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碧雲：無風格序言

無風格序言
文章日期：2008年8月25日

【明報專訊】所有可以販賣的都販賣個性。
我們那麼害怕沒個性。很簡單：那正是因為我們都沒有個性。
上班的人沒有個性，不上班的人無所事事的方式也毫無個性。發表言論的人沒有個性，互相抄襲，不發表言論的人不因鄙夷而因為不自覺自己的麻木，無法感知而從來不需要因此也不抗拒發言；沉默變得面目模糊而並非一個立場；生病的人沒有個性不過是醫療體系的一個個案，有缺陷的人沒有個性，他們只是想做正常人；叛逆與關懷——從佛祖與耶穌以後，所有的都是模仿者；曹植寫過「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我們其後的悼亡與傷逝，無出其右。
沒有話未曾說過。沒有乾涸之地，我們未曾到過。
蘇格拉底和孔子之後，我們再沒有老師。
個性與貧乏和孤獨有關。我們都太愛講話，物質和知識都太多了。
個性消失，我們無法確認自己。
如果個性可以販賣，那一定是我們無法忍受個性的消失。
可以販賣的個性就是風格。
個性暗隱，風格明麗，可以捕捉，複製，模仿。
我們看有那麼多王家衛。
我們有那麼多幾乎一模一樣的機場，為什麼飛了一程二小時的馬德里到倫敦希斯路第三客運，再飛一程希斯路第五客運到香港的國際機場，都是銀色透明的大樓？馬德里第四希斯路第五客運是Richard Rogers的作品，希斯路第三和香港，Norman Foster。而Rogers和Foster是耶魯的同學。
銀色透明的客運大樓，模仿者從曼谷到廣州都有。
風格也模仿自己。我們看《藍莓之夜》。北京新機場。
風格最後無法不庸俗。當模仿者將風格無限次重複。
風格被重複掏空。我們可以說，重複將風格還原：風格不過是空洞的個性模仿。
個性遠比風格隱密，難以捕捉，因此無法模仿。
個性是：讓我們確認自己。而我們又必須在貧乏與孤獨之中作此無人確認。
只有我們自己。
眾數的單數：我們，但每一個我都是自己。
《天水圍的日與夜》上映了，好像地下電影一樣，悄無聲息的上演了。
我聽見導演在講手機：八月十五日，每天一場。
我是很偶然的，去油麻地賽馬會診所抽血做化驗，時間有點鬆裕，想去書店看看書，書店還沒有開，經過電影院見到告示牌貼了，《天水圍的日與夜》，八月十日導演於電影放映後與觀眾交流。
電影很安靜。開始幾個鏡頭是蝴蝶於野外的黑白硬照。天水圍的高樓，輕鐵。早上的景色。
日常人物，家常生活。不過是那麼回事：我們如此。
在黑暗之中，我聽見觀眾靜靜的流淚。
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婆婆去街巿買牛肉。十蚊牛肉唔該。我們見到肉販的背面，好像我們就是那個只看不說的旁觀者。
十蚊牛肉有幾多。婆婆接過，手裏有十元有多的硬幣。一個一個的數出來。
在孤獨與貧乏之中，就是那麼多。
呢個好黑。呢個唔要。肉販退回一個硬幣。
婆婆給他另一個。
回到家。洗菜。切牛肉。開爐。下油。炒牛肉。菜心。
炒好。吃飯。吃完飯。洗碗。
生活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吃一餐，獨自坐，夜了。再吃另一餐。
了光管燈。下午的菜心牛肉，再吃一遍。
再坐。身後有窗。那是天水圍，那就是，香港任何一個屋不言寂寞悲哀的，重複單調的生活。
到我去都仲未食晒，婆婆說那一包大冬菇，她後來送給貴姐鮑起靜的。
在我去之前為孫兒做點什麼，婆婆跟死去女兒的丈夫前女婿說。
死在眼前，婆婆安靜的吃她的菜心炒牛肉。
煮飯戲。多麼乏味，沒有風格的煮飯戲。
王家衛所有電影的人物都有型有款，感受一大堆。
《男人四十》裏面梅豔芳也有煮飯戲。《大姨媽的後現代生活》斯琴高娃有場煮飯戲，是煮給那個她喜歡不知道是不是騙子的周潤發吃的。
放映後的交流會，導演許鞍華說，希望這部片子拍得可以比較有風格。
她說的風格大概就是，一看就認得，很討那些有型人喜歡的。
風格自然也不是那些阿婆吃粥戲。貴姐鮑起靜的阿母，在醫院裏吃粥，在孫兒面前數說她，佢呢個人傻傻地，成日做，供完你大舅父即她大弟弟讀書，又供你細舅父即她小弟弟讀書，十四歲出來做學徒住一間板間房，老鼠腳邊走來走去。小子即貴姐鮑起靜的兒子張家安說，阿婆，粥冷了，不要說了。
阿母沒有說，弟弟開車，住中產階級房子，兒子出外留學，姐姐還在超級巿場做做做，住天水圍，開榴槤。
我們是那個只看不說的旁觀者，見到了六七十年代的工廠妹。我們的姊姊，母親。
每一個人都會想念起我們的姊姊母親，她們勤奮而無怨毫無風格，好冇型。
冇型，冇感受。阿母說，做人真難。貴姐鮑起靜笑嘻嘻的說，有幾難唧。
必須用廣東話說，重音還在那個「唧」字即否定助語詞，才有那種輕鬆無事。
殘酷青春也沒那麼難。「沒有事情發生就沒有情緒。」張家安說。
沒有什麼好反叛。本來就無事。「哦。」
我們都想起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四張震。
一個幻滅，一個無幻可滅。我們的天水圍少年，早上醒來再睡，睡了醒，「一整天沒有出去。」
「哦。」他說他母親貴姐鮑起靜，「還不是人一個。」
如果是有型人，必然是憂鬱多見。但少年不憂鬱。「考得不好就去找份工作做。」沒有什麼難題。
像他母親所說的，可以有多難。
煮飯，吃粥，開榴槤。到中秋了，我們吃月餅，柚子，菱角。
最後是一場維園燈籠紀實。我們想起《千言萬語》最後的一場維園燭光紀。
都以光告終。
我們每年都見到的，經過的，很普通的，眾人的燭光場面。
貴姐鮑起靜是個穿亂配顏色的寬Ｔ恤，吊腳褲，涼鞋，短髮，素顏的普通女子，也就是一般人（不無輕視的）口中的師奶了。
一而再，再而三，《大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的斯琴高娃，《男人四十》的梅豔芳這些可笑可哀的普通女子，呈現她們不美麗不浪漫，不外在煮飯和為感情煩惱的瑣碎生活。
瑣碎生活是反風格的。
無人模仿也因此抗拒了庸俗。
因看來庸俗而逃避了最終庸俗的命運。
風格無法干擾，個性在暗昧之中，時隱時現。
放映後觀眾問導演，為什麼要拍這部電影。她答，一個導演很難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喜歡一個劇本題材，告訴你為什麼會喜歡不過是事後想出來的答案。
無法解釋的傾向，就是個性。
在答問中許鞍華又說，知道這一部電影很容易討人喜歡，但這不是她理解的世界。劇本是一個二十歲的學生寫的，一個觀眾說好真好真，電影裏百分之九十的對白他曾經說過，但許鞍華說她的世界遠為複雜，可能沒那麼溫情。
個性有其難以總結，無法複述的性質。
譬如《大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很怪很怪，看完以後很難說喜歡不喜歡，也很難說好不好，電影曖昧，矛盾，反演繹，喜劇不像喜劇，說它悲它又太輕省；《男人四十》一次在電視重看，忽然發覺，重看比初看時好看多了。戲太平淡了，要自己年紀日長，對照當初的自己，戲裏面的人物，無論那個多人認識的梅豔芳還是那個只有一場戲扮演一個八婆老師的婉玲都死了，電影內外讀到時光與生命的消逝，戲裏面一場念蘇軾的前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閒，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還沒有念到的，「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叟，羨長河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這時才明白，電影最好看的，是沒有拍出來沒有對白人物的，預留的空間。一如文人畫。
細味空間，需要耐性。我們都沒有這樣的耐性。
我們還記得，怪異的《瘋劫》，神經緊張的《幽靈人間》，對我來說極為悲哀的《千言萬語》《半生緣》，有點笨拙天真的《傾城之戀》《今夜星光燦爛》，驟看非常雜亂，連武俠片《書劍恩仇錄》都拍，回看我們見到個性的隱現，那個神經緊張的，悲哀的，慌張的，笨拙天真的，家常的女兒家的，一個電影作者的個性。
我們知道她的電影不是那種離開電影院時會覺得，嘩好正的「完美電影」。
那天來看的觀眾都很年輕，和我一起去看的游笑說，都是男孩梁進龍演張家安的同學吧。其中一個說，顏色好怪，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導演只好答，用數碼錄像而不是用菲林拍的，但送來那個拷貝顏色應該沒有問題。
個性充滿人的缺陷。只有風格才能完美。
個性無法模仿風格。個性有一種極為笨拙的誠實。
個性不合時宜。我們可以說：個性是反民主的。
個性不是每一個人擁有的權利，不可剝奪的。
愈是聲稱每個人都擁有平等而不可剝奪的權利，愈無法有個性：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每個人愈要跟每一個人一樣；同性要結婚，女子要跟男子一樣開炮殺人，政客要得到最多選票言論要得到最多人認同，因此無法不以共性代替個性。
個性不是天生的權利，不勞而獲的。
我們或許都有過個性，但個性要只是它自己，必須承受孤獨感覺：即使你和其他人一樣，你知道你又和其他人不一樣，你所有的一切都無法替代，因此無可分享。
那種孤獨感足以殺死個性。我們的動物本能讓我們渴望群體的保護。
個性必須抗拒一切容易的罐頭感性，那些告訴你你可以這樣感覺的廣告，網友，有型電影。即使我毫無感性，像張家安一樣成天睡覺，個性又必須清楚：我是這麼的一個沒有什麼感覺的人。
個性必須謹慎而勤敏：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一如行者之修，聖徒之悔。
我們沒有個性，因為我們懶隋。
個性那麼難，無怪我們追捧名牌服飾一樣，追捧風格。
風格引來狂迷，但個性唉個性甚至不惹人親近。明代書畫家董其昌論書法：「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
極為慘烈的「始露全身」；我們既不願身試，眼見亦不願駐目。
我們躲在黑暗的電影院裏面，看想，有人一往無前。
在蘇格拉底與孔子之後，曹植與蘇軾之餘，再沒有可說的話的時候，有人還不離不休，不高聲也不啞口，那麼吃力笨拙又驕傲，無法解釋的說那已經衰敗的話。
我們已經非常蒼老疲倦的文明，讓我們過於世故。
還有極為稀少，一時浮一時沉的一個，一個，或一個人，野狗一樣掙扎，保護自己必敗的個性，給已經放棄生存意識的我們，一個生存下去的理由。
[文／黃碧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