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2012
3/11/2012
5/05/2011
高人範兒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3/29/2011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
——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3/27/2011
韩少功。“民族主义”。中国文学。
K,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2/27/2011
阎连科新书《四书》
大跃进的创伤与苦难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阎连科，向来以作品直接冲撞历史现实，因而屡屡遭禁。这次将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四书》，仍是「禁书」，不过是阎连科自己「禁了出版」，因为「不为出版」才让阎连科「解放」了自己，这本描述大跃进知识分子扭曲的作品，被阎连科视为一次「写作上的解放」。
去年五月，阎连科受邀来台参加「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我因访问他而结缘，到北京出差时他总说要请我吃饭，却总因时间问题未得。这次因单纯到北京探访，加上他出新书《四书》，我想碰碰运气，不料他未回河南，而是将长辈接到北京过年，我们因而得以在正逢冷清的这个北方城市碰了面，聊了一聊他的新书，这本书虽会在台湾及海外出版，但大陆读者却无缘阅读，因为，阎连科只打算自己印刷分送亲友。
《四书》的开始是由阎连科写下一些话，说他取得了〈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和〈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分别由谁所写，内容大概，像真是有这么几本书，而这四本书也以不同次序出现在《四书》之中，每每出现就代表著一种说话者、一种角度和一种书写方式。而后，读者会发觉，这四本书其实是作者所创造的「文体」， 如文学评论者蔡建鑫所评论：「一如『四大福音』分别由不同的先知写作汇编而成，记述耶稣生平的事功，阎连科《四书》里的众声喧哗，虽然来自同一人，毕竟也代表了作者对历史再现创伤书写，以不同语体形式的叙事尝试。其企图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话下。」
四书 展现宏大格局
他的企图格局便展示在故事一开始仿造《创世纪》的写法，只是那个「神」是个孩子。「我喜欢《圣经》，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信仰的阎连科并不把《圣经》当成宗教书籍，而是「文学」，尤其翻译成中文后是如此透明简单，成为独特的语言。「这是伟大作品的源头，带有丰富精神，以及对于生命源头的探索。」阎连科说自己时常阅读《圣经》，因为它很美。
「我想要追求解放，写作不为了别人不为了出版，只为了自己的创作。」阎连科说，《四书》就是这么一本作品，他知道在大陆不能出版，于是自己印刷了百本，分赠文友。「政治、制度可以约束我们写作，但作家本能地自我约束是对写作最大的伤害。」他认为超越意识型态和调和政治和文学是当代作家的问题，《四书》是他的实践。
去年访阎连科时，他便曾说过，渴望写出一部和读者、出版、评论、销路都无关的作品，希望可自由写作、表达对土地的情感，成就一次「除了自己的内心，不管其它外在因素」的作品实践，「我非常希望现在就有这么一次，非常自在的写作，就算别人说我胡写，也就当成胡写。」他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摒除自觉的实践，而不需被外在干扰，甚至是自我审查。半年不到，他已完成《四书》。过往他的创作几乎一气呵成，但这本「不为出版」的作品却修改多次，甚至有个朋友读了后认为太悲惨了，希望他改一改某些部分。
以大跃进 为书写背景
《四书》的背景是50年代中国「大跃进」，他以如同希腊神话中西绪弗受责罚而日复一日推著巨石的虚无与隐喻手法，探究一群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时期受到的创伤和苦难。而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台湾说的「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因此成为饿殍。为了寻求活路和自保，许多知识分子因而自我扭曲。在阎连科的创作中，这些人的命运掌控在「孩子」身上，最后，这个孩子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为了「超英赶美」，中共在50年代鼓励「大炼钢」，连现在小孩子都知道灶不可能炼钢，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却得一一答应，甚至浮报粮食产量，「我觉得大跃进更能体现新中国的激情和复杂，文革还容易理解，但大跃进的发生，简直不可思议」，阎连科认为这更能凸显文学性。在《四书》中，「孩子」透过非常孩子气的「小红花」奖赏来刺激人民「生产」和「浮报」，最后人性扭曲，饥饿吃人的状况频频发生，尽管不直接批判，但在作者的笔下那种晦暗浓重不去，找不到出口，甚至以为没有救赎。
「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三千多万人消失的历史，至今甚至无文学作品描述它。」阎连科说。事实上，莫言，余华都有迂回触及大饥荒议题，但都不是主要故事，因而没有掀起争议。蔡建鑫说，来自河南的阎连科，或许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为蓝本描述大跃进，因为信阳地区是河南当时放卫星的冠军，所承受的后果也相对地严重。
阎连科说自己上学时，大跃进已至尾声，但他路上都可看见那些炼钢的小炉灶，是他成长记忆中的风景。我曾询问阎连科的母亲，在国共内战期间「苦不苦」？阎连科笑著代她回答说，「她会说那三年吃不饱比较苦。」不过他也坦承地说，一开始并不为了写大跃进，只是因为念头一个闪过，就成了大跃进的故事。
故事中，孩子常常对不遵守秩序的人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杀了我。」孩子不是以杀戮来威胁别人，反而要求他人杀了自己。「我只是突然好奇，如果有个人一直希望别人杀了他，这会如何？」而这就是阎连科书写《四书》的原始念头，而不为构成一部透究当代历史的著作，这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2011-02-27 旺报 【黄奕潆（本报系记者）】
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阎连科，向来以作品直接冲撞历史现实，因而屡屡遭禁。这次将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四书》，仍是「禁书」，不过是阎连科自己「禁了出版」，因为「不为出版」才让阎连科「解放」了自己，这本描述大跃进知识分子扭曲的作品，被阎连科视为一次「写作上的解放」。
去年五月，阎连科受邀来台参加「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我因访问他而结缘，到北京出差时他总说要请我吃饭，却总因时间问题未得。这次因单纯到北京探访，加上他出新书《四书》，我想碰碰运气，不料他未回河南，而是将长辈接到北京过年，我们因而得以在正逢冷清的这个北方城市碰了面，聊了一聊他的新书，这本书虽会在台湾及海外出版，但大陆读者却无缘阅读，因为，阎连科只打算自己印刷分送亲友。
《四书》的开始是由阎连科写下一些话，说他取得了〈天的孩子〉、〈罪人录〉、〈故道〉和〈新西绪弗神话〉四本书，分别由谁所写，内容大概，像真是有这么几本书，而这四本书也以不同次序出现在《四书》之中，每每出现就代表著一种说话者、一种角度和一种书写方式。而后，读者会发觉，这四本书其实是作者所创造的「文体」， 如文学评论者蔡建鑫所评论：「一如『四大福音』分别由不同的先知写作汇编而成，记述耶稣生平的事功，阎连科《四书》里的众声喧哗，虽然来自同一人，毕竟也代表了作者对历史再现创伤书写，以不同语体形式的叙事尝试。其企图格局之大自然不在话下。」
四书 展现宏大格局
他的企图格局便展示在故事一开始仿造《创世纪》的写法，只是那个「神」是个孩子。「我喜欢《圣经》，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信仰的阎连科并不把《圣经》当成宗教书籍，而是「文学」，尤其翻译成中文后是如此透明简单，成为独特的语言。「这是伟大作品的源头，带有丰富精神，以及对于生命源头的探索。」阎连科说自己时常阅读《圣经》，因为它很美。
「我想要追求解放，写作不为了别人不为了出版，只为了自己的创作。」阎连科说，《四书》就是这么一本作品，他知道在大陆不能出版，于是自己印刷了百本，分赠文友。「政治、制度可以约束我们写作，但作家本能地自我约束是对写作最大的伤害。」他认为超越意识型态和调和政治和文学是当代作家的问题，《四书》是他的实践。
去年访阎连科时，他便曾说过，渴望写出一部和读者、出版、评论、销路都无关的作品，希望可自由写作、表达对土地的情感，成就一次「除了自己的内心，不管其它外在因素」的作品实践，「我非常希望现在就有这么一次，非常自在的写作，就算别人说我胡写，也就当成胡写。」他认为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么一次摒除自觉的实践，而不需被外在干扰，甚至是自我审查。半年不到，他已完成《四书》。过往他的创作几乎一气呵成，但这本「不为出版」的作品却修改多次，甚至有个朋友读了后认为太悲惨了，希望他改一改某些部分。
以大跃进 为书写背景
《四书》的背景是50年代中国「大跃进」，他以如同希腊神话中西绪弗受责罚而日复一日推著巨石的虚无与隐喻手法，探究一群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时期受到的创伤和苦难。而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是台湾说的「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因此成为饿殍。为了寻求活路和自保，许多知识分子因而自我扭曲。在阎连科的创作中，这些人的命运掌控在「孩子」身上，最后，这个孩子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为了「超英赶美」，中共在50年代鼓励「大炼钢」，连现在小孩子都知道灶不可能炼钢，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却得一一答应，甚至浮报粮食产量，「我觉得大跃进更能体现新中国的激情和复杂，文革还容易理解，但大跃进的发生，简直不可思议」，阎连科认为这更能凸显文学性。在《四书》中，「孩子」透过非常孩子气的「小红花」奖赏来刺激人民「生产」和「浮报」，最后人性扭曲，饥饿吃人的状况频频发生，尽管不直接批判，但在作者的笔下那种晦暗浓重不去，找不到出口，甚至以为没有救赎。
「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三千多万人消失的历史，至今甚至无文学作品描述它。」阎连科说。事实上，莫言，余华都有迂回触及大饥荒议题，但都不是主要故事，因而没有掀起争议。蔡建鑫说，来自河南的阎连科，或许以河南的「信阳事件」为蓝本描述大跃进，因为信阳地区是河南当时放卫星的冠军，所承受的后果也相对地严重。
阎连科说自己上学时，大跃进已至尾声，但他路上都可看见那些炼钢的小炉灶，是他成长记忆中的风景。我曾询问阎连科的母亲，在国共内战期间「苦不苦」？阎连科笑著代她回答说，「她会说那三年吃不饱比较苦。」不过他也坦承地说，一开始并不为了写大跃进，只是因为念头一个闪过，就成了大跃进的故事。
故事中，孩子常常对不遵守秩序的人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杀了我。」孩子不是以杀戮来威胁别人，反而要求他人杀了自己。「我只是突然好奇，如果有个人一直希望别人杀了他，这会如何？」而这就是阎连科书写《四书》的原始念头，而不为构成一部透究当代历史的著作，这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12/30/2010
20101230找來胡適和哈金做自己的新年禮物
K,
胡适的《四十自述》。找了几年的书，一夕到手，如饥似渴。竟一口气囫囵读了一遍了。有些怅然。
忽然，很想念外公。
外公没有留下自述。他的少年是如何的呢？谁是他最惦记的人呢？哪怕知道一点点枝节也好哈。太外公缘何送他去读复旦公学呢？那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为何他二十一岁还有心去考留洋呢？从之乎者也的中国，跑出去学土木工程，心里一定也是一团火吧。还有啊，那时，他有遇到我那会写小楷、翻斤头的外婆了么？
这个新年，在隔着海峡的台湾岛，竟然让小女子摸索隐约看到条小路，去找“自己的从前”。
就快跨年了，归期已近。
又是“终有时”，人生好怅然……
12/23/2010
10/24/2010
海南办网络长篇小说大奖赛 获奖者均为本土人士
K,
风灾间隙，访问了获奖者崽崽。访问中，这感性的汉子两次落泪了。一次，是为了苦难而坚守爱情的母亲，一个27岁嫁了国军军官做二房，34岁守寡今年95岁，为男人的灵骨搬了5次家的女子；一次为了小说《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位没有尊严却自尊的女子。
崽崽说，他写小说，一直是为自己的精神找出口，在苦难中、卑微地、寻找尊严。我这个周末，被这男子的小说带着走进了旧的，“是为海口”的海口。精神的。
读后，发觉，这也是一个，觉得女子总比男子“干净”的男子。
中新社海口10月19日电 (关向东 张茜翼)19日是水灾后海口难得的艳阳天，一个以“海南社会生活和人文历史”为题材的网络长篇小说大奖赛在此间揭晓，3位获奖者均为海南本土人士。
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是迄今为止国内奖金最高的长篇小说大奖赛，作品全部以网络形式发表。该奖年度优秀作品奖奖金为20万元人民币，从去年起将连续举办3年，最终从3年入选作品中选出特别大奖，奖金100万元。
获本年度优秀作品奖的是海南作家崽崽创作的《我们的三六巷》。李焕才的《青龙湾》、林森的《暖，若春风》获得年度提名奖。
此次大赛终审评委、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说，大奖赛的目的在于激励以海南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
终审评委、著名作家张炜认为，海南本土作家的作品相对于闯海作家的作品而言，“本地的气息，特殊的味道”影响了“作品的气质”，本土气息更浓郁，更加打动评委。
海南著名作家崽崽创作的《我们的三六巷》“叙事巧妙地使用海口俚语，在细节的描述和小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颇见笔力，是一部具有浓厚本土性和原创性的作品。”
提名奖获得者52岁的李焕才，是一位儋州新英港的医生，“小镇病人不多，每天忙碌一阵后，我就拿出纸笔写出熟悉的家乡故事。我因为写小说开始接触网络，和网友互动很有趣。”评委意见指他的《青龙湾》大量地调用了本土文化资源，特别是儋州调声和楹联文化，具有浓郁的乡野气息。
1982年出生的“80后”文学杂志编辑林森，以《暖，若春风》第二次获得年度提名奖，这是他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可能3人中我最年轻却心最老，我不太信任网络。我觉得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喜欢作品在写作过程中被网友议论、指点，所以我是在截稿的最后一天将修改了数遍的文稿，一次性上载的。”
主办方之一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说，网络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让更多人阅读、评价和支持文学创作。在线写作可以让作者更多地了解读者的意见和反馈，修改和完善作品。网络也扩大了参赛范围，这次比赛参赛者有三分之一是外地作家。
主办单位表示，去年收到67部参赛长篇小说，今年共有81部参赛作品在天涯社区发表。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希望获奖者打磨作品，“大奖赛不仅要数量，也要有质量，更希望出精品。”(完)
风灾间隙，访问了获奖者崽崽。访问中，这感性的汉子两次落泪了。一次，是为了苦难而坚守爱情的母亲，一个27岁嫁了国军军官做二房，34岁守寡今年95岁，为男人的灵骨搬了5次家的女子；一次为了小说《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位没有尊严却自尊的女子。
崽崽说，他写小说，一直是为自己的精神找出口，在苦难中、卑微地、寻找尊严。我这个周末，被这男子的小说带着走进了旧的，“是为海口”的海口。精神的。
读后，发觉，这也是一个，觉得女子总比男子“干净”的男子。
中新社海口10月19日电 (关向东 张茜翼)19日是水灾后海口难得的艳阳天，一个以“海南社会生活和人文历史”为题材的网络长篇小说大奖赛在此间揭晓，3位获奖者均为海南本土人士。
海南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是迄今为止国内奖金最高的长篇小说大奖赛，作品全部以网络形式发表。该奖年度优秀作品奖奖金为20万元人民币，从去年起将连续举办3年，最终从3年入选作品中选出特别大奖，奖金100万元。
获本年度优秀作品奖的是海南作家崽崽创作的《我们的三六巷》。李焕才的《青龙湾》、林森的《暖，若春风》获得年度提名奖。
此次大赛终审评委、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说，大奖赛的目的在于激励以海南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
终审评委、著名作家张炜认为，海南本土作家的作品相对于闯海作家的作品而言，“本地的气息，特殊的味道”影响了“作品的气质”，本土气息更浓郁，更加打动评委。
海南著名作家崽崽创作的《我们的三六巷》“叙事巧妙地使用海口俚语，在细节的描述和小人物性格的塑造等方面颇见笔力，是一部具有浓厚本土性和原创性的作品。”
提名奖获得者52岁的李焕才，是一位儋州新英港的医生，“小镇病人不多，每天忙碌一阵后，我就拿出纸笔写出熟悉的家乡故事。我因为写小说开始接触网络，和网友互动很有趣。”评委意见指他的《青龙湾》大量地调用了本土文化资源，特别是儋州调声和楹联文化，具有浓郁的乡野气息。
1982年出生的“80后”文学杂志编辑林森，以《暖，若春风》第二次获得年度提名奖，这是他创作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可能3人中我最年轻却心最老，我不太信任网络。我觉得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喜欢作品在写作过程中被网友议论、指点，所以我是在截稿的最后一天将修改了数遍的文稿，一次性上载的。”
主办方之一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说，网络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让更多人阅读、评价和支持文学创作。在线写作可以让作者更多地了解读者的意见和反馈，修改和完善作品。网络也扩大了参赛范围，这次比赛参赛者有三分之一是外地作家。
主办单位表示，去年收到67部参赛长篇小说，今年共有81部参赛作品在天涯社区发表。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希望获奖者打磨作品，“大奖赛不仅要数量，也要有质量，更希望出精品。”(完)
陳伊敏:駱以軍看見魔鬼的臉
姐姐：
久未聯繫。
這是近來有多人讚賞的一篇稿子。駱以軍也給了很多鼓勵和讚賞。
與您分享
秋安
伊敏
世紀．Writer﹕駱以軍看見魔鬼的臉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7日
文／陳伊敏
身穿普通T恤和休閒褲，四十三歲的駱以軍臉上並無「社會表情」。有說，見到駱本人會覺得他的小說是別人幫他寫的。「華麗的淫猥與悲傷」式死亡敘事和傷害美學，暴力與死亡、性與傷害的遐思信手拈來。看他作品自然想像其形象會異於常人？但現實中的他卻謙卑淳樸，待前輩晚輩都很尊敬。這位純粹的小說家堅持不入世的狀態，「他像需要安慰的大熊寶寶，同時語言豐盛，在創作上有強者氣勢。」駱的現代詩老師羅智成說。
專訪開始前，高大的駱以軍略帶羞澀地問：「可否讓我先抽一口煙，很快就好！」轉眼他隱秘地將臉探到窗外，只見被窗簾裹起來的背影。幾口吞吐後，他將殘煙卷藏起，神色自若地說：「好了。」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曾評價駱以軍是台灣近十多年最有創造力的作家。生活上，他像武士一般過關斬將，「生命再顛沛流離都堅持戰鬥，但直到《西夏旅館》就撞牆了。」
寫作期間憂鬱症三次侵襲了他。有一次持續了九個月，病好時記憶衰退，腦裏資料像電腦中毒一樣全部丟失。但他還能清醒地衝到醫院就診。莫言笑稱，正常健康的人是無法寫出這樣複雜凌亂糾纏不休的語言與意象。
「處於失能狀態。沒事時跑車引擎可以到300，憂鬱症一來油門就破掉開不動，連專欄都寫不出。現在每年一次，就像感冒，已經習慣了，乖乖吃藥就好。」他憶起抑鬱的「前奏」是發生在大學時，寒冬在陽明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太宰治非常激動，沒法留在房間，要衝進風雨裏狂走，穿著雨衣抽煙，紙和煙草皆被雨水打爛。
專欄：無礙創作的素描練習
駱以軍掏出《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贈予記者，這是他在台灣《壹週刊》的專欄結集。在八卦周刊寫深刻的故事，這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駱以軍稱唐諾為「恩人」，唐諾稱他為「最應長期持有的潛力股」，但亦不諱言對駱以軍寫專欄有意見，擔心他從此以後陷入千來字的思維框框中。
駱以軍說，很感激唐諾拳拳在心，但他對寫專欄始終保持清醒。他說，在台灣要純靠版稅謀生幾乎不可能。《西夏旅館》6000本已屬不錯。但一般銷量頂多2000，一本書的版稅大概就6、7萬台幣，如果用一年寫成，每個月收入大概5000台幣。「我很感恩寫專欄的機會解決了生活的飢餓感。別以為窮困會出佳品，我28、29歲住在陽明山處於低潮，最孤獨最潦倒的吧，卻寫不出字來，看同樣境況的同輩離場。」他在年輕時候想過37歲就自殺了，當時的寫作是暴戾的。低潮期更準備離場，轉行賣串燒。「我不能為小說殉難，我希望我的孩子好好地活，太太快樂地活。」
他始終保持低沉緩和的語氣，屈腿坐在沙發上，續說：「我曾經質疑抑憂鬱症的藥令我變蠢，醫生說讓你變遲鈍的不是藥，而是抑鬱症本身，因果顛倒了。我寫專欄也一樣，不可能是周刊讓我創作出問題。」他說，小說家像運動員一樣有自然的職業低潮，寫完一個長篇通常要休息半年到一年。花四年完成的《西夏旅館》是高度極限運動，耗盡意志與力量，目前的狀態就像電腦硬盤要洗掉內容和高度記憶的文體，「像哪吒換筋骨一樣痛苦。」在他看來休整期更該繼續做基本功，寫專欄如芭蕾舞者之練功踢腿，如畫家之素描練習。創作低潮，他半夜將自己弄醒起來記錄夢境，古老的房子、哀傷的戲院在一邊寫一邊消失，這種訓練積澱了他小說的劇場感。那時他遇到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感覺「如仙女從天而降，見到會發抖。」2004年因散文集《我們》熱賣暢銷，他被選為金石堂出版風雲人物。「朱天心特意手寫了封信說：他們很擔心失去我。我回信說，請不用擔心。這刺激我馬上開筆寫《西夏旅館》。朱天心、朱天文、唐諾、黃錦樹等都是我的恩人。」
「寫專欄的八年中，《遠方》、《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西夏旅館》交出的成績不會讓人擔心。」此時他的憨笑中帶有自信。他的長篇總是繁複地敘述人性中最黑暗殘酷扭曲幽深的角落，深刻嚴肅。但他賣得最好的、銷量一萬的作品竟是雜誌專欄集《我們》。他在年輕時會有挫敗感，如今感悟到「能夠在這麼糟的年代專心寫小說，請相信這件事情的獎賞在書寫的同時完成了。」
奇幻爆炸：十年黃金期
被通知獲得浸會大學頒發的第三屆「紅樓夢獎」首獎時，電話裏傳來他微顫的聲音：「這個獎對我這個一直倒楣的人來講，可說是從天而降的恩賜。」這次來港領獎，可覺察他變得略為陽光。「現在已經漸入佳境，我還有十年的黃金期。」
「在小說家身邊的人是最可憐的，這些年真是辛苦我太太了。」他低頭蹙眉，加快了語速：「平時我看似很好相處，其實在創作小說時身邊親密的人是很痛苦的，因為你在處理地獄之境。我何嘗不希望自己做一個健康快樂的人？但創作時我必須將九尾妖狐放入體內，像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主角的工作是「夢讀」，食夢獸吃了各種的恐怖、哀愁、悲傷夢境之後死掉，主角用刀片將眼瞳割開去摸獸的骷髏……這就是小說家工作。」
「作品還未得到認可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她面對的是一個賭徒。」駱以軍稱讚太太漂亮而淡泊，對古典藝術迷。「可跟我無法實現對美的追求，還要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充滿不安全感。我真的感激、感動，她一直相信小說創作的價值，很支持我。 」
「我在寫小說時所看到的那種奇幻爆炸的美，跟吸毒者是一樣的，是在自High。」有一次，駱以軍開車時，太太突然問：「你在笑什麼……」手握盤的他不知不覺一直在傻笑。「我突然在一個極限的光焰裏，看到了魔鬼的臉，太美了。」
駱以軍的大兒子11歲，次子9歲。大兒子出生時，他沒工作，沒地方發表，零收入。兒子出生前他感到喉嚨痛，醫生說是壓力太大導致的症狀。他笑稱，早在寫《妻夢狗》時已覺得是「最後」。「那是項羽在烏江，天地把你逼到末路。」當時尋覓攤位並打聽如何批發肉類賣串燒。大兒子兩歲時，太太懷孕了，他為埋頭寫《遣悲懷》「拋棄妻子」，一星期有三天丟下大兒子和懷孕的太太，自己在家鄉閉關創作，這也是個艱難期。
0.7黑色原子筆：手部的韻律
駱以軍的多部作品都在動員父親的故事資產。自稱「經驗匱乏」的台灣外省第二代，他從小在客廳裏聽父親講述逃亡故事和家族記憶。「父親從小教我們慷慨。他常說，祖父是殺豬的，很慷慨。過年窮人家會說，駱大爺，家裏的孩子沒肉吃。祖父問：要多少斤？對方說，三斤；祖父說：三斤哪夠？就給了五斤。祖父過世後，鄉親們紛紛給孤兒寡母還錢，駱家變成了地主。」駱以軍會在兒子吵架時說這個故事：「男人要慷慨，你祖父以前告訴我說……」。小說家還沒展開，兒子就會接上：「三斤不夠，要給五斤……」他一臉哭笑不得。
自認電腦能力差，他所有作品都是手寫。每天把小孩送去上學就到咖啡屋寫作。他喜歡讓0.7黑色原子筆的油墨流淌在純白的A4紙上。「這個是一個運動的過程，記憶體不在腦部，而在手部的韻律感。」
明年三月，駱以軍將擔任浸大駐校作家，他計劃為新長篇《女兒》（暫定）開筆，寫關於學習與教養，虛構老小說家講述女兒。「像《AI人工智能》，我覺得自己很像一個機器人小男孩，想要變成人類小男孩，雖然悲傷，但這是一個自我找尋和自我教養的過程。」也許到時候，他又將看見魔鬼的臉。
About 駱以軍
台灣小說家，著有《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遣悲懷》、《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西夏旅館》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等。《西夏旅館》獲評為2010年度紅樓夢獎首獎。2004年到香港浸大任訪問作家。
久未聯繫。
這是近來有多人讚賞的一篇稿子。駱以軍也給了很多鼓勵和讚賞。
與您分享
秋安
伊敏
世紀．Writer﹕駱以軍看見魔鬼的臉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7日
文／陳伊敏
身穿普通T恤和休閒褲，四十三歲的駱以軍臉上並無「社會表情」。有說，見到駱本人會覺得他的小說是別人幫他寫的。「華麗的淫猥與悲傷」式死亡敘事和傷害美學，暴力與死亡、性與傷害的遐思信手拈來。看他作品自然想像其形象會異於常人？但現實中的他卻謙卑淳樸，待前輩晚輩都很尊敬。這位純粹的小說家堅持不入世的狀態，「他像需要安慰的大熊寶寶，同時語言豐盛，在創作上有強者氣勢。」駱的現代詩老師羅智成說。
專訪開始前，高大的駱以軍略帶羞澀地問：「可否讓我先抽一口煙，很快就好！」轉眼他隱秘地將臉探到窗外，只見被窗簾裹起來的背影。幾口吞吐後，他將殘煙卷藏起，神色自若地說：「好了。」
文學評論家王德威曾評價駱以軍是台灣近十多年最有創造力的作家。生活上，他像武士一般過關斬將，「生命再顛沛流離都堅持戰鬥，但直到《西夏旅館》就撞牆了。」
寫作期間憂鬱症三次侵襲了他。有一次持續了九個月，病好時記憶衰退，腦裏資料像電腦中毒一樣全部丟失。但他還能清醒地衝到醫院就診。莫言笑稱，正常健康的人是無法寫出這樣複雜凌亂糾纏不休的語言與意象。
「處於失能狀態。沒事時跑車引擎可以到300，憂鬱症一來油門就破掉開不動，連專欄都寫不出。現在每年一次，就像感冒，已經習慣了，乖乖吃藥就好。」他憶起抑鬱的「前奏」是發生在大學時，寒冬在陽明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太宰治非常激動，沒法留在房間，要衝進風雨裏狂走，穿著雨衣抽煙，紙和煙草皆被雨水打爛。
專欄：無礙創作的素描練習
駱以軍掏出《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贈予記者，這是他在台灣《壹週刊》的專欄結集。在八卦周刊寫深刻的故事，這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駱以軍稱唐諾為「恩人」，唐諾稱他為「最應長期持有的潛力股」，但亦不諱言對駱以軍寫專欄有意見，擔心他從此以後陷入千來字的思維框框中。
駱以軍說，很感激唐諾拳拳在心，但他對寫專欄始終保持清醒。他說，在台灣要純靠版稅謀生幾乎不可能。《西夏旅館》6000本已屬不錯。但一般銷量頂多2000，一本書的版稅大概就6、7萬台幣，如果用一年寫成，每個月收入大概5000台幣。「我很感恩寫專欄的機會解決了生活的飢餓感。別以為窮困會出佳品，我28、29歲住在陽明山處於低潮，最孤獨最潦倒的吧，卻寫不出字來，看同樣境況的同輩離場。」他在年輕時候想過37歲就自殺了，當時的寫作是暴戾的。低潮期更準備離場，轉行賣串燒。「我不能為小說殉難，我希望我的孩子好好地活，太太快樂地活。」
他始終保持低沉緩和的語氣，屈腿坐在沙發上，續說：「我曾經質疑抑憂鬱症的藥令我變蠢，醫生說讓你變遲鈍的不是藥，而是抑鬱症本身，因果顛倒了。我寫專欄也一樣，不可能是周刊讓我創作出問題。」他說，小說家像運動員一樣有自然的職業低潮，寫完一個長篇通常要休息半年到一年。花四年完成的《西夏旅館》是高度極限運動，耗盡意志與力量，目前的狀態就像電腦硬盤要洗掉內容和高度記憶的文體，「像哪吒換筋骨一樣痛苦。」在他看來休整期更該繼續做基本功，寫專欄如芭蕾舞者之練功踢腿，如畫家之素描練習。創作低潮，他半夜將自己弄醒起來記錄夢境，古老的房子、哀傷的戲院在一邊寫一邊消失，這種訓練積澱了他小說的劇場感。那時他遇到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感覺「如仙女從天而降，見到會發抖。」2004年因散文集《我們》熱賣暢銷，他被選為金石堂出版風雲人物。「朱天心特意手寫了封信說：他們很擔心失去我。我回信說，請不用擔心。這刺激我馬上開筆寫《西夏旅館》。朱天心、朱天文、唐諾、黃錦樹等都是我的恩人。」
「寫專欄的八年中，《遠方》、《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西夏旅館》交出的成績不會讓人擔心。」此時他的憨笑中帶有自信。他的長篇總是繁複地敘述人性中最黑暗殘酷扭曲幽深的角落，深刻嚴肅。但他賣得最好的、銷量一萬的作品竟是雜誌專欄集《我們》。他在年輕時會有挫敗感，如今感悟到「能夠在這麼糟的年代專心寫小說，請相信這件事情的獎賞在書寫的同時完成了。」
奇幻爆炸：十年黃金期
被通知獲得浸會大學頒發的第三屆「紅樓夢獎」首獎時，電話裏傳來他微顫的聲音：「這個獎對我這個一直倒楣的人來講，可說是從天而降的恩賜。」這次來港領獎，可覺察他變得略為陽光。「現在已經漸入佳境，我還有十年的黃金期。」
「在小說家身邊的人是最可憐的，這些年真是辛苦我太太了。」他低頭蹙眉，加快了語速：「平時我看似很好相處，其實在創作小說時身邊親密的人是很痛苦的，因為你在處理地獄之境。我何嘗不希望自己做一個健康快樂的人？但創作時我必須將九尾妖狐放入體內，像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主角的工作是「夢讀」，食夢獸吃了各種的恐怖、哀愁、悲傷夢境之後死掉，主角用刀片將眼瞳割開去摸獸的骷髏……這就是小說家工作。」
「作品還未得到認可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她面對的是一個賭徒。」駱以軍稱讚太太漂亮而淡泊，對古典藝術迷。「可跟我無法實現對美的追求，還要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充滿不安全感。我真的感激、感動，她一直相信小說創作的價值，很支持我。 」
「我在寫小說時所看到的那種奇幻爆炸的美，跟吸毒者是一樣的，是在自High。」有一次，駱以軍開車時，太太突然問：「你在笑什麼……」手握盤的他不知不覺一直在傻笑。「我突然在一個極限的光焰裏，看到了魔鬼的臉，太美了。」
駱以軍的大兒子11歲，次子9歲。大兒子出生時，他沒工作，沒地方發表，零收入。兒子出生前他感到喉嚨痛，醫生說是壓力太大導致的症狀。他笑稱，早在寫《妻夢狗》時已覺得是「最後」。「那是項羽在烏江，天地把你逼到末路。」當時尋覓攤位並打聽如何批發肉類賣串燒。大兒子兩歲時，太太懷孕了，他為埋頭寫《遣悲懷》「拋棄妻子」，一星期有三天丟下大兒子和懷孕的太太，自己在家鄉閉關創作，這也是個艱難期。
0.7黑色原子筆：手部的韻律
駱以軍的多部作品都在動員父親的故事資產。自稱「經驗匱乏」的台灣外省第二代，他從小在客廳裏聽父親講述逃亡故事和家族記憶。「父親從小教我們慷慨。他常說，祖父是殺豬的，很慷慨。過年窮人家會說，駱大爺，家裏的孩子沒肉吃。祖父問：要多少斤？對方說，三斤；祖父說：三斤哪夠？就給了五斤。祖父過世後，鄉親們紛紛給孤兒寡母還錢，駱家變成了地主。」駱以軍會在兒子吵架時說這個故事：「男人要慷慨，你祖父以前告訴我說……」。小說家還沒展開，兒子就會接上：「三斤不夠，要給五斤……」他一臉哭笑不得。
自認電腦能力差，他所有作品都是手寫。每天把小孩送去上學就到咖啡屋寫作。他喜歡讓0.7黑色原子筆的油墨流淌在純白的A4紙上。「這個是一個運動的過程，記憶體不在腦部，而在手部的韻律感。」
明年三月，駱以軍將擔任浸大駐校作家，他計劃為新長篇《女兒》（暫定）開筆，寫關於學習與教養，虛構老小說家講述女兒。「像《AI人工智能》，我覺得自己很像一個機器人小男孩，想要變成人類小男孩，雖然悲傷，但這是一個自我找尋和自我教養的過程。」也許到時候，他又將看見魔鬼的臉。
About 駱以軍
台灣小說家，著有《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遣悲懷》、《妻夢狗》、《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西夏旅館》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等。《西夏旅館》獲評為2010年度紅樓夢獎首獎。2004年到香港浸大任訪問作家。
10/12/2010
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是何許人
世紀．諾貝爾文學獎2010﹕略：活了三世的小說家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話說一九六二年，一名二十四歲的秘魯青年在巴黎電視台做夜班工作之餘，完成了一本小說，叫做《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在巴塞隆拿出版，其後獲頒「小叢書獎」，繼而在拉丁美洲引起轟動效應，文藝青年人手一冊，都在探聽此書作者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是何許人？當《城市與狗》出版英譯本The City and the Dogs的時候，拉丁美洲乃至西方文壇還沒有人知道《百年孤寂》（Cien anos de soledad）這本巨著，因為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a Mrquez）雖然比略薩年長七年，但《百年孤寂》倒要在四年後（六六年）才脫稿，翌年才面世，其後英譯成為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才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
■第一世：《城市與狗》
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素（Jos Donoso）在《文學「爆炸」親歷記》（The "Boom" and Beyond）中指出：《城市與狗》標誌「文學爆炸」第二階段的開端，他像很多拉美文藝青年那樣，初讀此書，即對作者獨特而深刻的寫法大為傾倒，略薩不斷變換視角的技巧，省略敘事者以還原小說客觀化的藝術，與社會批判的深刻程度結合得近乎完美。
「城市」指向整個秘魯社會，「狗」則指向軍校學員，從而鋪展出五十年代秘魯的軍事獨裁統治，軍校校長與學員殘暴源於社會制度與腐敗觀念，在略薩這本少作中，秘魯社會形同一座巨大的監獄，人民倒是腐敗社會的無辜犧牲品，何塞．多諾素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駐智利的秘魯文化參贊一再提醒他，《城市與狗》的內容並不真實，並且力圖貶抑此書的文學價值；然而，秘魯軍政府不知道，官方不合理的壓迫（其後甚至「焚書」），更助長了民間因好奇或不平而追讀。這是略薩的第一世。
略薩與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好朋友，兩人都四海為家，儘管兩人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已名滿天下，但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句名言：「出版商都很富有，作家都很貧窮」，因為作家只拿到微薄的版稅，書籍大賣，錢都只是進了出版商的口袋。但六七十年代流散異地的拉美作家相濡以沬，情誼深厚，略薩的博士論文《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Garca Mrquez：historia de un deicidio）在一九七一年出版，全面肯定了好朋友的文學成就，一位意大利評論家在巴塞隆拿的文學會議上半開玩笑地對略薩說：像你那樣有名的作家，撰寫一本專著，討論一位同樣出名的同行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在意大利倒是不可思議的，在同一聚會上，一位作家不在另一位作家的咖啡裏落毒，也是不可能的——就像科幻小說的情節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
■第二世：從世界末日之戰到情愛筆記
略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經一直是諾獎的熱門候選人，他寫得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勤快，幾乎一步一個腳印地出版了《綠房子》（The Green House）、《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世界末日之戰》（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等重要作品，九十年代還寫了《利圖馬在安地斯山》（Death in the Andes）和《情愛筆記》（Notebooks of Don Rigoberto）兩本小說，這是他的小說生命的第二世；他還寫了大量劇作、文論和政論，堪稱質量俱佳的寫作多面手，譯本遍及全球，獲獎無數，包括西班牙語文學最高榮譽的獎項「塞萬提斯獎」（Premio Miguel de Cervantes），偏偏就一直與諾獎擦身而過，要等到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獲獎後二十八年才得以一搔後半生之癢。
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堪稱「拉美文學雙絕」，略薩在回憶錄《水中魚》（A Fish in the Water）夫子自道，將這種迥異多變的小說結構稱為「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即省略小說的主要敘述者，以全知的觀點遊走於不同地點、不同人物的情節之間，從而貫連不同的主題及次主題，時空交錯而並置，讓不同文本與不同角色平行發展，融合不同的複雜情狀，打通了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談到「結構寫實」，曾用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立體主義為例加以說明：「畫面上常常出現一個人的正面和側面，放在一起平排，更有時會出現三隻眼睛和兩個嘴巴，不過是把幾個面同時鋪陳展列罷了。」
沒有辦法統計，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對兩岸三地的小說創作有多大影響，但我們至少相信，在拉丁美洲小說中譯大盛之際，正值內地「新小說」、尋根小說、實驗小說勃興之時，至少可以在莫言、韓少功等作者的早期作品中找到痕。但略薩之所以略薩，是由於他不會在某一個立足點上停駐太久，他早年的小說融貫了拉美國家如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多明尼亞的戰亂歷史、政治、社會、獨裁與革命的印記，踏入新千禧年，正當拉丁文學爆炸由全盛期進入平淡期，他老當益壯，充分利用平凡而現成的歷史素材，創作了四部令人刮目相看的長篇小說，寫法上不斷推陳出新，他晚近的作品無疑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了今回獲頒諾獎，絕對不是光靠吃老本。
■第三世：兩長篇的鏡像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The Way to Paradise）出版於二○○三年，可以說是他的第三世，這個長篇平行敘述畫家高更（Paul Gauguin）和社運分子科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浮生歷練，原來兩人是素未謀面的外祖母與孫兒——單數的章節是外祖母特里斯坦的故事，她一生為婦女和工人發起抗爭，全情吶喊，雙數的章節是孫兒高更遠赴大溪地追尋精神淨土的故事，在史料的基礎上融匯了大量想像非凡的虛構情節，兩代人殊途同歸，恍如對照的人生之鏡，隱喻在不空時空裏的眾生，只要不肯屈從於命運，只要穿越險阻而盡其所能，轉到另一個街角，便有可能尋找隱蔽於可見範圍以外的人間天堂。
出版於二○○六年的《壞女孩》（The Bad Girl）也是一面設置於拉美以外而反照拉美的鏡子，故事發生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利馬和巴黎——秘魯少年與智利移民少女邂逅於利馬，少女突然失蹤，少年在成長後去了巴黎，在聯合國當翻譯，兩人重遇，少女原來曾加入古巴革命軍，輾轉在巴黎嫁給一名法國富人，而且不斷更改姓名，好比一條變色龍，人生目標不外是金錢和權力，她是男主角眼中的「壞女孩」，而表面上事事妥協的男主角在壞女孩眼中，既是一個完美版的「好男孩」，同時也是一條順應求存的變色龍——這也是一組「鏡像」，這不僅是一個愛情故事，倒從互相映照的重重鏡像裏，隱喻了秘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錯綜複雜、若即若離、有情更似無情，皆因經濟與權力早已控制並且易改了人的感情與命運。
從兩部寫於二○○○年後的長篇小說，出現了兩種「鏡像」，一是高更與外祖母的對照，一是失散、重逢又失散的一男一女的對照，兩個文本同時又構成了兩個時代的對照。七十四歲的略薩的創作力依然旺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之際，他最新的長篇小說《凱爾特人的夢》（Sueno del Celta）快將面世了，且看能否再掀「略薩熱」，甚或為早已歸於平淡的拉美文學再起風雲。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文章日期：2010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話說一九六二年，一名二十四歲的秘魯青年在巴黎電視台做夜班工作之餘，完成了一本小說，叫做《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在巴塞隆拿出版，其後獲頒「小叢書獎」，繼而在拉丁美洲引起轟動效應，文藝青年人手一冊，都在探聽此書作者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是何許人？當《城市與狗》出版英譯本The City and the Dogs的時候，拉丁美洲乃至西方文壇還沒有人知道《百年孤寂》（Cien anos de soledad）這本巨著，因為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a Mrquez）雖然比略薩年長七年，但《百年孤寂》倒要在四年後（六六年）才脫稿，翌年才面世，其後英譯成為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才在國際文壇大放異彩。
■第一世：《城市與狗》
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素（Jos Donoso）在《文學「爆炸」親歷記》（The "Boom" and Beyond）中指出：《城市與狗》標誌「文學爆炸」第二階段的開端，他像很多拉美文藝青年那樣，初讀此書，即對作者獨特而深刻的寫法大為傾倒，略薩不斷變換視角的技巧，省略敘事者以還原小說客觀化的藝術，與社會批判的深刻程度結合得近乎完美。
「城市」指向整個秘魯社會，「狗」則指向軍校學員，從而鋪展出五十年代秘魯的軍事獨裁統治，軍校校長與學員殘暴源於社會制度與腐敗觀念，在略薩這本少作中，秘魯社會形同一座巨大的監獄，人民倒是腐敗社會的無辜犧牲品，何塞．多諾素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駐智利的秘魯文化參贊一再提醒他，《城市與狗》的內容並不真實，並且力圖貶抑此書的文學價值；然而，秘魯軍政府不知道，官方不合理的壓迫（其後甚至「焚書」），更助長了民間因好奇或不平而追讀。這是略薩的第一世。
略薩與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好朋友，兩人都四海為家，儘管兩人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已名滿天下，但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一句名言：「出版商都很富有，作家都很貧窮」，因為作家只拿到微薄的版稅，書籍大賣，錢都只是進了出版商的口袋。但六七十年代流散異地的拉美作家相濡以沬，情誼深厚，略薩的博士論文《加西亞．馬爾克斯：弒神者的歷史》（Garca Mrquez：historia de un deicidio）在一九七一年出版，全面肯定了好朋友的文學成就，一位意大利評論家在巴塞隆拿的文學會議上半開玩笑地對略薩說：像你那樣有名的作家，撰寫一本專著，討論一位同樣出名的同行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在意大利倒是不可思議的，在同一聚會上，一位作家不在另一位作家的咖啡裏落毒，也是不可能的——就像科幻小說的情節不可能在現實中發生。
■第二世：從世界末日之戰到情愛筆記
略薩在九十年代之前已經一直是諾獎的熱門候選人，他寫得比任何一位作家都勤快，幾乎一步一個腳印地出版了《綠房子》（The Green House）、《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Captain Pantoja and the Special Service）、《世界末日之戰》（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等重要作品，九十年代還寫了《利圖馬在安地斯山》（Death in the Andes）和《情愛筆記》（Notebooks of Don Rigoberto）兩本小說，這是他的小說生命的第二世；他還寫了大量劇作、文論和政論，堪稱質量俱佳的寫作多面手，譯本遍及全球，獲獎無數，包括西班牙語文學最高榮譽的獎項「塞萬提斯獎」（Premio Miguel de Cervantes），偏偏就一直與諾獎擦身而過，要等到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獲獎後二十八年才得以一搔後半生之癢。
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堪稱「拉美文學雙絕」，略薩在回憶錄《水中魚》（A Fish in the Water）夫子自道，將這種迥異多變的小說結構稱為「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即省略小說的主要敘述者，以全知的觀點遊走於不同地點、不同人物的情節之間，從而貫連不同的主題及次主題，時空交錯而並置，讓不同文本與不同角色平行發展，融合不同的複雜情狀，打通了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談到「結構寫實」，曾用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立體主義為例加以說明：「畫面上常常出現一個人的正面和側面，放在一起平排，更有時會出現三隻眼睛和兩個嘴巴，不過是把幾個面同時鋪陳展列罷了。」
沒有辦法統計，略薩的「結構寫實」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魔幻寫實」對兩岸三地的小說創作有多大影響，但我們至少相信，在拉丁美洲小說中譯大盛之際，正值內地「新小說」、尋根小說、實驗小說勃興之時，至少可以在莫言、韓少功等作者的早期作品中找到痕。但略薩之所以略薩，是由於他不會在某一個立足點上停駐太久，他早年的小說融貫了拉美國家如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多明尼亞的戰亂歷史、政治、社會、獨裁與革命的印記，踏入新千禧年，正當拉丁文學爆炸由全盛期進入平淡期，他老當益壯，充分利用平凡而現成的歷史素材，創作了四部令人刮目相看的長篇小說，寫法上不斷推陳出新，他晚近的作品無疑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了今回獲頒諾獎，絕對不是光靠吃老本。
■第三世：兩長篇的鏡像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The Way to Paradise）出版於二○○三年，可以說是他的第三世，這個長篇平行敘述畫家高更（Paul Gauguin）和社運分子科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的浮生歷練，原來兩人是素未謀面的外祖母與孫兒——單數的章節是外祖母特里斯坦的故事，她一生為婦女和工人發起抗爭，全情吶喊，雙數的章節是孫兒高更遠赴大溪地追尋精神淨土的故事，在史料的基礎上融匯了大量想像非凡的虛構情節，兩代人殊途同歸，恍如對照的人生之鏡，隱喻在不空時空裏的眾生，只要不肯屈從於命運，只要穿越險阻而盡其所能，轉到另一個街角，便有可能尋找隱蔽於可見範圍以外的人間天堂。
出版於二○○六年的《壞女孩》（The Bad Girl）也是一面設置於拉美以外而反照拉美的鏡子，故事發生於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利馬和巴黎——秘魯少年與智利移民少女邂逅於利馬，少女突然失蹤，少年在成長後去了巴黎，在聯合國當翻譯，兩人重遇，少女原來曾加入古巴革命軍，輾轉在巴黎嫁給一名法國富人，而且不斷更改姓名，好比一條變色龍，人生目標不外是金錢和權力，她是男主角眼中的「壞女孩」，而表面上事事妥協的男主角在壞女孩眼中，既是一個完美版的「好男孩」，同時也是一條順應求存的變色龍——這也是一組「鏡像」，這不僅是一個愛情故事，倒從互相映照的重重鏡像裏，隱喻了秘魯與西方世界的關係——錯綜複雜、若即若離、有情更似無情，皆因經濟與權力早已控制並且易改了人的感情與命運。
從兩部寫於二○○○年後的長篇小說，出現了兩種「鏡像」，一是高更與外祖母的對照，一是失散、重逢又失散的一男一女的對照，兩個文本同時又構成了兩個時代的對照。七十四歲的略薩的創作力依然旺盛，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之際，他最新的長篇小說《凱爾特人的夢》（Sueno del Celta）快將面世了，且看能否再掀「略薩熱」，甚或為早已歸於平淡的拉美文學再起風雲。
[文／葉輝 編輯／曾祥泰]
9/19/2010
潘國靈專訪﹕文字的距離與親密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9日
【明報專訊】當閱讀一本好書時，情感觸動，某種很私人的共鳴感在縈迴，好像作家為你在黑暗中亮了一盞微光。潘國靈的作品就是給我這種共鳴感﹕很私密但又很坦誠，很深入但又很溫柔，很精準但又很曖昧，很不妥協但又有種安撫。作家作品往往有許多詮釋閱讀的可能，而潘國靈的作品無疑富有許多詮釋閱讀的角度，不過，這回，我更願意當一個純粹閱讀者，把閱讀後衍生的問題問及潘國靈，然後，我發現潘國靈說話就是一篇文章。訪問中他說好的讀者難求，然而，訪問他後，我知曉，其實首先還得有好作家。
夏﹕夏芝然
潘﹕潘國靈
圖﹕陳智良
執迷不悔即是癡
夏﹕你的短篇小說集《親密距離》中，〈波士頓與紅磚屋〉以兩間毗鄰的建築物寫一段橫跨二十多年的感情、〈貧淚人〉寫切洋但淚腺閉塞的感覺，都給我意念很獨特的感覺，這些意念如何得來？
潘﹕樹上的蘋果掉下來，其實也在樹上掛了很久。都是日積月累，可以歸諸為一種sensibility（感受力）吧。波士頓是灣仔波士頓餐廳、紅磚屋是以前的循道衛理，不僅是互相毗鄰，而且，一間是食店一間是教會，分別就是口腹與精神食糧，對照起來，由物理空間到提升為寓言，再與《重慶森林》作文本互涉，我覺得可以玩奏出非常微妙的親密與距離。而且，小說後來真的拉到去波士頓，也就不僅是二十多年的時間距離，也是城市符號的距離。要說的話，每篇意念都可以說很多，但總的來說，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上，加點奇想構思，召喚記憶，特別是你對某些東西持續的感受力，將它們熬煉成小說的意念，運用小說技巧將之發展。〈貧淚人〉那篇則稍有不同，較怪異，以極端的方式來刺激眼睛但始終無法流淚，本身就是很戲劇化的。在生活化與戲劇化之間如何遊走，我想也是小說的親密與距離哲學。
夏﹕你的小說創作，從《傷城記》、《病忘書》、《失落園》到新作，都圍繞一些存在母題如愛情、身體、城市、疾病、悖論等，為何這麼執意？
潘﹕執迷不悔即是癡。癡其實就是obsession。我想，寫小說的人都是要有點個人的執念的。執著一些存在母題，陷入反思、寫作的狀態，這對於我來說很自然，也可以說是小說的慰藉吧，它首先其實是面壁書寫，與其說是溝通，不如說是禱語。所以，這些存在母題是關己的，但又不獨是自己的。圍繞一些母題書寫，寫起來就好像漩渦式的轉圈，愈拉愈深，不是直線的。每本小說集，雖然收入都是短篇、中篇，但我希望它們不只是個別作品的匯集，而合起來也希望有較完整的概念，呈現一個作家的小說世界。
夏﹕是的，說到概念，內地搜狐把你「香港書展作家巡禮」整個講座內容放了上網，大題是「潘國靈分享創作心得﹕我用概念寫小說」，你怎看呢？
潘﹕那大題是搜狐讀書版編輯起的，她後來給我發來電郵，說希望我不介意，「因為網路媒體的特性，要聳動，要吸引眼球，有的難免要斷章取義」，這個我是可以理解的。（夏﹕我覺得這題目很搶眼，其實蠻好的。內地好像有「概念小說」的比賽呢。）是嗎？那天講座說了很多東西，但我談得更多的確是創作的概念，或是你以上問及的存在的母題、意念的由來等。這些，我的確非常重視。但其實小說是很多東西的共同編織，人物、故事、結構、場景、概念、思考、語言特性等等，編織出來已經無法拆解，只是作為講座重點，有時會集中剖析某項。我給那個編輯回郵說﹕「其實我是用血肉寫小說呀。」說來好像說笑，但其實是真的。你問我以上意念何來？我只能長話短說。其實不少是經歷內心折磨而來，有痛才懂得反應，否則我是寫不出到肉的愛情、身體小說的。但書寫出來當然輕重有別。
作品站在作者前
夏﹕作品完成了，就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但那又不全然是獨立，因作家的所思所想都忠誠地傾注於裏面，你能否說說作品和作家之間的關係？
潘﹕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應該是讓自己的作品站在自己之前的，也就是，自己躲在作品身影背後便可以了，這也是一種「顯」與「隱」的弔詭。但現在的情卻恰恰相反，作者比作品站得更出，名氣往往比作品質量更高。可能現在是一個「表演型」社會，作家紛紛都被拉上講壇了，而且相當密集，writer同時也是speaker。說到作品與作家的關係，當然也可從另外的角度說，譬如我們熟悉的四字詞「文如其人」、「文過飾非」，說的其實就是作家的忠誠問題。我始終以「文過飾非」為戒，而且可以說對此相當厭惡，但所謂「作家的忠誠」，我看又比「文如其人」複雜得多。作者的文字並不一定就像平日他/她所表現的自己，現實比較多遏抑、限制，文字可以釋放出，或者接收不一樣的自我 可能。
夏﹕你的散文/詩集《靈魂獨舞》將出版，聽說是關於你個人私密的故事，為何有這種寫作想法？
潘﹕這書最初我叫它《字畫像》，英文self-portrait。就好像畫家畫了一堆畫，偶爾會為自己畫一些「自畫像」。這本書的文章也是這樣累積而成的，但我用的是文字。一篇一篇，好像一幅一幅文字的自畫像。雖然據說現在人們都很自我，但在文章中（不是透過小說轉化及滲入自傳性）直陳、敘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尤其在公共的專欄中，其實我一直是有所克制的。偶一為之，放任自我，有些寫了也沒發表過，給自己留，就當作存在的證物好了。但數年前阿麥書房有意以少量印刷出版一系列作家叢書，他們找我傾談，我看是少量印刷，就提出《字畫像》這寫作構思。後來這計劃胎死腹中，阿麥書房也關門了。現在這書由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夏﹕我十分感興趣，這書的個人故事包括什麼？後來怎麼又叫了《靈魂獨舞》？
潘﹕此書有十章，分別是影像、身體、家園、玩樂、父母、動物、旅行、寫作、憂鬱、時光，前七章是散文，後三章是詩。書的名字常常是想破腦袋的，後來再想時大抵我是處於一種孤獨的心境，就想出這個書名，當然因為我自己的名字，「靈」字是一語雙關的。我連英文也想出來了﹕Soul Solo —— 原來這兩個字那麼相像，好像一個「重象」，字體彎彎曲曲有一種美態。說「靈魂獨舞」，其實是分裂的舞，自我跟影子跳的。沒辦法，孤獨到一定程度，影子就是你的唯一伴侶。
端坐下來別分心
夏﹕你在大學教學，又在多份報章雜誌寫專欄，我留意到你一年以來還參加不少講座活動，但新作卻多年不斷，而且絕大部分不是純粹的專欄結集。我禁不要問，你何來這麼強大的創作力？
潘﹕其實我有時也很疲累，我但願不是又一遲早會消耗殆盡的例子。生命到一定時候，就要學習以縮減可能性來增大或維持創作力。作家不是運動員，雖然寫作也是一種體力活，但應該是可以讓寫作的蠟燭燃燒得長久一點，經歷不同的季度人生。以前我迷戀「My candle burns at both ends」、「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等等，這曾經給予我莫大的力量，但原來「時間到了」，也覺無可矜誇的。日常的生活我離群索居，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在喧嘩的環境中，儘量為自己守一張寧靜的書桌。寫作到最後都是端坐下來，儘量不被分心，沒有其他法門。
夏﹕你創作的時候會考慮讀者的因素嗎？你與讀者之間，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潘﹕文學創作，鮮有先想及讀者。至於文化評論、專欄寫作，當然又有別，不同媒體有不同的目標讀者群，你開筆的時候大抵也心裏有數的，當然並不表示必然要亦步亦趨。但簡單來說，文學創作和文化評論，私人與公共的關係有所不同，後者的公共論域性質應該是較強一點吧。我沒有特設平台與讀者交流，個人網站有讀者留言，也是朋友替我搞的；facebook低度運作、微博不玩。文化講座是我比較能直面讀者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有些讀者在講座裏認識了，也成為了朋友。好讀者可遇不可求。以上你提到書展那場講座全文，是一個廣州讀者，一個大學二年級生筆錄的；我在「香港書展巡迴路演──廣州站」認識她的，她說節衣縮食也要來書展一遊，結果她來了，聽了幾場講座都一一筆錄成文。我看了非常感動。內地年輕讀者對知識的渴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另有一個故事，我覺得「讀書版」值得做一個故事。有一個香港讀者，她連我一篇小說在發表時與出書時改動的一個句子，她都說得出來；早前她拿我的《第三個紐約》遊紐約，跟書本所說的地方尋索，竟然為我書本留下的尾巴，延續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有趣故事（譬如我在書中提及某個紐約作家故居，她剛巧與現居的住客相遇等等）。她讓我明白，好的作家難求，好的讀者更難求。
夏芝然（訪問、撰文）
編輯 曾祥泰
【明報專訊】當閱讀一本好書時，情感觸動，某種很私人的共鳴感在縈迴，好像作家為你在黑暗中亮了一盞微光。潘國靈的作品就是給我這種共鳴感﹕很私密但又很坦誠，很深入但又很溫柔，很精準但又很曖昧，很不妥協但又有種安撫。作家作品往往有許多詮釋閱讀的可能，而潘國靈的作品無疑富有許多詮釋閱讀的角度，不過，這回，我更願意當一個純粹閱讀者，把閱讀後衍生的問題問及潘國靈，然後，我發現潘國靈說話就是一篇文章。訪問中他說好的讀者難求，然而，訪問他後，我知曉，其實首先還得有好作家。
夏﹕夏芝然
潘﹕潘國靈
圖﹕陳智良
執迷不悔即是癡
夏﹕你的短篇小說集《親密距離》中，〈波士頓與紅磚屋〉以兩間毗鄰的建築物寫一段橫跨二十多年的感情、〈貧淚人〉寫切洋但淚腺閉塞的感覺，都給我意念很獨特的感覺，這些意念如何得來？
潘﹕樹上的蘋果掉下來，其實也在樹上掛了很久。都是日積月累，可以歸諸為一種sensibility（感受力）吧。波士頓是灣仔波士頓餐廳、紅磚屋是以前的循道衛理，不僅是互相毗鄰，而且，一間是食店一間是教會，分別就是口腹與精神食糧，對照起來，由物理空間到提升為寓言，再與《重慶森林》作文本互涉，我覺得可以玩奏出非常微妙的親密與距離。而且，小說後來真的拉到去波士頓，也就不僅是二十多年的時間距離，也是城市符號的距離。要說的話，每篇意念都可以說很多，但總的來說，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上，加點奇想構思，召喚記憶，特別是你對某些東西持續的感受力，將它們熬煉成小說的意念，運用小說技巧將之發展。〈貧淚人〉那篇則稍有不同，較怪異，以極端的方式來刺激眼睛但始終無法流淚，本身就是很戲劇化的。在生活化與戲劇化之間如何遊走，我想也是小說的親密與距離哲學。
夏﹕你的小說創作，從《傷城記》、《病忘書》、《失落園》到新作，都圍繞一些存在母題如愛情、身體、城市、疾病、悖論等，為何這麼執意？
潘﹕執迷不悔即是癡。癡其實就是obsession。我想，寫小說的人都是要有點個人的執念的。執著一些存在母題，陷入反思、寫作的狀態，這對於我來說很自然，也可以說是小說的慰藉吧，它首先其實是面壁書寫，與其說是溝通，不如說是禱語。所以，這些存在母題是關己的，但又不獨是自己的。圍繞一些母題書寫，寫起來就好像漩渦式的轉圈，愈拉愈深，不是直線的。每本小說集，雖然收入都是短篇、中篇，但我希望它們不只是個別作品的匯集，而合起來也希望有較完整的概念，呈現一個作家的小說世界。
夏﹕是的，說到概念，內地搜狐把你「香港書展作家巡禮」整個講座內容放了上網，大題是「潘國靈分享創作心得﹕我用概念寫小說」，你怎看呢？
潘﹕那大題是搜狐讀書版編輯起的，她後來給我發來電郵，說希望我不介意，「因為網路媒體的特性，要聳動，要吸引眼球，有的難免要斷章取義」，這個我是可以理解的。（夏﹕我覺得這題目很搶眼，其實蠻好的。內地好像有「概念小說」的比賽呢。）是嗎？那天講座說了很多東西，但我談得更多的確是創作的概念，或是你以上問及的存在的母題、意念的由來等。這些，我的確非常重視。但其實小說是很多東西的共同編織，人物、故事、結構、場景、概念、思考、語言特性等等，編織出來已經無法拆解，只是作為講座重點，有時會集中剖析某項。我給那個編輯回郵說﹕「其實我是用血肉寫小說呀。」說來好像說笑，但其實是真的。你問我以上意念何來？我只能長話短說。其實不少是經歷內心折磨而來，有痛才懂得反應，否則我是寫不出到肉的愛情、身體小說的。但書寫出來當然輕重有別。
作品站在作者前
夏﹕作品完成了，就是一個獨立的作品，但那又不全然是獨立，因作家的所思所想都忠誠地傾注於裏面，你能否說說作品和作家之間的關係？
潘﹕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應該是讓自己的作品站在自己之前的，也就是，自己躲在作品身影背後便可以了，這也是一種「顯」與「隱」的弔詭。但現在的情卻恰恰相反，作者比作品站得更出，名氣往往比作品質量更高。可能現在是一個「表演型」社會，作家紛紛都被拉上講壇了，而且相當密集，writer同時也是speaker。說到作品與作家的關係，當然也可從另外的角度說，譬如我們熟悉的四字詞「文如其人」、「文過飾非」，說的其實就是作家的忠誠問題。我始終以「文過飾非」為戒，而且可以說對此相當厭惡，但所謂「作家的忠誠」，我看又比「文如其人」複雜得多。作者的文字並不一定就像平日他/她所表現的自己，現實比較多遏抑、限制，文字可以釋放出，或者接收不一樣的自我 可能。
夏﹕你的散文/詩集《靈魂獨舞》將出版，聽說是關於你個人私密的故事，為何有這種寫作想法？
潘﹕這書最初我叫它《字畫像》，英文self-portrait。就好像畫家畫了一堆畫，偶爾會為自己畫一些「自畫像」。這本書的文章也是這樣累積而成的，但我用的是文字。一篇一篇，好像一幅一幅文字的自畫像。雖然據說現在人們都很自我，但在文章中（不是透過小說轉化及滲入自傳性）直陳、敘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尤其在公共的專欄中，其實我一直是有所克制的。偶一為之，放任自我，有些寫了也沒發表過，給自己留，就當作存在的證物好了。但數年前阿麥書房有意以少量印刷出版一系列作家叢書，他們找我傾談，我看是少量印刷，就提出《字畫像》這寫作構思。後來這計劃胎死腹中，阿麥書房也關門了。現在這書由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夏﹕我十分感興趣，這書的個人故事包括什麼？後來怎麼又叫了《靈魂獨舞》？
潘﹕此書有十章，分別是影像、身體、家園、玩樂、父母、動物、旅行、寫作、憂鬱、時光，前七章是散文，後三章是詩。書的名字常常是想破腦袋的，後來再想時大抵我是處於一種孤獨的心境，就想出這個書名，當然因為我自己的名字，「靈」字是一語雙關的。我連英文也想出來了﹕Soul Solo —— 原來這兩個字那麼相像，好像一個「重象」，字體彎彎曲曲有一種美態。說「靈魂獨舞」，其實是分裂的舞，自我跟影子跳的。沒辦法，孤獨到一定程度，影子就是你的唯一伴侶。
端坐下來別分心
夏﹕你在大學教學，又在多份報章雜誌寫專欄，我留意到你一年以來還參加不少講座活動，但新作卻多年不斷，而且絕大部分不是純粹的專欄結集。我禁不要問，你何來這麼強大的創作力？
潘﹕其實我有時也很疲累，我但願不是又一遲早會消耗殆盡的例子。生命到一定時候，就要學習以縮減可能性來增大或維持創作力。作家不是運動員，雖然寫作也是一種體力活，但應該是可以讓寫作的蠟燭燃燒得長久一點，經歷不同的季度人生。以前我迷戀「My candle burns at both ends」、「hope I die before I get old」等等，這曾經給予我莫大的力量，但原來「時間到了」，也覺無可矜誇的。日常的生活我離群索居，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在喧嘩的環境中，儘量為自己守一張寧靜的書桌。寫作到最後都是端坐下來，儘量不被分心，沒有其他法門。
夏﹕你創作的時候會考慮讀者的因素嗎？你與讀者之間，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潘﹕文學創作，鮮有先想及讀者。至於文化評論、專欄寫作，當然又有別，不同媒體有不同的目標讀者群，你開筆的時候大抵也心裏有數的，當然並不表示必然要亦步亦趨。但簡單來說，文學創作和文化評論，私人與公共的關係有所不同，後者的公共論域性質應該是較強一點吧。我沒有特設平台與讀者交流，個人網站有讀者留言，也是朋友替我搞的；facebook低度運作、微博不玩。文化講座是我比較能直面讀者的機會，經過一段時間，有些讀者在講座裏認識了，也成為了朋友。好讀者可遇不可求。以上你提到書展那場講座全文，是一個廣州讀者，一個大學二年級生筆錄的；我在「香港書展巡迴路演──廣州站」認識她的，她說節衣縮食也要來書展一遊，結果她來了，聽了幾場講座都一一筆錄成文。我看了非常感動。內地年輕讀者對知識的渴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另有一個故事，我覺得「讀書版」值得做一個故事。有一個香港讀者，她連我一篇小說在發表時與出書時改動的一個句子，她都說得出來；早前她拿我的《第三個紐約》遊紐約，跟書本所說的地方尋索，竟然為我書本留下的尾巴，延續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有趣故事（譬如我在書中提及某個紐約作家故居，她剛巧與現居的住客相遇等等）。她讓我明白，好的作家難求，好的讀者更難求。
夏芝然（訪問、撰文）
編輯 曾祥泰
9/13/2010
楊天石：宋美齡與丘吉爾對壘時刻
二戰結束． 65年﹕傲慢與偏見：宋美齡與丘吉爾對壘時刻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二戰結束六十五年，當年在日本投降之後，中國雖可暫時停止軍事戰鬥，但是，在外交戰場上仍然處處受限，例如丘吉爾便欲把中國的地位矮化，不讓中國享受戰勝國的待遇。中國如何應對？宋美齡做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且聽楊天石教授對我們細述這段往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羅會議開幕前夕，英國首相丘吉爾拜會蔣介石夫婦。見面時，丘吉爾和宋美齡之間有下列問答﹕
「你平時必想，丘某是一個最壞的老頭兒吧？」丘問。
「要請問，你自己是否為壞人？」宋反問。
「我非惡人。」丘表白。
「如此就好了。」宋答。
這一場對話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爾的提問說明他內心明白蔣氏夫婦對他印象很壞。而宋美齡的反問也很機智。因為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丘吉爾確實很壞，但是，這是外交場合，總不能直白回答﹕「是。你是壞人。」如果回答「不！你是好人」呢？這雖然符合外交禮儀，但又違心，違背宋美齡對丘吉爾的認識與感情。
宋美齡與丘吉爾之間，有過一段短暫但卻相當劇烈的觀點交鋒。
一通電報的指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與英、美之間是盟友，有共同的目標，但是，彼此間同時又存在諸多分歧。在戰略上，有「先歐後亞」與「先亞後歐」之爭，即同盟國是集中力量，先擊敗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呢？還是先擊敗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丘吉爾是「先歐後亞」的主張者，而蔣介石則是「先亞後歐」的主張者。雙方都視美國為游說對象，爭取美國能站到自己一方來。美國最初贊成「先歐後亞」，對中國的援助不是數量太少，就是遲遲不能落實。一九四二年六月，美國軍方甚至將原已確定加入中國戰場的空軍調往非洲。同年十一月，宋美齡訪美，固然是為了治病，但也肩負爭取美國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國抗戰的任務。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丘吉爾等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以歐洲戰場為重點。同年二月十二日，蔣介石指示宋在美國國會演講時，要特別重說明﹕「今後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移於太平洋，如欲獲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須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為太平洋上之禍患。」
蔣介石的這一通電報，顯然是要宋美齡游說美方，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擊日本侵略勢力。在整個訪美過程中，宋美齡也一直在為貫徹蔣的這一戰略主張而努力。
丘吉爾堅決維護其「先歐後亞」論。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丘吉爾發表廣播演說稱﹕「吾人可擊敗希特勒，余作此語，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惡之力量，將被粉碎，了無餘存，然後吾人終將前往世界之另一方，懲處貪婪殘暴之日本帝國，拯救中國於長久磨難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蘭盟友之海外領土，並使日本對於澳洲、新西蘭及印度海岸之威脅，永遠解除。」
丘吉爾這裏明確提出，在徹底消滅希特勒的法西斯力量，使之「了無餘存」之後，才能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向東方的日本法西斯進攻。丘吉爾提議，美、英、蘇三大國立即會商成立戰後的世界機構，討論「有效裁軍」，審判戰爭「罪魁禍首及其黨徒」，交還劫掠物資與美術品，防止「未來期間再發生戰爭」以及「廣泛之饑饉」等種種問題。他說﹕「確能無負其最高之職責，且彼等不僅將顧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將顧及一切國家之福利與前途。」他並提出，在這一機構中成立歐洲委員會與亞洲委員會。而「第一件實際工作」，就是「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
不得專顧一國之利
從一九三七年起，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已達六年。丘吉爾的演說完全無視中國人民長期、英勇的抗戰自救歷史，以高傲的姿態聲稱將在擊敗德國後到東方去「拯救中國」。這種典型的「先歐後亞」論對於渴望得到國際協同作戰的中國軍民來說，自然不是好消息，對於接受蔣介石委託，負有爭取美國援助重任的宋美齡來說，自然也不是好消息；其由美、英、蘇協商成立聯合國，「總攬一切」，處理戰後問題的建議，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來說，自然也極不公平，反映出其一貫的輕視、排擠、敵視中國的立場。
宋美齡聽到丘吉爾的演說後，即深感有加以駁斥的必要。三月二十二日晚，她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總結此前的國際聯盟的經驗教訓說﹕「過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敗，在其固有之弱點，即襲用老套把戲，互相妒忌，各謀私利。」國際聯盟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標榜「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實驗上成為鞏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體系的工具。接，她含蓄而尖銳地批評丘吉爾成立戰後世界機構的意見﹕「有若干人士之主張，對於戰後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樹立欄障，而猶自以為高明。」宋美齡提出﹕「良心告訴吾人，為防止將來之滅與屠殺計，不應專眼於本國之福利，而應兼顧其他民族之福利也。」這裏，宋美齡實際上已經批評到了問題的核心，即丘吉爾的民族利己主義。
宋美齡演講前，曾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請他收聽自己的演講；演講後，又主動徵詢羅斯福的意見。羅斯福表示，與宋有「同一感想」。美國國務卿赫爾告訴宋美齡，羅斯福正設法邀請美國「行政負責人」發表演說，「對付英國」。其後，紐約、芝加哥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肯定宋美齡的主張﹕「以後全世界各國不得專顧一國本身的利益，而應以全人類利益為制，努力益使防止戰爭之再發，維持永久之和平。」
儘管宋美齡在演說中不點名地駁斥了丘吉爾排擠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言論，但是，在美國的公眾場合公開批評一個盟國的領導人總不大合適。因此，她巧妙地派人聯繫美國上下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請他們出面表態，就歐亞先後、戰後中國務須列入四強及亞洲和平與中國關係等問題發表意見。
借美朝野 向英施壓
三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民主黨領袖麥克卡麥克發表演說稱﹕「當此必須擊敗希特勒納粹主義之際，遠東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視，該處有殘酷且居心惡毒之敵人與吾人對峙，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國，亦在世界戰爭中之另一戰場奮鬥。擊敗希特勒誠為首要問題，然吾人亦不能容許一種印象存在，即擊敗日本乃吾人考量中之次要問題。余深知容許此一印象存在，則其全亞洲尤其中國人民灰心未有逾於此者，遠東方面必須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態度從事作戰。中國之自由獨立乃美國人民所重視者。」他又說﹕「中國於勝利之後，參加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其地位非以一獲救之兒童之地位參加，而自有其正當之地位。世界之未來和平須由美、中、英、蘇四國維持。任何和平會議，如無蔣委員長領導之中國代表與其他聯合國家之代表以平等之條件發言，則會議永遠不能成為完善。」他明確聲明﹕「我們不能存有擊敗日本為次要之觀念，中國必須出席和平會議，應有他合理之地位，並非為一被救之兒童。中國為四強之一，應決定將來之和平會議。」
在麥克卡麥克之外，喬治、白朗等人也紛紛表態。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東西軸心均應摧敗，美國不存軒輊之見。」由於美國政治家們紛紛表示不同意丘吉爾的觀點，迫使正在美國訪問，商談美、英、蘇三國合作的英國外交部長艾登不得不出面發表演說，糾正丘吉爾的觀點。
三月二十六日，艾登在馬里蘭州議會演說，強調「整個戰爭不可分割」。他向中國保證，「英國將協助中國對日本進行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且中國在戰後之和平期間，將與美、蘇、英三國分擔完全之責任」。「中國不必懷疑吾人，吾人將不至忘記，（中國）多年以來獨立抵抗侵略之經過。」「各聯合國家尤其美國、不列顛聯合國、中國與蘇聯在平時與戰時應共同行動」。艾登訪美，本不打算發表演說，其所以改變主意，顯然與受到宋美齡策動的美國輿論的攻勢有關。
宋美齡的觀點迅速得到美國朝野的廣泛同情與理解，得到英聯邦國家的支持，也迫使丘吉爾修正和調整原來的戰略。（文章標題為編者取）
■書名：《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
作者：楊天石
出版：三聯／香港
■作者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炎黃春秋》特約編委等。楊氏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研究。著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其中《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被內地31家媒體推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並獲香港書獎。六月再由香港三聯出版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二。
[文／楊天石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二戰結束六十五年，當年在日本投降之後，中國雖可暫時停止軍事戰鬥，但是，在外交戰場上仍然處處受限，例如丘吉爾便欲把中國的地位矮化，不讓中國享受戰勝國的待遇。中國如何應對？宋美齡做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且聽楊天石教授對我們細述這段往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羅會議開幕前夕，英國首相丘吉爾拜會蔣介石夫婦。見面時，丘吉爾和宋美齡之間有下列問答﹕
「你平時必想，丘某是一個最壞的老頭兒吧？」丘問。
「要請問，你自己是否為壞人？」宋反問。
「我非惡人。」丘表白。
「如此就好了。」宋答。
這一場對話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爾的提問說明他內心明白蔣氏夫婦對他印象很壞。而宋美齡的反問也很機智。因為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丘吉爾確實很壞，但是，這是外交場合，總不能直白回答﹕「是。你是壞人。」如果回答「不！你是好人」呢？這雖然符合外交禮儀，但又違心，違背宋美齡對丘吉爾的認識與感情。
宋美齡與丘吉爾之間，有過一段短暫但卻相當劇烈的觀點交鋒。
一通電報的指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與英、美之間是盟友，有共同的目標，但是，彼此間同時又存在諸多分歧。在戰略上，有「先歐後亞」與「先亞後歐」之爭，即同盟國是集中力量，先擊敗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呢？還是先擊敗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丘吉爾是「先歐後亞」的主張者，而蔣介石則是「先亞後歐」的主張者。雙方都視美國為游說對象，爭取美國能站到自己一方來。美國最初贊成「先歐後亞」，對中國的援助不是數量太少，就是遲遲不能落實。一九四二年六月，美國軍方甚至將原已確定加入中國戰場的空軍調往非洲。同年十一月，宋美齡訪美，固然是為了治病，但也肩負爭取美國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國抗戰的任務。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丘吉爾等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以歐洲戰場為重點。同年二月十二日，蔣介石指示宋在美國國會演講時，要特別重說明﹕「今後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移於太平洋，如欲獲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須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為太平洋上之禍患。」
蔣介石的這一通電報，顯然是要宋美齡游說美方，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擊日本侵略勢力。在整個訪美過程中，宋美齡也一直在為貫徹蔣的這一戰略主張而努力。
丘吉爾堅決維護其「先歐後亞」論。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丘吉爾發表廣播演說稱﹕「吾人可擊敗希特勒，余作此語，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惡之力量，將被粉碎，了無餘存，然後吾人終將前往世界之另一方，懲處貪婪殘暴之日本帝國，拯救中國於長久磨難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蘭盟友之海外領土，並使日本對於澳洲、新西蘭及印度海岸之威脅，永遠解除。」
丘吉爾這裏明確提出，在徹底消滅希特勒的法西斯力量，使之「了無餘存」之後，才能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向東方的日本法西斯進攻。丘吉爾提議，美、英、蘇三大國立即會商成立戰後的世界機構，討論「有效裁軍」，審判戰爭「罪魁禍首及其黨徒」，交還劫掠物資與美術品，防止「未來期間再發生戰爭」以及「廣泛之饑饉」等種種問題。他說﹕「確能無負其最高之職責，且彼等不僅將顧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將顧及一切國家之福利與前途。」他並提出，在這一機構中成立歐洲委員會與亞洲委員會。而「第一件實際工作」，就是「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
不得專顧一國之利
從一九三七年起，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已達六年。丘吉爾的演說完全無視中國人民長期、英勇的抗戰自救歷史，以高傲的姿態聲稱將在擊敗德國後到東方去「拯救中國」。這種典型的「先歐後亞」論對於渴望得到國際協同作戰的中國軍民來說，自然不是好消息，對於接受蔣介石委託，負有爭取美國援助重任的宋美齡來說，自然也不是好消息；其由美、英、蘇協商成立聯合國，「總攬一切」，處理戰後問題的建議，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來說，自然也極不公平，反映出其一貫的輕視、排擠、敵視中國的立場。
宋美齡聽到丘吉爾的演說後，即深感有加以駁斥的必要。三月二十二日晚，她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總結此前的國際聯盟的經驗教訓說﹕「過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敗，在其固有之弱點，即襲用老套把戲，互相妒忌，各謀私利。」國際聯盟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標榜「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實驗上成為鞏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體系的工具。接，她含蓄而尖銳地批評丘吉爾成立戰後世界機構的意見﹕「有若干人士之主張，對於戰後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樹立欄障，而猶自以為高明。」宋美齡提出﹕「良心告訴吾人，為防止將來之滅與屠殺計，不應專眼於本國之福利，而應兼顧其他民族之福利也。」這裏，宋美齡實際上已經批評到了問題的核心，即丘吉爾的民族利己主義。
宋美齡演講前，曾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請他收聽自己的演講；演講後，又主動徵詢羅斯福的意見。羅斯福表示，與宋有「同一感想」。美國國務卿赫爾告訴宋美齡，羅斯福正設法邀請美國「行政負責人」發表演說，「對付英國」。其後，紐約、芝加哥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肯定宋美齡的主張﹕「以後全世界各國不得專顧一國本身的利益，而應以全人類利益為制，努力益使防止戰爭之再發，維持永久之和平。」
儘管宋美齡在演說中不點名地駁斥了丘吉爾排擠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言論，但是，在美國的公眾場合公開批評一個盟國的領導人總不大合適。因此，她巧妙地派人聯繫美國上下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請他們出面表態，就歐亞先後、戰後中國務須列入四強及亞洲和平與中國關係等問題發表意見。
借美朝野 向英施壓
三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民主黨領袖麥克卡麥克發表演說稱﹕「當此必須擊敗希特勒納粹主義之際，遠東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視，該處有殘酷且居心惡毒之敵人與吾人對峙，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國，亦在世界戰爭中之另一戰場奮鬥。擊敗希特勒誠為首要問題，然吾人亦不能容許一種印象存在，即擊敗日本乃吾人考量中之次要問題。余深知容許此一印象存在，則其全亞洲尤其中國人民灰心未有逾於此者，遠東方面必須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態度從事作戰。中國之自由獨立乃美國人民所重視者。」他又說﹕「中國於勝利之後，參加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其地位非以一獲救之兒童之地位參加，而自有其正當之地位。世界之未來和平須由美、中、英、蘇四國維持。任何和平會議，如無蔣委員長領導之中國代表與其他聯合國家之代表以平等之條件發言，則會議永遠不能成為完善。」他明確聲明﹕「我們不能存有擊敗日本為次要之觀念，中國必須出席和平會議，應有他合理之地位，並非為一被救之兒童。中國為四強之一，應決定將來之和平會議。」
在麥克卡麥克之外，喬治、白朗等人也紛紛表態。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東西軸心均應摧敗，美國不存軒輊之見。」由於美國政治家們紛紛表示不同意丘吉爾的觀點，迫使正在美國訪問，商談美、英、蘇三國合作的英國外交部長艾登不得不出面發表演說，糾正丘吉爾的觀點。
三月二十六日，艾登在馬里蘭州議會演說，強調「整個戰爭不可分割」。他向中國保證，「英國將協助中國對日本進行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且中國在戰後之和平期間，將與美、蘇、英三國分擔完全之責任」。「中國不必懷疑吾人，吾人將不至忘記，（中國）多年以來獨立抵抗侵略之經過。」「各聯合國家尤其美國、不列顛聯合國、中國與蘇聯在平時與戰時應共同行動」。艾登訪美，本不打算發表演說，其所以改變主意，顯然與受到宋美齡策動的美國輿論的攻勢有關。
宋美齡的觀點迅速得到美國朝野的廣泛同情與理解，得到英聯邦國家的支持，也迫使丘吉爾修正和調整原來的戰略。（文章標題為編者取）
■書名：《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
作者：楊天石
出版：三聯／香港
■作者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炎黃春秋》特約編委等。楊氏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研究。著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其中《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被內地31家媒體推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並獲香港書獎。六月再由香港三聯出版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二。
[文／楊天石 編輯／黃靜]
7/28/2010
陳子善來港
質樸的快樂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來了香港書展，講的雖不是張愛玲而是《海上花列傳》，但亦間接跟張小姐有關，因為書裡人物有她的家人影子，她亦愛它，又曾把它譯成白話，陳教授為了「經典3.0」系列演講而特選此書，其實是把私心夾藏在選題裡，讓我們隔了一層陪他一起懷念張愛玲。不愧是「張愛玲的男朋友」。
「經典3.0」是台灣出版家郝明義的好主意，找不同的學者和作家，各選一書，在不同的城市演講解讀，然後把講稿出書，並加漫畫圖像，再加照片表格，又加原著選讀，彩色精印，燦爛繽紛，目的卻非常清楚單一：希望重新發掘中外經典的閱讀趣味，讓更多年輕人願意back to basics。
這系列演講去年於香港書展起步，其後縱橫遊走於兩岸三地城市，並已出書十冊，成為華人出版界盛事。今年是第二階段了，或因演講時段選擇得較為冷門，聽眾不如預期踴躍，然而來者皆為熟門熟路的有心人，所以聽得非常投入。陳子善教授那場，我去遲了，站在演講廳後排遠去，看他坐在台上說得起勁甚至搖頭擺腦，台下觀眾無不聽得凝神貫注，顯有所得，跟韓寒 演講的熱鬧歡騰是徹徹底底的兩碼子事兒。各有各的好，互不相屬，正是文化迷宮的多元旨趣。
陳子善來港三天，我沒得及跟他好好聊，然而輾轉聽朋友提及，他開心極了，因為他終於取得了一頁張愛玲信函，字數比那張年初被拍賣的還多；總算如願，我可以想像他在坐飛機回上海的航程上是如何眉開眼笑。我向來喜歡看見陳教授，喜歡他那種單純心性，只要求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半頁出土文章，可以開心上好久好久，單純質樸的快樂是何等難得。所以啊我曾經戲稱他做「中國文學界最快樂的男人」，他又笑笑，笑得像傳說中的老頑童。
另一位張愛玲研究者止庵也來了香港書展，演講談的是「中國文學大師在香港」，當然也談及張小姐，說時亦是情深款款，儘管已經不像去年一樣在讀到張小姐的文章時眼紅哽咽。兩個月前其實止庵也來過，我陪他去了宋以朗家，還意外地又替張愛玲的另一個銀包禮物找出了原主來源。此事有趣，明天細述。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10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研究專家陳子善來了香港書展，講的雖不是張愛玲而是《海上花列傳》，但亦間接跟張小姐有關，因為書裡人物有她的家人影子，她亦愛它，又曾把它譯成白話，陳教授為了「經典3.0」系列演講而特選此書，其實是把私心夾藏在選題裡，讓我們隔了一層陪他一起懷念張愛玲。不愧是「張愛玲的男朋友」。
「經典3.0」是台灣出版家郝明義的好主意，找不同的學者和作家，各選一書，在不同的城市演講解讀，然後把講稿出書，並加漫畫圖像，再加照片表格，又加原著選讀，彩色精印，燦爛繽紛，目的卻非常清楚單一：希望重新發掘中外經典的閱讀趣味，讓更多年輕人願意back to basics。
這系列演講去年於香港書展起步，其後縱橫遊走於兩岸三地城市，並已出書十冊，成為華人出版界盛事。今年是第二階段了，或因演講時段選擇得較為冷門，聽眾不如預期踴躍，然而來者皆為熟門熟路的有心人，所以聽得非常投入。陳子善教授那場，我去遲了，站在演講廳後排遠去，看他坐在台上說得起勁甚至搖頭擺腦，台下觀眾無不聽得凝神貫注，顯有所得，跟韓寒 演講的熱鬧歡騰是徹徹底底的兩碼子事兒。各有各的好，互不相屬，正是文化迷宮的多元旨趣。
陳子善來港三天，我沒得及跟他好好聊，然而輾轉聽朋友提及，他開心極了，因為他終於取得了一頁張愛玲信函，字數比那張年初被拍賣的還多；總算如願，我可以想像他在坐飛機回上海的航程上是如何眉開眼笑。我向來喜歡看見陳教授，喜歡他那種單純心性，只要求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半頁出土文章，可以開心上好久好久，單純質樸的快樂是何等難得。所以啊我曾經戲稱他做「中國文學界最快樂的男人」，他又笑笑，笑得像傳說中的老頑童。
另一位張愛玲研究者止庵也來了香港書展，演講談的是「中國文學大師在香港」，當然也談及張小姐，說時亦是情深款款，儘管已經不像去年一樣在讀到張小姐的文章時眼紅哽咽。兩個月前其實止庵也來過，我陪他去了宋以朗家，還意外地又替張愛玲的另一個銀包禮物找出了原主來源。此事有趣，明天細述。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6/12/2010
四十年之癢
文章日期：2010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美國前任副總統戈爾夫婦為模範夫妻，青梅竹馬，育有4名子女，結婚40年，經歷幾許人生跌蕩，恩愛依然，卿卿我我，羨煞旁人。豈料上星期二突然宣佈分居，結束夫妻關係，由於事前沒有跡象，也沒有傳出任何第三者的消息，令人大為錯愕。他們未有明言原因，只在共同發出的電郵裡指出，這是「在詳細及慎重考慮下互相支持所做出的共同的決定」，一名摯友回應，只是一對伴侶經過40年逐漸疏遠而已。
當然，夫婦之間的恩怨情仇，旁人不容置喙；儘管兩人處理得體，但也不免引起種種議論，究竟情為何物，是否真的能夠長相廝守。
有一篇名為《40年之癢》的評論，引述離婚律師的觀察，近年中年及老年組別的客戶增長最快，而分手的原因也不是想像中多由第三者引發。美國退休者協會（AARP）在2004年進行調查，訪問了超過1000名在40、50及60歲離婚人士，發現由女性提出分手的比男性多。另一項調查裡更反映觀念已經改變，離婚並非羞恥或失敗的事情，而是追尋新生活的窗口。至於尋回伴侶的機會，女性比男性高。
專家指出，由於退休年齡延長，再加上健康狀況改善，離婚也較以往輕鬆，重組家庭來得容易。在美國，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將離婚稱為「社交地震」，現在則認為一生中可以有三名丈夫，第一名為年輕時的浪漫情人，第二名為中年時期照顧家庭的好拍檔，第三名則為晚年的溫馨伴侶，可以是三而為一，也可是三個不同的人。（The 40-Year Itch, The New York Times, 2010/06/03）
[陳耀華 cyiuwah@alumni.cuhk.net]
【明報專訊】美國前任副總統戈爾夫婦為模範夫妻，青梅竹馬，育有4名子女，結婚40年，經歷幾許人生跌蕩，恩愛依然，卿卿我我，羨煞旁人。豈料上星期二突然宣佈分居，結束夫妻關係，由於事前沒有跡象，也沒有傳出任何第三者的消息，令人大為錯愕。他們未有明言原因，只在共同發出的電郵裡指出，這是「在詳細及慎重考慮下互相支持所做出的共同的決定」，一名摯友回應，只是一對伴侶經過40年逐漸疏遠而已。
當然，夫婦之間的恩怨情仇，旁人不容置喙；儘管兩人處理得體，但也不免引起種種議論，究竟情為何物，是否真的能夠長相廝守。
有一篇名為《40年之癢》的評論，引述離婚律師的觀察，近年中年及老年組別的客戶增長最快，而分手的原因也不是想像中多由第三者引發。美國退休者協會（AARP）在2004年進行調查，訪問了超過1000名在40、50及60歲離婚人士，發現由女性提出分手的比男性多。另一項調查裡更反映觀念已經改變，離婚並非羞恥或失敗的事情，而是追尋新生活的窗口。至於尋回伴侶的機會，女性比男性高。
專家指出，由於退休年齡延長，再加上健康狀況改善，離婚也較以往輕鬆，重組家庭來得容易。在美國，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將離婚稱為「社交地震」，現在則認為一生中可以有三名丈夫，第一名為年輕時的浪漫情人，第二名為中年時期照顧家庭的好拍檔，第三名則為晚年的溫馨伴侶，可以是三而為一，也可是三個不同的人。（The 40-Year Itch, The New York Times, 2010/06/03）
[陳耀華 cyiuwah@alumni.cuhk.net]
2/22/2010
鄭培凱：非遺的問題
文字江湖﹕非遺的問題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有位新聞系的同學鄭重其事地安排了時間，還寄來了提問大綱，要訪問我，談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訪問一開始，先給我戴了頂高帽子，說我是這方面的專家，還主編過《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一書，可否解釋一下「非物質文化」，到底是「口傳心授」的民間傳統呢，還是需要政府規劃的「文化遺產」？政府是否需要資助學術界參與，進行研究與記錄？他說，訪問過幾個政府單位與博物館，愈聽愈糊塗，好像是政府不想管，又迫於形勢不得不管。既然要管，又不知從何下手，所以要學術界參與調查研究，列出名單與發展計劃，以配合政府政策，申報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一聽就明白了。同學有如此的疑慮，其實反映了政府官員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不清，搞不清楚該如何定位。許多公務員 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非遺」、「申遺」、及其引發的諸多爭議，根本沒花過心思。對於民間傳統到底是否屬於民間，還是屬於官方，是否應該由民間自力發展，還是政府出面來保護與管理，態度也是模棱兩可。
我說，這裏面有認知的層次問題，有文化活動的歸屬問題，還有政府管治的職權問題，不好混在一起討論。首先，中國官方文件與大傳媒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就是極大敗筆，而且是政府與民間合起來推波助瀾，製造無謂的混淆與誤解。自從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設立所謂「非遺」項目，我就說，要使用「非實物文化傳承」一詞，不要用「遺產」二字。理由很簡單，聯合國提倡的intangible cultura l heritage， 重點在「傳承」，在文化傳統的綿延不斷，而不是讓人往「遺產」、財產、資產的方向去考慮。因為文字有其特殊的文化聯想，中國人又經常望文生義，標出「遺產」兩字，很容易就讓一般人產生錯覺，想到文化傳統是前人遺產，而前人已死，現代人就可以唯利是圖，把遺傳轉為資產，拿來增值賺錢。因此，少林武術可以廣開武術學校，擴招生員，廣收學費；廣東涼茶可以開設政府認定的企業與工廠，以罐裝形式打入超市，變成每年營業額上億的一筆生意；長洲太平清醮 也可以蓋個鋼筋水泥的包山，招徠觀光客，增加旅遊收入。然而，這種唯利是圖的引導是錯誤的。我們心中還是要有一把尺，衡量是非，知道文化傳統的關鍵，是傳承文化，是傳承藝術，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增值而發展。
再說文化傳統的歸屬問題，我們要有「內外之分」：傳承文化藝術的是「內行」，是進行口傳心授的師徒相繼；政府資助與學術研究都是「外行」，是政治社會場域中的文化關懷，是外行人對「非實物文化傳承」的覺醒與責任。千萬不要顛倒了主次，倒果為因，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掌握了政府資源的公權力與學術研究的話語權，就可以指手畫腳，指揮民間傳統藝人，迫使他們循政府的規劃，配合經濟發展與文化旅遊項目。這也就涉及了政府的管治職權，應該是輔助性的，同時又有責任提供資助，把重點放在文化與藝術傳承上，不要總是想危害文化傳統的發展、增值、賺錢。
同學聽了，點頭稱是。不過，還是有點疑惑，問我，政府會這做嗎？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文章日期：2010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有位新聞系的同學鄭重其事地安排了時間，還寄來了提問大綱，要訪問我，談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訪問一開始，先給我戴了頂高帽子，說我是這方面的專家，還主編過《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一書，可否解釋一下「非物質文化」，到底是「口傳心授」的民間傳統呢，還是需要政府規劃的「文化遺產」？政府是否需要資助學術界參與，進行研究與記錄？他說，訪問過幾個政府單位與博物館，愈聽愈糊塗，好像是政府不想管，又迫於形勢不得不管。既然要管，又不知從何下手，所以要學術界參與調查研究，列出名單與發展計劃，以配合政府政策，申報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一聽就明白了。同學有如此的疑慮，其實反映了政府官員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不清，搞不清楚該如何定位。許多公務員 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非遺」、「申遺」、及其引發的諸多爭議，根本沒花過心思。對於民間傳統到底是否屬於民間，還是屬於官方，是否應該由民間自力發展，還是政府出面來保護與管理，態度也是模棱兩可。
我說，這裏面有認知的層次問題，有文化活動的歸屬問題，還有政府管治的職權問題，不好混在一起討論。首先，中國官方文件與大傳媒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一詞，就是極大敗筆，而且是政府與民間合起來推波助瀾，製造無謂的混淆與誤解。自從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設立所謂「非遺」項目，我就說，要使用「非實物文化傳承」一詞，不要用「遺產」二字。理由很簡單，聯合國提倡的intangible cultura l heritage， 重點在「傳承」，在文化傳統的綿延不斷，而不是讓人往「遺產」、財產、資產的方向去考慮。因為文字有其特殊的文化聯想，中國人又經常望文生義，標出「遺產」兩字，很容易就讓一般人產生錯覺，想到文化傳統是前人遺產，而前人已死，現代人就可以唯利是圖，把遺傳轉為資產，拿來增值賺錢。因此，少林武術可以廣開武術學校，擴招生員，廣收學費；廣東涼茶可以開設政府認定的企業與工廠，以罐裝形式打入超市，變成每年營業額上億的一筆生意；長洲太平清醮 也可以蓋個鋼筋水泥的包山，招徠觀光客，增加旅遊收入。然而，這種唯利是圖的引導是錯誤的。我們心中還是要有一把尺，衡量是非，知道文化傳統的關鍵，是傳承文化，是傳承藝術，不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增值而發展。
再說文化傳統的歸屬問題，我們要有「內外之分」：傳承文化藝術的是「內行」，是進行口傳心授的師徒相繼；政府資助與學術研究都是「外行」，是政治社會場域中的文化關懷，是外行人對「非實物文化傳承」的覺醒與責任。千萬不要顛倒了主次，倒果為因，自以為是。以為自己掌握了政府資源的公權力與學術研究的話語權，就可以指手畫腳，指揮民間傳統藝人，迫使他們循政府的規劃，配合經濟發展與文化旅遊項目。這也就涉及了政府的管治職權，應該是輔助性的，同時又有責任提供資助，把重點放在文化與藝術傳承上，不要總是想危害文化傳統的發展、增值、賺錢。
同學聽了，點頭稱是。不過，還是有點疑惑，問我，政府會這做嗎？
[文．鄭培凱 學者．詩人 近作有《樹倒猢猻散之後》等]
2/11/2010
王德威序马家辉《愛．江湖》：如電如影，方死方生
《愛．江湖》
馬家輝著
麥田出版社
如電如影，方死方生
馬家輝的香港視界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1日
【明報專訊】《愛．江湖》是馬家輝專欄文字的精選集，很可以見證其人豐富的面貌。選集以四輯構成，分別題名為「明暗」、「日月」、「綺麗」、「崩壞」；所收錄的文章原來出處不同，寫作時間有別，現在既然納入不同的專輯，因此形成新的主題秩序。前三輯以中西影評為主，也旁及其他生活面向。從《巴黎最後的探戈》看到《赤壁》；從《無間道》看到《斷背山》，大抵不離人間的愛怨嗔癡。最後一輯筆鋒突然一轉，談死亡、憶故舊，油然而生悼亡傷逝的情懷。如是，由浮光掠影的影戲到生離死別的觀照，由明麗到寂滅，馬家輝竟然藉他的散文召喚出淡淡哲思。
街頭奔跑 之 我城隱喻
這四輯文字裏最吸引我的是第二輯「日月」。輯內文字主要評論香港曾經風靡一時的警匪片以及其他中西動作片。馬家輝談江湖的險惡，兄弟的情義，無間道上種種爾虞我詐，彷彿自成一個世界；與此同時，他評論導演從吳宇森到杜琪的風格，演員從周潤發到劉德華 的詮釋，甚至有了惺惺相惜的意味。馬家輝在其他文字裏也談電影的女性角色，但他對動作片男性演員的熟稔，和由他們所支撐出來的黑社會想像，頗能見人所未見。這裏沒有風花雪月，有的是馬所謂黑社會「空間學」的剖析，那是一種男性社會和成長經驗的複雜投射。
延伸開來，這樣的空間學成為香港城市感覺的隱喻。如馬家輝所言，奔跑是動作片的看家本領，而在香港熙熙攘攘的街道裏奔跑，更突顯了危險和變動，糾纏和衝突。他又寫道，「在香港長大的男孩子，如果沒有在街頭奔跑的經驗，太不像話了。」灣仔長大的馬家輝自己也是曾經街頭奔跑的過來人吧？
這本書的第四輯寫死亡。歐洲電影大師英瑪褒曼、安東尼奧尼，台灣新浪潮電影領軍人物楊德昌等的謝世，儼然為他們的戲劇人生打上了劇終字幕。「美國第一才女」蘇珊．桑塔格抗拒死亡，卻不得不臣服在死亡的陰影下；史學大師唐德剛寫盡近代歷史的興亡事，終於到了自己也進入歷史的時刻。馬家輝亦師亦友的高信疆，他的知交陸先恆在盛年猝逝，讓人驚詫命運的無情。而又有誰能想像香港青文書屋的陳志華先生，窮一生之力慘淡經營一間理想的書店，竟在結束營運後意外壓死在堆積如山的書中？
馬家輝由此想到自己生命的意義，他不避諱自己的憂疑，也企圖從桑塔格的書寫哲學找解脫：「寫與被寫者都去了。唯有留下文字，他們又活了一次。而且只要世上仍有人閱讀，他們必將再活，再活，再活。」
然而對一本以看電影開始，以觀死亡結束的散文集，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讀法。書中馬家輝曾以一系列文字記載他少年時代消磨在電影院的時光。東方金都國泰，利舞台碧麗宮翡翠明珠，那些闃黑的空間裏曾經幻化多少奇妙的經驗，而離開了電影院，光天化日下的香港如此生猛，白花花又是一個世界的開始。在光和影的掩映下，生命和死亡成為膠片或是數位的一再旋轉播散。
光影與意義 之 在且不在
回應本書第一輯的題名「明暗」，我想到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Camera Lucida） 對攝影的沉思。巴特認為攝影並不穿透黑暗，展現真實；相反的，攝影捕捉人生吉光片羽，曾經「在那裏」的人和事，並演繹/延異成為只是當時已惘然的印記。由此類推，電影——以及以電影為出發點的書寫——亦可作如是觀。巴特引布朗修 （Maurice Blanchot） 的話：「影像的本質完全在於外表，沒有隱私，然而又比心底的思想更不可迄及，更神秘；沒有意義，卻又召喚各種可能的深入意義；不顯露卻又表露，同時在且不在。」
馬家輝寫專欄，猶如有意用筆尖 「攝」住人生即景。他不求微言大義，因為意義已經「在那裏」，如此而已。從這個觀點來看，人生從絢爛到崩壞，方生方死，亦無非如電如影。馬家輝的風格舉重若輕，盡現於此。（本文經編輯刪節）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
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文 王德威]
关于梁文道的“常识”
「公共知識分子」的常識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1日
【明報專訊】梁文道出書並獲獎，給「公共知識分子」這個令人困惑的概念加了一個註腳。
梁文道光頭，個子不高，年輕但相貌老沉，喜歡穿黑衣服，低調名牌，一大堆粉絲，自己信佛。梁文道是香港人，台灣讀書，父母在加州。中文大學哲學碩士未完即出來賣文（專欄）兼「賣身」（電視）。梁文道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寫幾個報紙專欄，兼民間大學院長，在港台（RTHK）、有線電視和鳳凰主持節目，還處處演講，常參加遊行，在各種聲明、宣言、公開信上簽字，關於環保、民主、城市建設、聲援性工作者權利……
梁文道《開卷八分鐘》，每周十幾本書，不少學院中人也佩服（劉紹銘私下感歎：梁是人才）。梁文道介紹世博居然令不少上海人追看（他走在南京路上其實很陌生）。當然，他最喜歡的還是中國歷史最久的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有媒體約我寫書評，雖有「利益衝突」我也義不容辭，目的是可以說說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若干常識。
「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成了正面
「公共知識分子」在學院裏並不一定是讚詞，有時與「不務正業」、「好出風頭」相連；「公共知識分子」在領導看來也是麻煩，「文以儒亂法」比「武以俠犯禁」更危險；「公共知識分子」在商人看來等於「公共財產」，花點錢就可收買為我所用；「公共知識分子」是否為民尊重也是疑問，到處露臉或說書或含淚，令人想起德育老師李燕傑及其傳人……
但在梁文道這裏，「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成了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名詞。
我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討論「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當然不只是到處演講、常上電視、出版普及讀物或參加官方民間公共團體。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於關心和自己無直接關係的公共事務（礦難後續、官員自殺、教育腐敗、警察打人……），在於保衛、拓展有形無形的「公共空間」（報紙天窗、房神話、選舉潛規則、新的野心家……），在於尊重的維護你所不認識的個人的「公共權力」——比如走在街上，看到一個強者，打倒了四、五個老弱病殘的人，你怎辦呢？現在的「知識分子」大致有幾個選擇：
A、氣憤，但看看自己的胳膊，知道動手無益。也不逃走，靜靜做自己的事。世上總要有人種樹、挖井、考證古磚瓦吧。其實只有堅持獨立人格思想自由，再專門的學科，再純粹的學術，如陳寅恪研究古代歌妓，仍然會有「公共意義」。
B、先氣憤，但幾個回合以後，發現強弱形勢依舊，漸漸由同情老弱病殘轉向研究強者心態。老是他強，總有道理吧。黑格爾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多研究研究，就慢慢從批判轉向迷戀。迷戀強人的風度、手段、文體，甚至思想。無意識中，也有點「士為知己者所用」的奢望，並研究強人的「獨特模式」。這類知識分子現在人數不多，影響很大。
C、不氣憤，不急，早知就是這回事，到死（至少到我死時）都是這樣。「三K」 （每個時代都「吃得開」）也好、犬儒也好、後現代也好，反正是在強人默許範圍，做些安撫老弱病殘心靈的詩文，在弱勢群體也高興的過年過節時，再唱唱強人讚歌。總之一視同仁，都不真正關心。有什好關心的？關心又有什用？我是「公共」的，天下公器，誰都可用！……
梁文道顯然不是A、B、C任何一類，但他還是公共知識分子。
再講「知識」與「公共」的關係。知識分子是否應該，甚至必須用其專業知識來參與「公共空間」？這是一個有爭論，我也有些困惑的問題。余英時認為馬克斯·韋柏「工具理性」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牙醫、工程師、天文學家等）如不關心公共事務則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分子」，中國文人讀書以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傳統」更值得傳承。這個觀點在學界影響很大。但這並不意味人文學者更容易更必然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更不能推論說學文史哲的必然比普通人更有「人文精神」。近年見到一些同行（如上述B類知識分子），為了更直接有效憂國憂民，有意無意調整修改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乃至價值觀，結果專業精神受損。另一些人（我也在其中），則將專業研究與散文電視分開，傳承學術之外，在「公空間」主要盡公民義務，兼宣泄情緒。在這方面，梁文道，還有陳丹青、南方朔、龍應台等人的選擇值得參考。他們的專業知識與公民責任似乎較少矛盾。香港邊緣文化人的背景，使他一方面不那容易背上使命、救世責任、代言人等光環，另一方面又敢於與讀者「共赴國運」，在民族主義、官員道德、政治制度等「禁區」游走。書讀得比較化，是內因。讀書遊行可以兩不誤，是外因。網路時代，同樣條件未見得人人能做同樣的事。
《常識》「取代」《文化苦旅》
第三講講「分子」——這個詞在當代語境裏常帶貶義。「壞分子」、「反革命分子」、「恐怖分子」的反面詞是「好人」、「革命者」、「不怕犧牲的戰士」。是翻譯的問題（大約要怪日語漢字——待查），將讀書人稱為「知識分子」。語義上的「原罪」卻也提醒我們，在「公共空間」，你不是領袖，也不是奴才，你是一個獨立的分子，一個自由的人。
梁文道這本書，單篇看，大都是敏感話題，充滿「異見」。整體讀下來，卻秉持一貫的樸素道德。書名看似謙虛，其實向讀者挑戰：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你也不知道？知識分子在學院，總能得到真誠虛假的尊敬，一旦走向「公共」面向大，難免被人好心惡意的責（據我所知，這也是不少學者害怕進入「公共空間」的部分原因）。而梁文道的書名，又是出擊又是自衛：你罵我嗎？可這是常識呵……
關心大家關心的事，不僅從專業知識更從公民責任出發，做一個獨立的人——就這樣，韓寒在博客榜超過老徐，《常識》也在新華書店暢銷榜上取代《文化苦旅》。這就是中國剛剛過去的2009年。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文 許子東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0年2月11日
【明報專訊】梁文道出書並獲獎，給「公共知識分子」這個令人困惑的概念加了一個註腳。
梁文道光頭，個子不高，年輕但相貌老沉，喜歡穿黑衣服，低調名牌，一大堆粉絲，自己信佛。梁文道是香港人，台灣讀書，父母在加州。中文大學哲學碩士未完即出來賣文（專欄）兼「賣身」（電視）。梁文道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寫幾個報紙專欄，兼民間大學院長，在港台（RTHK）、有線電視和鳳凰主持節目，還處處演講，常參加遊行，在各種聲明、宣言、公開信上簽字，關於環保、民主、城市建設、聲援性工作者權利……
梁文道《開卷八分鐘》，每周十幾本書，不少學院中人也佩服（劉紹銘私下感歎：梁是人才）。梁文道介紹世博居然令不少上海人追看（他走在南京路上其實很陌生）。當然，他最喜歡的還是中國歷史最久的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有媒體約我寫書評，雖有「利益衝突」我也義不容辭，目的是可以說說有關「公共知識分子」的若干常識。
「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成了正面
「公共知識分子」在學院裏並不一定是讚詞，有時與「不務正業」、「好出風頭」相連；「公共知識分子」在領導看來也是麻煩，「文以儒亂法」比「武以俠犯禁」更危險；「公共知識分子」在商人看來等於「公共財產」，花點錢就可收買為我所用；「公共知識分子」是否為民尊重也是疑問，到處露臉或說書或含淚，令人想起德育老師李燕傑及其傳人……
但在梁文道這裏，「公共知識分子」終於成了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名詞。
我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討論「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公共．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當然不只是到處演講、常上電視、出版普及讀物或參加官方民間公共團體。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在於關心和自己無直接關係的公共事務（礦難後續、官員自殺、教育腐敗、警察打人……），在於保衛、拓展有形無形的「公共空間」（報紙天窗、房神話、選舉潛規則、新的野心家……），在於尊重的維護你所不認識的個人的「公共權力」——比如走在街上，看到一個強者，打倒了四、五個老弱病殘的人，你怎辦呢？現在的「知識分子」大致有幾個選擇：
A、氣憤，但看看自己的胳膊，知道動手無益。也不逃走，靜靜做自己的事。世上總要有人種樹、挖井、考證古磚瓦吧。其實只有堅持獨立人格思想自由，再專門的學科，再純粹的學術，如陳寅恪研究古代歌妓，仍然會有「公共意義」。
B、先氣憤，但幾個回合以後，發現強弱形勢依舊，漸漸由同情老弱病殘轉向研究強者心態。老是他強，總有道理吧。黑格爾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多研究研究，就慢慢從批判轉向迷戀。迷戀強人的風度、手段、文體，甚至思想。無意識中，也有點「士為知己者所用」的奢望，並研究強人的「獨特模式」。這類知識分子現在人數不多，影響很大。
C、不氣憤，不急，早知就是這回事，到死（至少到我死時）都是這樣。「三K」 （每個時代都「吃得開」）也好、犬儒也好、後現代也好，反正是在強人默許範圍，做些安撫老弱病殘心靈的詩文，在弱勢群體也高興的過年過節時，再唱唱強人讚歌。總之一視同仁，都不真正關心。有什好關心的？關心又有什用？我是「公共」的，天下公器，誰都可用！……
梁文道顯然不是A、B、C任何一類，但他還是公共知識分子。
再講「知識」與「公共」的關係。知識分子是否應該，甚至必須用其專業知識來參與「公共空間」？這是一個有爭論，我也有些困惑的問題。余英時認為馬克斯·韋柏「工具理性」意義上的專業人士（牙醫、工程師、天文學家等）如不關心公共事務則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分子」，中國文人讀書以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傳統」更值得傳承。這個觀點在學界影響很大。但這並不意味人文學者更容易更必然會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更不能推論說學文史哲的必然比普通人更有「人文精神」。近年見到一些同行（如上述B類知識分子），為了更直接有效憂國憂民，有意無意調整修改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乃至價值觀，結果專業精神受損。另一些人（我也在其中），則將專業研究與散文電視分開，傳承學術之外，在「公空間」主要盡公民義務，兼宣泄情緒。在這方面，梁文道，還有陳丹青、南方朔、龍應台等人的選擇值得參考。他們的專業知識與公民責任似乎較少矛盾。香港邊緣文化人的背景，使他一方面不那容易背上使命、救世責任、代言人等光環，另一方面又敢於與讀者「共赴國運」，在民族主義、官員道德、政治制度等「禁區」游走。書讀得比較化，是內因。讀書遊行可以兩不誤，是外因。網路時代，同樣條件未見得人人能做同樣的事。
《常識》「取代」《文化苦旅》
第三講講「分子」——這個詞在當代語境裏常帶貶義。「壞分子」、「反革命分子」、「恐怖分子」的反面詞是「好人」、「革命者」、「不怕犧牲的戰士」。是翻譯的問題（大約要怪日語漢字——待查），將讀書人稱為「知識分子」。語義上的「原罪」卻也提醒我們，在「公共空間」，你不是領袖，也不是奴才，你是一個獨立的分子，一個自由的人。
梁文道這本書，單篇看，大都是敏感話題，充滿「異見」。整體讀下來，卻秉持一貫的樸素道德。書名看似謙虛，其實向讀者挑戰：這些最基本的東西，你也不知道？知識分子在學院，總能得到真誠虛假的尊敬，一旦走向「公共」面向大，難免被人好心惡意的責（據我所知，這也是不少學者害怕進入「公共空間」的部分原因）。而梁文道的書名，又是出擊又是自衛：你罵我嗎？可這是常識呵……
關心大家關心的事，不僅從專業知識更從公民責任出發，做一個獨立的人——就這樣，韓寒在博客榜超過老徐，《常識》也在新華書店暢銷榜上取代《文化苦旅》。這就是中國剛剛過去的2009年。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文 許子東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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