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4日电 题：妻子眼中的世行副行长林毅夫
中新社记者 林国瑞
“毅夫在世行这一年半的表现，让我很钦佩！”谈起丈夫林毅夫，陈云英双眸发光，满脸骄傲，甚至显得有一些“小女人”。她说：“并不是我显得特别，所有的妻子都仰慕自己的丈夫，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近年的“两会”上，作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和夫人陈云英，都是媒体关注的人大代表夫妻档。今年“两会”，林毅夫再次因工作原因告假，作为妻子的陈云英仍然是记者追逐的目标。
4日下午，陈云英接受中新社等媒体记者关于林毅夫在世行情况的专访。她说：“世行副行长是2007年10月出缺，毅夫是2008年6月才到任的，可以想象这8个月里，毅夫办公桌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堆积如山，我们有着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从2008年8月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事件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整个世界好像给人‘兵荒马乱’的感觉。毅夫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毅夫沉稳、冷静，善于思考。”陈云英如是评价自己的丈夫。她说，面对金融危机，林毅夫凭着深厚的经济学功底，理出头绪，作出一个比较悲观的分析。当时世行很多人认为危机只会延续1至2年，林毅夫没有轻易乐观，否认了这种看法，认为危机影响将要延续很久才能消除。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有利于世界各国作出正确的应对决策。
陈云英说，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毅夫没有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他常把‘中国经验’挂嘴边，向世行同事推介。同时走访了多个非洲国家、一些太平洋岛国，主动介绍中国的成绩，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制定计划，重新回到世行的支持项目中来。这得益于他个人的能力和修养。”
陈云英说，“毅夫提出了新结构主义，强调政府与市场对经济发展都很重要。”西方推崇的凯恩思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要政府的介入。
“世行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毅夫是60年来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获得认可是很难的。但我看到，如今毅夫团结了一大群经济学家，他们乐意与他合作。”
正是因为林毅夫在世行的工作日渐顺利，陈云英才能留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现在毅夫已不需要我24小时陪伴配合了。”而在此前，她还曾戏称自己一个人身兼六职：“妻子、保姆、司机、听众、秘书，还有陪着林老师散步的‘小狗’”。
“我说毅夫，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毅夫，现代社会讲究‘文责自负’。”采访结束时，陈云英不忘幽默地补上这一句。
3/04/2010
馬家輝：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 ／
馬家輝
——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去年3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
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
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之口， 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月16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馬家輝
——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去年3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
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
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之口， 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月16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中環的老茶樓
世紀．歲月神偷﹕舊人，舊樓，舊味。
——記中環的老茶樓
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中環的老茶樓絕對是香港一景，在嘈雜中安之若素，擠在時尚和前衛裏，「老」得踏實。
嘈雜擠鬧的中環皇后大道上，各色人等，摩肩接踵，互不相干，腳下各踩各的節奏，四向八方的奔。這廂，香奈兒門前大步流星閃過西裝革履黃頭髮、藍眼睛的白領；那廂，黑壓壓地攢動幾簇大陸客，大包小包，神色遊移，不時從巷子裏飄來幾句﹕「哎，大陸兩萬，這兒一萬二」。中環不乏設計新奇、詭異的建築，各大時尚品牌使盡渾身解數，把自己弄得光怪陸離。結果，皇后大道上爭奇鬥豔，人們眼花撩亂，視覺疲勞，一切都模糊了。猛然間出現個牆壁褪色、門口台階上浸陳年油漬的老茶樓，人們反而眼前一亮。老茶樓不整容，不化妝，穿著打扮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初。走進門，依然吵鬧，卻換了時空。兩鬢斑白的阿婆推點心車，抑揚頓挫地數唱車上的點心，擠在桌與桌之間，一步一步地飄。阿叔提碩大的鋁水壺，客人還沒坐穩，已然重鋪了桌布，擺好了筷碗茶碟。再看看茶客，短衣衫，小口呷香片，小籠品點心，前句話國家大事，後句話家長里短。
時空倒錯的感覺
說老茶樓「老」，絕不僅僅是說它的樓年代久遠。初到澳門，讓人扎眼的除了一個連一個超大賭場，走到哪裏，老房子一個接一個，不免嘖嘖稱讚澳門保護古蹟的工夫。澳門的風格與香港迥然不同，巷子寬敞，亮堂。街上一片奶黃、淡粉和柔綠，空氣中飽和地中海的融融愜意。隨便路過一個房子，都可能有百年的歷史。不同於香港，澳門商業區的世界名品店是鑲嵌在這些百年老樓裏的。一眼看去，房子還是房子，玻璃上卻掛各種品牌，室內裝修更是豪華，亮麗時髦的服務生隨時準備好了現成的微笑，貢獻給你。在澳門，建築的歷史只剩下了一張皮，被貼在外邊，皮上只有象徵，土陶瓶裏裝洋酒。回到中環的老茶樓，真正讓人產生時空倒錯的感覺是它的全部。一個古老的魂靈一直活到現代。從荒村直到今天，過了五十年，一百年，周遭似水流年，流轉無數生靈。如今，被繁華似錦簇擁，它依然是它。樓，樓裏的茶，伴茶的茶點，端茶和點心川流不息的人，一切都是舊的，舊得像一隻被不同的茶水浸泡了百年的紫砂壺，泡一壺清水，也有久遠的茶香。
茶，還是那一壺
茶樓的茶點足可以填飽肚子，而茶樓始終叫「茶」樓，不是飯館。這倒不是說茶樓裏的茶有多高檔。老茶樓裏的茶恰恰是最普通、最家常的貨色。好品茶的雅客，會覺得茶樓裏的根本不能算是茶。但是，在這裏，沒人嫌棄茶樓裏的茶，茶點換了十幾道，茶，還是那一壺。第一道洗碗碟，從清爽的第二道，到最濃的第三道、第四道，一直喝到沒了顏色，依舊品的意味悠長。悠閒的阿公阿婆們，這一壺茶，一喝就是一上午，聊天也好，吃茶點也罷，喝茶是不能略過的，而且從頭喝到尾。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把吃早茶稱為「飲茶」。吃飯可以狼吞虎嚥，飲茶卻不能。再普通的茶，再劣質的茶具，都要小口呷，急不得。配合飲茶的節奏，茶點也自然要慢慢嘗來。這樣飲一次茶，少說也要兩個小時，沒得閒工夫是不行的。飲茶，是嶺南人沉澱了幾百年的生活，幾百年的悠閒自得。
霸王鴨慢工出細活
飲茶的循老調子，開茶樓的更是嚴守老規矩。有名的老茶樓，牆上都掛手寫菜牌。但凡上牌的菜，都是功夫菜，要現備料，小火慢，所以必須提前預訂。當天的急客，無論如何都沒得吃。中環蓮香樓是百年老茶樓，有道上牌菜叫「霸王鴨」。紅彤彤的鴨膛裏塞滿了蓮子、薏米、紅棗等滋補食材，文火慢慢熬，慢工出細活。很多現代的餐廳，都把這種大菜提前成鍋煲好，鴨子也是現成的，哪個點了，往鴨膛裏一塞，就上桌了。這種中餐速食式做法，也許品相上看不出來，照樣能排出漂亮的照片，登上飯店的菜牌，但是味道就和現做的就是天上地下了。到香港的遊客，更多的是為了品嘗異域佳肴，不會在意很多細節，看不出，也吃不出就裏。老茶樓上牌的菜掛在牆上，除了菜名，還有菜價。這報菜價的方式，除了香港本地人，能看懂的人還真不多。仔細問了店員，才知道這是一種特殊的記數方式。這種記數方式寫起來像漢字，是個方塊，上半部分是數位，下半部分是單位，表示十元，或者百元。當我們大驚小怪地問來問去，還以為是韓文時，阿叔笑說﹕「這是中國字啊。很久很久以前，人們就用這種數字記帳。」
生活慣性的一部分
坐在中環的老茶樓，失神地喝茶，望門外的喧囂，心中不免有點頹唐。這裏，高高的房頂上懸寬葉大吊扇，推點心車的阿婆可以做我的奶奶，點菜的阿叔都在五十歲上下。坐在這裏吃茶點，覺得老茶樓既真實又虛幻。它像個古董，看不到曾經年輕的痕。現在的年輕人都把「中環價值」等同於紙醉金迷。老茶樓的形象好像已經同年輕一代所追求的「價值」格格不入了。它只是人們的一種習慣，是生活慣性的一部分。有一天，如果阿婆推不動車了，阿叔提不動大茶壺了，整天泡在裏面的老茶客也上不來樓了，老茶樓，該會是什麼樣子呢？
明日預告：我不是山區老師／文‧戴明德
[文 張楠迪揚 編輯：黃敬安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記中環的老茶樓
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中環的老茶樓絕對是香港一景，在嘈雜中安之若素，擠在時尚和前衛裏，「老」得踏實。
嘈雜擠鬧的中環皇后大道上，各色人等，摩肩接踵，互不相干，腳下各踩各的節奏，四向八方的奔。這廂，香奈兒門前大步流星閃過西裝革履黃頭髮、藍眼睛的白領；那廂，黑壓壓地攢動幾簇大陸客，大包小包，神色遊移，不時從巷子裏飄來幾句﹕「哎，大陸兩萬，這兒一萬二」。中環不乏設計新奇、詭異的建築，各大時尚品牌使盡渾身解數，把自己弄得光怪陸離。結果，皇后大道上爭奇鬥豔，人們眼花撩亂，視覺疲勞，一切都模糊了。猛然間出現個牆壁褪色、門口台階上浸陳年油漬的老茶樓，人們反而眼前一亮。老茶樓不整容，不化妝，穿著打扮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初。走進門，依然吵鬧，卻換了時空。兩鬢斑白的阿婆推點心車，抑揚頓挫地數唱車上的點心，擠在桌與桌之間，一步一步地飄。阿叔提碩大的鋁水壺，客人還沒坐穩，已然重鋪了桌布，擺好了筷碗茶碟。再看看茶客，短衣衫，小口呷香片，小籠品點心，前句話國家大事，後句話家長里短。
時空倒錯的感覺
說老茶樓「老」，絕不僅僅是說它的樓年代久遠。初到澳門，讓人扎眼的除了一個連一個超大賭場，走到哪裏，老房子一個接一個，不免嘖嘖稱讚澳門保護古蹟的工夫。澳門的風格與香港迥然不同，巷子寬敞，亮堂。街上一片奶黃、淡粉和柔綠，空氣中飽和地中海的融融愜意。隨便路過一個房子，都可能有百年的歷史。不同於香港，澳門商業區的世界名品店是鑲嵌在這些百年老樓裏的。一眼看去，房子還是房子，玻璃上卻掛各種品牌，室內裝修更是豪華，亮麗時髦的服務生隨時準備好了現成的微笑，貢獻給你。在澳門，建築的歷史只剩下了一張皮，被貼在外邊，皮上只有象徵，土陶瓶裏裝洋酒。回到中環的老茶樓，真正讓人產生時空倒錯的感覺是它的全部。一個古老的魂靈一直活到現代。從荒村直到今天，過了五十年，一百年，周遭似水流年，流轉無數生靈。如今，被繁華似錦簇擁，它依然是它。樓，樓裏的茶，伴茶的茶點，端茶和點心川流不息的人，一切都是舊的，舊得像一隻被不同的茶水浸泡了百年的紫砂壺，泡一壺清水，也有久遠的茶香。
茶，還是那一壺
茶樓的茶點足可以填飽肚子，而茶樓始終叫「茶」樓，不是飯館。這倒不是說茶樓裏的茶有多高檔。老茶樓裏的茶恰恰是最普通、最家常的貨色。好品茶的雅客，會覺得茶樓裏的根本不能算是茶。但是，在這裏，沒人嫌棄茶樓裏的茶，茶點換了十幾道，茶，還是那一壺。第一道洗碗碟，從清爽的第二道，到最濃的第三道、第四道，一直喝到沒了顏色，依舊品的意味悠長。悠閒的阿公阿婆們，這一壺茶，一喝就是一上午，聊天也好，吃茶點也罷，喝茶是不能略過的，而且從頭喝到尾。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把吃早茶稱為「飲茶」。吃飯可以狼吞虎嚥，飲茶卻不能。再普通的茶，再劣質的茶具，都要小口呷，急不得。配合飲茶的節奏，茶點也自然要慢慢嘗來。這樣飲一次茶，少說也要兩個小時，沒得閒工夫是不行的。飲茶，是嶺南人沉澱了幾百年的生活，幾百年的悠閒自得。
霸王鴨慢工出細活
飲茶的循老調子，開茶樓的更是嚴守老規矩。有名的老茶樓，牆上都掛手寫菜牌。但凡上牌的菜，都是功夫菜，要現備料，小火慢，所以必須提前預訂。當天的急客，無論如何都沒得吃。中環蓮香樓是百年老茶樓，有道上牌菜叫「霸王鴨」。紅彤彤的鴨膛裏塞滿了蓮子、薏米、紅棗等滋補食材，文火慢慢熬，慢工出細活。很多現代的餐廳，都把這種大菜提前成鍋煲好，鴨子也是現成的，哪個點了，往鴨膛裏一塞，就上桌了。這種中餐速食式做法，也許品相上看不出來，照樣能排出漂亮的照片，登上飯店的菜牌，但是味道就和現做的就是天上地下了。到香港的遊客，更多的是為了品嘗異域佳肴，不會在意很多細節，看不出，也吃不出就裏。老茶樓上牌的菜掛在牆上，除了菜名，還有菜價。這報菜價的方式，除了香港本地人，能看懂的人還真不多。仔細問了店員，才知道這是一種特殊的記數方式。這種記數方式寫起來像漢字，是個方塊，上半部分是數位，下半部分是單位，表示十元，或者百元。當我們大驚小怪地問來問去，還以為是韓文時，阿叔笑說﹕「這是中國字啊。很久很久以前，人們就用這種數字記帳。」
生活慣性的一部分
坐在中環的老茶樓，失神地喝茶，望門外的喧囂，心中不免有點頹唐。這裏，高高的房頂上懸寬葉大吊扇，推點心車的阿婆可以做我的奶奶，點菜的阿叔都在五十歲上下。坐在這裏吃茶點，覺得老茶樓既真實又虛幻。它像個古董，看不到曾經年輕的痕。現在的年輕人都把「中環價值」等同於紙醉金迷。老茶樓的形象好像已經同年輕一代所追求的「價值」格格不入了。它只是人們的一種習慣，是生活慣性的一部分。有一天，如果阿婆推不動車了，阿叔提不動大茶壺了，整天泡在裏面的老茶客也上不來樓了，老茶樓，該會是什麼樣子呢？
明日預告：我不是山區老師／文‧戴明德
[文 張楠迪揚 編輯：黃敬安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03/2010
台灣電影新魅力叫好叫座
台灣電影新魅力叫好叫座 ．張殿文
《艋舺》新春突破台灣華語影史票房紀錄、《一頁台北》獲得柏林影展最佳亞洲電影獎，台灣電影產業一改過往市場操作模式，上映和參展已同步推進。隨著台灣電影獲得國際肯定，台北已是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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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電影《艋舺》導演紐承澤和製片李烈二月十一日抵達柏林影展參加「電影大觀特別放映」單元時，風光走在紅地毯上「面子」背後已有「裏子」：二月五日《艋舺》上片第一個週末(二月五日至七日)台北市票房三天就創下二千六百三十六萬台幣（約合八十二萬美元），是台灣華語影史票房新紀錄，勝過近年來最佳的三部《十月圍城》的一千一百六十二萬台幣、《投名狀》的二千零七十萬台幣、與《色戒》的二千五百八十四萬台幣的一個週末紀錄，第一週的票房更達到七千五百萬台幣。
而由美籍華裔導演陳駿霖所執導、德國名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合作監製的《一頁台北》，則是從「青年導演論壇」（Forum）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亞洲電影獎，這是柏林影展的獨立獎項，由「亞洲電影促進會」（NETPAC）的三位影評人從Forum單元放映的十二部亞洲電影當中挑選而出，代表新一代華語導演的堅實能力。
本土市場是後盾
過去台灣電影產業最擅長的市場操作模式之一，就是以藝術片內涵先在「國際影展」獲得肯定，造成非看不可、世界接軌的氣勢再回攻「本地市場」。不過，從今年上市的《艋舺》開始，上映時間和參加國際影展已同步推進，《艋舺》還早柏林影展六日上映。
台北市萬華區被早一輩台北人稱「艋舺」，在平埔族的語言裏面，是「小船」的意思，也被導演紐承澤做為他電影的片名，這條「小船」也以八零年代為背景，衝上台灣電影繼《海角七號》之後的又一新浪頭。
被外界稱為「青春史詩」的動作片《艋舺》，故事一開始是由蚊子(趙又廷飾)轉學第一天，午餐飯盒那隻雞腿就被一名壞學生搶走了，蚊子不知哪來的勇氣，搶回了那根雞腿，一場從校門口到河堤的追逐戰就此展開，也被同校「太子幫四人」發現蚊子有如泥鰍般閃躲遁逃的身手，決定收他入幫，隔天太子幫的老大之一志龍(鳳小岳飾)就領軍找來蚊子，在學校頂樓，將追打欺負他的學生「獻祭」給蚊子，讓他報仇。「今天你不弄死他們，有一天你就會被他們弄死！」太子幫中的「和尚」(阮經天飾)、「白猴」(蔡昌憲飾)一句一句充滿了血性的對白：「我只聽過義氣，沒聽過意義啦！」也讓男主角上癮、成為黑道的一員。
而當時的艋舺，角頭多到數不清，其中又牽涉到很多的利益糾葛，這個看起來相當興盛的地方，就要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衝擊！背景是台灣馬上就要解嚴，經濟也逐漸在起飛，外省幫派開始在崛起，劇情介紹形容：「艋舺」這艘小船，馬上就要經歷「大浪來襲」，整個艋舺黑道因此產生劇烈搖晃，太子幫五人的「義氣」也開始衝擊，他們捲入大人世界的陰謀浪濤中，不知命運會帶他們去哪裏。
周杰倫讓出創意
這部電影要講的不只是一個黑道義氣，而是活過那個年代的人共有的青春記憶，導演鈕承澤想藉由這部電影，對自己的荒唐青春有交代：或許是跨入成年前的最後一年，十七歲，通常是一生中最敢夢敢想、敢荒唐也敢熱血的一年，紐承澤感性的表示：「粗俗點的說，十七歲，往往是人一生中最『有種』的一年！」
有趣的是，《艋舺》一開始的投資人是周杰倫，根據紐承澤回憶，有一天晚上大概十點多，周杰倫打電話告訴「豆導」：「我有一個構想，就是要拍一部古早年代的故事，片名叫《艋舺》，我來演，你來導！你覺得可不可行？」
紐承澤沒有立刻回應周董的提案，只表示「要想一下」。但是在深夜的東區街頭，一幕幕的故事、場景，開始在腦海裏奔騰，於是豆導決定可以開始實行這個計劃，
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之後，周杰倫投資了最初的五百萬台幣，劇本完成了，就在開拍之前，周董卻退出了這個計劃，或許是「黑道故事」讓人卻步，直到香港藝人曾志偉來台灣尋找新案子，豆導把《艋舺》的劇本拿給他看，他一看完相當喜歡，紐承澤回憶他馬上用那招牌的「高八度」音調，稱讚著這個故事簡直就是年輕版的《英雄本色》！二零零九年金鐘獎的時候，紐承澤走到場外抽菸，遇到了也在抽菸的名演員兼製片人李烈，聊到《艋舺》開拍的事情，和豆導私交甚篤的李烈立刻答應參與，也就這樣成為這部電影的監製。
當《艋舺》主要成員從柏林影展返台時，拍攝成本約七千萬元的《艋舺》，另有一千萬元做行銷，拜農曆春節九天持續發威，票房達二點五億台幣，新聞局補助金加票房回收，媒體初估已淨賺九千五百萬台幣。
而陳駿霖執導的《一頁台北》，在柏林放映共六場，場場爆滿，映後座談都留下來不忍離去，外國觀眾被幽默劇情吸引不斷大笑，更好奇的問道：「台北真的這麼有趣？」
三年前代表台灣在柏林影展拿下最佳短片銀熊獎的陳駿霖，《一頁台北》是他所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故事是發生在台北的浪漫愛情喜劇，男主角在被到巴黎唸書女朋友拋棄之後，每天到書店學法文，想辦法要去巴黎，離開台灣的前一晚，男女主角從誠品書店相遇，如同《一頁台北》旁白：「聽說巴黎是一個戀愛城市，我在想，台北呢？」電影中的背景，是台北人習以為常的夜市、巷弄、天橋每天必搭的捷運。
光是選角過程就歷經半年，導演陳駿霖希望每位角色都能代表台北不同的面貌，面試了數百位電影及電視演員、偶像歌手、戲劇系學生及街頭素人，而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更全力協拍《一頁台北》，曾協調台北市捷運特別於夜間開放，讓劇組進入拍攝，包括一場男女主角躲避警察追蹤的戲，更動員五百名臨時演員湧入捷運站，但隨著《一頁台北》獲得國際肯定，台北市已是最大贏家。
台北已經與十五個國家跨國合作拍攝二十五部電影，包括《艋舺》得到台北市的全力配合、《一頁台北》也獲得台北市一百五十萬元台幣補助，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本地市場如果終究能支持本土化的題材，其實會讓本地的產品更有「國際競爭力」。 ■
《艋舺》新春突破台灣華語影史票房紀錄、《一頁台北》獲得柏林影展最佳亞洲電影獎，台灣電影產業一改過往市場操作模式，上映和參展已同步推進。隨著台灣電影獲得國際肯定，台北已是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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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電影《艋舺》導演紐承澤和製片李烈二月十一日抵達柏林影展參加「電影大觀特別放映」單元時，風光走在紅地毯上「面子」背後已有「裏子」：二月五日《艋舺》上片第一個週末(二月五日至七日)台北市票房三天就創下二千六百三十六萬台幣（約合八十二萬美元），是台灣華語影史票房新紀錄，勝過近年來最佳的三部《十月圍城》的一千一百六十二萬台幣、《投名狀》的二千零七十萬台幣、與《色戒》的二千五百八十四萬台幣的一個週末紀錄，第一週的票房更達到七千五百萬台幣。
而由美籍華裔導演陳駿霖所執導、德國名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合作監製的《一頁台北》，則是從「青年導演論壇」（Forum）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亞洲電影獎，這是柏林影展的獨立獎項，由「亞洲電影促進會」（NETPAC）的三位影評人從Forum單元放映的十二部亞洲電影當中挑選而出，代表新一代華語導演的堅實能力。
本土市場是後盾
過去台灣電影產業最擅長的市場操作模式之一，就是以藝術片內涵先在「國際影展」獲得肯定，造成非看不可、世界接軌的氣勢再回攻「本地市場」。不過，從今年上市的《艋舺》開始，上映時間和參加國際影展已同步推進，《艋舺》還早柏林影展六日上映。
台北市萬華區被早一輩台北人稱「艋舺」，在平埔族的語言裏面，是「小船」的意思，也被導演紐承澤做為他電影的片名，這條「小船」也以八零年代為背景，衝上台灣電影繼《海角七號》之後的又一新浪頭。
被外界稱為「青春史詩」的動作片《艋舺》，故事一開始是由蚊子(趙又廷飾)轉學第一天，午餐飯盒那隻雞腿就被一名壞學生搶走了，蚊子不知哪來的勇氣，搶回了那根雞腿，一場從校門口到河堤的追逐戰就此展開，也被同校「太子幫四人」發現蚊子有如泥鰍般閃躲遁逃的身手，決定收他入幫，隔天太子幫的老大之一志龍(鳳小岳飾)就領軍找來蚊子，在學校頂樓，將追打欺負他的學生「獻祭」給蚊子，讓他報仇。「今天你不弄死他們，有一天你就會被他們弄死！」太子幫中的「和尚」(阮經天飾)、「白猴」(蔡昌憲飾)一句一句充滿了血性的對白：「我只聽過義氣，沒聽過意義啦！」也讓男主角上癮、成為黑道的一員。
而當時的艋舺，角頭多到數不清，其中又牽涉到很多的利益糾葛，這個看起來相當興盛的地方，就要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衝擊！背景是台灣馬上就要解嚴，經濟也逐漸在起飛，外省幫派開始在崛起，劇情介紹形容：「艋舺」這艘小船，馬上就要經歷「大浪來襲」，整個艋舺黑道因此產生劇烈搖晃，太子幫五人的「義氣」也開始衝擊，他們捲入大人世界的陰謀浪濤中，不知命運會帶他們去哪裏。
周杰倫讓出創意
這部電影要講的不只是一個黑道義氣，而是活過那個年代的人共有的青春記憶，導演鈕承澤想藉由這部電影，對自己的荒唐青春有交代：或許是跨入成年前的最後一年，十七歲，通常是一生中最敢夢敢想、敢荒唐也敢熱血的一年，紐承澤感性的表示：「粗俗點的說，十七歲，往往是人一生中最『有種』的一年！」
有趣的是，《艋舺》一開始的投資人是周杰倫，根據紐承澤回憶，有一天晚上大概十點多，周杰倫打電話告訴「豆導」：「我有一個構想，就是要拍一部古早年代的故事，片名叫《艋舺》，我來演，你來導！你覺得可不可行？」
紐承澤沒有立刻回應周董的提案，只表示「要想一下」。但是在深夜的東區街頭，一幕幕的故事、場景，開始在腦海裏奔騰，於是豆導決定可以開始實行這個計劃，
在緊鑼密鼓的籌備之後，周杰倫投資了最初的五百萬台幣，劇本完成了，就在開拍之前，周董卻退出了這個計劃，或許是「黑道故事」讓人卻步，直到香港藝人曾志偉來台灣尋找新案子，豆導把《艋舺》的劇本拿給他看，他一看完相當喜歡，紐承澤回憶他馬上用那招牌的「高八度」音調，稱讚著這個故事簡直就是年輕版的《英雄本色》！二零零九年金鐘獎的時候，紐承澤走到場外抽菸，遇到了也在抽菸的名演員兼製片人李烈，聊到《艋舺》開拍的事情，和豆導私交甚篤的李烈立刻答應參與，也就這樣成為這部電影的監製。
當《艋舺》主要成員從柏林影展返台時，拍攝成本約七千萬元的《艋舺》，另有一千萬元做行銷，拜農曆春節九天持續發威，票房達二點五億台幣，新聞局補助金加票房回收，媒體初估已淨賺九千五百萬台幣。
而陳駿霖執導的《一頁台北》，在柏林放映共六場，場場爆滿，映後座談都留下來不忍離去，外國觀眾被幽默劇情吸引不斷大笑，更好奇的問道：「台北真的這麼有趣？」
三年前代表台灣在柏林影展拿下最佳短片銀熊獎的陳駿霖，《一頁台北》是他所執導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故事是發生在台北的浪漫愛情喜劇，男主角在被到巴黎唸書女朋友拋棄之後，每天到書店學法文，想辦法要去巴黎，離開台灣的前一晚，男女主角從誠品書店相遇，如同《一頁台北》旁白：「聽說巴黎是一個戀愛城市，我在想，台北呢？」電影中的背景，是台北人習以為常的夜市、巷弄、天橋每天必搭的捷運。
光是選角過程就歷經半年，導演陳駿霖希望每位角色都能代表台北不同的面貌，面試了數百位電影及電視演員、偶像歌手、戲劇系學生及街頭素人，而台北市電影委員會更全力協拍《一頁台北》，曾協調台北市捷運特別於夜間開放，讓劇組進入拍攝，包括一場男女主角躲避警察追蹤的戲，更動員五百名臨時演員湧入捷運站，但隨著《一頁台北》獲得國際肯定，台北市已是最大贏家。
台北已經與十五個國家跨國合作拍攝二十五部電影，包括《艋舺》得到台北市的全力配合、《一頁台北》也獲得台北市一百五十萬元台幣補助，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本地市場如果終究能支持本土化的題材，其實會讓本地的產品更有「國際競爭力」。 ■
歲月神偷偷回被偷走的香港價值
歲月神偷偷回被偷走的香港價值
亚洲周刊二十四卷 九期 (2010-03-07)
葉堅耀、謝曉陽
導演羅啟銳的自傳式劇本、展現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的電影《歲月神偷》，獲得柏林影展水晶熊獎。影片圍繞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展現社會史及政治史切片，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為香港尋回被偷走的人文價值，也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超越港產片多年來陷入功夫搞笑鬼怪及歷史大片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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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歲月神偷》根據編劇兼導演羅啟銳百分之九十自身經歷改編，其實，也是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社會史、政治史。羅的知己伴侶張婉婷出任監製。
電影從位於九龍深水小街上的羅記皮鞋的家庭故事展開，描述鞋匠一家四口如何享受順境和樂觀面對逆境。電影中，羅記皮鞋的老闆、即羅父（任達華飾）每天辛勤工作，是一個外酷內熱、不懂表達情感的六十年代父親，而母親（吳君如飾）則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長子羅進一（李治廷飾）資質聰穎，在著名的拔萃男書院（DBS）就讀，是田徑跨欄好手；幼子羅進二（鍾紹圖飾）頑皮，對世間事物充滿好奇。一家四口住在鞋店閣樓，過著簡樸生活。店舖是僭建（違章）的，要定期交保護費，每逢中秋，就算家裏的月餅不夠，也要送一盒「雙黃蓮蓉月」給洋人警察。羅氏家庭的生存艱困，本身已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社會史記載。六十年代，廉政公署還沒成立，香港貪污成風，警隊到處收保護費，就連醫院護士，病人家屬給紅包也是少不了的。在電影裏，當哥哥羅進一因患上血癌住院，護士嫌他母親給紅包給得少，抽血時也狠狠的一針插下去。而最後為了輸血，更要趕去當鋪典當。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已然消失。
跟羅記皮鞋在同一條巷子的，還有一家由上海人經營的縫衣店，也是非常具有時代象徵意義。二次大戰後，大量難民南逃，其中不少是上海人，他們擅長縫衣理髮，一九六零年的電影《南北和》，正是講述當時一名南來上海裁縫師傅和本地裁縫的故事。《歲月神偷》裏的上海人（谷德昭飾）雖然講一口上海話，和鄰居的南方街坊卻能融洽相處，共同分享好菜。這種已逐漸消失的街坊人情味，在電影裏重現。
電影也細膩描述了當時貧富之間的差異。當哥哥帶著一條熱帶魚去送給住在山頂的中學女朋友時，赫然發現，原來女友住在一個上萬呎的豪華別墅，後門比一般家庭的正門還要大，而她家裏的魚缸，更大得讓他看瞪了眼。這有點像青蛙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
《歲月神偷》除了是一部社會史，也是一部政治史，透過電影，人們發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既遠且近。在殖民統治之下，當時香港的年輕人流行聽西洋歌曲，比如Monkees的 ‘I wanna be free’就幾乎貫穿整部電影，來反映當時年輕人的心態。同時，儘管當時中國大陸正值火紅的文革年代，但香港和北京人民的往來也沒有中斷。當哥哥證實患上血癌後，母親便和弟弟跟他到北京看病，透過醫院的窗戶，兄弟倆看到一個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身軀抬至，電影裏雖然沒有說白，但這具血肉身軀暗示多少的歷史血債。
《歲月神偷》是一次細緻的港人對生命、生活的回望，這種回望，透過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感染了柏林的年輕評審。柏林影展的「新世代」競賽單元，專為兒童及青少年觀眾而設，分成「十四歲以上」以及「十四及十四歲以下」兩組，旨在透過電影提升年輕一代對文化的關注，評審亦由青少年擔任。《歲月神偷》是首部獲水晶熊獎的香港電影。
飾演男主角的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我小時候也很窮，也經常被爸爸打，在拍電影的過程裏，這些記憶不斷湧現，讓我回到那個場景，對投入角色有幫助之外，也是一次對生命的回望。」
羅啟銳表示，《歲》在柏林影展放映後，觀眾都熱烈鼓掌，片中的香港情懷，是一種放諸四海的感情，外國觀眾同樣有共鳴，因為戰後的歐洲也經歷過百廢待興的艱苦歲月，電影提供了一個新鮮的時代背景，但內裏闡述的感情，他們完全能明白，也提供了一個讓觀眾反思的空間：為何現代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羅啟銳看見柏林影展電影完場時，西方父母親都緊緊摟著兒女，相信大家都從羅家的故事，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羅啟銳說，近年香港社會上充斥了負能量，「八十後」面對困難，感到迷惘，或者只懂得抱怨，令他回想六十年代時，面對的困難更多，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像電影中的母親常說「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般，樂觀地走過去，他希望香港人能從電影中汲取長輩的教誨和克服困難的精神。「鞋字半邊『難』，亦有半邊『佳』」一直是羅父羅母樂觀處世之道，他亦希望下一代能擺脫貧窮，只要升中試成績好，也可以入讀香港名校拔萃男書院，學好英語，冀望有朝一日出頭天。
任達華說，演繹這個角色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尋找六十年代人物的心態。他和羅啟銳雖然有相似的成長背景，但要捕捉羅父的神韻，始終要透過不斷和導演傾談，「我時常和導演一起吃早餐，引導他回憶父親的生活點滴。我用了兩個星期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造鞋，觀察他的細節，例如他總是彎著腰工作，所以鏡頭很著重拍我的背影。拍攝時我會把雙手塗滿膠水，不斷磨擦，令它看起來粗糙，希望能從生活中感受這個角色。」飾演羅母的演員吳君如也表示，《歲月神偷》的劇本令她非常感動，寫得很用心，「連一條魚也有細緻的形容」，電影令人重拾「被遺忘了的價值」。
回歸港產片五十年代傳統
這其實也是港產片在五六十年代的特色之一。一九五三年的《千萬人家》、一九六零年的《可憐天下父母心》、一九六四年的《香港屋簷下》等等當時被稱作社會劇的電影，將當時社會百態、老百姓的生活艱困帶到觀眾眼前。像《香港屋簷下》，就是揭露當時社會「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銀行擠兌時小市民的恐慌和大老闆的計算形成強大張力，又跟一九六四、六五年香港銀行的擠兌風潮產生巨大的戲裏戲外的呼應。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半邊人》也讓人難忘。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些以人情味和生活態度去感動觀眾的香港電影，除了陳果《細路祥》、二零零六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的《父子》，以及去年在香港金像獎連奪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獎項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之外，絕無僅有，而登上國際知名影展的，就只有《歲月神偷》。不用槍擊，沒有神功，《歲月神偷》只是訴說了一個發生在香港基層家庭的故事。
事實上，打從羅啟銳在紐約念完電影回香港的時候，描述人情味小生活的電影題材就不是主流，在七、八十年代，「港產片」是香港重要的文化產業，港片憑靈活創意，廣受東南亞市場歡迎，更有「東方好萊塢」美譽。
然而，港產片在八十年代的輝煌時期，大家爭相開拍同類題材，包括搞笑片、恐怖片等，僱用同一批有助賣埠的當紅演員，直接讓演員身價急升。九十年代末，大陸電影冒起、盜版碟猖獗，在盈利下降的情況下，大片廠如嘉禾及新藝城等淡出電影製作市場，香港電影一瀉千里，觀眾流失，市場收縮，缺乏重要投資者，港產片進入寒冬。
九七回歸後，京港關係越來越密切，港片陸續試探進軍大陸，自從二零零三年香港與大陸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CEPA)後，香港電影可正式以合拍方式進入大陸市場，為萎靡不振的港片注入強心針。
大勢所趨，中港合拍片成為主流，直接面對大陸觀眾，香港也成為聚合各地資金的電影城市，題材自然以能通過大陸電檢為首要原則，電影人創作時需小心謹慎，題材也要顧及大陸觀眾口味，許多合拍片都偏重拍攝古裝歷史題材，如《三國》及《赤壁》等，間接令港產片題材單一化，失去昔日多元化的特色。具本土色彩的主題難以找到投資者，或只能以小規模形式拍攝，業界也警覺過往港產片的靈活特質及多元化的題材會因此而消失。
香港電影人一方面努力打造面向大陸市場的「大中華電影」，另一方面要保持港片特色，當《投名狀》及《葉問》在大陸和香港均取得佳績，香港亦出現了具本土特色的電影，如描寫屋生活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及描寫青少年友情及衝突的《烈日當空》等低成本製作電影，廣受好評。
港產片逐漸出現了兩個路向：主流的，仍然是大投資大題材的「合拍片」，如《十月圍城》，及小投資小題材、以香港市場為主的非主流電影，即「非合拍片」，如《歲月神偷》，但電影人最想做到的，是創造兩地都受落的商業片題材，如周星馳嘗試結合特技及動作的《功夫》、結合特技與溫情的《長江七號》、彭氏兄弟的新派特技武俠片《風雲2》、袁和平的立體古裝武打片《蘇乞兒》、黃百鳴將香港獨有的賀歲片滲入內地元素的《花田喜事2010》。此外，邵氏重投電影市場，曾志偉導演重新打造邵氏經典而成的《七十二家租客》，提倡「和諧」的鄰里守望精神，以華南地區熟悉的電視台演員主演，紮根香港，面向大陸市場。
《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證明回歸家庭倫理題材，是可以突破文化差異的缺口。事實上，二零零八年的賣座電影《葉問》，在傳統功夫片的類型上亦滲入了家庭倫理的元素。《葉問》編劇黃子桓對亞洲週刊說：「在電影裏，我們希望塑造一個有別於一般英雄的人物，功夫好當然是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吸引女性觀眾，甚至年輕一點的人，我們想到，『家庭』這個元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和導演構思出一個關顧家庭的人(family man)。現實裏的葉問本來也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也是十分照顧家庭的，有妻子兒女，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構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電影中有不少比較溫情的戲份。就如愛護妻子，與孩子畫畫，在家中吃飯等等。其實有不少這些細節，令到觀眾看這部戲的時候，便會代入到一個父親、一個爸爸的角色，有親切感。」
踏入二零一零年，《歲月神偷》證明了本土色彩的電影也可突破地域限制，受人認同。「港產片」將迎向新時代，而「港產片」一詞，將被重新定義。
香港政府對電影界的資助，亦有助一些中型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即約一百五十四萬美元）電影能夠成功開拍。一九九九年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原本是資助有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將三億元注入發展基金，擴大範圍，資助中低成本的電影製作，《歲月神偷》也成功申請了資助。《歲月神偷》的劇本，塵封已久，一直放在羅啟銳心靈深處，是他最想拍攝的電影。當初擔心自己的故事欠缺吸引力，故此第一部導演作品《七小福》，反而先拍別人（成龍及洪金寶等）的成長故事。
一開始，羅啟銳一直找不到開拍《歲月神偷》的資金，直到去年得到好朋友岑建勳支持，為他籌集了第一筆資金，加上電影發展基金三百五十多萬港元資助，《歲》總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算是中型製作，任達華及吳君如以友情價、親戚價參與，成功開拍令羅啟銳終能「解開心結，還了心願」。
《歲月神偷》原是羅啟銳散文集的名字，為什麼鍾愛此名？他說，很喜歡它的意思：「在幻變的生命裏，歲月，原是最大的小偷……」然而，羅啟銳和張婉婷卻為我們抓住了這個小偷，將它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拍成這部電影，為我們重現被遺忘的價值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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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導演羅啟銳、監製張婉婷
塵封的劇本破繭而出傳奇 ．謝曉陽
羅啟銳當年留學歸來就想拍一部自己家史的真實傳奇，劇本塵封廿多年後才有人投資。《歲月神偷》有九成故事是羅的親身經歷，戲裏戲外都充滿人情味。柏林影展觀眾穿越文化隔閡，分享東西方共通的人性，也為今日香港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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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影人來說，這是一種幸福。一個劇本，一段生命歷程，千絲萬縷，放在抽屜裏二十多年後，破繭而出，飛向國際，也飛向人性的天空。今天這劇本不僅搬上了大銀幕，它的生命力還穿梭於德國柏林和香港上環永利街之間，編劇兼導演羅啟銳說：「《歲月神偷》有九成故事是我的親身經歷，拍完了，人生好像做完了一件事情。」
從柏林展影領了獎回到香港當天，羅啟銳、張婉婷這對影壇神鵰俠侶接受了亞洲週刊專訪，談到獲獎的興奮心情，異口同聲說，興奮之餘，最重要是讓廣告公司的宣傳工作好做一點，「他們說不知道怎麼宣傳這部電影，問我們，我們又不懂，現在好了，得了獎，做宣傳比較容易」。一個人的故事，一些被遺忘的時代和價值，再加上一條快要被清拆的街道，在很多投資者眼中，就成了一部沒有人要看的電影。但在羅啟銳眼中，那是生命中的大幸福，對張婉婷來講，就是對那本還是放在抽屜還沒打開的自傳式電影劇本的鼓勵。以下是二人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摘要：
《歲月神偷》的劇本，構思很久了是嗎？
羅：八十年代我從紐約念完電影回來之後，就一直很想拍一部關於自己家庭歷史的電影。劇本從那個時候便開始構思。但那時大家都說，誰要看羅啟銳的自傳電影，沒有人會投資的，後來，我便拍了一部《七小福》，但那是別人的故事。
電影情節裏，有多少是現實故事，多少是虛構？
羅：大部分都是我童年的真實經歷，起碼有九成，包括我爸爸本來就是鞋匠、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到處偷東西，像偷英國國旗。小時候打十號颱風，爸爸媽媽奮力保住鞋店的情境，我還記得很清楚。還有，哥哥那時也是十六歲患上血癌離開，我和媽媽也曾經跟哥哥坐火車到北京看病等等。我還記得，那時候在火車上，我們看到很多紅衛兵在串連，不用付錢就可以坐車，但這一部分，電影裏就沒有提了。還有，電影中童星「大耳牛」倒背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情節，也是真的。ZYXWVUTS……（講一講，羅啟銳就背起來了！而且真的就背完了。）不過，也有一點點是虛構的，像電影裏秦沛飾演我伯父，開理髮店，但現實上，那是我的姨丈，不是伯父。
張：還有，他爸爸原本是胖胖的，但我們覺得不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演技好，神似更重要，所以一想就想到任達華。
一直都找不到投資者，後來怎麼找到的？
張：前些時間，岑建勳說投資，說應該將這個劇本搬上銀幕，剛好政府又成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中小型電影，再加上美亞的投資，這部電影才能拍出來。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了我們三分之一，約三百五十萬港幣，減低了風險，這個很重要。
一共拍了多久，拍攝過程有沒有什麼感想？
張：共拍了一個半月，但由於全部背景和道具都要回到六十年代，所以這方面要特別用心。譬如維他奶瓶、可口可樂招牌、包鮮花的紙等等，都很謹慎。還有，地上的通渠蓋，我們也重新漆上當年的顏色，以免穿崩。那一個月裏，我們最享受是經常坐在永利街上和拍攝人員一起用飯聊天，有時候在那邊做生意的小老闆也和我們一起吃，就像一家人，戲裡戲外，都充滿人情味。
《歲月神偷》主要以香港本土故事為題材，看在外國人眼裏，會不會有疏離感？你們在柏林時，有沒有人說看不懂？
羅：沒有啊！我想，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是抓住了人們共同的東西，那個就是感情、親情，這是放諸四海都會產生共鳴的價值。所以，就算評審絕大部分是外國人，沒有香港的生活經驗，不知道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也不會不明白。人情是無邊界的。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這段時間，是二次大戰之後，不少歐洲國家和城市比香港還要窮，還更混亂。所以，當他們看到電影裏的人們為兩餐拼搏的故事，也是似曾相識。
電影奪得的水晶熊獎是由「新世代」的青少年選出，你觀察這些小評審看完電影的反應如何？
「新世代」也分成兩個組別，選《歲月神偷》的是十四歲或以下的青少年。有一個很感動的地方，我看到，當這些小觀眾和父母進入電影院時，不是一邊走一邊打手機，就是在聽音樂，和身邊的媽媽爸爸好像不認識。但看完電影後，我看著他們走出場，一個個眼睛紅紅腫腫，有的就靠著父母走出來。有一個小孩子還問我：「為什麼我跟哥哥的關係不是這樣？」我想，看完電影後，他可能會想，和哥哥的關係應該像電影裏面那樣的！
你曾經說，看到今天社會很多問題，才更想在這個時候拍出這部電影，那是什麼意思？
羅：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人的生活都很消極，有的人不滿意，就躲在房間，在打遊戲、上網，更有些對人生失望，去自殺。另外一些人，就是整天在抗議，卻不想想，最重要的，是先解決問題，不是批評。在那個年代，真是沒有那麼多人自殺，大家的生命力很強。電影裏，我們看到當時的人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天災也好、貧窮也好、白頭人送黑頭人也好，哭過痛過之後，都是積極面對，像裏面吳君如常說的，「鞋」字的一邊，可以是一個「佳」字，也可以是一個「難」字，就像人生，「一步難，一步佳」。這個，也是媽媽後來跟我講的。她還常說，人生總有希望。
你們拍攝的主要場景是上環的永利街，當初怎麼找到這條街的？
張：其實我們在香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羅啟銳小時候，本來是住在九龍深水，但在那邊根本找不到六十年代的建築和街道，大部分都拆了，後來，只有在上環找到永利街，但也只剩下半條街。可惜，永利街又即將要清拆了，只保留三幢，這樣不倫不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那是香港唯一代表六十年代的地方。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們就只能夠到馬來西亞或廣州取景了，但這樣對一個以香港故事為題材的電影來說，就太荒謬了。
你們近日呼籲政府不要拆永利街，是嗎？
羅：是。這二、三十年來，香港的舊建築物、舊街道，都拆得八八九九了，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記憶也在這些清拆的過程中消失。這對於一座城市來講，是非常遺憾的。我們的官員向外面介紹香港時，就只會說香港有什麼名牌，但那些不是我們的特色，香港沒有一個icon，人家為什麼要來呢？像永利街這種風景，才是具有文化和歷史意涵的，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見證，希望政府不要拆掉永利街。可以想像，如果香港的建築按照目前的情況一路拆，一百年後，這座城市還有什麼吸引力嗎？
香港近年雖然出現保育運動，大家都談集體回憶，但像《歲月神偷》那樣將它拍成電影的，卻是絕無僅有，你們拍攝時有沒有考慮到大陸市場的問題？
羅：作為一個電影人，如果太多顧忌，是很難拍出好電影的。所以，我是基於「本土特色，個人風格，讓全世界都明白」這三個原則來拍，其他的，都不是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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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演員任達華
這部戲有我童年的影子 ．馬家豪
任達華在《歲月神偷》飾演六十年代父親，不善表達內心情感，要打兒子但對他的愛又埋藏於心，但有強大生命力克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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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名影藝人任達華活躍於港產片，屢獲殊榮。在《歲月神偷》中飾演父親，演繹六十年代香港男人外冷內熱的一面。以下是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摘要：
為什麼決定接拍這部電影？
當初導演羅啟銳來找我幫忙，在他家裏，我們談了不到五分鐘，他還沒把劇本大綱解釋完，我便決定以「一個讓他驚喜的價格」接拍這部電影。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認識一個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飯已經可以很開心，而這種喜悅不是用金錢能買到的。我知道羅啟銳跟張婉婷拍戲都會投入自己百分之二百的精力，甚至不惜私人掏腰包，來把電影拍得更好，這些有誠意的人，是值得我們去花更多時間與他們相處的，而我也很享受這個過程。
六十年代的男性是怎樣的？
基本上六十年代的人，包括我父親，都不懂去表達，不懂去表達對孩子的愛，電影裏有一場父親打兒子的戲，父親打完兒子後就靜靜坐在那兒，不知道該說什麼，妻子後來去安慰他。六十年代的男人就是這樣，不懂得表達內心情感。這套戲有很多我童年的影子，我爸爸的影子。
演繹這個角色有難度嗎？
羅啟銳爸爸的角色很難揣摩。演繹這個角色的難度不是在於外形，而是在於我需要去尋找六十年代的心態，要做到恰到好處，要打兒子但對他的愛又埋藏於心，這種感覺很難掌握。在揣摩角色的過程中，我沒有直接問導演他的父親是怎樣，我不喜歡這樣問。只有在大家討論劇本的時候、吃早餐和吃飯的時候，問導演我這樣演好不好，勾起他對爸爸的記憶，然後演出來再問他這樣演像不像他的父親。我覺得這樣是最能夠深入地進入角色。
你為了這部電影去學習造鞋？
是的。我特地到尖沙咀跟一個八十多歲的鞋匠學習，這個鞋匠十分有名，他現在造的鞋一對要六千多港元，而且我知道他從來不收學生，所以得到他教導覺得很驚喜，現在我真的會造鞋了。我覺得「了解」很重要，就像吃一顆糖，不是吃了覺得好吃便算，其實也應該去了解這顆是甚麼糖。又例如當我去中國大陸很多的地方，我會先上網了解該地歷史、交通、天氣等等情況，了解當地的一切之後，我便能夠更容易地與當地人溝通。就像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如果不與大家多點溝通，不去找尋回憶的片段，根本就不可能表現出那時代的精神所在。
外國人看了這部以香港本土為題材的電影，有什麼反應？
柏林那邊來看電影的很多都是那個時代的人，二戰後全球都處於一個物質貧乏的狀況，於一些農村的地方，甚至比我們當年更慘，所以他們看我們這齣戲，會有身同感受的感覺，感覺甚至比我們更強烈。加上二次大戰之後，很多男人在戰場戰死，他們的遺孀看這部電影也會特別有感覺，她們會覺得自己的遭遇跟電影內容很相似。所以感情戲可以讓不同語言、領域背景的人分享共同的價值觀，這套電影就是從這裏打動外國人的心。
電影取景的永利街舊樓快將拆卸，你有甚麼感覺？
無煙工業中政府最能賺錢的就是旅遊，為何這麼多人會選擇去英國旅遊，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地的古舊建築能保留著那個時代的東西，建築物的內部你可以隨意改動，但是外貌一定不能改，這就是英國旅遊做得好的地方。這就是一個精神、一種文化，當這些建築物、這種精神不再存在的話，香港還能算是「中西合璧」嗎？這樣下去香港的吸引力將會逐漸失去。現在國內已經開始著手做環保、保育的工作，為何香港還落後於他人？香港還剩下什麼具標誌性的東西？除菠蘿包以外我再想不到其他了，但遊客並不會單單因為這個菠蘿包而來香港旅遊。這樣下去，香港從旅遊所得的收入只會越來越少。雖然我們在這刻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我絕對相信，二十年後，當很多地方如東南亞貿易開放的時候，香港單靠稅務優惠的優勢不會再延續，大家都不會來香港，所以我認為香港一定要有自己的標誌、特色。
希望通過電影帶出什麼訊息？
這套戲帶出一個價值觀讓現在的人，或者是八十、九十後的人知道什麼是家庭觀念。如果有家庭觀念、有對家庭責任的話，代表你對朋友有責任，也有對社會的責任。一個人如果對父母孝順的話，他一定不會壞到哪裏去。我演這套戲很開心的是，這給予我們一個機會，通過這一場戲，重溫六十年代社會那種具生命力、簡樸和拼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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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現實微妙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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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歲月神偷》拍的是六十年代的故事，然而，卻跟今天的香港社會有微妙的互動。近年來，香港從保育運動所勾起的集體回憶風潮此起彼伏，就像影片取景拍攝的永利街，位於港島上環，羅啟銳和張婉婷找了很久，才找到這條香港僅存的六十年代風味小街。可惜的是，這條街也即將要清拆。日前，永利街重建方案諮詢期已經結束，根據政府規劃，只會保留街上十號至十二號三幢唐樓。為此，羅啟銳和張婉婷在柏林領獎回到香港後，馬上呼籲政府保留永利街，他們說假如沒有永利街這個實景，會考慮到馬來西亞或廣州取景，但每想起要到外地拍攝這個本土故事，便感到很諷刺和荒謬。永利街快將重建，她希望香港政府能保留這條街，別讓它的風情消失。■
亚洲周刊二十四卷 九期 (2010-03-07)
葉堅耀、謝曉陽
導演羅啟銳的自傳式劇本、展現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的電影《歲月神偷》，獲得柏林影展水晶熊獎。影片圍繞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展現社會史及政治史切片，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為香港尋回被偷走的人文價值，也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超越港產片多年來陷入功夫搞笑鬼怪及歷史大片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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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歲月神偷》根據編劇兼導演羅啟銳百分之九十自身經歷改編，其實，也是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社會史、政治史。羅的知己伴侶張婉婷出任監製。
電影從位於九龍深水小街上的羅記皮鞋的家庭故事展開，描述鞋匠一家四口如何享受順境和樂觀面對逆境。電影中，羅記皮鞋的老闆、即羅父（任達華飾）每天辛勤工作，是一個外酷內熱、不懂表達情感的六十年代父親，而母親（吳君如飾）則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長子羅進一（李治廷飾）資質聰穎，在著名的拔萃男書院（DBS）就讀，是田徑跨欄好手；幼子羅進二（鍾紹圖飾）頑皮，對世間事物充滿好奇。一家四口住在鞋店閣樓，過著簡樸生活。店舖是僭建（違章）的，要定期交保護費，每逢中秋，就算家裏的月餅不夠，也要送一盒「雙黃蓮蓉月」給洋人警察。羅氏家庭的生存艱困，本身已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社會史記載。六十年代，廉政公署還沒成立，香港貪污成風，警隊到處收保護費，就連醫院護士，病人家屬給紅包也是少不了的。在電影裏，當哥哥羅進一因患上血癌住院，護士嫌他母親給紅包給得少，抽血時也狠狠的一針插下去。而最後為了輸血，更要趕去當鋪典當。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已然消失。
跟羅記皮鞋在同一條巷子的，還有一家由上海人經營的縫衣店，也是非常具有時代象徵意義。二次大戰後，大量難民南逃，其中不少是上海人，他們擅長縫衣理髮，一九六零年的電影《南北和》，正是講述當時一名南來上海裁縫師傅和本地裁縫的故事。《歲月神偷》裏的上海人（谷德昭飾）雖然講一口上海話，和鄰居的南方街坊卻能融洽相處，共同分享好菜。這種已逐漸消失的街坊人情味，在電影裏重現。
電影也細膩描述了當時貧富之間的差異。當哥哥帶著一條熱帶魚去送給住在山頂的中學女朋友時，赫然發現，原來女友住在一個上萬呎的豪華別墅，後門比一般家庭的正門還要大，而她家裏的魚缸，更大得讓他看瞪了眼。這有點像青蛙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
《歲月神偷》除了是一部社會史，也是一部政治史，透過電影，人們發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既遠且近。在殖民統治之下，當時香港的年輕人流行聽西洋歌曲，比如Monkees的 ‘I wanna be free’就幾乎貫穿整部電影，來反映當時年輕人的心態。同時，儘管當時中國大陸正值火紅的文革年代，但香港和北京人民的往來也沒有中斷。當哥哥證實患上血癌後，母親便和弟弟跟他到北京看病，透過醫院的窗戶，兄弟倆看到一個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身軀抬至，電影裏雖然沒有說白，但這具血肉身軀暗示多少的歷史血債。
《歲月神偷》是一次細緻的港人對生命、生活的回望，這種回望，透過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感染了柏林的年輕評審。柏林影展的「新世代」競賽單元，專為兒童及青少年觀眾而設，分成「十四歲以上」以及「十四及十四歲以下」兩組，旨在透過電影提升年輕一代對文化的關注，評審亦由青少年擔任。《歲月神偷》是首部獲水晶熊獎的香港電影。
飾演男主角的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我小時候也很窮，也經常被爸爸打，在拍電影的過程裏，這些記憶不斷湧現，讓我回到那個場景，對投入角色有幫助之外，也是一次對生命的回望。」
羅啟銳表示，《歲》在柏林影展放映後，觀眾都熱烈鼓掌，片中的香港情懷，是一種放諸四海的感情，外國觀眾同樣有共鳴，因為戰後的歐洲也經歷過百廢待興的艱苦歲月，電影提供了一個新鮮的時代背景，但內裏闡述的感情，他們完全能明白，也提供了一個讓觀眾反思的空間：為何現代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羅啟銳看見柏林影展電影完場時，西方父母親都緊緊摟著兒女，相信大家都從羅家的故事，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羅啟銳說，近年香港社會上充斥了負能量，「八十後」面對困難，感到迷惘，或者只懂得抱怨，令他回想六十年代時，面對的困難更多，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像電影中的母親常說「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般，樂觀地走過去，他希望香港人能從電影中汲取長輩的教誨和克服困難的精神。「鞋字半邊『難』，亦有半邊『佳』」一直是羅父羅母樂觀處世之道，他亦希望下一代能擺脫貧窮，只要升中試成績好，也可以入讀香港名校拔萃男書院，學好英語，冀望有朝一日出頭天。
任達華說，演繹這個角色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尋找六十年代人物的心態。他和羅啟銳雖然有相似的成長背景，但要捕捉羅父的神韻，始終要透過不斷和導演傾談，「我時常和導演一起吃早餐，引導他回憶父親的生活點滴。我用了兩個星期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造鞋，觀察他的細節，例如他總是彎著腰工作，所以鏡頭很著重拍我的背影。拍攝時我會把雙手塗滿膠水，不斷磨擦，令它看起來粗糙，希望能從生活中感受這個角色。」飾演羅母的演員吳君如也表示，《歲月神偷》的劇本令她非常感動，寫得很用心，「連一條魚也有細緻的形容」，電影令人重拾「被遺忘了的價值」。
回歸港產片五十年代傳統
這其實也是港產片在五六十年代的特色之一。一九五三年的《千萬人家》、一九六零年的《可憐天下父母心》、一九六四年的《香港屋簷下》等等當時被稱作社會劇的電影，將當時社會百態、老百姓的生活艱困帶到觀眾眼前。像《香港屋簷下》，就是揭露當時社會「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銀行擠兌時小市民的恐慌和大老闆的計算形成強大張力，又跟一九六四、六五年香港銀行的擠兌風潮產生巨大的戲裏戲外的呼應。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半邊人》也讓人難忘。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些以人情味和生活態度去感動觀眾的香港電影，除了陳果《細路祥》、二零零六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的《父子》，以及去年在香港金像獎連奪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獎項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之外，絕無僅有，而登上國際知名影展的，就只有《歲月神偷》。不用槍擊，沒有神功，《歲月神偷》只是訴說了一個發生在香港基層家庭的故事。
事實上，打從羅啟銳在紐約念完電影回香港的時候，描述人情味小生活的電影題材就不是主流，在七、八十年代，「港產片」是香港重要的文化產業，港片憑靈活創意，廣受東南亞市場歡迎，更有「東方好萊塢」美譽。
然而，港產片在八十年代的輝煌時期，大家爭相開拍同類題材，包括搞笑片、恐怖片等，僱用同一批有助賣埠的當紅演員，直接讓演員身價急升。九十年代末，大陸電影冒起、盜版碟猖獗，在盈利下降的情況下，大片廠如嘉禾及新藝城等淡出電影製作市場，香港電影一瀉千里，觀眾流失，市場收縮，缺乏重要投資者，港產片進入寒冬。
九七回歸後，京港關係越來越密切，港片陸續試探進軍大陸，自從二零零三年香港與大陸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CEPA)後，香港電影可正式以合拍方式進入大陸市場，為萎靡不振的港片注入強心針。
大勢所趨，中港合拍片成為主流，直接面對大陸觀眾，香港也成為聚合各地資金的電影城市，題材自然以能通過大陸電檢為首要原則，電影人創作時需小心謹慎，題材也要顧及大陸觀眾口味，許多合拍片都偏重拍攝古裝歷史題材，如《三國》及《赤壁》等，間接令港產片題材單一化，失去昔日多元化的特色。具本土色彩的主題難以找到投資者，或只能以小規模形式拍攝，業界也警覺過往港產片的靈活特質及多元化的題材會因此而消失。
香港電影人一方面努力打造面向大陸市場的「大中華電影」，另一方面要保持港片特色，當《投名狀》及《葉問》在大陸和香港均取得佳績，香港亦出現了具本土特色的電影，如描寫屋生活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及描寫青少年友情及衝突的《烈日當空》等低成本製作電影，廣受好評。
港產片逐漸出現了兩個路向：主流的，仍然是大投資大題材的「合拍片」，如《十月圍城》，及小投資小題材、以香港市場為主的非主流電影，即「非合拍片」，如《歲月神偷》，但電影人最想做到的，是創造兩地都受落的商業片題材，如周星馳嘗試結合特技及動作的《功夫》、結合特技與溫情的《長江七號》、彭氏兄弟的新派特技武俠片《風雲2》、袁和平的立體古裝武打片《蘇乞兒》、黃百鳴將香港獨有的賀歲片滲入內地元素的《花田喜事2010》。此外，邵氏重投電影市場，曾志偉導演重新打造邵氏經典而成的《七十二家租客》，提倡「和諧」的鄰里守望精神，以華南地區熟悉的電視台演員主演，紮根香港，面向大陸市場。
《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證明回歸家庭倫理題材，是可以突破文化差異的缺口。事實上，二零零八年的賣座電影《葉問》，在傳統功夫片的類型上亦滲入了家庭倫理的元素。《葉問》編劇黃子桓對亞洲週刊說：「在電影裏，我們希望塑造一個有別於一般英雄的人物，功夫好當然是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吸引女性觀眾，甚至年輕一點的人，我們想到，『家庭』這個元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和導演構思出一個關顧家庭的人(family man)。現實裏的葉問本來也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也是十分照顧家庭的，有妻子兒女，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構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電影中有不少比較溫情的戲份。就如愛護妻子，與孩子畫畫，在家中吃飯等等。其實有不少這些細節，令到觀眾看這部戲的時候，便會代入到一個父親、一個爸爸的角色，有親切感。」
踏入二零一零年，《歲月神偷》證明了本土色彩的電影也可突破地域限制，受人認同。「港產片」將迎向新時代，而「港產片」一詞，將被重新定義。
香港政府對電影界的資助，亦有助一些中型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即約一百五十四萬美元）電影能夠成功開拍。一九九九年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原本是資助有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將三億元注入發展基金，擴大範圍，資助中低成本的電影製作，《歲月神偷》也成功申請了資助。《歲月神偷》的劇本，塵封已久，一直放在羅啟銳心靈深處，是他最想拍攝的電影。當初擔心自己的故事欠缺吸引力，故此第一部導演作品《七小福》，反而先拍別人（成龍及洪金寶等）的成長故事。
一開始，羅啟銳一直找不到開拍《歲月神偷》的資金，直到去年得到好朋友岑建勳支持，為他籌集了第一筆資金，加上電影發展基金三百五十多萬港元資助，《歲》總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算是中型製作，任達華及吳君如以友情價、親戚價參與，成功開拍令羅啟銳終能「解開心結，還了心願」。
《歲月神偷》原是羅啟銳散文集的名字，為什麼鍾愛此名？他說，很喜歡它的意思：「在幻變的生命裏，歲月，原是最大的小偷……」然而，羅啟銳和張婉婷卻為我們抓住了這個小偷，將它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拍成這部電影，為我們重現被遺忘的價值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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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導演羅啟銳、監製張婉婷
塵封的劇本破繭而出傳奇 ．謝曉陽
羅啟銳當年留學歸來就想拍一部自己家史的真實傳奇，劇本塵封廿多年後才有人投資。《歲月神偷》有九成故事是羅的親身經歷，戲裏戲外都充滿人情味。柏林影展觀眾穿越文化隔閡，分享東西方共通的人性，也為今日香港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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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影人來說，這是一種幸福。一個劇本，一段生命歷程，千絲萬縷，放在抽屜裏二十多年後，破繭而出，飛向國際，也飛向人性的天空。今天這劇本不僅搬上了大銀幕，它的生命力還穿梭於德國柏林和香港上環永利街之間，編劇兼導演羅啟銳說：「《歲月神偷》有九成故事是我的親身經歷，拍完了，人生好像做完了一件事情。」
從柏林展影領了獎回到香港當天，羅啟銳、張婉婷這對影壇神鵰俠侶接受了亞洲週刊專訪，談到獲獎的興奮心情，異口同聲說，興奮之餘，最重要是讓廣告公司的宣傳工作好做一點，「他們說不知道怎麼宣傳這部電影，問我們，我們又不懂，現在好了，得了獎，做宣傳比較容易」。一個人的故事，一些被遺忘的時代和價值，再加上一條快要被清拆的街道，在很多投資者眼中，就成了一部沒有人要看的電影。但在羅啟銳眼中，那是生命中的大幸福，對張婉婷來講，就是對那本還是放在抽屜還沒打開的自傳式電影劇本的鼓勵。以下是二人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摘要：
《歲月神偷》的劇本，構思很久了是嗎？
羅：八十年代我從紐約念完電影回來之後，就一直很想拍一部關於自己家庭歷史的電影。劇本從那個時候便開始構思。但那時大家都說，誰要看羅啟銳的自傳電影，沒有人會投資的，後來，我便拍了一部《七小福》，但那是別人的故事。
電影情節裏，有多少是現實故事，多少是虛構？
羅：大部分都是我童年的真實經歷，起碼有九成，包括我爸爸本來就是鞋匠、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到處偷東西，像偷英國國旗。小時候打十號颱風，爸爸媽媽奮力保住鞋店的情境，我還記得很清楚。還有，哥哥那時也是十六歲患上血癌離開，我和媽媽也曾經跟哥哥坐火車到北京看病等等。我還記得，那時候在火車上，我們看到很多紅衛兵在串連，不用付錢就可以坐車，但這一部分，電影裏就沒有提了。還有，電影中童星「大耳牛」倒背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情節，也是真的。ZYXWVUTS……（講一講，羅啟銳就背起來了！而且真的就背完了。）不過，也有一點點是虛構的，像電影裏秦沛飾演我伯父，開理髮店，但現實上，那是我的姨丈，不是伯父。
張：還有，他爸爸原本是胖胖的，但我們覺得不一定要找一模一樣的，演技好，神似更重要，所以一想就想到任達華。
一直都找不到投資者，後來怎麼找到的？
張：前些時間，岑建勳說投資，說應該將這個劇本搬上銀幕，剛好政府又成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中小型電影，再加上美亞的投資，這部電影才能拍出來。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了我們三分之一，約三百五十萬港幣，減低了風險，這個很重要。
一共拍了多久，拍攝過程有沒有什麼感想？
張：共拍了一個半月，但由於全部背景和道具都要回到六十年代，所以這方面要特別用心。譬如維他奶瓶、可口可樂招牌、包鮮花的紙等等，都很謹慎。還有，地上的通渠蓋，我們也重新漆上當年的顏色，以免穿崩。那一個月裏，我們最享受是經常坐在永利街上和拍攝人員一起用飯聊天，有時候在那邊做生意的小老闆也和我們一起吃，就像一家人，戲裡戲外，都充滿人情味。
《歲月神偷》主要以香港本土故事為題材，看在外國人眼裏，會不會有疏離感？你們在柏林時，有沒有人說看不懂？
羅：沒有啊！我想，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是抓住了人們共同的東西，那個就是感情、親情，這是放諸四海都會產生共鳴的價值。所以，就算評審絕大部分是外國人，沒有香港的生活經驗，不知道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發生什麼事情，他們也不會不明白。人情是無邊界的。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五年至六十年代這段時間，是二次大戰之後，不少歐洲國家和城市比香港還要窮，還更混亂。所以，當他們看到電影裏的人們為兩餐拼搏的故事，也是似曾相識。
電影奪得的水晶熊獎是由「新世代」的青少年選出，你觀察這些小評審看完電影的反應如何？
「新世代」也分成兩個組別，選《歲月神偷》的是十四歲或以下的青少年。有一個很感動的地方，我看到，當這些小觀眾和父母進入電影院時，不是一邊走一邊打手機，就是在聽音樂，和身邊的媽媽爸爸好像不認識。但看完電影後，我看著他們走出場，一個個眼睛紅紅腫腫，有的就靠著父母走出來。有一個小孩子還問我：「為什麼我跟哥哥的關係不是這樣？」我想，看完電影後，他可能會想，和哥哥的關係應該像電影裏面那樣的！
你曾經說，看到今天社會很多問題，才更想在這個時候拍出這部電影，那是什麼意思？
羅：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人的生活都很消極，有的人不滿意，就躲在房間，在打遊戲、上網，更有些對人生失望，去自殺。另外一些人，就是整天在抗議，卻不想想，最重要的，是先解決問題，不是批評。在那個年代，真是沒有那麼多人自殺，大家的生命力很強。電影裏，我們看到當時的人不管遇到什麼困難，天災也好、貧窮也好、白頭人送黑頭人也好，哭過痛過之後，都是積極面對，像裏面吳君如常說的，「鞋」字的一邊，可以是一個「佳」字，也可以是一個「難」字，就像人生，「一步難，一步佳」。這個，也是媽媽後來跟我講的。她還常說，人生總有希望。
你們拍攝的主要場景是上環的永利街，當初怎麼找到這條街的？
張：其實我們在香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羅啟銳小時候，本來是住在九龍深水，但在那邊根本找不到六十年代的建築和街道，大部分都拆了，後來，只有在上環找到永利街，但也只剩下半條街。可惜，永利街又即將要清拆了，只保留三幢，這樣不倫不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那是香港唯一代表六十年代的地方。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們就只能夠到馬來西亞或廣州取景了，但這樣對一個以香港故事為題材的電影來說，就太荒謬了。
你們近日呼籲政府不要拆永利街，是嗎？
羅：是。這二、三十年來，香港的舊建築物、舊街道，都拆得八八九九了，我們對於那個時代的記憶也在這些清拆的過程中消失。這對於一座城市來講，是非常遺憾的。我們的官員向外面介紹香港時，就只會說香港有什麼名牌，但那些不是我們的特色，香港沒有一個icon，人家為什麼要來呢？像永利街這種風景，才是具有文化和歷史意涵的，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見證，希望政府不要拆掉永利街。可以想像，如果香港的建築按照目前的情況一路拆，一百年後，這座城市還有什麼吸引力嗎？
香港近年雖然出現保育運動，大家都談集體回憶，但像《歲月神偷》那樣將它拍成電影的，卻是絕無僅有，你們拍攝時有沒有考慮到大陸市場的問題？
羅：作為一個電影人，如果太多顧忌，是很難拍出好電影的。所以，我是基於「本土特色，個人風格，讓全世界都明白」這三個原則來拍，其他的，都不是主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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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演員任達華
這部戲有我童年的影子 ．馬家豪
任達華在《歲月神偷》飾演六十年代父親，不善表達內心情感，要打兒子但對他的愛又埋藏於心，但有強大生命力克服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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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知名影藝人任達華活躍於港產片，屢獲殊榮。在《歲月神偷》中飾演父親，演繹六十年代香港男人外冷內熱的一面。以下是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摘要：
為什麼決定接拍這部電影？
當初導演羅啟銳來找我幫忙，在他家裏，我們談了不到五分鐘，他還沒把劇本大綱解釋完，我便決定以「一個讓他驚喜的價格」接拍這部電影。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認識一個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飯已經可以很開心，而這種喜悅不是用金錢能買到的。我知道羅啟銳跟張婉婷拍戲都會投入自己百分之二百的精力，甚至不惜私人掏腰包，來把電影拍得更好，這些有誠意的人，是值得我們去花更多時間與他們相處的，而我也很享受這個過程。
六十年代的男性是怎樣的？
基本上六十年代的人，包括我父親，都不懂去表達，不懂去表達對孩子的愛，電影裏有一場父親打兒子的戲，父親打完兒子後就靜靜坐在那兒，不知道該說什麼，妻子後來去安慰他。六十年代的男人就是這樣，不懂得表達內心情感。這套戲有很多我童年的影子，我爸爸的影子。
演繹這個角色有難度嗎？
羅啟銳爸爸的角色很難揣摩。演繹這個角色的難度不是在於外形，而是在於我需要去尋找六十年代的心態，要做到恰到好處，要打兒子但對他的愛又埋藏於心，這種感覺很難掌握。在揣摩角色的過程中，我沒有直接問導演他的父親是怎樣，我不喜歡這樣問。只有在大家討論劇本的時候、吃早餐和吃飯的時候，問導演我這樣演好不好，勾起他對爸爸的記憶，然後演出來再問他這樣演像不像他的父親。我覺得這樣是最能夠深入地進入角色。
你為了這部電影去學習造鞋？
是的。我特地到尖沙咀跟一個八十多歲的鞋匠學習，這個鞋匠十分有名，他現在造的鞋一對要六千多港元，而且我知道他從來不收學生，所以得到他教導覺得很驚喜，現在我真的會造鞋了。我覺得「了解」很重要，就像吃一顆糖，不是吃了覺得好吃便算，其實也應該去了解這顆是甚麼糖。又例如當我去中國大陸很多的地方，我會先上網了解該地歷史、交通、天氣等等情況，了解當地的一切之後，我便能夠更容易地與當地人溝通。就像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如果不與大家多點溝通，不去找尋回憶的片段，根本就不可能表現出那時代的精神所在。
外國人看了這部以香港本土為題材的電影，有什麼反應？
柏林那邊來看電影的很多都是那個時代的人，二戰後全球都處於一個物質貧乏的狀況，於一些農村的地方，甚至比我們當年更慘，所以他們看我們這齣戲，會有身同感受的感覺，感覺甚至比我們更強烈。加上二次大戰之後，很多男人在戰場戰死，他們的遺孀看這部電影也會特別有感覺，她們會覺得自己的遭遇跟電影內容很相似。所以感情戲可以讓不同語言、領域背景的人分享共同的價值觀，這套電影就是從這裏打動外國人的心。
電影取景的永利街舊樓快將拆卸，你有甚麼感覺？
無煙工業中政府最能賺錢的就是旅遊，為何這麼多人會選擇去英國旅遊，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當地的古舊建築能保留著那個時代的東西，建築物的內部你可以隨意改動，但是外貌一定不能改，這就是英國旅遊做得好的地方。這就是一個精神、一種文化，當這些建築物、這種精神不再存在的話，香港還能算是「中西合璧」嗎？這樣下去香港的吸引力將會逐漸失去。現在國內已經開始著手做環保、保育的工作，為何香港還落後於他人？香港還剩下什麼具標誌性的東西？除菠蘿包以外我再想不到其他了，但遊客並不會單單因為這個菠蘿包而來香港旅遊。這樣下去，香港從旅遊所得的收入只會越來越少。雖然我們在這刻看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我絕對相信，二十年後，當很多地方如東南亞貿易開放的時候，香港單靠稅務優惠的優勢不會再延續，大家都不會來香港，所以我認為香港一定要有自己的標誌、特色。
希望通過電影帶出什麼訊息？
這套戲帶出一個價值觀讓現在的人，或者是八十、九十後的人知道什麼是家庭觀念。如果有家庭觀念、有對家庭責任的話，代表你對朋友有責任，也有對社會的責任。一個人如果對父母孝順的話，他一定不會壞到哪裏去。我演這套戲很開心的是，這給予我們一個機會，通過這一場戲，重溫六十年代社會那種具生命力、簡樸和拼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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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與現實微妙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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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歲月神偷》拍的是六十年代的故事，然而，卻跟今天的香港社會有微妙的互動。近年來，香港從保育運動所勾起的集體回憶風潮此起彼伏，就像影片取景拍攝的永利街，位於港島上環，羅啟銳和張婉婷找了很久，才找到這條香港僅存的六十年代風味小街。可惜的是，這條街也即將要清拆。日前，永利街重建方案諮詢期已經結束，根據政府規劃，只會保留街上十號至十二號三幢唐樓。為此，羅啟銳和張婉婷在柏林領獎回到香港後，馬上呼籲政府保留永利街，他們說假如沒有永利街這個實景，會考慮到馬來西亞或廣州取景，但每想起要到外地拍攝這個本土故事，便感到很諷刺和荒謬。永利街快將重建，她希望香港政府能保留這條街，別讓它的風情消失。■
神是我们的盾牌
元宵致友人：
神是我们的盾牌。
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我们抬起头来；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神无时无刻不会按照我们的需要赐予我们盾牌；神是我们恩惠的盾牌，神将他的慈爱和怜悯、救赎和保护赐福给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信靠神。耶和华就应许要保护你，必不受到伤害，从今天直到永远。你仰望，祈求，祷告，神最怜悯渴望保护的人。
关关*******
G,
你好，我是你C大哥。谢谢你让W带给我的鱼。而让我最感动的是当她让我看了你发给她的你对上帝耶和华认识的短信。不自量地说 在这位伟大的造物主面前 我为上帝能有这么一位才女找到了真理认识了他内心感到无比喜悦。你是海南%&女性的代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和十四节中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路又宽又阔，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路是狭隘的，找着的人也少。”愿你也帮助正在这门外徘徊的两位好姐妹 尊敬的P和W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尽快觉醒，早日认识这位真神。好让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重新生活在他应许提供给我们的地上乐园吧。 打扰你了。谢谢。
C
*****
多谢C大哥！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还很浅薄，但是身边信基督的友们爱人如己的心常常感动我。人到中年，颇多无助之感，越活越卑微无奈，唯友人将我领进教堂，始知世间是有一处可以寻找精神依靠。所以就将人生匆忙的脚步停一停，想想该如何走下去。谢谢您和W姐姐对我的关心，今后读《圣经》不懂之处，要多多请教您。
G
******
G，
谢谢，过奖了。愿我们常在上帝的爱里一同聆听真理的话语，按天父的旨意行事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吧。
C
*****
慈悲的喜悅
文章日期：2010年3月3日
【明報專訊】不知道是巧合抑或故意，近期兩部電影皆以黑人為主角，都是講述他們的無助和提升、絕望和運氣，只不過，男的最終找到了光明出路，女的則仍只能徬徨地走在街頭，似是被罩在玻璃瓶裡的飛蛾，看見了瓶外的亮光，卻仍未知如何飛越玻璃圍牆。
男的電影是《守護有心人》，改編自真人真事，但情節too good to be true，難免讓人將之看成萬中無一的奇蹟，可是也正因奇蹟難得，遂更讓人感慨於現實殘酷。有的，或許真的會有奇蹟的，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盡力一點一滴地、寸步前進地拉近奇蹟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讓奇蹟依然是奇蹟，讓殘酷盡量減少幾分殘酷。
《守》片說的是美式足球員Michael Oher的掙扎歷程，窮困黑人少年，於失學邊緣屢遇貴人，加上自身努力，終而闖出新天。白人家庭當初為什麼對他施以援手？可能是源自所謂white guilt，可能是貪圖虛榮，更可能是像飼養寵物般為自己消磨時間，但不論如何，付出了就是付出了，付出了便有收成，最後所得到的喜悅已經超越了最初的自利動力。而當Oher在運動場上為所有美國球迷帶來刺激歡欣，白人家庭便等於不止援助了他而更有利於所有人；這正是「慈悲喜捨」的最大快樂，收成的永遠多於預期的，所以做善事其實是回報率極高的心理投資行為。
《天生不是寶貝》裡的悲慘黑人少女同樣遇上貴人，雖然沒有（或尚未有）確定的豐收，總算有了長進，從不認字變成懂得寫作，往前邁出一步，能否再走下去，且看下回分解，亦是成事在天了。重要的是我們同樣見到助人的喜悅，只要付出，便有回報，多固然好，即使少了，亦不嫌棄，有，便好。
因此這兩齣電影與其說是講述少男少女如何被助，不如說是突顯了慈悲的可貴與可喜，不管為了什麼理由，無論出於何種動機，見到需要，能幫便幫，最後的受益者往往可能不只是眼前人。如果世界多朝這方向演進，那可憐的母親或許不必讓兒子和自己消失於橋下，暗夜哭聲或可減少，黑人白人黃人紅人，都可以笑得更燦爛。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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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來過了
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想必是剛看完《守護有心人》和《天生不是寶貝》的緣故，在香港電台 普通話節目裡訪問兩位智行基金會所曾支持的「愛滋遺孤」，感慨至深，望見其中一位女孩子邊哽咽邊憶往，竟從鼻底喉間湧起一股酸楚，待再發問，幾乎語塞。
智行基金會由杜聰創辦於十多年前，近年的主要項目是在中國大陸推行愛滋防範教育、治療輔助，以及，更核心的教育支援工作。
這是智行的基本運作模式：進入各省各市，經由當地的NGOs和政府單位引介，尋得因家人感染愛滋去世而無力升學的孩子，聯絡他們，鼓勵他們，資助他們，讓他們能夠堅持走完學習之路。為保效益，基金會在各省各市設立辦事處，直接把資助送到受援人的手裡，並提供心理輔導、生涯拓展等不同類型的工作坊，讓他們爬出歧視泥濘，充滿自信地邁步前行。
節目裡受訪的女孩子取名「鴿子」。成長於河南某「愛滋村」，自小好學，但母親賣血感染愛滋去世，父親同樣染病，唯有輟學南下打工。「不是一天賣一次血啊！是一天賣三四次！家裡窮，那幾分田根本不夠吃不夠用，管不了這麼多，賣了再說，我看母親賣血後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得像紙，我難過得哭。」憶及往事，鴿子很難不哭完再哭；再哭。
南下打工就是到深圳的工廠做「打工妹」。每天工作至少十二小時，經常是十六至十八，下班後住在髒亂的宿舍，更要受男工們的粗鄙欺負，「不是人過的日子啊，我特希望回到學校，但即使考上了，也不會有錢讀。」鴿子又哽咽了。
此時此刻卻接到了智行基金會的電話。原來基金會曾經派人訪鄉，有了「愛滋遺孤」的聯絡，主動察看她的近況，知道一切後，鼓勵她報考大學，只要考上，必支持。於是她就考了，於是就進入了河南某職工學校的護理系，轉眼已經四年級，再過幾個月就畢業，她說畢業後打算到基金會做前線工作，幫助更多跟其處境相近的孩子跳出悲劇漩渦。
節目結束，閂咪了，瘦瘦的鴿子離開錄音室。何其幸運的女子，人間畢竟有天使，她遇見了，更懂得珍惜和把握，終有一日，她必亦成為他人的天使。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神是我们的盾牌。
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我们抬起头来；神是我们大小的盾牌，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神无时无刻不会按照我们的需要赐予我们盾牌；神是我们恩惠的盾牌，神将他的慈爱和怜悯、救赎和保护赐福给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信靠神。耶和华就应许要保护你，必不受到伤害，从今天直到永远。你仰望，祈求，祷告，神最怜悯渴望保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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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你C大哥。谢谢你让W带给我的鱼。而让我最感动的是当她让我看了你发给她的你对上帝耶和华认识的短信。不自量地说 在这位伟大的造物主面前 我为上帝能有这么一位才女找到了真理认识了他内心感到无比喜悦。你是海南%&女性的代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和十四节中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路又宽又阔，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路是狭隘的，找着的人也少。”愿你也帮助正在这门外徘徊的两位好姐妹 尊敬的P和W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尽快觉醒，早日认识这位真神。好让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重新生活在他应许提供给我们的地上乐园吧。 打扰你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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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C大哥！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还很浅薄，但是身边信基督的友们爱人如己的心常常感动我。人到中年，颇多无助之感，越活越卑微无奈，唯友人将我领进教堂，始知世间是有一处可以寻找精神依靠。所以就将人生匆忙的脚步停一停，想想该如何走下去。谢谢您和W姐姐对我的关心，今后读《圣经》不懂之处，要多多请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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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喜悅
文章日期：2010年3月3日
【明報專訊】不知道是巧合抑或故意，近期兩部電影皆以黑人為主角，都是講述他們的無助和提升、絕望和運氣，只不過，男的最終找到了光明出路，女的則仍只能徬徨地走在街頭，似是被罩在玻璃瓶裡的飛蛾，看見了瓶外的亮光，卻仍未知如何飛越玻璃圍牆。
男的電影是《守護有心人》，改編自真人真事，但情節too good to be true，難免讓人將之看成萬中無一的奇蹟，可是也正因奇蹟難得，遂更讓人感慨於現實殘酷。有的，或許真的會有奇蹟的，而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盡力一點一滴地、寸步前進地拉近奇蹟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讓奇蹟依然是奇蹟，讓殘酷盡量減少幾分殘酷。
《守》片說的是美式足球員Michael Oher的掙扎歷程，窮困黑人少年，於失學邊緣屢遇貴人，加上自身努力，終而闖出新天。白人家庭當初為什麼對他施以援手？可能是源自所謂white guilt，可能是貪圖虛榮，更可能是像飼養寵物般為自己消磨時間，但不論如何，付出了就是付出了，付出了便有收成，最後所得到的喜悅已經超越了最初的自利動力。而當Oher在運動場上為所有美國球迷帶來刺激歡欣，白人家庭便等於不止援助了他而更有利於所有人；這正是「慈悲喜捨」的最大快樂，收成的永遠多於預期的，所以做善事其實是回報率極高的心理投資行為。
《天生不是寶貝》裡的悲慘黑人少女同樣遇上貴人，雖然沒有（或尚未有）確定的豐收，總算有了長進，從不認字變成懂得寫作，往前邁出一步，能否再走下去，且看下回分解，亦是成事在天了。重要的是我們同樣見到助人的喜悅，只要付出，便有回報，多固然好，即使少了，亦不嫌棄，有，便好。
因此這兩齣電影與其說是講述少男少女如何被助，不如說是突顯了慈悲的可貴與可喜，不管為了什麼理由，無論出於何種動機，見到需要，能幫便幫，最後的受益者往往可能不只是眼前人。如果世界多朝這方向演進，那可憐的母親或許不必讓兒子和自己消失於橋下，暗夜哭聲或可減少，黑人白人黃人紅人，都可以笑得更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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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日期：2010年3月4日
【明報專訊】想必是剛看完《守護有心人》和《天生不是寶貝》的緣故，在香港電台 普通話節目裡訪問兩位智行基金會所曾支持的「愛滋遺孤」，感慨至深，望見其中一位女孩子邊哽咽邊憶往，竟從鼻底喉間湧起一股酸楚，待再發問，幾乎語塞。
智行基金會由杜聰創辦於十多年前，近年的主要項目是在中國大陸推行愛滋防範教育、治療輔助，以及，更核心的教育支援工作。
這是智行的基本運作模式：進入各省各市，經由當地的NGOs和政府單位引介，尋得因家人感染愛滋去世而無力升學的孩子，聯絡他們，鼓勵他們，資助他們，讓他們能夠堅持走完學習之路。為保效益，基金會在各省各市設立辦事處，直接把資助送到受援人的手裡，並提供心理輔導、生涯拓展等不同類型的工作坊，讓他們爬出歧視泥濘，充滿自信地邁步前行。
節目裡受訪的女孩子取名「鴿子」。成長於河南某「愛滋村」，自小好學，但母親賣血感染愛滋去世，父親同樣染病，唯有輟學南下打工。「不是一天賣一次血啊！是一天賣三四次！家裡窮，那幾分田根本不夠吃不夠用，管不了這麼多，賣了再說，我看母親賣血後躺在床上，臉色蒼白得像紙，我難過得哭。」憶及往事，鴿子很難不哭完再哭；再哭。
南下打工就是到深圳的工廠做「打工妹」。每天工作至少十二小時，經常是十六至十八，下班後住在髒亂的宿舍，更要受男工們的粗鄙欺負，「不是人過的日子啊，我特希望回到學校，但即使考上了，也不會有錢讀。」鴿子又哽咽了。
此時此刻卻接到了智行基金會的電話。原來基金會曾經派人訪鄉，有了「愛滋遺孤」的聯絡，主動察看她的近況，知道一切後，鼓勵她報考大學，只要考上，必支持。於是她就考了，於是就進入了河南某職工學校的護理系，轉眼已經四年級，再過幾個月就畢業，她說畢業後打算到基金會做前線工作，幫助更多跟其處境相近的孩子跳出悲劇漩渦。
節目結束，閂咪了，瘦瘦的鴿子離開錄音室。何其幸運的女子，人間畢竟有天使，她遇見了，更懂得珍惜和把握，終有一日，她必亦成為他人的天使。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3/02/2010
葛兆光给台湾大学研究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文献
——葛兆光给台湾大学研究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
编者按：在朋友处看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葛兆光教授开列的下列文献，觉得很有公布的价值，并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大学改革愈演愈烈，大学细节也许更加值得关注。本报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引言：近年来中国内地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新变化
【建议阅读文献】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2。
第一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汛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第二讲：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北京，2000。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第三讲：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Wu Hung（巫鸿）：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邢义田《武氏祠研究的一些问题——巫著〈武梁祠——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意识形态〉和蒋、吴著〈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读记》，《新史学》八卷四期，台北，1997。
赵化成《汉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兼论先秦两汉死后世界信仰观念的变化》，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蕃研究》第二卷，101－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栗山茂久《身体观与身体感——道教图解和中国医学的目光》，《古今论衡》第三辑，147－154页，台北，1999。
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载其《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至1930年代》，载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第四讲：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中国舆图
【建议阅读文献】
《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文物出版社，1997。
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
周明敏主编《地图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2003。
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汉学研究通讯》总66期，169－177页，台北，1998年5月。
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2002。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book．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i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讲谈社，1994。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总六十一期，香港中文大学。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图の成立》，《东方学报》四十一册，684－685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
第五讲：文化史与文明史：以宋代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Ⅱ《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8，1999。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六讲：知识史与思想史：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局，1948。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2期，台北，1996。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雷颐中译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三期，中国文化杂志社，北京，1996。
冯锦荣《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崇祯历书〉之研究》，载《明清史集刊》第三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1997。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编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第二节《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和“四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杨联《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载《国史探微》，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1。
陈熙远《中国不眠夜——明清时代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2，见http://www.ihp.sinica.edu.tw
第八讲：如何研究观念史？
——以“心同理同”这一普遍主义观念的历史变迁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诺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存在巨链》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宗教思想1》，《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岩波书店，1990。
第九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
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no．1（198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允晨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3。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
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总第十辑，2002年3期，商务印书馆。
朱瑞熙等编《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3。
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学生书局，1992。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Timothy Brook（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井上彻《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研文出版，东京，2000。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长沙，2002。
第十讲：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李璜《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葛兰言研究导论》，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联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载《杨联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桑原骘藏《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原载《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东京，1968。
第十一讲：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它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以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本，三联书店，2000。
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岩波书店，1996。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
童长义《日本文化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月旦出版社，台北，1999。
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马采、李民等、那庚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1991，1992。
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思想史方法的再思考》，朱秋而中译本，载《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期，2002。
【附：建议阅读的一般书目】：
一、《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三、《历史的观念》，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四、《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五、《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麦克伦南著，孙庆武等译，华夏出版社，北京，1991。
六、《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七、《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九、《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华读书报 2004年4月14日
——葛兆光给台湾大学研究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课程文献
编者按：在朋友处看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葛兆光教授开列的下列文献，觉得很有公布的价值，并可以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大学改革愈演愈烈，大学细节也许更加值得关注。本报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引言：近年来中国内地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新变化
【建议阅读文献】
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76，1992。
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大林出版社，台北，1981。
黄俊杰《思想史方法论的两个侧面》，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学生书局，台北，1987。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册《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2。
第一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建议阅读文献】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吕思勉《史籍与史学》，收于《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王汛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新史学》第8卷第2期，台北，1997。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第二讲：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与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一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北京，2000。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第三讲：关于图像的思想史研究
【建议阅读文献】
Wu Hung（巫鸿）：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邢义田《武氏祠研究的一些问题——巫著〈武梁祠——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意识形态〉和蒋、吴著〈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读记》，《新史学》八卷四期，台北，1997。
赵化成《汉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兼论先秦两汉死后世界信仰观念的变化》，载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孟嗣徽《炽盛光佛变相图图像研究》，《敦煌吐鲁蕃研究》第二卷，101－1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栗山茂久《身体观与身体感——道教图解和中国医学的目光》，《古今论衡》第三辑，147－154页，台北，1999。
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载其《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陈平原、夏晓虹《图像晚清》，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1880至1930年代》，载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第四讲：作为思想史资料的古中国舆图
【建议阅读文献】
《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册，文物出版社，1997。
菲利普·艾伦（Phillip Allen）的《古地图集精选》，猫头鹰出版，台北，2001。
周明敏主编《地图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2003。
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汉学研究通讯》总66期，169－177页，台北，1998年5月。
海野一隆《地图的文化史》，中译本，香港中华书局，2002。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book．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i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织田武雄《地图の历史——世界篇》，讲谈社，1994。
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载《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总六十一期，香港中文大学。
船越昭生《坤舆万国全图と锁国日本——世界的视图の成立》，《东方学报》四十一册，684－685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
第五讲：文化史与文明史：以宋代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Ⅰ《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王佩莉译，《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Ⅱ《社会变迁文明论纲》，袁志英译，三联书店，1998，1999。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六讲：知识史与思想史：以西洋天学进入中国及其对传统思想的影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方豪《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局，1948。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2期，台北，1996。
艾尔曼（Benjamin Elman）《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雷颐中译文，载《中国文化》第十三期，中国文化杂志社，北京，1996。
冯锦荣《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崇祯历书〉之研究》，载《明清史集刊》第三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1997。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三编第一节《天崩地裂（上）：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第二节《天崩地裂（下）：古代中国所绘世界地图中的“天下”、“中国”和“四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法律史、社会史与思想史：以传统社会中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杨联《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载《国史探微》，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1。
陈熙远《中国不眠夜——明清时代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2002，见http://www.ihp.sinica.edu.tw
第八讲：如何研究观念史？
——以“心同理同”这一普遍主义观念的历史变迁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诺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存在巨链》第一章《导论：观念史的研究》，张传有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中国宗教思想1》，《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十三卷，岩波书店，1990。
第九讲：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转换——
以“唐宋”、“宋明”两个不同研究范式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佩霞）：Neo－Confucianism and the Chinese Shih－Ta－Fu，American Asian Review，Vol．4，no．1（198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允晨出版事业公司，台北，2003。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
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总第十辑，2002年3期，商务印书馆。
朱瑞熙等编《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萧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83。
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学生书局，1992。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Timothy Brook（卜正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井上彻《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义の视点からの分析》，研文出版，东京，2000。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长沙，2002。
第十讲：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
【建议阅读文献】
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李璜《葛兰言与社会学方法》，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葛兰言研究导论》，载李璜《法国汉学论集》，珠海书院，香港，1975。
杨联的《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载《杨联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桑原骘藏《支那人间における食人肉の风习》，原载《东洋学报》十四卷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东京，1968。
第十一讲：关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以及它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启示
———以丸山真男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为例
【建议阅读文献】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本，三联书店，2000。
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男全集》第十二卷，岩波书店，1996。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
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2。
童长义《日本文化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载《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月旦出版社，台北，1999。
日本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二、三卷，马采、李民等、那庚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1991，1992。
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思想史方法的再思考》，朱秋而中译本，载《台大历史学报》29期，2002。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
葛兆光《想象的还是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载《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期，2002。
【附：建议阅读的一般书目】：
一、《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三、《历史的观念》，科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四、《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五、《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麦克伦南著，孙庆武等译，华夏出版社，北京，1991。
六、《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七、《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九、《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彼得·伯克著，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中华读书报 2004年4月14日
女子欺负夫子 让您无以“自道”
从《孔子》看国学缺失:“南子色诱”与文献大不同
2010年03月02日 08:18 来源：广州日报
于丹和胡玫等人对孔子的解说，更像是现代中国人面对无奈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理自慰。如果都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孔子乃至国学，那么国学和孔子恐怕不必承传了。
二十年来，随着国学大热，孔子也热了起来。然而，这次第流行的热潮中，真正的孔子在哪里呢？
电影《孔子》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孔子在鲁国推行他的治国理念受阻后，爱徒颜回劝解道：“老师您不是说过，‘一个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内心好了’。”孔子或颜回说过这样的话吗？《论语》和《史记》中倒是记载了孔子和颜回的一次对话，颜回大意是说：夫子的道至大，所以天下难容。可是夫子您仍坚持推行，这才是真君子！您的道有大美，天下不能容又怕什么呢！孔子听后欣然而笑。电影里颜回的话决非孔、颜原意，倒是很像于丹《〈论语〉心得》的意思。导演是根据《论语》等历史文献呢？还是在演绎于丹的心得呢？于丹读《论语》而有自己的“心得”，但是否能像电影里的南子一样理解了夫子“在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之中所悟出的境界”呢？于丹和胡玫等人对孔子的解说，更像是现代中国人面对无奈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理自慰。如果都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孔子乃至国学，那么国学和孔子恐怕不必承传了。
孔子见南子是电影刻意打造的看点，导演让颇不正派的南子色诱孔子，而孔子不为所动。这与文献记载相去甚远。《论语·雍也》的记载很简单：孔子见了南子，子路不高兴。夫子就对弟子发誓说：我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记述略多：南子想见孔子(年近六十)，派人去请，“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幕中。孔子行礼，夫人在帷幕中还礼，身上的环佩玉声很清晰。这显然是一次执政者与文化名人的简单会见，连司马迁这位长于细节叙事的大史家都没将此事故事化。
还有孔子离鲁、离卫的情节，孔子与齐国的关系，都被导演过分故事化，因而过分险恶化了。史载孔子以礼折服齐国君臣，赢得敬重。孔子在卫国也受到卫灵公和南子的敬重和礼遇，这些都被导演舍弃、淡化或歪曲了。电影刻意渲染仇恨、险恶和争斗，孔子几乎成了可怜虫。其实我们从《论语》、《史记》里读到的孔子，是很清高很优雅很从容的。齐国送八十位美女、一百二十匹好马给鲁君，到鲁国表演歌舞，季桓子邀鲁君观赏并接受了，从而怠慢了政事，郊祀时又忘了依礼送肉给大夫们。孔子就离开了鲁国，还唱着歌：“……优哉游哉，可以卒岁。”季桓子当时就明白了：夫子怪罪我了！他至死都对孔子心怀歉意。清高优雅的孔子在电影里因盼不到季氏送腊肉，就悲伤失意，就在雨夜中悲惨流亡。太离谱了！孔子自五十六岁离开鲁国，数年间多次往返卫国，六十三岁还从楚国返回卫国，虽未被任用，但灵公和南子每次听说孔子来了都高兴，都以礼待之。倒是孔子只要看不惯就离去。卫国人没有电影里那么坏，孔子真的很清高很自尊。
生活中真实的孔子已经远去两千五百年了，后人凭有限的文献去解读他，这是个漫长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解读过程，也是历代文化人和君主政治将孔子抽象化、神圣化的过程。或许过于神圣化过于深度解读了，现在孔子又被于丹通俗化，被胡玫戏剧化。说是尊孔、是普及国学，实则是解构孔子，解构《论语》，解构孔学。
开讲坛或编电影故事取悦大众，难免掺入个人的历史想象和理解，但最好别说这就是真正的孔子，别说这就是《论语》的真谛。听众、观众怎么才能学会辨别呢？很简单，起码要自己读读《论语》和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这几年中国教育部在全球兴办了272所“孔子学院”，目前还在不断增办。去年夏天笔者曾到奥克兰孔子学院作客，感受到“国家汉办”传播国学、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热情和雄心，但也了解到“孔子学院”
似乎主要是教老外们学汉语。国家派到“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是否细读过孔子和《论语》，还是个问题。
张海鸥专栏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2010年03月02日 08:18 来源：广州日报
于丹和胡玫等人对孔子的解说，更像是现代中国人面对无奈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理自慰。如果都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孔子乃至国学，那么国学和孔子恐怕不必承传了。
二十年来，随着国学大热，孔子也热了起来。然而，这次第流行的热潮中，真正的孔子在哪里呢？
电影《孔子》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孔子在鲁国推行他的治国理念受阻后，爱徒颜回劝解道：“老师您不是说过，‘一个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内心好了’。”孔子或颜回说过这样的话吗？《论语》和《史记》中倒是记载了孔子和颜回的一次对话，颜回大意是说：夫子的道至大，所以天下难容。可是夫子您仍坚持推行，这才是真君子！您的道有大美，天下不能容又怕什么呢！孔子听后欣然而笑。电影里颜回的话决非孔、颜原意，倒是很像于丹《〈论语〉心得》的意思。导演是根据《论语》等历史文献呢？还是在演绎于丹的心得呢？于丹读《论语》而有自己的“心得”，但是否能像电影里的南子一样理解了夫子“在理想不能实现的痛苦之中所悟出的境界”呢？于丹和胡玫等人对孔子的解说，更像是现代中国人面对无奈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心理自慰。如果都照这种方式去理解孔子乃至国学，那么国学和孔子恐怕不必承传了。
孔子见南子是电影刻意打造的看点，导演让颇不正派的南子色诱孔子，而孔子不为所动。这与文献记载相去甚远。《论语·雍也》的记载很简单：孔子见了南子，子路不高兴。夫子就对弟子发誓说：我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记述略多：南子想见孔子(年近六十)，派人去请，“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幕中。孔子行礼，夫人在帷幕中还礼，身上的环佩玉声很清晰。这显然是一次执政者与文化名人的简单会见，连司马迁这位长于细节叙事的大史家都没将此事故事化。
还有孔子离鲁、离卫的情节，孔子与齐国的关系，都被导演过分故事化，因而过分险恶化了。史载孔子以礼折服齐国君臣，赢得敬重。孔子在卫国也受到卫灵公和南子的敬重和礼遇，这些都被导演舍弃、淡化或歪曲了。电影刻意渲染仇恨、险恶和争斗，孔子几乎成了可怜虫。其实我们从《论语》、《史记》里读到的孔子，是很清高很优雅很从容的。齐国送八十位美女、一百二十匹好马给鲁君，到鲁国表演歌舞，季桓子邀鲁君观赏并接受了，从而怠慢了政事，郊祀时又忘了依礼送肉给大夫们。孔子就离开了鲁国，还唱着歌：“……优哉游哉，可以卒岁。”季桓子当时就明白了：夫子怪罪我了！他至死都对孔子心怀歉意。清高优雅的孔子在电影里因盼不到季氏送腊肉，就悲伤失意，就在雨夜中悲惨流亡。太离谱了！孔子自五十六岁离开鲁国，数年间多次往返卫国，六十三岁还从楚国返回卫国，虽未被任用，但灵公和南子每次听说孔子来了都高兴，都以礼待之。倒是孔子只要看不惯就离去。卫国人没有电影里那么坏，孔子真的很清高很自尊。
生活中真实的孔子已经远去两千五百年了，后人凭有限的文献去解读他，这是个漫长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解读过程，也是历代文化人和君主政治将孔子抽象化、神圣化的过程。或许过于神圣化过于深度解读了，现在孔子又被于丹通俗化，被胡玫戏剧化。说是尊孔、是普及国学，实则是解构孔子，解构《论语》，解构孔学。
开讲坛或编电影故事取悦大众，难免掺入个人的历史想象和理解，但最好别说这就是真正的孔子，别说这就是《论语》的真谛。听众、观众怎么才能学会辨别呢？很简单，起码要自己读读《论语》和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这几年中国教育部在全球兴办了272所“孔子学院”，目前还在不断增办。去年夏天笔者曾到奥克兰孔子学院作客，感受到“国家汉办”传播国学、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热情和雄心，但也了解到“孔子学院”
似乎主要是教老外们学汉语。国家派到“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是否细读过孔子和《论语》，还是个问题。
张海鸥专栏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3/01/2010
香江漫话：岁月偷不走永利街的记忆
中新社香港3月1日电 题：岁月偷不走永利街的记忆
中新社记者 陈伊敏
六十年代的香港情怀感动了国际影坛，港产片《岁月神偷》从柏林影展捧回“水晶熊奖”。光影背后，触发社会回望昔日守望相助、勇于拼搏的香港精神，也掀起旧街重建及保育话题。
作为电影主要取景地的香港上环永利街，如今正面临清拆。近来，摄影发烧友、大学生、游客、传媒纷至沓来，令这条昔日宁静的小街俨然成为一条“明星街”，变成人们趋之若鹜的景点。
由于没有车道，要找到永利街，需拾级而上。楼梯阶上，几位家庭主妇站着聊天，悠闲自在；不远处，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坐在店铺门口低头读报纸；偶尔还有移民多年的老人来此踱步，周游于童年的记忆中。人情味萦绕于沧桑的唐楼之间，新旧不一、高矮迥异的楼房，诉说往昔人和街道的唇齿相依。
商业楼宇林立的中环是香港的心脏地带，都市的发展使不少旧区和街市都给高楼大厦让路。处于中上环一带的老城区，却由商业浓烟逐渐回归本土气息，是可以体会老香港的一片难得天地。香港最地道的生活气息，在这些依山而建的蜿蜒街巷静静蔓延。
“台”是香港岛建筑的一大特色。旧时港岛不少楼房建筑都依山而造，因地势兴建不同式样的楼房而开辟出“台”。楼前腾出一块公共活动空间让人留连、聚会，构成了紧密的邻里关系。永利街上12栋的老唐楼伫立在“台”上，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旧城区风貌，据说是全港绝无仅有的。
“这些唐楼群保留完整，体现当年社区的凝聚力，以及人与街道的亲密关系，”居于区内三十年的街坊何耀生热情地领着记者，边走边忆起昔日区内左邻右里彼此交流、互相照顾的往事。以前街坊们在这里纳凉聊天，而周边房屋多为前铺后居，十分热闹。他说，这里目前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将来拆迁“活化”后，可能失却原来的味道，希望政府全面、可持续地发展老社区，“给香港多一份关爱”。
街坊罗雅宁从两、三岁开始就在此生活。对她来说，该区最可贵的是完整重现了半世纪前港人生活旧貌。每天穿行在横街小巷，趣味盎然。即使去同一个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路可走，且走每一条路都可以有新发现。在这些小巷中穿行，无论是探望打银老匠或印刷师傅，还是抚摸一只流浪猫，都可以呼吸该区独特的气息，这种参与其中的感觉，实在妙不可言。
“保留一个唐楼群比保留单栋唐楼更有意思，这样才能真切保持当年环境的氛围和人情味。人需要一些情感的寄托，若我们所熟悉的环境都不着痕迹了，还可以到哪里去回忆？”她感叹。
数十年前的永利街与附近的几条街道，见证了香港印刷业的辉煌岁月，旧时这里到处都是印刷铺，替中环商业中心的写字楼印刷办公室文件及卡片。一间经营了四十多年的印刷铺如今仍在运作，店内保留了古旧的印刷机，还有淘汰已久的印刷铅字，上一辈努力耕耘的身影历历在目。
永利街以及附近街道是许多著名港产片取景拍摄之地。电影《岁月神偷》导演罗启锐认为，正是一份本土特色，才是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由于永利街已纳入市区重建局的重建项目，当局计划保留3栋唐楼，其余则会重建成住宅大厦。罗启锐形容，这一街道是现时香港唯一保留六十年代特色的地方，希望好好保留街道原貌。
合理保留社区不只是为了一部电影，而是为了承传特色文化及历史景观。城市终归要发展，传统与未来的矛盾始终交织在城市的故事中。老街旧巷，已悄然烙下岁月偷不走的城市记忆。（完）
中新社记者 陈伊敏
六十年代的香港情怀感动了国际影坛，港产片《岁月神偷》从柏林影展捧回“水晶熊奖”。光影背后，触发社会回望昔日守望相助、勇于拼搏的香港精神，也掀起旧街重建及保育话题。
作为电影主要取景地的香港上环永利街，如今正面临清拆。近来，摄影发烧友、大学生、游客、传媒纷至沓来，令这条昔日宁静的小街俨然成为一条“明星街”，变成人们趋之若鹜的景点。
由于没有车道，要找到永利街，需拾级而上。楼梯阶上，几位家庭主妇站着聊天，悠闲自在；不远处，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人，坐在店铺门口低头读报纸；偶尔还有移民多年的老人来此踱步，周游于童年的记忆中。人情味萦绕于沧桑的唐楼之间，新旧不一、高矮迥异的楼房，诉说往昔人和街道的唇齿相依。
商业楼宇林立的中环是香港的心脏地带，都市的发展使不少旧区和街市都给高楼大厦让路。处于中上环一带的老城区，却由商业浓烟逐渐回归本土气息，是可以体会老香港的一片难得天地。香港最地道的生活气息，在这些依山而建的蜿蜒街巷静静蔓延。
“台”是香港岛建筑的一大特色。旧时港岛不少楼房建筑都依山而造，因地势兴建不同式样的楼房而开辟出“台”。楼前腾出一块公共活动空间让人留连、聚会，构成了紧密的邻里关系。永利街上12栋的老唐楼伫立在“台”上，保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旧城区风貌，据说是全港绝无仅有的。
“这些唐楼群保留完整，体现当年社区的凝聚力，以及人与街道的亲密关系，”居于区内三十年的街坊何耀生热情地领着记者，边走边忆起昔日区内左邻右里彼此交流、互相照顾的往事。以前街坊们在这里纳凉聊天，而周边房屋多为前铺后居，十分热闹。他说，这里目前仍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将来拆迁“活化”后，可能失却原来的味道，希望政府全面、可持续地发展老社区，“给香港多一份关爱”。
街坊罗雅宁从两、三岁开始就在此生活。对她来说，该区最可贵的是完整重现了半世纪前港人生活旧貌。每天穿行在横街小巷，趣味盎然。即使去同一个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路可走，且走每一条路都可以有新发现。在这些小巷中穿行，无论是探望打银老匠或印刷师傅，还是抚摸一只流浪猫，都可以呼吸该区独特的气息，这种参与其中的感觉，实在妙不可言。
“保留一个唐楼群比保留单栋唐楼更有意思，这样才能真切保持当年环境的氛围和人情味。人需要一些情感的寄托，若我们所熟悉的环境都不着痕迹了，还可以到哪里去回忆？”她感叹。
数十年前的永利街与附近的几条街道，见证了香港印刷业的辉煌岁月，旧时这里到处都是印刷铺，替中环商业中心的写字楼印刷办公室文件及卡片。一间经营了四十多年的印刷铺如今仍在运作，店内保留了古旧的印刷机，还有淘汰已久的印刷铅字，上一辈努力耕耘的身影历历在目。
永利街以及附近街道是许多著名港产片取景拍摄之地。电影《岁月神偷》导演罗启锐认为，正是一份本土特色，才是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由于永利街已纳入市区重建局的重建项目，当局计划保留3栋唐楼，其余则会重建成住宅大厦。罗启锐形容，这一街道是现时香港唯一保留六十年代特色的地方，希望好好保留街道原貌。
合理保留社区不只是为了一部电影，而是为了承传特色文化及历史景观。城市终归要发展，传统与未来的矛盾始终交织在城市的故事中。老街旧巷，已悄然烙下岁月偷不走的城市记忆。（完）
可以一试：完美水煮蛋
完美水煮蛋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日
【明報專訊】如何才算一隻完美的水煮蛋？這倒是個因人而異的問題。
有人喜歡溫泉玉子式的水汪汪，有人喜歡蛋白剛熟而蛋黃還是溏心的，有人要求連蛋黃也得煮到熟透，外面還得有綠色的外層（那可是名副其實的硫化鐵！）有人要求蛋白又嫩但蛋黃又得熟透，真的是難服侍。
既然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完美的定義和演繹，專家建議從猶太人習慣的低溫煮蛋方法中汲取經驗，煮出的蛋就可以蛋黃熟透卻不會浮現綠色外層亦不會變粉，蛋白卻又十分柔軟不會像橡膠一樣硬。此法以攝氏六十八度左右的溫度，雞蛋裡的蛋白質剛好凝結，水份還沒有流失，所以還是很嫩滑，而蛋黃亦沒有變成粉狀或產生硫化鐵。傳統以來猶太人會用星期五晚烹飪的餘燼來煮蛋（因為猶太人周六不生火），長時間低溫煮成的就是幾乎完美的水煮蛋。
提供這些廚房秘技煮法的不是某某星級酒店的大廚，卻是分子美食之父，法蘭西學院物理院士艾維提斯Herve This。他把廚房變為實驗室，或者說把實驗室變作廚房，他啟動了叫一眾老饕雀躍的分子美食。
最近走一轉書店看看有什麼新書上架，真的發覺分子廚藝高潮迭起來勢洶洶。艾維提斯的幾部開山理論傑作經已由台灣幾家出版社奪得版權翻譯成中文版隆重推出，這幾本以科學分析美食的經典，深入淺出，叫大家直面了解讓人心生畏懼的物理與化學，究竟是如何構成烹調料理的每個步驟。看著祖師爺徹底探究食物在不同溫度，不同空間環境和不同甜酸苦辣的物質配搭組合下如何作化學和物理變化，變出一鍋高潮，還加上一個完美水煮蛋。
[歐陽應霽]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日
【明報專訊】如何才算一隻完美的水煮蛋？這倒是個因人而異的問題。
有人喜歡溫泉玉子式的水汪汪，有人喜歡蛋白剛熟而蛋黃還是溏心的，有人要求連蛋黃也得煮到熟透，外面還得有綠色的外層（那可是名副其實的硫化鐵！）有人要求蛋白又嫩但蛋黃又得熟透，真的是難服侍。
既然按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完美的定義和演繹，專家建議從猶太人習慣的低溫煮蛋方法中汲取經驗，煮出的蛋就可以蛋黃熟透卻不會浮現綠色外層亦不會變粉，蛋白卻又十分柔軟不會像橡膠一樣硬。此法以攝氏六十八度左右的溫度，雞蛋裡的蛋白質剛好凝結，水份還沒有流失，所以還是很嫩滑，而蛋黃亦沒有變成粉狀或產生硫化鐵。傳統以來猶太人會用星期五晚烹飪的餘燼來煮蛋（因為猶太人周六不生火），長時間低溫煮成的就是幾乎完美的水煮蛋。
提供這些廚房秘技煮法的不是某某星級酒店的大廚，卻是分子美食之父，法蘭西學院物理院士艾維提斯Herve This。他把廚房變為實驗室，或者說把實驗室變作廚房，他啟動了叫一眾老饕雀躍的分子美食。
最近走一轉書店看看有什麼新書上架，真的發覺分子廚藝高潮迭起來勢洶洶。艾維提斯的幾部開山理論傑作經已由台灣幾家出版社奪得版權翻譯成中文版隆重推出，這幾本以科學分析美食的經典，深入淺出，叫大家直面了解讓人心生畏懼的物理與化學，究竟是如何構成烹調料理的每個步驟。看著祖師爺徹底探究食物在不同溫度，不同空間環境和不同甜酸苦辣的物質配搭組合下如何作化學和物理變化，變出一鍋高潮，還加上一個完美水煮蛋。
[歐陽應霽]
香港文學@愛荷華
香港文學@愛荷華
董啟章離開愛荷華之時，愛荷華河自未結冰……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日
【明報專訊】在我出生那一年，也即是一九六七年，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二○○九年八月底到十一月中，我有幸參加這個計劃，在兩個半月的時間內，跟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八個國家的三十五位作家一起生活、交流和寫作。感謝聶老師的提攜和鼓勵，感謝IWP主辦人員的悉心安排和照顧，感謝各位作家的思想激蕩，感謝當地華人朋友的熱情招待，也感謝愛荷華靜美的環境，我在計劃期間完成了新的長篇小說《學習年代》。當然，還要特別感謝香港的何鴻毅家族基金，全費資助我參加是次寫作計劃，也感謝從中促成此事的馬家輝兄。
夏末至初秋的學習年代
愛荷華城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根據我的主觀感覺，面積比我住的粉嶺市區還要小。小城四周地勢平坦，主要是玉米田，是個名副其實的鄉下，但因為是個大學城，人口以學生為主，所以並無落後荒涼之感，而充沛活力和生氣。在還未入秋之前，天氣暖和，陽光普照，隨處可以看見年輕人在草地上玩飛碟和曬太陽。當地人都以警告的口說，愛荷華冬天非常嚴寒，可惜我未有機會領教，十一月中離開的時候，只算清涼。聽說之後風雪驟至，全城癱瘓，大學也要停課一周。我所經歷的愛荷華，是天氣最宜人的時期，由當初綠意盎然的夏末，到樹葉紅黃相映的初秋，讓人很容易就進入靜心沉思的境界。脫離生活的煩憂，進入完全自由的狀態，對很多作家來說也是夢一樣的事情。
國際寫作計劃的寬緊恰到好處，在交流活動和獨自創作之間的配合有很大彈性。基本要求非常簡單，就是每位作家必須參加一場專題對談和作一次個人作品朗讀，其他活動可以自由參加。自選活動多種多樣，有翻譯工作坊、大學課堂授課、電影分享、跨媒體合作等。有的作家一心體驗生活，什麼也不打算寫，也有的深居簡出，埋首創作。無論怎樣的取向，都可以在國際寫作計劃裏自由實現。除寫作和交流外，IWP又提供不少旅遊機會，讓作家們了解美國，其間我就到過新奧爾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可以想像，這兩個半月的歷程是如何的豐富多姿。作家亦常常私下聚會，親自下廚炮製自己的家鄉菜式，關係非常融洽。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群人，克服語言的障礙，共同度過兩個半月的生活，是極為奇妙和難得的事情。其間來自巴基斯坦的導演Azeem Sajjad，還為來自威爾斯的女小說家兼創作歌手Fflur Dafydd以愛荷華城為背景拍攝了一齣MV，其他作家也踴躍客串演出，為美好的回憶留下最生動的紀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的網址觀看：www.youtube.com/watch?v=WELFBP8jjHE
身為香港作家，參加這類型國際交流活動的時候，特別感覺到香港身分的問題。在IWP的官方網站介紹中，我是代表香港的。事實上，香港文學跟內地文學的確存在文化身分的差別。不過，我在開幕禮上的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點爭議。在作家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跟在內地詩人韓博後面。韓博自我介紹說，他來自上海，中國。很多其他作家也都先說自己居住的城市，然後是自己的國家。到我的時候，我說我來自香港，然後說「China」。在我之後，曾經長時間在香港生活並自我定位為代表香港的印度裔女詩人Mani Rao，卻意味深長地回頭瞪了我一眼，似乎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IWP裏面的中國作家和愛荷華當地的華人也不覺我的說法有何問題，但一位年輕美國教授後來卻告訴我，她當時以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並對此十分反感。過後回想，我說話的時候並沒有刻意強調什麼的意圖，只是覺得很多外國作家未必知道香港是個什麼地方，於是便把香港置於中國的情景下加以介紹。至少在這個場合，沒有必要強調香港跟中國的差別。當然，在另一些場合，我經常指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以及它跟大陸文學的並置和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一味跟中國保持距離。
事實上，在愛荷華的最大收穫之一，就是跟同期參加的中國作家建立了友誼和增進了互相了解，當中包括當代最重要的內地小說家之一格非、年輕詩人和劇作家韓博、從事翻譯的姜玢和以英文寫作的張麗佳。不過，這樣的得也說明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香港作家和中國作家要在愛荷華才能得以深入接觸和交流。相反，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也沒有這樣的中港文學交流的條件。知名大陸作家在香港不乏讀者，也經常來港參加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而認識香港文學。一些香港文化人近年在內地十分活躍，但香港文學在內地的可見度近乎零。格非便坦言，在認識我之前，他對香港文學一無所知。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能促進中港作家溝通固然功德無量，但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何這樣的事情竟然要在美國才能發生，以及中港文學的交流究竟發生什麼問題，導致彼此間如此巨大的隔膜。
香港文學的獨立和封閉
另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是翻譯的嚴重缺乏。這不但是香港文學或華文文學翻譯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各國語言的文學作品譯成外語的問題。現在世界上使用最廣的國際語言當屬英語，所以如果要進行國際文學交流，建立世界文學的資源庫，翻譯成英文是當務之急。但就美國的情而言，把外國文學翻成英語並不普遍。這不但是市場的問題，也反映出美國人對世界文化缺乏廣泛興趣。來到愛荷華尋找翻譯機會的各國作家，都要失望而回了。而因為譯本的不足，也影響了作家之間的交流。除了小量的英譯篇章，大家很難深入了解彼此的作品。香港文學的翻譯在這方面也十分落後。雖然中文大學的譯叢已經做了不少工夫，但總體來說還是遠遠不夠。事實上美國學界對香港文化興趣濃厚，但最容易接觸到的還是香港電影，想從文學入手卻苦無材料。香港政府對香港文學的推廣，成績是零。
愛荷華是個名副其實的寫作之城。它大概是世界上寫作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在酒吧或什麼地方跟陌生人攀談起來，對方自我介紹的時候，第一句往往是「I'm a writer」或者「I'm a poet」。完全不必羞恥或者忸怩。而且當中絕大部分是年輕人。這絕不奇怪。愛荷華大學有超過八十年開辦寫作工作坊的經驗，也是第一間創立藝術碩士（MFA）的大學。今天全美大學爭相開辦寫作工作坊，但愛荷華依然執其牛耳。無論有人對這種寫作工作坊的教學模式和效用有何質疑，諸如「寫作能教嗎？」或「作家可以訓練出來的嗎？」之類，這樣的風氣至少促進了對文學創作和語言藝術的重視。
二○○八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文學之城」（City of Literature）的榮譽頒發給愛荷華，表揚她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我們很高興，一位中國人有份作出這貢獻，她就是國際寫作計劃的共同創辦人聶華苓老師。這當中有一個百講不厭的故事：話說當年「墮入愛河」的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愛荷華河上泛舟，聶華苓忽發奇想，說：為什麼不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和創作？當時安格爾還說這是個「crazy idea」！想不到的是，當年的一個「瘋狂主意」，由兩個「文學瘋子」搞起來，終於成就了大事。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做文學、藝術和文化工作，一定要有理想，甚至是狂想。第二：文學不只是作家自己的事，文學活動、計劃和機構可以大力支援作家創作，為作家創造條件。狂想和現實並不相悖。
[文／董啟章 編輯／黃靜]
董啟章離開愛荷華之時，愛荷華河自未結冰……
文章日期：2010年3月1日
【明報專訊】在我出生那一年，也即是一九六七年，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美國愛荷華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二○○九年八月底到十一月中，我有幸參加這個計劃，在兩個半月的時間內，跟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八個國家的三十五位作家一起生活、交流和寫作。感謝聶老師的提攜和鼓勵，感謝IWP主辦人員的悉心安排和照顧，感謝各位作家的思想激蕩，感謝當地華人朋友的熱情招待，也感謝愛荷華靜美的環境，我在計劃期間完成了新的長篇小說《學習年代》。當然，還要特別感謝香港的何鴻毅家族基金，全費資助我參加是次寫作計劃，也感謝從中促成此事的馬家輝兄。
夏末至初秋的學習年代
愛荷華城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根據我的主觀感覺，面積比我住的粉嶺市區還要小。小城四周地勢平坦，主要是玉米田，是個名副其實的鄉下，但因為是個大學城，人口以學生為主，所以並無落後荒涼之感，而充沛活力和生氣。在還未入秋之前，天氣暖和，陽光普照，隨處可以看見年輕人在草地上玩飛碟和曬太陽。當地人都以警告的口說，愛荷華冬天非常嚴寒，可惜我未有機會領教，十一月中離開的時候，只算清涼。聽說之後風雪驟至，全城癱瘓，大學也要停課一周。我所經歷的愛荷華，是天氣最宜人的時期，由當初綠意盎然的夏末，到樹葉紅黃相映的初秋，讓人很容易就進入靜心沉思的境界。脫離生活的煩憂，進入完全自由的狀態，對很多作家來說也是夢一樣的事情。
國際寫作計劃的寬緊恰到好處，在交流活動和獨自創作之間的配合有很大彈性。基本要求非常簡單，就是每位作家必須參加一場專題對談和作一次個人作品朗讀，其他活動可以自由參加。自選活動多種多樣，有翻譯工作坊、大學課堂授課、電影分享、跨媒體合作等。有的作家一心體驗生活，什麼也不打算寫，也有的深居簡出，埋首創作。無論怎樣的取向，都可以在國際寫作計劃裏自由實現。除寫作和交流外，IWP又提供不少旅遊機會，讓作家們了解美國，其間我就到過新奧爾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可以想像，這兩個半月的歷程是如何的豐富多姿。作家亦常常私下聚會，親自下廚炮製自己的家鄉菜式，關係非常融洽。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群人，克服語言的障礙，共同度過兩個半月的生活，是極為奇妙和難得的事情。其間來自巴基斯坦的導演Azeem Sajjad，還為來自威爾斯的女小說家兼創作歌手Fflur Dafydd以愛荷華城為背景拍攝了一齣MV，其他作家也踴躍客串演出，為美好的回憶留下最生動的紀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的網址觀看：www.youtube.com/watch?v=WELFBP8jjHE
身為香港作家，參加這類型國際交流活動的時候，特別感覺到香港身分的問題。在IWP的官方網站介紹中，我是代表香港的。事實上，香港文學跟內地文學的確存在文化身分的差別。不過，我在開幕禮上的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點爭議。在作家們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跟在內地詩人韓博後面。韓博自我介紹說，他來自上海，中國。很多其他作家也都先說自己居住的城市，然後是自己的國家。到我的時候，我說我來自香港，然後說「China」。在我之後，曾經長時間在香港生活並自我定位為代表香港的印度裔女詩人Mani Rao，卻意味深長地回頭瞪了我一眼，似乎對我的說法不以為然。IWP裏面的中國作家和愛荷華當地的華人也不覺我的說法有何問題，但一位年輕美國教授後來卻告訴我，她當時以為我是個民族主義者，並對此十分反感。過後回想，我說話的時候並沒有刻意強調什麼的意圖，只是覺得很多外國作家未必知道香港是個什麼地方，於是便把香港置於中國的情景下加以介紹。至少在這個場合，沒有必要強調香港跟中國的差別。當然，在另一些場合，我經常指出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以及它跟大陸文學的並置和對等而非從屬的關係。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應一味跟中國保持距離。
事實上，在愛荷華的最大收穫之一，就是跟同期參加的中國作家建立了友誼和增進了互相了解，當中包括當代最重要的內地小說家之一格非、年輕詩人和劇作家韓博、從事翻譯的姜玢和以英文寫作的張麗佳。不過，這樣的得也說明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香港作家和中國作家要在愛荷華才能得以深入接觸和交流。相反，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也沒有這樣的中港文學交流的條件。知名大陸作家在香港不乏讀者，也經常來港參加活動，但並沒有因此而認識香港文學。一些香港文化人近年在內地十分活躍，但香港文學在內地的可見度近乎零。格非便坦言，在認識我之前，他對香港文學一無所知。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劃能促進中港作家溝通固然功德無量，但我們也應該思考為何這樣的事情竟然要在美國才能發生，以及中港文學的交流究竟發生什麼問題，導致彼此間如此巨大的隔膜。
香港文學的獨立和封閉
另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就是翻譯的嚴重缺乏。這不但是香港文學或華文文學翻譯的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各國語言的文學作品譯成外語的問題。現在世界上使用最廣的國際語言當屬英語，所以如果要進行國際文學交流，建立世界文學的資源庫，翻譯成英文是當務之急。但就美國的情而言，把外國文學翻成英語並不普遍。這不但是市場的問題，也反映出美國人對世界文化缺乏廣泛興趣。來到愛荷華尋找翻譯機會的各國作家，都要失望而回了。而因為譯本的不足，也影響了作家之間的交流。除了小量的英譯篇章，大家很難深入了解彼此的作品。香港文學的翻譯在這方面也十分落後。雖然中文大學的譯叢已經做了不少工夫，但總體來說還是遠遠不夠。事實上美國學界對香港文化興趣濃厚，但最容易接觸到的還是香港電影，想從文學入手卻苦無材料。香港政府對香港文學的推廣，成績是零。
愛荷華是個名副其實的寫作之城。它大概是世界上寫作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在酒吧或什麼地方跟陌生人攀談起來，對方自我介紹的時候，第一句往往是「I'm a writer」或者「I'm a poet」。完全不必羞恥或者忸怩。而且當中絕大部分是年輕人。這絕不奇怪。愛荷華大學有超過八十年開辦寫作工作坊的經驗，也是第一間創立藝術碩士（MFA）的大學。今天全美大學爭相開辦寫作工作坊，但愛荷華依然執其牛耳。無論有人對這種寫作工作坊的教學模式和效用有何質疑，諸如「寫作能教嗎？」或「作家可以訓練出來的嗎？」之類，這樣的風氣至少促進了對文學創作和語言藝術的重視。
二○○八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文學之城」（City of Literature）的榮譽頒發給愛荷華，表揚她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我們很高興，一位中國人有份作出這貢獻，她就是國際寫作計劃的共同創辦人聶華苓老師。這當中有一個百講不厭的故事：話說當年「墮入愛河」的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在愛荷華河上泛舟，聶華苓忽發奇想，說：為什麼不創辦一個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世界各地的作家一起交流和創作？當時安格爾還說這是個「crazy idea」！想不到的是，當年的一個「瘋狂主意」，由兩個「文學瘋子」搞起來，終於成就了大事。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做文學、藝術和文化工作，一定要有理想，甚至是狂想。第二：文學不只是作家自己的事，文學活動、計劃和機構可以大力支援作家創作，為作家創造條件。狂想和現實並不相悖。
[文／董啟章 編輯／黃靜]
2/28/2010
“科技”台农刘财添
“科技”台农刘财添：带出海南一个罗非鱼产业
中新社海口2月28日电 题：“科技”台农刘财添：带出海南一个罗非鱼产业
中新社记者 关向东
刘财添七0年代毕业于前台湾高雄海洋学院水产加工系，八十年代初在台南水产实验所做种苗研发，八十年代中期去美国参与拓展台湾水产品市场，是当年台湾“经济外交”战略下培养的“水产外交”新人。
1998年，刘财添以“台湾新海洋”商号为名，带着“科研成果”和“国际市场”，来到海南岛“耕海”，用不到十年时间为海南带出了一个单性罗非鱼养殖产业。
据2009年12月海口海关统计：海南罗非鱼的出口，列地产产品出口总量第二位，列全国罗非鱼出口量第二位，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东盟乃其前4大出口市场。
“ECFA是两岸间早就该做的事情”
从八十年代的台湾岛出发，走了一圈国际市场，落脚在新世纪的海南岛，刘财添对“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商谈的看法很直接：“从‘生意’的角度看，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现在谈已经太慢！”
他认为，不能再用十年、二十年前的眼光看待两岸关系： “只有把眼光放远一些，才不会再如绿营，用八年时间在一个‘利益集团’里做‘困兽斗’。 大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变化，两岸从经济整合走向文化整合是大势所趋。”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最是有趣”
媒体描写刘财添是海南“第一个把罗非鱼出口到美国的人”， 他却平淡地说：我只不过把在台湾的经验“拷贝”到海南。
新春，刘财添带记者去海口市三江镇三江农场三江湾围海区，他指着村口一系列养殖企业的招牌说：98年“新海洋”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地，如今这个区域有几十家企业一两万亩罗非鱼养殖基地。
看来，把“海南新海洋”1000多亩海水生态养殖基地，作为引发海南罗非鱼产业的“种子”，将当年在台岛的科研成果再一次转化为规模产业，这才是让刘财添认为有意思的事情。
“罗非鱼是唯一可做鱼生的淡水鱼”
刘生为啥对罗非鱼的兴趣保持了三十年之久？罗非鱼的国际市场到底有多大？
原来海上“渔获”如鳕鱼等越来越少，而罗非鱼是唯一“白肉”淡水鱼，开片后可替代海水“生鱼片”，故国际市场行情紧俏。
刘财添告诉记者，“新海洋”采用纯天然完全不投放药物的养殖方法生产黑罗非鱼，单尾放养10个月可重2-3斤，开片加工后直销美国及法国等欧盟市场，日本、韩国也是主要出口地。
去年10月，刘财添又为海南育一种红罗非鱼种苗，那是他七十年代在研究所的研发成果。“红罗非鱼并无原种，而是几种罗非鱼杂交，其中5-10%产生基因突变，黑色变成红色，我们进行基因选别，让色泽红润的再度杂交。那时，我自己就做了六七代选别实验。”
“红罗非鱼，外观美丽讨好，肉质更加细腻，国际市场价比黑罗非鱼每磅高0.3美元。”
中国光彩台商委员会海南总召的焦心事
“‘新海洋’产品出口美国十多年，从没有上过‘黑名单’！但是，“新海洋”的产品产地如是台湾，国际市场价格就比产地是中国海南每磅高出0.5美元。另外，法国等欧盟国家对中国水产品查得特别严，而中国东盟贸易区中的越南是原法国殖民地，食品生产更易得到欧盟认可，我们的产品经越南转口，再进法国及欧盟其他地区就顺利得多。”
刘财添祖籍广东梅州，祖先迁徙台湾后已繁衍二十四代，如今他在海南已经生活了十来年。他说，自己是广东人、台湾人、海南人，总之是中国人！这位中国光彩台商委员会海南总召，为“中国制造”频频因质量、安全问题在国际市场受挫而心焦。
“企业不仅仅是做生意，维护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声誉，是企业必须意识到的社会责任，受益者不只是他人。”
中新社海口2月28日电 题：“科技”台农刘财添：带出海南一个罗非鱼产业
中新社记者 关向东
刘财添七0年代毕业于前台湾高雄海洋学院水产加工系，八十年代初在台南水产实验所做种苗研发，八十年代中期去美国参与拓展台湾水产品市场，是当年台湾“经济外交”战略下培养的“水产外交”新人。
1998年，刘财添以“台湾新海洋”商号为名，带着“科研成果”和“国际市场”，来到海南岛“耕海”，用不到十年时间为海南带出了一个单性罗非鱼养殖产业。
据2009年12月海口海关统计：海南罗非鱼的出口，列地产产品出口总量第二位，列全国罗非鱼出口量第二位，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东盟乃其前4大出口市场。
“ECFA是两岸间早就该做的事情”
从八十年代的台湾岛出发，走了一圈国际市场，落脚在新世纪的海南岛，刘财添对“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商谈的看法很直接：“从‘生意’的角度看，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现在谈已经太慢！”
他认为，不能再用十年、二十年前的眼光看待两岸关系： “只有把眼光放远一些，才不会再如绿营，用八年时间在一个‘利益集团’里做‘困兽斗’。 大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变化，两岸从经济整合走向文化整合是大势所趋。”
“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最是有趣”
媒体描写刘财添是海南“第一个把罗非鱼出口到美国的人”， 他却平淡地说：我只不过把在台湾的经验“拷贝”到海南。
新春，刘财添带记者去海口市三江镇三江农场三江湾围海区，他指着村口一系列养殖企业的招牌说：98年“新海洋”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地，如今这个区域有几十家企业一两万亩罗非鱼养殖基地。
看来，把“海南新海洋”1000多亩海水生态养殖基地，作为引发海南罗非鱼产业的“种子”，将当年在台岛的科研成果再一次转化为规模产业，这才是让刘财添认为有意思的事情。
“罗非鱼是唯一可做鱼生的淡水鱼”
刘生为啥对罗非鱼的兴趣保持了三十年之久？罗非鱼的国际市场到底有多大？
原来海上“渔获”如鳕鱼等越来越少，而罗非鱼是唯一“白肉”淡水鱼，开片后可替代海水“生鱼片”，故国际市场行情紧俏。
刘财添告诉记者，“新海洋”采用纯天然完全不投放药物的养殖方法生产黑罗非鱼，单尾放养10个月可重2-3斤，开片加工后直销美国及法国等欧盟市场，日本、韩国也是主要出口地。
去年10月，刘财添又为海南育一种红罗非鱼种苗，那是他七十年代在研究所的研发成果。“红罗非鱼并无原种，而是几种罗非鱼杂交，其中5-10%产生基因突变，黑色变成红色，我们进行基因选别，让色泽红润的再度杂交。那时，我自己就做了六七代选别实验。”
“红罗非鱼，外观美丽讨好，肉质更加细腻，国际市场价比黑罗非鱼每磅高0.3美元。”
中国光彩台商委员会海南总召的焦心事
“‘新海洋’产品出口美国十多年，从没有上过‘黑名单’！但是，“新海洋”的产品产地如是台湾，国际市场价格就比产地是中国海南每磅高出0.5美元。另外，法国等欧盟国家对中国水产品查得特别严，而中国东盟贸易区中的越南是原法国殖民地，食品生产更易得到欧盟认可，我们的产品经越南转口，再进法国及欧盟其他地区就顺利得多。”
刘财添祖籍广东梅州，祖先迁徙台湾后已繁衍二十四代，如今他在海南已经生活了十来年。他说，自己是广东人、台湾人、海南人，总之是中国人！这位中国光彩台商委员会海南总召，为“中国制造”频频因质量、安全问题在国际市场受挫而心焦。
“企业不仅仅是做生意，维护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声誉，是企业必须意识到的社会责任，受益者不只是他人。”
2/27/2010
阅读期待：《張愛玲電懋劇本集》
電影資料館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香港電影資料館陸續編印了不少好書，或學術研究，或史料結集，都是送給電影愛好者的好禮物。據聞該館的出版工作團隊規模不大，僅有小貓兩三隻，想必是因為找對了人才，不是貓而是虎，由兩三頭老虎聯手炮製出來的文化產品，想不好也難。
其實某些文化產品大有轉化為「文化商品」的市場潛力，最近出版的《張愛玲電懋劇本集》便是好例子。
這套書有薄薄四冊，合裝在一個軟盒子裡，設計底色統一為六十年代的鮮艷七彩，其上卻壓印著男女演員的黑白照片，除了令人感覺復古懷舊，亦意喻了電影年華的過渡歲月，由黑白變彩色，天地新開，人類的影像世界從此不一樣，張愛玲便是在這歲月窄縫裡撰寫劇本謀生養夫。
四本小書分別是《好事近》、《舉案齊眉》、《南北和》和《海上憶舊》，各有張愛玲的劇本詳錄，真的是詳，除了情節和對白，連人物表、分鏡表、動作表等等皆列得清清楚楚，幾乎任何一位導演把書拿在手裡便可立即開麥拉予以重拍；書前更有專家導讀，為電影背景和特色提供深度分析，展露了港產書中的罕見認真，我猜幕後編輯必亦是資深張迷，否則不會如斯耐煩。
我是在銅鑼灣某二樓書店買到的，書雖新出，卻被冷冷清清地塞在架上，稍不留意即會錯過。當時我想，如果這套書能有簡體版，放在內地書店展售，恐怕必是主打，書店會為之放展板、做宣傳、搞座談之類，絕不會冷待這位現代文學的祖師奶奶。所以我又想，不知道電影資料館或康文署有沒有跟內地出版社合作，讓其弄出另一套同樣精緻的簡體書？版權問題應沒困難，困難倒可能是一旦暢銷，官方機構在收取版稅的過程上或須解決許多官僚作業難題，因為特區政府跟內地合作的項目向來只慣支出而不慣收入，有錢難收甚至有錢拒收，最後索性懶得推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極希望看見劇本集出現簡體版。張迷的核心社群畢竟在內地而不是香港，他們若沒法讀到這套書，太可惜。但我其實也不必太擔心，或許早已有人把書掃描並上載到「張迷客廳」網站，你看我看大家看，版權也者，從來難不倒中國人。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
張愛玲原來是個 Hack!文章日期：2010年3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電影資料館繼早前為張愛玲編劇之電懋電影舉行專題放映、展覽，再行出版張愛玲之劇本集，結合其十中之九部劇本。此系列邀來各路作者，如邁克、吳昊、毛尖、馮睎乾等以其心眼閱讀張愛玲的作品，她跟電影萬千重關係的引論省思。其中一位作者鄧小宇，當年曾是電懋童星，也曾參演張氏編劇之《小兒女》，書寫的卻是另兩部「南北系列」的作品——較諸其他作者一些對其劇本文學性的肯定、表揚她對電影媒介的剔透理解、勾沉張氏實為認真的創作態度，鄧小宇的說法似乎恰恰相反。這當然只是其中一種說法，也或許是毋能繞過的一種說法。
看完兩部打正旗號是張愛玲編劇的電影《南北一家親》（1962）和《南北喜相逢》（1964）﹐我第一個直覺反應是﹕在電影編劇的範疇﹐我不想承認﹐但張愛玲確實是屬於那個英文名詞——hack。我翻查字典﹐hack的中文翻譯竟然是﹐我的老天——「文丐」﹗
省時省力的「文丐」？
讓我先交代一下「南北」電影系列的一些歷史背景。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交替期間﹐電懋邵氏兩間以拍國語片為主的電影公司正在鬥過你死我活﹐在那短短幾年﹐雖然驟眼看來好像仍未分出個勝負﹐但明眼人已隱約有數﹐看出邵氏已開始逐步領先了。
《江山美人》（1959）的賣座正好預告了「黃梅調」時代的來臨﹐和電懋一向擅長的中產時裝片﹐是兩碼子事。而《千嬌百媚》（1961）的林黛﹐一聲唔該從本來以為穩奪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在電懋《野玫瑰之戀》（1960）有精湛表現的葛蘭手中﹐拿走影后名銜﹐邵氏真的有點所向披靡。但在芸芸大小戰役中﹐電懋在1961年農曆新年檔期推出的《南北和》竟又轟動一時﹐小勝了一仗﹐總算替電懋在一連串失利中挽回一點面子。
利用南下的北方人和本地的廣東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共存共處所產生語言上、文化上、心態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引發各種大小誤會和衝突﹐用喜劇鬧劇的形式表達出來﹐是電懋當年的製片宋淇（林以亮）度出來的點子﹐並極罕有地由他親自編寫劇本﹐結果不負眾望﹐突圍而出﹐為當時已開始積弱的電懋打下一支強心針。
跟住除了其他電影公司（包括邵氏﹐以及一些拍粵語片的公司）爭相模仿之外﹐電懋本身也食住上﹐先後再拍了兩部南北系列電影《南北一家親》和《南北喜相逢》。這三部南北系列的導演都是擅長拍喜劇的王天林﹐但後兩部的編劇已不再是宋淇﹐而改為由宋淇的好友張愛玲操刀﹐至少在紀錄上是如此說。
相隔了差不多兩年後才推出《南北一家親》﹐多少反映了電懋的效率和步伐原來已是多麼的緩慢。姍姍來遲的《南北一家親》基本上是《南北和》的變奏；情節角色的編排兩片均大同小異﹐《南北一家親》的編劇﹐在字幕上除了打出張愛玲之外﹐還多了一個「原著」秦亦孚（秦羽）﹐究竟她們是如何分配工作的呢﹖以劇本論劇本﹐兩片如此相似﹐我個人的假設是﹕一、會不會宋淇才是「幕後黑手」﹖《南北一家親》大部份的情節鋪陳都是《南北和》的「剩餘物資」﹖二、被安排執行此項工程的兩位女士﹐怕有任何差錯﹐以至令到市場反應及不上《南北和》﹐就索性以它為藍本﹐來個改頭換面算數。無論是假設一或二﹐都說不上什麼創作﹐甚至可以說是省時省力的「優差」﹐加上張愛玲在「度橋」、編寫過程中佔的比重究竟有多少也難以定案﹐說我草率也好﹐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深入剖析《南北一家親》的內容和結構﹐說張愛玲這張愛玲那﹐結果可能都是一場一廂情願的誤會。
不過﹐說編劇省時省力﹐例子有不少。像編劇安排丁皓的職業是電台信箱主持人﹐確是很特別﹐她未來家翁梁醒波原來一直愛聽她的節目也很有趣﹐但如果編劇能花多一點心思﹐好好安排她電台的聲音﹐如何地幫她最終得到未來家翁對這段婚事的認同﹐會更有呼應的效果。如今只是丁皓在電台明嘲暗諷家長不允許婚姻自由﹐激起梁醒波把火﹐好像仍是有點搔不到癢處。又例如劇中四位年輕人最終想出妙計令雙方的父母同意婚事﹐而那妙計竟是扮作私奔去嚇父母﹐雙方父母又真的輕易地就被嚇到馬上同意﹐未免得逞得太易了。如果編劇們稍為再多下些功夫﹐出來的劇情怎都會更紮實﹐更合理。
螃蟹式思鄉
不過有一則小小的觀察我覺得頗有趣﹐就是《南北一家親》裡面代表北那一方的劉恩甲﹐他經營的北方菜館門口的招牌﹐竟畫了一隻螃蟹﹐而且這個螃蟹招牌的出現﹐不是意外或巧合﹐而是在劇本是有特別註明的。張愛玲編劇的另一部電影《小兒女》(1963)﹐片子開場也是用螃蟹去展開劇情。張愛玲顯然有著「螃蟹情意結」；五六十年代﹐國內各項鬥爭仍進行得如火如荼﹐沒有輸出什麼大閘蟹﹐很可能以前在上海嘗過大閘蟹美味的張愛玲﹐真的似乎是想吃想壞了。
到了1964年《南北喜相逢》的時期﹐張愛玲寫劇本的主要靠山宋淇早已無心戀戰﹐資料顯示他經常長時間請病假﹐並於1965年加入邵氏。張愛玲在何時﹐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完成這個劇本﹐不是我能力範圍內可以考據到﹐不過與其說它是南北系列的延續﹐也只不過限於片名有「南北」兩個字。全片無疑是廣東話、國語夾雜﹐但不再去用什麼語言上的誤解來製造笑料﹐也沒有在本土/外來人思維習俗上的差異費筆墨﹐只是一部雙語鬧劇﹐不變的是張愛玲依然慳水慳力。
字幕沒有註明﹐但《南北喜相逢》的橋段基本上和十九世紀末英國一部極受歡迎的話劇《查理的姑媽》（Charley's Aunt）雷同。
原裝版本的背景是英國牛津大學﹐一部典型純上流社會階層閉門造車、下午茶優閒式的鬧劇。王爾德傳世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正是把這劇種玩到去極限。張愛玲幸好也不至於原封不動就把它搬到好幾十年後的香港﹐她加添了一些商業社會元素﹐正好與香港這個商埠環境吻合。男女主角兩個父親都是為了爭取這個姑媽 (一個衣錦榮歸的有錢美國華僑) 注資在他們的生意而不惜想盡辦法去巴結她﹐甚至追求她。兩個男角的身份亦由原本的牛津學生貶為身無分文的窮教員﹐最妙是那個反串假扮姑媽的男子﹐原本是兩個主角的同學﹐在這個香港版本竟被塑造成一個近似市井之徒﹐被一群債主追到走投無路的小人物﹐於是社會階層就比原版多元化了。
諧星「爆肚」 掩蓋了誰的光芒
這個假姑媽是由梁醒波去飾演﹐而《南北喜相逢》誤打誤撞﹐最終出來竟成為一部可以說是為梁醒波的喜劇才華度身訂造的一次個人表演示範作。片中他施展渾身解數﹐忽男忽女﹐風騷鬼馬什麼都出齊﹐看到觀眾不亦樂乎﹐是好一樁賞心樂事﹐證明梁醒波委實是香港影壇/粵劇一個光芒萬丈的諧星﹐他的「戲味」﹐許冠文相比之下還是差了一點點﹐沈殿霞更拍馬也追不上。
但問題是﹐梁醒波的至強項是「爆肚」﹐他最拿手不按常理出牌﹐喜歡即興﹐隨時在現場興之所至﹐或靈感一觸就擅自更改對白﹐所以一有梁醒波出場﹐他念的對白往往與劇本所寫的完全不同。例如全片最令我笑不可仰那段﹐是女主角白露明不知道這個「姑媽」原來是個男人假扮﹐還不斷向「她」獻殷勤﹐毫不避忌穿著性感睡衣兩人在床頭傾訴「女人心事」﹐差不多有身體上的接觸時﹐梁醒波豁然一驚﹐跟住扮作嬌嗲地回應﹕「唔駛喇﹐坐監都有份﹗」在劇本裡根本就找不到這一段戲。
梁醒波的「爆肚」蓋過了張愛玲原來的對白﹐又或者我們擊節讚賞的某些gag﹐竟與張愛玲無關﹐對張愛玲迷來說﹐可能不是味兒﹐但卻是事實。
我們不能因為張愛玲在文學上的顯赫成就﹐就自欺欺人﹐無中生有﹐強要把她編的劇本統統加上光環。
這兩部南北電影﹐是無傷大雅的娛樂小品﹐在張愛玲芸芸作品中﹐有參考價值﹐甚至有其歷史意義﹐但我不認為它們有什麼在文學或電影上的成就。
Hack 這個名詞﹐字典上有這樣的英文解釋﹕a person paid to do hard and uninteresting work as a writer。
六十年代在香港那幾年﹐張愛玲為謀生計﹐由宋淇引荐她替電懋公司寫劇本﹐那個時候她不正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嗎﹖在四十多年後重看到她這兩部強顏歡笑的作品﹐對張迷來說﹐可能已不是無傷大雅﹐而是黯然神傷了。
文章原載於《張愛玲：電懋劇本集》（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年）
http://www.dengxiaoyu.net
[文／鄧小宇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香港電影資料館陸續編印了不少好書，或學術研究，或史料結集，都是送給電影愛好者的好禮物。據聞該館的出版工作團隊規模不大，僅有小貓兩三隻，想必是因為找對了人才，不是貓而是虎，由兩三頭老虎聯手炮製出來的文化產品，想不好也難。
其實某些文化產品大有轉化為「文化商品」的市場潛力，最近出版的《張愛玲電懋劇本集》便是好例子。
這套書有薄薄四冊，合裝在一個軟盒子裡，設計底色統一為六十年代的鮮艷七彩，其上卻壓印著男女演員的黑白照片，除了令人感覺復古懷舊，亦意喻了電影年華的過渡歲月，由黑白變彩色，天地新開，人類的影像世界從此不一樣，張愛玲便是在這歲月窄縫裡撰寫劇本謀生養夫。
四本小書分別是《好事近》、《舉案齊眉》、《南北和》和《海上憶舊》，各有張愛玲的劇本詳錄，真的是詳，除了情節和對白，連人物表、分鏡表、動作表等等皆列得清清楚楚，幾乎任何一位導演把書拿在手裡便可立即開麥拉予以重拍；書前更有專家導讀，為電影背景和特色提供深度分析，展露了港產書中的罕見認真，我猜幕後編輯必亦是資深張迷，否則不會如斯耐煩。
我是在銅鑼灣某二樓書店買到的，書雖新出，卻被冷冷清清地塞在架上，稍不留意即會錯過。當時我想，如果這套書能有簡體版，放在內地書店展售，恐怕必是主打，書店會為之放展板、做宣傳、搞座談之類，絕不會冷待這位現代文學的祖師奶奶。所以我又想，不知道電影資料館或康文署有沒有跟內地出版社合作，讓其弄出另一套同樣精緻的簡體書？版權問題應沒困難，困難倒可能是一旦暢銷，官方機構在收取版稅的過程上或須解決許多官僚作業難題，因為特區政府跟內地合作的項目向來只慣支出而不慣收入，有錢難收甚至有錢拒收，最後索性懶得推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極希望看見劇本集出現簡體版。張迷的核心社群畢竟在內地而不是香港，他們若沒法讀到這套書，太可惜。但我其實也不必太擔心，或許早已有人把書掃描並上載到「張迷客廳」網站，你看我看大家看，版權也者，從來難不倒中國人。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
張愛玲原來是個 Hack!文章日期：2010年3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香港電影資料館繼早前為張愛玲編劇之電懋電影舉行專題放映、展覽，再行出版張愛玲之劇本集，結合其十中之九部劇本。此系列邀來各路作者，如邁克、吳昊、毛尖、馮睎乾等以其心眼閱讀張愛玲的作品，她跟電影萬千重關係的引論省思。其中一位作者鄧小宇，當年曾是電懋童星，也曾參演張氏編劇之《小兒女》，書寫的卻是另兩部「南北系列」的作品——較諸其他作者一些對其劇本文學性的肯定、表揚她對電影媒介的剔透理解、勾沉張氏實為認真的創作態度，鄧小宇的說法似乎恰恰相反。這當然只是其中一種說法，也或許是毋能繞過的一種說法。
看完兩部打正旗號是張愛玲編劇的電影《南北一家親》（1962）和《南北喜相逢》（1964）﹐我第一個直覺反應是﹕在電影編劇的範疇﹐我不想承認﹐但張愛玲確實是屬於那個英文名詞——hack。我翻查字典﹐hack的中文翻譯竟然是﹐我的老天——「文丐」﹗
省時省力的「文丐」？
讓我先交代一下「南北」電影系列的一些歷史背景。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交替期間﹐電懋邵氏兩間以拍國語片為主的電影公司正在鬥過你死我活﹐在那短短幾年﹐雖然驟眼看來好像仍未分出個勝負﹐但明眼人已隱約有數﹐看出邵氏已開始逐步領先了。
《江山美人》（1959）的賣座正好預告了「黃梅調」時代的來臨﹐和電懋一向擅長的中產時裝片﹐是兩碼子事。而《千嬌百媚》（1961）的林黛﹐一聲唔該從本來以為穩奪亞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在電懋《野玫瑰之戀》（1960）有精湛表現的葛蘭手中﹐拿走影后名銜﹐邵氏真的有點所向披靡。但在芸芸大小戰役中﹐電懋在1961年農曆新年檔期推出的《南北和》竟又轟動一時﹐小勝了一仗﹐總算替電懋在一連串失利中挽回一點面子。
利用南下的北方人和本地的廣東人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共存共處所產生語言上、文化上、心態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引發各種大小誤會和衝突﹐用喜劇鬧劇的形式表達出來﹐是電懋當年的製片宋淇（林以亮）度出來的點子﹐並極罕有地由他親自編寫劇本﹐結果不負眾望﹐突圍而出﹐為當時已開始積弱的電懋打下一支強心針。
跟住除了其他電影公司（包括邵氏﹐以及一些拍粵語片的公司）爭相模仿之外﹐電懋本身也食住上﹐先後再拍了兩部南北系列電影《南北一家親》和《南北喜相逢》。這三部南北系列的導演都是擅長拍喜劇的王天林﹐但後兩部的編劇已不再是宋淇﹐而改為由宋淇的好友張愛玲操刀﹐至少在紀錄上是如此說。
相隔了差不多兩年後才推出《南北一家親》﹐多少反映了電懋的效率和步伐原來已是多麼的緩慢。姍姍來遲的《南北一家親》基本上是《南北和》的變奏；情節角色的編排兩片均大同小異﹐《南北一家親》的編劇﹐在字幕上除了打出張愛玲之外﹐還多了一個「原著」秦亦孚（秦羽）﹐究竟她們是如何分配工作的呢﹖以劇本論劇本﹐兩片如此相似﹐我個人的假設是﹕一、會不會宋淇才是「幕後黑手」﹖《南北一家親》大部份的情節鋪陳都是《南北和》的「剩餘物資」﹖二、被安排執行此項工程的兩位女士﹐怕有任何差錯﹐以至令到市場反應及不上《南北和》﹐就索性以它為藍本﹐來個改頭換面算數。無論是假設一或二﹐都說不上什麼創作﹐甚至可以說是省時省力的「優差」﹐加上張愛玲在「度橋」、編寫過程中佔的比重究竟有多少也難以定案﹐說我草率也好﹐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深入剖析《南北一家親》的內容和結構﹐說張愛玲這張愛玲那﹐結果可能都是一場一廂情願的誤會。
不過﹐說編劇省時省力﹐例子有不少。像編劇安排丁皓的職業是電台信箱主持人﹐確是很特別﹐她未來家翁梁醒波原來一直愛聽她的節目也很有趣﹐但如果編劇能花多一點心思﹐好好安排她電台的聲音﹐如何地幫她最終得到未來家翁對這段婚事的認同﹐會更有呼應的效果。如今只是丁皓在電台明嘲暗諷家長不允許婚姻自由﹐激起梁醒波把火﹐好像仍是有點搔不到癢處。又例如劇中四位年輕人最終想出妙計令雙方的父母同意婚事﹐而那妙計竟是扮作私奔去嚇父母﹐雙方父母又真的輕易地就被嚇到馬上同意﹐未免得逞得太易了。如果編劇們稍為再多下些功夫﹐出來的劇情怎都會更紮實﹐更合理。
螃蟹式思鄉
不過有一則小小的觀察我覺得頗有趣﹐就是《南北一家親》裡面代表北那一方的劉恩甲﹐他經營的北方菜館門口的招牌﹐竟畫了一隻螃蟹﹐而且這個螃蟹招牌的出現﹐不是意外或巧合﹐而是在劇本是有特別註明的。張愛玲編劇的另一部電影《小兒女》(1963)﹐片子開場也是用螃蟹去展開劇情。張愛玲顯然有著「螃蟹情意結」；五六十年代﹐國內各項鬥爭仍進行得如火如荼﹐沒有輸出什麼大閘蟹﹐很可能以前在上海嘗過大閘蟹美味的張愛玲﹐真的似乎是想吃想壞了。
到了1964年《南北喜相逢》的時期﹐張愛玲寫劇本的主要靠山宋淇早已無心戀戰﹐資料顯示他經常長時間請病假﹐並於1965年加入邵氏。張愛玲在何時﹐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完成這個劇本﹐不是我能力範圍內可以考據到﹐不過與其說它是南北系列的延續﹐也只不過限於片名有「南北」兩個字。全片無疑是廣東話、國語夾雜﹐但不再去用什麼語言上的誤解來製造笑料﹐也沒有在本土/外來人思維習俗上的差異費筆墨﹐只是一部雙語鬧劇﹐不變的是張愛玲依然慳水慳力。
字幕沒有註明﹐但《南北喜相逢》的橋段基本上和十九世紀末英國一部極受歡迎的話劇《查理的姑媽》（Charley's Aunt）雷同。
原裝版本的背景是英國牛津大學﹐一部典型純上流社會階層閉門造車、下午茶優閒式的鬧劇。王爾德傳世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正是把這劇種玩到去極限。張愛玲幸好也不至於原封不動就把它搬到好幾十年後的香港﹐她加添了一些商業社會元素﹐正好與香港這個商埠環境吻合。男女主角兩個父親都是為了爭取這個姑媽 (一個衣錦榮歸的有錢美國華僑) 注資在他們的生意而不惜想盡辦法去巴結她﹐甚至追求她。兩個男角的身份亦由原本的牛津學生貶為身無分文的窮教員﹐最妙是那個反串假扮姑媽的男子﹐原本是兩個主角的同學﹐在這個香港版本竟被塑造成一個近似市井之徒﹐被一群債主追到走投無路的小人物﹐於是社會階層就比原版多元化了。
諧星「爆肚」 掩蓋了誰的光芒
這個假姑媽是由梁醒波去飾演﹐而《南北喜相逢》誤打誤撞﹐最終出來竟成為一部可以說是為梁醒波的喜劇才華度身訂造的一次個人表演示範作。片中他施展渾身解數﹐忽男忽女﹐風騷鬼馬什麼都出齊﹐看到觀眾不亦樂乎﹐是好一樁賞心樂事﹐證明梁醒波委實是香港影壇/粵劇一個光芒萬丈的諧星﹐他的「戲味」﹐許冠文相比之下還是差了一點點﹐沈殿霞更拍馬也追不上。
但問題是﹐梁醒波的至強項是「爆肚」﹐他最拿手不按常理出牌﹐喜歡即興﹐隨時在現場興之所至﹐或靈感一觸就擅自更改對白﹐所以一有梁醒波出場﹐他念的對白往往與劇本所寫的完全不同。例如全片最令我笑不可仰那段﹐是女主角白露明不知道這個「姑媽」原來是個男人假扮﹐還不斷向「她」獻殷勤﹐毫不避忌穿著性感睡衣兩人在床頭傾訴「女人心事」﹐差不多有身體上的接觸時﹐梁醒波豁然一驚﹐跟住扮作嬌嗲地回應﹕「唔駛喇﹐坐監都有份﹗」在劇本裡根本就找不到這一段戲。
梁醒波的「爆肚」蓋過了張愛玲原來的對白﹐又或者我們擊節讚賞的某些gag﹐竟與張愛玲無關﹐對張愛玲迷來說﹐可能不是味兒﹐但卻是事實。
我們不能因為張愛玲在文學上的顯赫成就﹐就自欺欺人﹐無中生有﹐強要把她編的劇本統統加上光環。
這兩部南北電影﹐是無傷大雅的娛樂小品﹐在張愛玲芸芸作品中﹐有參考價值﹐甚至有其歷史意義﹐但我不認為它們有什麼在文學或電影上的成就。
Hack 這個名詞﹐字典上有這樣的英文解釋﹕a person paid to do hard and uninteresting work as a writer。
六十年代在香港那幾年﹐張愛玲為謀生計﹐由宋淇引荐她替電懋公司寫劇本﹐那個時候她不正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嗎﹖在四十多年後重看到她這兩部強顏歡笑的作品﹐對張迷來說﹐可能已不是無傷大雅﹐而是黯然神傷了。
文章原載於《張愛玲：電懋劇本集》（香港電影資料館，2010年）
http://www.dengxiaoyu.net
[文／鄧小宇 編輯／黃靜]
緣了，玄未了
緣了，玄未了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計劃往清邁旅遊期間，心，一直惦念V。
生於泰國的V，大學卻在美國念。她常笑說，到美國升學的最大得，是可以在求學時期結婚！（換了在泰國，定遭趕出校。）
V挑的丈夫，非泰國也非美國人，而是日本人T。畢業後，T想尋根，偕V回流東京。T找工作，V則由第一句日文學起。其時剛好在日本當交換生的我，就是如此跟V成了同窗。
日本人崇洋，卻也排外。對滿口流利英語的自己人，排斥更甚。一心尋根的T，生不了根，改為陪V尋根。如影隨形回泰國，開了間雜貨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簡樸而愜意。
當年在日本，我一有空便往他們家裏鑽，談文學、談理想、談人生。夫婦倆掛在口邊的夢，是環遊世界。
沒想到，定居泰國幾年後，V和T真的走在途上。幾年間，背上簡陋行裝，手牽手攀過高峰、走過荒漠、丟過錢財、傷過筋骨；失散過，又重逢。某夜，他倆路經香港，匆匆相聚，恍如隔世，翌晨又風塵僕僕十指緊扣上路去。
然而我萬料不到，二人在旅程結束後，發來聯署電郵——我們離婚了！沒哀愁，也沒不捨，只說了句：惜緣緣也盡，一切安好，勿念。
後來方知，V到了清邁山上修行，T回日本重尋事業。夫婦名分沒了，柏拉圖關係，卻親厚如昔。
每次想起這對愛得至深，分離得最瀟灑，也維繫得最親密的夫婦，心不免戚戚然。V和T卻異口同聲說：人生還有比婚姻更重要的追求。
上周出發到清邁前，我與V，輾轉聯絡上。以為準可見一面，V卻一貫爽快回電郵告知，刻下在印度禪修，歸國無期。
我唯有想像，那個深山中，V在花開花謝、日落日出間，走入了那個凡夫俗子如我，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計劃往清邁旅遊期間，心，一直惦念V。
生於泰國的V，大學卻在美國念。她常笑說，到美國升學的最大得，是可以在求學時期結婚！（換了在泰國，定遭趕出校。）
V挑的丈夫，非泰國也非美國人，而是日本人T。畢業後，T想尋根，偕V回流東京。T找工作，V則由第一句日文學起。其時剛好在日本當交換生的我，就是如此跟V成了同窗。
日本人崇洋，卻也排外。對滿口流利英語的自己人，排斥更甚。一心尋根的T，生不了根，改為陪V尋根。如影隨形回泰國，開了間雜貨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簡樸而愜意。
當年在日本，我一有空便往他們家裏鑽，談文學、談理想、談人生。夫婦倆掛在口邊的夢，是環遊世界。
沒想到，定居泰國幾年後，V和T真的走在途上。幾年間，背上簡陋行裝，手牽手攀過高峰、走過荒漠、丟過錢財、傷過筋骨；失散過，又重逢。某夜，他倆路經香港，匆匆相聚，恍如隔世，翌晨又風塵僕僕十指緊扣上路去。
然而我萬料不到，二人在旅程結束後，發來聯署電郵——我們離婚了！沒哀愁，也沒不捨，只說了句：惜緣緣也盡，一切安好，勿念。
後來方知，V到了清邁山上修行，T回日本重尋事業。夫婦名分沒了，柏拉圖關係，卻親厚如昔。
每次想起這對愛得至深，分離得最瀟灑，也維繫得最親密的夫婦，心不免戚戚然。V和T卻異口同聲說：人生還有比婚姻更重要的追求。
上周出發到清邁前，我與V，輾轉聯絡上。以為準可見一面，V卻一貫爽快回電郵告知，刻下在印度禪修，歸國無期。
我唯有想像，那個深山中，V在花開花謝、日落日出間，走入了那個凡夫俗子如我，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
2/26/2010
关于统计数据的一些实话
粵拒公布經濟數據稱免誤導
料掩蓋驚人增幅 專家：聞所未聞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地方部門經濟數據統計的公信力再受質疑。通常於每月中旬公布上月經濟數據的廣東省統計局，至今遲遲未公布1月份的數據，有關官員更以「1月份數據與上年同期不具可比性」為由，稱為避免「誤導公眾」而決定「暫不公布」1月份經濟數據。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濟學教授劉佩瓊直言這種情「聞所未聞」，表示當局一定要依法公布統計結果。
據新華社報道，按照慣例，廣東省統計局會在每月中旬公布上個月經濟數據，但直至昨日，有關今年1月的統計數據仍然未見。廣東省統計局綜合處負責人邱俊就此事解釋稱，由於去年同期是廣東受金融海嘯影響最、最嚴重的一個月份，大部分增長指標處於多年來的低點，因此「不具代表性」，不應用來與今年1月的數據作比較。
指與去年1月數據不可比
邱俊還表示，由於廣東近期經濟復蘇，同比數據增幅驚人，為避免「誤導公眾」，省統計局決定暫不公布1月份經濟數據，至於會延到何時才公布則未有決定。
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濟學教授劉佩瓊從本報得悉此事後，忍不住大笑指這種解釋「聞所未聞」。「未聽過會這樣，沒可能。」她說，中國法律有規定地方政府應該及時公布統計數據，可能是1月份的數據反彈太大，省統計局有需要重新計算而延遲公布。
據了解，由廣東省統計局每月公布的經濟數據包括工業進出口總額、利用外資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等內容。而廣東海關在本月12日透露的貿易數據顯示，1月份全省進出口總值為488.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3.4%，另據省內多個城市公布的統計結果來看，上月的進出口總值同比均有大幅增長。（見附表）
09年GDP較08年增8.7%
另外，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初步核算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33.5萬億元人民幣，比前年增長8.7%。
明報記者陳子凌、翁育紅報道
×××××
省巿數據欠公信 中央擬統一核算地方GDP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廣東省統計局為免「誤導公眾」而不公布經濟數據，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胡星斗接受本報訪問時便明言：「信息不透明反而會令民眾亂猜測。」他指出，真實的數據並不存在是否誤導的問題，關鍵是政府公布信息要給民眾一個交代。
教授：信息不透明反易生亂
內地媒體《經濟觀察網》的評論更直批，廣東省統計局的說法是「低估公眾智慧，不是對公眾負責，而是不負責」。當局提倡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偏偏省統計局反其道而行，這做法若不制止，其他地方政府日後便可以「誤導公眾」為藉口，將一切信息「秘而不宣」，後果將很嚴重。
事實上，去年發生地方GDP全年總和竟然高於全國GDP接近一成，政府數據公信力已大受質疑。為重建統計機構的公信力形象，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上月提出今年起由國家統一核算及公布地區GDP，但廣東省統計局今次行徑，無異摑了馬建堂一巴。
根據國家統計法第26條規定，統計機構取得的統計資料，除依法需要保密外，應當及時向公眾公開，拒報或者屢次遲報統計資料的屬違法。
明報記者
料掩蓋驚人增幅 專家：聞所未聞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地方部門經濟數據統計的公信力再受質疑。通常於每月中旬公布上月經濟數據的廣東省統計局，至今遲遲未公布1月份的數據，有關官員更以「1月份數據與上年同期不具可比性」為由，稱為避免「誤導公眾」而決定「暫不公布」1月份經濟數據。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濟學教授劉佩瓊直言這種情「聞所未聞」，表示當局一定要依法公布統計結果。
據新華社報道，按照慣例，廣東省統計局會在每月中旬公布上個月經濟數據，但直至昨日，有關今年1月的統計數據仍然未見。廣東省統計局綜合處負責人邱俊就此事解釋稱，由於去年同期是廣東受金融海嘯影響最、最嚴重的一個月份，大部分增長指標處於多年來的低點，因此「不具代表性」，不應用來與今年1月的數據作比較。
指與去年1月數據不可比
邱俊還表示，由於廣東近期經濟復蘇，同比數據增幅驚人，為避免「誤導公眾」，省統計局決定暫不公布1月份經濟數據，至於會延到何時才公布則未有決定。
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濟學教授劉佩瓊從本報得悉此事後，忍不住大笑指這種解釋「聞所未聞」。「未聽過會這樣，沒可能。」她說，中國法律有規定地方政府應該及時公布統計數據，可能是1月份的數據反彈太大，省統計局有需要重新計算而延遲公布。
據了解，由廣東省統計局每月公布的經濟數據包括工業進出口總額、利用外資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等內容。而廣東海關在本月12日透露的貿易數據顯示，1月份全省進出口總值為488.6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3.4%，另據省內多個城市公布的統計結果來看，上月的進出口總值同比均有大幅增長。（見附表）
09年GDP較08年增8.7%
另外，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初步核算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33.5萬億元人民幣，比前年增長8.7%。
明報記者陳子凌、翁育紅報道
×××××
省巿數據欠公信 中央擬統一核算地方GDP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廣東省統計局為免「誤導公眾」而不公布經濟數據，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胡星斗接受本報訪問時便明言：「信息不透明反而會令民眾亂猜測。」他指出，真實的數據並不存在是否誤導的問題，關鍵是政府公布信息要給民眾一個交代。
教授：信息不透明反易生亂
內地媒體《經濟觀察網》的評論更直批，廣東省統計局的說法是「低估公眾智慧，不是對公眾負責，而是不負責」。當局提倡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偏偏省統計局反其道而行，這做法若不制止，其他地方政府日後便可以「誤導公眾」為藉口，將一切信息「秘而不宣」，後果將很嚴重。
事實上，去年發生地方GDP全年總和竟然高於全國GDP接近一成，政府數據公信力已大受質疑。為重建統計機構的公信力形象，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上月提出今年起由國家統一核算及公布地區GDP，但廣東省統計局今次行徑，無異摑了馬建堂一巴。
根據國家統計法第26條規定，統計機構取得的統計資料，除依法需要保密外，應當及時向公眾公開，拒報或者屢次遲報統計資料的屬違法。
明報記者
另類八十後 另類好義工
另類八十後 另類好義工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當社會對「八十後」的青年附上不同標籤與期望，當「八十後」的青年畢業後紛紛投入勞動市場，同為「八十後」的廖醇祖大學畢業後跑到陌生的國度當義工半年，建屋、教書、當外展社工。在非洲坦桑尼亞這半年，他已經學會當地的語言Swahili，亦對國際援助、非洲文化、殖民主議等議題有了多點實地經驗的資源，回到香港以後，已成了一個身懷一點國際視野的「八十後」。
我們的社會或許需要知道更多這些「另類八十後」的存在，才不會過於簡單過於片面來分析他們，或把社會問題丟在他們身上。
2008年，廖醇祖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跟不少年輕人沒有兩樣，他都希望把找工作、上班的日子延後，享受更多自由。而當他看到大學團體招聘義工後，便決定跑到非洲看看。
「我必須承認，起初的確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到一個發展中國家當義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從小便生活在富裕城市的廖醇祖，沒擁有太多義工經驗，只在高中時參加過一些。六月畢業典禮後，他便與一群來自世界不同地方、同是在美國念書的年輕人興奮的跳上飛機，來到地球的另一端——坦桑尼亞共和國。
他們熱心，但他們不是德蘭修女
來到坦桑尼亞，他們主要負責兩項工作，一是興建一所兒童教育中心，二是到中小學進行性教育。這班年輕人既不是專業的建築師，也不是性教育專家，很多時候他們做的不過是「擔擔抬抬」。廖醇祖自嘲自己為「星期日司機（義工）」：「我們大家都是很熱心的，希望在非洲幹一番事業，能幫助別人，這份心是很珍貴的。」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便開始作出反省，「一班年輕人天真的想做好事，可是既缺乏經驗，又沒有周詳計劃。我自己亦如是。」
這次的經驗讓他看到不少義工參與的時候或多或少存有私心，不少是為了寫履歷而參加，而他自己亦表示：「當然，我們都知道，我們只當義工半年，半年之後便回去自己舒適的家裏去，犧牲實在有限，我們不是德蘭修女。」
試問德蘭修女有多少，世上不存在全職義工，幫助什麼人往往成了他們的掙扎。廖醇祖問過自己，為什麼不去幫助中國貧困的人，為什麼不去幫助美國的人，他說：「大概我們心中都抱有世界大同、無分國界的天真想法，哪裏最需要幫助，我們便去那裏。」
後來，廖醇祖才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謂最需要幫助的地方。聯合國每年都公布最貧窮國家的排名，坦桑尼亞是全世界第八最貧窮的國家，可是廖醇祖發現，這個排名並不能準確反映一個國家貧窮的指數和人民的生活。「坦桑尼亞的生活水平其實不如想像中那麼差。大城市裏遊客很多，不少鄉村的小朋友知道那裏能掙錢，紛紛跑去城市。外國人以為坦桑尼亞很需要幫助，成立了多達四百間非政府自願援助團體（NGO），密度之高，前所未見。」
排名更高的剛果更貧窮，可是NGO的數目反而較少。廖醇祖無奈的笑道：「這個排名彷彿是用來安慰自己，令自己感覺已經幫助了人。」
雖然廖醇祖不是專業建築師，興建兒童教育中心的團體請念設計的他幫忙畫選址的圖則，也幫忙做很多設計的工作。由於資源十分短缺，他只能粗略的畫了幾幅設計圖。他認為建築也好，設計也好，應該講求實用，為用者帶來滿足感，而不是一味講求華麗，這樣只會為用者帶來更多的欲望。在非洲的日子，他不時思考設計在社會上應擔當的角色。
成龍 李連杰 李小龍
這半年的經驗，為廖醇祖帶來不少文化衝擊，尤其在財富與快樂方面。「當然，大家都知道，財富與快樂不一定成正比，可是看到當地的小朋友得到幾隻羊後的快樂笑容，那種感覺在香港很難感受到，不是非NDS、PSP才能令他們快樂。」
坦桑尼亞一向跟中國的關係十分友好，他們的政府更與毛澤東分享相同的政治理念，不少中國人在當地開了餐館。身形高大的廖醇祖走在街上，所有人不是叫他「Jackie Chan」（成龍），便是叫他「Bruce Lee」（李小龍）或「Jet Li」（李連杰），以為他身手不凡，可以一個打十個，都不敢欺負他，使他哭笑不得。而他的女同伴則被不少當地的家長游說，跟他們的兒子結婚，如她們肯結婚的話，會得到幾頭牛作交換。此種情，在非洲屢見不鮮。
為中小學的學生進行性教育也不比「擔擔抬抬」的工作輕鬆，大部分的坦桑尼亞人對愛滋病都一知半解，有些人認為安全套完全沒用，他們即使心中存疑，也不願提出問題，「我們唯有多鼓勵他們多問，如提問便有獎，或給他們白紙，以筆代口。」廖醇祖又表示，「起初會想，當地的大學生一樣可以為他們提供性教育課，為什麼要我們遠道過去做這事呢？」原來，崇洋的坦桑尼亞人覺得外國人的話較可信，較具說服力。
早前，聯合國公布了坦桑尼亞每十二個人便有一人是愛滋病病患者，可是，廖醇祖同樣質疑這個數字的可信性，「他們根本沒有可能做全面性的調查統計，而他們報細數的動機是沒有的，報大數的動機則很大」，或會因此取得更大額的國際援助。
我要當總統
雖然坦桑尼亞有多達四百個救援組織，但都缺乏妥善管理，廖醇祖便認識了一班十至十八歲的孤兒，他們原來住的孤兒院因財政問題破產，他們與管理的經理互相指摘，說是對方吞掉捐款。廖醇祖指出，不少國際救援的組織均有財政不透明的問題，而貪污的政府又愛理不理。
令廖醇祖印象最深刻的是，當他做外展工作的時候，跟不少街童聊天，發覺他們並不想當政府官員來改善民生，反而想當足球明星的很多，只有一個七歲的小男孩告訴他想當總統，「我問他當了總統後會做什麼，他說，我會拿更多的國際救援。」聽起來，感覺十分荒涼，連小孩子的心態亦如是。除此之外，不少小朋友並非孤兒，也跑到街上當街童，「因為街上乞回來的錢更多。」天氣冷的時候，街童衣著單薄，往往要靠聞天拿水來取暖，但他們覺得當街童苦不在這裏，「其中一個說，很苦是因為當了街童六年，只有一次賺到一百美金。」
廖醇祖認為，靠國際援助不是個大問題，從前中國也曾經得到很多外國的援助，「最大的問題是，不少知識分子離開了坦桑尼亞後，不肯回去，會想當醫生的為什麼不留在美國當呢？」
雖然社會存在很多問題，但坦桑尼亞擁有很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有很美麗的自然風景。《獅子王》裏的火紅日落真的存在，那些不同的動物亦在那裏過自由的生活，廖醇祖親眼看到之後，此生難忘，「我認為那裏是一個真正的ecosystem，生命的起源正由那裏開始。」
about 廖醇祖
廖醇祖為土生土長香港人，2008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設計及媒體藝術學院。中學時念理科，卻喜歡藝術，他的設計遂糅合了創意和物理。畢業後，到坦桑尼亞當義工半年。回來香港後，一直進行不同的設計計劃，並正打算報讀建築的碩士課程。他相信，除了建築物本身，建築還能為周圍環境帶來重要的改變，不論是視覺上，還是文化上。
[文／岑倩衡 攝／廖醇祖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當社會對「八十後」的青年附上不同標籤與期望，當「八十後」的青年畢業後紛紛投入勞動市場，同為「八十後」的廖醇祖大學畢業後跑到陌生的國度當義工半年，建屋、教書、當外展社工。在非洲坦桑尼亞這半年，他已經學會當地的語言Swahili，亦對國際援助、非洲文化、殖民主議等議題有了多點實地經驗的資源，回到香港以後，已成了一個身懷一點國際視野的「八十後」。
我們的社會或許需要知道更多這些「另類八十後」的存在，才不會過於簡單過於片面來分析他們，或把社會問題丟在他們身上。
2008年，廖醇祖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跟不少年輕人沒有兩樣，他都希望把找工作、上班的日子延後，享受更多自由。而當他看到大學團體招聘義工後，便決定跑到非洲看看。
「我必須承認，起初的確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到一個發展中國家當義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從小便生活在富裕城市的廖醇祖，沒擁有太多義工經驗，只在高中時參加過一些。六月畢業典禮後，他便與一群來自世界不同地方、同是在美國念書的年輕人興奮的跳上飛機，來到地球的另一端——坦桑尼亞共和國。
他們熱心，但他們不是德蘭修女
來到坦桑尼亞，他們主要負責兩項工作，一是興建一所兒童教育中心，二是到中小學進行性教育。這班年輕人既不是專業的建築師，也不是性教育專家，很多時候他們做的不過是「擔擔抬抬」。廖醇祖自嘲自己為「星期日司機（義工）」：「我們大家都是很熱心的，希望在非洲幹一番事業，能幫助別人，這份心是很珍貴的。」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便開始作出反省，「一班年輕人天真的想做好事，可是既缺乏經驗，又沒有周詳計劃。我自己亦如是。」
這次的經驗讓他看到不少義工參與的時候或多或少存有私心，不少是為了寫履歷而參加，而他自己亦表示：「當然，我們都知道，我們只當義工半年，半年之後便回去自己舒適的家裏去，犧牲實在有限，我們不是德蘭修女。」
試問德蘭修女有多少，世上不存在全職義工，幫助什麼人往往成了他們的掙扎。廖醇祖問過自己，為什麼不去幫助中國貧困的人，為什麼不去幫助美國的人，他說：「大概我們心中都抱有世界大同、無分國界的天真想法，哪裏最需要幫助，我們便去那裏。」
後來，廖醇祖才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謂最需要幫助的地方。聯合國每年都公布最貧窮國家的排名，坦桑尼亞是全世界第八最貧窮的國家，可是廖醇祖發現，這個排名並不能準確反映一個國家貧窮的指數和人民的生活。「坦桑尼亞的生活水平其實不如想像中那麼差。大城市裏遊客很多，不少鄉村的小朋友知道那裏能掙錢，紛紛跑去城市。外國人以為坦桑尼亞很需要幫助，成立了多達四百間非政府自願援助團體（NGO），密度之高，前所未見。」
排名更高的剛果更貧窮，可是NGO的數目反而較少。廖醇祖無奈的笑道：「這個排名彷彿是用來安慰自己，令自己感覺已經幫助了人。」
雖然廖醇祖不是專業建築師，興建兒童教育中心的團體請念設計的他幫忙畫選址的圖則，也幫忙做很多設計的工作。由於資源十分短缺，他只能粗略的畫了幾幅設計圖。他認為建築也好，設計也好，應該講求實用，為用者帶來滿足感，而不是一味講求華麗，這樣只會為用者帶來更多的欲望。在非洲的日子，他不時思考設計在社會上應擔當的角色。
成龍 李連杰 李小龍
這半年的經驗，為廖醇祖帶來不少文化衝擊，尤其在財富與快樂方面。「當然，大家都知道，財富與快樂不一定成正比，可是看到當地的小朋友得到幾隻羊後的快樂笑容，那種感覺在香港很難感受到，不是非NDS、PSP才能令他們快樂。」
坦桑尼亞一向跟中國的關係十分友好，他們的政府更與毛澤東分享相同的政治理念，不少中國人在當地開了餐館。身形高大的廖醇祖走在街上，所有人不是叫他「Jackie Chan」（成龍），便是叫他「Bruce Lee」（李小龍）或「Jet Li」（李連杰），以為他身手不凡，可以一個打十個，都不敢欺負他，使他哭笑不得。而他的女同伴則被不少當地的家長游說，跟他們的兒子結婚，如她們肯結婚的話，會得到幾頭牛作交換。此種情，在非洲屢見不鮮。
為中小學的學生進行性教育也不比「擔擔抬抬」的工作輕鬆，大部分的坦桑尼亞人對愛滋病都一知半解，有些人認為安全套完全沒用，他們即使心中存疑，也不願提出問題，「我們唯有多鼓勵他們多問，如提問便有獎，或給他們白紙，以筆代口。」廖醇祖又表示，「起初會想，當地的大學生一樣可以為他們提供性教育課，為什麼要我們遠道過去做這事呢？」原來，崇洋的坦桑尼亞人覺得外國人的話較可信，較具說服力。
早前，聯合國公布了坦桑尼亞每十二個人便有一人是愛滋病病患者，可是，廖醇祖同樣質疑這個數字的可信性，「他們根本沒有可能做全面性的調查統計，而他們報細數的動機是沒有的，報大數的動機則很大」，或會因此取得更大額的國際援助。
我要當總統
雖然坦桑尼亞有多達四百個救援組織，但都缺乏妥善管理，廖醇祖便認識了一班十至十八歲的孤兒，他們原來住的孤兒院因財政問題破產，他們與管理的經理互相指摘，說是對方吞掉捐款。廖醇祖指出，不少國際救援的組織均有財政不透明的問題，而貪污的政府又愛理不理。
令廖醇祖印象最深刻的是，當他做外展工作的時候，跟不少街童聊天，發覺他們並不想當政府官員來改善民生，反而想當足球明星的很多，只有一個七歲的小男孩告訴他想當總統，「我問他當了總統後會做什麼，他說，我會拿更多的國際救援。」聽起來，感覺十分荒涼，連小孩子的心態亦如是。除此之外，不少小朋友並非孤兒，也跑到街上當街童，「因為街上乞回來的錢更多。」天氣冷的時候，街童衣著單薄，往往要靠聞天拿水來取暖，但他們覺得當街童苦不在這裏，「其中一個說，很苦是因為當了街童六年，只有一次賺到一百美金。」
廖醇祖認為，靠國際援助不是個大問題，從前中國也曾經得到很多外國的援助，「最大的問題是，不少知識分子離開了坦桑尼亞後，不肯回去，會想當醫生的為什麼不留在美國當呢？」
雖然社會存在很多問題，但坦桑尼亞擁有很豐富的天然資源，也有很美麗的自然風景。《獅子王》裏的火紅日落真的存在，那些不同的動物亦在那裏過自由的生活，廖醇祖親眼看到之後，此生難忘，「我認為那裏是一個真正的ecosystem，生命的起源正由那裏開始。」
about 廖醇祖
廖醇祖為土生土長香港人，2008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設計及媒體藝術學院。中學時念理科，卻喜歡藝術，他的設計遂糅合了創意和物理。畢業後，到坦桑尼亞當義工半年。回來香港後，一直進行不同的設計計劃，並正打算報讀建築的碩士課程。他相信，除了建築物本身，建築還能為周圍環境帶來重要的改變，不論是視覺上，還是文化上。
[文／岑倩衡 攝／廖醇祖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元夕
人約黃昏後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後天，便是正月十五的元宵節，也稱中國情人節。年前，我曾在本欄推介過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今天，來談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如下﹕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
他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讀他的古文，總覺得道貌岸然，莊嚴肅穆；但他也有這一闋詞，借元宵來寫男女之愛，柔情蜜意溢於言表。人的思想感情，大多是複雜的吧？
這闋詞，言語淺白，含意清晰，一讀即懂，不必註釋和語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成了傳誦名句；「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宣告了戀情是以悲劇告終的。「青衫袖」三字，點明被拋棄的是女性，更加強了悲劇的濃度深度。作者是以悲劇中的女性的身份來寫的。
有人說﹕這詞是根據唐朝崔護的七絕《題都城南莊》改寫而成，該詩如下﹕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你覺得詩寫得好，還是詞寫得好呢？我覺得，兩者都是佳作，但詞較好。詩只是說春天，沒有具體日子；詞卻點明元宵佳節，這是戀人相約會見的慣例日子，加上有花市、如畫的燈火和柳梢頭的月亮，使故事的氣氛濃厚得多。「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比「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悲劇的筆觸加重了。
蘇軾也曾寫過兩首元宵的詞，寫得不算好。《南鄉子．宿州上元》﹕「千騎試春遊，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東歸老客，遲留。白酒無聲滑瀉油。飛火亂星球。淺黛橫波翠欲流。不似白雲鄉外冷，溫柔。此去淮南第一州。」
《蝶戀花．密州上元》﹕「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兩詞是他被貶宿州和密州時所作，失意之時也。因篇幅，註釋和語譯都不寫了。
[司徒華]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後天，便是正月十五的元宵節，也稱中國情人節。年前，我曾在本欄推介過辛棄疾的《青玉案．元夕》；今天，來談歐陽修的《生查子．元夕》，如下﹕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
他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讀他的古文，總覺得道貌岸然，莊嚴肅穆；但他也有這一闋詞，借元宵來寫男女之愛，柔情蜜意溢於言表。人的思想感情，大多是複雜的吧？
這闋詞，言語淺白，含意清晰，一讀即懂，不必註釋和語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成了傳誦名句；「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宣告了戀情是以悲劇告終的。「青衫袖」三字，點明被拋棄的是女性，更加強了悲劇的濃度深度。作者是以悲劇中的女性的身份來寫的。
有人說﹕這詞是根據唐朝崔護的七絕《題都城南莊》改寫而成，該詩如下﹕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你覺得詩寫得好，還是詞寫得好呢？我覺得，兩者都是佳作，但詞較好。詩只是說春天，沒有具體日子；詞卻點明元宵佳節，這是戀人相約會見的慣例日子，加上有花市、如畫的燈火和柳梢頭的月亮，使故事的氣氛濃厚得多。「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比「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悲劇的筆觸加重了。
蘇軾也曾寫過兩首元宵的詞，寫得不算好。《南鄉子．宿州上元》﹕「千騎試春遊，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東歸老客，遲留。白酒無聲滑瀉油。飛火亂星球。淺黛橫波翠欲流。不似白雲鄉外冷，溫柔。此去淮南第一州。」
《蝶戀花．密州上元》﹕「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無價。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兩詞是他被貶宿州和密州時所作，失意之時也。因篇幅，註釋和語譯都不寫了。
[司徒華]
林燕妮看人
精人四重奏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怎麼形容呢？一個人很smart，一看人家的眉頭眼額便知道人家要什麼。人家摸一下鼻子，馬上遞上紙巾；接機，即使對方航班改時、滯留，甚至換了另一家航空公司都必定接得。這人很醒目，永不會開罪人，很smart。但是smart的人不需要受過很多教育，讀書也不需要成績好，只要有街頭智慧，醒目便行。
一個人很clever，聰明，讀書一看便懂，學什麼都快，亦懂得走捷徑，做事教一次便會，不用教第二次。很擅於保護自己和爭取利益，做賊都精過人，那叫做聰明。聰明人再懶惰，讀書成績也不會太差，clever嘛。
一個人很intelligent，那又高了一層，他是才智高的，包括了聰明、理智和伶俐在內。他吸收了很多知識，明理亦懂得向人解釋那個人不明白的事物，很快解決難題。但他不曉得street smart街頭智慧，但給他一本書，一幀畫，或者一台新電腦，他便可以鑽研半天便明白。他的頭腦分析力強，歸納能力亦強，不太崇尚物質，常常靈魂出竅地在他的智慧大海裏飄。忽然在街上遇賊，他可能一時沒有危機感，當他一發覺形勢不對時，每每很快便想得出逃亡和捉賊的方法。
一個wise的人，天生睿智，那又比高智能的人要高一層。他不會做無謂的事，生來就有淘汰能力，分得出什麼要理會什麼毋須理會。千絲萬縷的麻煩事在他腦袋中很容易沉澱﹕那只不過是一個問題，只需一句解決的話。這種人的吸收能力很高，不過亦只吸收他認為不尋常的事，其他的他不會理會。睿智的人多半心腸好，因為他有條件毋須做壞事，毋須害人。我們若一生遇上一個智者，是很幸運的事。
至於罵人的話，smart-ass即是「懶聰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意。楊修在三國時代，「懶聰明」地解開曹操在一盒酥餅上面寫了「一盒酥」三個字，便自動拿來吃，說道把那三個字拆開來看，不正是一人一口酥嗎？他屢犯這類錯，結果讓曹操砍了頭，他是個smart-ass。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6日
【明報專訊】怎麼形容呢？一個人很smart，一看人家的眉頭眼額便知道人家要什麼。人家摸一下鼻子，馬上遞上紙巾；接機，即使對方航班改時、滯留，甚至換了另一家航空公司都必定接得。這人很醒目，永不會開罪人，很smart。但是smart的人不需要受過很多教育，讀書也不需要成績好，只要有街頭智慧，醒目便行。
一個人很clever，聰明，讀書一看便懂，學什麼都快，亦懂得走捷徑，做事教一次便會，不用教第二次。很擅於保護自己和爭取利益，做賊都精過人，那叫做聰明。聰明人再懶惰，讀書成績也不會太差，clever嘛。
一個人很intelligent，那又高了一層，他是才智高的，包括了聰明、理智和伶俐在內。他吸收了很多知識，明理亦懂得向人解釋那個人不明白的事物，很快解決難題。但他不曉得street smart街頭智慧，但給他一本書，一幀畫，或者一台新電腦，他便可以鑽研半天便明白。他的頭腦分析力強，歸納能力亦強，不太崇尚物質，常常靈魂出竅地在他的智慧大海裏飄。忽然在街上遇賊，他可能一時沒有危機感，當他一發覺形勢不對時，每每很快便想得出逃亡和捉賊的方法。
一個wise的人，天生睿智，那又比高智能的人要高一層。他不會做無謂的事，生來就有淘汰能力，分得出什麼要理會什麼毋須理會。千絲萬縷的麻煩事在他腦袋中很容易沉澱﹕那只不過是一個問題，只需一句解決的話。這種人的吸收能力很高，不過亦只吸收他認為不尋常的事，其他的他不會理會。睿智的人多半心腸好，因為他有條件毋須做壞事，毋須害人。我們若一生遇上一個智者，是很幸運的事。
至於罵人的話，smart-ass即是「懶聰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意。楊修在三國時代，「懶聰明」地解開曹操在一盒酥餅上面寫了「一盒酥」三個字，便自動拿來吃，說道把那三個字拆開來看，不正是一人一口酥嗎？他屢犯這類錯，結果讓曹操砍了頭，他是個smart-ass。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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