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2009
6/02/2009
江南省親之十二：季風書園 嚴搏非 華建青
“上海季風書園”總店，位于陜西南路地鐵站內。
5月19日那天，在與大哥約會結束之后，回寧火車尚未啟動之前，小女子數著“時間”沖進“季風”，更勞動姐姐、姐夫專為我將箱子運來店里會合。好大牌吧@@@
沒想到季風有這么大的店面。作為民營書店，在兩岸書店吃緊的當下，真不容易。店員小妹一看就知道是個愛書人，她告訴我季風在滬上有八個分店。對我一連串報出的尋書書名，竟然一口跟著報出柜架號——這是我許多年沒有遭遇過的了。“季風”貼心，如夢似醉。
不過，之后季風的董事長、總經理嚴搏非則對我說：“季風”也撐得好辛苦，準備當“烈士”了。
弄得小女子只恨自己買書能力不夠：您一定得堅持住啊，希望下次來滬上，再進季風。
在海口和南京沒有尋到的《聽楊絳談往事》、文道的新書《我執》，都在季風的重點推薦中；最讓我開心的，是一眼看到了鍾芳玲《書店風景》的簡體版，一直以為只有臺灣版吶。小女子樂不可支地翻看著，一邊念念叨叨直謝中央編譯出版社。
姐夫在我買單時，一邊翻著這書，一邊向姐姐念叨：看來，這小東，真的是喜歡書。
你不會想到吧，一進季風，還沒看書，就看地板：哇呀，如此老舊啦啦，怎能怪文道書會聽眾多多。看來，踏壞地板一說，屬于虛言啦啦@@
書之沉，直比金磚。
每次，小女子進書店，都或掮著大包，或拖著箱子，見好就拿，瘋了一樣。
買完單后，如爹地所說：給自己找麻煩！！看著一大堆紙磚，愁得不行。恨不得，立刻有“苦力”出現，好讓俺“再買次單”。
大約是某年在京城參加書展，兩個“苦力”朋友跟著俺，最后都大叫：別拿啦，拿不回家啦。
這一嗓子，如點穴，讓小女子想起“世界只有一個郵政”這么檔子事情來。從此，小女子買書，走哪兒寄哪兒：讓我們的綠色郵包，為我們的大腦運運糧吧！
在季風，小女子在選書前，就打聽好了：季風代辦郵寄，就在店內設點，不收一文手續費！！
更想不到的是：號稱包書有一手的小女子，這會見識了季風郵政阿姨的包書手藝，嘆服得不得了。
昨兒，海口海秀郵局來單，俺見了真如見情書一般。包裹出柜，完好如初。小女子忽然念起EILEEN的“歲月靜好”。
K,
2009年5月19日，在滬上與金陵間“奔突”，小女子好久沒有這么囂張了。
那天，好累，好開心。江南行，難得的為了自己的一天。
董啟章解讀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人類的狀況》之“城邦模式”
世紀．64．二十年之理想的新生﹕作為「行動」的八九學生抗爭文章日期：2009年6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八九年，青年賦五四精神以真實生命，作為敘說一場時代性運動的中介。而在關注公共性的香港作家董啟章眼中，八九的運動和行動可上溯至希臘城邦對變革社會、行動政治的崇高理解，下接香港近年天星皇后等「直接行動」作為抵抗管治的身影。在運動中抽出行動來解說，再把行動放回運動的地圖，本文不啻為勾勒運動理想的勉力嘗試。
我們一般把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抗爭稱為「民主運動」或者「學生運動」。這一點沒錯。不過，如果從「行動」的角度考量，對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這裏說的「行動」，取法於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的學說，特別是她的著作《人類的狀》（The Human Condition）。阿蘭特的政治學建基於希臘的城邦模式。「城邦」（polis），就是「政治」（politics）這個詞的源頭。希臘城邦公民是歷史上最政治性的人，而所謂「行動生活」（vita activa）不但是政治參與的方式，行動就是政治的本義。阿蘭特對「政治」一詞的理解獨樹一幟。她對歐洲歷來的政治學把「政治」等同於「管治」（ruling）甚為不滿。「管治」傾向的是約束性和壓制性，而「行動」的根基卻是解放和自由。「管治」傾向維持現狀，「行動」則追求改變。本質上，「行動」和「管治」是相對立的。
勇氣與榮耀：行動製造新生
行動的第一個特點來自其公開和公共的性質。它在所有人的目光中進行，而行動者也可以互相看見。大家都可以看到對方的立場和觀點，並且在這基礎上進行辯論和游說。所以行動又包含實踐和言說兩個成分，即希臘史詩英雄的所謂great words和great deeds。在行動中，演說、宣言、對話和辯論是重要的構成因素。而無論是實踐還是言說，行動也具有公共性。行動不僅以自由為目標，行動本身就是自由的體現，而公共性就是行動作為自由的體現的必然要素。是以恐怖主義或者秘密政治活動也不能稱為行動，也不具備實現真正的自由的條件。
行動的另一個要素就是行動者作為「眾數」的參與。「眾數」（multiple）意指多元並存，跟「體整」（collective）或「群眾」（mass）不是同一回事。「眾數」所指的人數多少並無一定，關鍵是每一個個體都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相反，「體整」或「群眾」意味缺乏個人意識和意志的、被某種勢力統領或引導的集體行為。眾數的最重要意義是觀點的多樣化，以及持不同觀點者的互相尊重。大家謀求以辯論的方式而不是武力或權威來達至結論。這是體現自由的根本條件。有趣的是，這樣的眾數並存最終不但不會導致泯滅個性的集體化和一致化，反而鼓勵參與者發揮個人所長，以良性的競逐心態追求卓越表現。行動往往能把普通的市民或學生在短時間內提升到領袖的層次，實有賴於眾數的參與模式和它所鼓勵的磨礪精神。
阿蘭特也提到，政治的最高尚美德是勇氣（coura ge），而古希臘政治人的終極追求，除了是群體共同的好處，同樣重要的是榮耀（glory）。我們都為八九年廣場上的學生的勇氣而感動。他們為了行動而付出的代價極度沉重。而榮耀感於行動就算不是目的，也是必然的成分。當人全身投入為理想而奮鬥，自然會對自身的角色感到榮耀，也會對理想的實現感到榮耀。後八九的悲哀在於榮耀感的消失。又或者是，理想主義的榮耀感被實利主義的榮耀感所取代。當代中國人的驕傲完全建基於經濟和物質建設方面的成就，但在公共生活和社會公義方面卻難以感到自豪。前者甚至變成了壓制後者的藉口，又或者民眾自願為了前者而犧牲後者。
行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不可預知性（un predictability）。這不是說行動都是隨意而為，毫無計劃和組織。當然，行動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發性。八九年的學生行動由胡耀邦 之死觸發，○五年香港的行動者闖進天星碼頭阻止工程也是突發的念頭，但這不是說事情沒有遠因。這點不必多說。重點是行動沒有事先編寫的劇本，也不可能有。行動的特質就是打破固定的、僵化的局面，試圖改變既有的狀態，所以行動本身一定是充滿變數的。對於事態的難以把握，是行動失敗或變質的主要原因，但這並不否定行動的必要和意義。行動的最大意義，就是造就新的開始（beginnings），帶來更新或重生。阿蘭特甚至把行動等同於生命的誕生（natality）。
在運動裏刻劃行動的身影
行動是維護公共生活的生命力的要素。當一個體制去到無法自我 更新的程度，就必須以行動來打開新的可能性。對於新的可能性是什麼，行動者是沒有把握的，也毋須負上全部責任。就正如人類生養下一代，對於孩子會變成怎樣的人是不可預知的、沒有把握的、也沒法控制的，但人類還是繼續生育繁衍下去。這是因為，生育是對抗死亡、生命更新的唯一途徑。行動於社會整體的生命承傳也發揮同樣的作用。所以，以事後孔明的方式去挑剔或怪責當年廣場上的學生，抽出什麼組織、策略或應變等的問題，甚至而把最終暴力鎮壓的責任由學生攤分，是對行動的本質的徹底誤解。管治者和行動者處於完全不同的位置，管治和行動也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狀態，所以對二者的分析基礎也理應有所分別。不可預知性是更新的必然代價。當一個社會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那意味這個社會已被嚴密的管治牢牢箝制，也即是說，這個社會沒有自由。自由永遠是不可預知的，只有奴役是可以預知的。基於恐懼和缺乏勇氣，人可能會放棄追求自由，以換取可預知的安逸。是以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恐慌」也是很有效的管治工具。
運動（movement）和行動（action）的分別很難斷言。兩者並不以規模區分，也不互相排斥。就時間來說，行動是某一具觸發性的作為，它本身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但基本上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運動則帶有延展性，無論是在時間和地域上，還是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這樣說來，五四運動較符合運動的定義，而八九抗爭則介乎二者之間，同時具備運動和行動的特質。我認為更重要的分別是，運動是客觀的、參與者總體的狀的描述，而行動卻是每一個參與的個體的主觀抉擇和具體行事。運動強調的是集體方向，行動強調的是個人意志。把八九年的抗爭稱為「運動」和「行動」各具意義。也可以說，它包含了由特定的「行動」擴展成普遍的「運動」的進程。當中的「行動」雖已被鎮壓所中止，但它所引起的「運動」的餘波，卻可以說是至今不衰。反過來說，「運動」的持久性有賴於當初的「行動」的爆發力和衝擊力。
互相以血肉之軀，組成彼此的廣場
後八九的中國是「管治的政治」的全面勝利，和「行動的政治」的全面壓滅。而在香港，「管治」之風也在回歸後大力吹起。（當然管治模式在殖民地時代早已存在。）不過，見諸香港近年的青年社會抗爭的興起和深化，「行動的政治」在香港有復蘇的象。香港的「行動」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的學運和社運，但八九年的北京學生行動也肯定給本土的行動者帶來理性上的啟發和情感上的激盪。要建設具開放性和公共性的政治參與模式，於大原則上說，有賴於民主政制的建立，但於具體精微的層面上說，每一個社區和每一個社群的權利也必須盡全力加以維護。行動的意義無分規模的大小，政治實踐往往由身邊的生活開始。我們不必期待再次出現八九年那樣規模的政治行動。針對個別事件或範疇的抗爭或維權行動，打開的其實就是廣場式的政治參與空間。廣場意象的公開性和公共性是希臘式的，跟封閉的、單向的、由上而下的密室意象勢不兩立。自由之路，由廣場開始。每一個行動者，都把廣場帶在身上，互相以血肉之軀，組成彼此的廣場。阿蘭特的「行動生活」，廣場式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由眾數的各別不同的人所組成的。這就是八九作為行動帶給我們的啟示。
[文／董啟章 編輯：黃靜]
【明報專訊】編按：八九年，青年賦五四精神以真實生命，作為敘說一場時代性運動的中介。而在關注公共性的香港作家董啟章眼中，八九的運動和行動可上溯至希臘城邦對變革社會、行動政治的崇高理解，下接香港近年天星皇后等「直接行動」作為抵抗管治的身影。在運動中抽出行動來解說，再把行動放回運動的地圖，本文不啻為勾勒運動理想的勉力嘗試。
我們一般把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抗爭稱為「民主運動」或者「學生運動」。這一點沒錯。不過，如果從「行動」的角度考量，對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這裏說的「行動」，取法於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的學說，特別是她的著作《人類的狀》（The Human Condition）。阿蘭特的政治學建基於希臘的城邦模式。「城邦」（polis），就是「政治」（politics）這個詞的源頭。希臘城邦公民是歷史上最政治性的人，而所謂「行動生活」（vita activa）不但是政治參與的方式，行動就是政治的本義。阿蘭特對「政治」一詞的理解獨樹一幟。她對歐洲歷來的政治學把「政治」等同於「管治」（ruling）甚為不滿。「管治」傾向的是約束性和壓制性，而「行動」的根基卻是解放和自由。「管治」傾向維持現狀，「行動」則追求改變。本質上，「行動」和「管治」是相對立的。
勇氣與榮耀：行動製造新生
行動的第一個特點來自其公開和公共的性質。它在所有人的目光中進行，而行動者也可以互相看見。大家都可以看到對方的立場和觀點，並且在這基礎上進行辯論和游說。所以行動又包含實踐和言說兩個成分，即希臘史詩英雄的所謂great words和great deeds。在行動中，演說、宣言、對話和辯論是重要的構成因素。而無論是實踐還是言說，行動也具有公共性。行動不僅以自由為目標，行動本身就是自由的體現，而公共性就是行動作為自由的體現的必然要素。是以恐怖主義或者秘密政治活動也不能稱為行動，也不具備實現真正的自由的條件。
行動的另一個要素就是行動者作為「眾數」的參與。「眾數」（multiple）意指多元並存，跟「體整」（collective）或「群眾」（mass）不是同一回事。「眾數」所指的人數多少並無一定，關鍵是每一個個體都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相反，「體整」或「群眾」意味缺乏個人意識和意志的、被某種勢力統領或引導的集體行為。眾數的最重要意義是觀點的多樣化，以及持不同觀點者的互相尊重。大家謀求以辯論的方式而不是武力或權威來達至結論。這是體現自由的根本條件。有趣的是，這樣的眾數並存最終不但不會導致泯滅個性的集體化和一致化，反而鼓勵參與者發揮個人所長，以良性的競逐心態追求卓越表現。行動往往能把普通的市民或學生在短時間內提升到領袖的層次，實有賴於眾數的參與模式和它所鼓勵的磨礪精神。
阿蘭特也提到，政治的最高尚美德是勇氣（coura ge），而古希臘政治人的終極追求，除了是群體共同的好處，同樣重要的是榮耀（glory）。我們都為八九年廣場上的學生的勇氣而感動。他們為了行動而付出的代價極度沉重。而榮耀感於行動就算不是目的，也是必然的成分。當人全身投入為理想而奮鬥，自然會對自身的角色感到榮耀，也會對理想的實現感到榮耀。後八九的悲哀在於榮耀感的消失。又或者是，理想主義的榮耀感被實利主義的榮耀感所取代。當代中國人的驕傲完全建基於經濟和物質建設方面的成就，但在公共生活和社會公義方面卻難以感到自豪。前者甚至變成了壓制後者的藉口，又或者民眾自願為了前者而犧牲後者。
行動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不可預知性（un predictability）。這不是說行動都是隨意而為，毫無計劃和組織。當然，行動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發性。八九年的學生行動由胡耀邦 之死觸發，○五年香港的行動者闖進天星碼頭阻止工程也是突發的念頭，但這不是說事情沒有遠因。這點不必多說。重點是行動沒有事先編寫的劇本，也不可能有。行動的特質就是打破固定的、僵化的局面，試圖改變既有的狀態，所以行動本身一定是充滿變數的。對於事態的難以把握，是行動失敗或變質的主要原因，但這並不否定行動的必要和意義。行動的最大意義，就是造就新的開始（beginnings），帶來更新或重生。阿蘭特甚至把行動等同於生命的誕生（natality）。
在運動裏刻劃行動的身影
行動是維護公共生活的生命力的要素。當一個體制去到無法自我 更新的程度，就必須以行動來打開新的可能性。對於新的可能性是什麼，行動者是沒有把握的，也毋須負上全部責任。就正如人類生養下一代，對於孩子會變成怎樣的人是不可預知的、沒有把握的、也沒法控制的，但人類還是繼續生育繁衍下去。這是因為，生育是對抗死亡、生命更新的唯一途徑。行動於社會整體的生命承傳也發揮同樣的作用。所以，以事後孔明的方式去挑剔或怪責當年廣場上的學生，抽出什麼組織、策略或應變等的問題，甚至而把最終暴力鎮壓的責任由學生攤分，是對行動的本質的徹底誤解。管治者和行動者處於完全不同的位置，管治和行動也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狀態，所以對二者的分析基礎也理應有所分別。不可預知性是更新的必然代價。當一個社會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那意味這個社會已被嚴密的管治牢牢箝制，也即是說，這個社會沒有自由。自由永遠是不可預知的，只有奴役是可以預知的。基於恐懼和缺乏勇氣，人可能會放棄追求自由，以換取可預知的安逸。是以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香港，「恐慌」也是很有效的管治工具。
運動（movement）和行動（action）的分別很難斷言。兩者並不以規模區分，也不互相排斥。就時間來說，行動是某一具觸發性的作為，它本身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但基本上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運動則帶有延展性，無論是在時間和地域上，還是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上。這樣說來，五四運動較符合運動的定義，而八九抗爭則介乎二者之間，同時具備運動和行動的特質。我認為更重要的分別是，運動是客觀的、參與者總體的狀的描述，而行動卻是每一個參與的個體的主觀抉擇和具體行事。運動強調的是集體方向，行動強調的是個人意志。把八九年的抗爭稱為「運動」和「行動」各具意義。也可以說，它包含了由特定的「行動」擴展成普遍的「運動」的進程。當中的「行動」雖已被鎮壓所中止，但它所引起的「運動」的餘波，卻可以說是至今不衰。反過來說，「運動」的持久性有賴於當初的「行動」的爆發力和衝擊力。
互相以血肉之軀，組成彼此的廣場
後八九的中國是「管治的政治」的全面勝利，和「行動的政治」的全面壓滅。而在香港，「管治」之風也在回歸後大力吹起。（當然管治模式在殖民地時代早已存在。）不過，見諸香港近年的青年社會抗爭的興起和深化，「行動的政治」在香港有復蘇的象。香港的「行動」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的學運和社運，但八九年的北京學生行動也肯定給本土的行動者帶來理性上的啟發和情感上的激盪。要建設具開放性和公共性的政治參與模式，於大原則上說，有賴於民主政制的建立，但於具體精微的層面上說，每一個社區和每一個社群的權利也必須盡全力加以維護。行動的意義無分規模的大小，政治實踐往往由身邊的生活開始。我們不必期待再次出現八九年那樣規模的政治行動。針對個別事件或範疇的抗爭或維權行動，打開的其實就是廣場式的政治參與空間。廣場意象的公開性和公共性是希臘式的，跟封閉的、單向的、由上而下的密室意象勢不兩立。自由之路，由廣場開始。每一個行動者，都把廣場帶在身上，互相以血肉之軀，組成彼此的廣場。阿蘭特的「行動生活」，廣場式的理想政治模式，就是由眾數的各別不同的人所組成的。這就是八九作為行動帶給我們的啟示。
[文／董啟章 編輯：黃靜]
6/01/2009
首届《财经》獎學金工作坊：“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对话
首届《财经》奖学金工作坊：“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对话举行
首届《财经》奖学金工作坊今天举行，围绕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这两个当前世界与中国的重大主题，邀请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经济界和金融界的权威人士，和《财经》奖学金历届媒体学员进行互动。
当今世界和中国，气候变化备受关注。随着哥本哈根大会将在年底召开，世界各国如何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的重要议程之一。而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形势下，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为各国政府和民间所关注，也是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就宏观经济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博士、《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则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这一话题进行了阐释。对话由《财经》主编胡舒立主持。
《财经》奖学金工作坊聚焦经济热点，致力于开拓和丰富新闻人的眼界和学识，加强新闻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高新闻报道能力和水平。工作坊面向百余名历届奖学金获得者、并向媒体同行开放申请。此次工作坊共有历届学员和关注金融危机及气候变化的媒体同行共近80人参加。
今天还举行了第十一届《财经》杂志奖学金班结业仪式。《京华时报》王家耀、和讯网任世武、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孙菁、《新京报》刘炳路、安徽电视台张小红、《楚天都市报》杨向明、《21世纪经济报道》张庆源、《长江商报》郑良中、《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成都商报》廖卫华等十名当届学员，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系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培训和有关财经新闻深度报道的培训后，今天顺利完成学业，被授予结业证书。
“《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由研究院的北大国际MBA项目直接组织教学。项目评委会成员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新闻界人士共同组成。培训结束后，学员获得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颁发的结业证书。这一项目举办迄今，已有100位中国优秀新闻从业者陆续毕业，日渐成为中国财经报道领域的中坚。“《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也成为中国财经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培训项目之一。
《财经》杂志创办人胡舒立表示：基于这一项目，《财经》已经并会继续推出一些专题性的培训项目，目的是为中国新闻界、主要是财经新闻界专业新闻素质的提升创造更多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尽一已绵薄之力。
《财经》杂志创办以来，始终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举措、政府高层的重要动向和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事件，亦随时关注海外发生的重大经济、时政要闻，通过记者现场专访获取第一手资讯，以内容的独家性和权威性见长。因此，《财经》杂志被一些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经济改革风向标”。
首届《财经》奖学金工作坊今天举行，围绕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这两个当前世界与中国的重大主题，邀请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经济界和金融界的权威人士，和《财经》奖学金历届媒体学员进行互动。
当今世界和中国，气候变化备受关注。随着哥本哈根大会将在年底召开，世界各国如何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的重要议程之一。而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形势下，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为各国政府和民间所关注，也是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就宏观经济发表主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博士、《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博士、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教授，则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这一话题进行了阐释。对话由《财经》主编胡舒立主持。
《财经》奖学金工作坊聚焦经济热点，致力于开拓和丰富新闻人的眼界和学识，加强新闻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提高新闻报道能力和水平。工作坊面向百余名历届奖学金获得者、并向媒体同行开放申请。此次工作坊共有历届学员和关注金融危机及气候变化的媒体同行共近80人参加。
今天还举行了第十一届《财经》杂志奖学金班结业仪式。《京华时报》王家耀、和讯网任世武、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孙菁、《新京报》刘炳路、安徽电视台张小红、《楚天都市报》杨向明、《21世纪经济报道》张庆源、《长江商报》郑良中、《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成都商报》廖卫华等十名当届学员，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系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培训和有关财经新闻深度报道的培训后，今天顺利完成学业，被授予结业证书。
“《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财经》杂志共同主办，由研究院的北大国际MBA项目直接组织教学。项目评委会成员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新闻界人士共同组成。培训结束后，学员获得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颁发的结业证书。这一项目举办迄今，已有100位中国优秀新闻从业者陆续毕业，日渐成为中国财经报道领域的中坚。“《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也成为中国财经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培训项目之一。
《财经》杂志创办人胡舒立表示：基于这一项目，《财经》已经并会继续推出一些专题性的培训项目，目的是为中国新闻界、主要是财经新闻界专业新闻素质的提升创造更多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尽一已绵薄之力。
《财经》杂志创办以来，始终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举措、政府高层的重要动向和资本市场建设的重点事件，亦随时关注海外发生的重大经济、时政要闻，通过记者现场专访获取第一手资讯，以内容的独家性和权威性见长。因此，《财经》杂志被一些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经济改革风向标”。
a link：羅恩惠：《流浪的孩子》
廿年記憶，今日影像
專訪香港法國兩紀錄片導演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廿年前六四血洗天安門廣場的影像，仍是一幕幕教人「不願回憶、未敢忘記」之實證，但在許多歪曲淡化的言論中青年人漸失認知，集體記憶也遭剝蝕。一個居北京的法國導演、一香港資深傳媒人，以紀錄片，寫下曾經的民運參與者、平凡人對六四的認識、反省、以及由此邁開往下走的步伐。
《天安門，被禁止的記憶》（Tiananmen, mmoire interdite）是查理（Charlie Buffet）拍攝的紀錄片，5月底在歐洲一些法語電視台播放。
查理2006年來到中國，隨行帶1989年從電視上看到六四屠城的記憶。「當時我25歲，在報館任職，深為絕食學生感動、也深深地被那場人命的滅而憤怒。」但他不願憤懣阻礙他認識這個新國家，先放下情緒，追蹤過水源污染問題、紀錄過京奧前後百姓洋洋自滿的生活，直至今年3月，開始拍攝六四。
不知道和不願說
森嚴的社會忌諱中當然並不易拍攝，查理鑽空子探問不同的人關於六四的記憶，譬如在年輕偶像歌手井柏然的生日會上，趁經理人不在問他關於自己出生之年國家發生什麼大事，歌星懵然不知有場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對於我們八十後，最重要的是樂觀與健康」。查理幾乎可以概括：「二十歲以下的不曾聽過，廿五至三十歲左右的說『我們不關心。我們年輕，重視的是賺錢。』四十歲以上的知道事情，也知道不可說的界線劃在哪。」
他卻也訪尋到願意訴說六四經驗的百姓。「有位尼姑如今30多歲。89年她是學生，也曾在深圳遊行集會。」她卻生在共產黨之家，深知黨內腐敗，後來卻在政治圈子愈踩愈深，父親嬲怒把她帶回家中看管，她萌生信佛念頭，住進寺院出家。
但她仍然抱獨立批判的言行，還試圖聯絡香港人權團體，令主持擔憂，黨員兄姊便將她送進精神病院，關了三個月。「她說，那精神醫生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嘗試給她洗腦：『當時我在美國，關於六四的全是謊言，假如是真的，我怎麼在美國聽不到？』」這段被逼要否定自己記憶的經歷，她思索幾天，最後還是願意告知查理。
「她日常開朗活潑，愛跟人聊天，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並沒壓壞她。」這也是查理對中國人的觀察：「人們受過許多難，心中多痛苦，但仍在追求幸福。」
「習慣了」
羅恩惠同樣描寫了壓在歷史重擔下的民運參與者。年初她為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的朱耀明牧師，採訪了九位身在海外的流亡者，有港人熟悉的王丹、王軍濤，也有較低調的李進進、萬潤南等。在紀錄片《流浪的孩子》最近的首映上，如今在美國當了牧師的學生運動副總指揮張伯笠，忍住長期與家人分別的思念與哀愁說的心情「習慣了」，教台下香港觀眾悚然心驚，無法理解，什麼是「習慣了」。
唯有萬潤南，似乎是最能調適至當下生活的。六四時他是內地最大科技集團四通公司的總裁，公司當年有百分之三百營業的增長，也開辦了四通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政治改革。民運發生時他與知識分子支援學生，後被通緝，在邊境封鎖前一天逃出海外。
曾經是兒子練跑時有汽車跟在後邊保護的富豪，因為不願回國說違背良心的話，如今他心安理得地在異邦，穿州過省地當司機，幸運的是可跟年近九十的父母，每天以互聯網交換舊照片與日常生活照，聊以安慰。
「戴晴曾跟他說：以後中國發生變化，沒有你們的位置。萬潤南卻真的能放下身段，說『有沒有位置對我們不重要。收穫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文／鄭依依]
定性錯誤鑄成大錯／文﹕張健波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K：
你最近因為六四20周年臨近，到圖書館翻閱1989年香港傳媒有關六四的報道，發現一些報道可能與事實不符，例如，六四清晨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有關很多人死傷、坦克車輾過躺滿學生的帳篷等等報道，都缺乏事實支持，甚至與最後撤離廣場的一些示威者的說法相異。為什麼仍有人以屠殺或屠城來形容六四？為什麼《明報》最近每逢星期日便跨版接跨版地大篇幅報道六四？
天安門廣場的六四清場實，雖然真相仍未明朗，但若不囿於一隅，綜觀當時北京市的情，天安門廣場以外，有很多人死傷，卻是有圖為證。如果有更多當事人（如趙紫陽）將自己掌握的情和總結的經驗教訓記錄下來，肯定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這次震撼世界的六四事件。
關於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所掀起的學生運動，還有兩件事是確鑿的：
(1)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的愛國運動定性為動亂，這是鑄成大錯的第一步。至今，我們仍然認為學生是出於愛國，充滿熱誠，由憂患意識以至危機感，才會自發悼念清廉坦蕩無私為民的胡耀邦，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在上周一撰寫社評〈八九學運貴在單純自發，評價六四不涉黨爭權鬥〉，不容玷污學運的純潔性。至於政治勢力的滲雜，又或個別學生或參與者有不當行為，那便要指控者拿出證據來，不能以偏概全，尤其不容當局將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
(2)當局出動軍隊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群眾，是錯誤的做法。當局不能用北京政府處理群眾示威欠缺經驗來做藉口，推搪責任。
《明報》自1989年以來，每年都為六四撰寫社評，今年仍會再寫；我們衷心希望政府和民間都能梳理事實，釐清真相，實事求是地評價六四事件，目的不是為了秋後算帳，而是為了撫平歷史傷痕，總結經驗教訓，讓政府與國人能夠攜手解決貪污腐敗、推動民主建設等等問題。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今日．香港：梁文道羅永生葉蔭聰談六四與世代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維護官方版本的集團及人士，努力抹走或改寫六四歷史，創造各種「新理論」或「新說法」為當年的國家暴力找尋理由；而當年一些目睹或親這場民主運動的人，亦捍衛史，而如何把愈來愈久遠的史事件及其意義，承傳給新世代？在不少人眼中，不管是香港或內地的新世代年輕人，總予人務實、保守、缺乏史感的印象，這會否讓承傳變得不可能？
有朋友重新出版《人民不會忘記》，有人翻箱倒篋找回昔日的剪報及新聞錄影帶，有人刊登報紙廣告，支聯會則多年前已開展青年工作……本地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及評論人梁文道、羅永生和葉蔭聰，從世代交替的角度，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被禁掉的一代：八九六四與世代交替
講者：葉蔭聰（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梁文道（文化評論人）
評論：羅永生（嶺南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日期：今晚7時半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樓獨立媒體
查詢：21470788／inmediahk@gmail.com
6.3．香港：於自由戰士雕像下，誦詩過渡六四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位於香港文化中心前的自由戰士雕像下，自九七年起的六四，都有名為「異議聲音」的紀念活動，今年仍然呼籲市民自攜器具，於六月三日晚上八時九分匯聚於此，自主發聲。
今年文學雜誌《字花》亦於當晚八時開始，舉辦「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六四二十周年詩歌音樂會」，眾多詩人，如北島、如也斯、如陳滅，也有逾半的年青詩人如陳麗娟、梁璇筠、鄭政恆、呂永佳等，將誦念當年或新近為六四而撰的詩。
鄧小樺並重點推介黃碧雲：「她當年去過天安門，寫過著名的報道。我們邀請她時她身在西班牙，亳不猶豫一下子便答應了，幾天後交出幾千字的詩，光是唸也要二十分鐘。」長詩短句一首接一首，正好陪伴渡過漫漫長夜：「這也是年輕人的第一手經驗，年青人悼念六四並不一定要總是二手的。」
專訪香港法國兩紀錄片導演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廿年前六四血洗天安門廣場的影像，仍是一幕幕教人「不願回憶、未敢忘記」之實證，但在許多歪曲淡化的言論中青年人漸失認知，集體記憶也遭剝蝕。一個居北京的法國導演、一香港資深傳媒人，以紀錄片，寫下曾經的民運參與者、平凡人對六四的認識、反省、以及由此邁開往下走的步伐。
《天安門，被禁止的記憶》（Tiananmen, mmoire interdite）是查理（Charlie Buffet）拍攝的紀錄片，5月底在歐洲一些法語電視台播放。
查理2006年來到中國，隨行帶1989年從電視上看到六四屠城的記憶。「當時我25歲，在報館任職，深為絕食學生感動、也深深地被那場人命的滅而憤怒。」但他不願憤懣阻礙他認識這個新國家，先放下情緒，追蹤過水源污染問題、紀錄過京奧前後百姓洋洋自滿的生活，直至今年3月，開始拍攝六四。
不知道和不願說
森嚴的社會忌諱中當然並不易拍攝，查理鑽空子探問不同的人關於六四的記憶，譬如在年輕偶像歌手井柏然的生日會上，趁經理人不在問他關於自己出生之年國家發生什麼大事，歌星懵然不知有場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對於我們八十後，最重要的是樂觀與健康」。查理幾乎可以概括：「二十歲以下的不曾聽過，廿五至三十歲左右的說『我們不關心。我們年輕，重視的是賺錢。』四十歲以上的知道事情，也知道不可說的界線劃在哪。」
他卻也訪尋到願意訴說六四經驗的百姓。「有位尼姑如今30多歲。89年她是學生，也曾在深圳遊行集會。」她卻生在共產黨之家，深知黨內腐敗，後來卻在政治圈子愈踩愈深，父親嬲怒把她帶回家中看管，她萌生信佛念頭，住進寺院出家。
但她仍然抱獨立批判的言行，還試圖聯絡香港人權團體，令主持擔憂，黨員兄姊便將她送進精神病院，關了三個月。「她說，那精神醫生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嘗試給她洗腦：『當時我在美國，關於六四的全是謊言，假如是真的，我怎麼在美國聽不到？』」這段被逼要否定自己記憶的經歷，她思索幾天，最後還是願意告知查理。
「她日常開朗活潑，愛跟人聊天，發生在她身上的事並沒壓壞她。」這也是查理對中國人的觀察：「人們受過許多難，心中多痛苦，但仍在追求幸福。」
「習慣了」
羅恩惠同樣描寫了壓在歷史重擔下的民運參與者。年初她為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的朱耀明牧師，採訪了九位身在海外的流亡者，有港人熟悉的王丹、王軍濤，也有較低調的李進進、萬潤南等。在紀錄片《流浪的孩子》最近的首映上，如今在美國當了牧師的學生運動副總指揮張伯笠，忍住長期與家人分別的思念與哀愁說的心情「習慣了」，教台下香港觀眾悚然心驚，無法理解，什麼是「習慣了」。
唯有萬潤南，似乎是最能調適至當下生活的。六四時他是內地最大科技集團四通公司的總裁，公司當年有百分之三百營業的增長，也開辦了四通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政治改革。民運發生時他與知識分子支援學生，後被通緝，在邊境封鎖前一天逃出海外。
曾經是兒子練跑時有汽車跟在後邊保護的富豪，因為不願回國說違背良心的話，如今他心安理得地在異邦，穿州過省地當司機，幸運的是可跟年近九十的父母，每天以互聯網交換舊照片與日常生活照，聊以安慰。
「戴晴曾跟他說：以後中國發生變化，沒有你們的位置。萬潤南卻真的能放下身段，說『有沒有位置對我們不重要。收穫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
[文／鄭依依]
定性錯誤鑄成大錯／文﹕張健波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K：
你最近因為六四20周年臨近，到圖書館翻閱1989年香港傳媒有關六四的報道，發現一些報道可能與事實不符，例如，六四清晨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有關很多人死傷、坦克車輾過躺滿學生的帳篷等等報道，都缺乏事實支持，甚至與最後撤離廣場的一些示威者的說法相異。為什麼仍有人以屠殺或屠城來形容六四？為什麼《明報》最近每逢星期日便跨版接跨版地大篇幅報道六四？
天安門廣場的六四清場實，雖然真相仍未明朗，但若不囿於一隅，綜觀當時北京市的情，天安門廣場以外，有很多人死傷，卻是有圖為證。如果有更多當事人（如趙紫陽）將自己掌握的情和總結的經驗教訓記錄下來，肯定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這次震撼世界的六四事件。
關於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所掀起的學生運動，還有兩件事是確鑿的：
(1)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的愛國運動定性為動亂，這是鑄成大錯的第一步。至今，我們仍然認為學生是出於愛國，充滿熱誠，由憂患意識以至危機感，才會自發悼念清廉坦蕩無私為民的胡耀邦，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在上周一撰寫社評〈八九學運貴在單純自發，評價六四不涉黨爭權鬥〉，不容玷污學運的純潔性。至於政治勢力的滲雜，又或個別學生或參與者有不當行為，那便要指控者拿出證據來，不能以偏概全，尤其不容當局將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
(2)當局出動軍隊坦克，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群眾，是錯誤的做法。當局不能用北京政府處理群眾示威欠缺經驗來做藉口，推搪責任。
《明報》自1989年以來，每年都為六四撰寫社評，今年仍會再寫；我們衷心希望政府和民間都能梳理事實，釐清真相，實事求是地評價六四事件，目的不是為了秋後算帳，而是為了撫平歷史傷痕，總結經驗教訓，讓政府與國人能夠攜手解決貪污腐敗、推動民主建設等等問題。
張波 謹啟
[張健波 kbcheung@mingpao.com]
今日．香港：梁文道羅永生葉蔭聰談六四與世代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維護官方版本的集團及人士，努力抹走或改寫六四歷史，創造各種「新理論」或「新說法」為當年的國家暴力找尋理由；而當年一些目睹或親這場民主運動的人，亦捍衛史，而如何把愈來愈久遠的史事件及其意義，承傳給新世代？在不少人眼中，不管是香港或內地的新世代年輕人，總予人務實、保守、缺乏史感的印象，這會否讓承傳變得不可能？
有朋友重新出版《人民不會忘記》，有人翻箱倒篋找回昔日的剪報及新聞錄影帶，有人刊登報紙廣告，支聯會則多年前已開展青年工作……本地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及評論人梁文道、羅永生和葉蔭聰，從世代交替的角度，跟大家一起來思考。
被禁掉的一代：八九六四與世代交替
講者：葉蔭聰（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梁文道（文化評論人）
評論：羅永生（嶺南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日期：今晚7時半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9樓獨立媒體
查詢：21470788／inmediahk@gmail.com
6.3．香港：於自由戰士雕像下，誦詩過渡六四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位於香港文化中心前的自由戰士雕像下，自九七年起的六四，都有名為「異議聲音」的紀念活動，今年仍然呼籲市民自攜器具，於六月三日晚上八時九分匯聚於此，自主發聲。
今年文學雜誌《字花》亦於當晚八時開始，舉辦「一般的黑夜一樣黎明：六四二十周年詩歌音樂會」，眾多詩人，如北島、如也斯、如陳滅，也有逾半的年青詩人如陳麗娟、梁璇筠、鄭政恆、呂永佳等，將誦念當年或新近為六四而撰的詩。
鄧小樺並重點推介黃碧雲：「她當年去過天安門，寫過著名的報道。我們邀請她時她身在西班牙，亳不猶豫一下子便答應了，幾天後交出幾千字的詩，光是唸也要二十分鐘。」長詩短句一首接一首，正好陪伴渡過漫漫長夜：「這也是年輕人的第一手經驗，年青人悼念六四並不一定要總是二手的。」
難得的堅持
我的堅持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2004年9月，我不再參選，卸任做了18年的立法會議員。當時，商業電台的節目《左右大局》，一次以《向華叔致敬》為題播出。主持李慧玲對我說﹕你最大的特點是堅持。我答道﹕不！應該是不自私。
林燕妮就此寫一篇文章，大意說﹕不自私的堅持，才是可貴的。她說了我心裏沒有說出來的話﹕假如為個人而堅持，比如終生追名逐利，又有什麼可稀罕呢？這樣的堅持，大不乏人吧？
我的堅持，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比如﹕
1952至92年，從事教育工作，沒有間斷過，凡四十年。其間，只因升任校長才轉了一次校。
1960至66年，利用業餘時，擔任《兒童報》的義務總編輯，凡六年。該報停刊，才離職。
1968年至今，擔任葛量洪校友會主席。
1973年開始，擔任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主席，一直至今。該團體曾領導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1973年籌備，74年正式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初擔任會長，92年轉任監事會主席，一直至今。當會所搬遷時，我隨搬家，住在附近。
1989年支聯會成立，我即擔任主席，一直至今。如果繼續當選，會一直做下去。
1990年港同盟成立，後與匯點合併為民主黨，我一直擔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黨鞭，直至去年，不參選才辭去。
對這些公事的堅持，除了其意義，還因為得到鍛煉，擴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積累了經驗。
小事的堅持，只是與個人日常生活有關的，比如﹕
守時。不論會議、活動、約會、等等，我從來都守時，並以早到為標準。受交託的工作，也必定準時完成。
天天閱報讀書，從肄業中學時便開始，有如刷牙洗臉。每天睡前，總讀書半小時以上。
從1991年腰病痊癒後，每周游泳三數天；95年後，天天去，風雨不改，一日不少。
從2004年開始，每天晨起，喝清水六大杯，清理腸胃。不吃午餐，只吃早餐和晚飯，從不吃零食，體重一直保持138磅。
[司徒華]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2004年9月，我不再參選，卸任做了18年的立法會議員。當時，商業電台的節目《左右大局》，一次以《向華叔致敬》為題播出。主持李慧玲對我說﹕你最大的特點是堅持。我答道﹕不！應該是不自私。
林燕妮就此寫一篇文章，大意說﹕不自私的堅持，才是可貴的。她說了我心裏沒有說出來的話﹕假如為個人而堅持，比如終生追名逐利，又有什麼可稀罕呢？這樣的堅持，大不乏人吧？
我的堅持，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比如﹕
1952至92年，從事教育工作，沒有間斷過，凡四十年。其間，只因升任校長才轉了一次校。
1960至66年，利用業餘時，擔任《兒童報》的義務總編輯，凡六年。該報停刊，才離職。
1968年至今，擔任葛量洪校友會主席。
1973年開始，擔任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主席，一直至今。該團體曾領導文憑教師薪酬事件。
1973年籌備，74年正式成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初擔任會長，92年轉任監事會主席，一直至今。當會所搬遷時，我隨搬家，住在附近。
1989年支聯會成立，我即擔任主席，一直至今。如果繼續當選，會一直做下去。
1990年港同盟成立，後與匯點合併為民主黨，我一直擔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黨鞭，直至去年，不參選才辭去。
對這些公事的堅持，除了其意義，還因為得到鍛煉，擴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積累了經驗。
小事的堅持，只是與個人日常生活有關的，比如﹕
守時。不論會議、活動、約會、等等，我從來都守時，並以早到為標準。受交託的工作，也必定準時完成。
天天閱報讀書，從肄業中學時便開始，有如刷牙洗臉。每天睡前，總讀書半小時以上。
從1991年腰病痊癒後，每周游泳三數天；95年後，天天去，風雨不改，一日不少。
從2004年開始，每天晨起，喝清水六大杯，清理腸胃。不吃午餐，只吃早餐和晚飯，從不吃零食，體重一直保持138磅。
[司徒華]
林燕妮：顯赫世家作者
顯赫世家作者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中國有史以來，出色的作者都是窮生，身分顯赫的，一時只想起三個。身分最高的當然是李後主李煜，他是一國之君，在五代十國之時，他是南唐之主，後來為宋所滅。他被軟禁一直至死，逝時四十一歲。
他的詞優雅得體，念及故土，他寫道﹕「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宵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他是南唐第三代皇帝，享盡繁華，他很天真很自然地說﹕「我幾時見過打仗啊？」這話詞情一致，亦只有他才說得起，他的感喟是著名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王國維對他的評價是「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他的父親李璟（李中主）的詞，亦是得到所有人評為一流的。沒有瑣碎苦澀，卻有極大的移情作用。
家世顯赫的另一位，當然是清朝的納蘭性德了。他的父親是康熙最寵信的相國（有如丞相）納蘭明珠，家族是正黃旗，貴族之中的貴族，而康熙亦愛帶納蘭性德出巡，那是凡夫俗子求之不得的，納蘭性德卻認為悶得半死。這個貴公子很奇怪，看他的詞，他根本把自己當作平民，一片赤子之心，以自然之眼觀自然之物，故有「德也狂生耳」，「不是人間富貴花」之句。
他有十分浪漫的情懷，夢見二十出頭的亡妻，他的《泌園春》首段如是﹕「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回怎忘？記繡榻閒時，並吹紅雨，雕闌曲處，同倚斜陽。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深哭一場」（以下略去）。他的妻子生前並不擅作寫，但是納蘭在夢中與亡妻執手，亡妻臨別有云﹕「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
近代則有一個張愛玲，她的家世遠遠不能與上述兩位相比，但中國人之愛上溯祖宗三代，她也逃不掉，清末漢人重臣李鴻章的女兒嫁了給個姓張的，張之子娶了出自官宦豪門的女子黃逸梵。張愛玲都沒享過什麼福，父親已敗了家，連家道中落也談不上，幾乎一出生便與富貴無緣了。張愛玲的媽媽是湖南人，爸爸是安徽人，她成名的地方是上海。她也命苦，父母對她都疏離，一管筆養活了她自己，一生為錢發愁。她所愛上的漢奸胡蘭成有時還靠她養呢，但那是缺乏愛的她一生之中最快樂的日子。她在美國衰老而死，千萬不要說可悲，那是她選擇孤身悄然而去的，應尊重。
[林燕妮]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日
【明報專訊】中國有史以來，出色的作者都是窮生，身分顯赫的，一時只想起三個。身分最高的當然是李後主李煜，他是一國之君，在五代十國之時，他是南唐之主，後來為宋所滅。他被軟禁一直至死，逝時四十一歲。
他的詞優雅得體，念及故土，他寫道﹕「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宵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他是南唐第三代皇帝，享盡繁華，他很天真很自然地說﹕「我幾時見過打仗啊？」這話詞情一致，亦只有他才說得起，他的感喟是著名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王國維對他的評價是「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他的父親李璟（李中主）的詞，亦是得到所有人評為一流的。沒有瑣碎苦澀，卻有極大的移情作用。
家世顯赫的另一位，當然是清朝的納蘭性德了。他的父親是康熙最寵信的相國（有如丞相）納蘭明珠，家族是正黃旗，貴族之中的貴族，而康熙亦愛帶納蘭性德出巡，那是凡夫俗子求之不得的，納蘭性德卻認為悶得半死。這個貴公子很奇怪，看他的詞，他根本把自己當作平民，一片赤子之心，以自然之眼觀自然之物，故有「德也狂生耳」，「不是人間富貴花」之句。
他有十分浪漫的情懷，夢見二十出頭的亡妻，他的《泌園春》首段如是﹕「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回怎忘？記繡榻閒時，並吹紅雨，雕闌曲處，同倚斜陽。夢好難留，詩殘莫續，贏得更深哭一場」（以下略去）。他的妻子生前並不擅作寫，但是納蘭在夢中與亡妻執手，亡妻臨別有云﹕「銜恨願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
近代則有一個張愛玲，她的家世遠遠不能與上述兩位相比，但中國人之愛上溯祖宗三代，她也逃不掉，清末漢人重臣李鴻章的女兒嫁了給個姓張的，張之子娶了出自官宦豪門的女子黃逸梵。張愛玲都沒享過什麼福，父親已敗了家，連家道中落也談不上，幾乎一出生便與富貴無緣了。張愛玲的媽媽是湖南人，爸爸是安徽人，她成名的地方是上海。她也命苦，父母對她都疏離，一管筆養活了她自己，一生為錢發愁。她所愛上的漢奸胡蘭成有時還靠她養呢，但那是缺乏愛的她一生之中最快樂的日子。她在美國衰老而死，千萬不要說可悲，那是她選擇孤身悄然而去的，應尊重。
[林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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