的答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紙上——肯抄也好，比這更令人沮喪的是，有的仍在望手機，連抄答案也嫌費勁。
抄襲作弊：中國標準？
「這樣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實在接受不了自己參與輸出「假文憑」。
「我也覺得沒什麼意義呀！」「讀這門課本身也沒有什麼意思！」「老師不用怕，其他老師也是這樣做呀。」「你不給我們提供答案的話我們怎樣考試？」同學們繼續抄。作弊和放水的先例一開，教學便可以說是完蛋了。我不知道校內還有多少人認同抄襲是外國學術界的死罪，但或者他們才對，中國的國情不同嘛，大教授都在抄，學生在考試時參考一下其他同學的也問題不大，我們中國的學術界就是容許抄襲作弊的呀，為何中國的教育要接受外國的標準？不抄襲的話豈不是讓自己吃虧？
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文／戴明德 編輯／黃靜]
1/15/2010
编者致辞：新世纪新十年，我们同在
编者致辞：新世纪新十年，我们同在
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1日
元旦，友人来电大致两类，一是说“新十年好”（Happy New Decade），一是说“十年奋斗有成，又十年再上层楼”，都很有意味。2010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此起步，我们原《财经》杂志主体骨干成员来到《新世纪》周刊，放眼望去又是十年。来路漫漫，看得远，才能走得好。
许多人想问，你们进入新世纪新十年想做什么？回答其实很简单：继续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拓进。因为我们，作为职业新闻人，一如既往地相信，这种努力在转型的中国是可能和可行的，有价值更有需求，而其进展关乎中国的未来。
以此原则，则从我们的过去可以部分地看到将来，因为信心、经验和理念可以传递。而新十年我们有了更多的动力、机会和创造力，也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未来，一周一次，我们将在这里和读者谋面，希望不负期待，不辱使命，“再上层楼”。
当然，一切始于足下，步步要有亮点。《新世纪》终于出版周刊，所以，继此前的旬刊（1日、11日、21日出版）的最后一期1日问世后，我们仍选择在4日—新十年的第一个星期一改版试水，以新面貌向读者问候，道一声“你好”，也取得初步反馈。于今天（1月11日星期一）出版的杂志，则为标准版周刊，系正式的“改刊纪念号”。
今后，除春节和“十一”两个重大节日休刊，我们会在每周一如期出刊。“财新网”（www.caing.com）则会在每周一刊出内容，供登录阅读。
新世纪新十年，我们热切盼望有更多读者同行。浩浩荡荡，我们同在。
胡舒立、杨大明、王烁暨《新世纪》周刊编辑部全体同仁
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23:24:08
致敬! 问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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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22:52:11
终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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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iy 2010年01月15日 22:04:05
支持，新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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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21:27:58
胡舒立、杨大明、王烁，老友见面分外眼红。多谢“打捞”海南人心中的《新世纪》！更多期待！ “HI，我是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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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人 2010年01月15日 19:16:27
Thanks for your memory for me. New decade, new life.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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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有种 2010年01月15日 18:16:39
恭祝你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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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16:39:11
转而支持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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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16:36:36
上海还是没有新的两期《新世纪》，发行渠道是不是开拓一下上海市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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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enne 2010年01月15日 16:29:22
祝贺并期望一如既往的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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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16:16:57
支持了10年，我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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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见《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11日
元旦，友人来电大致两类，一是说“新十年好”（Happy New Decade），一是说“十年奋斗有成，又十年再上层楼”，都很有意味。2010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此起步，我们原《财经》杂志主体骨干成员来到《新世纪》周刊，放眼望去又是十年。来路漫漫，看得远，才能走得好。
许多人想问，你们进入新世纪新十年想做什么？回答其实很简单：继续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拓进。因为我们，作为职业新闻人，一如既往地相信，这种努力在转型的中国是可能和可行的，有价值更有需求，而其进展关乎中国的未来。
以此原则，则从我们的过去可以部分地看到将来，因为信心、经验和理念可以传递。而新十年我们有了更多的动力、机会和创造力，也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未来，一周一次，我们将在这里和读者谋面，希望不负期待，不辱使命，“再上层楼”。
当然，一切始于足下，步步要有亮点。《新世纪》终于出版周刊，所以，继此前的旬刊（1日、11日、21日出版）的最后一期1日问世后，我们仍选择在4日—新十年的第一个星期一改版试水，以新面貌向读者问候，道一声“你好”，也取得初步反馈。于今天（1月11日星期一）出版的杂志，则为标准版周刊，系正式的“改刊纪念号”。
今后，除春节和“十一”两个重大节日休刊，我们会在每周一如期出刊。“财新网”（www.caing.com）则会在每周一刊出内容，供登录阅读。
新世纪新十年，我们热切盼望有更多读者同行。浩浩荡荡，我们同在。
胡舒立、杨大明、王烁暨《新世纪》周刊编辑部全体同仁
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23: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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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iy 2010年01月15日 22:04:05
支持，新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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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21:27:58
胡舒立、杨大明、王烁，老友见面分外眼红。多谢“打捞”海南人心中的《新世纪》！更多期待！ “HI，我是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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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人 2010年01月15日 19:16:27
Thanks for your memory for me. New decade, new life.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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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有种 2010年01月15日 18: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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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16:39:11
转而支持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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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还是没有新的两期《新世纪》，发行渠道是不是开拓一下上海市场？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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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enne 2010年01月15日 16:29:22
祝贺并期望一如既往的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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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网友 2010年01月15日 16:16:57
支持了10年，我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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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往之： 2010朗润思·辩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
北京大学“朗润思·辩圆桌”活动议程
题目： 2010朗润思·辩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
主题： 趋势与责任
时间： 1月16日下午及晚上
地点： 朗润园万众二楼
参加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经班校友及部分资深财经媒体从业人员
活动简介：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危机丛生的年代！这个机遇与挑战缠绕交错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孕育新思想、新见解的时代。无论是活跃在转型时代第一线的记者，还是拨开表象探索本质的学者，都是这个时代的观察者、见证者和影响者。朗润思·辩圆桌，旨在搭建一个开放和互动的平台，让中国的优秀财经记者和教授学者，能够无拘无束地交流各自的见解，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问题，
活动形式：
圆桌讨论（下午1：30-6：20）
每论议题拟设置一位主持人，并由两位学者两位媒体嘉宾分别作一个开场发言（约20分钟），然后全体参与互动1小时。
主题晚餐会（晚上6：30-8：30）
活动规模： 50-70人左右
议题设置：
1：00—1：30 签到
1：30—1：40 开幕致辞
1：40—3：00
议题一：刺激政策与“退出”
3：00—3：20 茶歇
3：20—4：40
议题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4：40—5：00 茶歇
5：00—6：20
议题三：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格局
6：30—8：00
主题晚餐会
参会嘉宾
学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巫和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胡大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宋国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等
媒体：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何力（《财经》主编）
张力奋（FT中文网主编）
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第一届财经班学员）
牛文文（《创业家》社长）
王子恢（搜狐网副总编辑、第五届财经班学员）
周健工（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等
×××××××
附件
各位财经班校友：
感谢大家对1月16日（本周六）下午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2010朗润思•辩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论坛的支持，收到了很多校友的确认回复。前来参会的校友请注意以下事项：
1、圆桌论坛签到时间为下午1点整，开始时间为1点半。请各位务必在1点半前到达并签到；
2、论坛共分为三个议题环节，分别是刺激政策与“退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格局，每个议题环节都会有大致1小时的问答交流时间（详见附件日程），各位参会校友请准备好各自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踊跃提问，本院的教授们和媒体嘉宾们将非常乐意和大家共同探讨；
3、附件是当天参会出入北大的电子车证，如自驾车来可打印出来放在车前从北大西侧门进，如打车前来也请打印并出示给保安以便顺利进入校门。当天朗润园里各项教学活动繁多，门口的停车位非常有限，建议各位尽量坐出租车前来，感谢配合！
题目： 2010朗润思·辩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
主题： 趋势与责任
时间： 1月16日下午及晚上
地点： 朗润园万众二楼
参加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经班校友及部分资深财经媒体从业人员
活动简介：
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危机丛生的年代！这个机遇与挑战缠绕交错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孕育新思想、新见解的时代。无论是活跃在转型时代第一线的记者，还是拨开表象探索本质的学者，都是这个时代的观察者、见证者和影响者。朗润思·辩圆桌，旨在搭建一个开放和互动的平台，让中国的优秀财经记者和教授学者，能够无拘无束地交流各自的见解，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问题，
活动形式：
圆桌讨论（下午1：30-6：20）
每论议题拟设置一位主持人，并由两位学者两位媒体嘉宾分别作一个开场发言（约20分钟），然后全体参与互动1小时。
主题晚餐会（晚上6：30-8：30）
活动规模： 50-70人左右
议题设置：
1：00—1：30 签到
1：30—1：40 开幕致辞
1：40—3：00
议题一：刺激政策与“退出”
3：00—3：20 茶歇
3：20—4：40
议题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4：40—5：00 茶歇
5：00—6：20
议题三：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格局
6：30—8：00
主题晚餐会
参会嘉宾
学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巫和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胡大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宋国青（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杨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等
媒体：胡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何力（《财经》主编）
张力奋（FT中文网主编）
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第一届财经班学员）
牛文文（《创业家》社长）
王子恢（搜狐网副总编辑、第五届财经班学员）
周健工（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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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位财经班校友：
感谢大家对1月16日（本周六）下午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2010朗润思•辩圆桌：学者与媒体对话”论坛的支持，收到了很多校友的确认回复。前来参会的校友请注意以下事项：
1、圆桌论坛签到时间为下午1点整，开始时间为1点半。请各位务必在1点半前到达并签到；
2、论坛共分为三个议题环节，分别是刺激政策与“退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格局，每个议题环节都会有大致1小时的问答交流时间（详见附件日程），各位参会校友请准备好各自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踊跃提问，本院的教授们和媒体嘉宾们将非常乐意和大家共同探讨；
3、附件是当天参会出入北大的电子车证，如自驾车来可打印出来放在车前从北大西侧门进，如打车前来也请打印并出示给保安以便顺利进入校门。当天朗润园里各项教学活动繁多，门口的停车位非常有限，建议各位尽量坐出租车前来，感谢配合！
海南岛八0後的小才子们挥剑了
房地产飙升 海南陷入两难
中新社海口一月九日电 题： 综述：房地产飙升 海南陷入两难
作者 付美斌
新年伊始，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获批。一九八八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二年后，海南再次引起世人关注。
房地产是海南建省以来经济起伏的“风向标”。建省之初，海南办经济特区的“利好”一度引发房地产泡沫。一九九四年国家金融政策宏观调控，八百多亿元资产化为五百余座“烂尾楼”困扰海南十来年，不少投资者至今仍心有余悸。
据网易财经报道，当下从三亚到海口一百九十五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投资数十亿、上百亿的大型地产项目比比皆是，海棠湾、清水湾、香水湾、石梅湾、神州半岛、博鳌整个东部沿海，几乎已经很难找到一处沉寂的地块。
这次上百家地产开发商，裹挟着上千亿元的资金进驻海南“跑马圈地”。会不会再次出现房地产泡沫？
面对惊人相似的热潮，海南人再次陷入发展的兴奋，与前景不确定的两难中。
“卖房子就像卖大白菜”
“海南的房价一夜涨两千呀！”……
近日，坊间议论最多的是海南地价房价。海口街头，房产信息最受欢迎。八日，记者在蓝天路看到，来自四川的王老与家人一起，停留在一旅行社门面前，关注着玻璃上贴有的房产销售信息表，王老告诉记者，他和家人准备在海口购买一、二套房子，“跑遍了海口的楼盘，现在房价一天一个价，涨得太快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近期来自东北、川渝、温州等地的投资客也蜂拥而至，希望在房价看涨的预期下多收入两套。
近几日，诸如 “海南的房子简直卖疯了”、“海南卖房子就像卖大白菜”等此类字眼，抢眼传统媒介及网络媒体。从北京到海口居住半年的文先生告诉记者，他看中海口某花园小区一套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手房，上午问价才八十三万元，“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房主说少于一百零五万元不卖了。”
目前，三亚市中心区万元以下的二手房已经很难找到，二00七年之后的房子，价格普遍已经过万。九日上午，三亚半山半岛售楼处谷小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现只有第四期楼房，均价在三万三千元到三万五千元不等。“年后肯定还会再上涨。”三亚凤凰城南岸的售楼小姐告诉记者，每天只卖五套房，均价在二万元左右。据业内人士介绍，三亚海景别墅基本是二万元起，比较贵的均价在六至八万元左右。
“文昌一个有二千四百套房子的小区，不到两天就把房卖完了。”从湖南专职来海南购房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一月四日在文昌买的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均价从元旦前的八千元涨到了八千五百元。业内人士预计，文昌一线海景公寓均价将超过一万元每平方米，二0一0年琼海及陵水的房价要翻番。
是否存在泡沫坊间看法不一
关于海南目前的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政府、业界与学界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在北京召开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南房地产的资源在全国是有唯一性的，随着人们开始追求健康人居，对海南房地产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旺盛。
业界人士认为，不少海外资金涌入海南岛也助推了海南房价。
针对海南房价涨得如此“神速”，海南大学教授马国强向网易财经指出，房价这样的涨幅很容易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安全。“我个人认为海口房价一直偏高，房子的闲置率很高，超过七成的外地购房者每年只是几个月呆在海南，这样就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他们推高了海南的房价。” 马国强认为，当下的房价与海南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严重不符，本地大部分居民难以“居者有其屋”。
“国际旅游岛做好的焦点就在于房地产业能不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疯炒一阵房地产，最后造成房地产新一轮泡沫的话，国际旅游岛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失败的格局。”（完）
××××
综述：海南距离“国际”旅游岛有多远？
中新社三亚一月十三日电 （记者 尹海明）新年伊始，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如何从专业的眼光看目前海南旅游业存在的问题？海南距离“国际”旅游岛有多远？成了此间专业人士热议的话题。
航线资源不够航权未用足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让•克劳德•鲍姆加藤日前访问曾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海南时表示，海南一定要挖掘自身的特色，不能成为另外一个夏威夷。他还特别强调，海南岛是一个小岛，发展旅游业，航线资源非常重要，海南一定要整合航线资源。
三亚假期国际旅行社董事长王东庆认为，海南旅游发展已遇到航空资源瓶颈。三亚去年空港进出旅客近八百万人次，但海南从北向南只有一条单向航路，随着今后客流量增加，三亚亟需开发第二条航路。
落实好国家已赋予的海南岛航空政策也备受业界关注。王东庆说，海南已开放第五航权，但产业规划跟不上，缺乏配套设施，至今没有一班第五航权的航班，海南没有从这一政策中获益。
免签政策需转化为产业优势
三亚万豪酒店总经理哈德森近日因海南的签证问题，失去了一个可以带来两百万元收入的澳大利亚会议团，该会议团最终选择了韩国济州岛。身为三亚旅游协会会长的哈德森说，在国际旅游岛获批前，海南已拥有二十一国五人以上团十五天免签证政策。但因对外宣传落实不到位，免签政策未能化为海南真正的旅游产业优势。对于海南最新获批的二十六国两人以上二十一天免签证政策的推广宣传，哈德森用并不流利的中文强调说：“尽快是最好的！”
邮轮港口非母港效益低
三亚凤凰岛作为中国唯一的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邮轮港口，自二00六年运营以来，已接待出入境国际邮轮航次两百三十多个。
“可是目前邮轮经停三亚给港口带来的收益是十分有限，不到船方支付费用的一成”， 三亚凤凰岛副总经理王万茂说，“三亚发展邮轮产业不能仅停留在为国际邮轮提供经停港口，三亚需要拥有自己的邮轮，并以三亚港为母港开通定期的邮轮航班，吸引更多的中国内地游客从三亚乘邮轮旅游。建成邮轮母港还将对东南亚形成辐射作用，将大大增加海南乃至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希望政府能与企业一道研究邮轮产业的发展。”
海南省长罗保铭二00九年十一月曾表示，海南地处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大国际邮轮母港之间，是国际邮轮航线必经的中转港之一，具有发展邮轮旅游得天独厚的资源。面对邮轮产业向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海南期待与世界邮轮公司合作打造三亚邮轮母港。
王万茂透露，三亚计划建成九个邮轮泊位，这一数量多于美国迈阿密，“中国的邮轮市场将来会超过美国。”
语言环境是发展软肋
“如果外国游客到三亚，能得到自己国家语言的服务会感到更亲切。”三亚凯莱度假酒店总经理布瑞狄认为，语言环境成海南旅游发展软肋。
目前，只有在三亚较为成熟的景区、酒店能看到有俄语、日语、韩语标识，公路，城区等公共区域并没有多语种的指示标识。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陈扬乐认为，语言环境改善的需求同样体现在旅游营销上。海南缺乏多语种的营销平台，今后起码要针对目前主要的客源国开通英语、德语、俄语等语种的网络营销平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对记者说，引进专业人士，对海南非常重要。（完）
××××××
综述：海南国际旅游岛“最低门槛”怎么跨
中新社三亚一月十四日电 （记者 尹海明）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将目前存在的欺客宰客、卫生环保意识差等旅游环境问题，设定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跨过的“最低门槛”。 其实，如何尽早跨过“最低门槛”，是此间业内人士热谈的“老话题”。
希望：政府从行业中“洗脚上岸”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海南旅游行业存在的乱象与政府在行业运作内“横插一脚”不无关系。建议政府要从行业中“洗脚上岸”，全心做好立法、执法、规划、推广、监管的“本职”工作。
“俄罗斯是海南旅游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可是去年来海南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大幅下滑。”海南珠江国旅三亚分社常务顾问安德烈无奈地说：“俄罗斯游客现在选择去泰国而少来三亚了，与这里的一些旅游车辆车容、车内卫生、设施差、服务差有关系。”他呼吁政府支持本地旅行社拥有自己的旅游车辆。
据介绍，海南的旅游车辆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省交通运输厅共同组建的海南省旅游汽车客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调度，统一结算；导游由省市导游管理中心统一挂靠。这一政府的“规范”行为，却让旅行社面对“空降”的旅游车辆和导游的服务质量，难以进行有效监管。
三亚市旅游协会秘书长谢祥项说，这种制度安排将为游客服务的旅行社、旅游车辆和导游分而治之，无法实现三方有效整合，对提升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他认为，在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中，海南需要扶持旅行社做大做强。
“目前三亚拥有国际一流的度假酒店群，建设国际旅游岛亟需引进国际知名的景区和旅行社管理集团”，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陈扬乐说：“这才是政府应该上心的事情。”
期望：同业协会发挥“第三方”作用
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游企业，都对旅游协会组织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厚望。
二00八年底，为更好地发挥旅游协会组织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三亚对旅游行业各协会进行资源整合和机构重组，组建一个坚持市场化走向、“政企分开”的旅游协会。谢祥项说，旅游协会可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充当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按照政府授权行使一些职权，代表同业向政府反应企业的心声，更有效地进行行业自律。
对于“年轻”的旅游协会，谢祥项坦言，需要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成为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更好地掌握市场动态、监督市场秩序，为企业及从业人员提供素质提升的综合平台，成为行业对外界交流的窗口，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盼望：发展旅游业与改善民生并举
“三亚湾很有吸引力，但俄罗斯游客时常会碰到危险，财物被抢，甚至受伤。”安德烈说，三亚的治安环境让俄罗斯游客担忧。
尽管涉足三亚旅游才四十余天，三亚南山景区总裁杜广波对三亚目前存在的欺客宰客、环境卫生意识差等问题已有感触。他说，上帝赐予了三亚无可挑剔的旅游资源，但是这些问题却是“上帝做不了的事情，需要政府来做。”
中国旅游学院教授、三亚市政府顾问王兴斌认为，“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核心问题是能给当地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政府要保障好当地居民的住房、教育培训、就业等生计问题。我们不能怪民众太刁蛮，能从旅游发展中得益，居民的旅游意识自然会得到相应提升。”他举例说，“三亚的一些农家乐，因为能从旅游发展中获益，会主动把卫生环境搞好，提高服务质量。” （完）
×××××
天涯热风：三亚普通民众因“国际旅游岛”而生忧
中新社三亚一月十五日电：题：天涯热风：三亚普通民众因“国际旅游岛”而生忧
中新社记者 尹海明
连日来略显寒意的天气并没有降低海南岛上人们谈论“国际旅游岛”的热度。在海南官方和媒体热议这一话题之时，海南岛上的普通居民如何看待建设国际旅游岛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呢？
“ 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很庆幸在国际旅游岛获批之前买了房，但又有一点后悔，当时没有筹钱多买一套。”在三亚一家高档酒店工作的朱小姐略显高兴地说，自己今后在三亚起码有房住。
“受益于国际旅游岛政策，本项目楼价上调一千元每平方米。”这是日前出现在三亚大街上的广告标语。
事实上，海南获批建设国际旅游岛，全岛楼市大热，房价应声猛涨，一些楼盘房价的涨幅也远非千元。据记者了解，三亚市三亚湾某楼盘上个月还是每平方米一万二千元的房价，目前已超过了两万元。而三亚十一日开盘的一高档楼盘，每平方米均价超过六万元，且买房还要排长队。
这样的房价，对于本地普通民众，特别是正处在成家立业阶段的“八0”后而言，属于天文数字，多位受访者望“房”兴叹。
“房价涨到天上去，我一点都不关心，收入水平不可能在三亚买得起房。”三亚一位李姓基层公务员说。刚刚娶妻生子的李先生，在期待政府实现他的房主梦。
相对于公务员对房子的些许盼头，同样刚刚娶妻生子、在三亚供职一事业单位的郭先生显得沮丧。“国际旅游岛一经获批，三亚房价飙升。在不消费的前提下，我的年薪仅能买上一两平方米的房子！”郭先生一脸苦笑地说，“一直为交上首付拿到房子当上‘房奴’而奋斗，现在看来，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了！”
忧心物价上涨生态环境变差
即便是已经买房，且身在旅游行业，朱小姐仍对未来旅游业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心存忧虑。“工资提升的速度或许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她说。
除了房价、物价，三亚土生土长的麦小姐也很关心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损害。
“十多年前，三亚湾的沙滩比现在的亚龙湾还好，海滩平缓，水清沙软，本地人都喜欢到三亚湾去游泳！”麦小姐说，“以前早上六七点钟，在三亚湾能捡到很多海星和漂亮的贝壳。”
近十余年来，三亚旅游业发展迅速，三亚湾的沙滩却逐渐变差，沙滩上已能承受汽车行驶。至于海星、贝壳，只有在流动小商贩那里才能买到，而小贩们公开叫卖的还有被国家保护的珊瑚。
“凤凰水城（三亚一楼盘）以前是一片水域，临春河路原来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麦小姐对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侵占了美丽的环境感到惋惜，她希望今后三亚的生态环境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完）
中新社海口一月九日电 题： 综述：房地产飙升 海南陷入两难
作者 付美斌
新年伊始，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获批。一九八八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二年后，海南再次引起世人关注。
房地产是海南建省以来经济起伏的“风向标”。建省之初，海南办经济特区的“利好”一度引发房地产泡沫。一九九四年国家金融政策宏观调控，八百多亿元资产化为五百余座“烂尾楼”困扰海南十来年，不少投资者至今仍心有余悸。
据网易财经报道，当下从三亚到海口一百九十五公里的黄金海岸线上，投资数十亿、上百亿的大型地产项目比比皆是，海棠湾、清水湾、香水湾、石梅湾、神州半岛、博鳌整个东部沿海，几乎已经很难找到一处沉寂的地块。
这次上百家地产开发商，裹挟着上千亿元的资金进驻海南“跑马圈地”。会不会再次出现房地产泡沫？
面对惊人相似的热潮，海南人再次陷入发展的兴奋，与前景不确定的两难中。
“卖房子就像卖大白菜”
“海南的房价一夜涨两千呀！”……
近日，坊间议论最多的是海南地价房价。海口街头，房产信息最受欢迎。八日，记者在蓝天路看到，来自四川的王老与家人一起，停留在一旅行社门面前，关注着玻璃上贴有的房产销售信息表，王老告诉记者，他和家人准备在海口购买一、二套房子，“跑遍了海口的楼盘，现在房价一天一个价，涨得太快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近期来自东北、川渝、温州等地的投资客也蜂拥而至，希望在房价看涨的预期下多收入两套。
近几日，诸如 “海南的房子简直卖疯了”、“海南卖房子就像卖大白菜”等此类字眼，抢眼传统媒介及网络媒体。从北京到海口居住半年的文先生告诉记者，他看中海口某花园小区一套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二手房，上午问价才八十三万元，“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房主说少于一百零五万元不卖了。”
目前，三亚市中心区万元以下的二手房已经很难找到，二00七年之后的房子，价格普遍已经过万。九日上午，三亚半山半岛售楼处谷小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现只有第四期楼房，均价在三万三千元到三万五千元不等。“年后肯定还会再上涨。”三亚凤凰城南岸的售楼小姐告诉记者，每天只卖五套房，均价在二万元左右。据业内人士介绍，三亚海景别墅基本是二万元起，比较贵的均价在六至八万元左右。
“文昌一个有二千四百套房子的小区，不到两天就把房卖完了。”从湖南专职来海南购房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一月四日在文昌买的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房子，均价从元旦前的八千元涨到了八千五百元。业内人士预计，文昌一线海景公寓均价将超过一万元每平方米，二0一0年琼海及陵水的房价要翻番。
是否存在泡沫坊间看法不一
关于海南目前的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政府、业界与学界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在北京召开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南房地产的资源在全国是有唯一性的，随着人们开始追求健康人居，对海南房地产的需求肯定是越来越旺盛。
业界人士认为，不少海外资金涌入海南岛也助推了海南房价。
针对海南房价涨得如此“神速”，海南大学教授马国强向网易财经指出，房价这样的涨幅很容易引起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安全。“我个人认为海口房价一直偏高，房子的闲置率很高，超过七成的外地购房者每年只是几个月呆在海南，这样就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他们推高了海南的房价。” 马国强认为，当下的房价与海南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严重不符，本地大部分居民难以“居者有其屋”。
“国际旅游岛做好的焦点就在于房地产业能不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疯炒一阵房地产，最后造成房地产新一轮泡沫的话，国际旅游岛就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失败的格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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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海南距离“国际”旅游岛有多远？
中新社三亚一月十三日电 （记者 尹海明）新年伊始，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如何从专业的眼光看目前海南旅游业存在的问题？海南距离“国际”旅游岛有多远？成了此间专业人士热议的话题。
航线资源不够航权未用足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让•克劳德•鲍姆加藤日前访问曾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海南时表示，海南一定要挖掘自身的特色，不能成为另外一个夏威夷。他还特别强调，海南岛是一个小岛，发展旅游业，航线资源非常重要，海南一定要整合航线资源。
三亚假期国际旅行社董事长王东庆认为，海南旅游发展已遇到航空资源瓶颈。三亚去年空港进出旅客近八百万人次，但海南从北向南只有一条单向航路，随着今后客流量增加，三亚亟需开发第二条航路。
落实好国家已赋予的海南岛航空政策也备受业界关注。王东庆说，海南已开放第五航权，但产业规划跟不上，缺乏配套设施，至今没有一班第五航权的航班，海南没有从这一政策中获益。
免签政策需转化为产业优势
三亚万豪酒店总经理哈德森近日因海南的签证问题，失去了一个可以带来两百万元收入的澳大利亚会议团，该会议团最终选择了韩国济州岛。身为三亚旅游协会会长的哈德森说，在国际旅游岛获批前，海南已拥有二十一国五人以上团十五天免签证政策。但因对外宣传落实不到位，免签政策未能化为海南真正的旅游产业优势。对于海南最新获批的二十六国两人以上二十一天免签证政策的推广宣传，哈德森用并不流利的中文强调说：“尽快是最好的！”
邮轮港口非母港效益低
三亚凤凰岛作为中国唯一的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邮轮港口，自二00六年运营以来，已接待出入境国际邮轮航次两百三十多个。
“可是目前邮轮经停三亚给港口带来的收益是十分有限，不到船方支付费用的一成”， 三亚凤凰岛副总经理王万茂说，“三亚发展邮轮产业不能仅停留在为国际邮轮提供经停港口，三亚需要拥有自己的邮轮，并以三亚港为母港开通定期的邮轮航班，吸引更多的中国内地游客从三亚乘邮轮旅游。建成邮轮母港还将对东南亚形成辐射作用，将大大增加海南乃至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希望政府能与企业一道研究邮轮产业的发展。”
海南省长罗保铭二00九年十一月曾表示，海南地处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大国际邮轮母港之间，是国际邮轮航线必经的中转港之一，具有发展邮轮旅游得天独厚的资源。面对邮轮产业向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海南期待与世界邮轮公司合作打造三亚邮轮母港。
王万茂透露，三亚计划建成九个邮轮泊位，这一数量多于美国迈阿密，“中国的邮轮市场将来会超过美国。”
语言环境是发展软肋
“如果外国游客到三亚，能得到自己国家语言的服务会感到更亲切。”三亚凯莱度假酒店总经理布瑞狄认为，语言环境成海南旅游发展软肋。
目前，只有在三亚较为成熟的景区、酒店能看到有俄语、日语、韩语标识，公路，城区等公共区域并没有多语种的指示标识。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陈扬乐认为，语言环境改善的需求同样体现在旅游营销上。海南缺乏多语种的营销平台，今后起码要针对目前主要的客源国开通英语、德语、俄语等语种的网络营销平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对记者说，引进专业人士，对海南非常重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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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海南国际旅游岛“最低门槛”怎么跨
中新社三亚一月十四日电 （记者 尹海明）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将目前存在的欺客宰客、卫生环保意识差等旅游环境问题，设定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跨过的“最低门槛”。 其实，如何尽早跨过“最低门槛”，是此间业内人士热谈的“老话题”。
希望：政府从行业中“洗脚上岸”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海南旅游行业存在的乱象与政府在行业运作内“横插一脚”不无关系。建议政府要从行业中“洗脚上岸”，全心做好立法、执法、规划、推广、监管的“本职”工作。
“俄罗斯是海南旅游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可是去年来海南的俄罗斯游客数量大幅下滑。”海南珠江国旅三亚分社常务顾问安德烈无奈地说：“俄罗斯游客现在选择去泰国而少来三亚了，与这里的一些旅游车辆车容、车内卫生、设施差、服务差有关系。”他呼吁政府支持本地旅行社拥有自己的旅游车辆。
据介绍，海南的旅游车辆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和省交通运输厅共同组建的海南省旅游汽车客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调度，统一结算；导游由省市导游管理中心统一挂靠。这一政府的“规范”行为，却让旅行社面对“空降”的旅游车辆和导游的服务质量，难以进行有效监管。
三亚市旅游协会秘书长谢祥项说，这种制度安排将为游客服务的旅行社、旅游车辆和导游分而治之，无法实现三方有效整合，对提升旅游企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他认为，在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中，海南需要扶持旅行社做大做强。
“目前三亚拥有国际一流的度假酒店群，建设国际旅游岛亟需引进国际知名的景区和旅行社管理集团”，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陈扬乐说：“这才是政府应该上心的事情。”
期望：同业协会发挥“第三方”作用
在记者的采访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游企业，都对旅游协会组织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厚望。
二00八年底，为更好地发挥旅游协会组织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三亚对旅游行业各协会进行资源整合和机构重组，组建一个坚持市场化走向、“政企分开”的旅游协会。谢祥项说，旅游协会可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充当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按照政府授权行使一些职权，代表同业向政府反应企业的心声，更有效地进行行业自律。
对于“年轻”的旅游协会，谢祥项坦言，需要加强协会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成为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更好地掌握市场动态、监督市场秩序，为企业及从业人员提供素质提升的综合平台，成为行业对外界交流的窗口，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盼望：发展旅游业与改善民生并举
“三亚湾很有吸引力，但俄罗斯游客时常会碰到危险，财物被抢，甚至受伤。”安德烈说，三亚的治安环境让俄罗斯游客担忧。
尽管涉足三亚旅游才四十余天，三亚南山景区总裁杜广波对三亚目前存在的欺客宰客、环境卫生意识差等问题已有感触。他说，上帝赐予了三亚无可挑剔的旅游资源，但是这些问题却是“上帝做不了的事情，需要政府来做。”
中国旅游学院教授、三亚市政府顾问王兴斌认为，“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核心问题是能给当地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政府要保障好当地居民的住房、教育培训、就业等生计问题。我们不能怪民众太刁蛮，能从旅游发展中得益，居民的旅游意识自然会得到相应提升。”他举例说，“三亚的一些农家乐，因为能从旅游发展中获益，会主动把卫生环境搞好，提高服务质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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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热风：三亚普通民众因“国际旅游岛”而生忧
中新社三亚一月十五日电：题：天涯热风：三亚普通民众因“国际旅游岛”而生忧
中新社记者 尹海明
连日来略显寒意的天气并没有降低海南岛上人们谈论“国际旅游岛”的热度。在海南官方和媒体热议这一话题之时，海南岛上的普通居民如何看待建设国际旅游岛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呢？
“ 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很庆幸在国际旅游岛获批之前买了房，但又有一点后悔，当时没有筹钱多买一套。”在三亚一家高档酒店工作的朱小姐略显高兴地说，自己今后在三亚起码有房住。
“受益于国际旅游岛政策，本项目楼价上调一千元每平方米。”这是日前出现在三亚大街上的广告标语。
事实上，海南获批建设国际旅游岛，全岛楼市大热，房价应声猛涨，一些楼盘房价的涨幅也远非千元。据记者了解，三亚市三亚湾某楼盘上个月还是每平方米一万二千元的房价，目前已超过了两万元。而三亚十一日开盘的一高档楼盘，每平方米均价超过六万元，且买房还要排长队。
这样的房价，对于本地普通民众，特别是正处在成家立业阶段的“八0”后而言，属于天文数字，多位受访者望“房”兴叹。
“房价涨到天上去，我一点都不关心，收入水平不可能在三亚买得起房。”三亚一位李姓基层公务员说。刚刚娶妻生子的李先生，在期待政府实现他的房主梦。
相对于公务员对房子的些许盼头，同样刚刚娶妻生子、在三亚供职一事业单位的郭先生显得沮丧。“国际旅游岛一经获批，三亚房价飙升。在不消费的前提下，我的年薪仅能买上一两平方米的房子！”郭先生一脸苦笑地说，“一直为交上首付拿到房子当上‘房奴’而奋斗，现在看来，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了！”
忧心物价上涨生态环境变差
即便是已经买房，且身在旅游行业，朱小姐仍对未来旅游业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心存忧虑。“工资提升的速度或许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她说。
除了房价、物价，三亚土生土长的麦小姐也很关心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给环境带来的损害。
“十多年前，三亚湾的沙滩比现在的亚龙湾还好，海滩平缓，水清沙软，本地人都喜欢到三亚湾去游泳！”麦小姐说，“以前早上六七点钟，在三亚湾能捡到很多海星和漂亮的贝壳。”
近十余年来，三亚旅游业发展迅速，三亚湾的沙滩却逐渐变差，沙滩上已能承受汽车行驶。至于海星、贝壳，只有在流动小商贩那里才能买到，而小贩们公开叫卖的还有被国家保护的珊瑚。
“凤凰水城（三亚一楼盘）以前是一片水域，临春河路原来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麦小姐对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侵占了美丽的环境感到惋惜，她希望今后三亚的生态环境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完）
問題不在青年！
世紀．Generation﹕問題不在青年！
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新時間觀念
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2004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 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
2003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 ，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八八直選、六四、政改 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世紀．info
六名斷食「八十後」呼喚：來立法會 反高鐵
今明兩日反高鐵包圍立法會集會：15日下午1時中環立法會「官僚O嘴之三日兩夜好玩高鐵文化營」——認識高鐵利害關係了解香港城市發展
活動包括：電影放映；文化人董啟章、陳滅、廖偉棠、雄仔叔叔、潘國靈等從音樂、故事、詩歌講述人和土地的關係；文化導賞團——中環填海發展史、中環嘉咸街重建團、恐怖鬼故團；都市種植、社區經濟市集，由婦女及勞工團體擺賣特色貨品；立法會門外露營
地點：中環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
日期：即日至明日
[文／李祖喬、黃宇軒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新時間觀念
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2004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 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新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
2003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 ，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八八直選、六四、政改 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世紀．info
六名斷食「八十後」呼喚：來立法會 反高鐵
今明兩日反高鐵包圍立法會集會：15日下午1時中環立法會「官僚O嘴之三日兩夜好玩高鐵文化營」——認識高鐵利害關係了解香港城市發展
活動包括：電影放映；文化人董啟章、陳滅、廖偉棠、雄仔叔叔、潘國靈等從音樂、故事、詩歌講述人和土地的關係；文化導賞團——中環填海發展史、中環嘉咸街重建團、恐怖鬼故團；都市種植、社區經濟市集，由婦女及勞工團體擺賣特色貨品；立法會門外露營
地點：中環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
日期：即日至明日
[文／李祖喬、黃宇軒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1/14/2010
伊力盧馬：電影，就像賭博與垂釣
伊力盧馬：電影，就像賭博與垂釣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還在一再沉醉於《綠光》中平淡卻幸福的幻光電影時，便傳來導演伊力盧馬逝世的消息，享年八十九歲。真不敢相信兩年多前才拍成幽默風趣的《牧羊人之戀》的他，引得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觀眾於文化中心劇院內捧腹大笑，現在已不在人世，《牧羊人之戀》亦成為其最後作品。
伊力盧馬為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其中一個發起人，一直擔當重要的角色。他生於1920年，伊力盧馬（「Eric Rohmer」）不是其本名，是他把喜愛的導演及作家的名字合併而成。與其他新浪潮導演一樣，如高達和杜魯福，伊力盧馬先從事寫作，1946年出版其第一部小說Elisabeth，後來跟其他導演合作成立電影雜誌，亦替不同雜誌撰寫影評。1959年，伊力盧馬開始其編導生涯，《慕德家的一夜》令他受到國際認同和讚賞，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莫過於《綠光》、《沙灘上的寶琳》、《秋天的故事》和《夏天的故事》等等，以含蓄深刻手法刻劃兩性關係。除了當導演，他也替自己的電影寫劇本，這做法在法國及荷李活等地影響了不少導演。
伊力盧馬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充滿智慧，卻又不肯面對內心真正的欲望，觀眾時常感受到主角說出口的與他們做出來的強烈對比。盧馬總是避免運用特寫鏡頭，因為他認為這是造作的電影拍攝手法，並不能反映人的真實內心，他亦不使用太多電影音樂，只原汁原味的用拍攝時的聲音，他相信電影音樂會破壞虛構電影與真實觀眾之間的「第四道牆」。伊力盧馬這樣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可以說我的電影作品比較貼近小說多於戲劇，是一種給電影逐漸取締的古典小說文體。」
伊力盧馬是個充滿自信但非常低調的人，一生只在默默耕耘，八十七歲時仍然在拍電影。他曾說過：「拍電影不是工作，而是一種熱情，像賭博或釣魚一樣。我對於電影從未感到失望，我不認為我拍過不好的電影。」可見他本身是個電影迷，最喜愛希治閣，更花了不少時間與另一法國著名導演Claude Chabrol一同研究希治閣電影。
可是近幾年，伊力盧馬愈來愈自我封閉，極少接受訪問，幸好他仍維持慷概及善良的個性。他上星期被送入醫院，不過至今仍然未知道死因，他的製片人瑪格麗特‧梅內格茲（Margaret Menegoz）向法新社透露了他的死訊。他逝世的消息令不少人傷心，前法國文化局局長表示伊力盧馬是法國電影大師，網上亦流傳悼念他的信息。法國新浪潮導演好像只剩下高達一人，剛剛度過了其七十九歲生辰。
[范倫]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還在一再沉醉於《綠光》中平淡卻幸福的幻光電影時，便傳來導演伊力盧馬逝世的消息，享年八十九歲。真不敢相信兩年多前才拍成幽默風趣的《牧羊人之戀》的他，引得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觀眾於文化中心劇院內捧腹大笑，現在已不在人世，《牧羊人之戀》亦成為其最後作品。
伊力盧馬為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其中一個發起人，一直擔當重要的角色。他生於1920年，伊力盧馬（「Eric Rohmer」）不是其本名，是他把喜愛的導演及作家的名字合併而成。與其他新浪潮導演一樣，如高達和杜魯福，伊力盧馬先從事寫作，1946年出版其第一部小說Elisabeth，後來跟其他導演合作成立電影雜誌，亦替不同雜誌撰寫影評。1959年，伊力盧馬開始其編導生涯，《慕德家的一夜》令他受到國際認同和讚賞，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作品莫過於《綠光》、《沙灘上的寶琳》、《秋天的故事》和《夏天的故事》等等，以含蓄深刻手法刻劃兩性關係。除了當導演，他也替自己的電影寫劇本，這做法在法國及荷李活等地影響了不少導演。
伊力盧馬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充滿智慧，卻又不肯面對內心真正的欲望，觀眾時常感受到主角說出口的與他們做出來的強烈對比。盧馬總是避免運用特寫鏡頭，因為他認為這是造作的電影拍攝手法，並不能反映人的真實內心，他亦不使用太多電影音樂，只原汁原味的用拍攝時的聲音，他相信電影音樂會破壞虛構電影與真實觀眾之間的「第四道牆」。伊力盧馬這樣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可以說我的電影作品比較貼近小說多於戲劇，是一種給電影逐漸取締的古典小說文體。」
伊力盧馬是個充滿自信但非常低調的人，一生只在默默耕耘，八十七歲時仍然在拍電影。他曾說過：「拍電影不是工作，而是一種熱情，像賭博或釣魚一樣。我對於電影從未感到失望，我不認為我拍過不好的電影。」可見他本身是個電影迷，最喜愛希治閣，更花了不少時間與另一法國著名導演Claude Chabrol一同研究希治閣電影。
可是近幾年，伊力盧馬愈來愈自我封閉，極少接受訪問，幸好他仍維持慷概及善良的個性。他上星期被送入醫院，不過至今仍然未知道死因，他的製片人瑪格麗特‧梅內格茲（Margaret Menegoz）向法新社透露了他的死訊。他逝世的消息令不少人傷心，前法國文化局局長表示伊力盧馬是法國電影大師，網上亦流傳悼念他的信息。法國新浪潮導演好像只剩下高達一人，剛剛度過了其七十九歲生辰。
[范倫]
首家西方企業翻臉——Google向中國說不
首家西方企業翻臉——Google向中國說不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互聯網搜尋器公司Google（谷歌）聲言不惜撤出中國市場，以表達對中國當局變本加厲限制網絡自由的不滿。這是西方首家知名企業以公開方式抗拒中國罔顧人權自由，會否觸發其他公司仿效，尚待觀察，不過，此事再一次說明，即使中國經濟發展得到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是在遇到一些普世價值時，中國的「正當性」就隨之消失。我們認為，在互聯網世界，中國並非孤島、也不應該成為孤島，「互聯網鎖國政策」只會製造更多矛盾，不利於國家的整體正常發展。
不滿變本加厲箝制自由
Google發難聲言撤出中國
Google高級副總裁莊孟德（David Drummond）在Google官方Blog發表文章，表示由去月中旬，他們偵測到一次來自中國、針對公司基礎架構發起的非常高技術、有針對性的攻擊，有證據顯示黑客的主要目的，是進入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Gmail帳戶。
莊孟德表示，這些攻擊和攻擊所揭示的監視行為，以及過去一年試圖進一步限制網絡言論自由的行為，使Google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評估中國業務運營的可行性。由昨日開始，Google.cn已經不再對搜索結果進行內容審查，未來幾星期，Google會與中國政府討論在什麼基礎上，使他們能夠在法律框架內運營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
Google高姿態發難，以中國當局的作風，雙方能夠透過商討解決問題的可能不高；因為中國若對Google讓步，其他公司都會提出要求，屆時中國當局刻意打造的「鐵桶網絡安全」，就會破功；另外，即使Google關閉Google.cn，撤出中國，不會對中國構成什麼影響，中國當局還可能以少了一個「麻煩友」而沾沾自喜。
Google向中國說不，大有重原則、棄生意之氣概。數年前，Yahoo向中國當局提供了一名用戶的資料，導致這名用戶的中國記者師濤被捕，中國當局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他10年有期徒刑。經此一役，Yahoo聲譽大受影響。Google這次發難，不能排除不想重蹈 Yahoo的覆轍，不過，Google.cn營運4年以來，據知收入只佔Google總收入一個很小比例；另外，Google在著作人不知情下，把2600多名中國作家的1.79萬本著作掃描上網，事屬侵犯版權，中國作家們要求Google賠償和道歉。
但是就在Google要與中國作家協會商討解決辦法時，黑客事件曝光，有人認為此乃Google感於中國的營運業績不過爾爾，卻遭遇諸多問題（較早前中國當局指摘Google有黃色內容，要刪除一些鏈結，而Google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從去年3月就不能在中國登陸等），黑客攻擊事件只是壓倒Google的最後一根稻草。事實上，Google向中國說不，已搶佔了道德高地，縱使撤出中國，Google的聲譽和形象，特別在西方社會，更使人刮目相看。
Google是否有生意以外的考慮，無從得知，事實上，此事已經超乎商業層面，即時上升到中國與美國近期其中一個角力的焦點。本來正在南太平洋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罕見地就單一企業發表聲明，表示聽取過對Google相關事態的簡報，而這些情引發嚴重關切與質疑。美方正等待中國政府說明，在事態更為明朗後，將做出進一步回應。
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
基本價值須與國際接軌
去月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後，中美關係有逆轉之勢，貿易紛爭齟齬不絕，到上星期美國宣布向台灣售賣武器，中國嚴詞堅決反對之外，還高調宣布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就Google事件，希拉里的說法意味美國將咬住不放，顯示美國在金融海嘯站穩之後，看來不再對中國溫言軟語，雙方由暗鬥到明爭。Google黑客事件，不管是巧合抑或蓄意安排，總之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張牌。
Google.cn按照中國的法規營運，包括違背言論自由原則，過濾搜尋內容，但是Google指稱數十個在中國、美國和歐洲的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Gmail帳戶，經常被黑客入侵，此行徑與中國政府有關，對於崇奉自由、民主、人權的人，此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國就此事，可能以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應對。但是我們認為，中國若自外於互聯網世界，把國家搞成孤島，實屬不智。對內，會在廣大網民與政府之間埋下更多矛盾，而身處地球村，卻使人民不能與世界同步，不利於推動國家發展。對外，則成為外國對付中國的借口，也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一些基本價值必須與國際接軌，這樣，中國在經濟發展和興旺發達之後，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矗立於世界之林，得到真正的尊重。不搞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讓互聯網真正全面地與國際接軌，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的其中一步。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互聯網搜尋器公司Google（谷歌）聲言不惜撤出中國市場，以表達對中國當局變本加厲限制網絡自由的不滿。這是西方首家知名企業以公開方式抗拒中國罔顧人權自由，會否觸發其他公司仿效，尚待觀察，不過，此事再一次說明，即使中國經濟發展得到舉世公認的成就，但是在遇到一些普世價值時，中國的「正當性」就隨之消失。我們認為，在互聯網世界，中國並非孤島、也不應該成為孤島，「互聯網鎖國政策」只會製造更多矛盾，不利於國家的整體正常發展。
不滿變本加厲箝制自由
Google發難聲言撤出中國
Google高級副總裁莊孟德（David Drummond）在Google官方Blog發表文章，表示由去月中旬，他們偵測到一次來自中國、針對公司基礎架構發起的非常高技術、有針對性的攻擊，有證據顯示黑客的主要目的，是進入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Gmail帳戶。
莊孟德表示，這些攻擊和攻擊所揭示的監視行為，以及過去一年試圖進一步限制網絡言論自由的行為，使Google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評估中國業務運營的可行性。由昨日開始，Google.cn已經不再對搜索結果進行內容審查，未來幾星期，Google會與中國政府討論在什麼基礎上，使他們能夠在法律框架內運營未經過濾的搜索引擎。
Google高姿態發難，以中國當局的作風，雙方能夠透過商討解決問題的可能不高；因為中國若對Google讓步，其他公司都會提出要求，屆時中國當局刻意打造的「鐵桶網絡安全」，就會破功；另外，即使Google關閉Google.cn，撤出中國，不會對中國構成什麼影響，中國當局還可能以少了一個「麻煩友」而沾沾自喜。
Google向中國說不，大有重原則、棄生意之氣概。數年前，Yahoo向中國當局提供了一名用戶的資料，導致這名用戶的中國記者師濤被捕，中國當局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他10年有期徒刑。經此一役，Yahoo聲譽大受影響。Google這次發難，不能排除不想重蹈 Yahoo的覆轍，不過，Google.cn營運4年以來，據知收入只佔Google總收入一個很小比例；另外，Google在著作人不知情下，把2600多名中國作家的1.79萬本著作掃描上網，事屬侵犯版權，中國作家們要求Google賠償和道歉。
但是就在Google要與中國作家協會商討解決辦法時，黑客事件曝光，有人認為此乃Google感於中國的營運業績不過爾爾，卻遭遇諸多問題（較早前中國當局指摘Google有黃色內容，要刪除一些鏈結，而Google的視頻分享網站YouTube從去年3月就不能在中國登陸等），黑客攻擊事件只是壓倒Google的最後一根稻草。事實上，Google向中國說不，已搶佔了道德高地，縱使撤出中國，Google的聲譽和形象，特別在西方社會，更使人刮目相看。
Google是否有生意以外的考慮，無從得知，事實上，此事已經超乎商業層面，即時上升到中國與美國近期其中一個角力的焦點。本來正在南太平洋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罕見地就單一企業發表聲明，表示聽取過對Google相關事態的簡報，而這些情引發嚴重關切與質疑。美方正等待中國政府說明，在事態更為明朗後，將做出進一步回應。
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
基本價值須與國際接軌
去月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之後，中美關係有逆轉之勢，貿易紛爭齟齬不絕，到上星期美國宣布向台灣售賣武器，中國嚴詞堅決反對之外，還高調宣布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就Google事件，希拉里的說法意味美國將咬住不放，顯示美國在金融海嘯站穩之後，看來不再對中國溫言軟語，雙方由暗鬥到明爭。Google黑客事件，不管是巧合抑或蓄意安排，總之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張牌。
Google.cn按照中國的法規營運，包括違背言論自由原則，過濾搜尋內容，但是Google指稱數十個在中國、美國和歐洲的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的Gmail帳戶，經常被黑客入侵，此行徑與中國政府有關，對於崇奉自由、民主、人權的人，此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中國就此事，可能以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應對。但是我們認為，中國若自外於互聯網世界，把國家搞成孤島，實屬不智。對內，會在廣大網民與政府之間埋下更多矛盾，而身處地球村，卻使人民不能與世界同步，不利於推動國家發展。對外，則成為外國對付中國的借口，也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一些基本價值必須與國際接軌，這樣，中國在經濟發展和興旺發達之後，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矗立於世界之林，得到真正的尊重。不搞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讓互聯網真正全面地與國際接軌，是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的其中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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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mingpao.com
當年西九 今天高鐵 梁马再搭档
當年西九，今天高鐵／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好像是馬克思說過的話﹕「歷史總會重演，但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現身，第二次，則是鬧劇。」
特區政府在高鐵 撥款處理上，豈不如此？豈不跟四五年前的西九工程如同一轍，以相同的方式犯了相若的錯誤，從而令人失望、令人悲憤、令人冷笑，最後，令人哭笑不得？
這可從四方面來看來談。
首先是程序。
西九當年推出「只准三揀一」的荒唐方案，總不能說完全沒有經過對市民或所謂「持份者」的諮詢過程，但其所謂諮詢，程序之簡陋倉卒、範圍之封閉狹窄、形式之僵化求其，在在使得工程項目沒法不變成閉門造車的官僚項目，一旦硬推上馬，並不是說必然失敗，而是根本不符合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最大利益和最優利益。斯時也，計劃和諮詢程序皆先由行政官僚主導，再由收錢專家唱和，然後由大學校長或官迷教授或保守藝團權威人士畀面支持，其中自然也有建制派政客點頭撐場，最後才放於桌上，強迫港人收貨；而這一切的背後推動者，明眼人一看即知，是跟行政官僚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幾位超級地產商。如今細看高鐵方案的起始與預算，誰說不是熟口熟面，跟由一個「文化藝術場館」忽然變成一個臨海文化藝術區的西九規劃過程非常類近？
其次是內容。
唐英年前陣子假借「替西九招徠顧客」之名強推高鐵，如同西九當年假借文化之名大搞地產項目（另一個類似例子當然是假借高科技之名大搞地產項目的數碼港！），一前一後，先借後借，企圖上演一齣「連環借」或「借上借」，其詐也，令人瞪目；但其笨也，也令人結舌。
為什麼是笨？嘿，老兄，既然當年的「第一借」被揭發踢爆，今天的「連環借」和「借上借」自亦難逃市民法眼，唐英年竟然不察昔日之敗而膽敢故技重施，怎可說是不笨？結果證明，唐英年的「文化論述」激使80後文化界率先發難，推動了一場「別以文化之名強建高鐵」的異議運動，再結合菜園村居民的不遷不拆護土抗爭，從而引爆了更多的憤慨、更大的群眾參與。從這角度看，唐公子其實是給特區政府帶來無比麻煩的關鍵人物，曾蔭權 應該予以好好教訓，中央政府更應看個清楚明白，此人將來當了香港特首，極有可能不是「董建華第二」而是「唐英年第一」，更有機會比董建華替香港人創造更大災難。 北京英明，敬請緊密關注。
再來是官僚辯論和政客護航的方式。
西九當年把「三揀一」方案推出諮詢並強求撥款，各級相關局長先在曾蔭權再在許仕仁 的領軍下到立法會 回應質詢，如果大家沒有失憶，必仍記得眾人是如何氣燄傲慢和態度張狂，議員們追問資料，他們或是支吾以對或是吞吞吐吐，再或是問兩句答半句，有時候甚至乾脆說句「我也不太清楚」或更多時候僅以「這個問題我們日後會以書面答覆」作答便算了事。至於議會內的功能組別建制派，更忽然以「執政黨」自居，處處掩護官僚，在在堵截質詢，彷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法案順利通過而不是拿放大鏡檢查每個可疑細節。這碼子的議會水平其實比什麼互罵「監躉」或「黑底」甚至比擲蕉翻桌更為有失身分。今之視昔，猶如時光倒流，官僚和政客在高鐵撥款審查上的表現跟西九辯論幾乎全無異樣，四五年的時間沒有為特區施政帶來了任何進步，香港人的時間，白流了。
是的，時間，最後便是時間問題了。
高鐵撥款真的不能再拖、不能不等了嗎？高鐵方案真的不能重頭諮詢了嗎？回看西九個案，我們再次對這類「等不及了」的官僚說法不感陌生，因為在董建華時代，曾蔭權亦曾以政務司長之身負責推動西九工程，其立場之堅定，有如情人節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旁的大電視屏幕上出現的字句，「海枯石爛，矢志不渝」，令600多萬市民感受到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管治意志，亦令人聯想起文革 時代所說的「主席的命令，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完全沒有迴避空間。猶記曾爵士在立法會內回應西九問題，曾經左手把紅色頸巾一扔，右手往黑色木桌一拍，豎眉怒目地說﹕「不能等了！西九龍再不發展便來不及了！如果西九工程推行得不順利，寧可一拍兩散！」
最新一類矛盾：
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
但結果呢？西九工程不是重新諮詢了嗎？不是「推倒重來」了嗎？不是在「推倒重來」後有了一個比較可喜可欲的發展藍圖了嗎？許仕仁在把「推倒重來」說成「整裝上馬」的時候，不也高聲承認西九將會變得更好更旺嗎？前陣子西九細項公開諮詢時，以唐英年為首的西九管理局不也是宣傳短片內高調承認，推倒了「三揀一」後的西九項目，更符合民意民情、更貼近藝情藝意嗎？如果當年不是勇於拖它一拖，又何來這些「更」字？拖它一拖之後，香港垮了嗎？香港真的會垮嗎？事實上，從邏輯上看，如果連民主普選這麼基本的國際人權都可以拖完又拖、不去落實，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值得特區政府焦急萬分？常把「來不及」掛在嘴上，若不是輕率唬嚇，便必是在言詞背後另有不可告人之圖謀議程；當年西九已是如此，今天高鐵或亦相同。
四五年時間了，如同落實民主普選人權一樣，特區官僚和護航政客毫無寸進，可是，香港市民早已覺醒，不會再易受到誤導；覺醒後的市民亦必是不耐煩的市民，管他是80後或90後或幾多幾多十後，這也是馬克思說過的，只要有了意識領悟，便有機會由「自存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分頭出擊，千方百計，挺身捍衛自身和香港權益。
國家領導人最近再提出了「深層次矛盾」問題，可惜中文方塊字沒有眾數，若有，其口中的「矛盾」必是帶s的，即「深層次矛盾s」，因為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皆可在特區施政裏體會到矛盾存在，貧富懸殊只是其中一類，另一類矛盾必是「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即使唐英年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曾蔭權亦必明白；他畢竟比唐英年聰明多了，至於做不做某些公義之事，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只能期盼，實在愈來愈沒法強求。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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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反高鐵」嗎？／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好像是馬克思說過的話﹕「歷史總會重演，但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現身，第二次，則是鬧劇。」
特區政府在高鐵 撥款處理上，豈不如此？豈不跟四五年前的西九工程如同一轍，以相同的方式犯了相若的錯誤，從而令人失望、令人悲憤、令人冷笑，最後，令人哭笑不得？
這可從四方面來看來談。
首先是程序。
西九當年推出「只准三揀一」的荒唐方案，總不能說完全沒有經過對市民或所謂「持份者」的諮詢過程，但其所謂諮詢，程序之簡陋倉卒、範圍之封閉狹窄、形式之僵化求其，在在使得工程項目沒法不變成閉門造車的官僚項目，一旦硬推上馬，並不是說必然失敗，而是根本不符合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最大利益和最優利益。斯時也，計劃和諮詢程序皆先由行政官僚主導，再由收錢專家唱和，然後由大學校長或官迷教授或保守藝團權威人士畀面支持，其中自然也有建制派政客點頭撐場，最後才放於桌上，強迫港人收貨；而這一切的背後推動者，明眼人一看即知，是跟行政官僚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幾位超級地產商。如今細看高鐵方案的起始與預算，誰說不是熟口熟面，跟由一個「文化藝術場館」忽然變成一個臨海文化藝術區的西九規劃過程非常類近？
其次是內容。
唐英年前陣子假借「替西九招徠顧客」之名強推高鐵，如同西九當年假借文化之名大搞地產項目（另一個類似例子當然是假借高科技之名大搞地產項目的數碼港！），一前一後，先借後借，企圖上演一齣「連環借」或「借上借」，其詐也，令人瞪目；但其笨也，也令人結舌。
為什麼是笨？嘿，老兄，既然當年的「第一借」被揭發踢爆，今天的「連環借」和「借上借」自亦難逃市民法眼，唐英年竟然不察昔日之敗而膽敢故技重施，怎可說是不笨？結果證明，唐英年的「文化論述」激使80後文化界率先發難，推動了一場「別以文化之名強建高鐵」的異議運動，再結合菜園村居民的不遷不拆護土抗爭，從而引爆了更多的憤慨、更大的群眾參與。從這角度看，唐公子其實是給特區政府帶來無比麻煩的關鍵人物，曾蔭權 應該予以好好教訓，中央政府更應看個清楚明白，此人將來當了香港特首，極有可能不是「董建華第二」而是「唐英年第一」，更有機會比董建華替香港人創造更大災難。 北京英明，敬請緊密關注。
再來是官僚辯論和政客護航的方式。
西九當年把「三揀一」方案推出諮詢並強求撥款，各級相關局長先在曾蔭權再在許仕仁 的領軍下到立法會 回應質詢，如果大家沒有失憶，必仍記得眾人是如何氣燄傲慢和態度張狂，議員們追問資料，他們或是支吾以對或是吞吞吐吐，再或是問兩句答半句，有時候甚至乾脆說句「我也不太清楚」或更多時候僅以「這個問題我們日後會以書面答覆」作答便算了事。至於議會內的功能組別建制派，更忽然以「執政黨」自居，處處掩護官僚，在在堵截質詢，彷彿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讓法案順利通過而不是拿放大鏡檢查每個可疑細節。這碼子的議會水平其實比什麼互罵「監躉」或「黑底」甚至比擲蕉翻桌更為有失身分。今之視昔，猶如時光倒流，官僚和政客在高鐵撥款審查上的表現跟西九辯論幾乎全無異樣，四五年的時間沒有為特區施政帶來了任何進步，香港人的時間，白流了。
是的，時間，最後便是時間問題了。
高鐵撥款真的不能再拖、不能不等了嗎？高鐵方案真的不能重頭諮詢了嗎？回看西九個案，我們再次對這類「等不及了」的官僚說法不感陌生，因為在董建華時代，曾蔭權亦曾以政務司長之身負責推動西九工程，其立場之堅定，有如情人節在銅鑼灣時代廣場旁的大電視屏幕上出現的字句，「海枯石爛，矢志不渝」，令600多萬市民感受到特區政府前所未有的管治意志，亦令人聯想起文革 時代所說的「主席的命令，你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完全沒有迴避空間。猶記曾爵士在立法會內回應西九問題，曾經左手把紅色頸巾一扔，右手往黑色木桌一拍，豎眉怒目地說﹕「不能等了！西九龍再不發展便來不及了！如果西九工程推行得不順利，寧可一拍兩散！」
最新一類矛盾：
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
但結果呢？西九工程不是重新諮詢了嗎？不是「推倒重來」了嗎？不是在「推倒重來」後有了一個比較可喜可欲的發展藍圖了嗎？許仕仁在把「推倒重來」說成「整裝上馬」的時候，不也高聲承認西九將會變得更好更旺嗎？前陣子西九細項公開諮詢時，以唐英年為首的西九管理局不也是宣傳短片內高調承認，推倒了「三揀一」後的西九項目，更符合民意民情、更貼近藝情藝意嗎？如果當年不是勇於拖它一拖，又何來這些「更」字？拖它一拖之後，香港垮了嗎？香港真的會垮嗎？事實上，從邏輯上看，如果連民主普選這麼基本的國際人權都可以拖完又拖、不去落實，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值得特區政府焦急萬分？常把「來不及」掛在嘴上，若不是輕率唬嚇，便必是在言詞背後另有不可告人之圖謀議程；當年西九已是如此，今天高鐵或亦相同。
四五年時間了，如同落實民主普選人權一樣，特區官僚和護航政客毫無寸進，可是，香港市民早已覺醒，不會再易受到誤導；覺醒後的市民亦必是不耐煩的市民，管他是80後或90後或幾多幾多十後，這也是馬克思說過的，只要有了意識領悟，便有機會由「自存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分頭出擊，千方百計，挺身捍衛自身和香港權益。
國家領導人最近再提出了「深層次矛盾」問題，可惜中文方塊字沒有眾數，若有，其口中的「矛盾」必是帶s的，即「深層次矛盾s」，因為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皆可在特區施政裏體會到矛盾存在，貧富懸殊只是其中一類，另一類矛盾必是「舊官僚遊戲vs.新覺醒價值」，即使唐英年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曾蔭權亦必明白；他畢竟比唐英年聰明多了，至於做不做某些公義之事，則是另一回事，我們只能期盼，實在愈來愈沒法強求。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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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反高鐵」嗎？／文﹕梁文道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1/13/2010
新约-马太福音：“你们要进窄门”
马太福音-七章-七-八节：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见；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十二-十四节
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见；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十二-十四节
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
五十年過去了——卡謬逝世
五十年過去了——卡謬逝世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今年一月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謬逝世五十周年，五十年前，四十七歲的他因車禍身亡。
卡謬曾經說過，人誕生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上，唯一職責是活下去，要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反抗與自由，人類的出路不是死亡。的確，卡謬的出路不是死亡，縱使離開人世半個世紀，他的思想哲學仍然深深影響著後世。
卡謬生於一個貧窮家庭，為了生計，大學還未畢業便要打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工。他一直熱衷於政治運動，二十多歲便加入法國共產黨，後來更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同時，卡謬替地下報紙工作，直至他公開反對對日本廣島投放原子彈，辭職之後，他開始與另一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熟絡起來。雖然他的政治思想上偏左派，但常常強烈批評共產思想，1951年發表了著作The Rebel，表示對共產主義的不滿，使得他與法國共產黨以至沙特都決裂了。
卡謬開始寫書寫劇本，包括《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等，亦參與了不少維護人權的工作。卡謬在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人類在荒誕的世界中的孤獨，罪惡與死亡均不能避免，可是他主張人們要在荒誕中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1957年，當時只有四十四歲的卡謬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卡謬的作品影響了不少二十世紀作家，如Tennessee Williams等。
在《局外人》中，連母親哪天去世也漠不關心的莫爾索在海灘上殺死了阿拉伯人，被關進了牢房，可是別人的姿勢與語言對他來說毫不重要，雖然一直認為自己無罪，不在乎的莫爾索卻被司法機關看成冷酷無情的魔鬼，法庭沒有作出調查便把他判了死刑，完全提示了這個社會的荒謬之處。卡謬可一點也不像莫爾索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反而對社會對生命充滿了熱情與想法。
很多讀者未必知道，原來卡謬熱愛足球，唸大學前一直當守門員，可是因為得了肺結核，才不得不放棄，要他從足球與戲劇二選一，他會毫不猶豫選擇足球。幸好是這樣，不然我們便錯失了一個好作家。現在法國更有些足球員穿上寫著「繼卡謬之後第一的足球員」的衣服。
在法國，卡謬逝世五十周年引起無數討論，其中，不少人建議應否把卡謬的遺體由家鄉阿爾及利亞轉移到巴黎的先賢祠，先賢祠安奉的偉人包括居禮夫人、莫奈等等，可惜其兒子不同意。在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一月亦出版了卡謬全集，請來法國文學家柳鳴九先生為主編及翻譯，為華語出版界最全面的卡謬作品集。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今年一月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謬逝世五十周年，五十年前，四十七歲的他因車禍身亡。
卡謬曾經說過，人誕生在這個荒謬的世界上，唯一職責是活下去，要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反抗與自由，人類的出路不是死亡。的確，卡謬的出路不是死亡，縱使離開人世半個世紀，他的思想哲學仍然深深影響著後世。
卡謬生於一個貧窮家庭，為了生計，大學還未畢業便要打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工。他一直熱衷於政治運動，二十多歲便加入法國共產黨，後來更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同時，卡謬替地下報紙工作，直至他公開反對對日本廣島投放原子彈，辭職之後，他開始與另一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熟絡起來。雖然他的政治思想上偏左派，但常常強烈批評共產思想，1951年發表了著作The Rebel，表示對共產主義的不滿，使得他與法國共產黨以至沙特都決裂了。
卡謬開始寫書寫劇本，包括《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話》等等，亦參與了不少維護人權的工作。卡謬在著作中深刻地揭示了人類在荒誕的世界中的孤獨，罪惡與死亡均不能避免，可是他主張人們要在荒誕中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1957年，當時只有四十四歲的卡謬便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卡謬的作品影響了不少二十世紀作家，如Tennessee Williams等。
在《局外人》中，連母親哪天去世也漠不關心的莫爾索在海灘上殺死了阿拉伯人，被關進了牢房，可是別人的姿勢與語言對他來說毫不重要，雖然一直認為自己無罪，不在乎的莫爾索卻被司法機關看成冷酷無情的魔鬼，法庭沒有作出調查便把他判了死刑，完全提示了這個社會的荒謬之處。卡謬可一點也不像莫爾索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反而對社會對生命充滿了熱情與想法。
很多讀者未必知道，原來卡謬熱愛足球，唸大學前一直當守門員，可是因為得了肺結核，才不得不放棄，要他從足球與戲劇二選一，他會毫不猶豫選擇足球。幸好是這樣，不然我們便錯失了一個好作家。現在法國更有些足球員穿上寫著「繼卡謬之後第一的足球員」的衣服。
在法國，卡謬逝世五十周年引起無數討論，其中，不少人建議應否把卡謬的遺體由家鄉阿爾及利亞轉移到巴黎的先賢祠，先賢祠安奉的偉人包括居禮夫人、莫奈等等，可惜其兒子不同意。在中國，上海譯文出版社一月亦出版了卡謬全集，請來法國文學家柳鳴九先生為主編及翻譯，為華語出版界最全面的卡謬作品集。
1/12/2010
崔衛平：不能放棄這樣一個人
不能放棄這樣一個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在12月24日，即劉曉波 將被宣判的頭天晚上，首先想到與一些八十年代的「老人」談談劉曉波。基本想法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過來的人，很多想法在當年都是分享的。曉波不同在於他沿八十年代的思路繼續往前走。在某種意義上，曉波所努力的方向，是所有這些人過去的目標，至少與人們的過去有關。
崔衛平廣泛訪問知識分子同行對劉曉波被判重刑的看法，她在twitter公開內容：http://twitter.com/cuiweiping。
另，關注內地維權之團體cochina作了一個整理過的版本：http://isaac.dabbledb.com
起碼曉波這個人與人們的過去有關吧。比如童慶炳先生，他是劉曉波念博士時的導師之一；王富仁先生，他念博士的時候曉波念碩士，兩人屬於青年才俊，互相之間的學術交談非常多；唐曉渡先生和芒克先生，他們與曉波經常在一起聊天喝酒，用芒克的話來說，「在一起總是挺愉快的」。錢理群先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級學者，所有當時重要的學術討論，都在他的視野之內。
「過去的人們」有話說
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拒絕我。他們都表達了自己對於曉波的看法，哪怕是不同意見。我及時將它們放到了twitter上面。其實我也是剛剛運用twitter不久，菜鳥級別的，還好不是最笨的。沒有想到這個東西如此好用。
我在twitter上也釋放了自己對於曉波案件的看法。我始終認為「《零八憲章 》是在現有憲法框架之內，是在鄧小平 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內」。後來自然想到，為什麼不問問大家，將他們的看法也放在上面。比如我知道秦暉、徐友漁這樣的朋友，他們不會光顧twitter。還有一些朋友，正如他們後來告訴我的，他們都有自己專業方面的事情要做，不可能寫一篇關於劉曉波的文章，也沒有地方發表。但是他們的確有話要說。
既然採訪平時觀點比較一致的朋友，那麼為什麼不去採訪平時觀點有分歧的人們？於是想到了汪暉先生，想到了黃紀蘇先生，他們都在當天晚上及時做了回覆。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於其他一些平時意見不同的人們，也做了採訪，同樣也感謝他們的回覆。老實說，採訪不同觀點的人們對我更有吸引力，我喜歡更有張力的事情。後來有一位很熟識的朋友打電話來，他的語氣中有點抱怨我為什麼沒有更早問問他。
其實這件事情進行得並不像看上去那麼順利。因為人們平時不習慣談這種「敏感」話題。不僅是我引起了別人的尷尬，實際上最為尷尬的是我自己。我曾經是一個消極自由的主張者，在傳播消極自由方面，我是有一點貢獻的，1999年我寫文章批評余杰抹殺昆德拉的思想意義，批評他對於錢鍾書和王小波的曲解。2002年在香港見余杰當面質問龍應台「你為什麼不批評大陸」，又繼續寫文章表示反對——人們只能就一個人已經做過的事情進行評論，而不能指摘他沒有做過什麼。
「日常生活的中斷」× 十一年
而且我還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主張者，在這方面也有過許多表述。在個人成長經歷中，對於缺少安寧的日常生活有痛楚的經驗，小時候我還沒有長大能夠離家出走，我的父親母親他們經常離家出走，丟下我們小孩子沒人管。而且我也牢不可破地相信，一個人的思想和事業，是在一種比較安靜的環境下才能夠進行，需要一種日常生活框架所保證的連續性。因此，我要求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光線和視野中進行，不要太突兀了。有人說，這是一個美學的立場。
打電話詢問別人對於劉曉波事情的看法，是一個日常生活框架的中斷，是一個平日軌道的斷裂。但是抓捕和判決劉曉波，不也是日常生活的中斷麼？這件事情不是太大了麼？原本是在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如曉波，即使二十年不見面，但是如果想見面，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但目前僅僅因為表達了一些不同觀點，僅僅是字面上的事情，就要限制人身自由11年？
而知識分子同行們不也是處在同樣言論環境當中麼？不是享有同樣的言論空間麼？那牽制劉曉波的力量，不是也牽制每一個人麼？那砸在劉曉波腳面上的石頭，不也是同樣砸在其他人腳面上麼？有誰能夠說他的手腳是鐐銬鎖不住的？又有誰說他的腦袋是子彈射不穿的？
既然知識分子在同樣的言論空間裏工作，他們就需要為建設這個空間做出一點點貢獻，換句話說，你要存點進去，才能夠取出來。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應該如何如何，而是說，你就在這個行當裏面，你要為自己的行業和行規的形成貢獻一點力量。
當然這樣說也不過分——作為讀書人，知識分子需要有一些遠見，需要對於共同體承擔多一些的責任。因此，我尤其贊同宗教學者何光滬先生所說：「正如富裕不能帶來人生意義，經濟增長也不能給社會生活帶來意義。在一個義人無罪受難而不能救援的社會裏，生活還叫人的生活嗎？那些造成這種局面的人，應該思考一下這一切對於我們民族的道德影響。」何先生所說的「道德影響」，就是對於我們民族未來負責的一個長遠眼光。
我也要注意不要因為自己「消極自由」與「日常生活」出身，就覺得自己天生擁有某種免疫力，在接近別人內心真實方面擁有某些特權，完全不是這樣的。恰恰相反，我會始終記住，如此接近別人的真實想法，是有「原罪」的，我應當背負起這個「原罪」，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越過了界限。實際上我公布的，只是整個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作者為江蘇鹽城人，1984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文藝學碩士，現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主要作品有《帶傷的黎明》、《看不見的聲音》、《積極生活》、《正義之前》；譯著有：《布拉格精神》、《哈維爾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合譯）。
[文／崔衛平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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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和我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 是我的老師。
前幾年，某天，幾個朋友約了劉曉波吃飯，門外自然少不了警察相陪。席間，曉波對我說，外面陪著我的那個是你同學。出去找那警察，一聊，果然，也是同為北京師範大學1990屆畢業生，同屆不同系而已。警察羞赧地說，實在不好意思，我在監視自己的老師，沒辦法，我的工作。我假裝大度地說，理解，理解。還跟他要了一個好久沒聯繫過的和他同班的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
關於「理解」，我是這麼想的，我當然理解在這個國家，一個不錯的飯碗對一個家庭意味著什麼，而做國保，顯然是這樣一個飯碗——說「不錯」，也就是收入不錯而已。實際上，做國保的，看上去根本沒什麼油水可撈，而且要經常被我這種人冷嘲熱諷，就沒那麼可觀了。所以，我所不理解的，就是為什麼還真有人愛做這個，並且監視到自己的老師也只是稍微羞澀一下，並無其他表現。
沙坑裏唯一的老師
有點走題，說回劉曉波，我認識他是在1986年，我上大學的第一年。當時，劉曉波並不擔任我所在班級的課程，但很多同學都有共識，劉曉波是唯一學問既好，又能跟同學玩到一起的人，他經常到學生宿舍跟大家閒聊，甚至到操場沙坑一起和大家摔交角力，而其他大家也喜歡的老師，比如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也常請大家吃酒言歡，但操場是不會去的。
曉波身體本來極好，摔交也是一把好手，後來，他的生活要麼在監獄裏，要麼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身體情況大不如前。好在他的樂觀精神一直沒變，氣色大部分時候還看得過去。
20年前的曉波就有一種盲目的樂觀勁頭，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
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粉碎了他孩子氣的樂觀，但這種勁頭一直留在他身上，從來沒變過。他所做的事情，用一個朋友的話說，就是踏踏實實地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愛吾師，更愛真理
我愛劉曉波，覺得這麼優秀的一個老師，要是沒有一個學生和他志同道合，也太說不過去，所以樂於參與他發起的很多行動。曉波不這麼想，比如他和一些朋友去參加包遵信先生的葬禮等事，有人要通知我同去，就被他攔住了，說，小山歲數也不小了，找個工作不容易，和咱們這些沒工作的人不一樣，出事被開除就麻煩了。這些話是當時要通知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的，聽了後，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很願意參加在我看來有意義的事情，但當然也覺得我的工作很重要，畢竟經濟條件不太好，人總得活著吧。其實，這麼一想，我和那位監視曉波的同學本質上沒什麼區別，都是為了一份工作而主動放棄改變的機會，如果一定說有區別，也是程度上的區別而已。在這一點上，我和那位同學，和劉曉波比起來，都該羞愧。
去年6月8號，被警察24小時緊盯幾天後，我在博客裏寫了幾句話：「本質上我是個怯懦的人，膽小鬼，89年六四前10天我就跑回老家了。去年08縣長（《零八憲章 》）雖然第一批簽了名，也只是出於對老師的信任，簽的時候甚至沒怎麼看，也沒想到鬧這麼大——後來認真看了，基本（99%）同意，自己願意簽的，沒人逼我，現在給我我還會簽。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目前看來，我師離真理不遠，愛他。他還在被監視居住中，到今天，剛好6個月，再不放，對方就違法了，不過我想他們也不在乎……我不是個行動派，最多算口頭派，吹牛逼派，樂於請右派喝酒或者被當做右派被請喝酒，然後到處牛逼，啊，那誰我認識，挺高興的，有點見證歷史的感覺。」
這國家什麼笑話都有
關於曉波被「監視居住」，有個笑話可供一哂，之前，國保談話時，問，你對劉曉波的事情怎麼看？我說，你們要麼判，要麼放人，這麼下去算什？而且明明是秘密關押，偏說是 「監視居住」，有這麼把人帶到別的地方「監視居住」的嗎？國保說，他平時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在哪居住都算「監視居住」。——這幾乎是我一年裏聽到最大的笑話了。
關於博客裏寫到的「見證歷史」，我確實這麼想的，很多朋友佩服劉曉波，是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一直留在內地，做該做的事。身邊很多明白了的朋友已經或者正在做移民打算，我想這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偶爾也想想，但大部分時候還是放棄了這種想法，還是留在內地好一點（不排除今後考慮這種可能性），可以見證更多，這個國家什麼笑話都有，任何可能都會發生，作為一個作家，離開實在可惜。
不過我很希望曉波哪天從監獄裏出來以後，能夠做移民選擇，這樣，他過的不會這麼辛苦，他的太太劉霞，也能過上踏踏實實，不用每天提心吊膽的日子。
[文／王小山 編輯／楊晴]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在12月24日，即劉曉波 將被宣判的頭天晚上，首先想到與一些八十年代的「老人」談談劉曉波。基本想法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過來的人，很多想法在當年都是分享的。曉波不同在於他沿八十年代的思路繼續往前走。在某種意義上，曉波所努力的方向，是所有這些人過去的目標，至少與人們的過去有關。
崔衛平廣泛訪問知識分子同行對劉曉波被判重刑的看法，她在twitter公開內容：http://twitter.com/cuiweiping。
另，關注內地維權之團體cochina作了一個整理過的版本：http://isaac.dabbledb.com
起碼曉波這個人與人們的過去有關吧。比如童慶炳先生，他是劉曉波念博士時的導師之一；王富仁先生，他念博士的時候曉波念碩士，兩人屬於青年才俊，互相之間的學術交談非常多；唐曉渡先生和芒克先生，他們與曉波經常在一起聊天喝酒，用芒克的話來說，「在一起總是挺愉快的」。錢理群先生是八十年代的重量級學者，所有當時重要的學術討論，都在他的視野之內。
「過去的人們」有話說
這些人當中沒有人拒絕我。他們都表達了自己對於曉波的看法，哪怕是不同意見。我及時將它們放到了twitter上面。其實我也是剛剛運用twitter不久，菜鳥級別的，還好不是最笨的。沒有想到這個東西如此好用。
我在twitter上也釋放了自己對於曉波案件的看法。我始終認為「《零八憲章 》是在現有憲法框架之內，是在鄧小平 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內」。後來自然想到，為什麼不問問大家，將他們的看法也放在上面。比如我知道秦暉、徐友漁這樣的朋友，他們不會光顧twitter。還有一些朋友，正如他們後來告訴我的，他們都有自己專業方面的事情要做，不可能寫一篇關於劉曉波的文章，也沒有地方發表。但是他們的確有話要說。
既然採訪平時觀點比較一致的朋友，那麼為什麼不去採訪平時觀點有分歧的人們？於是想到了汪暉先生，想到了黃紀蘇先生，他們都在當天晚上及時做了回覆。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於其他一些平時意見不同的人們，也做了採訪，同樣也感謝他們的回覆。老實說，採訪不同觀點的人們對我更有吸引力，我喜歡更有張力的事情。後來有一位很熟識的朋友打電話來，他的語氣中有點抱怨我為什麼沒有更早問問他。
其實這件事情進行得並不像看上去那麼順利。因為人們平時不習慣談這種「敏感」話題。不僅是我引起了別人的尷尬，實際上最為尷尬的是我自己。我曾經是一個消極自由的主張者，在傳播消極自由方面，我是有一點貢獻的，1999年我寫文章批評余杰抹殺昆德拉的思想意義，批評他對於錢鍾書和王小波的曲解。2002年在香港見余杰當面質問龍應台「你為什麼不批評大陸」，又繼續寫文章表示反對——人們只能就一個人已經做過的事情進行評論，而不能指摘他沒有做過什麼。
「日常生活的中斷」× 十一年
而且我還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主張者，在這方面也有過許多表述。在個人成長經歷中，對於缺少安寧的日常生活有痛楚的經驗，小時候我還沒有長大能夠離家出走，我的父親母親他們經常離家出走，丟下我們小孩子沒人管。而且我也牢不可破地相信，一個人的思想和事業，是在一種比較安靜的環境下才能夠進行，需要一種日常生活框架所保證的連續性。因此，我要求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光線和視野中進行，不要太突兀了。有人說，這是一個美學的立場。
打電話詢問別人對於劉曉波事情的看法，是一個日常生活框架的中斷，是一個平日軌道的斷裂。但是抓捕和判決劉曉波，不也是日常生活的中斷麼？這件事情不是太大了麼？原本是在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如曉波，即使二十年不見面，但是如果想見面，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但目前僅僅因為表達了一些不同觀點，僅僅是字面上的事情，就要限制人身自由11年？
而知識分子同行們不也是處在同樣言論環境當中麼？不是享有同樣的言論空間麼？那牽制劉曉波的力量，不是也牽制每一個人麼？那砸在劉曉波腳面上的石頭，不也是同樣砸在其他人腳面上麼？有誰能夠說他的手腳是鐐銬鎖不住的？又有誰說他的腦袋是子彈射不穿的？
既然知識分子在同樣的言論空間裏工作，他們就需要為建設這個空間做出一點點貢獻，換句話說，你要存點進去，才能夠取出來。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是一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們應該如何如何，而是說，你就在這個行當裏面，你要為自己的行業和行規的形成貢獻一點力量。
當然這樣說也不過分——作為讀書人，知識分子需要有一些遠見，需要對於共同體承擔多一些的責任。因此，我尤其贊同宗教學者何光滬先生所說：「正如富裕不能帶來人生意義，經濟增長也不能給社會生活帶來意義。在一個義人無罪受難而不能救援的社會裏，生活還叫人的生活嗎？那些造成這種局面的人，應該思考一下這一切對於我們民族的道德影響。」何先生所說的「道德影響」，就是對於我們民族未來負責的一個長遠眼光。
我也要注意不要因為自己「消極自由」與「日常生活」出身，就覺得自己天生擁有某種免疫力，在接近別人內心真實方面擁有某些特權，完全不是這樣的。恰恰相反，我會始終記住，如此接近別人的真實想法，是有「原罪」的，我應當背負起這個「原罪」，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越過了界限。實際上我公布的，只是整個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作者為江蘇鹽城人，1984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文藝學碩士，現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主要作品有《帶傷的黎明》、《看不見的聲音》、《積極生活》、《正義之前》；譯著有：《布拉格精神》、《哈維爾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合譯）。
[文／崔衛平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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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和我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劉曉波 是我的老師。
前幾年，某天，幾個朋友約了劉曉波吃飯，門外自然少不了警察相陪。席間，曉波對我說，外面陪著我的那個是你同學。出去找那警察，一聊，果然，也是同為北京師範大學1990屆畢業生，同屆不同系而已。警察羞赧地說，實在不好意思，我在監視自己的老師，沒辦法，我的工作。我假裝大度地說，理解，理解。還跟他要了一個好久沒聯繫過的和他同班的一個朋友的電話號碼。
關於「理解」，我是這麼想的，我當然理解在這個國家，一個不錯的飯碗對一個家庭意味著什麼，而做國保，顯然是這樣一個飯碗——說「不錯」，也就是收入不錯而已。實際上，做國保的，看上去根本沒什麼油水可撈，而且要經常被我這種人冷嘲熱諷，就沒那麼可觀了。所以，我所不理解的，就是為什麼還真有人愛做這個，並且監視到自己的老師也只是稍微羞澀一下，並無其他表現。
沙坑裏唯一的老師
有點走題，說回劉曉波，我認識他是在1986年，我上大學的第一年。當時，劉曉波並不擔任我所在班級的課程，但很多同學都有共識，劉曉波是唯一學問既好，又能跟同學玩到一起的人，他經常到學生宿舍跟大家閒聊，甚至到操場沙坑一起和大家摔交角力，而其他大家也喜歡的老師，比如王富仁、任洪淵、藍棣之等，也常請大家吃酒言歡，但操場是不會去的。
曉波身體本來極好，摔交也是一把好手，後來，他的生活要麼在監獄裏，要麼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身體情況大不如前。好在他的樂觀精神一直沒變，氣色大部分時候還看得過去。
20年前的曉波就有一種盲目的樂觀勁頭，1989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
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粉碎了他孩子氣的樂觀，但這種勁頭一直留在他身上，從來沒變過。他所做的事情，用一個朋友的話說，就是踏踏實實地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愛吾師，更愛真理
我愛劉曉波，覺得這麼優秀的一個老師，要是沒有一個學生和他志同道合，也太說不過去，所以樂於參與他發起的很多行動。曉波不這麼想，比如他和一些朋友去參加包遵信先生的葬禮等事，有人要通知我同去，就被他攔住了，說，小山歲數也不小了，找個工作不容易，和咱們這些沒工作的人不一樣，出事被開除就麻煩了。這些話是當時要通知我的朋友後來告訴我的，聽了後，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很願意參加在我看來有意義的事情，但當然也覺得我的工作很重要，畢竟經濟條件不太好，人總得活著吧。其實，這麼一想，我和那位監視曉波的同學本質上沒什麼區別，都是為了一份工作而主動放棄改變的機會，如果一定說有區別，也是程度上的區別而已。在這一點上，我和那位同學，和劉曉波比起來，都該羞愧。
去年6月8號，被警察24小時緊盯幾天後，我在博客裏寫了幾句話：「本質上我是個怯懦的人，膽小鬼，89年六四前10天我就跑回老家了。去年08縣長（《零八憲章 》）雖然第一批簽了名，也只是出於對老師的信任，簽的時候甚至沒怎麼看，也沒想到鬧這麼大——後來認真看了，基本（99%）同意，自己願意簽的，沒人逼我，現在給我我還會簽。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目前看來，我師離真理不遠，愛他。他還在被監視居住中，到今天，剛好6個月，再不放，對方就違法了，不過我想他們也不在乎……我不是個行動派，最多算口頭派，吹牛逼派，樂於請右派喝酒或者被當做右派被請喝酒，然後到處牛逼，啊，那誰我認識，挺高興的，有點見證歷史的感覺。」
這國家什麼笑話都有
關於曉波被「監視居住」，有個笑話可供一哂，之前，國保談話時，問，你對劉曉波的事情怎麼看？我說，你們要麼判，要麼放人，這麼下去算什？而且明明是秘密關押，偏說是 「監視居住」，有這麼把人帶到別的地方「監視居住」的嗎？國保說，他平時住的也不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在哪居住都算「監視居住」。——這幾乎是我一年裏聽到最大的笑話了。
關於博客裏寫到的「見證歷史」，我確實這麼想的，很多朋友佩服劉曉波，是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一直留在內地，做該做的事。身邊很多明白了的朋友已經或者正在做移民打算，我想這是一個好的想法，我偶爾也想想，但大部分時候還是放棄了這種想法，還是留在內地好一點（不排除今後考慮這種可能性），可以見證更多，這個國家什麼笑話都有，任何可能都會發生，作為一個作家，離開實在可惜。
不過我很希望曉波哪天從監獄裏出來以後，能夠做移民選擇，這樣，他過的不會這麼辛苦，他的太太劉霞，也能過上踏踏實實，不用每天提心吊膽的日子。
[文／王小山 編輯／楊晴]
1/11/2010
最危险的男人
唱情歌的男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好一段日子沒去聽演唱會了，怕吵怕人多，唯有犧牲現場聆聽的美妙時刻。
現場聆聽向來是沒法被取代的藝術欣賞感受，如同到畫館看畫，站在真面前細察畫家筆觸，不一定看得懂，甚至不一定聽過畫家的名字，但真確有一股原始的感染力把人懾住，邀你進入藝術家最初的創作時刻，跟他分享類近的喜怒哀樂。當本雅明寫《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創作》經典文章時，當他唇乾舌燥地反覆強調authenticity的神聖氛圍（aura ）時，他想到的恐怕亦便是這些；他沒有談及演唱會，但如果他去聽了演唱會，不會沒有相同的聯想。
然而歌手與演唱會之間的關係畢竟各有相異。年輕的，站在台上，站在聚光燈下，跟觀眾席上的年輕擁躉有著同等程度的亢奮。當觀眾嘩聲喊叫，你可感覺到甚至隱然看見年輕歌手的眼睛閃起亮光，恨不得衝到台下把擁躉緊緊抱住、狂吻，你明白歌手與觀眾一起經歷了一個難忘的成長階段，這一夜，他們共度了共依共存的三個小時，誰都離不開誰。
資歷較深的歌手當然氣定神閒得多了。見慣了場面，跑多了碼頭，舞台上，不是沒有亢奮，只不過自己成為了亢奮的發動源頭，他太清楚知道在什麼時刻說句什麼台詞或奏起什麼旋律，甚或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個眼神或一聲嘆息，已足勾動觀眾的悲喜情緒；這是他的舞台，他是主，你是客。
「縱貫線」的幾位資深歌手在紅館肯定是有這本領的，出道從十八年到卅年不等，舞台已經是半個家了，又或等同店舖了，你來作客或光顧，他們是滿心熱情地並功架專業地給你保證的滿足，所以周華健現身後說的第一個笑話是「咦，今晚生意真的不錯」；這可能根本不是笑話。是熟能生巧的心底話。
舞台上的李宗盛亦是非常自在的。簡直到了自娛境界。當他抱著結他、皺著眉頭獨唱《領悟》以及其他情歌，漢子老了，但當有這樣的漢子在這樣的氣氛下對你唱歌，所有女人都會原諒他的所有傷害，甚至倒過來施予同情憐憫，很想把他抱在懷裡讓他痛哭，彷彿受傷的原來是他。只是他。
會唱情歌的男人是最危險的男人。你欠了他，在他的歌聲，你討不了債，唯有繼續付出。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好一段日子沒去聽演唱會了，怕吵怕人多，唯有犧牲現場聆聽的美妙時刻。
現場聆聽向來是沒法被取代的藝術欣賞感受，如同到畫館看畫，站在真面前細察畫家筆觸，不一定看得懂，甚至不一定聽過畫家的名字，但真確有一股原始的感染力把人懾住，邀你進入藝術家最初的創作時刻，跟他分享類近的喜怒哀樂。當本雅明寫《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創作》經典文章時，當他唇乾舌燥地反覆強調authenticity的神聖氛圍（aura ）時，他想到的恐怕亦便是這些；他沒有談及演唱會，但如果他去聽了演唱會，不會沒有相同的聯想。
然而歌手與演唱會之間的關係畢竟各有相異。年輕的，站在台上，站在聚光燈下，跟觀眾席上的年輕擁躉有著同等程度的亢奮。當觀眾嘩聲喊叫，你可感覺到甚至隱然看見年輕歌手的眼睛閃起亮光，恨不得衝到台下把擁躉緊緊抱住、狂吻，你明白歌手與觀眾一起經歷了一個難忘的成長階段，這一夜，他們共度了共依共存的三個小時，誰都離不開誰。
資歷較深的歌手當然氣定神閒得多了。見慣了場面，跑多了碼頭，舞台上，不是沒有亢奮，只不過自己成為了亢奮的發動源頭，他太清楚知道在什麼時刻說句什麼台詞或奏起什麼旋律，甚或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個眼神或一聲嘆息，已足勾動觀眾的悲喜情緒；這是他的舞台，他是主，你是客。
「縱貫線」的幾位資深歌手在紅館肯定是有這本領的，出道從十八年到卅年不等，舞台已經是半個家了，又或等同店舖了，你來作客或光顧，他們是滿心熱情地並功架專業地給你保證的滿足，所以周華健現身後說的第一個笑話是「咦，今晚生意真的不錯」；這可能根本不是笑話。是熟能生巧的心底話。
舞台上的李宗盛亦是非常自在的。簡直到了自娛境界。當他抱著結他、皺著眉頭獨唱《領悟》以及其他情歌，漢子老了，但當有這樣的漢子在這樣的氣氛下對你唱歌，所有女人都會原諒他的所有傷害，甚至倒過來施予同情憐憫，很想把他抱在懷裡讓他痛哭，彷彿受傷的原來是他。只是他。
會唱情歌的男人是最危險的男人。你欠了他，在他的歌聲，你討不了債，唯有繼續付出。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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