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 撒 羅 尼 迦 前 書 Thessalonians
5: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
5:6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儆醒謹守。
5:7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
5:8 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5:9 因為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得救．
5:10 他替我們死、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與他同活。
5: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5: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
5:13 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5:14 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5:15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善。
5:16 要常常喜樂．
5:17 不住的禱告．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5:19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5: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5: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K,
想了好些天，小女子終於想明白：原來，王博士——王長老，是耶穌基督派來救贖小女子的天使。
王博士曾告訴我，是次暑期海南行，是應海南省基督教兩會及海口基督教府城堂邀請，前來看望海南的教友。原來他們夫婦為這個小島上一間基督堂的擴建捐款，奠基時未能前來，故做了是次暑期安排。
我上網查閱，得知這個府城堂的新址是在2007年立項，那時恰是小女子甫返綠島。總投資300萬的新堂，王長老夫婦所在的教堂就捐助了五十萬。
http://fgj.haikou.gov.cn/xingzhengshenpi/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8
小女子一直非常感激王博士，因為他是始終關注我這個總是在尋找寶貝，找到后又不知如何“舍得”，完全不懂自我安頓的“傻瓜”。
記得0七年第一次返回夢城，去沙灣徑15號龍老師家開讀書會，博士就提出要組織8003的友們，來海南島搞次“尋關之旅”。好像，小女子是8003唯一的一個被時代逐出了"家門"的漂泊女，總讓同學們放心不下。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特別是每次返夢城，友們總是百忙中為我一聚，讓我忘掉了那之間“丟了的時空”；Facebook，還有小組的電郵，從來都通過網路將我們無縫銜接。總覺得，好溫暖，我的8003，可是我卻不知道該如何表達。
2009年7月12日，上午，在海口市府城堂，我豁然開朗。
王長老，用這樣一段保羅先知撰寫的《帖撒羅尼迦前書》，解開了我的心結。不，是教了我一種可以隨時安頓自己的方法。
記得，王長老講到“5:16 要常常喜樂． 5:17 不住的禱告．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他說，這如同一個三角的聖圈，你從哪里開始都可以，他會帶著你的靈魂螺旋式上升，直到主，并且從主那里得到力量。
是啊，喜樂——祈禱——謝恩，如此正面的能量，來自天主。教我不再孤單。
7/23/2009
令自己值得被這樣寵愛
戀愛的正面功能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戀愛至少有一種正面的功能，是令人變成一個較好的人。
平時一毛不拔的男人，愛上一個女人，在她面前，他也會慷慨一點。
污糟邋遢的他，會多注重整潔，以前一星期才洗一次頭，現在可能隔天便洗。
從不做善事，在他愛的女人面前，遇上賣旗籌款，亦樂於掏腰包，見到乞兒，會善心大發，把袋中的碎銀全數捐贈。
忽然間會愛請客，一大班朋友吃喝後，竟然第一時間爭住埋單。
一切不外表現自己是個較好的人，有時她不在身邊，好人做慣了，做上癮，一樣會保持這種態度。
女人的情相同。
有人喜歡，自己也覺得比之前漂亮。
好想掩藏，但還是沒法，衣服的顏色會較鮮艷，人也多了一份光彩。
不愛小孩子的，這段日子也覺得孩子特別可愛。不止是孩子，連貓、狗、烏、倉鼠，都特別可愛。
戀愛中的女人，會讓她的男人覺得她充滿愛心，一起看電視新聞，看到人間悲劇時，分外容易淚水汪汪。
令自己變成較好的人，不外是想對方認為自己是個好伴侶。
不能說是騙人騙己，應說是把內在的優點盡量表現出來。
當自我感覺比之前好時，整個世界都好像更可愛。這不難解釋，你怎樣看人，人怎樣看你，未有戀愛的你，可能是個木無表情甚至黑口黑面唧都不笑的人，有了戀愛，面上常帶笑容，人家也會回以親切笑臉。
相戀提升兩人的自我價值，大家都會覺得被重視，甚或過分重視，要平衡這心態，必須令自己值得被這樣寵愛，所以要做個更好的人。
[阿寬 ahhfoon@yahoo.com]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戀愛至少有一種正面的功能，是令人變成一個較好的人。
平時一毛不拔的男人，愛上一個女人，在她面前，他也會慷慨一點。
污糟邋遢的他，會多注重整潔，以前一星期才洗一次頭，現在可能隔天便洗。
從不做善事，在他愛的女人面前，遇上賣旗籌款，亦樂於掏腰包，見到乞兒，會善心大發，把袋中的碎銀全數捐贈。
忽然間會愛請客，一大班朋友吃喝後，竟然第一時間爭住埋單。
一切不外表現自己是個較好的人，有時她不在身邊，好人做慣了，做上癮，一樣會保持這種態度。
女人的情相同。
有人喜歡，自己也覺得比之前漂亮。
好想掩藏，但還是沒法，衣服的顏色會較鮮艷，人也多了一份光彩。
不愛小孩子的，這段日子也覺得孩子特別可愛。不止是孩子，連貓、狗、烏、倉鼠，都特別可愛。
戀愛中的女人，會讓她的男人覺得她充滿愛心，一起看電視新聞，看到人間悲劇時，分外容易淚水汪汪。
令自己變成較好的人，不外是想對方認為自己是個好伴侶。
不能說是騙人騙己，應說是把內在的優點盡量表現出來。
當自我感覺比之前好時，整個世界都好像更可愛。這不難解釋，你怎樣看人，人怎樣看你，未有戀愛的你，可能是個木無表情甚至黑口黑面唧都不笑的人，有了戀愛，面上常帶笑容，人家也會回以親切笑臉。
相戀提升兩人的自我價值，大家都會覺得被重視，甚或過分重視，要平衡這心態，必須令自己值得被這樣寵愛，所以要做個更好的人。
[阿寬 ahhfoon@yahoo.com]
7/22/2009
a link：心向往之：香港書展
香港书展：一个“阅读嘉年华”(图)
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07/31/052035350.shtml
参观过香港书展的人会发现，香港书展具有两种面貌：一面是聚集了香港大小出版社、书店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出版社的图书大卖场，城内所售图书多达百万，因此也被人称为“书墟”；另一面则是拥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举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座谈会看似普通，却常常是海内外文化名家、文学界翘楚或创意达人担任主角。
高调担任“香港书展大使”，几个月前就奔赴北京、上海、台北等地宣传香港书展的马家辉，更趋向于参与书展文化活动。7月27日上午，马家辉在主持“香港需要文学馆”座谈会之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坦言自己只在图书大卖场逛了一会儿，因为卖场里罗列的图书与他平时逛书店时看到的都大同小异。“我主要来书展扮演我该扮演的角色，主持、演讲、座谈等等，见见一些朋友。”
香港书展有什么优点值得内地书展、读书活动借鉴？马家辉认为，对人流的管理和把握是香港书展最明显的特点。“如何管理90多万以上的人流，并保证不会出什么乱子，这非常关键。我发现香港书展在这方面只有几个人在负责安排，却可以办得如此顺利。”马家辉告诉记者，香港书展对各项文化活动观众的预估、疏导也做得很好，他们可以即时反应，使活动不受影响，让主讲人完全放心。“我了解到内地一些读书讲座活动的现场有时会非常拥挤，甚至主讲人也会被挤在人群中，无法顺利出入，我想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可以到香港书展来取取经。当然，内地书展和读书活动所展出的图书在内容上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这一点也值得香港书展学习。”马家辉说。
做大寿请客规模自然就大
对于今年香港书展的整体状况，马家辉认为今年的参观人数和活动规模都比以往跃升了一个层次。“在我的印象中，去年影响稍微大一点的讲座和活动大概只有六七十个，今年则有两百多个。可能是因为今年是书展二十周年，拓展了新的空间，所以规模搞得比较大。就像一个人做大寿，请客的规模自然就大了。但我担心的是凡事都有一个极限，一旦过了那个极限，要么就会停下来，要么就会产生反效果。”马家辉告诉记者，书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而人的精力又总是有限的，除了专业人士会把时间、精力花在这里之外，恐怕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太感兴趣，一些不关注文化活动的年轻人就更不会来参加了。“即使是那些对文化有兴趣的人，面对这么多的活动，也会没办法很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还往往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经济学原理影响上座率
马家辉认为，各种文化活动之间还会“互相竞争”，造成资源重叠与浪费。“这些活动竞争观众的时间，竞争观众的体力。以我个人为例，比如我今天想来听听董启章讲‘香港需要文学馆’，而今天上午又几乎同时有年轻作家韩丽珠开讲，下午还有也斯的演讲，我都想听，但就算我有这个时间，我也未必有这个精力。早上听完韩丽珠，下午听也斯，我实在应付不了。”马家辉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商品和服务都有一个最优化的“点”，过了这个“点”，效果就会“往下走”。“我有点担心今年书展会过了这个‘点’。有人会担心书展会不会像嘉年华一样那么嘈杂，可是我的担心不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去选，一定有东西能给你选的，所以我不会担心‘书展文化程度不够’这样的议论，我反而担心活动项目太多了，担心主讲人做不了那么多的准备，最后影响了讲座的效果。”对于各种名人讲座，马家辉还担心这样的尴尬情况：本来预估某位作家的讲座有三百个听众，结果只来了几十个。“本来以这个作者的知名度、和主办方的关系，是不会被这样冷落的，可是结果就是这样，有人不知道还以为这个作者不受欢迎，其实这都是有经济学原理在背后的作用。”
其实这是一个阅读嘉年华
在马家辉看来，香港书展20周年算是圆满走完了第一个阶段，这个过程有很多改革和创新。“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想我们应该要感恩的。仅仅是让卖书这件事情成为香港每年一度的城市焦点，这已经值得用感恩的心情去看待了。可是过了20年，我们也应该考虑更多在结构、制度上的改革。”马家辉认为，具体如何改革，首先要考虑到传统因素，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书籍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因此他们会批评书展太喧嚣纷杂，不是读书这样安静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香港书展改名为‘香港阅读嘉年华’，以此为名，不就没事了吗？即使阅读的，也是嘉年华。只要与阅读有关的，就可以进来，大家一起参与，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方便读者。”马家辉说，他也建议政府另外再主办一个“纯粹”的书展，专门举办一些与出版、文化有关的活动，尤其要在版权贸易方面做出色一些。
“在书籍的自由花园里，大人和孩子都应被鼓励去探索和嗅闻。你永远不知道将在何时何地触碰到第一本启蒙之书，但只要多去亲近书本一次，便是多了一回窥探的可能。放开胸怀，认真地、全面地看待书展的真面目，等于认真地、全面地看待香港的阅读需要。我认为，香港书展可能是全世界最坦然和诚实面对社会需求的书展。对于这项一年一度举办的读书活动，我们总有去逛的理由。”在采访的最后，马家辉如是说。
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9/07/31/052035350.shtml
参观过香港书展的人会发现，香港书展具有两种面貌：一面是聚集了香港大小出版社、书店以及中国内地、台湾出版社的图书大卖场，城内所售图书多达百万，因此也被人称为“书墟”；另一面则是拥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举行的各种讲座、研讨会、座谈会看似普通，却常常是海内外文化名家、文学界翘楚或创意达人担任主角。
高调担任“香港书展大使”，几个月前就奔赴北京、上海、台北等地宣传香港书展的马家辉，更趋向于参与书展文化活动。7月27日上午，马家辉在主持“香港需要文学馆”座谈会之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坦言自己只在图书大卖场逛了一会儿，因为卖场里罗列的图书与他平时逛书店时看到的都大同小异。“我主要来书展扮演我该扮演的角色，主持、演讲、座谈等等，见见一些朋友。”
香港书展有什么优点值得内地书展、读书活动借鉴？马家辉认为，对人流的管理和把握是香港书展最明显的特点。“如何管理90多万以上的人流，并保证不会出什么乱子，这非常关键。我发现香港书展在这方面只有几个人在负责安排，却可以办得如此顺利。”马家辉告诉记者，香港书展对各项文化活动观众的预估、疏导也做得很好，他们可以即时反应，使活动不受影响，让主讲人完全放心。“我了解到内地一些读书讲座活动的现场有时会非常拥挤，甚至主讲人也会被挤在人群中，无法顺利出入，我想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可以到香港书展来取取经。当然，内地书展和读书活动所展出的图书在内容上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这一点也值得香港书展学习。”马家辉说。
做大寿请客规模自然就大
对于今年香港书展的整体状况，马家辉认为今年的参观人数和活动规模都比以往跃升了一个层次。“在我的印象中，去年影响稍微大一点的讲座和活动大概只有六七十个，今年则有两百多个。可能是因为今年是书展二十周年，拓展了新的空间，所以规模搞得比较大。就像一个人做大寿，请客的规模自然就大了。但我担心的是凡事都有一个极限，一旦过了那个极限，要么就会停下来，要么就会产生反效果。”马家辉告诉记者，书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而人的精力又总是有限的，除了专业人士会把时间、精力花在这里之外，恐怕普通老百姓不一定会太感兴趣，一些不关注文化活动的年轻人就更不会来参加了。“即使是那些对文化有兴趣的人，面对这么多的活动，也会没办法很好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还往往会把自己弄得很累。”
经济学原理影响上座率
马家辉认为，各种文化活动之间还会“互相竞争”，造成资源重叠与浪费。“这些活动竞争观众的时间，竞争观众的体力。以我个人为例，比如我今天想来听听董启章讲‘香港需要文学馆’，而今天上午又几乎同时有年轻作家韩丽珠开讲，下午还有也斯的演讲，我都想听，但就算我有这个时间，我也未必有这个精力。早上听完韩丽珠，下午听也斯，我实在应付不了。”马家辉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商品和服务都有一个最优化的“点”，过了这个“点”，效果就会“往下走”。“我有点担心今年书展会过了这个‘点’。有人会担心书展会不会像嘉年华一样那么嘈杂，可是我的担心不在这里，只要你愿意去选，一定有东西能给你选的，所以我不会担心‘书展文化程度不够’这样的议论，我反而担心活动项目太多了，担心主讲人做不了那么多的准备，最后影响了讲座的效果。”对于各种名人讲座，马家辉还担心这样的尴尬情况：本来预估某位作家的讲座有三百个听众，结果只来了几十个。“本来以这个作者的知名度、和主办方的关系，是不会被这样冷落的，可是结果就是这样，有人不知道还以为这个作者不受欢迎，其实这都是有经济学原理在背后的作用。”
其实这是一个阅读嘉年华
在马家辉看来，香港书展20周年算是圆满走完了第一个阶段，这个过程有很多改革和创新。“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想我们应该要感恩的。仅仅是让卖书这件事情成为香港每年一度的城市焦点，这已经值得用感恩的心情去看待了。可是过了20年，我们也应该考虑更多在结构、制度上的改革。”马家辉认为，具体如何改革，首先要考虑到传统因素，比如很多人都认为书籍应该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因此他们会批评书展太喧嚣纷杂，不是读书这样安静的事情。“所以，我建议香港书展改名为‘香港阅读嘉年华’，以此为名，不就没事了吗？即使阅读的，也是嘉年华。只要与阅读有关的，就可以进来，大家一起参与，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方便读者。”马家辉说，他也建议政府另外再主办一个“纯粹”的书展，专门举办一些与出版、文化有关的活动，尤其要在版权贸易方面做出色一些。
“在书籍的自由花园里，大人和孩子都应被鼓励去探索和嗅闻。你永远不知道将在何时何地触碰到第一本启蒙之书，但只要多去亲近书本一次，便是多了一回窥探的可能。放开胸怀，认真地、全面地看待书展的真面目，等于认真地、全面地看待香港的阅读需要。我认为，香港书展可能是全世界最坦然和诚实面对社会需求的书展。对于这项一年一度举办的读书活动，我们总有去逛的理由。”在采访的最后，马家辉如是说。
詹宏志：我看香港書展
詹宏志：我看香港書展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今年由文化人馬家輝、梁文道當「香港書展大使」，6月起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城市講談、推廣，並邀請了陳丹青、賈樟柯、王安憶、陳子善、李公明、謝友順、詹宏志、張大春等擔任「香港書展之友」。其中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店，張大春與詹宏志分享了對香港書展的印象和參與經驗，特此摘錄從第一屆即已參加香港書展的知名台灣文化人詹宏志，對香港書展的觀察與嘉言。
我自己是跟香港書展很密切，從第一屆香港書展就開始參加。很長時間裏每一年都是參展商，也有很多年是去演講，但不管有沒有參展或活動，我都是去找書的人。在成為一個書商之前，我是一個讀者，我有非常多跟香港之間的讀書的關係。
偶然接近香港文字
特別這幾年我回頭想，仔細檢查自己的經歷，發現香港書和台灣讀者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原以為的更親密。比如我小時候讀《南國電影》，那是1963、64、65這段時間的舊雜誌，是從我姊姊或同學的姊姊那裏借來的，她們都把它當作時尚雜誌來看，閱讀流行的線索，想像流行的面貌。但我讀這個雜誌，讀到某個地方就會感到困惑，雜誌裏有個session（單元），用不同顏色的新聞紙印，那是報道好萊塢影訊。讓我困惑的是那裏面的字跟我熟悉的有變化。比如說，Hollywood不叫好萊塢，叫荷李活；約翰‧韋恩（John Wayne）叫尊榮；我們的葛雷葛萊‧畢克（Gregory Peck，侯孝賢每次笑說「割來割去割屁股」的那一位），變成格利哥利柏；演007的Sean Connery史恩‧康納萊，那上面譯作辛‧康納利，那還認得出來，但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譯成占士邦，那就不好認了……我當時很困惑，跟姊姊說這是什麼回事，為什麼這麼奇怪？我姊姊就說因為那是香港的翻譯。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南國電影》是邵氏影業的宣傳刊物，但即使知道，我也不介意被這麼美麗的雜誌洗腦，封面都有美女照片，林黛、李麗華、凌波、樂蒂。它比大部分國民黨的宣傳刊物好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那時候我會讀《讀者文摘》。小學國文老師叫我們多看《讀者文摘》，因為它文字很好，如果多看它的文章你的作文成績就會好。後來我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果然，真的，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第一次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就拿了第一名，可見得不錯。等我長大對文字感興趣後，發現「讀者文摘體」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內地的中文，也不是香港的中文。直到80年代我聽到思果的演講，突然間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讓這個語言到處可以通。裏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面對民眾：香港書展有，台北書展沒有
香港有很多見多識廣的人，是一個享受來自世界各地東西的社會。後來我離開遠流工作便停下來，直到1996年後重新回來做出版，做了雜誌辦了出版社，眼看九七在即，我渴望知道九七帶來的命運變化，所以1997年初就在香港成立「香港城邦」。90年開始我參加香港書展，跟出版社去或自己去，從97年後我所創辦的出版社就不在台灣館了，而是和香港出版社一起，有機會能跟當地讀者更接近。
城邦在香港一年可賣出一億港幣的書，即使是一個完全引進台灣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在香港也能被當作當地出版社一樣來接納。
民眾是最大的能量來源，但台北書展單位並沒有面對它。香港書展因為直接面對平民大眾，這就是香港文化的構成，就直接得到力量，比較阿Q的想，若以入場人次來看，香港書展應是全世界最大的書展。這件事也許是個啟發，因為這個前提，書展要規劃和創造的氛圍就跟這件事有關。有了這麼大的跟讀者接觸，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這個場合塑造了各式各樣讀者與作者接觸的機會。當作者發現你的作者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被閱讀，對作者來說一定是有意思的——香港讀者讀你的書，其實沒有參照點，他必須穿透困難才能認同欣賞這些書。同樣的西西、董啟章來到台灣，他所說的成長架構也不是台灣熟悉的，這個接觸肯定是閱讀中迷人的部分。在其他書展裏很難看到像香港書展這樣作者跟讀者接觸時的熱度、發生的數量。這麼多類型，這麼多國家的作者在這裏都能夠找到共鳴，這是香港書展的特色。
扮演兩岸三地大書目
香港書展目前來看是真正的「兩岸三地的平台」，這字眼不只在書展如此，在街上的書店裏，繁簡體字書在同一架上，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不必什麼體書店去處理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買書的人、賣書的人都不覺得需要去區分繁簡體書，香港人也習慣書的來源這麼複雜。香港是唯一保留住兩岸「大書目」的地方──台灣讀者對台灣出版的中文書很了解，但台灣以外的中文書便了解很少。內地更不用說，出了一省，對另外一省的就不太了解。香港是少數一個地方，對台灣、內地的書種都能理解，都很敏感，所以可以累積成華文地區「大書目」的概念。
香港本地出版的力量可能不大，因為人口的規模，主流出版能做的書種可能很局限，比方實用書、文學書，很多知識性議題書出版得少，但香港有很多非主流的小出版社藏在市場的角落，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我也是從這些地方，認識了很多書上的作者。這些作者從來無法變成香港主流的作者，但在角落裏有各式各樣的小出版社把這樣的書出來，前仆後繼，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創造力在香港一直沒有斷。香港書展因為夠規模，角落裏各種只用一個攤位的出版社，非常值得注意，是有趣的、代表對某種議題不滿足的出版者，這個生態是台灣知識界值得去想的。未來這個局面還會繼續變化，台灣和內地的變化，也會牽動了香港的位置。我是比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更樂觀的，香港書展作為一個窗口，有很多可以觀看的線索。
[整理／方素云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7月22日
【明報專訊】香港書展今年由文化人馬家輝、梁文道當「香港書展大使」，6月起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城市講談、推廣，並邀請了陳丹青、賈樟柯、王安憶、陳子善、李公明、謝友順、詹宏志、張大春等擔任「香港書展之友」。其中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店，張大春與詹宏志分享了對香港書展的印象和參與經驗，特此摘錄從第一屆即已參加香港書展的知名台灣文化人詹宏志，對香港書展的觀察與嘉言。
我自己是跟香港書展很密切，從第一屆香港書展就開始參加。很長時間裏每一年都是參展商，也有很多年是去演講，但不管有沒有參展或活動，我都是去找書的人。在成為一個書商之前，我是一個讀者，我有非常多跟香港之間的讀書的關係。
偶然接近香港文字
特別這幾年我回頭想，仔細檢查自己的經歷，發現香港書和台灣讀者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原以為的更親密。比如我小時候讀《南國電影》，那是1963、64、65這段時間的舊雜誌，是從我姊姊或同學的姊姊那裏借來的，她們都把它當作時尚雜誌來看，閱讀流行的線索，想像流行的面貌。但我讀這個雜誌，讀到某個地方就會感到困惑，雜誌裏有個session（單元），用不同顏色的新聞紙印，那是報道好萊塢影訊。讓我困惑的是那裏面的字跟我熟悉的有變化。比如說，Hollywood不叫好萊塢，叫荷李活；約翰‧韋恩（John Wayne）叫尊榮；我們的葛雷葛萊‧畢克（Gregory Peck，侯孝賢每次笑說「割來割去割屁股」的那一位），變成格利哥利柏；演007的Sean Connery史恩‧康納萊，那上面譯作辛‧康納利，那還認得出來，但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譯成占士邦，那就不好認了……我當時很困惑，跟姊姊說這是什麼回事，為什麼這麼奇怪？我姊姊就說因為那是香港的翻譯。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南國電影》是邵氏影業的宣傳刊物，但即使知道，我也不介意被這麼美麗的雜誌洗腦，封面都有美女照片，林黛、李麗華、凌波、樂蒂。它比大部分國民黨的宣傳刊物好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那時候我會讀《讀者文摘》。小學國文老師叫我們多看《讀者文摘》，因為它文字很好，如果多看它的文章你的作文成績就會好。後來我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果然，真的，考試、作文比賽無往不利，第一次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就拿了第一名，可見得不錯。等我長大對文字感興趣後，發現「讀者文摘體」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內地的中文，也不是香港的中文。直到80年代我聽到思果的演講，突然間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創造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讓這個語言到處可以通。裏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也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裏製造出來的，一流的散文家，但現在中文版的《讀者文摘》沒有這個力量。
面對民眾：香港書展有，台北書展沒有
香港有很多見多識廣的人，是一個享受來自世界各地東西的社會。後來我離開遠流工作便停下來，直到1996年後重新回來做出版，做了雜誌辦了出版社，眼看九七在即，我渴望知道九七帶來的命運變化，所以1997年初就在香港成立「香港城邦」。90年開始我參加香港書展，跟出版社去或自己去，從97年後我所創辦的出版社就不在台灣館了，而是和香港出版社一起，有機會能跟當地讀者更接近。
城邦在香港一年可賣出一億港幣的書，即使是一個完全引進台灣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在香港也能被當作當地出版社一樣來接納。
民眾是最大的能量來源，但台北書展單位並沒有面對它。香港書展因為直接面對平民大眾，這就是香港文化的構成，就直接得到力量，比較阿Q的想，若以入場人次來看，香港書展應是全世界最大的書展。這件事也許是個啟發，因為這個前提，書展要規劃和創造的氛圍就跟這件事有關。有了這麼大的跟讀者接觸，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這個場合塑造了各式各樣讀者與作者接觸的機會。當作者發現你的作者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被閱讀，對作者來說一定是有意思的——香港讀者讀你的書，其實沒有參照點，他必須穿透困難才能認同欣賞這些書。同樣的西西、董啟章來到台灣，他所說的成長架構也不是台灣熟悉的，這個接觸肯定是閱讀中迷人的部分。在其他書展裏很難看到像香港書展這樣作者跟讀者接觸時的熱度、發生的數量。這麼多類型，這麼多國家的作者在這裏都能夠找到共鳴，這是香港書展的特色。
扮演兩岸三地大書目
香港書展目前來看是真正的「兩岸三地的平台」，這字眼不只在書展如此，在街上的書店裏，繁簡體字書在同一架上，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對，不必什麼體書店去處理它，是自然而然的事。買書的人、賣書的人都不覺得需要去區分繁簡體書，香港人也習慣書的來源這麼複雜。香港是唯一保留住兩岸「大書目」的地方──台灣讀者對台灣出版的中文書很了解，但台灣以外的中文書便了解很少。內地更不用說，出了一省，對另外一省的就不太了解。香港是少數一個地方，對台灣、內地的書種都能理解，都很敏感，所以可以累積成華文地區「大書目」的概念。
香港本地出版的力量可能不大，因為人口的規模，主流出版能做的書種可能很局限，比方實用書、文學書，很多知識性議題書出版得少，但香港有很多非主流的小出版社藏在市場的角落，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我也是從這些地方，認識了很多書上的作者。這些作者從來無法變成香港主流的作者，但在角落裏有各式各樣的小出版社把這樣的書出來，前仆後繼，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創造力在香港一直沒有斷。香港書展因為夠規模，角落裏各種只用一個攤位的出版社，非常值得注意，是有趣的、代表對某種議題不滿足的出版者，這個生態是台灣知識界值得去想的。未來這個局面還會繼續變化，台灣和內地的變化，也會牽動了香港的位置。我是比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更樂觀的，香港書展作為一個窗口，有很多可以觀看的線索。
[整理／方素云 編輯：黃靜]
7/20/2009
紀碩鳴專訪獨立作家、民族問題專家王力雄
專訪：獨立作家、民族問題專家王力雄
新疆問題需要新思維和大轉變 ．紀碩鳴
王力雄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新疆暴亂，一百八十多人的死亡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公布的殺戮暴行慘絕人寰，一些遇害的漢人被利刀割喉甚至身首異處，是中國近年來最為觸目驚心的大規模暴亂事件。從去年西藏拉薩的暴亂到今年新疆的暴行，可以看到，中國的民族矛盾、誤解和分歧，有更為惡化的趨勢。著有政治寓言小說《黃禍》、西藏問題研究《天葬》等書的民間獨立作家王力雄，在二零零七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中就預言：「新疆問題有取代西藏問題的趨勢，將成為大陸最頭痛的問題。」而早在二零零二年左右，他多次表示，「新疆的危險正逼近臨界點」。
從一九八零年至今，王力雄曾十次周遊新疆，跑遍新疆的所有地區。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王力雄回顧他在一九九九年設想寫一本新疆的「《天葬》」，在新疆蒐集資料時，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罪名將他投入牢獄四十多天。王力雄說，了解國家被如何治理本應是公民的知情權，但對當局來說，其統治卻是被壟斷的機密，不得觸碰。不過，牢獄經歷也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王力雄在獄中結識的維族朋友，向他打開心扉，帶他走進維吾爾人的內心世界。
出獄後，王力雄四度重返新疆探訪，在維族朋友帶領下深入基層的維族世界。他向亞洲週刊直言，現在新疆的民族仇恨比以往更高，當民族矛盾演變為種族衝突，形成積重難返的結果，僅靠政策的調整和局部治理已經無法解決，「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最根本的要取決於整個社會的轉型」。以下是訪問摘要：
暴亂事件發生後，大家關注起因，你覺得該從哪些地方去探究起因呢？
現在很多的討論是把結果當原因，我覺得只會導致更加模糊。雖然不少人認為，這次官方改變了以往封鎖資訊的做法，但是我並不信任官方公布的資訊。在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去年西藏事件的真相等仍然被嚴密封鎖之時，憑什麼斷定，這次事件中官方所言，就是真實的、是真相呢？我不認為，依當局提供的資訊和讓媒體很有限度的採訪，就能構成整個事件的真相。所以，事件是怎麼引起的？有沒有海外勢力操控？有沒有恐怖團夥的參與？至少是現有的資訊讓我仍然無從判斷。但我可以說，根本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中國政府民族政策的失敗。
依你看，漢維兩個民族主要的誤解和分歧是什麼？
那存在很多方面。但比較重要的還是在移民，對維族人來說，新疆現在相當於「殖民地」，很多維族人心中都這樣想。新疆本地的資源被大量運往內地，而原住民並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大量的漢人到新疆工作和尋找生計。從當年的知識青年支邊，很大原因是內地城市的就業困難，二百多萬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漢人的屯墾組織。在大躍進之後的饑餓年代又有大量漢族流民進入新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有更多的漢人遷移到新疆。移民與原住民爭奪資源。類似西氣東輸那樣的工程，把石油、煤、礦等資源開發運往內地，雖然經濟不斷發展，投資也不斷增加，可是新疆當地民族並不覺得他們得到利益。這肯定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網上不少人抱怨，對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提出質疑，長期以來實施對少數民族的傾斜政策要有所反思？
糾纏於具體的政策問題，還是在把結果當原因。如果在結果中論是非，自己都說自己有理，但是真正的根源並不在這裏。比如「九一一」當然是恐怖犯罪，但為什麼會產生「九一一」呢？西方與穆斯林是怎麼敵對的？恐怖主義又是如何產生的？應該思考這些更深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就事論事，去打阿富汗或是伊拉克。新疆和西藏發生的事件波及面如此之廣，簡單歸結為境外勢力，他們有那麼大能量把一個強大的中國攪成這樣嗎？一個全世界都要小心對待的大國，有無盡的資源，為什麼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去操縱民眾，而是被境外的勢力操縱了民眾呢？去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爺爺，今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奶奶。為什麼民眾不聽你的？而是聽他們的？要從中國民族政策的根本去反思，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不是去簡單地計較「高考加幾分」，「犯罪是否從輕」的細節。事實已經證明，現在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曾預言，新疆的危機正逼近臨界點，當時你的預言是基於什麼基礎？
民族之間的關係，如果從民族矛盾演變成了種族衝突，那就比較難挽回了。我說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文化上的分歧，政治上的對立，或者對歷史的爭論，這些主要集中在民族的上層，精英和知識分子之間，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存在。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政策的調整、文化的保護或歷史的還原來解決，但是一旦民族矛盾變成了種族衝突，成為以血緣劃分敵友，每一個普通的族群成員都要參與的戰爭，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就不是上述那些措施可以挽回的了。
你說的臨界點就是民族矛盾向種族衝突的轉變？
是的，那個時候我一直在說，快到臨界點了，應該趕快變啊。在沒到臨界點前，民族關係即使惡化也還能挽回，一旦過了臨界點，兩個民族會陷入勢不兩立。那些民族成員從出生，他的家庭、周圍的環境就會不斷灌輸：對方民族是敵人，仇恨將融化在他們的血液裏。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情況的出現，而事實正是不斷地在往這個方向走。
去年西藏，今年新疆，你覺得二者之間有些什麼異同？
我一直認為，新疆如果發生族群衝突，暴烈的程度會遠遠超出西藏，除了民族性格和宗教的差異，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藏的高海拔不是農耕文明適應的地理環境。儘管隨著市場化進程，漢人這些年也在進入西藏，但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幹線和旅遊點，農村牧場仍然少有漢人，因此西藏的普通百姓沒有面對與漢人的直接衝突。而新疆卻不同，例如新疆建設兵團就是直接紮根農村，與當地老百姓面對面的。雖然兵團說自己沒有與老百姓搶耕地，全是靠自己開荒，但這只是說了一個方面。新疆的農田全靠灌溉，你在上游開荒，把上游的水截走，下游的百姓怎麼會不受影響？那必然造成綠洲萎縮，農田沙化，導致下游百姓的怨恨。還有那些直接到新疆農村落戶的漢人，很多生活習慣，包括養豬等，在文化上都會與維族人有直接的衝突。這種衝突遍布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
維漢的衝突要遠超過漢藏？
可以說，新疆的民族主義動員比西藏廣深得多，正是因為有前面所說的基層直接面對面的衝突。在新疆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從孩子開始，漢族和維族就有一種對抗的心態。八九十年代，新疆的民族衝突、政治反抗、恐怖活動是相當多的。「九一一」之後，因為西方社會對穆斯林世界戒備和排斥，新疆的反抗活動隨之偃旗息鼓。但是矛盾並沒有解決，仇恨也沒有消除，還在不斷地積累，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很小的事情就能引起大的暴發。
問題客觀存在，該如何化解呢？
我能說的就是感慨「積重難返」，現在真正感到這個詞的含義是什麼。每當想到現狀，我就會產生一種百般無奈的感覺。目前已經過了臨界點，再要扭轉局面，小修小補是沒用的，必須要進行大的系統工程，是一個非常漫長艱苦的過程。那過程不能靠自然而然的演變完成，而是必須有總體的改變。現在的時髦是人們都會想當然地否定總體主義，認為只能靠演變。然而要看到，在一個已經僵化的系統中進行演變，不會存在跳出那個系統的邏輯，演變結果只能是越來越趨於潰敗，而不會實現超越，所以根本上一定要有系統的轉換，步驟可以是漸進的，但是系統的轉換是根本。中國必須進行這種轉換，哪怕僅僅是為了解決民族問題，也得有這種大變化。
有人說民族自治過時了，你認為呢？
的確國內這種聲音近年不斷放大，說民族自治是蘇聯模式，已被證明失敗，應該採納美國模式，不去人為地劃分民族、強調民族。這似乎已經成為主流聲音，權力當局對此也會很有興趣。但是你不能光講美國模式，而不看到美國模式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民主和對人權的保證。如果個人權利能夠得到保證，由具有人權的個人組成的族群當然也會有得到保證的權利，就不一定需要民族區域自治。而在個人權利得不到保證的時候，民族的權利怎麼得到保證呢？如果這時再被剝奪掉民族區域自治的保護，便只能受到更多欺凌。所以我說，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很難產生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不過，當政治制度發生轉型時，恰恰可能使得原本積壓的民族矛盾大暴發。從蘇聯解體，到南斯拉夫內戰，到當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等都可以看到轉型過程的險惡。如何解決這種與民主轉型如影相隨的民族衝突，避免所出現的災難，又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新疆問題需要新思維和大轉變 ．紀碩鳴
王力雄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新疆暴亂，一百八十多人的死亡數字還在不斷上升，公布的殺戮暴行慘絕人寰，一些遇害的漢人被利刀割喉甚至身首異處，是中國近年來最為觸目驚心的大規模暴亂事件。從去年西藏拉薩的暴亂到今年新疆的暴行，可以看到，中國的民族矛盾、誤解和分歧，有更為惡化的趨勢。著有政治寓言小說《黃禍》、西藏問題研究《天葬》等書的民間獨立作家王力雄，在二零零七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中就預言：「新疆問題有取代西藏問題的趨勢，將成為大陸最頭痛的問題。」而早在二零零二年左右，他多次表示，「新疆的危險正逼近臨界點」。
從一九八零年至今，王力雄曾十次周遊新疆，跑遍新疆的所有地區。接受亞洲週刊訪問，王力雄回顧他在一九九九年設想寫一本新疆的「《天葬》」，在新疆蒐集資料時，當局以「竊取國家機密」罪名將他投入牢獄四十多天。王力雄說，了解國家被如何治理本應是公民的知情權，但對當局來說，其統治卻是被壟斷的機密，不得觸碰。不過，牢獄經歷也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王力雄在獄中結識的維族朋友，向他打開心扉，帶他走進維吾爾人的內心世界。
出獄後，王力雄四度重返新疆探訪，在維族朋友帶領下深入基層的維族世界。他向亞洲週刊直言，現在新疆的民族仇恨比以往更高，當民族矛盾演變為種族衝突，形成積重難返的結果，僅靠政策的調整和局部治理已經無法解決，「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最根本的要取決於整個社會的轉型」。以下是訪問摘要：
暴亂事件發生後，大家關注起因，你覺得該從哪些地方去探究起因呢？
現在很多的討論是把結果當原因，我覺得只會導致更加模糊。雖然不少人認為，這次官方改變了以往封鎖資訊的做法，但是我並不信任官方公布的資訊。在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去年西藏事件的真相等仍然被嚴密封鎖之時，憑什麼斷定，這次事件中官方所言，就是真實的、是真相呢？我不認為，依當局提供的資訊和讓媒體很有限度的採訪，就能構成整個事件的真相。所以，事件是怎麼引起的？有沒有海外勢力操控？有沒有恐怖團夥的參與？至少是現有的資訊讓我仍然無從判斷。但我可以說，根本的原因不是別的，而是中國政府民族政策的失敗。
依你看，漢維兩個民族主要的誤解和分歧是什麼？
那存在很多方面。但比較重要的還是在移民，對維族人來說，新疆現在相當於「殖民地」，很多維族人心中都這樣想。新疆本地的資源被大量運往內地，而原住民並沒有從中得到好處。大量的漢人到新疆工作和尋找生計。從當年的知識青年支邊，很大原因是內地城市的就業困難，二百多萬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漢人的屯墾組織。在大躍進之後的饑餓年代又有大量漢族流民進入新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有更多的漢人遷移到新疆。移民與原住民爭奪資源。類似西氣東輸那樣的工程，把石油、煤、礦等資源開發運往內地，雖然經濟不斷發展，投資也不斷增加，可是新疆當地民族並不覺得他們得到利益。這肯定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網上不少人抱怨，對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提出質疑，長期以來實施對少數民族的傾斜政策要有所反思？
糾纏於具體的政策問題，還是在把結果當原因。如果在結果中論是非，自己都說自己有理，但是真正的根源並不在這裏。比如「九一一」當然是恐怖犯罪，但為什麼會產生「九一一」呢？西方與穆斯林是怎麼敵對的？恐怖主義又是如何產生的？應該思考這些更深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就事論事，去打阿富汗或是伊拉克。新疆和西藏發生的事件波及面如此之廣，簡單歸結為境外勢力，他們有那麼大能量把一個強大的中國攪成這樣嗎？一個全世界都要小心對待的大國，有無盡的資源，為什麼不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去操縱民眾，而是被境外的勢力操縱了民眾呢？去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爺爺，今年的事件歸罪一個老奶奶。為什麼民眾不聽你的？而是聽他們的？要從中國民族政策的根本去反思，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不是去簡單地計較「高考加幾分」，「犯罪是否從輕」的細節。事實已經證明，現在是出了很大的問題。
你曾預言，新疆的危機正逼近臨界點，當時你的預言是基於什麼基礎？
民族之間的關係，如果從民族矛盾演變成了種族衝突，那就比較難挽回了。我說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文化上的分歧，政治上的對立，或者對歷史的爭論，這些主要集中在民族的上層，精英和知識分子之間，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存在。這種矛盾可以通過政策的調整、文化的保護或歷史的還原來解決，但是一旦民族矛盾變成了種族衝突，成為以血緣劃分敵友，每一個普通的族群成員都要參與的戰爭，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就不是上述那些措施可以挽回的了。
你說的臨界點就是民族矛盾向種族衝突的轉變？
是的，那個時候我一直在說，快到臨界點了，應該趕快變啊。在沒到臨界點前，民族關係即使惡化也還能挽回，一旦過了臨界點，兩個民族會陷入勢不兩立。那些民族成員從出生，他的家庭、周圍的環境就會不斷灌輸：對方民族是敵人，仇恨將融化在他們的血液裏。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情況的出現，而事實正是不斷地在往這個方向走。
去年西藏，今年新疆，你覺得二者之間有些什麼異同？
我一直認為，新疆如果發生族群衝突，暴烈的程度會遠遠超出西藏，除了民族性格和宗教的差異，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藏的高海拔不是農耕文明適應的地理環境。儘管隨著市場化進程，漢人這些年也在進入西藏，但主要是集中在大城市、交通幹線和旅遊點，農村牧場仍然少有漢人，因此西藏的普通百姓沒有面對與漢人的直接衝突。而新疆卻不同，例如新疆建設兵團就是直接紮根農村，與當地老百姓面對面的。雖然兵團說自己沒有與老百姓搶耕地，全是靠自己開荒，但這只是說了一個方面。新疆的農田全靠灌溉，你在上游開荒，把上游的水截走，下游的百姓怎麼會不受影響？那必然造成綠洲萎縮，農田沙化，導致下游百姓的怨恨。還有那些直接到新疆農村落戶的漢人，很多生活習慣，包括養豬等，在文化上都會與維族人有直接的衝突。這種衝突遍布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
維漢的衝突要遠超過漢藏？
可以說，新疆的民族主義動員比西藏廣深得多，正是因為有前面所說的基層直接面對面的衝突。在新疆一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從孩子開始，漢族和維族就有一種對抗的心態。八九十年代，新疆的民族衝突、政治反抗、恐怖活動是相當多的。「九一一」之後，因為西方社會對穆斯林世界戒備和排斥，新疆的反抗活動隨之偃旗息鼓。但是矛盾並沒有解決，仇恨也沒有消除，還在不斷地積累，積累到一定的時候，很小的事情就能引起大的暴發。
問題客觀存在，該如何化解呢？
我能說的就是感慨「積重難返」，現在真正感到這個詞的含義是什麼。每當想到現狀，我就會產生一種百般無奈的感覺。目前已經過了臨界點，再要扭轉局面，小修小補是沒用的，必須要進行大的系統工程，是一個非常漫長艱苦的過程。那過程不能靠自然而然的演變完成，而是必須有總體的改變。現在的時髦是人們都會想當然地否定總體主義，認為只能靠演變。然而要看到，在一個已經僵化的系統中進行演變，不會存在跳出那個系統的邏輯，演變結果只能是越來越趨於潰敗，而不會實現超越，所以根本上一定要有系統的轉換，步驟可以是漸進的，但是系統的轉換是根本。中國必須進行這種轉換，哪怕僅僅是為了解決民族問題，也得有這種大變化。
有人說民族自治過時了，你認為呢？
的確國內這種聲音近年不斷放大，說民族自治是蘇聯模式，已被證明失敗，應該採納美國模式，不去人為地劃分民族、強調民族。這似乎已經成為主流聲音，權力當局對此也會很有興趣。但是你不能光講美國模式，而不看到美國模式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民主和對人權的保證。如果個人權利能夠得到保證，由具有人權的個人組成的族群當然也會有得到保證的權利，就不一定需要民族區域自治。而在個人權利得不到保證的時候，民族的權利怎麼得到保證呢？如果這時再被剝奪掉民族區域自治的保護，便只能受到更多欺凌。所以我說，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很難產生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個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權保證的社會體系，才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根本所在。
不過，當政治制度發生轉型時，恰恰可能使得原本積壓的民族矛盾大暴發。從蘇聯解體，到南斯拉夫內戰，到當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治等都可以看到轉型過程的險惡。如何解決這種與民主轉型如影相隨的民族衝突，避免所出現的災難，又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柴子文：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林毓生法治是中國出路
柴子文
林毓生精研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採取「創造性轉化」方向；他強調建設法治、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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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常常身不由己。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各種漩渦裏努力維持自己合情合理的理想。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林毓生離開給他啟蒙教育的北京（當時稱做北平），等到再回這塊土地，歷史已動盪波折三十年；如今他回上海準備文集在中國出版，光陰又過三十載。生逢亂世，他卻有幸遇見大師，有幸做一輩子自己喜歡的學問。
作為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林毓生被認為是華語界對自由主義原理掌握得最清晰的人，他精研作為強勢意識形態的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該採取「創造性轉化」的方向，被視為是解決中國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制度接榫難題最具建設性的方案之一。林毓生認為，歷史過程是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互動的結果；在不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因素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從這多元歷史觀的視角來看，他不同意五四式中國知識人帶著強烈反傳統格調的「思想革命」，認為那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一元式化約主義。在以天子制度及其正當性（「天命」觀念）為統合中心的傳統秩序崩潰後，中國陷入了全面的「秩序危機」。嚴峻的歷史環境及強調「思想革命」的簡單化主張，開啟了「進步」知識人投入激情的革命浪潮。雖然反對一元化思想決定論，但他認為嚴肅的思想工作有其重要性。在適當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配合之下，一套有系統的深刻思想可能發生如韋伯所說的歷史軌道上「轉轍夫」的功能。近年來，他特別強調建設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the rule by law）、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社會其他條件良性互動的最重要的基礎。
六十年過去，林毓生對少年時代在北京的生活依然充滿留戀。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家境富裕，但生活很平民化。他喜歡自己坐電車去聽侯寶林說相聲。母親平等對待傭人的身教，讓他跟傭人們關係融洽。照顧他的傭人是滿洲貴族，讓他感受許多舊文化溫潤的底蘊，卻沒讓他接觸舊文化腐化的成分。未受當時嚴重的身份等級制束縛的家庭教育、不愁吃穿的生活環境讓他無需看別人臉色，得以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國知識人喜歡講獨立，可自己生活裏大多並不獨立。林毓生認為，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和獨立性是他一生的幸運。
而林毓生的知識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最大得益於他的兩位授業恩師：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和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殷海光給他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人道德精神的召喚，而哈耶克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
對恩師殷海光，林毓生感念不忘他對學生自然平等的氣息。有一次課後，殷海光和五、六個學生圍坐在台灣大學文學院大門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談話開始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林毓生隨口發表自己的見解：「中國近幾十年來，凡是發生大影響的人，無一不是糊塗蟲！」沒想到這句話讓殷海光激動地站起來，態度嚴肅地說：「毓生，我可以為你這句話寫二十萬字的註解！」師生之間靈魂深度的共鳴以及老師對學生鼓勵的獨特方式，直到七十多歲講起，林毓生還為之動容。
在一九五五年台大的校園內，林毓生第一次聽到殷海光在課上引用艾克頓公爵「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來說明中國現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沒有辦法限制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擴張與濫用。那真是空谷足音！從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繼續推行右翼威權統治的歷史現象中，殷海光認為，中國問題的病根是五四早期民主憲政理想被相反兩極的左右意識形態所取代，而焦點在於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文化與制度，並使其在中國泥土上生根。正是帶著這樣的大問題，一九六零年，林毓生通過努力獲得難得的機會到美國學術的頂級殿堂——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成為哈耶克在美國任教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
令他很感詫異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從第二年開始給了他最高的獎學金、最好的老師，卻只是讓他用整整三年時間精讀十五六本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原典。更使他不解的是，他必須暫時放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的博士論文題目雖是五四（後改寫增訂後以《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但博士資格考試的題目卻與此毫不相關。後來，他漸漸理解，研讀原典乃是具體接觸原典中的精微深思與廣闊視野的過程，於潛移默化中增進了自己思想的靈活性、深度與廣度——深入原典的內部確是訓練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徑。該系每年從幾百個申請者中挑選兩三個學生，目的是要培養有思想原創力的少數知識精英。
從一九七零年開始，林毓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一直到二零零四年退休。一九七四年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時，友人余英時鼓勵他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跟他強調其重要性；也是在這次返台期間，他被當時台灣年輕人企盼「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更豐實的思想內容」的誠懇所打動，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因此，林毓生把這一年看成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
而當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打開大門時，林毓生也是第一批訪問北京的學術訪問團成員，他見到錢鍾書、費孝通，聽他們坦言自己是「出土文物」，對三十年封閉所導致的學術傳承中斷、社會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深感悲慟。所以，他自一九八一年首次受邀到中國大陸講學以來、於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希望能夠播下一些自由的種子。他說：「明知這想法相當天真，卻仍然做下去，無非是自求心安而已。 」
中國可嘗試法律特區
林毓生認為，大陸結束毛左翼極權統治，後毛時代氣氛轉好，有勁但成長有限，因為實行憲政民主、法治的阻力太大。鄧小平在優先維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開放市場，讓大家向錢看。在沒有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的境況中，權貴資本主義自然興起並變得猖獗。有權就能有錢，腐敗充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社會上的內在矛盾——強烈的貧富不均、普遍缺乏公正等越來越尖銳，而解決問題的資源卻越來越被政治力量所侵蝕與分化。龐大的官僚機構壓制言論、控制媒體；聳動人性中低層的慾望，媒體功能蛻化為協助權貴資本主義。教育的設計，主要仍為政治服務，又有肯定毛路線的新左派崛起。這些都不利於發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
那麼轉機在哪裏？林毓生認為，有些中國新一代有超越教條的格調。他們若有勁，或能開創新格局。再如，體制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能否拿出當年鄧搞經濟特區的信心和魄力，嘗試做法律特區，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實驗，逐步廢止不人道的政策法規，建立基層人權保障，培育程序理性。也不必急，做到成熟的時候，再向全國推展。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讓他感受到：民主選舉並不保證公共生活的成功，還需要公民德行和公民社會的支持。林毓生認為：台灣只是有了初階民主和初階法治，對此，李登輝與陳水扁負有重大責任。他們主政十二年，卻沒有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造，反而利用民主的空間做民粹主義的訴求，使民主的建設偏離了應走的軌道。民主的健全運作，需要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支撐。但這樣的支撐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民主最大的危險是墮落到利益集團的互相爭權奪利，而真正的公共議題反而被掩蓋。陳水扁剛上台的口號是「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結果卻是全家腐化，仍是「私性政治」。可見，民主也需要道德，應該建立支持法治運作的文化、道德、與社會機制，這需要從傳統道德中轉化出來，也需要引進西方共和主義。他說：「議員對待議題，需要對選民負責但也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成熟民主體制中，議員有時需要超越選民利益、個人利益。這些拿捏，台灣議員現在還沒有掌握。」台灣民主可以比現況好得多，能否逐步完善仍有待具體而有效的民主建設。
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反思，林毓生在深入梳理思想史後認為，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問題是：不容易認清唐吉珂德式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理想。中國傳統知識人有反抗政治腐化、權力濫用的傳統。在政治勢力的威脅與迫害之下，仍堅持人格獨立、真理之前人人平等。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的事蹟，可歌可泣，令人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需要轉化為建設的力量，首先要檢討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他在香港書展的演講題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就將分析儒學傳統政治道德化——「內聖外王」觀念的局限性，論述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博弈時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建立獨立於政治並進入政治過程的「現代民間社會」來展望未來兩者之間的博弈。■編按：林毓生是今年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講者。
柴子文
林毓生精研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採取「創造性轉化」方向；他強調建設法治、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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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常常身不由己。人所能做的，不過是在各種漩渦裏努力維持自己合情合理的理想。一九四八年，十四歲的林毓生離開給他啟蒙教育的北京（當時稱做北平），等到再回這塊土地，歷史已動盪波折三十年；如今他回上海準備文集在中國出版，光陰又過三十載。生逢亂世，他卻有幸遇見大師，有幸做一輩子自己喜歡的學問。
作為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傑出學者，林毓生被認為是華語界對自由主義原理掌握得最清晰的人，他精研作為強勢意識形態的五四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後，提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應該採取「創造性轉化」的方向，被視為是解決中國傳統與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與制度接榫難題最具建設性的方案之一。林毓生認為，歷史過程是思想、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互動的結果；在不同歷史脈絡中，這些不同因素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從這多元歷史觀的視角來看，他不同意五四式中國知識人帶著強烈反傳統格調的「思想革命」，認為那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一元式化約主義。在以天子制度及其正當性（「天命」觀念）為統合中心的傳統秩序崩潰後，中國陷入了全面的「秩序危機」。嚴峻的歷史環境及強調「思想革命」的簡單化主張，開啟了「進步」知識人投入激情的革命浪潮。雖然反對一元化思想決定論，但他認為嚴肅的思想工作有其重要性。在適當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配合之下，一套有系統的深刻思想可能發生如韋伯所說的歷史軌道上「轉轍夫」的功能。近年來，他特別強調建設法治（the rule of law，不是the rule by law）、公民德行與公民社會是中國社會走上良性軌道、社會其他條件良性互動的最重要的基礎。
六十年過去，林毓生對少年時代在北京的生活依然充滿留戀。父親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家境富裕，但生活很平民化。他喜歡自己坐電車去聽侯寶林說相聲。母親平等對待傭人的身教，讓他跟傭人們關係融洽。照顧他的傭人是滿洲貴族，讓他感受許多舊文化溫潤的底蘊，卻沒讓他接觸舊文化腐化的成分。未受當時嚴重的身份等級制束縛的家庭教育、不愁吃穿的生活環境讓他無需看別人臉色，得以自由發展自己的興趣。中國知識人喜歡講獨立，可自己生活裏大多並不獨立。林毓生認為，從小就有平等觀念和獨立性是他一生的幸運。
而林毓生的知識人使命感和理性精神，最大得益於他的兩位授業恩師：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和西方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台譯海耶克）。殷海光給他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人道德精神的召喚，而哈耶克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
對恩師殷海光，林毓生感念不忘他對學生自然平等的氣息。有一次課後，殷海光和五、六個學生圍坐在台灣大學文學院大門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談話開始涉及到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失誤。林毓生隨口發表自己的見解：「中國近幾十年來，凡是發生大影響的人，無一不是糊塗蟲！」沒想到這句話讓殷海光激動地站起來，態度嚴肅地說：「毓生，我可以為你這句話寫二十萬字的註解！」師生之間靈魂深度的共鳴以及老師對學生鼓勵的獨特方式，直到七十多歲講起，林毓生還為之動容。
在一九五五年台大的校園內，林毓生第一次聽到殷海光在課上引用艾克頓公爵「權力傾向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化」來說明中國現代史的病根之一，是沒有辦法限制與監督政治權力的擴張與濫用。那真是空谷足音！從蔣介石敗走台灣後繼續推行右翼威權統治的歷史現象中，殷海光認為，中國問題的病根是五四早期民主憲政理想被相反兩極的左右意識形態所取代，而焦點在於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文化與制度，並使其在中國泥土上生根。正是帶著這樣的大問題，一九六零年，林毓生通過努力獲得難得的機會到美國學術的頂級殿堂——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求學，成為哈耶克在美國任教期間的最後一個學生。
令他很感詫異的是，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從第二年開始給了他最高的獎學金、最好的老師，卻只是讓他用整整三年時間精讀十五六本自柏拉圖以降的西方原典。更使他不解的是，他必須暫時放下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他的博士論文題目雖是五四（後改寫增訂後以《中國意識的危機》出版），但博士資格考試的題目卻與此毫不相關。後來，他漸漸理解，研讀原典乃是具體接觸原典中的精微深思與廣闊視野的過程，於潛移默化中增進了自己思想的靈活性、深度與廣度——深入原典的內部確是訓練思想能力的有效途徑。該系每年從幾百個申請者中挑選兩三個學生，目的是要培養有思想原創力的少數知識精英。
從一九七零年開始，林毓生執教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主講中國思想史，一直到二零零四年退休。一九七四年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時，友人余英時鼓勵他撥出一部分時間用中文撰文，並跟他強調其重要性；也是在這次返台期間，他被當時台灣年輕人企盼「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更豐實的思想內容」的誠懇所打動，重新「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文化前途的曙光」。因此，林毓生把這一年看成自己思想成長的分水嶺。
而當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打開大門時，林毓生也是第一批訪問北京的學術訪問團成員，他見到錢鍾書、費孝通，聽他們坦言自己是「出土文物」，對三十年封閉所導致的學術傳承中斷、社會滿目瘡痍觸目驚心，深感悲慟。所以，他自一九八一年首次受邀到中國大陸講學以來、於討論自由主義思想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時，總是希望能夠播下一些自由的種子。他說：「明知這想法相當天真，卻仍然做下去，無非是自求心安而已。 」
中國可嘗試法律特區
林毓生認為，大陸結束毛左翼極權統治，後毛時代氣氛轉好，有勁但成長有限，因為實行憲政民主、法治的阻力太大。鄧小平在優先維持中共利益的前提下，絕不進行政治改革，只開放市場，讓大家向錢看。在沒有政治改革與法治建設的境況中，權貴資本主義自然興起並變得猖獗。有權就能有錢，腐敗充斥政治與社會各個層面。社會上的內在矛盾——強烈的貧富不均、普遍缺乏公正等越來越尖銳，而解決問題的資源卻越來越被政治力量所侵蝕與分化。龐大的官僚機構壓制言論、控制媒體；聳動人性中低層的慾望，媒體功能蛻化為協助權貴資本主義。教育的設計，主要仍為政治服務，又有肯定毛路線的新左派崛起。這些都不利於發展憲政民主和法治建設。
那麼轉機在哪裏？林毓生認為，有些中國新一代有超越教條的格調。他們若有勁，或能開創新格局。再如，體制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能否拿出當年鄧搞經濟特區的信心和魄力，嘗試做法律特區，推行符合法治精神的治理實驗，逐步廢止不人道的政策法規，建立基層人權保障，培育程序理性。也不必急，做到成熟的時候，再向全國推展。
而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讓他感受到：民主選舉並不保證公共生活的成功，還需要公民德行和公民社會的支持。林毓生認為：台灣只是有了初階民主和初階法治，對此，李登輝與陳水扁負有重大責任。他們主政十二年，卻沒有推行深刻的民主改造，反而利用民主的空間做民粹主義的訴求，使民主的建設偏離了應走的軌道。民主的健全運作，需要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的支撐。但這樣的支撐還沒有完整建立起來。民主最大的危險是墮落到利益集團的互相爭權奪利，而真正的公共議題反而被掩蓋。陳水扁剛上台的口號是「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結果卻是全家腐化，仍是「私性政治」。可見，民主也需要道德，應該建立支持法治運作的文化、道德、與社會機制，這需要從傳統道德中轉化出來，也需要引進西方共和主義。他說：「議員對待議題，需要對選民負責但也要對公共利益負責，成熟民主體制中，議員有時需要超越選民利益、個人利益。這些拿捏，台灣議員現在還沒有掌握。」台灣民主可以比現況好得多，能否逐步完善仍有待具體而有效的民主建設。
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人的反思，林毓生在深入梳理思想史後認為，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問題是：不容易認清唐吉珂德式無法落實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不合理的理想。中國傳統知識人有反抗政治腐化、權力濫用的傳統。在政治勢力的威脅與迫害之下，仍堅持人格獨立、真理之前人人平等。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的事蹟，可歌可泣，令人深深感動。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需要轉化為建設的力量，首先要檢討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關係。他在香港書展的演講題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的博弈」，就將分析儒學傳統政治道德化——「內聖外王」觀念的局限性，論述韋伯的「責任倫理」觀念在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力博弈時所能發揮的作用，並以建立獨立於政治並進入政治過程的「現代民間社會」來展望未來兩者之間的博弈。■編按：林毓生是今年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講者。
7/19/2009
王博士“尋關之旅”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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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等來了“尋關之旅”之先遣部隊——王福義博士夫婦，可以有機會向8003的友們，實況轉播一下我所居住的海南島。
王博士不愧是學地質環保的博士，點的菜單就是海南島之所以成為海島的“火山口國家地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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