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Thessalonians
5: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
5: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5: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5:9 因為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5: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5: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5: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
5:13 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5: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5:15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5:16 要常常喜樂．
5:17 不住的禱告．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5:19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5: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5: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K,
想了好些天，小女子終於想明白：原來，王博士——王長老，是耶穌基督派來救贖小女子的天使。
王博士曾告訴我，是次暑期海南行，是應海南省基督教兩會及海口基督教府城堂邀請，前來看望海南的教友。原來他們夫婦為這個小島上一間基督堂的擴建捐款，奠基時未能前來，故做了是次暑期安排。
我上網查閱，得知這個府城堂的新址是在2007年立項，那時恰是小女子甫返綠島。總投資300萬的新堂，王長老夫婦所在的教堂就捐助了五十萬。
http://fgj.haikou.gov.cn/xingzhengshenpi/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8
小女子一直非常感激王博士，因為他是始終關注我這個總是在尋找寶貝，找到后又不知如何“舍得”，完全不懂自我安頓的“傻瓜”。
記得0七年第一次返回夢城，去沙灣徑15號龍老師家開讀書會，博士就提出要組織8003的友們，來海南島搞次“尋關之旅”。好像，小女子是8003唯一的一個被時代逐出了"家門"的漂泊女，總讓同學們放心不下。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特別是每次返夢城，友們總是百忙中為我一聚，讓我忘掉了那之間“丟了的時空”；Facebook，還有小組的電郵，從來都通過網路將我們無縫銜接。總覺得，好溫暖，我的8003，可是我卻不知道該如何表達。
2009年7月12日，上午，在海口市府城堂，我豁然開朗。
王長老，用這樣一段保羅先知撰寫的《帖撒羅尼迦前書》，解開了我的心結。不，是教了我一種可以隨時安頓自己的方法。
記得，王長老講到“5:16 要常常喜樂． 5:17 不住的禱告．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他說，這如同一個三角的聖圈，你從哪里開始都可以，他會帶著你的靈魂螺旋式上升，直到主，并且從主那里得到力量。
是啊，喜樂——祈禱——謝恩，如此正面的能量，來自天主。教我不再孤單。
7/23/2009
令自己值得被這樣寵愛
戀愛的正面功能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戀愛至少有一種正面的功能，是令人變成一個較好的人。
平時一毛不拔的男人，愛上一個女人，在她面前，他也會慷慨一點。
污糟邋遢的他，會多注重整潔，以前一星期才洗一次頭，現在可能隔天便洗。
從不做善事，在他愛的女人面前，遇上賣旗籌款，亦樂於掏腰包，見到乞兒，會善心大發，把袋中的碎銀全數捐贈。
忽然間會愛請客，一大班朋友吃喝後，竟然第一時間爭住埋單。
一切不外表現自己是個較好的人，有時她不在身邊，好人做慣了，做上癮，一樣會保持這種態度。
女人的情相同。
有人喜歡，自己也覺得比之前漂亮。
好想掩藏，但還是沒法，衣服的顏色會較鮮艷，人也多了一份光彩。
不愛小孩子的，這段日子也覺得孩子特別可愛。不止是孩子，連貓、狗、烏、倉鼠，都特別可愛。
戀愛中的女人，會讓她的男人覺得她充滿愛心，一起看電視新聞，看到人間悲劇時，分外容易淚水汪汪。
令自己變成較好的人，不外是想對方認為自己是個好伴侶。
不能說是騙人騙己，應說是把內在的優點盡量表現出來。
當自我感覺比之前好時，整個世界都好像更可愛。這不難解釋，你怎樣看人，人怎樣看你，未有戀愛的你，可能是個木無表情甚至黑口黑面唧都不笑的人，有了戀愛，面上常帶笑容，人家也會回以親切笑臉。
相戀提升兩人的自我價值，大家都會覺得被重視，甚或過分重視，要平衡這心態，必須令自己值得被這樣寵愛，所以要做個更好的人。
[阿寬 ahhfoon@yahoo.com]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戀愛至少有一種正面的功能，是令人變成一個較好的人。
平時一毛不拔的男人，愛上一個女人，在她面前，他也會慷慨一點。
污糟邋遢的他，會多注重整潔，以前一星期才洗一次頭，現在可能隔天便洗。
從不做善事，在他愛的女人面前，遇上賣旗籌款，亦樂於掏腰包，見到乞兒，會善心大發，把袋中的碎銀全數捐贈。
忽然間會愛請客，一大班朋友吃喝後，竟然第一時間爭住埋單。
一切不外表現自己是個較好的人，有時她不在身邊，好人做慣了，做上癮，一樣會保持這種態度。
女人的情相同。
有人喜歡，自己也覺得比之前漂亮。
好想掩藏，但還是沒法，衣服的顏色會較鮮艷，人也多了一份光彩。
不愛小孩子的，這段日子也覺得孩子特別可愛。不止是孩子，連貓、狗、烏、倉鼠，都特別可愛。
戀愛中的女人，會讓她的男人覺得她充滿愛心，一起看電視新聞，看到人間悲劇時，分外容易淚水汪汪。
令自己變成較好的人，不外是想對方認為自己是個好伴侶。
不能說是騙人騙己，應說是把內在的優點盡量表現出來。
當自我感覺比之前好時，整個世界都好像更可愛。這不難解釋，你怎樣看人，人怎樣看你，未有戀愛的你，可能是個木無表情甚至黑口黑面唧都不笑的人，有了戀愛，面上常帶笑容，人家也會回以親切笑臉。
相戀提升兩人的自我價值，大家都會覺得被重視，甚或過分重視，要平衡這心態，必須令自己值得被這樣寵愛，所以要做個更好的人。
[阿寬 ahhfoon@yahoo.com]
7/22/2009
a link：心向往之：香港書展
香港书展：一个“阅读嘉年华”(图)
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07/31/052035350.shtml
参观过香港书展的人会发现，香港书展具有两种面貌：一面是聚集了香港大小出版社、书店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出版社的图书大卖场，城内所售图书多达百万，因此也被人称为“书墟”；另一面则是拥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举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座谈会看似普通，却常常是海内外文化名家、文学界翘楚或创意达人担任主角。
高调担任“香港书展大使”，几个月前就奔赴北京、上海、台北等地宣传香港书展的马家辉，更趋向于参与书展文化活动。7月27日上午，马家辉在主持“香港需要文学馆”座谈会之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坦言自己只在图书大卖场逛了一会儿，因为卖场里罗列的图书与他平时逛书店时看到的都大同小异。“我主要来书展扮演我该扮演的角色，主持、演讲、座谈等等，见见一些朋友。”
香港书展有什么优点值得内地书展、读书活动借鉴？马家辉认为，对人流的管理和把握是香港书展最明显的特点。“如何管理90多万以上的人流，并保证不会出什么乱子，这非常关键。我发现香港书展在这方面只有几个人在负责安排，却可以办得如此顺利。”马家辉告诉记者，香港书展对各项文化活动观众的预估、疏导也做得很好，他们可以即时反应，使活动不受影响，让主讲人完全放心。“我了解到内地一些读书讲座活动的现场有时会非常拥挤，甚至主讲人也会被挤在人群中，无法顺利出入，我想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可以到香港书展来取取经。当然，内地书展和读书活动所展出的图书在内容上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这一点也值得香港书展学习。”马家辉说。
做大寿请客规模自然就大
对于今年香港书展的整体状况，马家辉认为今年的参观人数和活动规模都比以往跃升了一个层次。“在我的印象中，去年影响稍微大一点的讲座和活动大概只有六七十个，今年则有两百多个。可能是因为今年是书展二十周年，拓展了新的空间，所以规模搞得比较大。就像一个人做大寿，请客的规模自然就大了。但我担心的是凡事都有一个极限，一旦过了那个极限，要么就会停下来，要么就会产生反效果。”马家辉告诉记者，书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而人的精力又总是有限的，除了专业人士会把时间、精力花在这里之外，恐怕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太感兴趣，一些不关注文化活动的年轻人就更不会来参加了。“即使是那些对文化有兴趣的人，面对这么多的活动，也会没办法很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还往往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经济学原理影响上座率
马家辉认为，各种文化活动之间还会“互相竞争”，造成资源重叠与浪费。“这些活动竞争观众的时间，竞争观众的体力。以我个人为例，比如我今天想来听听董启章讲‘香港需要文学馆’，而今天上午又几乎同时有年轻作家韩丽珠开讲，下午还有也斯的演讲，我都想听，但就算我有这个时间，我也未必有这个精力。早上听完韩丽珠，下午听也斯，我实在应付不了。”马家辉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商品和服务都有一个最优化的“点”，过了这个“点”，效果就会“往下走”。“我有点担心今年书展会过了这个‘点’。有人会担心书展会不会像嘉年华一样那么嘈杂，可是我的担心不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去选，一定有东西能给你选的，所以我不会担心‘书展文化程度不够’这样的议论，我反而担心活动项目太多了，担心主讲人做不了那么多的准备，最后影响了讲座的效果。”对于各种名人讲座，马家辉还担心这样的尴尬情况：本来预估某位作家的讲座有三百个听众，结果只来了几十个。“本来以这个作者的知名度、和主办方的关系，是不会被这样冷落的，可是结果就是这样，有人不知道还以为这个作者不受欢迎，其实这都是有经济学原理在背后的作用。”
其实这是一个阅读嘉年华
在马家辉看来，香港书展20周年算是圆满走完了第一个阶段，这个过程有很多改革和创新。“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想我们应该要感恩的。仅仅是让卖书这件事情成为香港每年一度的城市焦点，这已经值得用感恩的心情去看待了。可是过了20年，我们也应该考虑更多在结构、制度上的改革。”马家辉认为，具体如何改革，首先要考虑到传统因素，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书籍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因此他们会批评书展太喧嚣纷杂，不是读书这样安静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香港书展改名为‘香港阅读嘉年华’，以此为名，不就没事了吗？即使阅读的，也是嘉年华。只要与阅读有关的，就可以进来，大家一起参与，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方便读者。”马家辉说，他也建议政府另外再主办一个“纯粹”的书展，专门举办一些与出版、文化有关的活动，尤其要在版权贸易方面做出色一些。
“在书籍的自由花园里，大人和孩子都应被鼓励去探索和嗅闻。你永远不知道将在何时何地触碰到第一本启蒙之书，但只要多去亲近书本一次，便是多了一回窥探的可能。放开胸怀，认真地、全面地看待书展的真面目，等于认真地、全面地看待香港的阅读需要。我认为，香港书展可能是全世界最坦然和诚实面对社会需求的书展。对于这项一年一度举办的读书活动，我们总有去逛的理由。”在采访的最后，马家辉如是说。
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07/31/052035350.shtml
参观过香港书展的人会发现，香港书展具有两种面貌：一面是聚集了香港大小出版社、书店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出版社的图书大卖场，城内所售图书多达百万，因此也被人称为“书墟”；另一面则是拥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举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座谈会看似普通，却常常是海内外文化名家、文学界翘楚或创意达人担任主角。
高调担任“香港书展大使”，几个月前就奔赴北京、上海、台北等地宣传香港书展的马家辉，更趋向于参与书展文化活动。7月27日上午，马家辉在主持“香港需要文学馆”座谈会之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坦言自己只在图书大卖场逛了一会儿，因为卖场里罗列的图书与他平时逛书店时看到的都大同小异。“我主要来书展扮演我该扮演的角色，主持、演讲、座谈等等，见见一些朋友。”
香港书展有什么优点值得内地书展、读书活动借鉴？马家辉认为，对人流的管理和把握是香港书展最明显的特点。“如何管理90多万以上的人流，并保证不会出什么乱子，这非常关键。我发现香港书展在这方面只有几个人在负责安排，却可以办得如此顺利。”马家辉告诉记者，香港书展对各项文化活动观众的预估、疏导也做得很好，他们可以即时反应，使活动不受影响，让主讲人完全放心。“我了解到内地一些读书讲座活动的现场有时会非常拥挤，甚至主讲人也会被挤在人群中，无法顺利出入，我想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可以到香港书展来取取经。当然，内地书展和读书活动所展出的图书在内容上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这一点也值得香港书展学习。”马家辉说。
做大寿请客规模自然就大
对于今年香港书展的整体状况，马家辉认为今年的参观人数和活动规模都比以往跃升了一个层次。“在我的印象中，去年影响稍微大一点的讲座和活动大概只有六七十个，今年则有两百多个。可能是因为今年是书展二十周年，拓展了新的空间，所以规模搞得比较大。就像一个人做大寿，请客的规模自然就大了。但我担心的是凡事都有一个极限，一旦过了那个极限，要么就会停下来，要么就会产生反效果。”马家辉告诉记者，书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而人的精力又总是有限的，除了专业人士会把时间、精力花在这里之外，恐怕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太感兴趣，一些不关注文化活动的年轻人就更不会来参加了。“即使是那些对文化有兴趣的人，面对这么多的活动，也会没办法很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还往往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经济学原理影响上座率
马家辉认为，各种文化活动之间还会“互相竞争”，造成资源重叠与浪费。“这些活动竞争观众的时间，竞争观众的体力。以我个人为例，比如我今天想来听听董启章讲‘香港需要文学馆’，而今天上午又几乎同时有年轻作家韩丽珠开讲，下午还有也斯的演讲，我都想听，但就算我有这个时间，我也未必有这个精力。早上听完韩丽珠，下午听也斯，我实在应付不了。”马家辉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商品和服务都有一个最优化的“点”，过了这个“点”，效果就会“往下走”。“我有点担心今年书展会过了这个‘点’。有人会担心书展会不会像嘉年华一样那么嘈杂，可是我的担心不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去选，一定有东西能给你选的，所以我不会担心‘书展文化程度不够’这样的议论，我反而担心活动项目太多了，担心主讲人做不了那么多的准备，最后影响了讲座的效果。”对于各种名人讲座，马家辉还担心这样的尴尬情况：本来预估某位作家的讲座有三百个听众，结果只来了几十个。“本来以这个作者的知名度、和主办方的关系，是不会被这样冷落的，可是结果就是这样，有人不知道还以为这个作者不受欢迎，其实这都是有经济学原理在背后的作用。”
其实这是一个阅读嘉年华
在马家辉看来，香港书展20周年算是圆满走完了第一个阶段，这个过程有很多改革和创新。“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想我们应该要感恩的。仅仅是让卖书这件事情成为香港每年一度的城市焦点，这已经值得用感恩的心情去看待了。可是过了20年，我们也应该考虑更多在结构、制度上的改革。”马家辉认为，具体如何改革，首先要考虑到传统因素，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书籍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因此他们会批评书展太喧嚣纷杂，不是读书这样安静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香港书展改名为‘香港阅读嘉年华’，以此为名，不就没事了吗？即使阅读的，也是嘉年华。只要与阅读有关的，就可以进来，大家一起参与，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方便读者。”马家辉说，他也建议政府另外再主办一个“纯粹”的书展，专门举办一些与出版、文化有关的活动，尤其要在版权贸易方面做出色一些。
“在书籍的自由花园里，大人和孩子都应被鼓励去探索和嗅闻。你永远不知道将在何时何地触碰到第一本启蒙之书，但只要多去亲近书本一次，便是多了一回窥探的可能。放开胸怀，认真地、全面地看待书展的真面目，等于认真地、全面地看待香港的阅读需要。我认为，香港书展可能是全世界最坦然和诚实面对社会需求的书展。对于这项一年一度举办的读书活动，我们总有去逛的理由。”在采访的最后，马家辉如是说。
詹宏志：我看香港書展
詹宏志：我看香港書展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今年由文化人馬家輝、梁文道當「香港書展大使」，6月起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城市講談、推廣，並邀請了陳丹青、賈樟柯、王安憶、陳子善、李公明、謝友順、詹宏志、張大春等擔任「香港書展之友」。其中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店，張大春與詹宏志分享了對香港書展的印象和參與經驗，特此摘錄從第一屆即已參加香港書展的知名台灣文化人詹宏志，對香港書展的觀察與嘉言。
我自己是跟香港書展很密切，從第一屆香港書展就開始參加。很長時間裏每一年都是參展商，也有很多年是去演講，但不管有沒有參展或活動，我都是去找書的人。在成為一個書商之前，我是一個讀者，我有非常多跟香港之間的讀書的關係。
偶然接近香港文字
特別這幾年我回頭想，仔細檢查自己的經歷，發現香港書和台灣讀者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原以為的更親密。比如我小時候讀《南國電影》，那是1963、64、65這段時間的舊雜誌，是從我姊姊或同學的姊姊那裏借來的，她們都把它當作時尚雜誌來看，閱讀流行的線索，想像流行的面貌。但我讀這個雜誌，讀到某個地方就會感到困惑，雜誌裏有個session（單元），用不同顏色的新聞紙印，那是報道好萊塢影訊。讓我困惑的是那裏面的字跟我熟悉的有變化。比如說，Hollywood不叫好萊塢，叫荷李活；約翰‧韋恩（John Wayne）叫尊榮；我們的葛雷葛萊‧畢克（Gregory Peck，侯孝賢每次笑說「割來割去割屁股」的那一位），變成格利哥利柏；演007的Sean Connery史恩‧康納萊，那上面譯作辛‧康納利，那還認得出來，但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譯成占士邦，那就不好認了……我當時很困惑，跟姊姊說這是什麼回事，為什麼這麼奇怪？我姊姊就說因為那是香港的翻譯。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南國電影》是邵氏影業的宣傳刊物，但即使知道，我也不介意被這麼美麗的雜誌洗腦，封面都有美女照片，林黛、李麗華、凌波、樂蒂。它比大部分國民黨的宣傳刊物好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那時候我會讀《讀者文摘》。小學國文老師叫我們多看《讀者文摘》，因為它文字很好，如果多看它的文章你的作文成績就會好。後來我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果然，真的，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第一次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就拿了第一名，可見得不錯。等我長大對文字感興趣後，發現「讀者文摘體」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內地的中文，也不是香港的中文。直到80年代我聽到思果的演講，突然間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讓這個語言到處可以通。裏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面對民眾：香港書展有，台北書展沒有
香港有很多見多識廣的人，是一個享受來自世界各地東西的社會。後來我離開遠流工作便停下來，直到1996年後重新回來做出版，做了雜誌辦了出版社，眼看九七在即，我渴望知道九七帶來的命運變化，所以1997年初就在香港成立「香港城邦」。90年開始我參加香港書展，跟出版社去或自己去，從97年後我所創辦的出版社就不在台灣館了，而是和香港出版社一起，有機會能跟當地讀者更接近。
城邦在香港一年可賣出一億港幣的書，即使是一個完全引進台灣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在香港也能被當作當地出版社一樣來接納。
民眾是最大的能量來源，但台北書展單位並沒有面對它。香港書展因為直接面對平民大眾，這就是香港文化的構成，就直接得到力量，比較阿Q的想，若以入場人次來看，香港書展應是全世界最大的書展。這件事也許是個啟發，因為這個前提，書展要規劃和創造的氛圍就跟這件事有關。有了這麼大的跟讀者接觸，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這個場合塑造了各式各樣讀者與作者接觸的機會。當作者發現你的作者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被閱讀，對作者來說一定是有意思的——香港讀者讀你的書，其實沒有參照點，他必須穿透困難才能認同欣賞這些書。同樣的西西、董啟章來到台灣，他所說的成長架構也不是台灣熟悉的，這個接觸肯定是閱讀中迷人的部分。在其他書展裏很難看到像香港書展這樣作者跟讀者接觸時的熱度、發生的數量。這麼多類型，這麼多國家的作者在這裏都能夠找到共鳴，這是香港書展的特色。
扮演兩岸三地大書目
香港書展目前來看是真正的「兩岸三地的平台」，這字眼不只在書展如此，在街上的書店裏，繁簡體字書在同一架上，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不必什麼體書店去處理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買書的人、賣書的人都不覺得需要去區分繁簡體書，香港人也習慣書的來源這麼複雜。香港是唯一保留住兩岸「大書目」的地方──台灣讀者對台灣出版的中文書很了解，但台灣以外的中文書便了解很少。內地更不用說，出了一省，對另外一省的就不太了解。香港是少數一個地方，對台灣、內地的書種都能理解，都很敏感，所以可以累積成華文地區「大書目」的概念。
香港本地出版的力量可能不大，因為人口的規模，主流出版能做的書種可能很局限，比方實用書、文學書，很多知識性議題書出版得少，但香港有很多非主流的小出版社藏在市場的角落，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我也是從這些地方，認識了很多書上的作者。這些作者從來無法變成香港主流的作者，但在角落裏有各式各樣的小出版社把這樣的書出來，前仆後繼，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創造力在香港一直沒有斷。香港書展因為夠規模，角落裏各種只用一個攤位的出版社，非常值得注意，是有趣的、代表對某種議題不滿足的出版者，這個生態是台灣知識界值得去想的。未來這個局面還會繼續變化，台灣和內地的變化，也會牽動了香港的位置。我是比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更樂觀的，香港書展作為一個窗口，有很多可以觀看的線索。
[整理／方素云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今年由文化人馬家輝、梁文道當「香港書展大使」，6月起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城市講談、推廣，並邀請了陳丹青、賈樟柯、王安憶、陳子善、李公明、謝友順、詹宏志、張大春等擔任「香港書展之友」。其中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店，張大春與詹宏志分享了對香港書展的印象和參與經驗，特此摘錄從第一屆即已參加香港書展的知名台灣文化人詹宏志，對香港書展的觀察與嘉言。
我自己是跟香港書展很密切，從第一屆香港書展就開始參加。很長時間裏每一年都是參展商，也有很多年是去演講，但不管有沒有參展或活動，我都是去找書的人。在成為一個書商之前，我是一個讀者，我有非常多跟香港之間的讀書的關係。
偶然接近香港文字
特別這幾年我回頭想，仔細檢查自己的經歷，發現香港書和台灣讀者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原以為的更親密。比如我小時候讀《南國電影》，那是1963、64、65這段時間的舊雜誌，是從我姊姊或同學的姊姊那裏借來的，她們都把它當作時尚雜誌來看，閱讀流行的線索，想像流行的面貌。但我讀這個雜誌，讀到某個地方就會感到困惑，雜誌裏有個session（單元），用不同顏色的新聞紙印，那是報道好萊塢影訊。讓我困惑的是那裏面的字跟我熟悉的有變化。比如說，Hollywood不叫好萊塢，叫荷李活；約翰‧韋恩（John Wayne）叫尊榮；我們的葛雷葛萊‧畢克（Gregory Peck，侯孝賢每次笑說「割來割去割屁股」的那一位），變成格利哥利柏；演007的Sean Connery史恩‧康納萊，那上面譯作辛‧康納利，那還認得出來，但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譯成占士邦，那就不好認了……我當時很困惑，跟姊姊說這是什麼回事，為什麼這麼奇怪？我姊姊就說因為那是香港的翻譯。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南國電影》是邵氏影業的宣傳刊物，但即使知道，我也不介意被這麼美麗的雜誌洗腦，封面都有美女照片，林黛、李麗華、凌波、樂蒂。它比大部分國民黨的宣傳刊物好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那時候我會讀《讀者文摘》。小學國文老師叫我們多看《讀者文摘》，因為它文字很好，如果多看它的文章你的作文成績就會好。後來我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果然，真的，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第一次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就拿了第一名，可見得不錯。等我長大對文字感興趣後，發現「讀者文摘體」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內地的中文，也不是香港的中文。直到80年代我聽到思果的演講，突然間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讓這個語言到處可以通。裏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面對民眾：香港書展有，台北書展沒有
香港有很多見多識廣的人，是一個享受來自世界各地東西的社會。後來我離開遠流工作便停下來，直到1996年後重新回來做出版，做了雜誌辦了出版社，眼看九七在即，我渴望知道九七帶來的命運變化，所以1997年初就在香港成立「香港城邦」。90年開始我參加香港書展，跟出版社去或自己去，從97年後我所創辦的出版社就不在台灣館了，而是和香港出版社一起，有機會能跟當地讀者更接近。
城邦在香港一年可賣出一億港幣的書，即使是一個完全引進台灣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在香港也能被當作當地出版社一樣來接納。
民眾是最大的能量來源，但台北書展單位並沒有面對它。香港書展因為直接面對平民大眾，這就是香港文化的構成，就直接得到力量，比較阿Q的想，若以入場人次來看，香港書展應是全世界最大的書展。這件事也許是個啟發，因為這個前提，書展要規劃和創造的氛圍就跟這件事有關。有了這麼大的跟讀者接觸，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這個場合塑造了各式各樣讀者與作者接觸的機會。當作者發現你的作者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被閱讀，對作者來說一定是有意思的——香港讀者讀你的書，其實沒有參照點，他必須穿透困難才能認同欣賞這些書。同樣的西西、董啟章來到台灣，他所說的成長架構也不是台灣熟悉的，這個接觸肯定是閱讀中迷人的部分。在其他書展裏很難看到像香港書展這樣作者跟讀者接觸時的熱度、發生的數量。這麼多類型，這麼多國家的作者在這裏都能夠找到共鳴，這是香港書展的特色。
扮演兩岸三地大書目
香港書展目前來看是真正的「兩岸三地的平台」，這字眼不只在書展如此，在街上的書店裏，繁簡體字書在同一架上，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不必什麼體書店去處理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買書的人、賣書的人都不覺得需要去區分繁簡體書，香港人也習慣書的來源這麼複雜。香港是唯一保留住兩岸「大書目」的地方──台灣讀者對台灣出版的中文書很了解，但台灣以外的中文書便了解很少。內地更不用說，出了一省，對另外一省的就不太了解。香港是少數一個地方，對台灣、內地的書種都能理解，都很敏感，所以可以累積成華文地區「大書目」的概念。
香港本地出版的力量可能不大，因為人口的規模，主流出版能做的書種可能很局限，比方實用書、文學書，很多知識性議題書出版得少，但香港有很多非主流的小出版社藏在市場的角落，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我也是從這些地方，認識了很多書上的作者。這些作者從來無法變成香港主流的作者，但在角落裏有各式各樣的小出版社把這樣的書出來，前仆後繼，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創造力在香港一直沒有斷。香港書展因為夠規模，角落裏各種只用一個攤位的出版社，非常值得注意，是有趣的、代表對某種議題不滿足的出版者，這個生態是台灣知識界值得去想的。未來這個局面還會繼續變化，台灣和內地的變化，也會牽動了香港的位置。我是比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更樂觀的，香港書展作為一個窗口，有很多可以觀看的線索。
[整理／方素云 編輯：黃靜]
7/20/2009
紀碩鳴專訪獨立作家、民族問題專家王力雄
專訪：獨立作家、民族問題專家王力雄
新疆問題需要新思維和大轉變 ．紀碩鳴
王力雄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新疆暴亂，一百八十多人的死亡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公布的殺戮暴行慘絕人寰，一些遇害的漢人被利刀割喉甚至身首異處，是中國近年來最為觸目驚心的大規模暴亂事件。從去年西藏拉薩的暴亂到今年新疆的暴行，可以看到，中國的民族矛盾、誤解和分歧，有更為惡化的趨勢。著有政治寓言小說《黃禍》、西藏問題研究《天葬》等書的民間獨立作家王力雄，在二零零七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中就預言：「新疆問題有取代西藏問題的趨勢，將成為大陸最頭痛的問題。」而早在二零零二年左右，他多次表示，「新疆的危險正逼近臨界點」。
從一九八零年至今，王力雄曾十次周遊新疆，跑遍新疆的所有地區。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王力雄回顧他在一九九九年設想寫一本新疆的「《天葬》」，在新疆蒐集資料時，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罪名將他投入牢獄四十多天。王力雄說，了解國家被如何治理本應是公民的知情權，但對當局來說，其統治卻是被壟斷的機密，不得觸碰。不過，牢獄經歷也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王力雄在獄中結識的維族朋友，向他打開心扉，帶他走進維吾爾人的內心世界。
出獄後，王力雄四度重返新疆探訪，在維族朋友帶領下深入基層的維族世界。他向亞洲週刊直言，現在新疆的民族仇恨比以往更高，當民族矛盾演變為種族衝突，形成積重難返的結果，僅靠政策的調整和局部治理已經無法解決，「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最根本的要取決於整個社會的轉型」。以下是訪問摘要：
暴亂事件發生後，大家關注起因，你覺得該從哪些地方去探究起因呢？
現在很多的討論是把結果當原因，我覺得只會導致更加模糊。雖然不少人認為，這次官方改變了以往封鎖資訊的做法，但是我並不信任官方公布的資訊。在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去年西藏事件的真相等仍然被嚴密封鎖之時，憑什麼斷定，這次事件中官方所言，就是真實的、是真相呢？我不認為，依當局提供的資訊和讓媒體很有限度的採訪，就能構成整個事件的真相。所以，事件是怎麼引起的？有沒有海外勢力操控？有沒有恐怖團夥的參與？至少是現有的資訊讓我仍然無從判斷。但我可以說，根本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中國政府民族政策的失敗。
依你看，漢維兩個民族主要的誤解和分歧是什麼？
那存在很多方面。但比較重要的還是在移民，對維族人來說，新疆現在相當於「殖民地」，很多維族人心中都這樣想。新疆本地的資源被大量運往內地，而原住民並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大量的漢人到新疆工作和尋找生計。從當年的知識青年支邊，很大原因是內地城市的就業困難，二百多萬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漢人的屯墾組織。在大躍進之後的饑餓年代又有大量漢族流民進入新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有更多的漢人遷移到新疆。移民與原住民爭奪資源。類似西氣東輸那樣的工程，把石油、煤、礦等資源開發運往內地，雖然經濟不斷發展，投資也不斷增加，可是新疆當地民族並不覺得他們得到利益。這肯定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網上不少人抱怨，對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提出質疑，長期以來實施對少數民族的傾斜政策要有所反思？
糾纏於具體的政策問題，還是在把結果當原因。如果在結果中論是非，自己都說自己有理，但是真正的根源並不在這裏。比如「九一一」當然是恐怖犯罪，但為什麼會產生「九一一」呢？西方與穆斯林是怎麼敵對的？恐怖主義又是如何產生的？應該思考這些更深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就事論事，去打阿富汗或是伊拉克。新疆和西藏發生的事件波及面如此之廣，簡單歸結為境外勢力，他們有那麼大能量把一個強大的中國攪成這樣嗎？一個全世界都要小心對待的大國，有無盡的資源，為什麼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去操縱民眾，而是被境外的勢力操縱了民眾呢？去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爺爺，今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奶奶。為什麼民眾不聽你的？而是聽他們的？要從中國民族政策的根本去反思，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不是去簡單地計較「高考加幾分」，「犯罪是否從輕」的細節。事實已經證明，現在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曾預言，新疆的危機正逼近臨界點，當時你的預言是基於什麼基礎？
民族之間的關係，如果從民族矛盾演變成了種族衝突，那就比較難挽回了。我說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文化上的分歧，政治上的對立，或者對歷史的爭論，這些主要集中在民族的上層，精英和知識分子之間，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存在。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政策的調整、文化的保護或歷史的還原來解決，但是一旦民族矛盾變成了種族衝突，成為以血緣劃分敵友，每一個普通的族群成員都要參與的戰爭，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就不是上述那些措施可以挽回的了。
你說的臨界點就是民族矛盾向種族衝突的轉變？
是的，那個時候我一直在說，快到臨界點了，應該趕快變啊。在沒到臨界點前，民族關係即使惡化也還能挽回，一旦過了臨界點，兩個民族會陷入勢不兩立。那些民族成員從出生，他的家庭、周圍的環境就會不斷灌輸：對方民族是敵人，仇恨將融化在他們的血液裏。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情況的出現，而事實正是不斷地在往這個方向走。
去年西藏，今年新疆，你覺得二者之間有些什麼異同？
我一直認為，新疆如果發生族群衝突，暴烈的程度會遠遠超出西藏，除了民族性格和宗教的差異，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藏的高海拔不是農耕文明適應的地理環境。儘管隨著市場化進程，漢人這些年也在進入西藏，但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幹線和旅遊點，農村牧場仍然少有漢人，因此西藏的普通百姓沒有面對與漢人的直接衝突。而新疆卻不同，例如新疆建設兵團就是直接紮根農村，與當地老百姓面對面的。雖然兵團說自己沒有與老百姓搶耕地，全是靠自己開荒，但這只是說了一個方面。新疆的農田全靠灌溉，你在上游開荒，把上游的水截走，下游的百姓怎麼會不受影響？那必然造成綠洲萎縮，農田沙化，導致下游百姓的怨恨。還有那些直接到新疆農村落戶的漢人，很多生活習慣，包括養豬等，在文化上都會與維族人有直接的衝突。這種衝突遍布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
維漢的衝突要遠超過漢藏？
可以說，新疆的民族主義動員比西藏廣深得多，正是因為有前面所說的基層直接面對面的衝突。在新疆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從孩子開始，漢族和維族就有一種對抗的心態。八九十年代，新疆的民族衝突、政治反抗、恐怖活動是相當多的。「九一一」之後，因為西方社會對穆斯林世界戒備和排斥，新疆的反抗活動隨之偃旗息鼓。但是矛盾並沒有解決，仇恨也沒有消除，還在不斷地積累，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很小的事情就能引起大的暴發。
問題客觀存在，該如何化解呢？
我能說的就是感慨「積重難返」，現在真正感到這個詞的含義是什麼。每當想到現狀，我就會產生一種百般無奈的感覺。目前已經過了臨界點，再要扭轉局面，小修小補是沒用的，必須要進行大的系統工程，是一個非常漫長艱苦的過程。那過程不能靠自然而然的演變完成，而是必須有總體的改變。現在的時髦是人們都會想當然地否定總體主義，認為只能靠演變。然而要看到，在一個已經僵化的系統中進行演變，不會存在跳出那個系統的邏輯，演變結果只能是越來越趨於潰敗，而不會實現超越，所以根本上一定要有系統的轉換，步驟可以是漸進的，但是系統的轉換是根本。中國必須進行這種轉換，哪怕僅僅是為了解決民族問題，也得有這種大變化。
有人說民族自治過時了，你認為呢？
的確國內這種聲音近年不斷放大，說民族自治是蘇聯模式，已被證明失敗，應該採納美國模式，不去人為地劃分民族、強調民族。這似乎已經成為主流聲音，權力當局對此也會很有興趣。但是你不能光講美國模式，而不看到美國模式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民主和對人權的保證。如果個人權利能夠得到保證，由具有人權的個人組成的族群當然也會有得到保證的權利，就不一定需要民族區域自治。而在個人權利得不到保證的時候，民族的權利怎麼得到保證呢？如果這時再被剝奪掉民族區域自治的保護，便只能受到更多欺凌。所以我說，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很難產生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不過，當政治制度發生轉型時，恰恰可能使得原本積壓的民族矛盾大暴發。從蘇聯解體，到南斯拉夫內戰，到當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等都可以看到轉型過程的險惡。如何解決這種與民主轉型如影相隨的民族衝突，避免所出現的災難，又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新疆問題需要新思維和大轉變 ．紀碩鳴
王力雄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新疆暴亂，一百八十多人的死亡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公布的殺戮暴行慘絕人寰，一些遇害的漢人被利刀割喉甚至身首異處，是中國近年來最為觸目驚心的大規模暴亂事件。從去年西藏拉薩的暴亂到今年新疆的暴行，可以看到，中國的民族矛盾、誤解和分歧，有更為惡化的趨勢。著有政治寓言小說《黃禍》、西藏問題研究《天葬》等書的民間獨立作家王力雄，在二零零七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中就預言：「新疆問題有取代西藏問題的趨勢，將成為大陸最頭痛的問題。」而早在二零零二年左右，他多次表示，「新疆的危險正逼近臨界點」。
從一九八零年至今，王力雄曾十次周遊新疆，跑遍新疆的所有地區。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王力雄回顧他在一九九九年設想寫一本新疆的「《天葬》」，在新疆蒐集資料時，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罪名將他投入牢獄四十多天。王力雄說，了解國家被如何治理本應是公民的知情權，但對當局來說，其統治卻是被壟斷的機密，不得觸碰。不過，牢獄經歷也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王力雄在獄中結識的維族朋友，向他打開心扉，帶他走進維吾爾人的內心世界。
出獄後，王力雄四度重返新疆探訪，在維族朋友帶領下深入基層的維族世界。他向亞洲週刊直言，現在新疆的民族仇恨比以往更高，當民族矛盾演變為種族衝突，形成積重難返的結果，僅靠政策的調整和局部治理已經無法解決，「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最根本的要取決於整個社會的轉型」。以下是訪問摘要：
暴亂事件發生後，大家關注起因，你覺得該從哪些地方去探究起因呢？
現在很多的討論是把結果當原因，我覺得只會導致更加模糊。雖然不少人認為，這次官方改變了以往封鎖資訊的做法，但是我並不信任官方公布的資訊。在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去年西藏事件的真相等仍然被嚴密封鎖之時，憑什麼斷定，這次事件中官方所言，就是真實的、是真相呢？我不認為，依當局提供的資訊和讓媒體很有限度的採訪，就能構成整個事件的真相。所以，事件是怎麼引起的？有沒有海外勢力操控？有沒有恐怖團夥的參與？至少是現有的資訊讓我仍然無從判斷。但我可以說，根本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中國政府民族政策的失敗。
依你看，漢維兩個民族主要的誤解和分歧是什麼？
那存在很多方面。但比較重要的還是在移民，對維族人來說，新疆現在相當於「殖民地」，很多維族人心中都這樣想。新疆本地的資源被大量運往內地，而原住民並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大量的漢人到新疆工作和尋找生計。從當年的知識青年支邊，很大原因是內地城市的就業困難，二百多萬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漢人的屯墾組織。在大躍進之後的饑餓年代又有大量漢族流民進入新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有更多的漢人遷移到新疆。移民與原住民爭奪資源。類似西氣東輸那樣的工程，把石油、煤、礦等資源開發運往內地，雖然經濟不斷發展，投資也不斷增加，可是新疆當地民族並不覺得他們得到利益。這肯定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網上不少人抱怨，對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提出質疑，長期以來實施對少數民族的傾斜政策要有所反思？
糾纏於具體的政策問題，還是在把結果當原因。如果在結果中論是非，自己都說自己有理，但是真正的根源並不在這裏。比如「九一一」當然是恐怖犯罪，但為什麼會產生「九一一」呢？西方與穆斯林是怎麼敵對的？恐怖主義又是如何產生的？應該思考這些更深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就事論事，去打阿富汗或是伊拉克。新疆和西藏發生的事件波及面如此之廣，簡單歸結為境外勢力，他們有那麼大能量把一個強大的中國攪成這樣嗎？一個全世界都要小心對待的大國，有無盡的資源，為什麼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去操縱民眾，而是被境外的勢力操縱了民眾呢？去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爺爺，今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奶奶。為什麼民眾不聽你的？而是聽他們的？要從中國民族政策的根本去反思，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不是去簡單地計較「高考加幾分」，「犯罪是否從輕」的細節。事實已經證明，現在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曾預言，新疆的危機正逼近臨界點，當時你的預言是基於什麼基礎？
民族之間的關係，如果從民族矛盾演變成了種族衝突，那就比較難挽回了。我說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文化上的分歧，政治上的對立，或者對歷史的爭論，這些主要集中在民族的上層，精英和知識分子之間，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存在。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政策的調整、文化的保護或歷史的還原來解決，但是一旦民族矛盾變成了種族衝突，成為以血緣劃分敵友，每一個普通的族群成員都要參與的戰爭，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就不是上述那些措施可以挽回的了。
你說的臨界點就是民族矛盾向種族衝突的轉變？
是的，那個時候我一直在說，快到臨界點了，應該趕快變啊。在沒到臨界點前，民族關係即使惡化也還能挽回，一旦過了臨界點，兩個民族會陷入勢不兩立。那些民族成員從出生，他的家庭、周圍的環境就會不斷灌輸：對方民族是敵人，仇恨將融化在他們的血液裏。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情況的出現，而事實正是不斷地在往這個方向走。
去年西藏，今年新疆，你覺得二者之間有些什麼異同？
我一直認為，新疆如果發生族群衝突，暴烈的程度會遠遠超出西藏，除了民族性格和宗教的差異，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藏的高海拔不是農耕文明適應的地理環境。儘管隨著市場化進程，漢人這些年也在進入西藏，但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幹線和旅遊點，農村牧場仍然少有漢人，因此西藏的普通百姓沒有面對與漢人的直接衝突。而新疆卻不同，例如新疆建設兵團就是直接紮根農村，與當地老百姓面對面的。雖然兵團說自己沒有與老百姓搶耕地，全是靠自己開荒，但這只是說了一個方面。新疆的農田全靠灌溉，你在上游開荒，把上游的水截走，下游的百姓怎麼會不受影響？那必然造成綠洲萎縮，農田沙化，導致下游百姓的怨恨。還有那些直接到新疆農村落戶的漢人，很多生活習慣，包括養豬等，在文化上都會與維族人有直接的衝突。這種衝突遍布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
維漢的衝突要遠超過漢藏？
可以說，新疆的民族主義動員比西藏廣深得多，正是因為有前面所說的基層直接面對面的衝突。在新疆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從孩子開始，漢族和維族就有一種對抗的心態。八九十年代，新疆的民族衝突、政治反抗、恐怖活動是相當多的。「九一一」之後，因為西方社會對穆斯林世界戒備和排斥，新疆的反抗活動隨之偃旗息鼓。但是矛盾並沒有解決，仇恨也沒有消除，還在不斷地積累，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很小的事情就能引起大的暴發。
問題客觀存在，該如何化解呢？
我能說的就是感慨「積重難返」，現在真正感到這個詞的含義是什麼。每當想到現狀，我就會產生一種百般無奈的感覺。目前已經過了臨界點，再要扭轉局面，小修小補是沒用的，必須要進行大的系統工程，是一個非常漫長艱苦的過程。那過程不能靠自然而然的演變完成，而是必須有總體的改變。現在的時髦是人們都會想當然地否定總體主義，認為只能靠演變。然而要看到，在一個已經僵化的系統中進行演變，不會存在跳出那個系統的邏輯，演變結果只能是越來越趨於潰敗，而不會實現超越，所以根本上一定要有系統的轉換，步驟可以是漸進的，但是系統的轉換是根本。中國必須進行這種轉換，哪怕僅僅是為了解決民族問題，也得有這種大變化。
有人說民族自治過時了，你認為呢？
的確國內這種聲音近年不斷放大，說民族自治是蘇聯模式，已被證明失敗，應該採納美國模式，不去人為地劃分民族、強調民族。這似乎已經成為主流聲音，權力當局對此也會很有興趣。但是你不能光講美國模式，而不看到美國模式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民主和對人權的保證。如果個人權利能夠得到保證，由具有人權的個人組成的族群當然也會有得到保證的權利，就不一定需要民族區域自治。而在個人權利得不到保證的時候，民族的權利怎麼得到保證呢？如果這時再被剝奪掉民族區域自治的保護，便只能受到更多欺凌。所以我說，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很難產生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不過，當政治制度發生轉型時，恰恰可能使得原本積壓的民族矛盾大暴發。從蘇聯解體，到南斯拉夫內戰，到當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等都可以看到轉型過程的險惡。如何解決這種與民主轉型如影相隨的民族衝突，避免所出現的災難，又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柴子文：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柴子文
林毓生精研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採取「創造性轉化」方向；他強調建設法治、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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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常常身不由己。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各種漩渦裏努力維持自己合情合理的理想。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林毓生離開給他啟蒙教育的北京（當時稱做北平），等到再回這塊土地，歷史已動盪波折三十年；如今他回上海準備文集在中國出版，光陰又過三十載。生逢亂世，他卻有幸遇見大師，有幸做一輩子自己喜歡的學問。
作為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林毓生被認為是華語界對自由主義原理掌握得最清晰的人，他精研作為強勢意識形態的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該採取「創造性轉化」的方向，被視為是解決中國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制度接榫難題最具建設性的方案之一。林毓生認為，歷史過程是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互動的結果；在不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因素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從這多元歷史觀的視角來看，他不同意五四式中國知識人帶著強烈反傳統格調的「思想革命」，認為那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一元式化約主義。在以天子制度及其正當性（「天命」觀念）為統合中心的傳統秩序崩潰後，中國陷入了全面的「秩序危機」。嚴峻的歷史環境及強調「思想革命」的簡單化主張，開啟了「進步」知識人投入激情的革命浪潮。雖然反對一元化思想決定論，但他認為嚴肅的思想工作有其重要性。在適當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配合之下，一套有系統的深刻思想可能發生如韋伯所說的歷史軌道上「轉轍夫」的功能。近年來，他特別強調建設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the rule by law）、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社會其他條件良性互動的最重要的基礎。
六十年過去，林毓生對少年時代在北京的生活依然充滿留戀。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家境富裕，但生活很平民化。他喜歡自己坐電車去聽侯寶林說相聲。母親平等對待傭人的身教，讓他跟傭人們關係融洽。照顧他的傭人是滿洲貴族，讓他感受許多舊文化溫潤的底蘊，卻沒讓他接觸舊文化腐化的成分。未受當時嚴重的身份等級制束縛的家庭教育、不愁吃穿的生活環境讓他無需看別人臉色，得以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國知識人喜歡講獨立，可自己生活裏大多並不獨立。林毓生認為，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和獨立性是他一生的幸運。
而林毓生的知識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最大得益於他的兩位授業恩師：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和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殷海光給他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人道德精神的召喚，而哈耶克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
對恩師殷海光，林毓生感念不忘他對學生自然平等的氣息。有一次課後，殷海光和五、六個學生圍坐在台灣大學文學院大門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談話開始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林毓生隨口發表自己的見解：「中國近幾十年來，凡是發生大影響的人，無一不是糊塗蟲！」沒想到這句話讓殷海光激動地站起來，態度嚴肅地說：「毓生，我可以為你這句話寫二十萬字的註解！」師生之間靈魂深度的共鳴以及老師對學生鼓勵的獨特方式，直到七十多歲講起，林毓生還為之動容。
在一九五五年台大的校園內，林毓生第一次聽到殷海光在課上引用艾克頓公爵「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來說明中國現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沒有辦法限制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擴張與濫用。那真是空谷足音！從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繼續推行右翼威權統治的歷史現象中，殷海光認為，中國問題的病根是五四早期民主憲政理想被相反兩極的左右意識形態所取代，而焦點在於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文化與制度，並使其在中國泥土上生根。正是帶著這樣的大問題，一九六零年，林毓生通過努力獲得難得的機會到美國學術的頂級殿堂——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成為哈耶克在美國任教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
令他很感詫異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從第二年開始給了他最高的獎學金、最好的老師，卻只是讓他用整整三年時間精讀十五六本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原典。更使他不解的是，他必須暫時放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的博士論文題目雖是五四（後改寫增訂後以《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但博士資格考試的題目卻與此毫不相關。後來，他漸漸理解，研讀原典乃是具體接觸原典中的精微深思與廣闊視野的過程，於潛移默化中增進了自己思想的靈活性、深度與廣度——深入原典的內部確是訓練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徑。該系每年從幾百個申請者中挑選兩三個學生，目的是要培養有思想原創力的少數知識精英。
從一九七零年開始，林毓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一直到二零零四年退休。一九七四年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時，友人余英時鼓勵他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跟他強調其重要性；也是在這次返台期間，他被當時台灣年輕人企盼「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更豐實的思想內容」的誠懇所打動，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因此，林毓生把這一年看成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
而當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打開大門時，林毓生也是第一批訪問北京的學術訪問團成員，他見到錢鍾書、費孝通，聽他們坦言自己是「出土文物」，對三十年封閉所導致的學術傳承中斷、社會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深感悲慟。所以，他自一九八一年首次受邀到中國大陸講學以來、於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希望能夠播下一些自由的種子。他說：「明知這想法相當天真，卻仍然做下去，無非是自求心安而已。 」
中國可嘗試法律特區
林毓生認為，大陸結束毛左翼極權統治，後毛時代氣氛轉好，有勁但成長有限，因為實行憲政民主、法治的阻力太大。鄧小平在優先維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開放市場，讓大家向錢看。在沒有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的境況中，權貴資本主義自然興起並變得猖獗。有權就能有錢，腐敗充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社會上的內在矛盾——強烈的貧富不均、普遍缺乏公正等越來越尖銳，而解決問題的資源卻越來越被政治力量所侵蝕與分化。龐大的官僚機構壓制言論、控制媒體；聳動人性中低層的慾望，媒體功能蛻化為協助權貴資本主義。教育的設計，主要仍為政治服務，又有肯定毛路線的新左派崛起。這些都不利於發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
那麼轉機在哪裏？林毓生認為，有些中國新一代有超越教條的格調。他們若有勁，或能開創新格局。再如，體制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能否拿出當年鄧搞經濟特區的信心和魄力，嘗試做法律特區，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實驗，逐步廢止不人道的政策法規，建立基層人權保障，培育程序理性。也不必急，做到成熟的時候，再向全國推展。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讓他感受到：民主選舉並不保證公共生活的成功，還需要公民德行和公民社會的支持。林毓生認為：台灣只是有了初階民主和初階法治，對此，李登輝與陳水扁負有重大責任。他們主政十二年，卻沒有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造，反而利用民主的空間做民粹主義的訴求，使民主的建設偏離了應走的軌道。民主的健全運作，需要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支撐。但這樣的支撐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民主最大的危險是墮落到利益集團的互相爭權奪利，而真正的公共議題反而被掩蓋。陳水扁剛上台的口號是「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結果卻是全家腐化，仍是「私性政治」。可見，民主也需要道德，應該建立支持法治運作的文化、道德、與社會機制，這需要從傳統道德中轉化出來，也需要引進西方共和主義。他說：「議員對待議題，需要對選民負責但也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成熟民主體制中，議員有時需要超越選民利益、個人利益。這些拿捏，台灣議員現在還沒有掌握。」台灣民主可以比現況好得多，能否逐步完善仍有待具體而有效的民主建設。
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反思，林毓生在深入梳理思想史後認為，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問題是：不容易認清唐吉珂德式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理想。中國傳統知識人有反抗政治腐化、權力濫用的傳統。在政治勢力的威脅與迫害之下，仍堅持人格獨立、真理之前人人平等。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的事蹟，可歌可泣，令人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需要轉化為建設的力量，首先要檢討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他在香港書展的演講題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就將分析儒學傳統政治道德化——「內聖外王」觀念的局限性，論述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博弈時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建立獨立於政治並進入政治過程的「現代民間社會」來展望未來兩者之間的博弈。■編按：林毓生是今年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講者。
柴子文
林毓生精研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採取「創造性轉化」方向；他強調建設法治、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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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常常身不由己。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各種漩渦裏努力維持自己合情合理的理想。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林毓生離開給他啟蒙教育的北京（當時稱做北平），等到再回這塊土地，歷史已動盪波折三十年；如今他回上海準備文集在中國出版，光陰又過三十載。生逢亂世，他卻有幸遇見大師，有幸做一輩子自己喜歡的學問。
作為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林毓生被認為是華語界對自由主義原理掌握得最清晰的人，他精研作為強勢意識形態的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該採取「創造性轉化」的方向，被視為是解決中國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制度接榫難題最具建設性的方案之一。林毓生認為，歷史過程是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互動的結果；在不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因素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從這多元歷史觀的視角來看，他不同意五四式中國知識人帶著強烈反傳統格調的「思想革命」，認為那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一元式化約主義。在以天子制度及其正當性（「天命」觀念）為統合中心的傳統秩序崩潰後，中國陷入了全面的「秩序危機」。嚴峻的歷史環境及強調「思想革命」的簡單化主張，開啟了「進步」知識人投入激情的革命浪潮。雖然反對一元化思想決定論，但他認為嚴肅的思想工作有其重要性。在適當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配合之下，一套有系統的深刻思想可能發生如韋伯所說的歷史軌道上「轉轍夫」的功能。近年來，他特別強調建設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the rule by law）、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社會其他條件良性互動的最重要的基礎。
六十年過去，林毓生對少年時代在北京的生活依然充滿留戀。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家境富裕，但生活很平民化。他喜歡自己坐電車去聽侯寶林說相聲。母親平等對待傭人的身教，讓他跟傭人們關係融洽。照顧他的傭人是滿洲貴族，讓他感受許多舊文化溫潤的底蘊，卻沒讓他接觸舊文化腐化的成分。未受當時嚴重的身份等級制束縛的家庭教育、不愁吃穿的生活環境讓他無需看別人臉色，得以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國知識人喜歡講獨立，可自己生活裏大多並不獨立。林毓生認為，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和獨立性是他一生的幸運。
而林毓生的知識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最大得益於他的兩位授業恩師：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和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殷海光給他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人道德精神的召喚，而哈耶克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
對恩師殷海光，林毓生感念不忘他對學生自然平等的氣息。有一次課後，殷海光和五、六個學生圍坐在台灣大學文學院大門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談話開始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林毓生隨口發表自己的見解：「中國近幾十年來，凡是發生大影響的人，無一不是糊塗蟲！」沒想到這句話讓殷海光激動地站起來，態度嚴肅地說：「毓生，我可以為你這句話寫二十萬字的註解！」師生之間靈魂深度的共鳴以及老師對學生鼓勵的獨特方式，直到七十多歲講起，林毓生還為之動容。
在一九五五年台大的校園內，林毓生第一次聽到殷海光在課上引用艾克頓公爵「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來說明中國現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沒有辦法限制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擴張與濫用。那真是空谷足音！從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繼續推行右翼威權統治的歷史現象中，殷海光認為，中國問題的病根是五四早期民主憲政理想被相反兩極的左右意識形態所取代，而焦點在於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文化與制度，並使其在中國泥土上生根。正是帶著這樣的大問題，一九六零年，林毓生通過努力獲得難得的機會到美國學術的頂級殿堂——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成為哈耶克在美國任教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
令他很感詫異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從第二年開始給了他最高的獎學金、最好的老師，卻只是讓他用整整三年時間精讀十五六本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原典。更使他不解的是，他必須暫時放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的博士論文題目雖是五四（後改寫增訂後以《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但博士資格考試的題目卻與此毫不相關。後來，他漸漸理解，研讀原典乃是具體接觸原典中的精微深思與廣闊視野的過程，於潛移默化中增進了自己思想的靈活性、深度與廣度——深入原典的內部確是訓練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徑。該系每年從幾百個申請者中挑選兩三個學生，目的是要培養有思想原創力的少數知識精英。
從一九七零年開始，林毓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一直到二零零四年退休。一九七四年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時，友人余英時鼓勵他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跟他強調其重要性；也是在這次返台期間，他被當時台灣年輕人企盼「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更豐實的思想內容」的誠懇所打動，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因此，林毓生把這一年看成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
而當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打開大門時，林毓生也是第一批訪問北京的學術訪問團成員，他見到錢鍾書、費孝通，聽他們坦言自己是「出土文物」，對三十年封閉所導致的學術傳承中斷、社會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深感悲慟。所以，他自一九八一年首次受邀到中國大陸講學以來、於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希望能夠播下一些自由的種子。他說：「明知這想法相當天真，卻仍然做下去，無非是自求心安而已。 」
中國可嘗試法律特區
林毓生認為，大陸結束毛左翼極權統治，後毛時代氣氛轉好，有勁但成長有限，因為實行憲政民主、法治的阻力太大。鄧小平在優先維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開放市場，讓大家向錢看。在沒有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的境況中，權貴資本主義自然興起並變得猖獗。有權就能有錢，腐敗充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社會上的內在矛盾——強烈的貧富不均、普遍缺乏公正等越來越尖銳，而解決問題的資源卻越來越被政治力量所侵蝕與分化。龐大的官僚機構壓制言論、控制媒體；聳動人性中低層的慾望，媒體功能蛻化為協助權貴資本主義。教育的設計，主要仍為政治服務，又有肯定毛路線的新左派崛起。這些都不利於發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
那麼轉機在哪裏？林毓生認為，有些中國新一代有超越教條的格調。他們若有勁，或能開創新格局。再如，體制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能否拿出當年鄧搞經濟特區的信心和魄力，嘗試做法律特區，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實驗，逐步廢止不人道的政策法規，建立基層人權保障，培育程序理性。也不必急，做到成熟的時候，再向全國推展。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讓他感受到：民主選舉並不保證公共生活的成功，還需要公民德行和公民社會的支持。林毓生認為：台灣只是有了初階民主和初階法治，對此，李登輝與陳水扁負有重大責任。他們主政十二年，卻沒有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造，反而利用民主的空間做民粹主義的訴求，使民主的建設偏離了應走的軌道。民主的健全運作，需要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支撐。但這樣的支撐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民主最大的危險是墮落到利益集團的互相爭權奪利，而真正的公共議題反而被掩蓋。陳水扁剛上台的口號是「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結果卻是全家腐化，仍是「私性政治」。可見，民主也需要道德，應該建立支持法治運作的文化、道德、與社會機制，這需要從傳統道德中轉化出來，也需要引進西方共和主義。他說：「議員對待議題，需要對選民負責但也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成熟民主體制中，議員有時需要超越選民利益、個人利益。這些拿捏，台灣議員現在還沒有掌握。」台灣民主可以比現況好得多，能否逐步完善仍有待具體而有效的民主建設。
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反思，林毓生在深入梳理思想史後認為，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問題是：不容易認清唐吉珂德式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理想。中國傳統知識人有反抗政治腐化、權力濫用的傳統。在政治勢力的威脅與迫害之下，仍堅持人格獨立、真理之前人人平等。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的事蹟，可歌可泣，令人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需要轉化為建設的力量，首先要檢討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他在香港書展的演講題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就將分析儒學傳統政治道德化——「內聖外王」觀念的局限性，論述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博弈時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建立獨立於政治並進入政治過程的「現代民間社會」來展望未來兩者之間的博弈。■編按：林毓生是今年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講者。
7/19/2009
王博士“尋關之旅”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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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等來了“尋關之旅”之先遣部隊——王福義博士夫婦，可以有機會向8003的友們，實況轉播一下我所居住的海南島。
王博士不愧是學地質環保的博士，點的菜單就是海南島之所以成為海島的“火山口國家地址公園”。
終於等來了“尋關之旅”之先遣部隊——王福義博士夫婦，可以有機會向8003的友們，實況轉播一下我所居住的海南島。
王博士不愧是學地質環保的博士，點的菜單就是海南島之所以成為海島的“火山口國家地址公園”。
7/18/2009
转发：《抵制央視，拒絕洗腦》
內地22位媒體人、律師及學者聯署
《抵制央視，拒絕洗腦》
1，鑒于︰中央電視台（ CCTV）在其節目中為三鹿鼓噪宣傳，稱其有1100道檢測關；
2，鑒于︰CCTV新聞節目對中國轉型時期社會矛盾的事件報道采取的選擇性失語策略，對許多突發性事件、群體事件不予以報道或者淡化處理；
3，鑒于︰CCTV的新聞聯播節目幾十年來風格、理念陳舊老套，在國內報道上經常報喜不報憂；在國際報道上經常報憂不報喜，與其稱之為"新聞聯播"不如正名為"宣傳聯播"更恰當；
4，鑒于︰CCTV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其新聞節目中讓所謂的軍事專家為薩達姆吹噓鼓噪，號稱要打" 人民戰爭 "，結果 "大漠窮秋公子斃，地洞衰顏獨夫擒"——烏代、庫賽雙雙被擊斃，薩達姆逃亡躲藏被捉拿；
5，鑒于︰CCTV在黃金時段播出過大量的辮子戲，這些辮子戲不僅以其宮廷權謀、皇權專制、太監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圍，而且灌輸、打造許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為專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開歷史的傷口，再一次傷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
6，鑒于︰CCTV的所謂講壇節目上的專家信口雌黃，為文字獄屠夫康雍乾臉上貼金，扭曲歷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鑒于︰CCTV對以上許多新聞失實或者有傷觀眾感情的"宣傳節目"沒有半分道歉的言論——
我們這群年輕的中國學人表示︰我們將集體抵制 CCTV 的所謂"新聞節目"及其網絡；我們將對CCTV的"新聞節目"和"宣傳節目"及網絡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說"的四不策略；我們，至少還要使用我們的抵制權。
去年，我們幾位年輕的中國學人曾經發表過《新春節文化宣言》， 提出抵制電視上庸俗而充滿宣傳說教的春節晚會，那些晚會越來越有把中國人傳統溫情的大年除夕夜或春節打造成愚民節的味道；
今年，我們用宣言再次表示︰對壟斷公共電視資源而污染我們視听的 "新聞節目 "和"宣傳節目"，我們有權保持我們的抵制。
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追求自由與真相的勇氣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他在《莫要靠謊言過日子》中寫道︰"我們的辦法是，決不自覺地支持謊言！一旦認識到謊言的界限在哪里（這界限在每個人眼里還是不同的），就象避開瘟疫一樣避而遠之！不為那"意識形態" 僵尸涂脂抹粉，不為那腐朽的破衣爛衫縫補漏洞，──那時我們將驚奇地發現，謊言必將一敗涂地，徒喚奈何，而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听到發言者的謊言、荒誕無稽的空論或恬不知恥的宣傳，立刻離開會場、講堂、劇院和電影院； ····不訂閱和不零買報道失實或隱瞞重大事實的報刊雜志。····假如我們連不參加撒謊的這點勇氣都沒有，我們真的一錢不值，無可救藥了，那麼，是我們，應該受到普希金的蔑視︰ 干嗎賜給牲口以自由？ 它們世世代代繼承的遺產 ， 就是帶響鈴的軛和鞭子 。"
長久以來，我們知道我們終將選擇遠離謊言的道路。
我們宣布抵制CCTV制作的低劣"新聞節目" 和"宣傳節目"，抵制我們以上羅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羅列的"新聞節目"和"宣傳節目 "，就是拒絕那些給我們國度的苦難的人民強加的 "帶響鈴的軛和鞭子"。
2009年1月12日
發起人、執筆人︰凌滄洲
聯署人︰
凌滄洲（北京，作家，學者，資深媒體人）
冉雲飛 (四川，作家，學者，編輯)
趙國君（北京，法律學者）
滕彪（北京，法學博士）
昝愛宗（浙江，作家，記者）
楊支柱（北京，學者，副教授）
唐吉田（北京，律師）
蘭志學（北京，律師）
劉巍（北京，律師）
溫克堅（浙江，學者）
莊道鶴（浙江，學者，律師）
張輝（北京，學者）
田奇莊（河北，作家）
吳冬(上海，律師)
張凱（北京，律師）
韓一村（北京，律師）
江天勇（北京，律師）
田路（北京，媒體人）
黃梓峰（北京，報紙編輯）
孔慧（北京，媒體人）
郭旭舉（北京，學者）
金光鴻（北京，律師）
《抵制央視，拒絕洗腦》
1，鑒于︰中央電視台（ CCTV）在其節目中為三鹿鼓噪宣傳，稱其有1100道檢測關；
2，鑒于︰CCTV新聞節目對中國轉型時期社會矛盾的事件報道采取的選擇性失語策略，對許多突發性事件、群體事件不予以報道或者淡化處理；
3，鑒于︰CCTV的新聞聯播節目幾十年來風格、理念陳舊老套，在國內報道上經常報喜不報憂；在國際報道上經常報憂不報喜，與其稱之為"新聞聯播"不如正名為"宣傳聯播"更恰當；
4，鑒于︰CCTV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其新聞節目中讓所謂的軍事專家為薩達姆吹噓鼓噪，號稱要打" 人民戰爭 "，結果 "大漠窮秋公子斃，地洞衰顏獨夫擒"——烏代、庫賽雙雙被擊斃，薩達姆逃亡躲藏被捉拿；
5，鑒于︰CCTV在黃金時段播出過大量的辮子戲，這些辮子戲不僅以其宮廷權謀、皇權專制、太監奴才的表演毒化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圍，而且灌輸、打造許多人的奴才人格；更是為專制木乃伊文化美容，撕開歷史的傷口，再一次傷害了被征服民族的感情；
6，鑒于︰CCTV的所謂講壇節目上的專家信口雌黃，為文字獄屠夫康雍乾臉上貼金，扭曲歷史真相，激起正直之士普遍的反感；
7，鑒于︰CCTV對以上許多新聞失實或者有傷觀眾感情的"宣傳節目"沒有半分道歉的言論——
我們這群年輕的中國學人表示︰我們將集體抵制 CCTV 的所謂"新聞節目"及其網絡；我們將對CCTV的"新聞節目"和"宣傳節目"及網絡采取"不看、不上、不听、不說"的四不策略；我們，至少還要使用我們的抵制權。
去年，我們幾位年輕的中國學人曾經發表過《新春節文化宣言》， 提出抵制電視上庸俗而充滿宣傳說教的春節晚會，那些晚會越來越有把中國人傳統溫情的大年除夕夜或春節打造成愚民節的味道；
今年，我們用宣言再次表示︰對壟斷公共電視資源而污染我們視听的 "新聞節目 "和"宣傳節目"，我們有權保持我們的抵制。
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追求自由與真相的勇氣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他在《莫要靠謊言過日子》中寫道︰"我們的辦法是，決不自覺地支持謊言！一旦認識到謊言的界限在哪里（這界限在每個人眼里還是不同的），就象避開瘟疫一樣避而遠之！不為那"意識形態" 僵尸涂脂抹粉，不為那腐朽的破衣爛衫縫補漏洞，──那時我們將驚奇地發現，謊言必將一敗涂地，徒喚奈何，而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听到發言者的謊言、荒誕無稽的空論或恬不知恥的宣傳，立刻離開會場、講堂、劇院和電影院； ····不訂閱和不零買報道失實或隱瞞重大事實的報刊雜志。····假如我們連不參加撒謊的這點勇氣都沒有，我們真的一錢不值，無可救藥了，那麼，是我們，應該受到普希金的蔑視︰ 干嗎賜給牲口以自由？ 它們世世代代繼承的遺產 ， 就是帶響鈴的軛和鞭子 。"
長久以來，我們知道我們終將選擇遠離謊言的道路。
我們宣布抵制CCTV制作的低劣"新聞節目" 和"宣傳節目"，抵制我們以上羅列但不局限于以上羅列的"新聞節目"和"宣傳節目 "，就是拒絕那些給我們國度的苦難的人民強加的 "帶響鈴的軛和鞭子"。
2009年1月12日
發起人、執筆人︰凌滄洲
聯署人︰
凌滄洲（北京，作家，學者，資深媒體人）
冉雲飛 (四川，作家，學者，編輯)
趙國君（北京，法律學者）
滕彪（北京，法學博士）
昝愛宗（浙江，作家，記者）
楊支柱（北京，學者，副教授）
唐吉田（北京，律師）
蘭志學（北京，律師）
劉巍（北京，律師）
溫克堅（浙江，學者）
莊道鶴（浙江，學者，律師）
張輝（北京，學者）
田奇莊（河北，作家）
吳冬(上海，律師)
張凱（北京，律師）
韓一村（北京，律師）
江天勇（北京，律師）
田路（北京，媒體人）
黃梓峰（北京，報紙編輯）
孔慧（北京，媒體人）
郭旭舉（北京，學者）
金光鴻（北京，律師）
双A之高宝暑假
為了避免高寶因為媽咪發了他晝寢之照，而黑了俺的BLOGGER，特追發這樣一張“帥吧”！！！
宰予晝寢
怒發沖冠
每早洋文涮涮口
敢于臨王羲之《蘭亭序》了，讓媽咪和爹地崇拜得不得了。
三只狗狗的第一個暑假
W老師，
您隨省長出訪很累了吧，聞聽您又要出發，真是辛苦。我這一陣每日到院里半天，和一處二處多有交流，對南海話題漸漸入門。這幾天通過幫助澳門課題組搜資料，也尋找將過往的港澳采訪融入研究的切點。院里的和諧氣氛和研究效率我蠻喜歡。感謝您讓我從忙碌的記者生涯中，逃出來一年，整理了一下自己，專心照顧了家庭。我的兒子經過一年調整，自詡已經“浪子回頭”，剛剛參加的會考得了雙A，讓我吁出一口氣。多謝了。小關
家庭之愛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9日
【明報專訊】米高積遜死訊傳出後，巨星光芒再現，比前更光更亮，證明星光不滅。
今天，三歲小孩也知道世上有過這麼一個米高。他們可以看電視的畫面出神，在他們的小腦袋裏，可能飄過一個奇怪念頭，怎麼這位哥哥的舞藝，比家中各款機械人更厲害。
小孩子應有小孩子的世界，天真純潔，無憂無慮。只是，從不少巨星的歷史事裏發覺，他們的小時候有抹不完的孤星淚。如米高積遜，如《一百萬零一夜》那群小明星，還有我們的梅艷芳、馮寶寶。他們沒有童年，別的孩子仍在跳蹦蹦上學去時，他們已活在五光十色、水銀燈刺眼的世界內。
相比之下，巨星「貓王」皮禮士利比他們幸福多了。他的媽媽視他如心肝寶貝，在他未成名，甚至飽受惡意批評時，仍一力維護他，正如天下母親一樣，對自己的孩子，作出無限量支持。難怪皮禮士利在母親逝世後，傷心欲絕，心情久久才能平復，往後人生路也起了變化。
能夠得到家庭護蔭下成長的小孩，對日後生命過程有莫大關係。不過，支持中必須帶鼓勵。
做得出色的，稱讚他，做得不對的，不妨指正出來。叱罵不是正確方法，那會令他們不忿，從而產生反叛心理，哪怕是忠言，自然一句也不肯接受。循循善誘，說說自己的經歷，錯的也不妨跟他們分享，這才會增加他們對對錯的了解力。也可以講講其他人的故事，大家來討論分析，是教子、親子的一個好方法。
只是，新一代父母對支持子女的方法也實在令人擔憂。子女不想工作，便由他獃在家中，飯來張口，要錢時伸手，製造一群宅男宅女，成為社會一大問題。
始終認為，為子女灌輸做人方法最重要，更要他們知道，無論在外受到多少壓力 ，疲累，回到家裏，總有支持他的父母，與他們一起面對世界。[林燕妮]
7/17/2009
不過是光影：《KJ音樂人生》的不尋常
（不）尋常香港天才故事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KJ音樂人生》，「首部於香港戲院公映的本地紀錄片」，此前預映場，每場皆爆滿，引來相當篇幅的傳媒報道。片子曾走訪北京、深圳、雲之南電影節，同樣反應不小。北京觀眾陳韻和身邊人皆受這遙遠的片子震動，由她訴說她所讀到的「不尋常」的香港故事。片子即日起上映。
張經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早前他在一河之隔的深圳放映他的《KJ音樂人生》（下簡稱《KJ》）時，來看片的觀竟然把那個小酒吧擠爆。小小一個深圳能一夜間冒出那麼多人來一個香港人拍的紀錄片，把他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之後，《KJ》又在北京放映了兩三次，其中一次是作為一個紀錄片影展的開幕電影。幾天後，當它重放時，139座位的報告廳連地上也坐滿了人，人們幾乎一動不動。
《KJ》講的既不是李嘉誠 霍英東 ，也不是深水油麻地。雖然張經緯曾拍過另一部講述香港五個貧民家庭現實生活的紀錄片《歌舞昇平》。如果說這部片子的題材符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紀錄片的期待和想像的話，那麼《KJ》的故事彷彿不夠「標準」，不夠平民。甚至，有點不討好。
他不夠弱勢嗎
主角黃家正是一個十七歲翩翩少年，醫生的孩子，不屑參加鋼琴比賽的鋼琴天才，敢於挑釁比賽規則的校樂團指揮。但他對同學刻薄，對哥哥苛刻，唯一熱愛和尊敬的鋼琴老師，教導他而不愛他。他游離在人群和家庭之外。
與此同時，十一歲的黃家正從另一個時空走來，張經緯六年前的鏡頭。小男孩和父親並行在捷克小路上。他已經為自己驕傲，也已經為自己悲哀。他知道沒有人比他更優秀，但他也知道音樂不能解決生命存在本身的不幸。
十七歲的家正已經不哭了。他的立場更為堅決。孤傲也好，決絕也罷，除了他內心的音樂準則，他摒棄了別人的看法。做一個人是他的唯一出路。一個十七歲的香港男生這麼說。這個時候，他就只能離開香港。
《KJ》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這不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香港沒有那麼多神童，也沒有那麼多條「與他人不相干」的路。所以此片完成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張經緯想請那些參與拍攝的家正的朋友去看看，被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拒絕了。這不是一個他們喜歡的「又一個學生」、「又一個同學」的故事，這是一個他們拒絕了解的人的故事。
只有家正的鋼琴老師羅乃新被勉強說服去看了。之後她對其他老師說，你們應該去看看，你們或許會對家正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家正的鋼琴恩師，對他來講除了父親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其後她看了六次，每一場放映皆出席。一個紀錄片在它最最微小的影響上，成全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情。
陌生的觀眾，熟悉的觀眾
有人拒絕，有人生氣，有人哭泣。這是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和家正相關的一些人的反應。但為什麼在深圳和北京上映之後，人們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少年打動了？他的廣東話夾英語的語言表達，他的眼淚、咆哮、少年氣盛的快意、言之鑿鑿的自信和突然的沉默，穿梭在他的音樂裏，喚起了人們對自己少年和童年的追憶。當張經緯用鏡頭錄製下並呈現出來以後，人們意識到回憶中所謂「美好的童年」「美麗的青春」，原來既不真實，也不真誠。生命從起開始自覺的一刻起，或許就隱藏了十一歲的家正所感到的殘酷，只是他用他的方式面對了，留下了傷痛。而旁觀的人則不得不試圖回想自己從十一歲至今所做出過的所有選擇。
這種或許徒勞或許不晚的努力，歸功於將黃家正的故事從香港帶來北京的人。《歌舞昇平》和《KJ》的最終完成得益於內地一家紀錄片基金會的支援。現在人們突然看到，除了電影和TVB連續劇以外，香港也有紀錄片（而不是RTHK的專題片），也有這樣與不同的紀錄片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主角那麼好看，音樂那麼好聽。香港其實有點悶，香港人更不喜歡聽起來悶悶的東西（譬如紀錄片，譬如貧窮）。張經緯當年在十幾個呆呆悶悶的香港琴童中見到了黃家正，真是天賜良緣，把他的故事留在了鏡頭裏。這個故事經過內地這家基金會的努力，竟然將走上百老匯院線的大銀幕，張經緯忽然感到，紀錄片在香港有希望。
有一個不起眼的鏡頭，家正一個人站在MTR 的車廂裏。這車廂是香港地鐵不變的車廂，搖晃是香港地鐵不變的搖晃，甚至家正的校服，也是香港學校最典型的校服。這樣一個每日上下班高峰時間的尋常圖像，僅僅因為我們的目光追隨這個男孩那麼久，而變得那麼異樣，好像香港也變得不同尋常。
7月16日始於百老匯電影中心、amc 又一城及ifc palace放映。（預計最少會加場至8月底）。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www.c3kings.blogspot.com/
[文／陳韻 任職北京798藝術區]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KJ音樂人生》，「首部於香港戲院公映的本地紀錄片」，此前預映場，每場皆爆滿，引來相當篇幅的傳媒報道。片子曾走訪北京、深圳、雲之南電影節，同樣反應不小。北京觀眾陳韻和身邊人皆受這遙遠的片子震動，由她訴說她所讀到的「不尋常」的香港故事。片子即日起上映。
張經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早前他在一河之隔的深圳放映他的《KJ音樂人生》（下簡稱《KJ》）時，來看片的觀竟然把那個小酒吧擠爆。小小一個深圳能一夜間冒出那麼多人來一個香港人拍的紀錄片，把他嚇了一跳。一個多月之後，《KJ》又在北京放映了兩三次，其中一次是作為一個紀錄片影展的開幕電影。幾天後，當它重放時，139座位的報告廳連地上也坐滿了人，人們幾乎一動不動。
《KJ》講的既不是李嘉誠 霍英東 ，也不是深水油麻地。雖然張經緯曾拍過另一部講述香港五個貧民家庭現實生活的紀錄片《歌舞昇平》。如果說這部片子的題材符合大多數人對大多數紀錄片的期待和想像的話，那麼《KJ》的故事彷彿不夠「標準」，不夠平民。甚至，有點不討好。
他不夠弱勢嗎
主角黃家正是一個十七歲翩翩少年，醫生的孩子，不屑參加鋼琴比賽的鋼琴天才，敢於挑釁比賽規則的校樂團指揮。但他對同學刻薄，對哥哥苛刻，唯一熱愛和尊敬的鋼琴老師，教導他而不愛他。他游離在人群和家庭之外。
與此同時，十一歲的黃家正從另一個時空走來，張經緯六年前的鏡頭。小男孩和父親並行在捷克小路上。他已經為自己驕傲，也已經為自己悲哀。他知道沒有人比他更優秀，但他也知道音樂不能解決生命存在本身的不幸。
十七歲的家正已經不哭了。他的立場更為堅決。孤傲也好，決絕也罷，除了他內心的音樂準則，他摒棄了別人的看法。做一個人是他的唯一出路。一個十七歲的香港男生這麼說。這個時候，他就只能離開香港。
《KJ》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這不是一個典型的香港故事，香港沒有那麼多神童，也沒有那麼多條「與他人不相干」的路。所以此片完成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張經緯想請那些參與拍攝的家正的朋友去看看，被大多數的老師和同學拒絕了。這不是一個他們喜歡的「又一個學生」、「又一個同學」的故事，這是一個他們拒絕了解的人的故事。
只有家正的鋼琴老師羅乃新被勉強說服去看了。之後她對其他老師說，你們應該去看看，你們或許會對家正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家正的鋼琴恩師，對他來講除了父親以外最重要的一個人。其後她看了六次，每一場放映皆出席。一個紀錄片在它最最微小的影響上，成全了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感情。
陌生的觀眾，熟悉的觀眾
有人拒絕，有人生氣，有人哭泣。這是看完這部紀錄片後，和家正相關的一些人的反應。但為什麼在深圳和北京上映之後，人們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香港少年打動了？他的廣東話夾英語的語言表達，他的眼淚、咆哮、少年氣盛的快意、言之鑿鑿的自信和突然的沉默，穿梭在他的音樂裏，喚起了人們對自己少年和童年的追憶。當張經緯用鏡頭錄製下並呈現出來以後，人們意識到回憶中所謂「美好的童年」「美麗的青春」，原來既不真實，也不真誠。生命從起開始自覺的一刻起，或許就隱藏了十一歲的家正所感到的殘酷，只是他用他的方式面對了，留下了傷痛。而旁觀的人則不得不試圖回想自己從十一歲至今所做出過的所有選擇。
這種或許徒勞或許不晚的努力，歸功於將黃家正的故事從香港帶來北京的人。《歌舞昇平》和《KJ》的最終完成得益於內地一家紀錄片基金會的支援。現在人們突然看到，除了電影和TVB連續劇以外，香港也有紀錄片（而不是RTHK的專題片），也有這樣與不同的紀錄片的主角——更重要的是，紀錄片的主角那麼好看，音樂那麼好聽。香港其實有點悶，香港人更不喜歡聽起來悶悶的東西（譬如紀錄片，譬如貧窮）。張經緯當年在十幾個呆呆悶悶的香港琴童中見到了黃家正，真是天賜良緣，把他的故事留在了鏡頭裏。這個故事經過內地這家基金會的努力，竟然將走上百老匯院線的大銀幕，張經緯忽然感到，紀錄片在香港有希望。
有一個不起眼的鏡頭，家正一個人站在MTR 的車廂裏。這車廂是香港地鐵不變的車廂，搖晃是香港地鐵不變的搖晃，甚至家正的校服，也是香港學校最典型的校服。這樣一個每日上下班高峰時間的尋常圖像，僅僅因為我們的目光追隨這個男孩那麼久，而變得那麼異樣，好像香港也變得不同尋常。
7月16日始於百老匯電影中心、amc 又一城及ifc palace放映。（預計最少會加場至8月底）。詳情請瀏覽網頁：http://www.c3kings.blogspot.com/
[文／陳韻 任職北京798藝術區]
7/16/2009
林燕妮的不一樣的愛情
不一樣的愛情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愛情，是一塊塊七巧板的組合。昨天是隻小馬，今天砌成一朵小花。加一點想像，會是另一幅意想不到。
也真會死去活來，氣若游絲，似生還死，雖死猶生。熱戀時，什麼也是歡愉，哪管是扣扣手指頭，哪管是遙遙地相對望，能夠共處一室，呼吸同一空氣，已是快樂。
忐忑不安的期盼，患得患失的等待，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勾魂攝魄的，飄飄然不知所蹤，也是愛情。
只有開始，從沒有想到結束，不需問自己為什麼愛上他，也不要知他為什麼會追求自己，追逐愛情，便是快樂。
有這樣的一剎感覺，你會怕，怕得到他，你會怕，怕失去他。因為得到這一個他，你可能失去圍繞自己的那幾個他。然而，愛情總有盲目的時候，那也是快樂。
享受愛情給自己快樂的權利吧，哪管忙得七葷八素，對方一個電話，說一句綿綿情話，已可以令你立刻放下身邊一切，接受他的邀約，天崩地裂，擋不了情魔愛孽，不可以說理由。
人海相遇，有十萬八千里外的奇緣，也有咫尺難言的遺憾。沒有結局，就如未完的樂章，餘音裊裊，偷來的短聚，似夢還真。
說理的愛情，失去瘋狂的樂趣，說理的愛情，失去如走進迷宮的詭秘。有人喜歡數獨式的愛情，我喜歡八陣圖的誘惑。
激情如火如荼，令人忘掉一切，哪怕是留下火紅紅的灰燼，有種壯烈犧牲的意味。
最怕遇上愛情與經濟掛的情人，怕付出如追不回的迷債。更怕遇上自以為是的「愛情莊家」，誰會希望輸掉自己的愛情籌碼。愛情不可能平衡，有上有落，有高有低，才會叫人心猿意馬。
愛情，幾多他生未卜此生休。多接受此生，哪管他生在天堂抑地獄裏。
[林燕妮]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愛情，是一塊塊七巧板的組合。昨天是隻小馬，今天砌成一朵小花。加一點想像，會是另一幅意想不到。
也真會死去活來，氣若游絲，似生還死，雖死猶生。熱戀時，什麼也是歡愉，哪管是扣扣手指頭，哪管是遙遙地相對望，能夠共處一室，呼吸同一空氣，已是快樂。
忐忑不安的期盼，患得患失的等待，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勾魂攝魄的，飄飄然不知所蹤，也是愛情。
只有開始，從沒有想到結束，不需問自己為什麼愛上他，也不要知他為什麼會追求自己，追逐愛情，便是快樂。
有這樣的一剎感覺，你會怕，怕得到他，你會怕，怕失去他。因為得到這一個他，你可能失去圍繞自己的那幾個他。然而，愛情總有盲目的時候，那也是快樂。
享受愛情給自己快樂的權利吧，哪管忙得七葷八素，對方一個電話，說一句綿綿情話，已可以令你立刻放下身邊一切，接受他的邀約，天崩地裂，擋不了情魔愛孽，不可以說理由。
人海相遇，有十萬八千里外的奇緣，也有咫尺難言的遺憾。沒有結局，就如未完的樂章，餘音裊裊，偷來的短聚，似夢還真。
說理的愛情，失去瘋狂的樂趣，說理的愛情，失去如走進迷宮的詭秘。有人喜歡數獨式的愛情，我喜歡八陣圖的誘惑。
激情如火如荼，令人忘掉一切，哪怕是留下火紅紅的灰燼，有種壯烈犧牲的意味。
最怕遇上愛情與經濟掛的情人，怕付出如追不回的迷債。更怕遇上自以為是的「愛情莊家」，誰會希望輸掉自己的愛情籌碼。愛情不可能平衡，有上有落，有高有低，才會叫人心猿意馬。
愛情，幾多他生未卜此生休。多接受此生，哪管他生在天堂抑地獄裏。
[林燕妮]
止庵：在《小團圓》裏尋找作者的虛實身影
世紀．Eileen Chang﹕張愛玲 Vs. 盛九莉
在《小團圓》裏尋找作者的虛實身影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張愛玲離世以後，遺作出版，「張學」學者自成為文本與人世的細緻詮釋者。止庵，曾主編《張愛玲全集》，並比張氏自傳體小說《小團圓》情節與現存生平資料，撰文互照，刊於今明，申論「小說與傳記不明分」的感懷。
張愛玲的《小團圓》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內容有虛有實，更多則虛實難辨，因為缺乏比照材料，無法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所以我說，對得上人未必對得上事，對得上事未必對得上細節。在張愛玲生平資料方面，《小團圓》「破」的意義遠遠大於「立」的意義，它使得早先那些出自他人之手的記載顯得可疑，或者說，雖然有這回事，細節卻有抵牾，尤其是當事人的解說，好像靠不住了。
小說所寫人與事，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完全虛構，沒有原型；二是如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所說：「所寫的事蹟，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三是一個人物對應一個原型，但有所增刪，《小團圓》就是這種寫法。
我的朋友謝其章跟我抬槓說，對不上是因為你沒有能力對上，或者是你主觀上不情願對上。那麼倒也不妨一試。反正我只說「未必」，並未把門關死。《小團圓》主人公盛九莉與其原型即作者自己都是作家，相比之下，張愛玲這方面我們了解稍多，有對得上的，有部分對得上的，也有對不上的，藉此正可體會她所說「小說與傳記不明分」。
一。《小團圓》第十一章，「有一次到後台去，是燕山第一次主演的《金碧霞》，看見他下樓梯，低頭，逼緊了兩臂，疾趨而過，穿著長袍，沒化妝，一臉戒備的神氣，一溜煙走了，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時候上船，珍珠港後的日本船，很小，在船欄杆邊狹窄的過道裏遇見一行人，眾星捧月般的圍個中年男子迎面走來，這人高個子，白淨的方臉，細細的兩撇小鬍子，西裝雖然合身，像借來的，倒像化裝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氣，彷佛深恐被人佔了便宜去，儘管前呼後擁有人護送，內中還有日本官員與船長之類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後來才聽見說梅蘭芳在船上。」
周劭《魂兮歸來，張愛玲！》（收《文飯小品》）云：「太平洋戰起，香港被日軍攻佔，這個繁盛的島嶼頓時成為死港，當時留港的『皇親國戚』連同她們的寵物都被重慶以專機接走，但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卻被丟在這個死港上，毫無辦法。日本侵佔香港的頭目是號稱中國通的磯谷廉介，他深知把他們送往上海，還可以有些用處，遂於一九四二年春季，特派一艘專輪，遣送滯港人士四百多人至滬，其中頭面人物有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攝行元首職務的顏惠卿、國民黨收回武漢租界的外交部長陳友仁、金融巨頭周作民、唐壽民、馮耿光及戲劇大師梅蘭芳等。張愛玲當時僅二十出頭，也在附輪之列。其中還有一位現今蜚聲國際學術界的柳存仁教授，那時也還不到三十歲，是周旋於眾多名人之間的最活躍人物。」
二。《小團圓》第十一章，「她剛回上海的時候寫過劇評。」
張愛玲一九四二年返滬，十一月在英文《泰晤士報》發表劇評、影評，一九四三年一月起，為克勞斯．梅涅特主編的英文月刊《二十世紀》（The XXth Century）撰寫文章，包括下列影評：Wife，Vamp，Child（後以中文改寫為《借銀燈》，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太平洋周報》第三期），The Opium War，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China：Education of the Family（後改寫為《銀宮就學記》），載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太平洋週報》第九十六期），另有兩篇無題。
三。《小團圓》第四章，「有個二年間走紅的文人湯孤騖又出來辦雜誌，九莉去投稿。楚娣悄悄的笑道：『二嬸那時候想逃婚，寫信給湯孤騖……不知道有沒有回信，不記得了。』」「那時候常有人化名某某女士投稿。九莉猜想湯孤騖收到信一定是當作無聊的讀者冒充女性，甚至於是同人跟他開玩笑，所以沒回信。」不過，「湯孤騖來信說稿子採用了。」
張愛玲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九四三年五至七月載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第二至四期，《沉香屑：第二爐香》同年八至九月載該刊第五至六期。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頭》（《紫羅蘭》第二期）所言，與《小團圓》頗為不同：「一個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正懶洋洋地耽在紫羅蘭盦裏，不想出門；眼望案頭宣德爐中燒的一枝紫羅蘭香嫋起的一縷青煙在出神。我的小女兒瑛忽然急匆匆地趕上三層樓來，拿一個挺大的信封遞給我。說有一位張女士來訪問。我拆開信一瞧，原來是黃園主人岳淵老人介紹一位女作家張愛玲女士來，要和我談談小說的事。我忙不迭的趕下樓去，卻見客廳中站起一位穿著鵝黃緞半臂的長身玉立的小姐來向我鞠躬，我答過了禮，招呼她坐下。接談之後，才知這位張女士生在北平，長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學讀書，再過一年就可畢業，卻不料戰事發生，就輾轉回到上海，和她的姑母住在一座西方式的公寓中，從事於賣文生活，而且所賣的還是『西』文，給英文《泰晤士報》寫劇評影評，又替德人所辦的英文雜誌《二十世紀》寫文章。至於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給《西風》雜誌寫過一篇〈天才夢〉後，沒有動過筆，最近卻做了兩個中篇小說，演述兩段香港的故事，要我給她看行不行，說，就把一個紙包打開來，將兩本稿簿捧給了我；我一看標題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標明〈第一爐香〉，第二篇標明〈第二爐香〉，就這麼一看，我已覺得它很別致，很有意味了。當下我就請她把這稿本留在我這裏，容細細拜讀，隨又和她談起《紫羅蘭》復活的事，她聽了很興奮，據說她的母親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羅蘭》和《紫羅蘭片》的讀者，她母親正留法學畫歸國，讀了我的哀情小說，落過不少眼淚，曾寫信勸我不要再寫，可惜這一回事，我已記不得了。我們長談了一點多鐘，方始作別。當夜我就在燈下讀起她的《沉香屑》來，一壁讀，一壁擊節，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紅樓夢》的影響，不管別人讀了以為如何，而我卻是『深喜之』了。一星期後，張女士來問我讀後的意見，我把這些話向她一說，她表示心悅誠服，因為她正是S.Maugham作品的愛好者，而《紅樓夢》也是她所喜讀的。我問她願不願將〈沉香屑〉發表在《紫羅蘭》裏，她一口應允。」
《小團圓》同一章，湯孤騖採用了九莉的稿子，她的三姑楚娣提出「幾時請他來吃茶」；「九莉覺得不必了，但是楚娣似乎對湯孤騖有點好奇，她不便反對，只得寫了張便條去，他隨即打電話來約定時間來吃茶點。」「九莉覺得請他來不但是多餘的，地方也太逼仄，分明是個臥室，就這麼一間房，又不大。」及至見面，「湯孤騖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個薄黑殼子假髮。他當然意會到請客是要他捧場，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沒多少話說。」
周瘦鵑則說：「我便約定在《紫羅蘭》創刊號出版之後，拿了樣本去瞧她，她稱謝而去。當晚她又趕來，熱誠地約我們夫婦倆屆時同去，參與她的一個小小茶會。《紫羅蘭》出版的那天，鳳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約帶了樣本獨自到那公寓去，乘了電梯直上六層樓，由張女士招待到一間『潔而精』的小客室裏，見過了她的姑母。」據他講：「我們三人談了許多文藝和園藝上的話，張女士又拿出一份她在《二十世紀》雜誌中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國的生活與服裝》來送給我，所有婦女新舊服裝的插圖，也都是她自己畫的。我約略一讀，就覺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畫筆也十分生動，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
四。《小團圓》第四章，「『有人在雜誌上寫了篇批評，說我好。是個汪政府的官。昨天編輯又來了封信，說他關進監牢了』，她笑告訴比比，作為這時代的笑話。起先女編輯文姬把那篇書評的清樣寄來給她看，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極薄的清樣紙雪白，加上校對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種線裝書，她有點捨不得寄回去。寄了去文姬又來了封信說：『邵君已經失去自由了。他倒是個硬漢，也不要錢。』九莉有點擔憂書評不能發表了——文姬沒提，也許沒問題。一方面她在做白日夢，要救邵之雍出來。」
胡蘭成的文章《皂隸．清客與來者》載一九四四年三月《新東方》第九卷第三期，該刊系南京特別市員警廳主辦，與蘇青無關。作者稱此文受《天地》編者「叫人『多評論實事實物，取材於報章雜誌近載』」啟發，而他「看了《天地》第二期，卻頗有些潑辣的作品」。文章有云：
「還有張愛玲先生的《封鎖》，是非常洗練的作品。在被封鎖的停的電車上，一個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銀行職員，向一個教會派的平凡而拘謹的未嫁的女教員調情，在這驀生的短短一瞬間，男的原意不過是吃吃豆腐消遣時光的，到頭卻引起了一種他所不曾習慣的惆悵，雖然僅僅是輕微的惆悵，卻如此深入地刺傷他一向過甲蟲一般生活的自信與樂天。女的呢，也戀愛了，這種戀愛，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為人，缺乏一種特色。但這仍然是戀愛，她也仍然是女人，她為男性所誘惑，為更潑剌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作者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寫的一篇詩。
「我喜愛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因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
五。《小團圓》第四章，邵之雍「講起在看守所裏託看守替他買雜誌，看她新寫的東西，他笑道：『我對看守宣傳，所以這看守也對我很好。』又道：『你這名字脂粉氣很重，也不像筆名，我想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
《今生今世》云：「前時我在南京無事，書報雜誌亦不大看，卻有個馮和儀寄了《天地》月刊來，我覺和儀的名字好，就在院子裏草地上搬過一把藤椅，躺曬太陽看書。先看發刊辭，原來馮和儀又叫蘇青，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翻到一篇《封鎖》，筆者張愛玲，我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的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
張愛玲的小說《封鎖》載《天地》第二期，與胡蘭成的文章《「言語不通」之故》同在一期。胡蘭成所說「第二期」則應是第四期，刊有張愛玲的散文《道路以目》。胡蘭成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被汪政府逮捕，至「舊曆除夕」即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獲釋，「在獄凡四十八天」。《天地》第四期出版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在看守所裏託看守替他買雜誌」，正是這一期。
《小團圓》同一章，邵之雍「此後到上海來的時候，向文姬要了她的住址來看她，穿著舊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國語說得有點像湖南話。像個職業志士」。
《今生今世》所述，與此不無出入：「及我獲釋後去上海，一下火車即去尋蘇青。蘇青很高興，從她的辦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飯，隨後到她的寓所。我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她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才寫給我，是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翌日去看張愛玲，果然不見，只從門洞裏遞進去一張字條，因我不帶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飯後張愛玲卻來了電話，說來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麗園，離她那裏不遠，她果然隨即來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張愛玲。」
《小團圓》同一章，「她有兩張相片，給他看，因為照相沒戴眼鏡，她覺得是她的本來面目。有一張是文姬要登她的照片，特為到對門一家德國攝影師西坡爾那裏照的，非常貴，所以只印了一張。陰影裏只露出一個臉，看不見頭髮，像阮布然特的畫。光線太暗，雜誌上印得一片模糊，因此原來的一張更獨一無二，他喜歡就送了給他。」邵之雍說，雜誌上雖然印得不清楚，「我在看守所裏看見，也看得出你很高。」
張愛玲的照片登在《天地》第四期扉頁，即《今生今世》所說「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扉頁正面是周作人、周楊淑慧和樊仲雲的照片，背面則張愛玲居中，左上柳雨生，右上紀果厂，左下周班公，右下譚惟翰（劇照）。《今生今世》云：「因我說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張照相，翌日她便取出給我，背後還寫有字：『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小團圓》中未見九莉寫過這樣的話。
《小團圓》第四章，「二十二歲了，寫愛情故事，但是從來沒戀愛過，給人知道不好。」第十一章，「蕊秋對她的小說只有一個批評：『沒有經驗，只靠幻想是不行的。』」
我曾說，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於《封鎖》發表後，她繼而所作《年青的時候》、《花凋》，以及《傳奇》增訂本新收《鴻鸞禧》等五篇，風格較之先前有明顯變化，更多採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更加強調人生的「蒼涼」，乃是真正進入成熟時期。張愛玲筆下此種變化，當時已有論家察覺。譚正璧《論張愛玲與蘇青》（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風雨談》第十六期）云：「《花凋》寫來似和世情略略接近，然而因為它是個絕對的悲劇的緣故。《年青的時候》比較地鬆弛，寫一個青年迷戀他的異國人的女教師，情調非常優美。」
六。《小團圓》第十二章，「賣掉了一隻電影劇本，又匯了筆錢給他。」
電影《太太萬歲》由張愛玲編劇，桑弧導演，文華影片公司出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公映。影片上映前，張愛玲作《〈太太萬歲〉題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大公報》），有云：「John Gassent批評Our town那齣戲，說它『將人性加以肯定——一種簡單的人性，只求安靜地完成它的生命與戀愛與死亡的迴圈。』《太太萬歲》的題材也屬於這一類。戲的進行也應當像日光的移動，濛濛地從房間的這一個角落照到那一個角落簡直看不見它動，卻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過的『靜的戲劇』，幾乎使戲劇與圖畫的領域交疊，其實還是在銀幕上最有實現的可能。然而我們現在暫時對於這些只能止於嚮往。例如《太太萬歲》就必須弄上許多情節，把幾個演員忙得團團轉。嚴格地說來，這本來是不足為訓的。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倒覺得它更是中國的。我喜歡它像我喜歡街頭賣的鞋樣，白紙剪出的鏤空花樣，托在玫瑰紅的紙上，那些淺顯的圖案。」電影《太太萬歲》曾引發爭議，詳見陳子善《圍繞張愛玲〈太太萬歲〉的一場論爭》。
《小團圓》寫到這裏已近尾聲，張愛玲的創作也告一段落了。
止庵--原名王進文，北京學者，散文家。著有《樗下讀莊》、《老子演義》、《苦雨齋識小》等，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主編《張愛玲全集》、《苦雨齋譯叢》、《周氏兄弟合譯文集》。
[文／止庵 編輯：黃靜]
Xtra．止庵續說eileen CHANG
閱讀香港講座系列 ——「談傳奇才女張愛玲」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日期：7月22日星期三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4-225
講者：止庵、馬家輝
網上留座：http://hkbookfair.hktdc.com/tc/Events.aspx?qall=1
在《小團圓》裏尋找作者的虛實身影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編按：張愛玲離世以後，遺作出版，「張學」學者自成為文本與人世的細緻詮釋者。止庵，曾主編《張愛玲全集》，並比張氏自傳體小說《小團圓》情節與現存生平資料，撰文互照，刊於今明，申論「小說與傳記不明分」的感懷。
張愛玲的《小團圓》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內容有虛有實，更多則虛實難辨，因為缺乏比照材料，無法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所以我說，對得上人未必對得上事，對得上事未必對得上細節。在張愛玲生平資料方面，《小團圓》「破」的意義遠遠大於「立」的意義，它使得早先那些出自他人之手的記載顯得可疑，或者說，雖然有這回事，細節卻有抵牾，尤其是當事人的解說，好像靠不住了。
小說所寫人與事，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完全虛構，沒有原型；二是如魯迅《我怎麼做起小說來》所說：「所寫的事蹟，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三是一個人物對應一個原型，但有所增刪，《小團圓》就是這種寫法。
我的朋友謝其章跟我抬槓說，對不上是因為你沒有能力對上，或者是你主觀上不情願對上。那麼倒也不妨一試。反正我只說「未必」，並未把門關死。《小團圓》主人公盛九莉與其原型即作者自己都是作家，相比之下，張愛玲這方面我們了解稍多，有對得上的，有部分對得上的，也有對不上的，藉此正可體會她所說「小說與傳記不明分」。
一。《小團圓》第十一章，「有一次到後台去，是燕山第一次主演的《金碧霞》，看見他下樓梯，低頭，逼緊了兩臂，疾趨而過，穿著長袍，沒化妝，一臉戒備的神氣，一溜煙走了，使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時候上船，珍珠港後的日本船，很小，在船欄杆邊狹窄的過道裏遇見一行人，眾星捧月般的圍個中年男子迎面走來，這人高個子，白淨的方臉，細細的兩撇小鬍子，西裝雖然合身，像借來的，倒像化裝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氣，彷佛深恐被人佔了便宜去，儘管前呼後擁有人護送，內中還有日本官員與船長之類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後來才聽見說梅蘭芳在船上。」
周劭《魂兮歸來，張愛玲！》（收《文飯小品》）云：「太平洋戰起，香港被日軍攻佔，這個繁盛的島嶼頓時成為死港，當時留港的『皇親國戚』連同她們的寵物都被重慶以專機接走，但留在香港的知名人士卻被丟在這個死港上，毫無辦法。日本侵佔香港的頭目是號稱中國通的磯谷廉介，他深知把他們送往上海，還可以有些用處，遂於一九四二年春季，特派一艘專輪，遣送滯港人士四百多人至滬，其中頭面人物有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攝行元首職務的顏惠卿、國民黨收回武漢租界的外交部長陳友仁、金融巨頭周作民、唐壽民、馮耿光及戲劇大師梅蘭芳等。張愛玲當時僅二十出頭，也在附輪之列。其中還有一位現今蜚聲國際學術界的柳存仁教授，那時也還不到三十歲，是周旋於眾多名人之間的最活躍人物。」
二。《小團圓》第十一章，「她剛回上海的時候寫過劇評。」
張愛玲一九四二年返滬，十一月在英文《泰晤士報》發表劇評、影評，一九四三年一月起，為克勞斯．梅涅特主編的英文月刊《二十世紀》（The XXth Century）撰寫文章，包括下列影評：Wife，Vamp，Child（後以中文改寫為《借銀燈》，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太平洋周報》第三期），The Opium War，Mother and Daughters-in-Law，China：Education of the Family（後改寫為《銀宮就學記》），載一九四四年二月七日《太平洋週報》第九十六期），另有兩篇無題。
三。《小團圓》第四章，「有個二年間走紅的文人湯孤騖又出來辦雜誌，九莉去投稿。楚娣悄悄的笑道：『二嬸那時候想逃婚，寫信給湯孤騖……不知道有沒有回信，不記得了。』」「那時候常有人化名某某女士投稿。九莉猜想湯孤騖收到信一定是當作無聊的讀者冒充女性，甚至於是同人跟他開玩笑，所以沒回信。」不過，「湯孤騖來信說稿子採用了。」
張愛玲的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一九四三年五至七月載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第二至四期，《沉香屑：第二爐香》同年八至九月載該刊第五至六期。周瘦鵑《寫在〈紫羅蘭〉前頭》（《紫羅蘭》第二期）所言，與《小團圓》頗為不同：「一個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正懶洋洋地耽在紫羅蘭盦裏，不想出門；眼望案頭宣德爐中燒的一枝紫羅蘭香嫋起的一縷青煙在出神。我的小女兒瑛忽然急匆匆地趕上三層樓來，拿一個挺大的信封遞給我。說有一位張女士來訪問。我拆開信一瞧，原來是黃園主人岳淵老人介紹一位女作家張愛玲女士來，要和我談談小說的事。我忙不迭的趕下樓去，卻見客廳中站起一位穿著鵝黃緞半臂的長身玉立的小姐來向我鞠躬，我答過了禮，招呼她坐下。接談之後，才知這位張女士生在北平，長在上海，前年在香港大學讀書，再過一年就可畢業，卻不料戰事發生，就輾轉回到上海，和她的姑母住在一座西方式的公寓中，從事於賣文生活，而且所賣的還是『西』文，給英文《泰晤士報》寫劇評影評，又替德人所辦的英文雜誌《二十世紀》寫文章。至於中文的作品，除了以前給《西風》雜誌寫過一篇〈天才夢〉後，沒有動過筆，最近卻做了兩個中篇小說，演述兩段香港的故事，要我給她看行不行，說，就把一個紙包打開來，將兩本稿簿捧給了我；我一看標題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標明〈第一爐香〉，第二篇標明〈第二爐香〉，就這麼一看，我已覺得它很別致，很有意味了。當下我就請她把這稿本留在我這裏，容細細拜讀，隨又和她談起《紫羅蘭》復活的事，她聽了很興奮，據說她的母親和她的姑母都是我十多年前《半月》、《紫羅蘭》和《紫羅蘭片》的讀者，她母親正留法學畫歸國，讀了我的哀情小說，落過不少眼淚，曾寫信勸我不要再寫，可惜這一回事，我已記不得了。我們長談了一點多鐘，方始作別。當夜我就在燈下讀起她的《沉香屑》來，一壁讀，一壁擊節，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紅樓夢》的影響，不管別人讀了以為如何，而我卻是『深喜之』了。一星期後，張女士來問我讀後的意見，我把這些話向她一說，她表示心悅誠服，因為她正是S.Maugham作品的愛好者，而《紅樓夢》也是她所喜讀的。我問她願不願將〈沉香屑〉發表在《紫羅蘭》裏，她一口應允。」
《小團圓》同一章，湯孤騖採用了九莉的稿子，她的三姑楚娣提出「幾時請他來吃茶」；「九莉覺得不必了，但是楚娣似乎對湯孤騖有點好奇，她不便反對，只得寫了張便條去，他隨即打電話來約定時間來吃茶點。」「九莉覺得請他來不但是多餘的，地方也太逼仄，分明是個臥室，就這麼一間房，又不大。」及至見面，「湯孤騖大概還像他當年，瘦長，穿長袍，清瘦的臉，不過頭禿了，戴個薄黑殼子假髮。他當然意會到請客是要他捧場，他又並不激賞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沒多少話說。」
周瘦鵑則說：「我便約定在《紫羅蘭》創刊號出版之後，拿了樣本去瞧她，她稱謝而去。當晚她又趕來，熱誠地約我們夫婦倆屆時同去，參與她的一個小小茶會。《紫羅蘭》出版的那天，鳳君因家中有事，不能分身，我便如約帶了樣本獨自到那公寓去，乘了電梯直上六層樓，由張女士招待到一間『潔而精』的小客室裏，見過了她的姑母。」據他講：「我們三人談了許多文藝和園藝上的話，張女士又拿出一份她在《二十世紀》雜誌中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國的生活與服裝》來送給我，所有婦女新舊服裝的插圖，也都是她自己畫的。我約略一讀，就覺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畫筆也十分生動，不由不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
四。《小團圓》第四章，「『有人在雜誌上寫了篇批評，說我好。是個汪政府的官。昨天編輯又來了封信，說他關進監牢了』，她笑告訴比比，作為這時代的笑話。起先女編輯文姬把那篇書評的清樣寄來給她看，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極薄的清樣紙雪白，加上校對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種線裝書，她有點捨不得寄回去。寄了去文姬又來了封信說：『邵君已經失去自由了。他倒是個硬漢，也不要錢。』九莉有點擔憂書評不能發表了——文姬沒提，也許沒問題。一方面她在做白日夢，要救邵之雍出來。」
胡蘭成的文章《皂隸．清客與來者》載一九四四年三月《新東方》第九卷第三期，該刊系南京特別市員警廳主辦，與蘇青無關。作者稱此文受《天地》編者「叫人『多評論實事實物，取材於報章雜誌近載』」啟發，而他「看了《天地》第二期，卻頗有些潑辣的作品」。文章有云：
「還有張愛玲先生的《封鎖》，是非常洗練的作品。在被封鎖的停的電車上，一個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銀行職員，向一個教會派的平凡而拘謹的未嫁的女教員調情，在這驀生的短短一瞬間，男的原意不過是吃吃豆腐消遣時光的，到頭卻引起了一種他所不曾習慣的惆悵，雖然僅僅是輕微的惆悵，卻如此深入地刺傷他一向過甲蟲一般生活的自信與樂天。女的呢，也戀愛了，這種戀愛，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為人，缺乏一種特色。但這仍然是戀愛，她也仍然是女人，她為男性所誘惑，為更潑剌的人生的真實所誘惑了。作者在這些地方，簡直是寫的一篇詩。
「我喜愛這作品的精緻如同一串珠鏈，但也為它的太精緻而顧慮，因為，倘若寫更巨幅的作品，像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工程那樣，或者還需要加上笨重的鋼骨與粗糙的水泥的。」
五。《小團圓》第四章，邵之雍「講起在看守所裏託看守替他買雜誌，看她新寫的東西，他笑道：『我對看守宣傳，所以這看守也對我很好。』又道：『你這名字脂粉氣很重，也不像筆名，我想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化名。』」
《今生今世》云：「前時我在南京無事，書報雜誌亦不大看，卻有個馮和儀寄了《天地》月刊來，我覺和儀的名字好，就在院子裏草地上搬過一把藤椅，躺曬太陽看書。先看發刊辭，原來馮和儀又叫蘇青，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翻到一篇《封鎖》，筆者張愛玲，我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的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
張愛玲的小說《封鎖》載《天地》第二期，與胡蘭成的文章《「言語不通」之故》同在一期。胡蘭成所說「第二期」則應是第四期，刊有張愛玲的散文《道路以目》。胡蘭成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被汪政府逮捕，至「舊曆除夕」即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獲釋，「在獄凡四十八天」。《天地》第四期出版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在看守所裏託看守替他買雜誌」，正是這一期。
《小團圓》同一章，邵之雍「此後到上海來的時候，向文姬要了她的住址來看她，穿著舊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國語說得有點像湖南話。像個職業志士」。
《今生今世》所述，與此不無出入：「及我獲釋後去上海，一下火車即去尋蘇青。蘇青很高興，從她的辦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飯，隨後到她的寓所。我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她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才寫給我，是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翌日去看張愛玲，果然不見，只從門洞裏遞進去一張字條，因我不帶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飯後張愛玲卻來了電話，說來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麗園，離她那裏不遠，她果然隨即來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張愛玲。」
《小團圓》同一章，「她有兩張相片，給他看，因為照相沒戴眼鏡，她覺得是她的本來面目。有一張是文姬要登她的照片，特為到對門一家德國攝影師西坡爾那裏照的，非常貴，所以只印了一張。陰影裏只露出一個臉，看不見頭髮，像阮布然特的畫。光線太暗，雜誌上印得一片模糊，因此原來的一張更獨一無二，他喜歡就送了給他。」邵之雍說，雜誌上雖然印得不清楚，「我在看守所裏看見，也看得出你很高。」
張愛玲的照片登在《天地》第四期扉頁，即《今生今世》所說「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扉頁正面是周作人、周楊淑慧和樊仲雲的照片，背面則張愛玲居中，左上柳雨生，右上紀果厂，左下周班公，右下譚惟翰（劇照）。《今生今世》云：「因我說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張照相，翌日她便取出給我，背後還寫有字：『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小團圓》中未見九莉寫過這樣的話。
《小團圓》第四章，「二十二歲了，寫愛情故事，但是從來沒戀愛過，給人知道不好。」第十一章，「蕊秋對她的小說只有一個批評：『沒有經驗，只靠幻想是不行的。』」
我曾說，張愛玲與胡蘭成相識於《封鎖》發表後，她繼而所作《年青的時候》、《花凋》，以及《傳奇》增訂本新收《鴻鸞禧》等五篇，風格較之先前有明顯變化，更多採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更加強調人生的「蒼涼」，乃是真正進入成熟時期。張愛玲筆下此種變化，當時已有論家察覺。譚正璧《論張愛玲與蘇青》（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風雨談》第十六期）云：「《花凋》寫來似和世情略略接近，然而因為它是個絕對的悲劇的緣故。《年青的時候》比較地鬆弛，寫一個青年迷戀他的異國人的女教師，情調非常優美。」
六。《小團圓》第十二章，「賣掉了一隻電影劇本，又匯了筆錢給他。」
電影《太太萬歲》由張愛玲編劇，桑弧導演，文華影片公司出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公映。影片上映前，張愛玲作《〈太太萬歲〉題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大公報》），有云：「John Gassent批評Our town那齣戲，說它『將人性加以肯定——一種簡單的人性，只求安靜地完成它的生命與戀愛與死亡的迴圈。』《太太萬歲》的題材也屬於這一類。戲的進行也應當像日光的移動，濛濛地從房間的這一個角落照到那一個角落簡直看不見它動，卻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過的『靜的戲劇』，幾乎使戲劇與圖畫的領域交疊，其實還是在銀幕上最有實現的可能。然而我們現在暫時對於這些只能止於嚮往。例如《太太萬歲》就必須弄上許多情節，把幾個演員忙得團團轉。嚴格地說來，這本來是不足為訓的。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倒覺得它更是中國的。我喜歡它像我喜歡街頭賣的鞋樣，白紙剪出的鏤空花樣，托在玫瑰紅的紙上，那些淺顯的圖案。」電影《太太萬歲》曾引發爭議，詳見陳子善《圍繞張愛玲〈太太萬歲〉的一場論爭》。
《小團圓》寫到這裏已近尾聲，張愛玲的創作也告一段落了。
止庵--原名王進文，北京學者，散文家。著有《樗下讀莊》、《老子演義》、《苦雨齋識小》等，校訂《周作人自編文集》，主編《張愛玲全集》、《苦雨齋譯叢》、《周氏兄弟合譯文集》。
[文／止庵 編輯：黃靜]
Xtra．止庵續說eileen CHANG
閱讀香港講座系列 ——「談傳奇才女張愛玲」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6日
【明報專訊】日期：7月22日星期三
下午2時30分至下午4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224-225
講者：止庵、馬家輝
網上留座：http://hkbookfair.hktdc.com/tc/Events.aspx?qall=1
7/15/2009
榮新江:哭季先生
世紀--Elegy﹕哭季先生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5日
【明報專訊】早上接到季羨林 先生的弟子段晴的電話，說季先生走了，走的沒有任何痛苦。作為受季先生多年栽培的私淑弟子，我慶幸他終於離開301的「病榻」，進入了西方「淨土」世界。對於一個近百歲的老人來說，離開目前媒體製作的各種氛圍，總算是安靜下來可以休息了。
極其純粹的學者
我是一個主張「純學術」的人，在學術上和季先生有很多交往。在我眼裏，季先生一方面有根深柢固的歐洲純學術精神，同時又有強烈的憂國憂民的中國文化本性。記得季先生曾把我叫到朗潤園13公寓的住所，說有電視記者採訪有關敦煌的話題，讓我幫忙講講。可是鏡頭一架好，我話沒說3分鐘，季先生就接過去，滔滔不絕就是20分鐘或半個小時，鏡頭感極佳。他這種雙重的性格，使得他即使到了晚年，還用英文撰寫了《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這樣的純學術專著，同時又頻頻出現在媒體和報端，掛名主編一些「叢書」、「著作」，受他人利用。最後，他被以醫護的名義送進301醫院，我沒有機會見他，只覺得辛未以來一位堅持非官方化的純學者的形象逐漸消失。我在電視裏看到他的樣子、聽他說的話，已經不是我所知道的季先生了，所以我也就不再看、也不會信了，因為季先生給我留下的最後印象仍是一位極其純粹的學者。
與季先生最後一面
我和季先生最後的一次見面，記得是2002年的事情。季先生的秘書李老師打電話讓我去看看他，說是老先生想我了，因為季先生年紀大了，我一般也不會去打擾他。我的自行車剛剛停在長滿「季荷」的未名湖後湖岸邊的13公寓門前，李老師就打開左邊的陽台門讓我進去，其實過去我們都是和季先生在東面的書房談學問，進到西邊的屋裏，說明季先生在下午3點的時候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做學問了。
但季先生仍然關心學術的進步，他和我談到《大唐西域記》的修訂增補問題，他覺得《大唐西域記校注》出版於1985年，工作主要是在80年代初做的，那時國內學術剛剛復蘇，條件還很差，許多國外的西域歷史、語言、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資料沒有看到，加上20多年來的相關研究的進步，應當做一部多卷本的新《校注》，比如說一卷一本，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新的校注本的出版。我當然表示願意參加這項工作，在西域研究方面貢獻一份力量，但我不是研究《大唐西域記》的核心部分印度學的學者，所以有些地方有勁也使不上。
吐火羅語後繼無人，
格外悲傷
季先生談到他正在應湯一介先生的約請，寫一本《茲佛教史》，感到許多海外學者研究吐火羅語文獻的資料不在手邊，讓我來幫他留意相關的研究成果。季先生在做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時，因為他的弟子們多數不在國內，所以我成為他蒐集資料的助手之一。記得有一次我幫他借來北京圖書館藏Alexander Soper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文獻印證》（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一書，到了還書的期限，他說怎麼也找不到了。哪還得了！結果我和他以前的秘書李錚老師奮鬥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在他的書房裏重新「發現」了那本書。由於這樣的緣故，季先生曾在〈再論「浮圖」與「佛」〉這篇文章的後記裏，把我稱作「小友」而感謝了一番。其實從幫他借書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學到的知識更多。季先生這次談起他是中國唯一懂吐火羅語的人，但後繼無人，感到格外悲傷。因為除了焉耆新發現的《彌勒會見記》之外，他知道茲地區也發現了不少木板和紙本文書或佛典，這些都是研究茲佛教史的重要資料，但無人整理。他謙虛地說自己只懂吐火羅語A方言，即焉耆語，而不能讀吐火羅語B方言，即茲語，希望他和我能一起努力聯繫茲石窟研究所和法國的Pinault教授，整理這批材料。我為此做過一番努力，但最終還是沒能完成季先生交給的任務。
長壽秘訣：吃花生、鹹菜，喝稀粥，啃饅頭
季先生還談到《敦煌吐魯番研究》雜誌，當時我還在幫助他編輯該刊，但由於經費和審稿意見的分歧，我建議暫時停一停，季先生也表示同意。後來找到了其他經費來源，雜誌轉交郝春文教授來繼續負責編輯，我也就算是了結了一樁事情。
我也向季先生匯報了粟特的考古新發現和研究進展，還有我所知道而他不瞭解的一些學界情，當然還有他每次都念叨的某些海外學人的情。
拉拉雜雜地談了很長時間，其間有幾批訪客，都讓李老師以季先生不在家的話給拒之門外。到了吃飯的時候，季先生還要聽我說話，所以他一邊吃粗茶淡飯，一邊聽我講話。我過去曾陪同季先生到泰國參加華僑崇聖大學建校典禮，覺得他對於眼前的山珍海味從不拒絕，所以身體強健，這回看他吃花生、鹹菜，喝稀粥，啃饅頭，才知道這才是他的長壽秘訣。
季先生習慣早睡，等他吃完飯，我就告辭了。
最後的讀書手記
這次辭別，是我最後一次見季先生。但他剛剛住進301醫院的時候，仍在寫《茲佛教史》，不時還託人向我借一些相關的書，比如貝利（H. W. Bailey）的《古代操伊朗語的于闐塞人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于闐語文書集》（Khotanese Texts）、《于闐語佛教文獻集》（Khotanese Buddhist Texts）、劉茂才（Liu Mau-tsai）用德語翻譯的《茲傳》（Kutscha un 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等等，我都是按照他的紙條，把書送到藍旗營一位楊老師的家裏，書拿回來時，裏面都夾箋條，季先生從來不在書上寫眉批，他的字都寫在這些紙條上。看這些紙片上熟悉的文字，也就像看到季先生本人一樣，感受到他那追求學術的性格，也好像看見他和藹可親的笑容。
今天，季先生走了，我寫這篇文字，送他一程……
2009年7月11日於北京大學
關於季羨林
季羨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齊奘，知名國學大師，語言學外，深諳文學翻譯，為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已消亡語言的專家，翻譯大量經典著作，對於研究中印文化關係、佛教歷史等方面貢獻良多。
季氏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翌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文化大革命 初期受迫害，後寫成為《牛棚雜憶》。1973年開始翻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77年完成全譯本。
2004年9月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與任繼愈、楊振寧等學者與文化人士共同簽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強調全球化下文化多樣性的必要性。 2008年1月獲「印度公民榮譽獎」。
榮新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榮新江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5日
【明報專訊】早上接到季羨林 先生的弟子段晴的電話，說季先生走了，走的沒有任何痛苦。作為受季先生多年栽培的私淑弟子，我慶幸他終於離開301的「病榻」，進入了西方「淨土」世界。對於一個近百歲的老人來說，離開目前媒體製作的各種氛圍，總算是安靜下來可以休息了。
極其純粹的學者
我是一個主張「純學術」的人，在學術上和季先生有很多交往。在我眼裏，季先生一方面有根深柢固的歐洲純學術精神，同時又有強烈的憂國憂民的中國文化本性。記得季先生曾把我叫到朗潤園13公寓的住所，說有電視記者採訪有關敦煌的話題，讓我幫忙講講。可是鏡頭一架好，我話沒說3分鐘，季先生就接過去，滔滔不絕就是20分鐘或半個小時，鏡頭感極佳。他這種雙重的性格，使得他即使到了晚年，還用英文撰寫了《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這樣的純學術專著，同時又頻頻出現在媒體和報端，掛名主編一些「叢書」、「著作」，受他人利用。最後，他被以醫護的名義送進301醫院，我沒有機會見他，只覺得辛未以來一位堅持非官方化的純學者的形象逐漸消失。我在電視裏看到他的樣子、聽他說的話，已經不是我所知道的季先生了，所以我也就不再看、也不會信了，因為季先生給我留下的最後印象仍是一位極其純粹的學者。
與季先生最後一面
我和季先生最後的一次見面，記得是2002年的事情。季先生的秘書李老師打電話讓我去看看他，說是老先生想我了，因為季先生年紀大了，我一般也不會去打擾他。我的自行車剛剛停在長滿「季荷」的未名湖後湖岸邊的13公寓門前，李老師就打開左邊的陽台門讓我進去，其實過去我們都是和季先生在東面的書房談學問，進到西邊的屋裏，說明季先生在下午3點的時候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做學問了。
但季先生仍然關心學術的進步，他和我談到《大唐西域記》的修訂增補問題，他覺得《大唐西域記校注》出版於1985年，工作主要是在80年代初做的，那時國內學術剛剛復蘇，條件還很差，許多國外的西域歷史、語言、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資料沒有看到，加上20多年來的相關研究的進步，應當做一部多卷本的新《校注》，比如說一卷一本，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新的校注本的出版。我當然表示願意參加這項工作，在西域研究方面貢獻一份力量，但我不是研究《大唐西域記》的核心部分印度學的學者，所以有些地方有勁也使不上。
吐火羅語後繼無人，
格外悲傷
季先生談到他正在應湯一介先生的約請，寫一本《茲佛教史》，感到許多海外學者研究吐火羅語文獻的資料不在手邊，讓我來幫他留意相關的研究成果。季先生在做吐火羅語《彌勒會見記》時，因為他的弟子們多數不在國內，所以我成為他蒐集資料的助手之一。記得有一次我幫他借來北京圖書館藏Alexander Soper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文獻印證》（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一書，到了還書的期限，他說怎麼也找不到了。哪還得了！結果我和他以前的秘書李錚老師奮鬥了兩個多小時，終於在他的書房裏重新「發現」了那本書。由於這樣的緣故，季先生曾在〈再論「浮圖」與「佛」〉這篇文章的後記裏，把我稱作「小友」而感謝了一番。其實從幫他借書找資料的過程中，我學到的知識更多。季先生這次談起他是中國唯一懂吐火羅語的人，但後繼無人，感到格外悲傷。因為除了焉耆新發現的《彌勒會見記》之外，他知道茲地區也發現了不少木板和紙本文書或佛典，這些都是研究茲佛教史的重要資料，但無人整理。他謙虛地說自己只懂吐火羅語A方言，即焉耆語，而不能讀吐火羅語B方言，即茲語，希望他和我能一起努力聯繫茲石窟研究所和法國的Pinault教授，整理這批材料。我為此做過一番努力，但最終還是沒能完成季先生交給的任務。
長壽秘訣：吃花生、鹹菜，喝稀粥，啃饅頭
季先生還談到《敦煌吐魯番研究》雜誌，當時我還在幫助他編輯該刊，但由於經費和審稿意見的分歧，我建議暫時停一停，季先生也表示同意。後來找到了其他經費來源，雜誌轉交郝春文教授來繼續負責編輯，我也就算是了結了一樁事情。
我也向季先生匯報了粟特的考古新發現和研究進展，還有我所知道而他不瞭解的一些學界情，當然還有他每次都念叨的某些海外學人的情。
拉拉雜雜地談了很長時間，其間有幾批訪客，都讓李老師以季先生不在家的話給拒之門外。到了吃飯的時候，季先生還要聽我說話，所以他一邊吃粗茶淡飯，一邊聽我講話。我過去曾陪同季先生到泰國參加華僑崇聖大學建校典禮，覺得他對於眼前的山珍海味從不拒絕，所以身體強健，這回看他吃花生、鹹菜，喝稀粥，啃饅頭，才知道這才是他的長壽秘訣。
季先生習慣早睡，等他吃完飯，我就告辭了。
最後的讀書手記
這次辭別，是我最後一次見季先生。但他剛剛住進301醫院的時候，仍在寫《茲佛教史》，不時還託人向我借一些相關的書，比如貝利（H. W. Bailey）的《古代操伊朗語的于闐塞人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Sakas in Ancient Iranian Khotan）、《于闐語文書集》（Khotanese Texts）、《于闐語佛教文獻集》（Khotanese Buddhist Texts）、劉茂才（Liu Mau-tsai）用德語翻譯的《茲傳》（Kutscha un 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等等，我都是按照他的紙條，把書送到藍旗營一位楊老師的家裏，書拿回來時，裏面都夾箋條，季先生從來不在書上寫眉批，他的字都寫在這些紙條上。看這些紙片上熟悉的文字，也就像看到季先生本人一樣，感受到他那追求學術的性格，也好像看見他和藹可親的笑容。
今天，季先生走了，我寫這篇文字，送他一程……
2009年7月11日於北京大學
關於季羨林
季羨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齊奘，知名國學大師，語言學外，深諳文學翻譯，為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已消亡語言的專家，翻譯大量經典著作，對於研究中印文化關係、佛教歷史等方面貢獻良多。
季氏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翌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文化大革命 初期受迫害，後寫成為《牛棚雜憶》。1973年開始翻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77年完成全譯本。
2004年9月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與任繼愈、楊振寧等學者與文化人士共同簽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強調全球化下文化多樣性的必要性。 2008年1月獲「印度公民榮譽獎」。
榮新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榮新江 編輯：黃靜]
7/14/2009
關於「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
書名：《中國誰在不高興》作者：周筱贇、葉楚華、廖保平、出版：花城出版社/廣東
評論之書﹕憤青四類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編按：前陣子有本暢銷書叫做《中國不高興》， 幾名憤青作者狂罵西方所謂帝國主義者，主張中國「以我為本」，不必再對外逢迎，若有衝突，大可「對外一戰」云云。
這本《中國誰在不高興》，是跟前書打對台之作，三名作者皆為傳媒人和學者，亦常在網絡論政，甚具影響力，他們深入分析和批判中國憤青的「狂熱愛國主義」，呼籲中國人在面對西方時，與其狂傲自大，不如不亢不卑。這是其中一章，告訴我們，什麼是中國憤青。
「憤青」，通常被認為是「憤怒的青年」的簡稱，而最早「憤怒的青年」（Angry Youn g Men）一詞是指1950年代一些作品表現出憤世嫉俗情緒的西方（英國）青年作家和評論家。這些人對於當時西方社會的種種現象感到不滿，進而進行批判，而他們的言論對於社會主流而言是相當極端的，甚至於是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
在今天的中國，非理性的憤青分為很多種類別，我們盡量完整地加以歸納如下：
1. [Zu Fn] 左憤，即左派憤青。
政治術語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在1791年的制憲會議上辯論時，擁護激進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議會的左邊，而主張溫和的保守派（立憲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邊，於是，人們習慣上將革命的一派稱為「左派」，反對革命的一派稱為「右派」。因此，左的初始含義就是激進，右的初始含義就是保守或反動。在社會主義國家，左派特指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右派則特指資本主義派。我們這裏說左派憤青，不是指擁護社會主義的憤青，而是指原教旨主義左派憤青，就是毛澤東稱之為的教條主義者、本本主義者。左憤主要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片言隻語，用這些斷章取義的東西來分析中國當下的問題並試圖解決。其實，面對自己的理論被歪曲濫用，馬克思本人就說過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於1890年9月7日在〈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覆〉信中寫到：「在理論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了（一般來說在『反對派』的所有其他報刊上也是這樣）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談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國人中間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時也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學生，當時他說『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這一類憤青在中國不佔多數，他們多為一些高校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的學生或老師，這些人脫離了中國的現實，提出的主張自然就很離譜。例如，左憤會從馬克思著作出發，認為社會主義就不該存在商品、貨幣，更不應該有市場經濟，他們對現實的批判唯一的根據就是：你們做的和我在書中看到的不一樣。這一類憤青，在改革開放之初可能還有不少，例如當年中國建立股票市場的時候，某著名高校一位教政治經濟學的教師竟然跳樓自殺以表達自己的憤怒。但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這一類憤青愈來愈少。
左憤在網路上的特徵就是喜歡賣弄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如《資本論》，他們把與人辯論任何問題，就是從這些書中斷章取義地摘幾句話出來。左憤與下面將要說的毛憤的區別就是，他們有可能是反對毛澤東的。在今天也同樣存在這類憤青，他們有馬克思主義理念，但反對毛澤東的許多思想和路線。
2. [Ma Fn] 毛憤，即毛主義憤青。
這一類憤青保留了「文革 」時代領袖崇拜的特徵，他們仍然堅信毛澤東的一切都是正確無誤的，他們反對市場化改革，主張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狀態，甚至主張再來一次「文革」。這一類憤青，相當狂熱於亢奮，而其主張也相當可怕。而更可怕的還在於，他們在所有憤青中佔的比例是很高的。他們往往保留了「文革」青年的所有特徵，思想、話語、行為與「文革」時代的人如出一轍。如果留意他們在網路上的評論，他們經常是毛主席三個字不離口，把主張市場化改革的人稱為「走資派」，把反對他們的人罵為「黑五類」的後代，甚至公然為「文革」翻案，到處叫囂再來一次「文革」，並且要七八年，再來一次。
毛憤把今天中國的一切問題歸根於脫離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在他們心目中，改革以前的社會像天堂一樣完美，毛主席偉大到沒有任何一丁點錯誤。其實，早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就一致通過了鄧小平 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對多年來的「左」傾錯誤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評，在肯定「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的同時，也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
除了反改革和懷念「文革」外，毛憤的另一特點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其實就是盲目排外，與外部世界進行對抗而不是合作。西方國家在他們眼中仍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主張不與他們合作，要對抗，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毛憤與左憤的區別在於，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雖然正確，但是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的一切工作的直接指導應該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毛憤的來源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文革」時代過來的老毛憤，他們當中有的人成了學者，也就成了當代毛憤的理論導師；一是被這些人引導成為新一代毛憤的當代青年學生。
網路上，毛憤表現為有組織、積極發帖、到處戰鬥的特徵。毛憤經常在網上得意忘形地說，他們運用毛澤東思想，在網上集中優勢兵力圍殲了某某漢奸或右派。毛憤的大本營是「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網站等，毛憤們也會通過網站組織一些現實的聚會，比如讀書會、周末看革命電影、毛主席誕辰或逝世周年紀念會等等。毛憤喜歡攻擊和留言的文章或帖子包括以下幾類：自由派學者的文章、批判「文革」的文章、今天中國的負面新聞報道、關於毛澤東的文章、西方國家的報道和文章。毛憤經常攻擊的人物有：張維迎、茅于軾、賀衛方、厲以甯、吳敬璉等。他們的網上留言通常會引用毛主席語錄，然後抨擊改革開放，或者乾脆高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了事，其餘就是無休止的謾罵了。
3. [Mn Fn] 民憤，即極端民族主義憤青。
這一類憤青在現實中數量最多，佔的比重最大。從這幾年爆發的數次反對西方的大規模行動，主力軍都是這一類憤青。
極端民族主義憤青與毛憤有類似之處，就是對西方採取一種無條件的對抗態度。他們與毛憤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中大多數並不反對市場經濟，也不反對改革開放。他們就是對西方充滿了仇恨和敵視而已。
由於我國剛經歷過列強侵佔的屈辱歷史，尤其是日本侵華導致的巨大民族心理陰影，加之我們從耳濡目染大量關於這類題材的文字、音像製品，因此，每一個中國青年，都或多或少是一個民族主義憤青。提起日本，我們很少有青少年不覺得可恨的，提起美國，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美帝國主義。牢記屈辱的歷史，甚至保留對當年侵略者的仇恨，並沒有什麼錯，然而民族主義憤青可悲之處在於四點：一是他們混淆了我們這個時代和過去那個時代的區別，二是他們的仇恨往往使他們泯滅了應有的良知，三是他們通常走向了與西方非理性對抗的極端，四是他們中一部分（為數不少）是處於蒙昧狀態的人，還處在義和團的水平，凡是西方的東西都要抵制。
如果說毛憤和左憤都是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和學識的話，那麼民族主義憤青則是最愚昧無知的一類憤青，他們當中，相當多的是中小學文化程度，或者乾脆是文盲。文盲完全可以勝任做民族主義憤青，但文盲不可能做左憤和毛憤。也正因此，民憤是憤青中的最大比重者。
在網路上，民憤的特徵就是喊打喊殺，暴力十足，火藥味彌漫。他們喜歡光顧的網站包括中華網、鐵血網等等。
4. [Hn H] 混合型憤青。
可以說，前面所述三類憤青相互混合都是相當容易的，因為他們之間具有天生的橋梁，很容易混成一體，這就形成以下四類混合型憤青：左憤和毛憤的混合（不妨稱為左毛憤），毛憤與民憤的混合（毛民憤），左憤和民憤的混合（民左憤），或者三者合一的憤青。
現實中這四類混合各自的分額和數量我們是無法統計和區分的，我們只能依據經驗進行一下判斷，從筆者生活中、媒體以及網路中觀察的現象看，混合型的憤青大多數都是左毛混合型和民毛混合型。
左憤和毛憤混合之後形成的憤青，他們既堅持教條主義，同時又百分之百信仰「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或者說他們認為毛澤東的一切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不但毛澤東的新民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建國後若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正確無誤的，就是大躍進、「文革」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百分之百正確的。
毛憤與民族主義憤青結合，是很自然的事情。毛澤東一生就是與帝國主義鬥爭的一生，民族主義憤青要尋找精神偶像，毛澤東無疑是最好的人選，「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可以成為民族主義憤青們的口頭禪。
（標題為編者擬）[文／葉楚華 編輯：黃靜]
書展講座．打對台﹕《中國怎樣才高興？》——亞洲週刊人文講座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日期：2009年7月26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10:00至12:00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講者：宋強、黃紀蘇（《中國不高興》作者）
對談嘉賓：《亞洲週刊》主筆南方朔
截止報名日期：7月20日
查詢： 2595 3019（李小姐）
7/13/2009
閱讀期待：葛亮《朱雀》
歸去未見朱雀航
葛亮的《朱雀》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早前獲2007/08年度最佳藝術家獎的年輕小說家葛亮，今年書展未暇來港，然新作《朱雀》相信會在書海中備受注目。新著收於王德威編選之台灣麥田「當代小說家II」系列，本版特摘刊王氏撰寫的序言，以饗讀者。王氏在欣賞之餘，不忘殷切建言，說明出身南京、定居香港的葛亮開展的「南京敘事」，於身分張力的經營以至歷史跨度上，如何能令南京書寫如朱雀張目。誠如王氏所言，《朱雀》只是開始。
朱雀是南京的地標之一。在上古中國神話裏，朱雀被視為鳳凰的化身，身覆火燄，終日不熄。根據五行學說，朱雀色紅，屬火，尚夏，在四大神獸中代表南方。
早在東晉時期，朱雀已經浮出南京（建康）地表。當時秦淮河上建有二十四航（浮橋），其中規模最大、裝飾最為華麗的就是朱雀航。朱雀航位居交通樞紐，正對都城朱雀門，往東有烏衣巷，東晉最大的士族王、謝的府邸皆坐落在此。多少年後，王、謝家族沒落，朱雀航繁華不再，唐代詩人劉禹錫因而寫下：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葛亮選擇《朱雀》作為他敘述南京的書名，顯然眼這座城市神秘的淵源和歷史滄桑。南京又稱建業、建康、秦淮、金陵，曾經是十朝故都；「金陵自古帝王州」，從三國時期以來已經見證過太多的朝代盛衰。而南京的近現代史尤其充滿擾攘憂傷，南京條約、太平天國、國共鬥爭、以及南京大屠殺，無不是中國人難以磨滅的記憶。
然而《朱雀》又是一本年輕的書。葛亮創作的背景與不同，他出身南京，目前定居香港，卻首先在台灣嶄露頭角，二五年以〈謎鴉〉贏得台灣文學界的大獎。葛亮剛剛跨過三十歲的門檻，他寫《朱雀》不僅摩挲千百年來的南京記憶，更有意還原記憶之下的青春底色。小說橫跨二十世紀三個世代，但葛亮要突顯的是每個時代裏的南京兒女如何憑他們的熱情浪漫，直面歷史橫逆，甚至死而後已。神鳥朱雀是他們的本命，身覆火燄，終生不熄。
「南京」狀態
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間，在歷史憂傷和傳奇想像之間，葛亮尋尋覓覓，寫下屬於他這一世代的南京敘事。而連鎖今昔的正是那神秘的朱雀。彷彿遙擬六朝那跨越秦淮河的朱雀航，葛亮以小說打造了他的「夢浮橋」——跨過去就進入了那凌駕南方的朱雀之城，進入了南京。
作為一本關於南京的小說，《朱雀》不能自外一個巨大的書寫傳統。早在中世紀左思《三都賦》中的《吳都賦》就描寫了三國時代南京（建業）的風貌；庾信有名的《哀江南賦》則寫於「大盜移國，金陵瓦解」的侯景之亂後。明清以來孔尚任的《桃花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是以南京作背景。而又有什麼作品能夠超越《紅樓夢》對南京——金陵——的追懷？
一九二三年代朱自清、俞平伯夜遊秦淮河，各寫下一篇〈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開現代文學的南京想像。一九三二年魯迅回到曾經求學的舊地南京，有了「六代綺羅成歸夢，石頭城上月如」之嘆；到了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毛澤東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顧盼之際，道盡歷史天翻地覆的感懷。
當代的南京作家書寫南京最負盛名的首推葉兆言。他的《夜泊秦淮》遙想民國風月，戲擬鴛蝴說部，很能託出南京那股新舊時間錯置的曖昧感觸。但《夜泊秦淮》只是短篇合集，未能成其大。其他如稍早的朱文（《我愛美元》）和當紅的畢飛宇（《推拿》）則寫下當代南京的平民風情。至於蘇童雖然不以南京為小說題材，作家本人卻在南京定居多年，耳濡目染，已經成為南京書寫的另一種代言人了。
葛亮其生也晚，連文革都沒碰上，何更早發生在南京的風風雨雨。然而在世紀之交成長，葛亮畢竟有他獨特的經驗，如何將其融入古老的記憶，是《朱雀》最大的挑戰。如前所述，葛亮努力要寫出南京的歷史創傷，但這卻未必是他的所長。葛亮更有興趣的應該是召喚一種叫做「南京」的狀態或心態；南京於他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近於耽美的嚮往。當小說寫葉毓芝的父親在船頭吹簫來到南京、當許廷邁和程囡在明代陵寢廢棄的石碑頂上做愛，我們不禁要會心微笑：青春的想像如醉如癡，可以讓任何沉重的歷史也多情起來。就此《朱雀》延續了當年鍾曉陽《停車暫借問》的特色。
作為一種可能的毒癮
更進一步，葛亮要說南京是一種「癮」，而且這癮可能是有毒的。作為南京的魂魄，雅可在噴雲吐霧中方生方死。許廷邁初嘗南京有名的鹹水鴨頭，一上口就欲罷不能——我們後來才知道炮製鴨頭的秘方不是別的，是罌粟。
在這一方面《朱雀》的兩個男性角色——許廷邁和雅可——值得我們再思。許廷邁是有南京血統的異鄉人，雅可則是古城最新一代的「遺少」或「廢人」。一個站在南京的外圍霧裏看花，一個是陷在南京的內核裏難以自拔。葛亮對這兩個角色都有偏愛——他們都是作家的分身。有意無意間他們尷尬的處境也投射了葛亮本人的兩難。我們的作家其實錯過了南京的輝煌與墮落，是個實實在在的後之來者，但生於斯長於斯，南京又是他與生俱來的存在經驗。借箸代籌，我以為葛亮可以由這兩個角色經營更有張力——或更有反諷意味——的南京敘事，《朱雀》的面貌或許又有不同。
《朱雀》裏的南京雖然未必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卻突出另一種空間的輻輳力量。南京特殊的吸引力讓一批又一批的外來者到此一遊，以致流連忘返。蘇格蘭的華裔青年、日本的藝術家、美國的間諜、俄國的妓女、南洋的歸國華僑、非洲的、新西蘭的留學生輪番出現在葛亮的小說中。而南京經驗流散出去，可以在加拿大、在蘇聯、在北歐激起波瀾。南京的「癮」是會蔓延的。
葛亮以空間輻輳的概念寫南京，看得出香港和台灣經驗給予他的發。南京無論如何保守，畢竟進入了新的世紀，所謂歷史長河到此漫漶出去，成為一種穿梭空間、湮沒邊界的體會。如此，葛亮將六朝風月與後現代、後社會主義的浮華躁動並列一處，或糅合、擦撞種種人事巧合就顯得事出有因。葉毓芝和日本情人芥川在抗戰前夕戀愛不奇怪；芥川的子女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年之後，成為救贖原罪的奔走者，同時葉的外孫女程囡又和芥川的兒子相互有了性的吸引——這幾乎已經到了隔代亂倫的邊緣。相似的例子是程憶楚異母異父的哥哥暗戀妹妹，甚至向她求婚。歷史在南京的離散與聚合如此盤根錯節，以致失去了原有一以貫之的正義訴求或倫理線索。南京的「謎底」深邃不可測，這是葛亮的用心所在了。
放眼其他說故事的人
葛亮似乎與鳥有緣，從《謎鴉》到《朱雀》，短短幾年的成績令人驚艷。徘徊在南京的史話和南京的神話之間，《朱雀》展現的氣派為葛亮同輩作家所少見。但在長篇敘事的經營和歷史視野的構築上，葛亮仍有可以琢磨的空間，也不妨與當代書寫城市的小說名家繼續對話。
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寫上海六十年的滄桑變幻，古典詩歌裏感天動地的情史化作十裏洋場的欲望傳奇，海上風華的誘惑與悵惘也以此展開。又如賈平凹的《廢都》寫當代西安的聲色犬馬，極頹廢也極感傷。長安的氣象在盛唐過後就每愈下，廢都之「廢」因此不是一時一地的感慨，而是積壓千年的塊壘。台灣的朱天心在上個世紀末以台北為背景寫下《古都》。對朱而言，台北毫無歷史或歷史感可言，但藉召喚一個海市蜃樓般的古都台北，作家寫出了她無處感懷的懷舊，難以發泄的憂傷。香港的董章在九七回歸前夕創作了《地圖集》和《V城繁勝錄》；前者有卡爾維諾式「看不見的城市」的政治隱喻，後者則諧擬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筆意，預先懷念香港將要消失的繁盛。旅美的施叔青曾有《香港三部曲》以女性眼光看香港百年起伏，但張北海的《俠隱》才更出奇制勝，沿用會黨俠情小說的形式，為七七事變前的故都北平寫下迴光返照的一頁。
這些作家各自為心儀的城市述說故事，也因此延續了每個城市的「神話」氛圍。葛亮寫《朱雀》想來也抱有同樣的野心。就此我們回到小說最重要的意象——朱雀——以及一只朱雀形狀的金飾。這只金飾朱雀曾被葉毓芝、程憶楚、程囡三代母女彼此流傳，而朱雀又隨女人們的情愛對象不斷轉手流浪。朱雀的「旅行」，從家人到情人，從南京到北大荒，甚至到了加拿大，一方面訴說世事無常，一方面暗示因緣巧合，南京和南京人謎樣的命運也隨朱雀的線索迤邐展開。小說最後高潮，朱雀的來源真相大白，我們這才理解所謂偶然和必然，冥冥的宿命和人世的機巧其實此消彼長，一件民間工藝品竟是見證——甚至救贖——歷史混沌的最後關鍵。
在寫作的層次上，葛亮其實可以更為自覺地寫出作為說故事人，他何嘗不就像是個打造朱雀的手藝人，他的小說就是那神鳥又一次的神奇幻化。如此，他的敘事更有可能將上古的神話嫁接到後現代的「神話」上。這讓我們想起小說最後，許亭邁遇到朱雀最原始的主人的一段描寫。後者端詳多年以前的物件，不勝唏噓，他於是在小雀的頭部緩緩地銼。動作輕柔﹐彷彿對一個嬰孩。
銅屑剝落﹐一對血紅色的眼睛見了天日﹐放射璀燦的光。
朱雀開了眼，南京的「謎底」靈光一現，這是小說最動人的時刻。而如何持續打磨自己的記憶和技藝，讓作品放出「璀璨的光」，也應該是葛亮最深的自我期許吧。
《朱雀》結尾相當耐人尋味。程囡知道自己懷孕，決定生下無父的孩子。她與遠在太平洋彼岸的許廷邁聯絡，廷邁兼程趕回南京。當他到了「西市門口﹐他默然站定﹐覺出腳底有涼意襲上來。」他為什麼回來？果然會和程囡重逢麼？回到了南京他會就此待下來麼？
這最後一章的章名是「歸去未見朱雀航」。遊子歸來，一切恍如隔世，但一切似乎又都已注定。那曾經絢麗的神秘的朱雀何在？早已消失的朱雀航可還有可尋？命運之輪緩緩轉動，南京的故事未完，也因此，《朱雀》不代表葛亮南京書寫的結束，而是開始。
（小標題為編者擬）
■書名：《朱雀》
作者：葛亮
出版：麥田／台灣
[文／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編輯／黃靜]
7/12/2009
a link：钱文忠：季羡林先生的“看家本领”
季羨林先生為什麼說他「不是大師」？
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季羨林 先生病逝，特區傳媒予以廣泛報道，可見其分量之重。這樣說，當然不是意味特區傳媒相對於內地同業有什麼特殊分量，而剛相反，正因特區傳媒平素比較不重視學者和作家的生死大事，一旦大報特報，新聞裏的主角便必是具有顯著社會地位或文化意義之「重要人士」。
特區傳媒這回是大報特報了，方向正確，但遺憾的是，從電子傳媒到平面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擺了一個可大可小的烏龍，其「小」者在於，該烏龍徹底違反了季羨林先生的病榻心願，死者泉下有知，恐怕猶有不安；其「大」者則是，該烏龍或許陰錯陽差地「羞辱」了季先生，恭維變成嘲諷，對死者構成了不敬。
什麼烏龍？
那就是，從電子傳媒到平面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用了「國學大師」4個字來形容、描述、總結季羨林先生的文化地位，而這個頭銜，明明是季先生於2002年所鄭重推辭的，當時已是內地學界的大新聞大話題，特區傳媒昧而不察並沿用至今，未免稍稍落後於時勢。
立志「三辭」
一辭國學大師、二辭學術泰斗、三辭國寶
話說2002年10月，季羨林先生已經住院接受治療，病榻中，依然筆耕不斷，寫了一篇連一篇的長短文章，其中一篇〈在病中〉，被收錄於2006年出版的《病榻雜記》書內，季先生透過鏗鏘有力的文字向世人清楚聲明，他立志「三辭」，一辭「國學大師」的大桂冠，二辭「學術泰斗」的大頭銜，三辭「國寶」的大封號。
對於大桂冠，季先生是這樣說的﹕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裏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淨淨。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季羨林先生當然不是自謙，反而，他是自重，因為「國學」是一門獨有所指的研究領域，季先生學問成家數，但其家數，另有懷抱，絕非在「國學」門牆之內，如其所述﹕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基於相同的自重心情，季羨林先生拒不接受「泰斗」和「國寶」的兩頂帽子，對於自己的立身處世，他有一套自我 評定的標準和結論﹕
「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中。在這樣的情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裏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裏講起呢？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牠是當之無愧的。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上面抄了一堆季羨林先生的文章，用意當然不是在於填塞字數或調侃特區傳媒。我想強調的是，季先生在垂老之年即使躺在醫院病之上，仍對中國官場和社會的浮誇荒誕有所不滿、有所不爽、有所不屑，因此不惜透過「三辭」以示抗議。
自重和進取
永垂青史
這篇「三辭」文章，有人說是顯示了季羨林先生的「虛懷若谷」，這真矮化了季先生。季先生之虛懷若谷，主要顯現於其治學態度之上，跟該文無關；該文所真正顯現的其實是季羨林的「積極進取」甚至「批判反擊」，他老了，無力再站出來以行動推動這個推動那個了，但是他仍然能夠經由拒絕這個拒絕那個以求精進；別人用加法來介入社會，老去的季先生用的卻是減法，他要求把強壓在頭上的浮誇荒誕摘走踢走，在此行動背後的微言大義和心理動機，與其說是爭取個人的心靈自由，不如說是欲對社會有所啟蒙。而這，才是季先生的真精神、大精神。
當下中國，「大師」橫行，「泰斗」滿天，「國寶」遍地，再對季羨林先生冠以諸種名號，極容易淪為羞辱而非敬仰。欲紀念季先生，理當表揚和鼓吹其自重和進取精神，於治學、於做人、於接物，皆如此，這始是還其本來面目的正途與大道。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馬家輝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季羨林 先生病逝，特區傳媒予以廣泛報道，可見其分量之重。這樣說，當然不是意味特區傳媒相對於內地同業有什麼特殊分量，而剛相反，正因特區傳媒平素比較不重視學者和作家的生死大事，一旦大報特報，新聞裏的主角便必是具有顯著社會地位或文化意義之「重要人士」。
特區傳媒這回是大報特報了，方向正確，但遺憾的是，從電子傳媒到平面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擺了一個可大可小的烏龍，其「小」者在於，該烏龍徹底違反了季羨林先生的病榻心願，死者泉下有知，恐怕猶有不安；其「大」者則是，該烏龍或許陰錯陽差地「羞辱」了季先生，恭維變成嘲諷，對死者構成了不敬。
什麼烏龍？
那就是，從電子傳媒到平面媒體幾乎毫無例外地用了「國學大師」4個字來形容、描述、總結季羨林先生的文化地位，而這個頭銜，明明是季先生於2002年所鄭重推辭的，當時已是內地學界的大新聞大話題，特區傳媒昧而不察並沿用至今，未免稍稍落後於時勢。
立志「三辭」
一辭國學大師、二辭學術泰斗、三辭國寶
話說2002年10月，季羨林先生已經住院接受治療，病榻中，依然筆耕不斷，寫了一篇連一篇的長短文章，其中一篇〈在病中〉，被收錄於2006年出版的《病榻雜記》書內，季先生透過鏗鏘有力的文字向世人清楚聲明，他立志「三辭」，一辭「國學大師」的大桂冠，二辭「學術泰斗」的大頭銜，三辭「國寶」的大封號。
對於大桂冠，季先生是這樣說的﹕
「現在在某些比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頭頂上也出現『國學大師』這一燦爛輝煌的光環。這並非無中生有，其中有一段歷史淵源。約摸十幾二十年前，中國的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建設方面也相應地活躍起來。有一次在還沒有改建的北京大學大講堂裏開了一個什麼會，專門向同學們談國學。當時主席台上共坐五位教授，每個人都講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說了些什麼話，現在已忘得乾乾淨淨。一位資深記者是北大校友，在報上寫了一篇長文〈國學熱悄悄在燕園興起〉。從此以後，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內，就被稱為『國學大師』。他們三位的國學基礎都比我強得多。他們對這一頂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這一頂桂冠，卻是渾身起雞皮疙瘩。」
季羨林先生當然不是自謙，反而，他是自重，因為「國學」是一門獨有所指的研究領域，季先生學問成家數，但其家數，另有懷抱，絕非在「國學」門牆之內，如其所述﹕
「說到國學基礎，我從小學起就讀經書、古文、詩詞。對一些重要的經典著作有所涉獵。但是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功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後來專治其他的學術，浸淫其中，樂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觀上談一些與國學有關的自謂是大而有當的問題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國學知識並沒有增加。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基於相同的自重心情，季羨林先生拒不接受「泰斗」和「國寶」的兩頂帽子，對於自己的立身處世，他有一套自我 評定的標準和結論﹕
「我一生做教書匠，爬格子。在國外教書10年，在國內57年。人們常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特別是在過去幾十年中，天天運動，花樣翻新，總的目的就是讓你不得安閒，神經時時刻刻都處在萬分緊張的情中。在這樣的情下，我一直擔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麼成績，豈不戛戛乎難矣哉！我這個『泰斗』從哪裏講起呢？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說我做出了極大的成績，那不是事實。說我一點成績都沒有，那也不符合實際情。這樣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現在卻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這個泰斗又從哪裏講起呢？
在中國，一提到『國寶』，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人見人愛憨態可掬的大熊貓。這種動物數量極少，而且只有中國有，稱之為『國寶』，牠是當之無愧的。可是，大約在八九十來年前，在一次會議上，北京市的一位領導突然稱我為『國寶』，我極為驚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處，『國寶』之聲洋洋乎盈耳矣。我實在是大惑不解。當然，『國寶』這一頂桂冠並沒有為我一人所壟斷。其他幾位書畫名家也有此稱號。
我浮想聯翩，想探尋一下起名的來源。是不是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季羨林，所以他就成為『寶』。但是，中國的趙一錢二孫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個，難道中國能有13億『國寶』嗎？這種事情，癡想無益，也完全沒有必要。我來一個急剎車。 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
上面抄了一堆季羨林先生的文章，用意當然不是在於填塞字數或調侃特區傳媒。我想強調的是，季先生在垂老之年即使躺在醫院病之上，仍對中國官場和社會的浮誇荒誕有所不滿、有所不爽、有所不屑，因此不惜透過「三辭」以示抗議。
自重和進取
永垂青史
這篇「三辭」文章，有人說是顯示了季羨林先生的「虛懷若谷」，這真矮化了季先生。季先生之虛懷若谷，主要顯現於其治學態度之上，跟該文無關；該文所真正顯現的其實是季羨林的「積極進取」甚至「批判反擊」，他老了，無力再站出來以行動推動這個推動那個了，但是他仍然能夠經由拒絕這個拒絕那個以求精進；別人用加法來介入社會，老去的季先生用的卻是減法，他要求把強壓在頭上的浮誇荒誕摘走踢走，在此行動背後的微言大義和心理動機，與其說是爭取個人的心靈自由，不如說是欲對社會有所啟蒙。而這，才是季先生的真精神、大精神。
當下中國，「大師」橫行，「泰斗」滿天，「國寶」遍地，再對季羨林先生冠以諸種名號，極容易淪為羞辱而非敬仰。欲紀念季先生，理當表揚和鼓吹其自重和進取精神，於治學、於做人、於接物，皆如此，這始是還其本來面目的正途與大道。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季羨林病逝：一個時代的結束
國學大師季羨林病逝
享年98歲 溫總聞訊即趕到醫院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昨晨9時左右在北京的解放軍301醫院病逝，享年98歲。北京大學成立高規格的治喪工作組，在校內設置靈堂。季老一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他的逝世被形容為「一個時代的結束」。季老晚年長期住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5次探望，聞悉季老逝世後更即時趕到醫院。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齊奘（取意向玄奘看齊），1911年出生於山東臨清市康莊鎮，他身兼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翻譯家、佛學家，精通多種語言，被認為是繼王國維、錢穆、陳寅恪之後中國國學的代表人物。
前日仍談笑風生 應約揮筆題字
其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在網誌上稱「我們沉浸在毫無準備的哀痛之中」，因為季老前日下午還用毛筆題寫了「臧克家故居」，為孔子衛視題寫了「弘揚國學，世界和諧」，為汶川廣濟學校題寫了「抗震救災，發揚中國優秀傳統」，精神很好，談笑風生。
但昨天早上，季羨林突發心臟病，其子季承在8時趕到醫院時，季老已經昏迷，301醫院全力搶救，但老人仍在9點不幸逝世。11時，主管文教的國務委員劉延東趕到醫院；12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趕到，並說「我準備在8月6日為您祝賀生日，還準備了幾個問題準備和您討論啊」。
《新京報》引述季羨林之子、74歲的季承說，「我每天都去看望父親，他每次見到我都很高興，臉上笑呵呵的」。季承還說，姐姐已經過世，父親去世時只有自己唯一一個親人在側。據錢文忠稱，季老10多年前與季承一度反目，直至去年底又重歸於好，並有孫子承歡膝下，故他的最後幾個月時光十分幸福。
一個時代結束 學生如塌精神支柱
北京大學昨日亦在官方網站上公布季老逝世的消息，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並成立由學校黨委書記閔維方和校長周其鳳任組長的治喪工作組，昨晚起在校內設置靈堂，今日開始對外開放弔唁。
聞說季老逝世，北師大教授趙仁珪形容，「季老過世是一個時代結束」。有北大學生表示「心中的精神支柱彷彿突然倒塌」，認為季老代表了人文和治學的精神，已經影響了好幾代北大學生。
明報專訊
德國美女為他終身未嫁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國學大師也有童年，他非但不是「神童」，還是「頑童」。季羡林的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早前寫成《我的老師季羨林之學生時代》一書，書中披露，季羨林小時經常打架、愛在底看書，中學時代看完《金瓶梅》，最愛看武俠小說，還曾經用手猛插米缸想練「鐵砂掌」，練得五指流血。該書已經成稿但尚未出版。
少時頑皮 高考數學僅4分
據《鄭州晚報》引述錢文忠說，初中以前的季羨林先生身上，看到一絲一毫學術泰斗的影子。
季羨林就讀濟南第一師範小學時，和同學互相往臉上塗墨汁，回家後還在堂妹臉上「畫畫」，讓堂妹為他畫鬍子。讀至中學時，他文理嚴重偏科，高考數學僅得4分（滿分為100）。
季羨林18歲在父母安排下娶了比他年長4歲的彭德華為妻，育有一子一女，彭僅得小學文化，並不了解季的研究，但擔當起照顧家庭的重任，季羨林十分感激；季在德國期間曾邂逅比他小一歲的德國女子伊姆加德，惟有緣無分，伊姆加德一直以為他返回中國後會再回來，為了等他而終身未嫁。
東方學泰斗 精研梵文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昨日駕鶴西去的季羨林生前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齡學者，一生桂冠無數，新華社稱之為「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而季羨林曾表示，自己只是一個「雜家」，不配稱「國家大師」「學界泰斗」的稱號。
對中印文化佛教史貢獻大
季羨林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其精通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已經消亡的語言，翻譯大量經典著作，對於研究中印文化關係、佛教歷史等方面貢獻最多。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英文和德文，1935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和斯拉夫語言等，還能看懂俄文和法文。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奠定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領域的地位。
1946年，35歲的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創建東方語言文學系，為全國首個。他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德文及英文經典名著，如梵文的《沙恭達羅》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等；年過八旬之後，他開始撰寫80萬字的學術巨著《糖史》，還出版了《牛棚雜憶》、《病榻雜記》等多部著作。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正在籌備出版《季羨林全集》。
文革《牛棚雜憶》警後人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季羨林一生中的最大災難莫過於文革期間，時年近花甲的他被打成「黑幫」，每日被北大的工人和學生「批鬥」、「審訊」，遊街示眾，被迫從事搬磚、運煤等體力勞動，住在校內的「監改大院」（俗稱「牛棚」）中。他在1992年寫的《牛棚雜憶》中，曾感歎造化弄人，當時堂堂一個教授，每日灰頭土臉、衣衫襤褸，被紅衛兵肆意毆打、污辱、呼喝，受傷、生病亦無人理，惶惶不可終日。
他曾說，自己寫《牛棚雜憶》是為了教育後人不要再做蠢事，書稿1998年出版，被譽為「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
珍貴字畫藏品傳被盜
至去年10月，內地傳媒爆出「季羨林字畫盜賣」風波，有人指自07年開始在拍賣市場見到他的收藏品，懷疑有人偷盜後出售，其秘書楊銳以及季老之子季承均被懷疑。季羨林收藏有500多幅著名字畫，最珍貴的是蘇東坡原作，他曾表示「從未授權任何人處理自己財產」，而且他個人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物已經捐贈北大。北京大學後來發表聲明，聲稱「目前尚未發現季老藏品外流的情況」，稱市面上的拍賣品係偽造。
享年98歲 溫總聞訊即趕到醫院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昨晨9時左右在北京的解放軍301醫院病逝，享年98歲。北京大學成立高規格的治喪工作組，在校內設置靈堂。季老一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他的逝世被形容為「一個時代的結束」。季老晚年長期住院，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5次探望，聞悉季老逝世後更即時趕到醫院。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齊奘（取意向玄奘看齊），1911年出生於山東臨清市康莊鎮，他身兼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翻譯家、佛學家，精通多種語言，被認為是繼王國維、錢穆、陳寅恪之後中國國學的代表人物。
前日仍談笑風生 應約揮筆題字
其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在網誌上稱「我們沉浸在毫無準備的哀痛之中」，因為季老前日下午還用毛筆題寫了「臧克家故居」，為孔子衛視題寫了「弘揚國學，世界和諧」，為汶川廣濟學校題寫了「抗震救災，發揚中國優秀傳統」，精神很好，談笑風生。
但昨天早上，季羨林突發心臟病，其子季承在8時趕到醫院時，季老已經昏迷，301醫院全力搶救，但老人仍在9點不幸逝世。11時，主管文教的國務委員劉延東趕到醫院；12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趕到，並說「我準備在8月6日為您祝賀生日，還準備了幾個問題準備和您討論啊」。
《新京報》引述季羨林之子、74歲的季承說，「我每天都去看望父親，他每次見到我都很高興，臉上笑呵呵的」。季承還說，姐姐已經過世，父親去世時只有自己唯一一個親人在側。據錢文忠稱，季老10多年前與季承一度反目，直至去年底又重歸於好，並有孫子承歡膝下，故他的最後幾個月時光十分幸福。
一個時代結束 學生如塌精神支柱
北京大學昨日亦在官方網站上公布季老逝世的消息，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並成立由學校黨委書記閔維方和校長周其鳳任組長的治喪工作組，昨晚起在校內設置靈堂，今日開始對外開放弔唁。
聞說季老逝世，北師大教授趙仁珪形容，「季老過世是一個時代結束」。有北大學生表示「心中的精神支柱彷彿突然倒塌」，認為季老代表了人文和治學的精神，已經影響了好幾代北大學生。
明報專訊
德國美女為他終身未嫁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國學大師也有童年，他非但不是「神童」，還是「頑童」。季羡林的關門弟子、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早前寫成《我的老師季羨林之學生時代》一書，書中披露，季羨林小時經常打架、愛在底看書，中學時代看完《金瓶梅》，最愛看武俠小說，還曾經用手猛插米缸想練「鐵砂掌」，練得五指流血。該書已經成稿但尚未出版。
少時頑皮 高考數學僅4分
據《鄭州晚報》引述錢文忠說，初中以前的季羨林先生身上，看到一絲一毫學術泰斗的影子。
季羨林就讀濟南第一師範小學時，和同學互相往臉上塗墨汁，回家後還在堂妹臉上「畫畫」，讓堂妹為他畫鬍子。讀至中學時，他文理嚴重偏科，高考數學僅得4分（滿分為100）。
季羨林18歲在父母安排下娶了比他年長4歲的彭德華為妻，育有一子一女，彭僅得小學文化，並不了解季的研究，但擔當起照顧家庭的重任，季羨林十分感激；季在德國期間曾邂逅比他小一歲的德國女子伊姆加德，惟有緣無分，伊姆加德一直以為他返回中國後會再回來，為了等他而終身未嫁。
東方學泰斗 精研梵文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昨日駕鶴西去的季羨林生前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齡學者，一生桂冠無數，新華社稱之為「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而季羨林曾表示，自己只是一個「雜家」，不配稱「國家大師」「學界泰斗」的稱號。
對中印文化佛教史貢獻大
季羨林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其精通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已經消亡的語言，翻譯大量經典著作，對於研究中印文化關係、佛教歷史等方面貢獻最多。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習英文和德文，1935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和斯拉夫語言等，還能看懂俄文和法文。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奠定其在國際東方學和印度學領域的地位。
1946年，35歲的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創建東方語言文學系，為全國首個。他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德文及英文經典名著，如梵文的《沙恭達羅》和印度史詩《羅摩衍那》等；年過八旬之後，他開始撰寫80萬字的學術巨著《糖史》，還出版了《牛棚雜憶》、《病榻雜記》等多部著作。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正在籌備出版《季羨林全集》。
文革《牛棚雜憶》警後人
文章日期：2009年7月12日
【明報專訊】季羨林一生中的最大災難莫過於文革期間，時年近花甲的他被打成「黑幫」，每日被北大的工人和學生「批鬥」、「審訊」，遊街示眾，被迫從事搬磚、運煤等體力勞動，住在校內的「監改大院」（俗稱「牛棚」）中。他在1992年寫的《牛棚雜憶》中，曾感歎造化弄人，當時堂堂一個教授，每日灰頭土臉、衣衫襤褸，被紅衛兵肆意毆打、污辱、呼喝，受傷、生病亦無人理，惶惶不可終日。
他曾說，自己寫《牛棚雜憶》是為了教育後人不要再做蠢事，書稿1998年出版，被譽為「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
珍貴字畫藏品傳被盜
至去年10月，內地傳媒爆出「季羨林字畫盜賣」風波，有人指自07年開始在拍賣市場見到他的收藏品，懷疑有人偷盜後出售，其秘書楊銳以及季老之子季承均被懷疑。季羨林收藏有500多幅著名字畫，最珍貴的是蘇東坡原作，他曾表示「從未授權任何人處理自己財產」，而且他個人收藏的大量珍貴文物已經捐贈北大。北京大學後來發表聲明，聲稱「目前尚未發現季老藏品外流的情況」，稱市面上的拍賣品係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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