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洪和趙紫陽在改革中的一合一分

馬洪和趙紫陽在改革中的一合一分
文章日期：2008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改革開放把趙紫陽和馬洪推上了中國的政治前台和前沿。作為國務院總理和政府智囊的負責人，他們在工作中時有合分。1984年的那一合和1987年的那一分，都對國家命運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合與分，不是出於個人恩怨，由於改革探索的艱難曲折。不改，中國沒有出路；亂改，中國會陷於亂局。回顧改革的歷史，中國基本上避免了這兩個極端，保持住堅定而穩定地向前挺進。筆者本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態度，將這兩段史實記錄下來，以追懷改革的前輩。

1984 聯手為「商品經濟」正名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是在歷史的積重下求發展，在列的圍堵中求生存，並非在白紙上畫宏圖。改革開放初期理論上的突破，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學術界相當活躍。一些學者認為：計劃違反了價值規律就受到懲罰，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是商品經濟。這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並為加快市場化製造了聲勢。但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重申「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的原則，說它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還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張進行了批評。其後，「警惕市場化副作用」的老調重彈，否定商品經濟又成了主流思潮。

趙請馬撰文 推動商品經濟

1984年5月，趙紫陽與馬洪談起中國改革的目標問題時說：「看起來中國還是要搞商品經濟，你不是也有這種觀點嘛，不妨寫篇文章送給老同志們看看。」於是，馬洪組織社科院工經所的周叔蓮和財貿所的張卓元起草了「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的文章。同年7月份，去東北參加三省兩市的發展戰略討論會期間，馬洪隨身帶此文的草稿，邀請從美國回來不久的吳敬璉一起修改，大約用了一個星期，基本上完成了改稿任務。

馬洪隨即中斷了東北之行，返回北京，將文章分送給幾位老同志，並附了「我和幾個同志寫了這篇文章，送請你們一閱」的短信。當吳敬璉開完會回京時，馬洪告訴他：我們的文章有回音了，沒有什麼反對意見，只有一位理論家提出，最好不要從全民所有制的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不同所有制的關係，即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解釋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為好。馬洪對此作了回絕。因為他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認真的思考，早在1981年的《經濟研究》第7期上就發表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文章，指出「當勞動還沒有成為人們第一需要的時候，取消商品經濟，取消貨幣是不那麼現實的」 。

出乎馬洪意料的是，王震看了文章後，親自提筆寫信，誇獎這篇文章寫得很好，說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創造性。得知這篇文章探明了道路，趙紫陽便在9月9日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寫信：「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各方面有關人士都緊張地注視事態的發展，而局勢很快就明朗了。鄧小平、陳雲分別在9月11日和9月12日批示同意。可是，黨內的認識還很不一致。要想在正式文件中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取代「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仍需要做很多的說服工作。

致函趙紫陽批經濟極左

9月中旬，吳敬璉隨馬洪參加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調研組，赴滬進行發展戰略的調查研究。這晚，馬洪又在寫東西，吳問他寫什麼，馬洪說，現在看到的稿子（「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定」徵求意見稿）上仍然沒有採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法，他已給胡耀邦和趙紫陽寫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紫陽按我們的文章寫了9月9日的信，我現在再按9月9日的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

馬洪給趙紫陽的親筆信（見附圖）摘要如下：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他認為，「我們30多年的實踐證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商品經濟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就順利，就迅速，經濟效益就好，否則就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看作是互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對立的東西，從認識上說，這往往是經濟戰線上產生『左』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畏得罪陳雲風險

會前經過多方的努力，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提法終於寫進了十二三中全會的議，即「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對這個「決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馬列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初稿」，「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好，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講清楚了」。當他聽說胡喬木沒有參與決議的起草時，又說：「死了胡屠戶，也不吃混毛豬。」他後來還說過「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列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弄清楚。」

今天，改革開放在人們眼裏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或者輕而易舉的事情。其實在改革前，飽受戰爭與侵略威脅的中國，是以計劃經濟或軍事共產主義獲得新生的國家。為了防止帝國主義的顛覆，不單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被視為對革命精神的侵蝕，而且商品經濟也被看做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威脅。文化革命的「上綱上線」，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畫上等號。但是，在中國已經掌握核武器，帝國主義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脅的改革初期，中國能否轉變發展戰略，向西方開放和競爭，就不僅是政治智慧的問題，也是理論創新的問題。

30年前，連西方觀察家都普遍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對立體制。沒人料到改革的中國，竟能將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成為日後西方主流經濟學公認的「混合經濟」。因此，當年向建國以來佔統治地位的過時教條挑戰，提倡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本身是要冒政治風險的，何處於馬洪的位置。首先，由於「高饒事件」的牽連，馬洪政治上有負擔：雖然文革後他被解放了，而且再一次受到重用，但因「高饒」問題留為黨內唯一懸案，馬洪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得到「正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當年「計劃經濟」的主帥是陳雲，陳在黨內外備受擁戴。且從延安時代起，陳雲就是馬洪的老領導、老前輩，馬洪本人的名字即是當年的組織部長陳雲親自給起的。同時，贊同和擁護陳雲「鳥籠經濟」的許多高級幹部，都是馬洪共事多年、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戰友。因此，馬洪提倡「商品經濟」，頂比別人大得多的政治壓力。加上他那時的地位身分，在經濟界和決策上有一定影響，他的言論和文字必須十分慎重和縝密。自早年投身革命起，馬洪便組織鐵路工運，後來幾十年都與中國的大工業、大企業的管理和改造有切不斷的淵源。所以，在當時參與決策的層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國現代化企業的幹部，能理解「計劃經濟」在建國初期的優越，以及在改革開放中的局限。儘管備受爭議，馬洪本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基於自己幾上幾下、在高層和基層積累的閱歷和經驗，維護了「商品經濟」的論點。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表現出政治上的勇氣與智慧。

理論家以真誠探索

事後有人認為，馬洪提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技巧，而非經濟學本身的貢獻，因為提法在體制內，比較容易通過。可縱觀馬洪的經濟思想，他一貫重視國家的宏觀調控，從來沒有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同時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始終堅信不移。正如1988年3月21日，他在「加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經濟的研究」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要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傳統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們要通過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叫做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隨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人們逐漸認識到：計劃與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與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制度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直到晚年，馬洪仍然孜孜不倦地繼續思索和探討。他抱理論家的真誠，對下一代的經濟學家們說：中國改革的實踐已經走出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理論上如何總結提高，就看你們這些年輕人了。

寫信批通脹無害論

以上記錄了1984年馬洪大膽向教條主義的「鳥籠經濟」提出挑戰，與趙紫陽聯手，促使改革的中國經濟跳出禁錮的樊籠。

以下將述1987年他不計個人得失，作為中流砥柱，對過熱的經濟和通貨膨脹向趙提出逆耳的警告。每當國家用人之時，需要的就是這種既懷有拳拳報國之心，又踏實地的人。

1987 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的爭議

1987 年，改革開放已將近10年，國民經濟起色很大，一些部門甚至出現了經濟過熱的現象。對於下一步究竟應當怎樣走，高層又有爭論。一派認為步子太慢，另一派則認為步子太快。這時候，國務院技術中心的某青年幹部寫了一篇「通貨膨脹無害論」的文章，很投合「激進派」的口味。「通貨膨脹無害論」是以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為基礎的。佛氏的基本主張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機制更為自由地發揮作用。這對於1960年代以後失去活力的西方經濟，也許是一劑合理的良藥，但是拿到其他國家的改革上，則不僅水土不服，而且難免帶有政治動機。他曾講過「蛇的故事」：下狠勁一刀砍蛇，蛇雖遭劇痛，但尚可存活；如果不得力地連砍數刀，蛇反而會因傷致死。這成為中國激進派的口頭禪：「長痛不如短痛」。後來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又根據這個故事，更為蘇東國家體制改革設計了「休克療法」：即迅速、同時推進市場自由化和資本私有化進程，讓舊體制「休克」，使新體制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當時，馬洪批評了這位幹部，並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談到「十三大以後，社會上一些年輕人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我認為不妥」。趙紫陽批了信，並請姚依林召集會，聽彙報，讓兩派到會，在會上作爭議。這便是1987年4月的中央財經會議。

趙紫陽發脾氣 打斷馬洪發言

臨開會時，會議限定只有部長以上的人員才能參加。會上姚依林又突然說他不作彙報了，讓馬洪代他發言。於是馬洪在會上大致講了這樣幾個觀點：第一，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第二，在為高速度打基礎的階段，要適當節制消費增長；第三，在經濟體制除舊布新的整個改革過程中，必須經常保持運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的發展。他還談到，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 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進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

而馬洪的發言不到一半，就被趙紫陽打斷。趙起身講了半個多小時，並且發了脾氣。他指摘馬洪的報告「把經濟形勢說得『險象環生，一團漆黑』」，「問題還弄不清楚就產生悲觀情緒，表明一部分同志對改革動搖。」他說：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不過一二百個億，用不驚慌失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他認為「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基本是幻想，「等待出現寬鬆環境才改革是不現實的，不改革怎麼能出現寬鬆環境呢？」 他調深化改革就是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等等。在這種情下，其他人的發言自然就「一邊倒」了。趙紫陽會後給馬洪去了電話，安慰他「你不要介意，我是有感而發。話說得有些衝，因為我和你是老熟人，我的話其實說給別人聽的。」馬洪後來給趙寫了封短信，作為檢討，說自己的發言「不適當，誇大了通貨膨脹的危害」。

但是從此以後，以馬洪為主的「發展中心」作為趙紫陽的智囊，作用明顯消減。而一群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和其他相似的激進觀點的「精英人士」，雖然對中國國情和國際大環境都缺乏了解，又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在趙的秘書的支援下，對趙的影響愈來愈大，甚至放言：「通貨膨脹有害無害無關緊要，要緊的是掌了權」。趙則對其他不同意見愈發聽不進去了。遲至1988年5月，在「價格闖關」的會議上，趙紫陽仍然非常不滿地說：「經濟學家有個固定公式，速度一快，必定效益不好。為什麼不到大邱莊看看？速度很高，效益也很高……在中國只要速度一掉下來，什麼也幹不成了。」

公允地說，趙紫陽當時的處境相當微妙。1987年1月，胡耀邦已經去職，趙成為「第一號人物」，可真正大事的決策權並不在他手裏。在國內，一方面他推行的改革受到保守派的一貫抵制；另一方面，他又承受來自上邊的壓力，以及改革派中其他人的競爭。而在國際上，他和鄧小平都生怕中國的改革落到蘇聯和東歐的後面，這些因素迫使趙紫陽言論上顯得更加激進。趙給馬洪電話中提及他是「有感而發，說給別人聽的」，其「別人」似多有所指。然而權衡利弊，趙仍決意加速改革步伐，不計通貨膨脹的後果。

1988年6月，鄧小平幾次接見外賓時反覆宣布，中國政府已定「價格闖關」。鄧顯然認為改革的成敗在此一舉，而以他的威望和權力，這關闖得過去，翻不了天。事與願違，當政府宣布開放物價的政策之後，社會上對通貨膨脹的預期進一步加，引起搶購風，造成了全國性恐慌和經濟、政治的混亂。到了1988年9月，趙紫陽會見外賓時不得不說：「改革出現了難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並承認「通貨膨脹的原因是沒有解決企業和地方部門的自我約束的問題。所以，這幾年來我們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費基金增長過快，而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同年12月，趙又向薛暮橋、劉國光、吳敬璉承認：「看來這一年來犯了通貨膨脹的失誤」。遺憾的是，治理通貨膨脹的最佳時機已過，儘管「價格闖關」戛然而止，在社會上已引起強烈不滿。

闖價格關終告失敗

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底子薄，國情複雜。多少基於這種背景，中國的改革，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和前蘇聯相比，不失實踐中的明智。然而，這種漸進的戰略，與開放後從西方輸入的自由化思潮必然發生衝突。解放以後，老百姓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習慣了穩定的物價，對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缺乏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能力，容易引起社會的動盪。雖然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要把農村「全面承包」的經驗照搬到城市和國有企業，也給改革不可避免地帶來額外的難度。值得一提的是，高層急於「物價闖關」，以盡快結束價格的「雙軌制」，因為它帶來的「官倒」，激起極大的民怨。事實上，中國與蘇聯的完全計劃模式不同，「計劃配給」和「物資調劑」並存的價格雙軌制，自困難時期以來一直存在，並不是改革的特產。也許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崩潰發生在後，國人要到蘇東瓦解後才逐步理解到中國漸進改革的優勢。總之，當時無論從保守派或激進派的角度看，中國的形勢都確有某種「一團漆黑，險象環生」的象，故引起決策人的憂慮與分歧。趙紫陽停止「物價闖關」後保留下來的價格雙軌制，在10年之後，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遠比「休克療法」高明，而價格雙軌制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卻被普遍認為是「官倒」和腐敗的根源。改革「 摸石頭過河」之難，可見一斑。

遙想馬洪當年，也處在十分微妙的地位。在1987年4月的那次中央財經會議上，趙紫陽說要讓兩派來爭議，在會前臨時縮小了與會者範圍，看來有人已經事先定調，準備加快價格闖關，不得不壓制不同意見。

姚依林嗅覺特別靈敏，臨場打了退堂鼓，身為常務副總理，把馬洪推到台前。難道馬洪不明細其局勢的紛雜？然而，在這事關國家前景的重大關頭，他顧全大局，替姚依林發了言，向趙紫陽進言，主張對過熱的經濟進行壓縮、冷。憑良知，馬洪盡了他經濟學家的職責。不料在趙的眼裏，馬洪卻「不識時務」，充當了保守派的代言人，「站錯了隊」，所以引起趙的動怒。

借用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那麼，不管是什麼派，只要對國家人民有益的事情就應當去做。馬洪與趙紫陽在1987年4月中央財經會議上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怎樣改革的分歧。同趙紫陽一樣，馬洪堅持改革的大方向。為此他們配合默契，聯手在十二三中全會的經濟體制改革決議中寫上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馬洪主張改革的步伐要穩健，要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價格改革應漸進地進行，調放結合，分步實施；不能一哄而起，搞群運動，打「人民戰爭」。那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可自建國以來，國家和人民已多次為此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1988年9月趙紫陽會見佛利民，當時的通貨膨脹已經失控，趙對佛氏說，要像武侯一樣「審時度勢，嚴寬有度」。假設趙紫陽1987年4月能想到和爭取做到這樣，歷史會不會改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改革30年後，中國的經濟形勢猶如千帆競發，萬木爭榮。撫今追昔，馬洪當年那種憂心天下，切合實際國情、世情和社情的治國精神，在今天應當不再是空谷足音。

【小題為編者所加】

馬雅( 馬洪的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