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2009

楊照:五四心靈的奇妙傳承

五四心靈的奇妙傳承
文章日期:2009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台灣六○年代知識青年的成長,跟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有再密切不過的關係。那是封閉年代的一扇難得的窗口,讓台灣學子能夠看到西方,受西方各種思潮刺激影響。
「新潮文庫」中,最受青年歡迎的書,一小部分是和當時西方流行思潮同步的。尤其是法國存在主義著作,卡謬與沙特,跟生活苦悶的台灣青年,有具體的感受呼應。不過,另外更大一部分,卻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哲學與文學。
「新潮文庫」打先鋒的,是羅素的傳記和羅素的作品。「新潮文庫」裏,還多的是尼采與叔本華的哲學著作。也是透過「新潮文庫」,很多人接觸到了舊俄時代的經典小說,從普希金、契科夫、托爾斯泰到屠格涅夫、杜思托也夫斯基等等。還有《冰島漁夫》、《屋頂上的哲學家》一類老法國小說。
認真檢視這樣的書單,老實說,蠻怪的。羅素和尼采、叔本華,路數多麼不同,舊俄小說和老法國小說,看待世界的角度差距也頗大,但那一代的台灣青年,卻以同等的熱情,不分青紅皂白一起全都饑渴地吸收了進去。
不過如果加入一個歷史因素,怪事好像就不那麼怪了。這些東西,一個世代的時間之前,曾經同樣混雜地進入中國,影響了「五四運動」後的中國青年。他們就是看這些作品接近西方,用這些作品裏得來的養分批判中國,思考一種新文明可能性的。
換句話說,六○年代台灣青年吸收的西方知識養分,竟然和「五四」時期中國青年如此接近!年紀大了的「後五四」一代,把他們的西方理解帶到台灣,讓台灣青年詭異地跳過一段時間差,不是真正接近當時的「當代西方」,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廣義的「十九世紀西方」。
同時也因為這樣,那一代的台灣青年,不知不覺地接近了「五四世代」,雖然他們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跟「五四世代」間有什麼關係。現在,那一代台灣青年也邁入中年,可是埋藏在他們生命底層、閱讀十九世紀西方的經驗不會完全消亡,「五四」九十年後,這批台灣中年世代,仍然具備了理解「五四」的特殊條件,可能比內地的知識界,更能貼近「五四」的生命觀照,尤其是「五四」的價值體驗。

「五四」九十周年,台灣也多有討論,在台灣討論「五四」,跟北京討論「五四」最大的差別,應該就是這種奇妙的傳承關係吧!不是直接受「五四」影響,也不在「五四」開出來的歷史道路上,然而台灣思考「五四」、紀念「五四」的這一輩人,讀了許多跟「五四」人物們一樣的西方著作,受到類似的觀念挑戰與衝擊,從生命底層保留了對「五四」恆久的感情與記憶。
[楊照 台灣作家,《新新聞》社長]

5/08/2009

回寧省親之五:我的江南春日


和衛東約好,周四帶媽咪下樓,到社區的小醫院,去做些常規化驗。
這個事情,弟弟每月都要按期去做,而不孝女如我,則是把它當成回家的標識之一了。
母親一杖在手,不要人扶,蹣跚在梧桐樹下。看著媽咪的背影,忽然想起龍老師的《背影》。心酸了。
化驗完畢,帶她去樓下的“劉長興”吃館子,弟弟叫了媽咪喜歡的雞汁小餛飩,灌湯小籠包……想讓她吃舒服,可又怕老太太貪吃,血糖指標失控。想起倪匡大師說的“配額”來,人的一生,有福入口的“阿堵物”也是有配額的吧,一度貪吃了,之后就得“控食”。
“食色性也”,食如此,性何如?


在家收拾了幾天,主要任務是丟垃圾,然后盤算添些啥。
終於可以上街了,不知不覺第一個去處還是新華書店,好像歲月一下回到從前。書店保持著舊貌,一口南京話的店員,對書在何方依舊懵懂不知所以。小女子不但不生氣,倒覺得自己也回到了“南京大蘿卜”中,混沌得踏實。
不知道保姆照顧下,爹地、媽咪如何“混日子”的。回家第一餐,就發現餐桌上的碗大大小小不成套,甚至還有幾只碗口還有“豁子”。印象中,家里有好幾套餐具的,如今也都不知道藏在何方了。
去了超市,買碗筷,買臺燈,買床墊,買靠枕……店員以為俺要“置新家”。


自由活動時間,都是在午后。在遙遠的海南島思念爹地、媽咪的小女子,置身于愛的漩渦中,又渴望抽身出來呼口氣。
這天,我去看電影《拉貝日記》。是一家蠻有味道的藝術影院,大大小小十幾間小放映廳。喜歡這個感覺。
但是,又不太習慣在南京進這樣的影院。那天,侄子陪著我逛:姑姑,你“少女”時常去的影院,大華和延安,現在都“沒的了”。

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 .童清峰

K,
人的一生,有緣有份遇到伯樂,是幸運;懂得感激知遇之恩,是惜福。如此“幸福”,夫復何求?

紙上風雲第一人高信疆 .童清峰

資深媒體人高信疆於台北病逝,他曾主持多份報章,推動台灣報道文學和本土藝文,不斷突破禁區,凝聚海內外知識分子,促進台灣民主化,被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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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深媒體人高信疆於五月五日晚間九時二十四分,因為肝癌和腸癌,病逝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才華洋溢的高信疆曾主持多份報章,推動台灣報道文學和本土藝文,有卓越貢獻。在白色恐怖時代,高信疆主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他以編輯身份,不斷突破禁區,凝聚海內外知識分子,促進台灣民主化,被譽為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
從大學時代就認識高信疆的知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認為,高信疆是台灣過去五十年裏,對新文化貢獻最大的人,他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巨大的影響力,把文化的關懷範圍和新的文化帶進來,並用副刊來整合龐大的年輕族群。當年留學風氣很盛,整個台灣的文化視野非常陳舊,高信疆是第一個整合學人、文化人,凝聚出新的視野與動員力量,表現出對本土關懷的新的認知,並完整呈現在副刊上的人。他說:「台灣最早能對本土文化提出新的看法的就是高信疆。」能認知戰後新的文化,並將其表現在文字、副刊上的也是他。雖然晚年他常住北京,不在台灣發揮,但他過去的貢獻無法磨滅。

南方朔指出,高信疆從大學時代就相當活躍,累積了相當的人脈,而且他交朋友的本領特別大,「這是他最大的特質」,海外遍及美洲、澳洲等的文化族群,台灣只有他最熟悉,所以當他一掌握副刊,開闢海外專欄,「整個海外動員的氣氛就出來了」。

《人間》副刊集結了一大批思想獨到個性鮮明的學者、作家、畫家和音樂家。高信疆獲得了余紀忠的支持,並對愛才、識才的余紀忠懷有知遇之恩。高信疆曾在受訪時表示,「我一生就這麼一個老板(余紀忠),他是我老板,也是我老師」。

高信疆主持《人間》副刊期間,台灣仍處於威權時代,黨禁、報禁並未解除,他曾用一整版刊登李敖《獨白下的傳統》,也敢於刊登當時異議者柏楊等人的文章,這被老國民黨視為大逆不道,舊勢力開始集結反撲,《人間》副刊首當其衝成為打擊目標。

南方朔透露,當年負責台灣思想控制的警備總部,內部管控媒體的「文藝會談」,有一整年的討論對象就是高信疆,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的中時老板余紀忠頂不住這股壓力,逼得高信疆走人,但余老板對他還不錯,給他一筆錢,讓他到美國遊學。

《印刻文學生活誌》總編輯初安民表示,他這年代幹編輯這一行的,幾乎很少有不受高信疆影響的。他說,讀大學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人間》副刊,「我相信《人間》副刊是有中文報紙以來,影響力最深最廣的一份副刊」,當初就是被高的精神感召才從事編輯這一行的。

初安民表示,從高信疆身上他也感受到,當一個世代過去以後,再多的力挽狂瀾也於事無補。很多人不了解晚年的高信疆,事實上,前兩年,在北京見到高信疆,感覺他有些寂寥,初覺得很難過,因為這個世代並沒有很公平地對待他,例如他推廣象棋產業,就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活動,「他一出手就有一定的高度」,但千里馬還要有伯樂,一旦沒有伯樂,「那是何等令人扼腕而傷心的事」。

高信疆的視野總領先別人一步。初安民表示,主編《人間》副刊時,不論詩、散文、藝術等各種領域,他都能做到「點石成金」的效果。

高信疆有烈中華民族主義情懷,對台獨深惡痛絕,所以他選擇遷居北京,不願待在台灣以至於天天被藍綠之爭困擾,最後因病才返台治療。他生前有很多創意的點子,但沒想到健康突然惡化,讓人有壯志未酬之憾。■

5/06/2009

回寧省親之四:白禿到老



K,
這一天是“五四”六十周年,懷之和他的比比穿上了喜歡的紅色襯衣,我給他們影像。
比比問懷之:是你摟著我,還是我摟著你?
懷之說:都行。
比比說:以前都是你摟我。
懷之說:好好好。
然后,抬起還能自如活動的左臂,環著比比。比比呢,也把手搭過來,放到懷之看的書上。真不知這是他們一生第多少次合影了。

小女子只記得,俺小時候常常騎在爹地的脖頸上,把大禿瓢當玩具。長大后,看到父親年輕時滿頭烏發的照片,不喜歡。好像,我的爹地,怎么能有頭發呢?像假的。這個感覺,持續了許多年:俺就喜歡爹地睿智幽默的大禿腦門兒!
媽咪呢,原本有兩條“嚇死人”的大黑辮子,生我前,狠心剪了。不過,如同當年許多女子一樣,她竟然把首身分離的“辮子們”,裝在一個盒子里,藏到現在。孫子今晚問:你藏到哪里喇。奶奶答:不記得了,反正在箱子里。呵呵呵,那些箱子,“五一”成了我和弟弟的“對手”,至今還沒整理出個眉目來。
媽咪四十多歲開始生華發,如同小女子現在一般。不過,媽咪的頭發,到現在也沒有“一白到底”,這一點叫發質與媽咪相仿的小女子,對未來有點灰心。
記得二十年前,我和弟弟就打趣說:爸媽,人家白頭偕老,你倆白禿到老。
一語成讖。
××××××
何兆武的《上學記》所寫,恰恰和青年懷之的許多人生經歷吻合。女兒這天從新華書店帶回來:或許你會喜歡看。
書一到手,爹地就拿起放大鏡,不出半天,評論出來了:這位何先生,年輕時性格有點孤僻。何老先生,也不喜歡“新社會”。因為他說,還寫了一部《上班記》。不過,就放在那里,等死了以后再出。
認真犀利啊,俺的老爹地!!

今日,幫媽媽整理舊書柜。
這個書柜是當年爸媽結婚后,從北京西單商場買回家的第一個家具。爸下放時,家里的其他家具都退給了海軍,就帶著一黑一白倆書柜,兩張硬板床,七八個紅松大箱子,還有一兒一女一保姆,南下了金陵。
如今,這柜子按著孫子成長的軌跡,隔幾年換一批書:有孫子想看的,有奶奶想他看的,今日還加入了姑姑想侄子讀的。
“鹿鳴,姑姑想你除了教輔書外,多讀些有真智慧的書籍。這些書好比營養,會和你的牛奶雞蛋一起,營養你的大腦的。”
我們商量著,去辦一張省圖書館的借書證,弟弟想像哥哥一樣,去看自己喜歡的書。

閱讀時光:張愛玲《愛》

K,
午間,歪在和媽同房的小床上,看張愛玲。又看到這篇《愛》,對著花壁紙,愣了半天神,淚無聲地,流下來。

《爱》
作者:张爱玲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妻,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閱讀時光:《莊子-外篇-至乐第十八》

【原文】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1)。惠子曰:“与人居(2),长子老身(3),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独何能无概然(4)!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5)。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6),而 噭噭然随而哭之(7),自以为不通乎命(8),故止也。”
【译文】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表示吊唁,庄子却正在分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歌。惠子说:“你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人死了不伤心哭泣也就算了,又敲着瓦缶唱起歌来,不也太过分了吧!”
庄子说:“不对哩。这个人她初死之时, 怎么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仔细考察她开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只是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 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

“緣”與“相遇”、“相知”

無緣卻遇上
文章日期:2009年5月6日
【明報專訊】有些人,沒有巧合讓你和他相識相知,卻巧合讓你們共同成長。無緣卻遇上,大概是形容這些人吧,至少曾經這麼的認為。
「太好了,我們讀同一間院校的同一科咧。」「對哦!」這樣回答的時候,也搞不清楚其實彼此是有交情的嗎?許多的名字,只知道是同級同學。沒有相交過,只是曾經活在同一個空間,這種遇上,有些朋友給了它一個名字——認知存在。
我們的人生總有幾個和許多人相同的轉捩點,一同見證離合。無緣卻遇上,以同學的身分打聲招呼,就如那個回答一樣,巧合,總可以給完全陌生添來份親切感。
數年過後,某天收到了誰的好消息,聽聞到誰的壞消息。認知的名字,仍能重複地送來沒有辦法解釋清楚的情感。畢竟曾站在同一個位置,如今卻各有經歷,好壞也可以感嘆人生無常。哀悼間,你發現這些人只是照看自己的鏡子,並非遇上過。
然後,你想起,又有另一些人,巧合讓你和他相識相知,卻沒有巧合讓你們共同成長。許多的,「永遠是朋友」這些信誓旦旦的諾言只剩下一張紀念冊。沒有巧合再相遇的好友,最終淪為不邊際的感情。如果說,前者是認知在共同的學習圈子裏,後者也不過是認知在共同的回憶圈子裏,只是,多一分遺憾。這份遺憾會無聲色地殘留,告訴我,彼此曾遇上過。 [醇卿]

陳冠中的“救贖”

陳冠中@hk
世界主義者的文化饗宴?

文章日期:2009年5月6日
【明報專訊】「簡直是醜聞!outrageous(無法無天)!」這次《號外》創辦人、文化評論人陳冠中回港三星期內擔任了五場講座嘉賓,循例緬懷此城輝煌,遠眺大中華前景以外,並出席了由鄧永鏘爵士牽頭的西九龍文化區論壇。他從未評論過西九,怎料他這次狠狠批評;笑瞇瞇的flaneur(浪遊者)外表以外,他也可以是一個介入式的世界主義者。
豪客、求職者與推銷員
「單看panel(講者組合),七個倫敦加兩國紐約,完全不把歐洲及亞洲放在眼內,絕對不能接受。鄧永鏘是自資舉辦的,因此我們不能說他沒貢獻;他既有能力也有錢有人脈,若他真的有份搞西九也可能是好事。但這九個人全都是big spender(大豪客),慣拿大錢做事。而據The Creative Economy的作者John Howkins對我說,當中有一半都是來搵工的;古根漢總監則是大推銷員,沒有藏品徒具空殼的博物館竟也可以推廣到那麼多地方,現在聽說他可能會被董事會解僱。香港要建M+,這些模式是否合用呢?」陳冠中說。「四年前鄧永鏘在同一論壇上批評香港政府的top-down(由上而下)方法,說要bottom-up(由下而上),現在則搞出這樣一個講者的組合,真令人費解。」
「殖民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殖民地的精英向帝國首都朝聖,名為『朝聖之路』。去殖民就是要切斷或重新打開朝聖之路,這個panel顯示我們仍是被殖民的心態,最慘是官員都很受落!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內地也有世界級的人才,他們都適合做我們的panel。」
他自言西九太大,不懂得搞,但他很熱情的提出一個「小小建議」:「將中環大會堂高座改為『香港書城』,邀請大小書店進駐,在黃金地段設立文化地標,即時可以辦到,產生移風易俗的效果,無人夠膽再說香港無文化!」可惜他在年前對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提過,她即時反應是「要牽涉很多部門的啊!」便沒下文了。
「我想resume activism。」
陳冠中在寫作以外的身分變化多端。最新的身分是國際綠色和平(Greenpeace International)的六名董事之一。去年五月經多重甄選後獲選,任期三年,每年要付出四十個工作天,負責監察其管治(governance)而不能干預地區辦事處的運作。其實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便參與發起「綠色力量」及「綠田園」等組織,並寫作探討綠色資本主義,也算是activist(行動主義者)。
「從前以為它是提出理想或理念,然後以矚目的方法去喚醒意識,是教育性的東西。但現在看到在全球議題的設定過程它都在底下做工夫,發揮影響力。」
他從不是直接行動的人,卻贊成對抗手段作為科研等以外的一個方法。「他們不接受政府及企業的捐款,這樣便不怕得罪人、不怕指名道姓。關係太好有時成不了事,必須保留對抗性行動可能,尤其對於企業,這比較合我現在的胃口。我想resume activism。」陳冠中說。氣候問題已刻不容緩,他對此比文化與政治更心急。
從客卿到「擦邊球」評論者
公職以外,寫作仍是他的終極志業。閒居北京六年,他就是「混」文化圈和讀書寫作,並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觀察風雲變色的大時代。「過去我都以『客卿』自居,很少直接評論,在文化聚會中往往以我女朋友的『家眷』身分出席,他們也以『香港人在北京』來認知我。」他在內地發表的文章見於《萬象》等雜誌,頻率比香港疏,篇幅也較長,專打引介西方概念、暗喻社會現的「擦邊球」。「近兩年才開始在言談間自覺比較理解他們的想法及背後的脈絡,直覺開始可以發言了。在外頭胡亂指點江山很討厭的嘛,香港就經常讓人這樣說了,注滿了情緒的。」但一開始正面處理內地問題,還是要面對現實中的受眾。
「內地知識分子包括年輕人,平時可能是玩搖滾及流行文化的,一認真思考大問題,總是簡化為符號然後視為對抗。」從他們的問題,陳冠中學到更多內地的國情。
大國的盲點與進程
「整個十三億人的精英當然比香港多,根本不能這樣比較。拿武漢甚至上海來比還差不多。」就如中國運動員的成績再彪炳,也不能證明運動以至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的普及,國人卻往往視之為「國家」興盛的指標。「由去年『三一四』西藏奧運火炬被搶事件、奧運的驕傲以至近月《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現,國內的優越感一直在強化之中。但由此也看出香港如何厲害:一個小小的香港可以令內地有這麼強的情緒反應。」不過他觀察到一面倒擁護中國或西方的立場者只屬少數,而他在認為中與西各有優劣的大多數中屬於以世界為終極立場者。雖然多數情對世界有利的對中國也同時有利,而他對亂象之下的進程還是樂觀的。
「這些都是過渡過程,幸運地中國這三十年走的路與俄羅斯等很不同。首先國土完整性不太受影響,被侵佔的土地不少但都是無人地帶。另外我們一開始便是搞出口貿易,被迫進入了世界體系,門戶要長開──若封了互聯網又怎做生意?加上奧運成功,無人再會提『東亞病夫』,百年夢圓。但我想中國再『招積』也不至於侵犯別國,別忘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時也很不可一世,看不起中國和台灣呢。政策方面,永遠也在調整,中國也在學習之中,現時沒有令大局走上不歸路的決定性因素,也無侵略的意識形態,所以我想不會有大問題。」
重回人性價值
說到「利益」,這位文化人很實際,不外乎廣大人民的福祉,眾生平等,意識形態於他較多是觀察與思考的工具,正合乎他的另一個身分:師從不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的佛教徒。無論切身的觀察如何具體而微,他關注的永遠是大局。而他的普世情懷,早在年輕時已經形成了。「整個嬉皮士的文化都是這樣的呀,約翰.連儂的歌如Imagine的信息正是如此。」去年他自言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社會與個人的理想精神良藥的夢醒後,始發現人生除了理想,還有更多實際且觸動人性的東西值得深思」。他最佩服內地一些傳媒的「滾地雷」行為,衝擊審查,「犧牲小我為大眾開路」的報道,「他們拚了命的報道,不去讀的話我會內疚的。相反香港有自由,但除了部分官能性的揭秘報道,我們還有什麼呢?」內地對來之不易的言論空間遠比香港珍惜,作為作家,滿足感自然也較大了。文化浪人逐水草而居,醞釀多年以內地為背景的小書也終於動筆了。
陳冠中對香港仍是關心的,但自覺熟悉的事物多已寫過了,唯有將之置於更廣闊的脈絡以游移的視點審視,也許本土承擔稍弱,卻合乎他一貫的波希米亞氣質。
我們的第四次
自二○○四年專訪陳冠中四次,這次他的白頭髮多了,煙(其實是Davidoff小雪茄)也戒了。
過去幾年他由整理與反省過去,漸漸浮現出新的理念,身體力行去推行,不再只保持距離的分析。例如訪問中他接近十次提到推動香港書城,以及加入綠色和平,瀟灑姿態中冒出懇切神色,這個波希米亞人多了一份傳教士的使命感。
「對你這類人,除了死亡便沒有其他救贖出路了。」馬家輝曾如此形容他。現在他早睡早起修練養生,一方面更洞察世情,一方面也更進取入世,靜極思動,陳冠中永遠不能一概而論。
[文/洪磬 HungHingHK@gmail.com 編輯:黃靜]

5/05/2009

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五四知恥,五五執著 /馬家輝
——90年前的事情能給我們什麼啟示?

文章日期:2009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昨日乃「五四運動」90周年,特區各路獨立時評英雄皆有文章或紀念或反思,幾乎異口同聲地指摘中國官方的「五四觀點」過於偏頗扭曲;他們認為,中國官方只願強調「愛國主義」和「賽先生」而不願多談「德先生」與「批判精神」,等於「閹割」了五四、「侮辱」了五四,也等於,「對不起」五四。

這類批評令我聯想到一篇寫於「五四運動」80周年的紀念文章,作者乃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標題叫做〈走出「五四」〉。 該文起始引述了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的一段詞條解釋,談的正是五四運動,陳教授指出,詞條史實之錯漏顛倒,嚴重程度令人咋舌。

百科詞條是這樣說的﹕

「1919年1月,各協約國談判對德和約,消息傳到中國,中國人得悉和會決定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同時日本政府對以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獨自支配全中國……五四運動前夕,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開始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新文化……」

對此詞條,陳平原教授是這樣反駁的﹕

「二十一條乃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由日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當面向袁世凱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袁世凱在48小時內答覆。兩天後,袁除對五號條款聲明『容日後商議』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要爭取的是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而不是是否答應『二十一條』。另外,袁世凱死於1916年6月6日,『同時』一說,令人誤會1919年的中國,仍由袁執政。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乃徐世昌,總理為錢能訓,外交部長則是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談論影響五四運動之得以形成與展開的『知識分子』,李、陳、毛的排列順序令人費解。就算排除『溫和派』的蔡元培與胡適,影響最大的『激進派』,也仍非陳獨秀莫屬。」

陳平原的細心駁辯令我們注意到﹕「五四謬誤」在中國大陸其實無孔不入,官方陳述固然優而為之,學術文化竟亦有以附從,甚至不僅觀點角度有錯,連時空史實也有錯,錯錯錯錯錯,五四運動90年了,錯而未斷,確實愧對當年的愛國仁人志士,而袁世凱先巴黎和會而死卻仍須為巴黎和會負責,泉下有知,恐怕亦忍不住搖頭苦笑。

德先生賽先生之外

還有費小姐Freedom

然而,話說回來,五四運動因巴黎和會而起,抗爭內容確又涉及二十一條約,既是始作俑者,把袁世凱跟廣義的五四運動連在一起,亦非無因,惟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袁世凱當初對於日本的強盜要求曾經百般抗拒,其策略之一,是派遣「民國外交俊男」顧維鈞化裝避開日本人的監視掌控,潛入北京的大使區,向英、美使館透露機密,讓日本鬼子的兇狠野心成為紐約和倫敦的新聞頭條,望能經由輿論引起民憤,經由民憤掀動壓力,令日本帝國不敢過於造次胡為。如今回顧五四精神,若從1915年算起,這點「新聞自由」的積極力量亦應被包含在內;換句話說,除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可別忘了尚有一位後來愈來愈被中國知識界看重的「費小姐」(Freedom),她從一開始就是五四運動的其中一個關鍵元素,地位絕不次於前面的兩位先生,而可悲的是,跟這兩位先生一樣,90年來,她依然未能在中國落地生根。
知恥近乎勇

執著謀自強

其次,二十一條交涉了4個多月,幾經修改,終於簽訂,變成中日新約9條,換文11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1件,換文兩件。跟最先提出的二十一條相比,新約內容對中國算是稍為「溫和」,但肯定仍是喪權辱國,令中國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故連袁世凱亦在簽約翌日發表了如斯沉痛的公開講話﹕

「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恆亡,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我負國民付託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唐德剛曾謂袁世凱此番話語乃「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其實,推而廣之、廣而論之,若要探究真真正正的五四精神,除了可以大論特論口號堂正的「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尚值一談的或許是「知恥」﹕正因知恥,袁世凱於簽約之前才會幾番抗拒日本仔的敲詐勒索;正因知恥,學生才會於簽約之後冒險上街遊行抗議,也才再有4年後的五四運動。一部百年中國史,「知恥」才是推動中國人不斷往前衝刺,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再爬起的核心動力,其餘的,往往只是手段與方法

知恥」的另一種展現形態是「執著」﹕正因知恥,也正因恥辱未清,中國人才會不斷摸索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左翼的右翼的,進步的保守的,各有所取,目的卻都是希望把中國從恥辱的泥濘中救拔出來。

且以五四運動為例,5月4日的知恥精神固然可敬,5月5日的執著精神更是可嘉,當天早上,北京的中學和大學生代表集會商議,要求政府釋放昨日之被捕學生並懲處相關官員;當天下午,14位校長於北大集會商議,以蔡元培為代表,前往總統府和教育部抗議濫捕、聲援學生;同一天,天津和上海各地亦有學生示威,聲討北京政府的賣國罪行,北京總商會亦就愛國學生被捕之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抵制日貨,支持學運……槍聲和牢房並沒有嚇怕中國人,濫捕只會令中國人更勇敢,濫殺只會令中國人更精進,五四如此,五五亦是,以至於其後的90年,中國人一直在牢房的關門聲和槍炮的血腥味下奮力前行,正是箇中「知恥」與「執著」,令中國無論遭受多少挫敗與倒退,亦不至於絕望與無望。

2009年5月5日,回看「五四」90周年,近觀「六四」20周年,我看到的是一條叫做「希望」的線頭,從歷史的彼岸接到這岸,然後再往前伸去;終有一天,我相信,能夠伸延到一個我們真正期待的文明盛世。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5/04/2009

回寧省親之三:《小團圓》的小團圓






那天,看完了《小團圓》,拿去給爹地:這是張愛玲新“出土”的遺作,是張家大小姐講的“與胡蘭成的一段公案”。您看吧。
爹地問:你,看完了。
女兒答:恩那。
哪知,爹地側身,從身邊的一摞書里,抽出了另一本:我也有一本。
唉——,真的哦。我的南京話,沖口而出。
為爹地整理書房,又從書架上撿起一本胡蘭成的《禪是一枝花》。
真是的,這胡生和EILEEN,如此如影隨形。
當媽咪告訴爹地,你女兒養的狗狗,就叫做“胡蘭成”。這下,輪到爹地哈哈大笑了。
“這老狗,晚年好落魄,跟著俺,管保牠吃飽睡好心安了。”

K,
5月2日,是爹地和MAYBOY共同的生日。
因為節后有個案子要開庭,小壽星沒有回寧,我們就“聯線”共同為他們祝壽。
南京方面:
老壽星懷之和他的比比,相識快六十年了。當著遠方回來的女兒,當年英俊的海軍軍官被華東師大的女大學生“逼問”:海軍文工團有那么多漂亮女演員,你干嘛跑到上海去等一個小姑娘長大吶?父親半天不說話,媽得意地對我說:又在構思哪。哪知父親會壞壞地笑著說:“你這樣問我啊,那我就說:現在后悔啦。”
媽媽好像好沒面子似的,快掛不住了。
小女子我聽得哈哈大笑@@@
晚間,媽咪照顧父親睡覺,看來又“逼問”了一輩子問了幾千遍的問題,然后出來對女兒說:“你爸剛說了,就喜歡你有知識,有文化,不像文工團的女孩只會唱和跳。”
哈哈哈哈@@@@@
衛東冒著大雨去買了蛋糕,提前兩年給爹地過八十八壽。
祖孫三代,圍坐在春的中山南路的我的家,圍在父親就餐的小圓桌邊。我舉著機子,像畫筆一樣,好想把這會子歲月留在他們目光里的痕跡,傳神地刻下來。
K,你說,歲月到底是什麼?真的會留下痕跡麼?
作為女兒——當年不知怕,嫁得“離譜的遠”的女兒,俺只能給爹娘做幾頓好吃的。這不,春天的鱸魚,肥了。
嫁得“離譜的遠”,這個形容詞是樓下和我同齡的另一個向東,今日午間對俺脫口而出的,好準。聽了,好悲涼。

海南方面:
高寶,是我家的書法家。MAYBOY挺得意地告訴我,清早起身,發現桌上有兩幅字,一幅是送給外公的:松鶴延年。另一副是高寶送給他的爹地的壽禮,曰:雄辯滔滔,揮斥方遒。
天哪,小女子大笑:大律師,真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兒子對您的要求可是不低啊@@@連俺都沒敢給你那么高的要求吶。加油吧,您吶@@@@
晚間,按照俺的“指示”,高氏“兄弟”去了正點西餐。“兩人都要好好吃頓牛扒啊,我家的小伙子,個個都得牛!!”
夜,問MAYBOY他倆聊啥了。回曰:高寶說,爭取明年入團。
“啊,這可比‘做好自己,不麻煩別人’更進一步了@@媽要聽其言,觀其行喇。”
這,是我家五四的故事。
今兒,正日子,俺給爹娘都挑了紅色的襯衫:老青年們,節日快樂!

明報:「五四」民主與科學夢未圓

「五四」民主與科學夢未圓
90年任務未竟 精神不存

文章日期:2009年5月3日
【明報專訊】現今在大陸談論「六四」仍是禁忌,但另一次學生運動「五四」至今已經90年,卻每年都成為學界話題,今人除了反思它以及「新文化運動」在上世紀初掀起的思想及政治的風雲,還藉此重提當年未竟的夢想--民主與科學,每次討論皆能勾起有識之士久埋心底的理想。「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今日起一連兩天,本報記者訪問數名內地學者,走訪「五四」策源地北京大學,探訪這名已屆耋耄的「新青年」。
民主科學被淡化 突出愛國
「從89年開始,談五四就一直是『愛國』。」隨5月4日臨近,中國各地均有五四紀念活動,但都是強調「五四」是「愛國運動」,淡化其主旨「民主與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雷頤對此頗不以為然,「實際上是用愛國主義來獲得某種更大的民眾精神上的支持。」
「子對端午,月餅對中秋,民主科學對五四。」雷頤引述內地已故作家冰心的話說,談五四不談民主科學,就如端午節吃月餅一樣「不對味」。他說,官方對五四的宣傳在1979年之前都是強調知識分子改造,之後改成「愛國」,雖然連帶提及民主與科學,但擺在次要地位,但無論哪一種提法都是為維護統治服務。
思想啟蒙運動 受政治阻礙
雷頤解釋,90年前提出啟蒙是因「亡國滅種」的危機在即,知識分子意識到需要開啟民智,故啟蒙處處服膺於救亡,埋下了「救亡壓倒啟蒙」悲劇性的種子。推動民主與科學的啟蒙運動受政治因素阻礙,至今未能完成。雷頤認為,「阻力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因為50年代形成的一套意識形態,對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否定,強調集體主義;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他說,談民主會質疑官員權威、制約他們的權力,今年「兩會」時有官員被問到公開財產時反問「為什老百姓不公開?」體現了政治體制改革之艱難。
欠獨立思考 「科學」大忌
「民主」尚未解決,「科學」也難獨善其身。雷頤認為,現時所談的「科學」側重於技術,而不是獨立思考的精神,學術界還有很多禁忌,例如對於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的胡適,由於在上世紀50年代曾被毛澤東定為批判對象,至今在內地仍屬敏感名字。
至於「愛國」,亦可以有不同解釋。雷頤說,當時學生提出的「愛國」是「愛中國」,並不愛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而且陳獨秀所提出的「愛國」,是吸收西方先進文明用於強盛中華民族的愛國。但是,現時政府所定義的「愛國」是「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並且以「國情」來拒絕接受普世價值。
抵制家樂福 顯狹隘民族主義
令雷頤憂心的是,時下很多青年人接受了這種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去年抵制(法資超市)家樂福的時候,學生一煽動就起來了。」但他又指出,當局一方面強化學生的民族主義意識,另一方面又擔心會再有學運爆發,影響穩定,所以每年5至6月都較為緊張,擔心「六四」或是「五八」(1999年5月8日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學生遊行並打砸美國大使館)再重演。
五四不談民主 難逃歷史宿命
匆匆90年官僚依舊 學者斥當局迴避主題
文章日期:2009年5月4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五四運動90周年,內地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昨日舉辦紀念講座,有學者指當局刻意淡化歷史、避談「民主」、「科學」,恐怕又將回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中,若不能徹底打倒現時的官僚主義、行政集權、解決官民矛盾,將難逃「人亡政息」的結果。
「明明只有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賽先生(科學,Science),怎能加上『愛先生』『進先生』,這是給五四運動『攙沙子』。」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教授楊思遠說,當局自1998年起在「民主、自由」的口號前加上「愛國、進步」,「民主」從第一位排到第三位,是要刻意迴避。
給五四攙沙子 丟掉傳統
楊思遠認為,五四運動90周年「應該比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更隆重才對」,但現在只是作為青年節假期(28歲以下員工休息半日)。楊思遠引述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名言「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稱,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後期形成,丟掉五四就是丟掉革命傳統,現時的行政體制官僚化日益嚴重,行政集權不斷加強,若沒有人民監督政府,便會難逃「歷史周期率」。
讓人民監督 免人亡政息
「歷史周期率」是教育學家黃炎培1945年在延安問毛澤東,共產黨是否能走出「起義-興盛-腐敗衰落-被起義推翻」的封建王朝興衰規律,毛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楊思遠說,這種民主僅在建國初期出現,雖然從十四大至十七大一直稱要「政治體制改革」,但目標和內容均不明確,往往是「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虛辭。
「穩定能壓倒幹部腐敗?」
「如果官員真的是『公僕』,為何人人要爭做『僕人』?是因為做官其實是有權有勢。」楊思遠指,現時社會與歷史上某些朝代末期的情形很類似,人民權益不斷被盤剝,造成社會不穩定,當局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但穩定能壓倒農民貧困嗎?能壓倒幹部腐敗嗎?能壓倒學生失業嗎?」楊思遠稱,現時的網絡監督等只是「細枝末節上的修補」,應在意識形態上對官僚主義進行大批判,正視官民矛盾,建立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制度」,「能和平改革最好,不行的話只能訴諸革命」。
明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