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牌戏人生，无常而美

牌戏人生，无常而美

——访多栖文化人傅惟慈先生

上海文匯讀書周報（2008-08-22）

作者：高立志

路，越走越明白

高立志(以下简称“高”):傅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一辈子译书、写书、读书，和书结下很深的缘分。不久前有人问您为什么既翻译严肃的经典文学作品，如《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又翻译通俗文学作品，例如钱德勒。您的回答是，这要看我们究竟为什么读书？今天我想知道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傅惟慈(以下简称“傅”):你提到我这辈子同书结下不少缘分，这很重要。我总觉得一个人所经历的、所思考的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让生活无限丰富，那只有通过阅读。阅读，让我感到我过的不止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形象地说，一个人只能在有限时间里拥有一小块有限地盘，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扩大这个地盘，通过阅读拉长我们拥有这块地盘的时间。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叙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我理解的“叙事”，既包括简单的看书、听故事，也包括带有创造性的写书、译书。

高:关于翻译，您说过，“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特别是在当年一段严峻的日子里，做两种文字的排比转换游戏，不仅逃避了自己怯于面对的现实，且又恍惚感觉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夸大一些说，翻译工作使自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感。”

翻译让您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来您又宣布放弃翻译，开始玩别的游戏。我觉得这是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您当初宣布不做文字游戏了，是不是感情很复杂？

傅:我因翻译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薄有虚名，八九十年代，上海包文棣便过来约我翻译托马斯·曼的另一代表作——《魔山》。这也是大部头，我想我接着做这个翻译就是放弃其他机会。人的放弃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主动的。例如我1981年在德国被强令召回，那是被动地放弃了两个机会:一是汉堡大学的聘书；二是德国一位市长愿意资助我在德国考察一年。这一次放弃译书，我是主动的。你知道，书也是身外之物，你看我的书架上连我自己的书都残缺不全，我只是把翻译作为一个游戏，享受其追求自主的过程。

“文革”结束伊始，我突然发现，过去的许多清规戒律逐一消失了，便急忙拾起笔来，把一些自己比较喜爱、但过去一直被列入禁区的外国文学书翻译过来。《问题的核心》、《月亮和六便士》，几部伴随我度过“文革”中苦难岁月的惊险小说。直到1990年，我还邀老友董乐山合译了《基督最后的诱惑》。当时，读者对这些书也很欢迎。但今天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一生中得到的些许满足，都只来自书本，来自僵硬文字的记录，自己也出了不少书，再添两本也不新鲜，所以兴趣就不浓了，甚至说我“决心封笔”。这里我劝你不要实打实地相信这话，那终究是“写文章”，写文章难免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只不过近二十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翻译就被我推到了极其次要的地位，并非完全放弃。

近十几年，我开始重新拾起童年就开始的游戏——收藏钱币。

把超脱与嗜欲结合起来

高:请给我们简短地介绍一下您收藏的经历吧，这也会给想收藏但还没有起步的人一个启示。

傅:小时候曾长期过着高墙围禁的孤寂生活，梦想外面广阔的世界。一个偶然的契机，我从父亲的木箱里发现一小袋外国钱币。因为父亲懂俄语，长期在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理事会工作，日本侵入东北后回到北京的，所以他有外币。这些外币上奇异的文字、精美的图案吸引了我。其中一枚图像是一个健壮的工人手抡大锤，站在砧前打铁。这栩栩如生的图像和中国钱币上的完全不同，我拿给父亲看，他告诉我币上的CCCP是俄文，苏联国名的简写，环绕币边的文字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异国文字、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某国皇帝、埃及金字塔、雅典娜女神、一个小海龟……钱币上的图像为我打开了窥视世界的窗口。我渴望飞到那些神奇的国土上，这当然只是黄粱美梦。

我最初集币时间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收集有五六百枚各个国家的硬币了。

1992年退休，我客居英伦，买到《克劳斯标准世界硬币目录》，相当于到一个地方，手里有了一份地图，我从此浸沉在集币的游戏里，废寝忘食，乐而忘忧。不理解我的人说我一头钻进了钱眼里；老伴说我耗尽储蓄，把活钱变成了死钱。

寻寻觅觅，至今我收集的硬币中，有不少属于较为珍稀的品种，颇为行内人所称道。

高:您认为收藏钱币，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傅:我引用《一个老年人的游戏》这篇小文里的一段话来回答你吧，这段话，还被放在《牌戏人生》一书的封底了:“集币虽不需高深学问，但也逼我翻查典籍，进一步熟悉外国历史地理，开阔了心灵与见识。迷醉此道，使我对名利之争看得更淡，免却了许多无谓的纷扰。但这一癖好又不叫我完全超然物外，它给予我追求和探索的目标，叫我日日有所希冀，不感到生活虚幻。这真是很好的游戏，可以把闲情与尘累、超脱与嗜欲谐和地结合起来，让我于垂暮之年再享受一点人生的真实乐趣。”
只不过，近两年由于国际钱币市场的变化与我个人收藏目标的提升，集藏日益困难，我的集币热情也受到一定影响。

高:《世说新语》里有一个故事说，祖约好集钱币，阮孚好集木鞋，同时是有癖好的人，经营都不错，人们不知道究竟谁高谁下。后来一天，有人去看祖约，祖约正把玩钱币呢，他收拾不及，赶忙扯布盖上，盖也没有盖住，元宝的两个小角伸出来了，他便用身体挡住，神色慌张。而阮孚一次也被客人碰到，正自己燃火给木鞋上蜡呢。但阮孚没有任何掩饰，而是长叹一声:人一辈子能穿几双鞋呢？气定神闲。

您虽然和祖约同好，但您收藏的境界倒是阮孚的境界。把收藏作为自己丰富人生的手段，不为物所累，这个境界太高了。假如您要鼓动一个像我这样的俗人来收藏，您说收藏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呢？还有我必须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才能够跻入收藏队伍？

傅:你把我说得太高了，我怎能与古人相比。我喜好收藏只不过是我个人创造的适合自己个性的一种玩法而已，同我喜欢旅游，喜欢照相本质是相同的。一个人必须对某事有了自己的兴趣，才能把它真正做好。不是别人劝不劝的事。具体谈到收藏，我认为首先可以让你多知多识，就像孔老夫子说的“多识鸟兽虫鱼之名”；再者，集币就需要不断交换，你可以结交很多新朋友。你看我这小院接待过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第三，集外币，你最好懂一门外语。前面说了我集币最初就是被这些奇异的文字所吸引，通过集币你可以加深外语的学习；第四，钱币上有纷繁多彩、包罗万象的图像，这钱币图像大部分是有设计的，其题材是有时代特征的，是不断革新的，反映了人们思想的变化，审美情趣的改变，所以通过集币你可以了解历史，增加一些美术知识，锻炼你个人的审美的感受力。

有些风景只能供后人玄想了

高:说到审美，我认为您的另几种爱好，听音乐、旅游、摄影都是关乎审美的。您是一个富有情趣的人。今天很多人自以为有情趣，其实就是跟着流行风，或者所谓的小资，无非装模作样听几场音乐会，看几场话剧，知道骂骂或捧捧李安、张艺谋，更等而下之就是泡泡三里屯，搜集点明星八卦。明朝张岱说过，人啊，无疵不真；无癖不诚，无疵无癖者不可与交。现在有发自内心的，不依赖传媒的兴趣追求的人其实是不多的。例如旅游吧，我们大部分都跟着旅行社跑，火急火燎地赶景点，悠长悠长地购物，一点情趣都没有。

傅:咱俩聊天最好只聊自己，不臧否别人。我遵循我的原则:我要享受自由，也尊重别人选择的自由。正像《丹东之死》中，丹东提倡的道德原则:“每个人都应该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唯一的前提是，“他不许靠着损害别人求得自己的享受”。所以有人爱泡三里屯，是他们的自由，千万不要碍着人家。

讲到我自己——我这个人的性格既有羞怯、懦弱的一面，有时又狂野不羁，胆大妄为。我既老实规矩，又富有冒险精神，做出些逾越常轨的事来。我柔顺、服从，又有叛逆倾向。酷爱自由，总想自己掌握命运。

六十岁以后，我打起行装，到处游走，这是年轻时迷恋浪荡生活的延续，我经常住几十块钱一夜的鸡毛小店。每次出游常常只有个大致路线，路上随遇而安，或行或止，只根据兴之所至。有时在路上邂逅一个可意的旅伴，我会被他引至一个我从未闻名的地方，或是僻远的乡野，或是一个边贸小镇。于是我也就暂时变成一个村夫野老，或是挤在杂沓的人群中成了一名赶集人，这里，我感到轻松、自由。

今天我东奔西走，带着一台自动调焦的尼康相机，随时给名山大川留个影，或者记录下远方的风土人情。偶尔可以拍几张自鸣得意的作品，供朋友欣赏。因为人为破坏，还有天灾，我镜头里的一些风景都因此消逝，只能供后人玄想了。《牌戏人生》中附了几十幅我的摄影，其中几幅是我七八年前去四川西部米亚罗的风景。两幅是一个羌寨，我记得叫做桃坪，就在汶川附近。这次大地震后估计也沦为废墟了。我还写过一篇讲述羌族民居的短文，未收入这本书。

让更多的时间属于自己

高:您的生活哲学特别值得我辈学习，您把生活比作一场牌戏。每人手中的牌都是上帝发给的，或好或坏，无法选择。但是如何打好这手牌，个人还享有一定的自由。您说:“我手里的牌都将打尽，也许最后的一张——寿命，也随时可能被发牌者收去。但目前它还在我手里，我正摸索着这张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潇洒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游戏能与人同乐，使那些赞赏我的游戏的同道与我共享乐趣。”我非常喜欢这段话。您爱玩会玩，很多人都知道。我认为，玩没有多少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能够玩出门道来。您不仅在翻译界卓有成绩，在收藏界有口皆碑，旅游摄影作品也被行内人叹服。您是如何处理您的兴趣、爱好与工作的？

傅:人生有限，为了让自己的人格更完美一些，这要不断和自己的惰性作斗争。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奇怪，在六十年代“连轴转”的时候，我分秒必争，做出一点事来；如今时代宽松，我又退休赋闲，按理时间更多，自己却越来越懒了。这就是惰性。虽然如此，我还是提不起兴致去看那些永远也看不到头的几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总觉得太浪费时间。不看电视剧，不玩牌，就找些别的事打发时间吧。结果就像你说的涉足于不同游戏，找点乐趣。我在《童年游戏》里说了，因为自小在孤寂中长大，我发明了很多单个人的游戏。可以说，像玩钱币等一些单人游戏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当然也可以结束单人游戏，你知道以前外语人才少，有机会接触很多名人。例如我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80年代初我要到德国去，有朋友就说钱钟书对外国文化精熟，你可以找他，他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提供帮助。我到钱先生家里，他送我一本刚出版的《围城》。我们谈一些学问之间的事，我很景仰他。但我看他实在忙，我怎么可以老是去打扰这样一位惜时如金的人呢。我觉得他是泰山，但回来仔细想他的路不是我的路，我愿意做自在的小草。因此，我免掉了很多应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
人生啊，经常开始的时候还路向不清，然后越走越明白，越明白越丰富，A引出B，B引出C，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一直坚信:人不能像机器那样活着，我希望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高:也就是说其实您拥有了大量属于自己的时间，做属于自己的事情，所以您做出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成绩。

傅:因为受西方文化的“毒害”太深，所以我难免有“崇外”思想。比方说，想做什么，总爱先订个计划；而且不做则已，要做就铆劲把它做好。再比如与人约定，我很守时:如果你和我订好八点过来，我肯定七点多就要做一点准备工作，如果你八点不来，拖到了八点半，那我这半小时就在等待中白白耗掉了，不能专心作别的事情啊。如果你九点还不来，我肯定不大高兴。时间靠挤。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我在国外坐地铁的时候，看到乘客，几乎人人手中拿着一本书或者报纸在看。其实，我做翻译，有些词句也是在公交车上想出来的。
高:您既然提到西方文化，我知道您属于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一批人，在德国、英国教学时间不短，您还游走世界各地，包括埃及、印度等等。同时，您也游走了包括中国的西南、西北、江南等很多地方，了解中国民间。那我们不妨聊一下中西文化差异。我想问您，就个人而言，您觉得您在中国和德国最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傅:中德文化传统很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在近代史上还是互相很看重的。我刚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对中国人还很友好；今天虽然到德国去的中国人也多起来了，但德国对中国人的态度却不如过去了。原因很多，咱今天无法细致分析。

你知道，德国一战是战败国，所以被弄得很穷；这个穷国诞生了强权的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允诺给德国人就业机会、发财机会，扩展德国人的生存空间；但希特勒太极权，所以在反思希特勒的基础上，德国建立了适合他们国情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等级是很清楚的，但很稳定，每个等级都有属于其自己的路向。德国人也有压力，你必须勤奋，但这勤奋肯定有回报。德国也有要饭的，但这些人多数是因为赌博、酗酒等个人原因造成的。所以大部分德国人都很有安全感。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我个人而言吧，我就不时提心吊胆，咱坐着谈话的这个小院，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我的《小院春秋》结尾部分说了:我住的附近几条胡同都“正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某一天命葬巨型拖拉机之手”。当然，这也许是我的一个噩梦，但愿我能在四根柏小院里终我天年。为我实现这个愿望，你也帮我默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