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2011
4/19/2011
顧文豪：在民國
在民國﹕國叔陳少白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4/17/2011
民國的歌聲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10/2011
陳丹青:想像魯迅
Intellectual﹕想像魯迅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03/2011
張國榮脆弱的心
文章日期：2011年4月3日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3/31/2011
a link：天涯热风：海南“廖式”网论纵论天下受热捧
这是原稿：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
>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
>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李戡在北京〉之一﹕我，李戡，在北京
文章日期：2011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3/29/2011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
——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3/27/2011
韩少功。“民族主义”。中国文学。
K,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3/26/2011
赵一凡为“60后”作家作序 呼唤时代“大气写者”
中新网海口3月25日电 (记者 关向东)上世纪80年代曾在《读书》杂志开“哈佛读书札记”专栏的赵一凡，是美国哈佛大学文理院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员。他为海南女作家廖小平新书《60后也幸福》改拟书名并作序，要“为‘60后’作家略作鼓吹，以资文坛之盛”。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世紀．辛亥百年﹕街邊報檔 曲線救國
在辛亥革命的下游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24/2011
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3/23/2011
3/21/2011
探尋評論表演的邊限
由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談起 胡恩威、馬家輝對談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19/2011
一封至今得不到答复的關於核電站的採訪函件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日本福岛县核电站发生连续爆炸，核电安全备受关注。中核集团日前发布通告表示：集团所属的已经投运的秦山核电站、秦山二期、三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浙江三门、福建福清、浙江方家山、海南昌江核电等工程，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设计等）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中核集团其他核设施也均安全受控。
海南能源建设的一号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工程首期建设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可发电近90亿度。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并网发电；2号机组同年11月21日开工，计划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去年投资18个亿，今年预计投资35个亿。十二五期间，3号机组和4号机组将动工，将再增加100亿度的发电量。
中国新闻社是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之一，是国家加大国际传播力重点外宣新闻机构。中新社海南分社希望对昌江核电站工程进行一次实地采访，就以下问题请专家向海内外读者答疑解惑：
1、请项目规划设计人员详细介绍昌江核电站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如何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以及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的设计原理。
2、请项目的核电技术负责人，介绍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运行原理，特别是昌江核电站采取的二级半防辐射措施的基本原理及其可靠性。
3、了解昌江核电站附近民众安置点与核反应堆间的距离及其安全性，以及安置的人数。是否对其有关于应对核辐射方面的安全训练等。
4、请专家分析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世界安全发展核电产业的带来哪些启示。
请在合适的时间予以安排，不胜感激。
2011年3月15日
日本福岛县核电站发生连续爆炸，核电安全备受关注。中核集团日前发布通告表示：集团所属的已经投运的秦山核电站、秦山二期、三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浙江三门、福建福清、浙江方家山、海南昌江核电等工程，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设计等）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中核集团其他核设施也均安全受控。
海南能源建设的一号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工程首期建设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可发电近90亿度。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并网发电；2号机组同年11月21日开工，计划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去年投资18个亿，今年预计投资35个亿。十二五期间，3号机组和4号机组将动工，将再增加100亿度的发电量。
中国新闻社是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之一，是国家加大国际传播力重点外宣新闻机构。中新社海南分社希望对昌江核电站工程进行一次实地采访，就以下问题请专家向海内外读者答疑解惑：
1、请项目规划设计人员详细介绍昌江核电站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如何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以及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的设计原理。
2、请项目的核电技术负责人，介绍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运行原理，特别是昌江核电站采取的二级半防辐射措施的基本原理及其可靠性。
3、了解昌江核电站附近民众安置点与核反应堆间的距离及其安全性，以及安置的人数。是否对其有关于应对核辐射方面的安全训练等。
4、请专家分析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世界安全发展核电产业的带来哪些启示。
请在合适的时间予以安排，不胜感激。
2011年3月15日
在最需要科普知識的時候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對於災情，七嘴八舌，一時某國某人說「即將出現更大災難」，另一時某國某人則謂「災情基本上已受控制」，聽來頗似財經大行報告的股市預測，亦像吾輩時事評論員的政治分析，南轅北轍，聽者唯有願意選擇相信誰、便信誰。
此時此刻其實最最需要科技專家的知識貢獻，如果有人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替我們解說狀況，back to basics，回歸科學基本面，把核電廠的風險管理原則細細說明，該有多好；這等於替我們的腦袋注入水泥鋼筋，為我們的「理性倉庫」打了底，好讓我們更有能力過濾外界的各式評估預測，減低誤信流言的中招機率。
台灣在這方面終究有較像樣的表現。當香港的科技專家都失語隱形時，當中國大陸的專家都把文章寫得艱辛難懂時，幸好仍有福爾摩莎的知識分子替我們詳說解惑，他們願意寫也懂得寫，像優質老師替學生上課，因材施教，替大家的頭腦開竅。
目前網上流傳著一大堆關乎核輻射危機的科普文章，十居其九出自台灣學者之手，流暢可讀，讀後知識增進不少。例如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寫了一篇〈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說明與評析〉，具體闡述核電廠安全系統的設計特點，什麼是四重屏障（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封閉冷卻水、圍阻體），什麼是不同類型的發電機風險差異，什麼是電廠爆炸的應變基本措施，諸如此類細節皆被說得清楚明白，非常值得細讀。文章亦由日本核電談及台灣核電，座標儘管有異，卻仍可供有益於香港和內地的核能思考。
以前曾聽一位台灣出版人抱怨，他在福爾摩莎創辦科普雜誌，輕鬆地找到許多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科技人，其後來到香港籌備同類雜誌，找來找去，幾乎找不到半個，此城的土生土長的理工學者幾乎全部不懂得用文字跟世界溝通。此事平日無妨，唯獨到了緊張關頭，當我們需要科技人動筆出手時，特別覺得難堪，有幸世上仍有互聯網，香港無人，台灣有，同樣是華文，華文無邊界，那也很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對於災情，七嘴八舌，一時某國某人說「即將出現更大災難」，另一時某國某人則謂「災情基本上已受控制」，聽來頗似財經大行報告的股市預測，亦像吾輩時事評論員的政治分析，南轅北轍，聽者唯有願意選擇相信誰、便信誰。
此時此刻其實最最需要科技專家的知識貢獻，如果有人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替我們解說狀況，back to basics，回歸科學基本面，把核電廠的風險管理原則細細說明，該有多好；這等於替我們的腦袋注入水泥鋼筋，為我們的「理性倉庫」打了底，好讓我們更有能力過濾外界的各式評估預測，減低誤信流言的中招機率。
台灣在這方面終究有較像樣的表現。當香港的科技專家都失語隱形時，當中國大陸的專家都把文章寫得艱辛難懂時，幸好仍有福爾摩莎的知識分子替我們詳說解惑，他們願意寫也懂得寫，像優質老師替學生上課，因材施教，替大家的頭腦開竅。
目前網上流傳著一大堆關乎核輻射危機的科普文章，十居其九出自台灣學者之手，流暢可讀，讀後知識增進不少。例如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寫了一篇〈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說明與評析〉，具體闡述核電廠安全系統的設計特點，什麼是四重屏障（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封閉冷卻水、圍阻體），什麼是不同類型的發電機風險差異，什麼是電廠爆炸的應變基本措施，諸如此類細節皆被說得清楚明白，非常值得細讀。文章亦由日本核電談及台灣核電，座標儘管有異，卻仍可供有益於香港和內地的核能思考。
以前曾聽一位台灣出版人抱怨，他在福爾摩莎創辦科普雜誌，輕鬆地找到許多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科技人，其後來到香港籌備同類雜誌，找來找去，幾乎找不到半個，此城的土生土長的理工學者幾乎全部不懂得用文字跟世界溝通。此事平日無妨，唯獨到了緊張關頭，當我們需要科技人動筆出手時，特別覺得難堪，有幸世上仍有互聯網，香港無人，台灣有，同樣是華文，華文無邊界，那也很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