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拂檻露華濃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不大會寫中文字的兒子最近忽發詩興，李白的一句﹕「春風拂檻露華濃」他愛死了。「露華濃」還讓Revlon作為品牌名字。我告訴他，那是天才之筆，寫楊貴妃如何風華絕代，李白不需要用「絕代佳人」那些字眼。那首詩，楊貴妃尚未出來，她的不可方物已經先進了你的腦袋了。整首詩都是好的，最好的便是這一句。李白用個「濃」字，顯示出楊貴妃是艷麗那種美人，別人可能需要寫幾句，但李白用一個字便搞定了。李白是佳篇佳句並存的詩仙。
兒子又問我「還君明珠雙淚垂」是誰寫的，整首如何？我說那是一個已婚女子遇上了個對她很有愛意，她亦對他夢寐難忘的男子，可惜她沒法跟他在一起的故事。他一按電腦，便看見整首詩了。
詩名叫《節婦吟》，兒子便沒興趣了﹕「那題名悶死人了，內容也不怎麼出色。」我告訴他這就是有佳句無佳篇，何況那是唐代，女人是要對丈夫忠誠的。不過，「還君明珠雙淚垂」和「恨不相逢未嫁時」便是佳句，一直流傳到今天，不然誰記得張籍這個人？詩詞歌賦，必須有人人驚艷和有共鳴的佳句，不然只有佳篇是不夠搶眼的。
但是只有佳句而無佳篇的也不能稱是一流作品，像柳永送別朋友的《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是全首詞最好的一句，暮雨、江天都有畫面，讓人傷感，柳永用來開頭是很聰明的。整首詞也不錯，但若不是用那句開頭，整首詞就有如沒按掣發光的失色了。
我有過兩本散文集，一本叫《繫我一生心》，一本叫《送君千行字》。我說原文是「送君千行淚」的。他上網查，第二句卻是「負你千行淚」，他說﹕「『繫我一生心，送君千行淚』。『送君』比『負你』好聽啊，是不是電腦錯了？」起初我說是，原來「負你」那兩個字才是原本，只不過專欄命題說不可以對讀者說「負你千行淚」吧？所以便改了三個字。日子久了，把自己改的當作了原本。兒子仍說﹕「我不喜歡『負你』那兩個字。」喜歡不喜歡倒不是問題，難得的是他對詩詞起了點點兒興趣。
他的偶像是李白，天才就是天才，不論做哪一行都有巨大的魅力，所以我常說，第一次叫孩子對那行發出興趣，你得先讓他看最好的，讓他知道什麼才是最好的標準。文化是沒有暴發戶的。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10/12/2010
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是何許人
世紀．諾貝爾文學獎2010﹕略：活了三世的小說家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話說一九六二年，一名二十四歲的秘魯青年在巴黎電視台做夜班工作之餘，完成了一本小說，叫做《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在巴塞隆拿出版，其後獲頒「小叢書獎」，繼而在拉丁美洲引起轟動效應，文藝青年人手一冊，都在探聽此書作者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是何許人？當《城市與狗》出版英譯本The City and the Dogs的時候，拉丁美洲乃至西方文壇還沒有人知道《百年孤寂》（Cien anos de soledad）這本巨著，因為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a Mrquez）雖然比略薩年長七年，但《百年孤寂》倒要在四年後（六六年）才脫稿，翌年才面世，其後英譯成為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才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
■第一世：《城市與狗》
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素（Jos Donoso）在《文學「爆炸」親歷記》（The "Boom" and Beyond）中指出：《城市與狗》標誌「文學爆炸」第二階段的開端，他像很多拉美文藝青年那樣，初讀此書，即對作者獨特而深刻的寫法大為傾倒，略薩不斷變換視角的技巧，省略敘事者以還原小說客觀化的藝術，與社會批判的深刻程度結合得近乎完美。
「城市」指向整個秘魯社會，「狗」則指向軍校學員，從而鋪展出五十年代秘魯的軍事獨裁統治，軍校校長與學員殘暴源於社會制度與腐敗觀念，在略薩這本少作中，秘魯社會形同一座巨大的監獄，人民倒是腐敗社會的無辜犧牲品，何塞．多諾素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駐智利的秘魯文化參贊一再提醒他，《城市與狗》的內容並不真實，並且力圖貶抑此書的文學價值；然而，秘魯軍政府不知道，官方不合理的壓迫（其後甚至「焚書」），更助長了民間因好奇或不平而追讀。這是略薩的第一世。
略薩與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好朋友，兩人都四海為家，儘管兩人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已名滿天下，但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句名言：「出版商都很富有，作家都很貧窮」，因為作家只拿到微薄的版稅，書籍大賣，錢都只是進了出版商的口袋。但六七十年代流散異地的拉美作家相濡以沬，情誼深厚，略薩的博士論文《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Garca Mrquez：historia de un deicidio）在一九七一年出版，全面肯定了好朋友的文學成就，一位意大利評論家在巴塞隆拿的文學會議上半開玩笑地對略薩說：像你那樣有名的作家，撰寫一本專著，討論一位同樣出名的同行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在意大利倒是不可思議的，在同一聚會上，一位作家不在另一位作家的咖啡裏落毒，也是不可能的——就像科幻小說的情節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
■第二世：從世界末日之戰到情愛筆記
略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經一直是諾獎的熱門候選人，他寫得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勤快，幾乎一步一個腳印地出版了《綠房子》（The Green House）、《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世界末日之戰》（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等重要作品，九十年代還寫了《利圖馬在安地斯山》（Death in the Andes）和《情愛筆記》（Notebooks of Don Rigoberto）兩本小說，這是他的小說生命的第二世；他還寫了大量劇作、文論和政論，堪稱質量俱佳的寫作多面手，譯本遍及全球，獲獎無數，包括西班牙語文學最高榮譽的獎項「塞萬提斯獎」（Premio Miguel de Cervantes），偏偏就一直與諾獎擦身而過，要等到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獲獎後二十八年才得以一搔後半生之癢。
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堪稱「拉美文學雙絕」，略薩在回憶錄《水中魚》（A Fish in the Water）夫子自道，將這種迥異多變的小說結構稱為「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即省略小說的主要敘述者，以全知的觀點遊走於不同地點、不同人物的情節之間，從而貫連不同的主題及次主題，時空交錯而並置，讓不同文本與不同角色平行發展，融合不同的複雜情狀，打通了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談到「結構寫實」，曾用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立體主義為例加以說明：「畫面上常常出現一個人的正面和側面，放在一起平排，更有時會出現三隻眼睛和兩個嘴巴，不過是把幾個面同時鋪陳展列罷了。」
沒有辦法統計，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對兩岸三地的小說創作有多大影響，但我們至少相信，在拉丁美洲小說中譯大盛之際，正值內地「新小說」、尋根小說、實驗小說勃興之時，至少可以在莫言、韓少功等作者的早期作品中找到痕。但略薩之所以略薩，是由於他不會在某一個立足點上停駐太久，他早年的小說融貫了拉美國家如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多明尼亞的戰亂歷史、政治、社會、獨裁與革命的印記，踏入新千禧年，正當拉丁文學爆炸由全盛期進入平淡期，他老當益壯，充分利用平凡而現成的歷史素材，創作了四部令人刮目相看的長篇小說，寫法上不斷推陳出新，他晚近的作品無疑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了今回獲頒諾獎，絕對不是光靠吃老本。
■第三世：兩長篇的鏡像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The Way to Paradise）出版於二○○三年，可以說是他的第三世，這個長篇平行敘述畫家高更（Paul Gauguin）和社運分子科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浮生歷練，原來兩人是素未謀面的外祖母與孫兒——單數的章節是外祖母特里斯坦的故事，她一生為婦女和工人發起抗爭，全情吶喊，雙數的章節是孫兒高更遠赴大溪地追尋精神淨土的故事，在史料的基礎上融匯了大量想像非凡的虛構情節，兩代人殊途同歸，恍如對照的人生之鏡，隱喻在不空時空裏的眾生，只要不肯屈從於命運，只要穿越險阻而盡其所能，轉到另一個街角，便有可能尋找隱蔽於可見範圍以外的人間天堂。
出版於二○○六年的《壞女孩》（The Bad Girl）也是一面設置於拉美以外而反照拉美的鏡子，故事發生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利馬和巴黎——秘魯少年與智利移民少女邂逅於利馬，少女突然失蹤，少年在成長後去了巴黎，在聯合國當翻譯，兩人重遇，少女原來曾加入古巴革命軍，輾轉在巴黎嫁給一名法國富人，而且不斷更改姓名，好比一條變色龍，人生目標不外是金錢和權力，她是男主角眼中的「壞女孩」，而表面上事事妥協的男主角在壞女孩眼中，既是一個完美版的「好男孩」，同時也是一條順應求存的變色龍——這也是一組「鏡像」，這不僅是一個愛情故事，倒從互相映照的重重鏡像裏，隱喻了秘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錯綜複雜、若即若離、有情更似無情，皆因經濟與權力早已控制並且易改了人的感情與命運。
從兩部寫於二○○○年後的長篇小說，出現了兩種「鏡像」，一是高更與外祖母的對照，一是失散、重逢又失散的一男一女的對照，兩個文本同時又構成了兩個時代的對照。七十四歲的略薩的創作力依然旺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之際，他最新的長篇小說《凱爾特人的夢》（Sueno del Celta）快將面世了，且看能否再掀「略薩熱」，甚或為早已歸於平淡的拉美文學再起風雲。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話說一九六二年，一名二十四歲的秘魯青年在巴黎電視台做夜班工作之餘，完成了一本小說，叫做《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在巴塞隆拿出版，其後獲頒「小叢書獎」，繼而在拉丁美洲引起轟動效應，文藝青年人手一冊，都在探聽此書作者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是何許人？當《城市與狗》出版英譯本The City and the Dogs的時候，拉丁美洲乃至西方文壇還沒有人知道《百年孤寂》（Cien anos de soledad）這本巨著，因為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a Mrquez）雖然比略薩年長七年，但《百年孤寂》倒要在四年後（六六年）才脫稿，翌年才面世，其後英譯成為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才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
■第一世：《城市與狗》
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素（Jos Donoso）在《文學「爆炸」親歷記》（The "Boom" and Beyond）中指出：《城市與狗》標誌「文學爆炸」第二階段的開端，他像很多拉美文藝青年那樣，初讀此書，即對作者獨特而深刻的寫法大為傾倒，略薩不斷變換視角的技巧，省略敘事者以還原小說客觀化的藝術，與社會批判的深刻程度結合得近乎完美。
「城市」指向整個秘魯社會，「狗」則指向軍校學員，從而鋪展出五十年代秘魯的軍事獨裁統治，軍校校長與學員殘暴源於社會制度與腐敗觀念，在略薩這本少作中，秘魯社會形同一座巨大的監獄，人民倒是腐敗社會的無辜犧牲品，何塞．多諾素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駐智利的秘魯文化參贊一再提醒他，《城市與狗》的內容並不真實，並且力圖貶抑此書的文學價值；然而，秘魯軍政府不知道，官方不合理的壓迫（其後甚至「焚書」），更助長了民間因好奇或不平而追讀。這是略薩的第一世。
略薩與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好朋友，兩人都四海為家，儘管兩人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已名滿天下，但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句名言：「出版商都很富有，作家都很貧窮」，因為作家只拿到微薄的版稅，書籍大賣，錢都只是進了出版商的口袋。但六七十年代流散異地的拉美作家相濡以沬，情誼深厚，略薩的博士論文《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Garca Mrquez：historia de un deicidio）在一九七一年出版，全面肯定了好朋友的文學成就，一位意大利評論家在巴塞隆拿的文學會議上半開玩笑地對略薩說：像你那樣有名的作家，撰寫一本專著，討論一位同樣出名的同行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在意大利倒是不可思議的，在同一聚會上，一位作家不在另一位作家的咖啡裏落毒，也是不可能的——就像科幻小說的情節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
■第二世：從世界末日之戰到情愛筆記
略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經一直是諾獎的熱門候選人，他寫得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勤快，幾乎一步一個腳印地出版了《綠房子》（The Green House）、《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世界末日之戰》（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等重要作品，九十年代還寫了《利圖馬在安地斯山》（Death in the Andes）和《情愛筆記》（Notebooks of Don Rigoberto）兩本小說，這是他的小說生命的第二世；他還寫了大量劇作、文論和政論，堪稱質量俱佳的寫作多面手，譯本遍及全球，獲獎無數，包括西班牙語文學最高榮譽的獎項「塞萬提斯獎」（Premio Miguel de Cervantes），偏偏就一直與諾獎擦身而過，要等到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獲獎後二十八年才得以一搔後半生之癢。
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堪稱「拉美文學雙絕」，略薩在回憶錄《水中魚》（A Fish in the Water）夫子自道，將這種迥異多變的小說結構稱為「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即省略小說的主要敘述者，以全知的觀點遊走於不同地點、不同人物的情節之間，從而貫連不同的主題及次主題，時空交錯而並置，讓不同文本與不同角色平行發展，融合不同的複雜情狀，打通了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談到「結構寫實」，曾用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立體主義為例加以說明：「畫面上常常出現一個人的正面和側面，放在一起平排，更有時會出現三隻眼睛和兩個嘴巴，不過是把幾個面同時鋪陳展列罷了。」
沒有辦法統計，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對兩岸三地的小說創作有多大影響，但我們至少相信，在拉丁美洲小說中譯大盛之際，正值內地「新小說」、尋根小說、實驗小說勃興之時，至少可以在莫言、韓少功等作者的早期作品中找到痕。但略薩之所以略薩，是由於他不會在某一個立足點上停駐太久，他早年的小說融貫了拉美國家如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多明尼亞的戰亂歷史、政治、社會、獨裁與革命的印記，踏入新千禧年，正當拉丁文學爆炸由全盛期進入平淡期，他老當益壯，充分利用平凡而現成的歷史素材，創作了四部令人刮目相看的長篇小說，寫法上不斷推陳出新，他晚近的作品無疑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了今回獲頒諾獎，絕對不是光靠吃老本。
■第三世：兩長篇的鏡像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The Way to Paradise）出版於二○○三年，可以說是他的第三世，這個長篇平行敘述畫家高更（Paul Gauguin）和社運分子科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浮生歷練，原來兩人是素未謀面的外祖母與孫兒——單數的章節是外祖母特里斯坦的故事，她一生為婦女和工人發起抗爭，全情吶喊，雙數的章節是孫兒高更遠赴大溪地追尋精神淨土的故事，在史料的基礎上融匯了大量想像非凡的虛構情節，兩代人殊途同歸，恍如對照的人生之鏡，隱喻在不空時空裏的眾生，只要不肯屈從於命運，只要穿越險阻而盡其所能，轉到另一個街角，便有可能尋找隱蔽於可見範圍以外的人間天堂。
出版於二○○六年的《壞女孩》（The Bad Girl）也是一面設置於拉美以外而反照拉美的鏡子，故事發生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利馬和巴黎——秘魯少年與智利移民少女邂逅於利馬，少女突然失蹤，少年在成長後去了巴黎，在聯合國當翻譯，兩人重遇，少女原來曾加入古巴革命軍，輾轉在巴黎嫁給一名法國富人，而且不斷更改姓名，好比一條變色龍，人生目標不外是金錢和權力，她是男主角眼中的「壞女孩」，而表面上事事妥協的男主角在壞女孩眼中，既是一個完美版的「好男孩」，同時也是一條順應求存的變色龍——這也是一組「鏡像」，這不僅是一個愛情故事，倒從互相映照的重重鏡像裏，隱喻了秘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錯綜複雜、若即若離、有情更似無情，皆因經濟與權力早已控制並且易改了人的感情與命運。
從兩部寫於二○○○年後的長篇小說，出現了兩種「鏡像」，一是高更與外祖母的對照，一是失散、重逢又失散的一男一女的對照，兩個文本同時又構成了兩個時代的對照。七十四歲的略薩的創作力依然旺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之際，他最新的長篇小說《凱爾特人的夢》（Sueno del Celta）快將面世了，且看能否再掀「略薩熱」，甚或為早已歸於平淡的拉美文學再起風雲。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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