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日期：2011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3/31/2011
3/29/2011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
——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3/27/2011
韩少功。“民族主义”。中国文学。
K,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3/26/2011
赵一凡为“60后”作家作序 呼唤时代“大气写者”
中新网海口3月25日电 (记者 关向东)上世纪80年代曾在《读书》杂志开“哈佛读书札记”专栏的赵一凡，是美国哈佛大学文理院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员。他为海南女作家廖小平新书《60后也幸福》改拟书名并作序，要“为‘60后’作家略作鼓吹，以资文坛之盛”。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世紀．辛亥百年﹕街邊報檔 曲線救國
在辛亥革命的下游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24/2011
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3/23/2011
3/21/2011
探尋評論表演的邊限
由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談起 胡恩威、馬家輝對談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19/2011
一封至今得不到答复的關於核電站的採訪函件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日本福岛县核电站发生连续爆炸，核电安全备受关注。中核集团日前发布通告表示：集团所属的已经投运的秦山核电站、秦山二期、三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浙江三门、福建福清、浙江方家山、海南昌江核电等工程，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设计等）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中核集团其他核设施也均安全受控。
海南能源建设的一号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工程首期建设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可发电近90亿度。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并网发电；2号机组同年11月21日开工，计划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去年投资18个亿，今年预计投资35个亿。十二五期间，3号机组和4号机组将动工，将再增加100亿度的发电量。
中国新闻社是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之一，是国家加大国际传播力重点外宣新闻机构。中新社海南分社希望对昌江核电站工程进行一次实地采访，就以下问题请专家向海内外读者答疑解惑：
1、请项目规划设计人员详细介绍昌江核电站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如何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以及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的设计原理。
2、请项目的核电技术负责人，介绍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运行原理，特别是昌江核电站采取的二级半防辐射措施的基本原理及其可靠性。
3、了解昌江核电站附近民众安置点与核反应堆间的距离及其安全性，以及安置的人数。是否对其有关于应对核辐射方面的安全训练等。
4、请专家分析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世界安全发展核电产业的带来哪些启示。
请在合适的时间予以安排，不胜感激。
2011年3月15日
日本福岛县核电站发生连续爆炸，核电安全备受关注。中核集团日前发布通告表示：集团所属的已经投运的秦山核电站、秦山二期、三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浙江三门、福建福清、浙江方家山、海南昌江核电等工程，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设计等）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中核集团其他核设施也均安全受控。
海南能源建设的一号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工程首期建设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可发电近90亿度。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并网发电；2号机组同年11月21日开工，计划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去年投资18个亿，今年预计投资35个亿。十二五期间，3号机组和4号机组将动工，将再增加100亿度的发电量。
中国新闻社是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之一，是国家加大国际传播力重点外宣新闻机构。中新社海南分社希望对昌江核电站工程进行一次实地采访，就以下问题请专家向海内外读者答疑解惑：
1、请项目规划设计人员详细介绍昌江核电站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如何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以及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的设计原理。
2、请项目的核电技术负责人，介绍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运行原理，特别是昌江核电站采取的二级半防辐射措施的基本原理及其可靠性。
3、了解昌江核电站附近民众安置点与核反应堆间的距离及其安全性，以及安置的人数。是否对其有关于应对核辐射方面的安全训练等。
4、请专家分析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世界安全发展核电产业的带来哪些启示。
请在合适的时间予以安排，不胜感激。
2011年3月15日
在最需要科普知識的時候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對於災情，七嘴八舌，一時某國某人說「即將出現更大災難」，另一時某國某人則謂「災情基本上已受控制」，聽來頗似財經大行報告的股市預測，亦像吾輩時事評論員的政治分析，南轅北轍，聽者唯有願意選擇相信誰、便信誰。
此時此刻其實最最需要科技專家的知識貢獻，如果有人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替我們解說狀況，back to basics，回歸科學基本面，把核電廠的風險管理原則細細說明，該有多好；這等於替我們的腦袋注入水泥鋼筋，為我們的「理性倉庫」打了底，好讓我們更有能力過濾外界的各式評估預測，減低誤信流言的中招機率。
台灣在這方面終究有較像樣的表現。當香港的科技專家都失語隱形時，當中國大陸的專家都把文章寫得艱辛難懂時，幸好仍有福爾摩莎的知識分子替我們詳說解惑，他們願意寫也懂得寫，像優質老師替學生上課，因材施教，替大家的頭腦開竅。
目前網上流傳著一大堆關乎核輻射危機的科普文章，十居其九出自台灣學者之手，流暢可讀，讀後知識增進不少。例如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寫了一篇〈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說明與評析〉，具體闡述核電廠安全系統的設計特點，什麼是四重屏障（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封閉冷卻水、圍阻體），什麼是不同類型的發電機風險差異，什麼是電廠爆炸的應變基本措施，諸如此類細節皆被說得清楚明白，非常值得細讀。文章亦由日本核電談及台灣核電，座標儘管有異，卻仍可供有益於香港和內地的核能思考。
以前曾聽一位台灣出版人抱怨，他在福爾摩莎創辦科普雜誌，輕鬆地找到許多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科技人，其後來到香港籌備同類雜誌，找來找去，幾乎找不到半個，此城的土生土長的理工學者幾乎全部不懂得用文字跟世界溝通。此事平日無妨，唯獨到了緊張關頭，當我們需要科技人動筆出手時，特別覺得難堪，有幸世上仍有互聯網，香港無人，台灣有，同樣是華文，華文無邊界，那也很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對於災情，七嘴八舌，一時某國某人說「即將出現更大災難」，另一時某國某人則謂「災情基本上已受控制」，聽來頗似財經大行報告的股市預測，亦像吾輩時事評論員的政治分析，南轅北轍，聽者唯有願意選擇相信誰、便信誰。
此時此刻其實最最需要科技專家的知識貢獻，如果有人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替我們解說狀況，back to basics，回歸科學基本面，把核電廠的風險管理原則細細說明，該有多好；這等於替我們的腦袋注入水泥鋼筋，為我們的「理性倉庫」打了底，好讓我們更有能力過濾外界的各式評估預測，減低誤信流言的中招機率。
台灣在這方面終究有較像樣的表現。當香港的科技專家都失語隱形時，當中國大陸的專家都把文章寫得艱辛難懂時，幸好仍有福爾摩莎的知識分子替我們詳說解惑，他們願意寫也懂得寫，像優質老師替學生上課，因材施教，替大家的頭腦開竅。
目前網上流傳著一大堆關乎核輻射危機的科普文章，十居其九出自台灣學者之手，流暢可讀，讀後知識增進不少。例如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寫了一篇〈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說明與評析〉，具體闡述核電廠安全系統的設計特點，什麼是四重屏障（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封閉冷卻水、圍阻體），什麼是不同類型的發電機風險差異，什麼是電廠爆炸的應變基本措施，諸如此類細節皆被說得清楚明白，非常值得細讀。文章亦由日本核電談及台灣核電，座標儘管有異，卻仍可供有益於香港和內地的核能思考。
以前曾聽一位台灣出版人抱怨，他在福爾摩莎創辦科普雜誌，輕鬆地找到許多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科技人，其後來到香港籌備同類雜誌，找來找去，幾乎找不到半個，此城的土生土長的理工學者幾乎全部不懂得用文字跟世界溝通。此事平日無妨，唯獨到了緊張關頭，當我們需要科技人動筆出手時，特別覺得難堪，有幸世上仍有互聯網，香港無人，台灣有，同樣是華文，華文無邊界，那也很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兩會的兩種歌聲唱出幸福的距離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成為今年 「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口頭禪」。新鮮出爐的國家「十二五」規劃草案中說，要堅持把事關幸福的民生，作為整個規劃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廣東就確定了「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以配合發展主旋律。
在內地，老百姓離幸福有多遠？春運時不必為一張火車票起五更睡半夜，是幸福；買得起房上得起學，治得起，病是幸福；弱者不被權力部門欺負，不隨意被公安帶走，是幸福；能夠自由表達觀點和意見不被監控和禁錮，是幸福……而在香港，面對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小班教學、全民退保、醫療融資等等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未解決，「幸福」也只是被塗上一層價值6000元的幻想的蜜糖。
兩會期間出現了兩首歌。一首是被譽為歌曲版《建國大業》的《我們》，曾為去年兩會「政協委員唱政協」活動主題歌。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夕，這首歌曲的MV舉行了首映禮，MV由全國政協委員馮小剛擔任藝術指導，多位明星政協委員演唱：
「我們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我們同舟共濟 攜手前行」
「有你才有我們
我們就是我們
我們是相愛相親的兄弟姐妹」
這首歌看不到實際內容的歌詞。而原創民謠女歌手邵夷貝獻給兩會的一首歌《幸福與尊嚴》更受到網友追捧，唱出了當下中國百姓離幸福的距離。
「告別的靈魂 釋懷的微笑 回望玉樹舟曲
礦井的下面 工人和老闆 探討生命的意義
不管是誰的二代，都享有一樣的機遇
每個中國人笑說我們不會病無所依」
「親生的骨肉不會被人販活活地奪去
沒有無辜的村民被莫名錯判入監獄
就算你爸是李剛也不敢再無視法律
領導不再有精力去寫性愛的日記」
「村長的手錶 沒那個必要 成為關鍵的證據
貧困的青年 手握學歷 卻不會無處可去
春運的鐵路應該拉近我們與家的距離
不再有天價的油費路費讓司機們無語」
「阻止強拆的方式不會再是焚燒自己
所謂稅費也不會收得我們雲裏霧裏
工資的上漲速度應該比物價上漲更給力
大伙發現除了金錢還有道德這個東西」
「時代廣場上 中國的形象 應該是公平與正義
ＧＤＰ資料 不是遮羞布 蓋住貧富的差距
平地而起的高樓不會只讓我們嘆息
戶籍也不會讓我們感到無法自由地呼吸」
「人大」和「政協」本職工作是為百姓反映訴求、爭取利益。但兩會卻被中國民間喻為又一個春節晚會。因政府的種種經濟大政方針並非由兩會討論決定，而是由中共領導權力核心所決策。難怪網友戲謔：「我帶來的兩會提案是：太監和宮女應該自由戀愛。」「 估計很多代表的失眠症可以在兩會期間得到痊愈。」
「兩會」開始前，溫總理一番對房產商的喊話讓「道德的血液」成為當下流行語。更有網民改寫「先富起來」的名言，號召事關國計民生的各大企業，「讓一部分人先道德起來」。
央視名嘴、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 「我覺得每個人血管裏都應該流『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開發商『道德血液』不夠，政府應該幫他們輸血！」更在網民中激起巨大迴響。
[文 趙桐]
【明報專訊】「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成為今年 「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口頭禪」。新鮮出爐的國家「十二五」規劃草案中說，要堅持把事關幸福的民生，作為整個規劃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廣東就確定了「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以配合發展主旋律。
在內地，老百姓離幸福有多遠？春運時不必為一張火車票起五更睡半夜，是幸福；買得起房上得起學，治得起，病是幸福；弱者不被權力部門欺負，不隨意被公安帶走，是幸福；能夠自由表達觀點和意見不被監控和禁錮，是幸福……而在香港，面對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小班教學、全民退保、醫療融資等等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未解決，「幸福」也只是被塗上一層價值6000元的幻想的蜜糖。
兩會期間出現了兩首歌。一首是被譽為歌曲版《建國大業》的《我們》，曾為去年兩會「政協委員唱政協」活動主題歌。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夕，這首歌曲的MV舉行了首映禮，MV由全國政協委員馮小剛擔任藝術指導，多位明星政協委員演唱：
「我們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我們同舟共濟 攜手前行」
「有你才有我們
我們就是我們
我們是相愛相親的兄弟姐妹」
這首歌看不到實際內容的歌詞。而原創民謠女歌手邵夷貝獻給兩會的一首歌《幸福與尊嚴》更受到網友追捧，唱出了當下中國百姓離幸福的距離。
「告別的靈魂 釋懷的微笑 回望玉樹舟曲
礦井的下面 工人和老闆 探討生命的意義
不管是誰的二代，都享有一樣的機遇
每個中國人笑說我們不會病無所依」
「親生的骨肉不會被人販活活地奪去
沒有無辜的村民被莫名錯判入監獄
就算你爸是李剛也不敢再無視法律
領導不再有精力去寫性愛的日記」
「村長的手錶 沒那個必要 成為關鍵的證據
貧困的青年 手握學歷 卻不會無處可去
春運的鐵路應該拉近我們與家的距離
不再有天價的油費路費讓司機們無語」
「阻止強拆的方式不會再是焚燒自己
所謂稅費也不會收得我們雲裏霧裏
工資的上漲速度應該比物價上漲更給力
大伙發現除了金錢還有道德這個東西」
「時代廣場上 中國的形象 應該是公平與正義
ＧＤＰ資料 不是遮羞布 蓋住貧富的差距
平地而起的高樓不會只讓我們嘆息
戶籍也不會讓我們感到無法自由地呼吸」
「人大」和「政協」本職工作是為百姓反映訴求、爭取利益。但兩會卻被中國民間喻為又一個春節晚會。因政府的種種經濟大政方針並非由兩會討論決定，而是由中共領導權力核心所決策。難怪網友戲謔：「我帶來的兩會提案是：太監和宮女應該自由戀愛。」「 估計很多代表的失眠症可以在兩會期間得到痊愈。」
「兩會」開始前，溫總理一番對房產商的喊話讓「道德的血液」成為當下流行語。更有網民改寫「先富起來」的名言，號召事關國計民生的各大企業，「讓一部分人先道德起來」。
央視名嘴、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 「我覺得每個人血管裏都應該流『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開發商『道德血液』不夠，政府應該幫他們輸血！」更在網民中激起巨大迴響。
[文 趙桐]
幸福、快樂、文字、自己
K，
太陽能是最潔淨，最當代的能源吧。如果上帝造了太陽，那麼每一代人應該只是汲取自己這一代的恩惠。既不要吃祖宗飯，也不要揮霍下一代的糧，石油、煤、天然氣、鈾……是不是還有更有意義的用途呢，除了燒掉他們。
我覺得這應該是能源科學家的道德底線，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一個人做好一個人的本分，不要非份，就不會讓他人受傷，反之，他人不非份，自己才安全。
其實，這些本是“常識”。當一個社會對常識視而不見，甚至嘲笑的時候，就破底了。
現在我最困擾的是，作為掌握著話語權的媒體人，我們該如何自處。
特別是有孩子、還有正懷著孩子的同事們，對於我們孩子正在或將要生長的社會，我們能做些啥？
古語雲：言為心聲。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麼？
且，你知道自己心系何處麼？
××××××
關關：不懂暗語啊，暈
Y 11:03:06
哈哈，孩子乱弄键盘所致
關關 11:06:20
原來Y的稿件應該是雙署名的@@@
尹家有後
子子孫孫，還得和這個地球耗
Y 11:11:06
只要地球还存在，一直耗下去，哈哈
關關 11:20:03
所以麼，地球人人有份，不該少數人決定該咋使。得聽聽大家的。一個家尚且如此，何況一個國，一個球@@@
具體而言，就是每個人得自己發聲；不該把心交給別人代理，別人代替不了你。
我的朋友廖小平最近出版新書《六0後也幸福》，在她的新書發表會上，有人提出她是把人生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頭腦裡過了一遍。我發言時說：人分男女兩類，人也分與文字親近與否兩類，小平屬於和文字親的哪一類。這一點值得慶幸，上帝交了一管筆在她的手中，於是她有機會通過書寫，把自己想明白、寫明白，不論寫得透徹與否，都是出自自己的靈魂了。
大於在五年前，我悟出人生的快樂分這樣幾類，身體快樂，心情快樂，靈魂快樂。這最後一點，最不容易，可能終其一生也體會不到。而且他人無以言說，唯有自知。一旦體會，念念不忘，進入人生“新世界”，不歸。
蓝 11:40:19
呵呵，关姐你现在修炼到第几层啦？
關關 11:40:25
搖擺中。
蓝11:41:00
我现在修炼到身体快乐之前——肚子快乐
關關 11:41:35
感到快樂就好啊@@@
太陽能是最潔淨，最當代的能源吧。如果上帝造了太陽，那麼每一代人應該只是汲取自己這一代的恩惠。既不要吃祖宗飯，也不要揮霍下一代的糧，石油、煤、天然氣、鈾……是不是還有更有意義的用途呢，除了燒掉他們。
我覺得這應該是能源科學家的道德底線，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一個人做好一個人的本分，不要非份，就不會讓他人受傷，反之，他人不非份，自己才安全。
其實，這些本是“常識”。當一個社會對常識視而不見，甚至嘲笑的時候，就破底了。
現在我最困擾的是，作為掌握著話語權的媒體人，我們該如何自處。
特別是有孩子、還有正懷著孩子的同事們，對於我們孩子正在或將要生長的社會，我們能做些啥？
古語雲：言為心聲。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麼？
且，你知道自己心系何處麼？
××××××
關關：不懂暗語啊，暈
Y 11:03:06
哈哈，孩子乱弄键盘所致
關關 11:06:20
原來Y的稿件應該是雙署名的@@@
尹家有後
子子孫孫，還得和這個地球耗
Y 11:11:06
只要地球还存在，一直耗下去，哈哈
關關 11:20:03
所以麼，地球人人有份，不該少數人決定該咋使。得聽聽大家的。一個家尚且如此，何況一個國，一個球@@@
具體而言，就是每個人得自己發聲；不該把心交給別人代理，別人代替不了你。
我的朋友廖小平最近出版新書《六0後也幸福》，在她的新書發表會上，有人提出她是把人生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頭腦裡過了一遍。我發言時說：人分男女兩類，人也分與文字親近與否兩類，小平屬於和文字親的哪一類。這一點值得慶幸，上帝交了一管筆在她的手中，於是她有機會通過書寫，把自己想明白、寫明白，不論寫得透徹與否，都是出自自己的靈魂了。
大於在五年前，我悟出人生的快樂分這樣幾類，身體快樂，心情快樂，靈魂快樂。這最後一點，最不容易，可能終其一生也體會不到。而且他人無以言說，唯有自知。一旦體會，念念不忘，進入人生“新世界”，不歸。
蓝 11:40:19
呵呵，关姐你现在修炼到第几层啦？
關關 11:40:25
搖擺中。
蓝11:41:00
我现在修炼到身体快乐之前——肚子快乐
關關 11:41:35
感到快樂就好啊@@@
外地評論摘要﹕關於核電及日本福島
外地評論摘要﹕核電發展停止了？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日本地震後引發的核危機，全球關注，國際能源業發展、災後重建與世界經濟局勢，都是關注焦點。英國《金融時報》3月15日評論版文章作者：Nick Butler〔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王政策研究所主席（King's Policy Institute, King's College London）〕什麼會逗上帝發笑？當人類說他們已做好計劃。這句話會成為全球核電業的座右銘，當公眾開始接受核電時，這宗一發不可收拾的意外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核電的風險。核電業界當然有計劃，全世界已有接近400個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大部分為了應付亞洲日漸增加的電力需求，當中也有16個在美國、11個在歐洲。瑞典人已扭轉對核電的敵視，業界希望德國人會重新審視核電，但希望粉粹了，因為福島核電廠發生的事故，核電計劃被喝停。公眾只會看到意外由美國三哩島、前蘇聯的切爾諾貝爾到現在日本的事故，投資者很自然會三思。公眾只會看到這些意外，不會理會核電廠長期的良好安全紀錄，即使開採煤礦和勘探石油相關的意外死亡率較核電事故高得多。德、英和美國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嚴重地震威脅，即使日本的核電廠過去多年也沒有構成災難。這些事實沒有人理會了，美國和歐洲將會延遲興建新廠並提早關閉舊廠，但除非福島的意外完全不受控制，否則不會影響中國和印度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兩國都需要電力支持經濟發展。亞洲更關注地震對日本疲弱經濟的影響，短期會令日本的能源需求下降，令油價下跌。中長期影響方面，延遲核電廠興建將令天然氣發展的需求增加。與核電比較，天然氣發展安全、成本低、投資更快回本，很難想像日本又會急速發展核電，天然氣發電仍是最佳的替代選擇。中東石油供應的不穩、世界經濟再步入衰退的憂慮令國際關注，福島核災難更是雪上加霜。未來幾天的發展對核能業相當關鍵，若果福島的情惡化，國際社會將會對不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核電喪失信心。
×××××××
外地評論摘要﹕日本災難的影響有多嚴重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英國《衛報》3月16日社評
英美股市大跌，油價下跌，日股狂瀉，若要計算日本地震和海嘯後的經濟損失，我們不會有答案，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場災難究竟有多大影響。
但有些問題已浮現了，問題的答案將決定災難對日本中期經濟的影響。一些重要的基本資料，例如燃料棒的壽命仍然未公布，若無法知道燃料棒是新是舊，公眾很難判斷輻射的威脅有多大。
正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指，四個受地震影響縣的生產總值約佔日本整體的百分之六至七，但災難對經濟的影響不太可能估計，即使不考慮中長期的影響，短期肯定會引發通縮、能源及貨品的供應中斷，災難很可能令日本經濟再衰退。
短期刺激天然氣石油價格
其次看政府的政策。日本央行已向金融體系注資，首相菅直人可能會宣布一系列的重建計劃。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花了5萬億日圓，約等於國民收入的1%。
直至幾個月前被中國超前，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也是海外投資的主要來源國。日本缺乏天然資源，未來數月肯定會減少使用核能，同時需要入口更多的天然氣和石油，短期內肯定刺激天然氣和石油價格，特別是其他國家開始反省是否繼續規劃了的建立核電廠計劃。
地震對經濟影響有多大仍不明朗，但這場災難發生卻正值全球經濟疲弱復蘇的時期，這點沒有人會異議。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日本地震後引發的核危機，全球關注，國際能源業發展、災後重建與世界經濟局勢，都是關注焦點。英國《金融時報》3月15日評論版文章作者：Nick Butler〔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王政策研究所主席（King's Policy Institute, King's College London）〕什麼會逗上帝發笑？當人類說他們已做好計劃。這句話會成為全球核電業的座右銘，當公眾開始接受核電時，這宗一發不可收拾的意外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核電的風險。核電業界當然有計劃，全世界已有接近400個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大部分為了應付亞洲日漸增加的電力需求，當中也有16個在美國、11個在歐洲。瑞典人已扭轉對核電的敵視，業界希望德國人會重新審視核電，但希望粉粹了，因為福島核電廠發生的事故，核電計劃被喝停。公眾只會看到意外由美國三哩島、前蘇聯的切爾諾貝爾到現在日本的事故，投資者很自然會三思。公眾只會看到這些意外，不會理會核電廠長期的良好安全紀錄，即使開採煤礦和勘探石油相關的意外死亡率較核電事故高得多。德、英和美國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嚴重地震威脅，即使日本的核電廠過去多年也沒有構成災難。這些事實沒有人理會了，美國和歐洲將會延遲興建新廠並提早關閉舊廠，但除非福島的意外完全不受控制，否則不會影響中國和印度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兩國都需要電力支持經濟發展。亞洲更關注地震對日本疲弱經濟的影響，短期會令日本的能源需求下降，令油價下跌。中長期影響方面，延遲核電廠興建將令天然氣發展的需求增加。與核電比較，天然氣發展安全、成本低、投資更快回本，很難想像日本又會急速發展核電，天然氣發電仍是最佳的替代選擇。中東石油供應的不穩、世界經濟再步入衰退的憂慮令國際關注，福島核災難更是雪上加霜。未來幾天的發展對核能業相當關鍵，若果福島的情惡化，國際社會將會對不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核電喪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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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評論摘要﹕日本災難的影響有多嚴重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英國《衛報》3月16日社評
英美股市大跌，油價下跌，日股狂瀉，若要計算日本地震和海嘯後的經濟損失，我們不會有答案，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場災難究竟有多大影響。
但有些問題已浮現了，問題的答案將決定災難對日本中期經濟的影響。一些重要的基本資料，例如燃料棒的壽命仍然未公布，若無法知道燃料棒是新是舊，公眾很難判斷輻射的威脅有多大。
正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指，四個受地震影響縣的生產總值約佔日本整體的百分之六至七，但災難對經濟的影響不太可能估計，即使不考慮中長期的影響，短期肯定會引發通縮、能源及貨品的供應中斷，災難很可能令日本經濟再衰退。
短期刺激天然氣石油價格
其次看政府的政策。日本央行已向金融體系注資，首相菅直人可能會宣布一系列的重建計劃。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花了5萬億日圓，約等於國民收入的1%。
直至幾個月前被中國超前，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也是海外投資的主要來源國。日本缺乏天然資源，未來數月肯定會減少使用核能，同時需要入口更多的天然氣和石油，短期內肯定刺激天然氣和石油價格，特別是其他國家開始反省是否繼續規劃了的建立核電廠計劃。
地震對經濟影響有多大仍不明朗，但這場災難發生卻正值全球經濟疲弱復蘇的時期，這點沒有人會異議。
3/17/2011
發展核電宜停看聽 調整規劃趨吉避凶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日本9級地震和特大海嘯觸發的核電危機，從昨日要出動自衛隊直升機以投擲水彈方式，意圖冷卻反應堆，顯示這次核災難，日本當局已經束手無策，情使人憂慮。此際傳來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消息，就內地核電安全和發展，作出4點決定，我們認為，這次會議，會否扭轉中國核電發展的戰略部署，尚待觀察，但是在近年內地就興建核電站的大幹快上勢頭，若能夠趁日本核災難，停一停、看一看，再定行止，是理性而負責任的做法。
近年各地爭建核電站
一頭熱有大幹快上之勢
日本福島的核電站事故猝發，正值「兩會」期間，當時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記者會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會在核電發展戰略上和發展規劃上，適當汲取日本方面的教訓；他強調日本因地震而發生的核泄漏事件，不會改變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安排。
張力軍副部長回答有關問題時，日本核災難為何發生、屬於什麼性質、可如何防範等，完全空白，所以他的表態只屬制式反應，未經深思熟慮。
昨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4點決定，並無張力軍的豪言壯語，而是眼於中國核設施的安全，立即組織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另外，我們認為，會議決定的第4點最值得注意──「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製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核安全計劃批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關於立即組織對中國核設施、特別是對核電站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十分恰當而適切。就以與香港相距約50公里的大亞灣核電站為例，採用的技術與發生事故的福島核電站，同屬第二代核電站類別，而且大亞灣核電站已經投產約18年，此際做一次全面體檢，不但是回應日本核災難的安定民心舉措，實際上也有此需要。例如福島核電站主要是電動供水冷卻系統失靈，導致反應堆過熱而出事，若中國趁此機會，設計出一套優化冷卻系統，徹底消弭隱患，不但增加了安全系數，更是核電技術取得突破的契機。
全面安全之後，有關結果和應對處理，我們認為當局要公告周知，讓民知道核電站的確實情，並了解確保核電安全的措施，使民安心。關於大亞灣核電站全面安全檢查的結果，作為有份參與的本港一方，應該留意進展，並要求取得檢查報告，然後公布。核電知識和技術深奧難懂，若有事故發生，往往是謠言的溫，要使民放心、安心，盡量披露資料、增加透明度是防止恐慌的最好做法。
國務院常務會議除了眼現有核設施安全，從新華社的報道看來，「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的提法，究何所指，值得關注和討論。中國的《國家核電發展專題規劃（2005─2020年）》，訂出目標，期內要把核電佔全部電力裝機容量比重，由原有不到2%提高到4%，而在2009年，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更加碼，表示「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佔5%左右比較合適」。自從中國在能源戰略部署提高核電所佔份額之後，許多省市紛紛提出核電專案，要求興建核電站。
到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由目前908萬千瓦擴大到最少7000萬千瓦，即是增加超過6倍，這個增幅要興建多少座核電站，官方未見透露具體數字，不過，去年美國為了重新興建核電站，華裔能源部長朱棣文曾經借中國「過橋」，表示「目前全球建造的核反應堆有56座，中國有21座，6座在韓國，印度有5座」，朱棣文的數字有多真確，尚待驗證，但是核電在中國能源佈局興起後，各地一頭熱、一窩蜂地爭取核電立項，大有大幹快上之勢，卻是事實，以廣東省來說，按已知規劃，到2015年會有4座核電站投產，另外廣東陸豐核電站也在規劃中，連大亞灣核電站，未來10年，廣東會有6座核電站，數量之多，增速之快，使人關注核電站的質量。
中國新建設的核電站，雖云採用較先進的第三代技術，但是核電安全問題，宛如宗教信仰，信者恒信，不信若恒不信，事實上，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前，也被認為是安全的，加上信譽甚佳的日本管理，理應可以使人安心，但是一場意料之外的特大地震和海嘯，一切安全設施、設計卻是那容易不堪一擊，又有誰想得到？
核電站數量急增
安全人手數量不足
我們並非說中國應該叫停全部核電計劃，只是希望當局借今次日本核災難，暫時停一停、想一想。就以現行內地核電站的發展速度，是否有足夠人手管理也成問題。去年中，國際原子能機構（IEAE）也指出，「中國核安全檢查員人手不夠，現有的培訓力量跟不上核電站的發展速度」，關於核電站安全，人的因素十分重要，催谷上馬使人對管理質素憂慮，顯而易見。
核電並非只是生活成本、或是能源調配的問題，它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提供乾淨能源，但是若發生事故而不受控制，則它的遺禍卻是巨大而深遠的。中國已規劃的核電發展，只佔總體電力裝機容量4-5%，並不具決定性份額，過去30多年，中國在核電份額更少的情下，經濟照樣起飛，現在是否需要核電站遍地開花，宜重新檢視其戰略需要。總之，核電的取捨，應該超逾經濟發展，要從子孫萬代福祉的高度來體待。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明報專訊】日本9級地震和特大海嘯觸發的核電危機，從昨日要出動自衛隊直升機以投擲水彈方式，意圖冷卻反應堆，顯示這次核災難，日本當局已經束手無策，情使人憂慮。此際傳來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消息，就內地核電安全和發展，作出4點決定，我們認為，這次會議，會否扭轉中國核電發展的戰略部署，尚待觀察，但是在近年內地就興建核電站的大幹快上勢頭，若能夠趁日本核災難，停一停、看一看，再定行止，是理性而負責任的做法。
近年各地爭建核電站
一頭熱有大幹快上之勢
日本福島的核電站事故猝發，正值「兩會」期間，當時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記者會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會在核電發展戰略上和發展規劃上，適當汲取日本方面的教訓；他強調日本因地震而發生的核泄漏事件，不會改變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安排。
張力軍副部長回答有關問題時，日本核災難為何發生、屬於什麼性質、可如何防範等，完全空白，所以他的表態只屬制式反應，未經深思熟慮。
昨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4點決定，並無張力軍的豪言壯語，而是眼於中國核設施的安全，立即組織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另外，我們認為，會議決定的第4點最值得注意──「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製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核安全計劃批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關於立即組織對中國核設施、特別是對核電站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十分恰當而適切。就以與香港相距約50公里的大亞灣核電站為例，採用的技術與發生事故的福島核電站，同屬第二代核電站類別，而且大亞灣核電站已經投產約18年，此際做一次全面體檢，不但是回應日本核災難的安定民心舉措，實際上也有此需要。例如福島核電站主要是電動供水冷卻系統失靈，導致反應堆過熱而出事，若中國趁此機會，設計出一套優化冷卻系統，徹底消弭隱患，不但增加了安全系數，更是核電技術取得突破的契機。
全面安全之後，有關結果和應對處理，我們認為當局要公告周知，讓民知道核電站的確實情，並了解確保核電安全的措施，使民安心。關於大亞灣核電站全面安全檢查的結果，作為有份參與的本港一方，應該留意進展，並要求取得檢查報告，然後公布。核電知識和技術深奧難懂，若有事故發生，往往是謠言的溫，要使民放心、安心，盡量披露資料、增加透明度是防止恐慌的最好做法。
國務院常務會議除了眼現有核設施安全，從新華社的報道看來，「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的提法，究何所指，值得關注和討論。中國的《國家核電發展專題規劃（2005─2020年）》，訂出目標，期內要把核電佔全部電力裝機容量比重，由原有不到2%提高到4%，而在2009年，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更加碼，表示「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佔5%左右比較合適」。自從中國在能源戰略部署提高核電所佔份額之後，許多省市紛紛提出核電專案，要求興建核電站。
到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由目前908萬千瓦擴大到最少7000萬千瓦，即是增加超過6倍，這個增幅要興建多少座核電站，官方未見透露具體數字，不過，去年美國為了重新興建核電站，華裔能源部長朱棣文曾經借中國「過橋」，表示「目前全球建造的核反應堆有56座，中國有21座，6座在韓國，印度有5座」，朱棣文的數字有多真確，尚待驗證，但是核電在中國能源佈局興起後，各地一頭熱、一窩蜂地爭取核電立項，大有大幹快上之勢，卻是事實，以廣東省來說，按已知規劃，到2015年會有4座核電站投產，另外廣東陸豐核電站也在規劃中，連大亞灣核電站，未來10年，廣東會有6座核電站，數量之多，增速之快，使人關注核電站的質量。
中國新建設的核電站，雖云採用較先進的第三代技術，但是核電安全問題，宛如宗教信仰，信者恒信，不信若恒不信，事實上，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前，也被認為是安全的，加上信譽甚佳的日本管理，理應可以使人安心，但是一場意料之外的特大地震和海嘯，一切安全設施、設計卻是那容易不堪一擊，又有誰想得到？
核電站數量急增
安全人手數量不足
我們並非說中國應該叫停全部核電計劃，只是希望當局借今次日本核災難，暫時停一停、想一想。就以現行內地核電站的發展速度，是否有足夠人手管理也成問題。去年中，國際原子能機構（IEAE）也指出，「中國核安全檢查員人手不夠，現有的培訓力量跟不上核電站的發展速度」，關於核電站安全，人的因素十分重要，催谷上馬使人對管理質素憂慮，顯而易見。
核電並非只是生活成本、或是能源調配的問題，它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提供乾淨能源，但是若發生事故而不受控制，則它的遺禍卻是巨大而深遠的。中國已規劃的核電發展，只佔總體電力裝機容量4-5%，並不具決定性份額，過去30多年，中國在核電份額更少的情下，經濟照樣起飛，現在是否需要核電站遍地開花，宜重新檢視其戰略需要。總之，核電的取捨，應該超逾經濟發展，要從子孫萬代福祉的高度來體待。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3/1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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