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2010

陳伊敏:上海美術館的前世今生

「外灘遺民」
上海美術館的前世今生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時隔二十年,回想當年工廠、圖書館樓上的居住狀態其實是畸形的。那時人被迫到一個沒有選擇的境地的時候,就只有接受,否則就是面臨沒有安身之地。」五月,上海外灘美術館開館。上海女孩吳彥望二十多年前蝸居之所已搖身變成現代美術館如是感嘆。

上海外灘美術館坐落於上海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的外灘源片區,曾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亞洲文會大樓舊址。生於八十年代的吳彥一歲到十歲與父母住在這棟大樓頂層。

抵達外灘美術館前,吳彥還能在紙上清晰地畫出當時她家及鄰居佈局的平面圖,但當真正踏進已成為美術館展廳的六樓,她在這個陌生的空間裏踱步,要奮力從在二十年前的時空中拽回一些記憶來。「當時在我家視窗是看不到外灘的,只有一棟挨得很近的樓,如今那樓已經不見了。」從窗外景致到室內空間都難以找到當年的蛛絲馬了。

「我以前就住在這裏。這裏是我家。」

片刻後,她興奮得手舞足蹈:「對了對了,這個位置就是我家!這個位置就是我家!」接,她邊走邊用手在空中比劃出了門、閣樓、一個一個房間……「第三家、第四家、然後這裏是第九家……這裏以前是個樓梯入口,而這裏是九戶人家共同的廁所,居然還在!」這番動靜引起了美術館的工作人員的注意,吳彥強調:「我以前就住在這裏。這裏是我家。」聽得工作人員一臉茫然。此時的吳彥樂得像個孩子,好像回到了十歲的時候。

「當時九家人公用一個廁所,我家是離廁所最遠的。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痰盂,洗澡要去蘇州河橋邊的公共浴室……」吳彥說,起初是三個人睡一張,後來家裏自己搭了閣樓,她就睡在閣樓下的沙發。她還記得爸爸在閣樓坐起來頭會頂住天花版,但年幼的她卻樂得又蹦又跳。許多年後,媽媽仍笑她:居然能在這麼小的屋子奔跑。住戶需從特定的樓梯進出,而那條必經的狹窄陰暗的小巷時時有野貓出沒,把她嚇得心驚膽顫。隨後來生活不斷改善,習慣了良好居住環境的吳彥如今回望,這種種不便利像是「天方夜譚」。

吳彥的父親七十年代曾在圖書館工作,當時亞洲文會大樓一樓是印刷廠,二樓有個放映廳,作內部使用,三樓至五樓是藏書庫,六樓便是員工宿舍。她說,當時是沒有錢造新的員工住宅樓,只能把手上現有的可供使用的空間畸形式的使用,以應急。如今回訪這個童年住所,吳彥認為當時的建築功能是錯位、混雜的,因為沒有選擇才不得不接受住樓周圍有大量工廠,並蝸居在此。

雖然一家三口擠在十平方米的小空間,但吳彥的童年是快樂的。她很懷念鄰里之間在那樣一個公共空間的相處狀態。三四歲的吳彥,每個星期上幼稚園之前都挨家挨戶跟鄰居告別,告訴大家:她要住校一個星期了。而住在朝北不見陽光的房裏,她記憶裏的冬天總是特別冷,「毛巾都冰凍起來了」。夏天特別熱,家戶人家都一起睡到公共的大曬台上。但邊上工廠都有煙囪,早上起來,大家的鼻子都是黑乎乎的。「十分幽默好玩,right?」

流離與重構

上海在解放前已經確立了遠東金融和商貿中心的地位,因此城市中大部分遺留下的建築都是根據城市當時的這個功能特點設計建造的。解放以後大力提倡第一第二產業的發展,在市內大建工廠,由於沒有資金新建廠房,部分廠房就發生在與建築自身功能毫不相干的空間裏。直到改革開放,產業結構調整,恢復上海金融商貿中心地位,並大力推行第三產業,商業活動漸多,曾經佔據市中心位置的工廠或倒閉、或被遷至市郊,工人們也隨之遷徙。

吳彥家搬遷的故事卻和當年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關係不大。她父親後來重回大學,其工作領域因而改變。她說,她家算是在當時九家住戶較為幸運的,搬出來以後就此住進了上海最優良的區域,但有些住戶就因為這個產業結構調整而造成的人口遷移搬去了城市中的偏遠地區,無論從消費能力上還是行動便捷上來說,就此和這些建築還原出來的時尚和繁華關係疏離。但她認為,好在對奢侈生活的「盲目推崇症」在向可持續的生活觀念慢慢推進,因此開發商也通過建立美術館來稍稍紓緩一下純商業的浮躁。

「作為一個曾經生活在那裏的居民,試圖將記憶裏那些苦中作樂的內容重新植回它原本的發生地,卻發現雖然建築依舊存在,但曾經承載我記憶的那個部分已經被置換,面目全非了。這個變化是有點哀傷的。」吳彥說。她心裏還「糾結」一些鄉愁和期待。她希望這個美術館能夠在表面化的文化資本或者是資本宣傳機器的基礎上,更多地扮演外灘源和周圍社區間溝通人與人的角色,更加「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那時候的外灘,是每一個人的外灘。」

「那時候的外灘,是每一個人的外灘。現在打造出來的外灘源,雖然說是對外開放,但是那麼奢華的存在,無形中讓基層的普通人卻步。」在吳彥看來,外灘源的誕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產物,撇開它可能給開發商所帶來的商業價值不談,它的社會價值在於保護歷史建築的風貌和回歸並合理化利用建築設計時的原始功能。從這點上來說,它的存在是良性的。但正因為它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它在今天的風貌又同時折射出了今天社會裏主流推崇的價值觀,通過奢侈來實現身分。

與大多數的上海人對上海的眷戀和自豪不同,在加拿大留學並生活十年的吳彥說自己如今每次回到上海卻感到「難受和尷尬」。經過「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上海對她來說已沒有歸屬,像是來工作一趟。吳彥將之理解為自己內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價值觀、思維方式、做事方式都徹底「西化」了。她已習慣隨意發出各種大驚小叫的「怪」聲音,為此感到很自在。「我開心的時候會笑得很狂放,暢快。別人說笑得像男人。」然而在上海卻會感覺那麼多的「行為規範」, 被「另眼相看」。她打算很快又將回到加拿大,亦計劃日後可能到香港、台灣看一看,尋找更為自由的舞台。

[文/攝 陳伊敏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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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樓:歷史起伏文化地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上海外灘美術館所在的亞洲文會大樓舊址,坐落上海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的外灘源片區,從19世紀中期以來即是上海的公共文化和學術交流中心。讓我們回溯這棟老樓的歷史:

1874年,在租界政府的支援下,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募集社會資金,在上圓明園路(今虎丘路)20號建成永久性會址,內設圖書館、博物院和演講廳。其中,博物院也稱為「上海博物院」,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也曾經是遠東地區中國標本和文物收藏最富、影響最大、功能最全的社會教育和文化交流機構。

1929年會所房屋發現白蟻,被迫募款改建。1933年,今日所見的亞洲文會大樓在原址重建開放,由英商公和洋行設計,大樓的外觀主要是歐洲裝飾主義建築風格,同時糅進了一些中國傳統的裝飾元素。在陳列佈置上,參照當時歐美博物館的陳列手法,把展品陳設於大玻璃櫃中,配以天然景物,改名「上海博物院」向社會開放。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北華支會已將圖書館及博物院所藏部分標本、文物轉移出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文會大樓被日軍強佔,大批的藏書、文物被劫到東京。日本投降後追回了一些,但有一些遺失,大樓仍由北華支會使用。

1952年,這個中國最早的博物館停辦,藏品由新組建的上海博物館、上海自然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分類接受。接管後樓房先後作為上海歷史與建設博物館籌備處、上海自然博物館籌備處等。後由上海圖書館使用,當作書庫。20世紀90年代初,原大樓底層的唐家住房連同二樓的「伍連德講堂」則成為證券公司的營業大廳。

2005年,上海洛克菲勒集團外灘源綜合開發有限公司獲得美術館所在街區的開發權,決定修繕亞洲文會大樓。2007年,英籍建築設計師大衛.奇普菲爾德受邀擔任美術館建築改造的設計任務。最大的變動就是將最上部的三層空間連通起來。上海外灘美術館將於2010年5月正式對外開放。開館首展為《蔡國強:農民達芬奇》。

帽子有如畫框

帽子令你更美麗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很多女士不敢戴帽子,其實帽子能夠馬上給女性一個風格,前衛、優雅、高貴、隨意,一個人可以有多種風格,道具只需一頂帽子。遠在民初年代,中國名媛如宋慶齡、宋美齡、少帥張學良夫人,已經很chic,把帽子戴得很好看,而且帽子的位置全部都戴得正確。宋慶齡跟國父孫文結婚時,亦戴上了精緻的帽子。

為什麼我們現代人反而不戴帽子,亦不懂得戴?其實道理很簡單,帽子的crown有多高你便把它拉到剛頂頭頂便一定不會錯。香港女士戴帽子最大的錯誤,便是只顧髮型,為了不把髮型弄亂,便把帽子戴在腦後,那是很可笑很大鄉里的。學士、碩士、博士、榮譽博士的帽子都要蓋到半個前額的位置,在舉行學院儀式也把帽子放錯位置,是很失禮的事。髮型應遷就帽子,而不是帽子遷就髮型。

我的帽子多半購自巴黎,有一頂放在桌子上平扁如兩個大pancakes,但一戴到頭上便立體得很。我買時貨剛到,連售貨員都沒搞清楚怎麼戴法,那設計太聰明了。另一頂像倒轉花盆的,朋友們都阻止我買,因為太怪誕了,但是我愛上了它的幽默和前衛作風,花枝又可以拗來拗去,太好玩了,我當然買了。戴帽子要夠膽量,你要相信它能夠令你更加好看更有class,既可以戴去看跑馬,亦可以戴去看婚禮,甚至下午茶也可以戴的。

有網狀臉紗的帽子,臉紗要拉下來,製造神秘美感。寬邊的帽子愈寬愈好,邊不夠寬,便小家子氣,日本的帽子通常有這個毛病。倫敦、美國都是買帽子的好地方,什麼式樣也有。

當你有badhair day的時候,帽子都可派上用場,把頭髮往裏面一塞,或者亂亂的披下來,看上去你便好像很整齊似的了。我戴一頂fushia色的帽子踏遍了巴黎和布達佩斯,因為行色匆匆,天天都是badhair day,就是帽子救了我。有頂紅色那頂是百搭的,從街頭戴到馬場都得體。我有一頂灰絨插根羽毛的,襯套裝可以,襯牛仔褲也可以,亦有頂粉紅色的草帽,把花摘了下來便去超級市場也不誇張,去沙灘亦相宜。

不要害怕帽子,帽子有如畫框,讓框中的你更加美麗,別自限於壘球帽和毛線包頭帽子吧。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a link:大陆多网民卧底调查富士康

郭台銘道歉 阻不了12跳
早上稱「盡力防重演」 晚上再死一人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富士康母公司鴻海國際董事長郭台銘昨晨在深圳就近日接連有員工跳樓親自鞠躬致歉,並說﹕「除了道歉還是道歉。」他堅持員工自殺和富士康管理文化無關,富士康盡一切能力防止事件再次發生,但「就算把我本人丟下去也不能保證沒有下一個自殺者」。一語成讖,昨深夜富士康就有了「第12跳」,公司龍華園區再有一名男員工墮樓身亡。

「難保沒下一個」 一語成讖

據官方新華社報道,該社記者昨晚11時32分接到富士康一名葉姓員工電話,稱他10分鐘前在富士康龍華園區D2宿舍樓管理辦公室門口見到一男子倒臥地上,現場已被封鎖。富士康媒體辦公室向新華社證實,富士康晚上確有一名員工墮樓身亡。這是今年以來第12名墮樓的富士康員工,12宗事件共造成10人死2人重傷。

內地《中國日報》引述深圳市政府消息稱,富士康對每名自殺員工派發撫恤金達11萬元。郭台銘承認富士康撫恤金比外界高得多,為免起「鼓勵自殺」作用,日前發予員工的承諾書(見另稿),正是通知員工再有自殺事件,公司不擬撫恤,但員工若不接受,願意收回承諾書。

指自殺多涉感情 無關管理

連串自殺事件疑團重重,郭台銘解釋時,表示富士康和心理專家討論後,初步認為公司管理無問題,自殺是與員工天生個性和情緒管理有關。他指公司在年多前已意識到工作壓力影響員工情緒,成立員工生活關愛中心等,讓員工可上網登記,並獲專人協助。

他表示,富士康員工逾90多萬人,單在龍華已有44.98萬員工,公司難以每個兼顧;他又說,年輕民工之間感情瓜葛眾多,「我不是想揭人私隱,只是其中一位女士(自殺者),我們發現她有感情問題,已通知了她媽媽來到處理,她還是自殺」。

他稱,多個自殺案例都涉及個人感情問題,都已要求父母介入,但員工仍然跳樓,他感到無能為力。他舉例,「每個月有幾百對結婚」,初時他也會出席婚禮並送禮祝賀,後來數目太多才減少出席,他認為感情問題尤其易令年輕人有挫折感。

率傳媒遊廠區 請求正面報道

近期傳媒不斷批評富士康的管理方式令員工孤獨痛苦,郭台銘昨日帶領傳媒參觀廠區,多次請求媒體作正面報道,稱富士康龍華廠區99.99%的員工生活、工作都很正常,「員工也需要正常的鼓勵嘛,媒體要多以正面報道來看事情,多點健康、光明的正面報道才能增強社會安定」。

「第一跳」民工父母哭跪求真相

昨早10時許、郭台銘帶記者遊廠區前,富士康「第一跳」19歲民工馬向前的父母和胞姊在龍華園區南大門外,趁大批傳媒入園,跪地希望記者幫忙尋找真相。馬的雙親身穿寫有「還我真象、馬向前打工遭殃活活冤死」的襯衫,哭叫兒子的名字,其間富士康上下無人理會他們。

馬向前的三姊馬麗群透露,弟弟生前自稱因工作出錯,屢被主管責罵,甚至被調往洗廁所,他出事時廠方原指他猝死,後來警方又稱他自殺,至今仍未詳細交代弟弟死因,他們亦未收到廠方賠償,以至弟弟身亡126日,仍不能安葬。

市政府聲明﹕自殺員工涉世未深

面對強大輿論壓力,深圳市政府昨晚舉行記者會宣讀聲明,秘書長李平表示,自殺事件是快速工業化期間出現的特殊問題,情複雜,自殺員工大多屬「80後」和「90後」,不成熟亦涉世未深。政府將成立小組,由公安部門和規劃醫療康樂部門合作改善社區環境,協助企業完善員工心理諮詢體系。
輿論嘩然下撤「不自殺承諾書」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7日
【明報專訊】富士康管理層向員工發出信件,要求簽下一份一旦自殺不追究公司責任的承諾書。信件一出,外界立即嘩然,昨日親到深圳的富士康大股東郭台銘稱,承諾書原意為令員工不再因為撫恤金而自殺,「如果字眼有強迫成分,我絕對不會發出信件」,他表示願意把信件收回。

連串事件 公司上下感壓力

郭台銘表示,自從跳樓事件發生以來,由早上至晚上甚至睡覺時,無間斷接到電話通知有新的自殺事件,他自己和公司上下都感到壓力:「除了道歉還是道歉,除了痛惜還是痛惜!」

當員工親人 遇自殺難過

他昨日一早就趕赴深圳,10時許到達富士康龍華園區,在200多名記者貼身緊追下遊園4個多小時,遊園結束約2時許,他還未吃午飯,又再立即參加由專家主講的防止自殺研討會,表現極之緊。他表示,自己一直把員工當成親人一樣,別人的父母將子女交給他,結果卻屢屢有人自殺,令他感到極之難過。

在參觀園區時,郭台銘沿途向記者介紹富士康的應變部署,他認為現時要找出員工中的隱性個案,防止他們自殺,公司已把44.98萬名員工分為50人一組,合共數千「相親相愛」小組,讓每組員工互相留意對方的情緒問題,互相開解,及時找出意圖自殺者。

增安全網 設互助小組

硬件方面,富士康在廠房各處,包括走廊宿舍列樓等高危位置,都會加裝防止跳樓的安全網,總面積達150萬平方米,他承認方法可能「有點笨」,但他仍誓言會不惜工本,力阻慘劇再發生。

富士康日前下發「防自殺動員令」,要求員工簽署同意書,授權公司將身體或精神有問題員工送院治療,自殺員工或家屬不可向公司提出法律以外的額外賠償。

5/26/2010

父母幽默辞职信

父母幽默辞职信:儿子 你终于大学毕业了
(美国华盛顿DC编译报道)如果你的母亲每周为专栏写幽默文章,而你这个周末恰好大学毕业,说真的,你会指望她这周写点儿什么呢?下面是珍妮.吉尔伯特(Janet Gilbert)登在巴尔迪摩太阳报上,写给儿子的一封幽默诙谐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试验性的孩子:
实践出真知,终于,我们把你这个家中长子,送进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真不确定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你留在我脑中的最生动的记忆,就是出生后回到家的第一晚上。清晨2:30左右,抱起又哭又闹的你,这已经是那晚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不是因为饿。我记得你老爸看着你,是那么的无奈,眼里也满是泪水,我们使出浑身解数还是不能让你安静下来。看着幼小的难以置信的你,我们感到自己比你还渺小、还无助。

在随后的几年,我们不敢偷懒,读完了所有的能读到的育儿书籍,以确保我们永远不会重复我们自己父母那辈儿曾犯下的任何小的失误。事实上,我们信心满满,结果做的比我们自己想像的还好。

尽管我们能力有限,你还是像个小树枝叶茂盛、健康成长着。感激你帮我们摸索出养育孩子的方法,我们受益匪浅,到你的弟弟妹妹出世时,我们已经驾轻就熟了,真的。

同时,我还要感谢你总是选非小说类的科学书籍,做为幼儿园时期的睡前读物。当然,劳累了一整天,斜倚在你的幼儿床上大声的读着像什么“水星的直径是4879.4公里,它的表面温度是从摄氏-173度至摄氏427度”,还真不轻松,但我必须承认有关太阳系的知识,我因此已经掌握的相当丰富了,事实上,我现在很喜欢看电视里的科学频道。

随着你成长,你不辱长子的使命,让我们之间的游戏继续着,我们不得不勉勉强强的跟上你发展的需要。在中学,我们吉尔伯特全家不得不一起和你体验“回到30年代”的游戏,就是要在一个指定的期间内什么都不能做的惩罚。幸亏,你很聪明,把这种惩罚变成个机会,做些更令人兴奋的、冒险刺激的、不太需要大人监督的活动,如玩BB枪、攀岩什么的。所以,我们都和你一起体验了一下20世纪30年代。对了,还看到蜥蜴,那真是乐趣无穷呀。

到了高中,你继续你的个人承诺,绝不让我们知道你的数学功课,家庭作业基本上是在早晨的校车上完成的。你学韩文。您收集美国诗人比利.柯林斯(BillyCollins)的所有作品。你在“该死的美国佬”球队里的角色令人信服、充满了魅力。

最终,你上了马里兰州的圣玛丽学院(St. Mary's College),因为你不寻常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大部分的奖学金。看到你这么出息,老爸和我都感到非常的自豪。从其他文化学来的方法,如果运用得当效果也相当不错。做为长子,你成长中的智慧和经验,定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为了你,我们总是督促自己要先学一步,保持领先你的优势,这是一个充满惊险刺激的旅程。但也就这样,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爸妈受益无穷呀!

因此,我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辞职信,因为我们能做的基本上是完成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倾听、不再继续给你建议。事实上,你现在就最好穿上一件夹克,别着凉。21年了,我们已完成了抚养你长大所需的全部课程。

不得不说,就像一杆进洞,我们做的很漂亮、很享受!

爱你的,
妈妈和爸爸

a link:“盟主”来复去

5/25/2010

希拉莉和蓋特納渴望與中國百姓有更多交流

希拉莉和蓋特納獨家做客鳳凰衛視《魯豫有約》
渴望與中國百姓有更多交流

23日下午,剛剛抵京參加24—25日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和稍早前到達的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萬豪酒店接受了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的獨家專訪。這兩位可以稱得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左膀右臂”的重量級人物,是首次連袂做客中國電視訪談節目,而這也是兩位此次中國行接受的唯一一個電視專訪。
原本只限於20分鐘的專訪,結果足足訪了半小時。除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關係等熱點話題,對於個人的成長經歷、成功經驗、家庭生活、教育理念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等,希拉莉和蓋特納都對魯豫和盤托出,採訪現場其樂融融,以至於最後新聞官不得不沖進來焦急地打斷,而希拉莉還意猶未盡地感慨,“就像朋友間在聊天一樣,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

“我知道你的節目很有名”
與歷次外國政要來華訪問前,各大媒體均需到大使館遞交材料申請採訪不同的是,這一次《魯豫有約》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和財長蓋特納的唯一專訪權,是美國方面主動送上門的。17日,節目組接到美國駐華大使館通知,表示希拉莉和蓋特納此次訪華,希望能接受這樣一個媒體的訪問:沒有冰冷的政治,沒有枯燥的理論,有的是活生生的故事,從而可以讓更多的普通民眾瞭解美國,瞭解中美關係。
美國新聞官和駐華大使館對眾多電視節目的收視資料、觀眾覆蓋、採訪嘉賓、主持人水準等進行綜合考量後,將《魯豫有約》確定為了首選目標。
在採訪中,希拉莉也對魯豫說,“這次來中國,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突破,希望能增進中美民眾之間的交流。我知道你們節目很有名,很成功,有著來自不同層面的廣泛觀眾,他們對這個世界很好奇,對您節目的內容也很感興趣,所以我非常高興能夠來到您的節目。”
在談到對即將舉行的中美第二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成果的期望時,希拉莉再次強調,這次要同中國民眾更多溝通:“我們有很多問題要談,並不是只有一些報紙頭條上刊登的消息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說朝鮮,伊朗,或者是經濟等,我們也想談一談在醫療和教育領域合作,要加強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流,政府與政府之間雖然已經有了交流,但是人民與人民間的交流能夠給兩國提供一個更好的基礎,我想那對將來才是更重要的。”

蓋特納的中文名意外曝光
雖然希拉莉和蓋特納都不止一次到過中國,但他們在中國共同接受電視訪談,這還是第一次。魯豫覺得,因為總是能通過電視、報紙、書籍等各種途徑瞭解到他們的資訊,所以見到他們時就像見到了經常都能碰面的老朋友,很熟悉,也很親切。
現實中的希拉莉“不鐵腕”,她透露出和普通女性一樣的煩惱——“他(蓋特納)看上去總是那麼帥,這讓我很生氣,因為我每次總是會花很長時間去打扮,可是也沒有他那麼好看。”生活中,作為母親也會被女兒嫌囉嗦,作為妻子也會在與丈夫一同看電影時,爭論應該看他喜歡的動作片還是自己喜歡的喜劇愛情片。希拉莉說自己現在“面對任何批評或質疑,都可以完全不在意,因為在意一天也是過,不在意一天也是過,每天24小時都有事情發生,你不可能沉浸在情緒中,尤其是這關乎自己做的每一個決定”,這種不可多得的心境讓魯豫直呼“這個女人非常了不得”。
而相比之下,蓋特納則比較害羞和靦腆,他是一個典型的技術型官員,對於任何問題,他都會非常敬業地去完成。這位美國現任財長提起當年在北大學習的時光,很是懷念,稱“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經歷”。採訪中,他告訴魯豫自己有個非常喜歡、沿用至今的中文名——高逸然,這讓眾多到現場“圍觀”的外國記者都驚訝,因為總是追著蓋特納各種新聞的記者們根本不知道蓋特納原來有個如此有內涵的中文名。

美國版諸葛亮和財神爺
為了感謝兩位重要嘉賓對欄目組的“厚愛”,魯豫和團隊成員經過暴風驟雨式的頭腦風暴後,決定要送給希拉莉和蓋特納一份特別的禮物——泥塑版的諸葛亮和財神爺。不過,這兩個泥塑的造型都非同一般,它們是以希拉莉和蓋特納為原型特別打造的。希拉莉身為美國國務卿,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宰相,所以送給希拉莉的是女版諸葛亮;而蓋特納身為美國財長,總是和錢打交道,所以長著西方面孔的中國財神爺就送給了蓋特納。
因為擔心希拉莉和蓋特納不能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鼎鼎大名的諸葛亮和財神爺,魯豫還為他們準備了一段有趣的解釋。聽完魯豫的介紹,看著手中的禮物,希拉莉和蓋特納都讚賞有加,他們表示,“這個禮物非常有趣,也很有意義。”

本期《魯豫有約》將於今日(24日)15:00在鳳凰衛視資訊台首播,25日00:40及10:05在鳳凰衛視中文台重播,敬請留意。

5/23/2010

陳伊敏 :蔡國強和無名的農民發明家們

不知如何降下
——蔡國強和無名的農民發明家們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3日【明報專訊】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而在這些夢想裏,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 我就是一個農民。——蔡國強
以城市為主題的上海世博會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而一場「農民世博」卻靜靜地向無數為城市流血流汗的農民建設者致敬。由一九三○年代老建築改建而成的上海外灘美術館,正以「蔡國強:農民達芬奇」作為其開館首展。「火藥大師」蔡國強這次玩的不是驚世駭俗的爆破計劃和視聽盛宴,而是做農民的「推手」——「我是用現代藝術語言講故事的人,農民和他們的創造物才是故事的主人公。」他說。
在一座待拆的舊樓剖面上,蔡國強以熒光橘紅色書寫巨大標語「農民,讓城市更美好」。「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地下鐵,哪一樣不是農民的血汗建成的?」曾任京奧開閉幕式視覺特效藝術總設計師的蔡國強說,他在北京期間親見京奧場館「鳥巢」建造時過萬農民工不分晝夜在塵土中揮汗,坐在地上吃飯。但開幕時的煙火璀璨現場,他們都不在了。「美好城市生活的背後,有農民的付出。」他懇切地說。
由上海APEC、北京奧運,到中國六十國慶大典,蔡國強在內地所做大型活動都是「官式作品」。本次以個人身份參與的展覽是他第二個農民題材計劃。一九九九年他以《威尼斯收租院》獲得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的,用「行為藝術方式」重製了一九六五年的泥塑群像《收租院》,表現解放前農民受剝削的悲慘生活,卻引發了版權爭議。
今年三月,他前往安徽、四川、湖北等八個省,尋訪十多位農民發明家並收集其作品——機械人、飛碟、 潛水艇……蔡國強對記者表示,本次展覽他既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藝術家。他精選近年收藏的農民發明作展示,並請來九位農民出席展覽。在蔡國強眼裏,這些質樸而智慧的農民,每一個都是和達芬奇一樣的發明家。「這裏五位造飛機的農民達芬奇,有三位是第一次坐別人造的飛機。有時候我想,就讓他們一輩子只坐自己的飛機好了。」他笑言。
自稱「農民」的蔡國強深知農民心中的愛與怕。他向農民購買作品時並非每次都順利。「他們跟我一樣,能不賣就不賣。」農民曹正書因遭妻子反對不肯把飛機賣給蔡國強。妻子害怕他用賣飛機的錢去買更好的發動機改進飛機,速度可能會更快。她擔心七十歲的曹正書因此受傷。「我要尊重他妻子意見。造飛機玩一玩可以,但是別把命玩完了。」
蔡國強與記者邊走邊聊,略帶福建口音的語調相當溫和,沒有他爆破作品的聲勢浩大和「火藥味」。當記者隨他來到四樓展廳時發現他為農民作品設計的詩意的空間,是真正的「鳥語花香」:展廳四五層是挑高中庭,地面種青草,綻鮮花,空中則懸掛了湖北李玉明製造的潛水艇,四川王強創造的飛機,還有浙江徐斌和江西吳書仔的直升機等。相思鳥和高冠有的停在飛機支架上,有的則低飛歌唱,自在地俯視來往的人。蔡國強說:「我只是幫農民做託兒,讓他們的夢想和精神境界通過我的裝置藝術作品呈現出來。」對於藝術家和農民在展覽中的角色,蔡國強小心翼翼地拿這個合作天平上的輕重。
除了佈局展覽,蔡國強還在一個前廳的牆上用毛筆寫下目前他所收集到的中國農民發明家的名字、籍貫和造物類別,甚至包括一些無名氏。在展廳內,他設計的裝置名為「風箏」。五十多個風箏在小風扇吹拂下搖曳飄搖,風箏上投射農民發明家的故事影像。每一個風箏代表了一個農民的夢想。
蔡國強說,影響他一生最重要的有兩個人:一是毛澤東 ,一是他奶奶。
「毛澤東曾提出,中國的問題千條萬條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蔡國強看到了當代中國農民,是近幾十年來的經濟改革追求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最大動力,他們既是出口商品的廉價勞動力,也是高樓大廈流血流汗的建設者。當世博會在討論城市和現代化的時候,他希望關注農民對現代化和城市的貢獻,讓世人發現獨立在集體意志和行為以外,農民作為個人是好玩的、精彩的、有創造力的。「這個展覽不是要喚起社會對農民的同情,而是對農民的尊重。當個人的精彩獲得了放大、重視,才是有創造力的民族。從這些作為個人的農民身上,我看到一個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會的希望。」他興致勃勃地強調。
五月三日開幕當晚,蔡國強的時間表密得難以見縫插針,沒有時間陪伴九十多歲的奶奶。當晚,冷風吹襲廣場,他對七百嘉賓的演講卻很熱烈。「從演講台下來,奶奶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感到今天對不起客人。風這麼大,客人沒辦法好好看作品。」 奶奶還關切地問他,「你吃過飯沒有?」他感慨,老人家首先考慮的永遠都是別人。
「從小,奶奶就很欣賞我,在一旁看我怎麼做,把作品收起來。奶奶說,我的作品很值錢,能賣十萬塊。這個十萬塊對她來說是很大的一筆錢!」蔡國強說得一臉自信。蔡國強說過,受到奶奶啟發悟出了關於火藥爆破的奧秘——要懂得點火,跟要懂得滅火。而他那些被稱作「火墨畫」的火藥爆破草圖自成一格,在世界各大拍賣行屢屢拍出千萬天價,又何止十萬?
蝴蝶飛不過滄海
美術館的廣場,停靠廣東「達芬奇」熊天華的飛機。蔡國強用青底白字書在牆上寫了「重要的不在飛起來」的標語。這架飛機曾在熊天華的家鄉試飛時損壞了螺旋槳,熊天華本想更換新的,但蔡國強卻讓他用破損的機翼,讓這架飛機保留挫折記憶。
熊天華的朋友認為他「瘋狂」,家人認為他「敗家」。這次展覽他感到「將長期積壓的不痛快,一下子都宣泄出來」。他坦言,來上海才第一次搭「別人」的飛機。坐在民航客機上感到心驚動魄——萬一發動機死火,如何降落? 「我自己的飛機就算發動機死火不轉動,仍可以緩衝滑翔,很安全。」從十九歲到三十五歲,他一直在追尋童年飛翔的夢想。十多年的閉門造「機」和試飛冒險,雖然屢試屢敗,甚至受傷吐血,但仍要屢敗屢試。他堅信:哪怕五十歲還飛不起來,仍要嘗試。
家鄉莊稼地最低的有五十米,而熊天華的飛機最高只能飛到三十米。○八年,熊天華自己組裝的其中一輛「山寨」飛機試飛成功,可惜仍沒有飛越五十米的山頭就下沉迫降,幸好同機兩人毫髮無損。二十多個村民齊心協力把「失事飛機」扛回來。「那一幕,讓我很感動。」他說,家中現已有八架飛機,正籌組「鄉村飛行俱樂部」,讓有夢想的人一起飛。
我的天才夢
另一個展廳內,三十五歲的安徽「達芬奇」陶相禮特製二十公尺長的航空母艦,訴說又一個故事。當蔡國強請他設計一艘航空母艦時,他迅速提出在身處掛上潛水艇的創意。「真是太牛了。」蔡國強說,由此可看到新一代的農民發明者,一開始就想做世界上別人沒做過的事情。
陶相禮坦言,最初並不想參加蔡國強的活動 ,「只想專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後來發現「他很尊重我,跟我交心、交朋友」,因此動心了。他希望通過這個平台把自己「推銷」出去,等待企業來找他合作。
陶相禮只讀到小學五年級就外出打工闖蕩。他自稱從小喜歡發明創造,有上百項小發明,洗頭的、擦鞋的……但所有專利都因缺錢繳費而被撤回。二○○七年,他開始琢磨製造潛水艇,用廢舊油桶改裝,並從二手市場淘回材料。從他市區租的住房到北京郊區房山的水庫,需轉乘兩次公交車,再步行四五裏路,如不堵車,往返需四、五個小時,但他每天都在那裏鑽研潛水艇。花了一年多終於試潛成功了。他說,最大的困難是缺錢,共花費了三萬多人民幣,「現在還欠別人一萬多」。
「他們都說我是瘋子、神經病。」陶相禮認為,別人的看法不重要,結果也不重要,最重要是實現夢想的過程。他不看書,不上網,不向別人請教,只是憑想像力造出了潛水艇。 「這是我的天賦。你先問那個寫書的能不能造潛艇,再來問我這個不看書的。」他哈哈大笑後又堅定地說:「只要動手去做,不行了再來。」
如果一直寂寂無聞,貧困潦倒,怎麼辦?「還是要繼續我的夢想。我們不需要評價,到哪裏都是過客,做這個產品時,心裏已想下一個產品,永遠不會停留。」
展覽中,多位農民都自製飛碟、飛機等飛行器,他們從未學過機械原理或力學 。「農民壓抑了多年,潛意識裏真是太想飛起來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張鳴指出,「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中文翻譯在理念上有偏頗,直接把農民排斥在外,強化了城市和農村的隔膜。他說,在現代化過程中,農民始終是「外人」,即使在城市打工亦不能真正安家,文化上、政策上被驅趕,始終以一種「他者」的身份在城市裏漂泊。這些作品反映農民的內心希望可以飛出去、升起來,這是長期壓抑後對改變身份的深深渴求。
離開美術館前,回頭望了樓頂上安徽杜文達發光的飛碟,蔡國強寫在外牆那句「不知如何降下」源於杜文達在設計飛碟時並未考慮如何降落。然而在記者看來,未嘗亦折射了藝術家對中國社會高速發展的擔憂,以及對許許多多尚待完成的社會工程的冀盼。譬如說,公平公義;譬如說,公民權利;譬如說,民生福祉……至少展覽觀賞者如我,是這麼看的。
[文.陳伊敏 攝.林毅 編輯 黃靜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蔡。國。強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蔡國強——The New York Times稱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藝術家」;英國Art Review評他為世界藝術界最有影響力的百位人物;2008 年,他的大型回顧展《我想要相信》成為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史上參觀人數次高的展覽;《華爾街日報》認為蔡國強之名無所不在,英語讀者們,快學會怎麼用中文念「蔡國強」!
1957年生於福建泉州,蔡國強先後在上海求學赴日留學,1995年移居紐約並成立蔡工作室至今。曾獲日本文化設計與第46屆威尼斯雙年展本尼斯、48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金獅、美國歐柏特藝術、國際藝術評論家協會最佳裝置作品及個展第七屆廣島獎、第二十屆福岡亞洲文化獎、2010年獲影響世界華人大獎等。他的藝術足幾乎遍及所有國際大展以及著名的藝術殿堂,主要火藥草圖及大型裝置作品也為這些美術館永久收藏;除了持續地成功實現多項規模宏大、跨越國界的藝術計劃之外,也常將慶典轉化為一種特殊的當代藝術形式,如2008年北京奧運開閉幕式煙火演出等。是次展覽《蔡國強:農民達芬奇》展現了中國農民原生創造力、發明熱情和理想。
時間:2010年5月4日至7月25日
地點:上海外灘美術館(虎丘路20號)
網頁:http://www.rockbundartmuseum.org

鄭培凱:荷蘭小城

荷蘭小城
文章日期:2010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開會的通知來了,感謝我參與,並且確定了會議的地點。Maastricht,馬斯垂特,這地名聽說過,是在荷蘭,看那兩個重疊的母音字母就知道,是在荷蘭沒錯,可是在哪裏呢?

馬斯垂特在我的記憶裏,代表的是當代歐洲歷史最重大的轉折,是歐盟的開端,動了歐洲經濟聯合體的契機。記得在1991到1992之間,經常在報端讀到這個地名,西歐諸國領袖聚集馬斯垂特,商討統一貨幣的計劃,後來簽訂了馬斯垂特條約,出現了統合歐洲金融貨幣的歐羅,再來就是一統歐洲天下的歐盟。這地名很怪,以前是名不見經傳的,卻總讓我想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弭兵會議,經過連年兵燹戰禍,屍橫遍野,民不聊生,掌權者也打得筋疲力盡,欲振乏力了,終於說,鳴金收兵了,不打了,大家喘口氣吧。歐洲人打了幾個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打得轟轟烈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也沒打出什麼名堂,馬斯垂特就是那個讓大家最後喘氣的地方,將來寫歷史的一定會重重記上一筆。

可是,現在要去開會了,要知道的不是它的歷史地位,而是地理位置,究竟在哪裏呢?翻開地圖看看,它在荷蘭東南向南延伸的一角,像一根楔子,直直插入比利時與德國交接的地區,離法國東北角突出的疆域也不過是一個小時的路程。搞清楚了,原來是個四國交會的通衢要地。對西歐人來說,在此開會,方便得很,開個車,享受一番春夏之交的田野風光,讓花香撲打郊遊的輕鬆心情,像蝴蝶翩飛一樣的歡愉,就到了。我人在香港,得乘飛機,怎麼去呢?

最近的大城市,有國際機場的,是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可是得轉機。從香港轉機到布魯塞爾,再轉機回香港的痛苦經驗,我嘗過,這裏就不說了。要我到了布魯塞爾機場,再折騰到火車站,還得乘過境火車到馬斯垂特,想想都頭痛。只好捨近求遠,直飛阿姆斯特丹,再坐兩個多小時的火車,也算是體驗一下當前在歐洲流行的「慢慢活」經驗。

那火車真的是慢,吭哧吭哧的,時速大概是五六十公里吧。比起中國兩岸三地的火車,又是直通,又是動車,又是提速,還有高鐵,拚命奔向現代化的未知前程,荷蘭的火車倒是優哉悠哉,老神在在,按既定方針辦。清末民初,初嘗現代化滋味的西方人總是說,中國一切慢吞吞,還有什麼slow boat to China的說法。沒想到進入二十一世紀,風水輪流轉,中國一切都講求快速,倒是在荷蘭,歐洲最有效率的國家,我深深體會了slow train to Maastricht的經驗。

從阿姆斯特丹到馬斯垂特,足足走了兩小時四十分鐘。到達終點,下車的人不多,稀稀疏疏的,像是到了一個鄉間的小城。火車站倒是挺有氣派,黝暗的紅磚老式建築,顯示了歲月悠長的身份,有點早期實業家矜持敦厚的鄉紳貴族氣度。出了車站,眼前是條筆直的馬路,當中有安全島隔開,種了行道樹,還開闢了參差交錯的停車位,行人不多,車輛更少,顯得冷冷清清的,同時也讓人感到悠閒舒適,沒有城市的喧囂與紛擾。街道十分潔淨,汽車道、腳踏車道、行人道,涇渭分明,整整齊齊,一絲不亂,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絕不會出現人車爭道,你追我趕的情。我突然想到古人的兩句話,「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可怪的是,這裏是荷蘭的一座城市,歐盟的發源地。

沒錯,這是個荷蘭小城,一個很有身份的小城。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