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是……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2日
【明報專訊】浪漫是……不能見面，念念不忘；見了面，戀戀不捨。
浪漫是……聽到不好笑的笑話，全場只有你和他互換一個無奈的苦笑。
浪漫是……上了歸家的車，下意識回望，他在目送你離開，直至消失於眼前。
浪漫是……人群裏相隔「無雷公」般遠，仍然清楚嗅到他的氣息；走近得只剩一吋，又沒勇氣去牽那甩來甩去的手。
浪漫是……突然想起他，電話就來了。
浪漫是……在人頭湧湧的大街上，瞪大眼去找他的身影。
浪漫是……在千里無人的廣場上，看他施施然走過來。
浪漫是……二人不約而同盯附近的鏡，卻原來都在鏡裏偷看對方。
浪漫是……合力煮一頓難吃的晚飯，去一趟迷路的旅行，經歷無數失敗的嘗試。
浪漫是……兩個人在一起，什麼都沒做過，仍然覺得很快樂。
浪漫是……你率性，他比你更率性。
浪漫是……雞啄唔斷，言不及義，突然又像約定般同時打住，享受一瞬欲言又止的沉默。
浪漫是……才剛開始吵架，已在盤算如何返對方。
浪漫是……滿腹牢騷等向他訴苦，一碰面，興奮得千噸煩惱都忘掉，連訴苦的必要都沒有了。
浪漫是……他唱歌走調得離譜，生活一塌糊塗，寫情書白字連篇，仍有本事令你感動得淚流滿面。
浪漫是……在異鄉十萬八千里的高空，看美得叫人窒息的夜景，眼前忽然浮現他的臉。
浪漫是……與你做上述一切的，是一個你喜歡的人。
浪漫是……就算沒有這樣的一個人，把想像化成一篇文，與不存在的靈魂神交一陣，仍覺無比吸引。
[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
*****
她的新歡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2日
【明報專訊】已經成為舊愛，你介意她找一個怎樣的新歡？
「你會找到一個比我好的。」嘴裏這樣說。心中又是另一種想法。
真的找到比你好多倍，朋友都為她高興，你會很安慰嗎？
安慰只是一點點，但也必然有些少傷感。
如果你還沒有任何新歡，傷感會更強。你會想，為何一個曾經很愛你的她，可以那麼快投入另一個人的懷抱。
她與他，也許正在發生曾經跟你發生過的所有親密行為。
在這些行為中間，她可曾會有一念想及你？
有機會看見她幸福的樣子，你會更失落。
你應已忘記了她與你開始時的快樂模樣，印象最深刻的是分開前她的痛苦。
不管那男人是否比你強，你還不得不佩服他可以令她如此快樂，這已經不容易。
你會擔心他欺騙她？你會跟自己說這不關你的事，她要跟誰一起，被誰欺騙，都是她自己的事。
可是，你還是發覺男與女之間的分手，不是一種手術式切割，明知與你無關，依然會去想。
你甚至不相信世上有個男人可以比你更愛她，比你願意對她付出更多，其實是有的，是你無法接受。
她幸運的話，會在另一個男人身上證明你不是一個好男人。
你也許因此而改變自己，也只能在將來另一個女人身上實踐。
末必有這樣的統計，但分手後找到比舊愛好的新歡的機會，應該比找到更差的高很多。
你會發覺自己其實不如你自己想像般好。
[阿寬 ahhfoon@yahoo.com]
8/22/2009
8/21/2009
曹文錦：「運送禁運物資是唯一生路」
「運送禁運物資是唯一生路」
曹文錦專訪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1日【明報專訊】編按：一位「非政治人物」的視野以至常識，左右國家之間的關係長河，彎道流變；昔時冒大險的「救國行動」，又可能不過關乎金錢與生存——港台 在建國六十年製作探討中國外交的專題節目《六十年來 以鄰為伴》，今日訪問香港四大船王之一曹文錦，從他韓戰、中美冷戰時代發的人生故事，隱隱照現了「國家」間的荒謬和利益糾葛。
香港航運業的發展，原來是從「抗美援朝」開始。
曹文錦在70年代與董浩雲、包玉剛及趙從衍並稱為「香港四大船王」。84歲高齡的他仍精神瞿爍，說起60年前香港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往事，仍是感觸良多。
救人藥物 百轉千迴
1950年，韓戰爆發，新中國發動志願軍「抗美援朝」，協助北韓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 軍隊。戰場上兵戎相見、拼個你死我活的慘烈猶可想像，但原來更磨人的是美國對新中國實施貿易禁運。美國對燃油、鋼材、輪胎、化工材料等戰略物資禁運不在話下，但連藥物也禁運，就令無數中國人嘗盡苦頭。
「不只是軍人需要藥物，平民也需要藥物！那時每天收到來自上海、天津、青島、廣州各地來的電報，都說要盡快想辦法把藥物運到內地，否則一星期不知要死多少人。」
當時曹文錦在香港有一艘1200噸的舊船，順勢也加入做運送禁運物資的生意。做這種買賣，只是有船還不足夠，買貨運貨的過程更需要與各國政府鬥智鬥勇。當時美國在外匯上圍堵內地，禁止中國人使用美元，曹文錦的美元戶口也被凍結。曹文錦留意到瑞士在芸芸西方國家中比較中立，於是以瑞士法郎在倫敦買藥，再經由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波蘭運到香港，再拆小份經澳門運到內地。當時澳門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是中立國沒有參加禁運，於是澳門便成為了內地打破禁運的活門。
經歷萬水千山、曲折迂迴，貨物終於運到內地，本該銀貨兩訖。但新中國用的是人民幣，當時在內地以外無法兌換，形同廢紙。曹文錦唯有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以貨物換取內地的土產，例如黃豆、綠豆、豬鬃、桐油，再轉運到日本換取鋼材及化工品。當時日本是戰敗國，人民生活困苦，連作為主食的豆類亦相當缺乏，但戰後遺留的鋼材及化工材料卻很多，正是各取所需。如此來來回回，曹文錦的航運生意愈做愈好，逐漸開拓東南亞市場，真正的賺錢營利。香港的航運業的基礎及網絡，就是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奠定的。
但走私禁運物資畢竟要冒極高風險。當時台灣協助美國實施禁運，在內地沿海一帶佈下水雷封鎖海域。曹文錦的一艘船在廈門附近碰到水雷，炸至半浮半沉，引來大批民眾趕來搶貨。當地公安派出一艘巡邏艇到場維持秩序，但也誤觸水雷炸沉，艇上約10名公安全部死亡。後來在曹文錦被炸沉的船的前艙內更發現有12名偷渡客淹死。這場災禍，曹文錦的船沉了、貨被搶光了、連殉職公安及淹死偷渡客的帳都算到他的頭上了……總之就是賠錢也賠不了。在戰亂的時候，什麼邏輯、道理都是太奢侈的東西。
「以前是功勞，
現在是刑事罪行」
1953年，韓戰結束。曹文錦以為從此可以過好日子，但接踵而來的卻是更艱難的歲月。全中國展開「三反五反」運動，曹文錦的公司被指在抗美援朝期間發國難財，牟取暴利。
「以前是功勞，現在是刑事罪行！以前的帳是大家同意的，但在鬥爭時什麼都不管了。」曹文錦雖然人在香港，但他在內地分公司的顧員卻變相成了「人質」。
「我們天津的經理坦白地說公司沒有牟取暴利。他們把他抓起來，蒙上眼，帶到戶外綁在木頭上，說他不夠坦白，要槍斃他﹗他沒辦法，明知不是真的也得承認。這就是坦白從寬了。」在那段期間，曹文錦每次收到電報都會雙手發抖，之前辛辛苦苦所賺的錢差不多全匯到內地交罰款。
其後內地局勢漸趨穩定，正值日本經濟復蘇，大量向香港租船運貨，香港的航運事業亦開始起飛。但曹文錦卻因為曾經參與打破禁運而被懷疑是共產黨員，他的航運公司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船隻一律不能進入美國港口，亦禁止和美國公司做生意，發展大受限制。1962年，他親自到美國申請從黑名單除名，當時會見他的美國官員要求他宣誓承諾以後不與內地做生意，及永遠不與內地接觸。曹文錦提出抗議，指出在香港與內地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太古公司，美國只針對他是不公平。美國官員他不必多管其他事。
「我說：那我就在抗議的情下宣誓吧！那美國官員說：你抗議與否與我無關，你只要跟內容宣誓便可以了。」就是這樣，曹文錦成功從美國的黑名單除名，慢慢開始建立自己的航運王國。當年的四大船王，至今只有他仍然在世，亦只有他的家族仍然專注在航運業的發展。
過盡千帆，今天內地強大了，大可把當年參與打破禁運的往績美化為愛國行為，但曹文錦坦率而誠懇地表示：「那時沒有想什麼東西，就是想生存。在禁運之下，基本上無其他航運生意可做。公司上下都要吃飯，參與運送禁運物資是當時的唯一生路。」
關於曹文錦
1925年出生於上海。1945年大學畢業後，隨家人學習金融業務、進出口貿易及航運。
1948年底曹氏家族來港。1950年韓戰爆發，曹文錦以一批舊船運輸物資到內地，獲利匪淺。戰後曹文錦把握正發展的日本巿場，漸漸擴大船隊。
1970年代後期，曹文錦發現全球航運業發展過快，毅然賣船，後在80年代中期的世界航運低潮中安然度過。
文章取材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六十年來 以鄰為伴》第四集曹文錦專訪，今天晚上七時於無電視翡翠台播出，港台網上直播及重溫：http://tv.rthk.org.hk
[文／林潔賢 《六十年來 以鄰為伴》監製 編輯：黃靜]
曹文錦專訪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1日【明報專訊】編按：一位「非政治人物」的視野以至常識，左右國家之間的關係長河，彎道流變；昔時冒大險的「救國行動」，又可能不過關乎金錢與生存——港台 在建國六十年製作探討中國外交的專題節目《六十年來 以鄰為伴》，今日訪問香港四大船王之一曹文錦，從他韓戰、中美冷戰時代發的人生故事，隱隱照現了「國家」間的荒謬和利益糾葛。
香港航運業的發展，原來是從「抗美援朝」開始。
曹文錦在70年代與董浩雲、包玉剛及趙從衍並稱為「香港四大船王」。84歲高齡的他仍精神瞿爍，說起60年前香港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往事，仍是感觸良多。
救人藥物 百轉千迴
1950年，韓戰爆發，新中國發動志願軍「抗美援朝」，協助北韓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 軍隊。戰場上兵戎相見、拼個你死我活的慘烈猶可想像，但原來更磨人的是美國對新中國實施貿易禁運。美國對燃油、鋼材、輪胎、化工材料等戰略物資禁運不在話下，但連藥物也禁運，就令無數中國人嘗盡苦頭。
「不只是軍人需要藥物，平民也需要藥物！那時每天收到來自上海、天津、青島、廣州各地來的電報，都說要盡快想辦法把藥物運到內地，否則一星期不知要死多少人。」
當時曹文錦在香港有一艘1200噸的舊船，順勢也加入做運送禁運物資的生意。做這種買賣，只是有船還不足夠，買貨運貨的過程更需要與各國政府鬥智鬥勇。當時美國在外匯上圍堵內地，禁止中國人使用美元，曹文錦的美元戶口也被凍結。曹文錦留意到瑞士在芸芸西方國家中比較中立，於是以瑞士法郎在倫敦買藥，再經由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波蘭運到香港，再拆小份經澳門運到內地。當時澳門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是中立國沒有參加禁運，於是澳門便成為了內地打破禁運的活門。
經歷萬水千山、曲折迂迴，貨物終於運到內地，本該銀貨兩訖。但新中國用的是人民幣，當時在內地以外無法兌換，形同廢紙。曹文錦唯有採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以貨物換取內地的土產，例如黃豆、綠豆、豬鬃、桐油，再轉運到日本換取鋼材及化工品。當時日本是戰敗國，人民生活困苦，連作為主食的豆類亦相當缺乏，但戰後遺留的鋼材及化工材料卻很多，正是各取所需。如此來來回回，曹文錦的航運生意愈做愈好，逐漸開拓東南亞市場，真正的賺錢營利。香港的航運業的基礎及網絡，就是在這段艱難歲月中奠定的。
但走私禁運物資畢竟要冒極高風險。當時台灣協助美國實施禁運，在內地沿海一帶佈下水雷封鎖海域。曹文錦的一艘船在廈門附近碰到水雷，炸至半浮半沉，引來大批民眾趕來搶貨。當地公安派出一艘巡邏艇到場維持秩序，但也誤觸水雷炸沉，艇上約10名公安全部死亡。後來在曹文錦被炸沉的船的前艙內更發現有12名偷渡客淹死。這場災禍，曹文錦的船沉了、貨被搶光了、連殉職公安及淹死偷渡客的帳都算到他的頭上了……總之就是賠錢也賠不了。在戰亂的時候，什麼邏輯、道理都是太奢侈的東西。
「以前是功勞，
現在是刑事罪行」
1953年，韓戰結束。曹文錦以為從此可以過好日子，但接踵而來的卻是更艱難的歲月。全中國展開「三反五反」運動，曹文錦的公司被指在抗美援朝期間發國難財，牟取暴利。
「以前是功勞，現在是刑事罪行！以前的帳是大家同意的，但在鬥爭時什麼都不管了。」曹文錦雖然人在香港，但他在內地分公司的顧員卻變相成了「人質」。
「我們天津的經理坦白地說公司沒有牟取暴利。他們把他抓起來，蒙上眼，帶到戶外綁在木頭上，說他不夠坦白，要槍斃他﹗他沒辦法，明知不是真的也得承認。這就是坦白從寬了。」在那段期間，曹文錦每次收到電報都會雙手發抖，之前辛辛苦苦所賺的錢差不多全匯到內地交罰款。
其後內地局勢漸趨穩定，正值日本經濟復蘇，大量向香港租船運貨，香港的航運事業亦開始起飛。但曹文錦卻因為曾經參與打破禁運而被懷疑是共產黨員，他的航運公司被美國列入黑名單，船隻一律不能進入美國港口，亦禁止和美國公司做生意，發展大受限制。1962年，他親自到美國申請從黑名單除名，當時會見他的美國官員要求他宣誓承諾以後不與內地做生意，及永遠不與內地接觸。曹文錦提出抗議，指出在香港與內地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太古公司，美國只針對他是不公平。美國官員他不必多管其他事。
「我說：那我就在抗議的情下宣誓吧！那美國官員說：你抗議與否與我無關，你只要跟內容宣誓便可以了。」就是這樣，曹文錦成功從美國的黑名單除名，慢慢開始建立自己的航運王國。當年的四大船王，至今只有他仍然在世，亦只有他的家族仍然專注在航運業的發展。
過盡千帆，今天內地強大了，大可把當年參與打破禁運的往績美化為愛國行為，但曹文錦坦率而誠懇地表示：「那時沒有想什麼東西，就是想生存。在禁運之下，基本上無其他航運生意可做。公司上下都要吃飯，參與運送禁運物資是當時的唯一生路。」
關於曹文錦
1925年出生於上海。1945年大學畢業後，隨家人學習金融業務、進出口貿易及航運。
1948年底曹氏家族來港。1950年韓戰爆發，曹文錦以一批舊船運輸物資到內地，獲利匪淺。戰後曹文錦把握正發展的日本巿場，漸漸擴大船隊。
1970年代後期，曹文錦發現全球航運業發展過快，毅然賣船，後在80年代中期的世界航運低潮中安然度過。
文章取材自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六十年來 以鄰為伴》第四集曹文錦專訪，今天晚上七時於無電視翡翠台播出，港台網上直播及重溫：http://tv.rthk.org.hk
[文／林潔賢 《六十年來 以鄰為伴》監製 編輯：黃靜]
8/20/2009
我悲憫她
Dear linda,
聞聽8003將就龍老師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請龍安排演講。請落實后一定通知我。
有好些疑問想向龍老師提，她總是向內心逼迫自己，每一本書都是從靈魂里拽出來的，真累啊。我正在王福義博士的指點下，開始讀Bible，想到世間的苦難,總是會有人去承擔,有被動的,有主動的,這后一種,宛如救世。每一個年代，都會有有救世之心的人在，大約，這就是它還沒有毀滅的原因吧。你說，龍老師是么？
我想知道，寫這本書，她最累的是什么時候？她趕著時間，去回看了這樣的大江大海、大起大伏、大喜大悲……今后，她自己的人生觀會是怎樣的變？如何過得下去呢？我悲憫她。
你的小男子漢長高、長壯了吧？我自己是在一年之內，經歷了孩子從一米六幾竄到一米八二，如同龍老師的《親愛的安德烈》：你不得不接受，你的寶寶已成為“另一個人”的事實。媽咪這份工，實在也是要用心打的啊。不容易。
8003的王福義博士和他的太太所在的香港崇真會，向海南正在建新堂的府城堂有捐助。七月，他們來了海南島，我們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并且，他們還有機會看到一齣戲，很海南情懷的《下南洋》，很感傷的幾代人的故事，海南人真實的故事。
等候8003盡快啟動海南尋關之旅吧。
Barbara
聞聽8003將就龍老師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請龍安排演講。請落實后一定通知我。
有好些疑問想向龍老師提，她總是向內心逼迫自己，每一本書都是從靈魂里拽出來的，真累啊。我正在王福義博士的指點下，開始讀Bible，想到世間的苦難,總是會有人去承擔,有被動的,有主動的,這后一種,宛如救世。每一個年代，都會有有救世之心的人在，大約，這就是它還沒有毀滅的原因吧。你說，龍老師是么？
我想知道，寫這本書，她最累的是什么時候？她趕著時間，去回看了這樣的大江大海、大起大伏、大喜大悲……今后，她自己的人生觀會是怎樣的變？如何過得下去呢？我悲憫她。
你的小男子漢長高、長壯了吧？我自己是在一年之內，經歷了孩子從一米六幾竄到一米八二，如同龍老師的《親愛的安德烈》：你不得不接受，你的寶寶已成為“另一個人”的事實。媽咪這份工，實在也是要用心打的啊。不容易。
8003的王福義博士和他的太太所在的香港崇真會，向海南正在建新堂的府城堂有捐助。七月，他們來了海南島，我們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并且，他們還有機會看到一齣戲，很海南情懷的《下南洋》，很感傷的幾代人的故事，海南人真實的故事。
等候8003盡快啟動海南尋關之旅吧。
Barbara
閱讀時光：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正確答案是C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今年二月，聯副曾製作一系列《1949六十年：我們的時代》專輯，回顧那一頁悲愴的歷史。而華文世界極重要的一支筆，龍應台，在醞釀十年、耗時380天，行腳香港、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東等地後，寫下了十五萬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聯副特刊精彩章節，回望這段流亡遷徙、生死離散的大時代。（編者）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聯合報 D3 | 聯合副刊 | By 龍應台 2009-08-18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將在8月26日由天下雜誌出版社出版。）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海葬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上）
聯合報 D3 | 聯合副刊 | By 龍應台 2009-08-18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一支香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蕭萬長，龍應台專訪，2009年4月30日）（下）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將在8月26日由天下雜誌出版社出版。）
思路渐渐清晰
Dear Kuan,
今日上午和L、G前去拜访C院长，带去了W师和您对他对项目支持的感谢，介绍了课题组迄今为止的研究思路（见附件，乃我按照那日您和大家的意见，初步整理的提纲草稿，仍属于未完成稿），并听C院指点。
C肯定了我们的思路方向，以及基础资料的搜集。
他问了两个问题：
一是：海南省方领导关于与新加坡合作，除了意向，有哪些具体的指示否？（罗省出访归来，次日就该话题曾与C通过话。）
二是：新加坡方面对与海南合作的具体态度为何？是否有进一步的了解。
他给出几个方面的提点：
一：建议，将我们的研究及报告分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两部分，分组进行研究，先战略、后技术。
二：建议，报告首先从大处考虑，要提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判断给高层。
主要是研究这些判断是否符合
1：海南省政府——新加坡政府合作的意图；
2：新加坡政府——中国政府合作的意图；
3：中国政府——即将启动的东盟十加一机制的合作意图；
总之，将海南与新的合作，放在大格局中去考量，是否符合上述各方的战略意图。
主攻方向是新加坡和海南政府双方，在政策层面，是否有全面合作的愿望（见附件前言提纲）
可以提出上、中、下三个合作层面供政府决策参考；
他认为，当前海南若希望与一个社会与经济比较全面发展的地区“对接”，主攻方向是新加坡，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台湾已经和福建海西经济区对接、香港和海南互补性不够等）
三：在政策层面研究踏实的基础上，研究双方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可以合作的领域
立足的背景：
1：东盟十加一机制启动带来的机遇；
2：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的依存度的变化；
3：海南国际旅游岛、新兴工业省、生态省、高效热带农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方向；
四：合作的方式的设计
可以和新加坡接触，共同探讨出上、中、下层面，以及近、中、远期的目标。
我觉得，思路渐渐清晰，和Z博商量，在您回来之前，给出一个更为细化的提纲。这样，调研和资料的搜集，方向会更为明晰。
您有何指点？
祝洲际旅行愉快！
小关
今日上午和L、G前去拜访C院长，带去了W师和您对他对项目支持的感谢，介绍了课题组迄今为止的研究思路（见附件，乃我按照那日您和大家的意见，初步整理的提纲草稿，仍属于未完成稿），并听C院指点。
C肯定了我们的思路方向，以及基础资料的搜集。
他问了两个问题：
一是：海南省方领导关于与新加坡合作，除了意向，有哪些具体的指示否？（罗省出访归来，次日就该话题曾与C通过话。）
二是：新加坡方面对与海南合作的具体态度为何？是否有进一步的了解。
他给出几个方面的提点：
一：建议，将我们的研究及报告分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两部分，分组进行研究，先战略、后技术。
二：建议，报告首先从大处考虑，要提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判断给高层。
主要是研究这些判断是否符合
1：海南省政府——新加坡政府合作的意图；
2：新加坡政府——中国政府合作的意图；
3：中国政府——即将启动的东盟十加一机制的合作意图；
总之，将海南与新的合作，放在大格局中去考量，是否符合上述各方的战略意图。
主攻方向是新加坡和海南政府双方，在政策层面，是否有全面合作的愿望（见附件前言提纲）
可以提出上、中、下三个合作层面供政府决策参考；
他认为，当前海南若希望与一个社会与经济比较全面发展的地区“对接”，主攻方向是新加坡，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台湾已经和福建海西经济区对接、香港和海南互补性不够等）
三：在政策层面研究踏实的基础上，研究双方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及可以合作的领域
立足的背景：
1：东盟十加一机制启动带来的机遇；
2：后金融危机时代双方的依存度的变化；
3：海南国际旅游岛、新兴工业省、生态省、高效热带农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方向；
四：合作的方式的设计
可以和新加坡接触，共同探讨出上、中、下层面，以及近、中、远期的目标。
我觉得，思路渐渐清晰，和Z博商量，在您回来之前，给出一个更为细化的提纲。这样，调研和资料的搜集，方向会更为明晰。
您有何指点？
祝洲际旅行愉快！
小关
張愛玲：“放在心裏帶東帶西”
打壓的理由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在內地民間紅歸紅，卻仍一直受到官方淡對甚至刻意打壓，表面理由是她的前夫曾做漢奸，但明眼人都知道，嗯，其實不是的，不止的；真正原因是張愛玲寫過《秧歌》和《赤地之戀》。
她對一九四九年改朝換代後所發生的事情，「態度不純，立場不正」，而她的作品又偏偏深具影響力，故怎可能會獲得肯定。內地學者專家都明白這項淺顯道理，只可惜，人在屋簷下，實在不好道破。
張愛玲的「態度」在《赤地之戀》的第一場戲已經留下了極形象化的伏筆。那是一個由土改悲劇說起的故事，年輕幹部從城市進入鄉村，第一個晚上便見到「一個赤裸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腳，呆呆的向他望，手裏撥弄一個細竹籤搭的框架，大概是剛才拿去歡迎他們的一盞紅星燈，被雨淋得只剩下一個星形的架子，上面還掛兩三條破爛的紅紙」。
紅星。 破爛。何等傷痛的暗喻和預言。
《秧歌》和《赤地之戀》充分展示了張小姐作為小說家的敏銳功力。當她寫上舊時代男女的遺情憾夢，語言對白處處哀綺，如滴在椅上的蜜糖，讓人捨不得把膠的手抽開。而當她寫鄉村新時代的百姓怨曲，每句對白都斬釘截鐵，都是革命台詞，不帶絲毫含糊。例如《赤地之戀》首場裏有兩位幹部暗串較勁，甲對乙說「我看，我們也不必和大伙兒鬧對立。無論什麼事，總得結合實際情，不能死腦筋，說一定要怎麼怎麼，那也是一種教條主義」。輕輕兩句話，一個土幹便活靈活現站在讀者眼前。中國現代文學的其他作者通常只有一套功架，硬的硬，軟的軟，河水不犯井水；唯有張小姐的文筆跨度最大。
讀這兩部小說，千萬別錯過前言和後跋。張愛玲很少在作品前後囉唆，這幾乎是例外。可見在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生活的那幾年對其心靈震撼之深之痛。如她在《秧歌》後記裏說，「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角色」。
可憐一位女子。但也感謝她，替時代的荒謬留下絕望的紀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張愛玲在內地民間紅歸紅，卻仍一直受到官方淡對甚至刻意打壓，表面理由是她的前夫曾做漢奸，但明眼人都知道，嗯，其實不是的，不止的；真正原因是張愛玲寫過《秧歌》和《赤地之戀》。
她對一九四九年改朝換代後所發生的事情，「態度不純，立場不正」，而她的作品又偏偏深具影響力，故怎可能會獲得肯定。內地學者專家都明白這項淺顯道理，只可惜，人在屋簷下，實在不好道破。
張愛玲的「態度」在《赤地之戀》的第一場戲已經留下了極形象化的伏筆。那是一個由土改悲劇說起的故事，年輕幹部從城市進入鄉村，第一個晚上便見到「一個赤裸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腳，呆呆的向他望，手裏撥弄一個細竹籤搭的框架，大概是剛才拿去歡迎他們的一盞紅星燈，被雨淋得只剩下一個星形的架子，上面還掛兩三條破爛的紅紙」。
紅星。 破爛。何等傷痛的暗喻和預言。
《秧歌》和《赤地之戀》充分展示了張小姐作為小說家的敏銳功力。當她寫上舊時代男女的遺情憾夢，語言對白處處哀綺，如滴在椅上的蜜糖，讓人捨不得把膠的手抽開。而當她寫鄉村新時代的百姓怨曲，每句對白都斬釘截鐵，都是革命台詞，不帶絲毫含糊。例如《赤地之戀》首場裏有兩位幹部暗串較勁，甲對乙說「我看，我們也不必和大伙兒鬧對立。無論什麼事，總得結合實際情，不能死腦筋，說一定要怎麼怎麼，那也是一種教條主義」。輕輕兩句話，一個土幹便活靈活現站在讀者眼前。中國現代文學的其他作者通常只有一套功架，硬的硬，軟的軟，河水不犯井水；唯有張小姐的文筆跨度最大。
讀這兩部小說，千萬別錯過前言和後跋。張愛玲很少在作品前後囉唆，這幾乎是例外。可見在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生活的那幾年對其心靈震撼之深之痛。如她在《秧歌》後記裏說，「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無法忘記的，放在心裏帶東帶西，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總算寫了出來，或者可以讓許多人來分擔這沉重的角色」。
可憐一位女子。但也感謝她，替時代的荒謬留下絕望的紀錄。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識“悶”
悶是不悶之源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人家見我捧本《解開漢字之謎》看呀看的，奇怪地問道﹕「怎麼你看的書都是那麼悶的？」我卻不覺得悶，打好根基才能寫出不悶的散文和小說，何我對漢字的演變一直都很想知道，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中一時買了本《幼學故事瓊林》，那解釋了很多名堂，看起古文、詩、詞來方便得多。沒有老師叫我買的，自己好奇而已。
唱片公司叫我寫幾樁我和弟弟的小時候故事，其中有一樁是下午跟弟弟無所事事，跑去馬寶道樓梯底補鞋佬那兒看他補鞋。補鞋佬很和氣的，常給弟弟一大把短釘子和一個小槌子，弟弟便把釘子一個一個地釘在牆上，我就坐看他釘。兩個幾歲大的孩子那樣便消磨了一個下午。
唱片公司說﹕「並非奇怪你弟弟釘牆，而是奇怪你能看他釘整個下午，那有什麼好看的？」回憶童年，從沒覺得看弟弟釘釘子悶，小孩子沒什麼分別的，什麼叫做悶和什麼叫做不悶的。
弟弟在家會穿我的裙子的，不過在爸爸回家前必須脫下，爸爸看見兒子穿女裝會發怒，為什麼要扮女人？我沒有想過為什麼，他愛穿便由得他穿個夠。長大後他的妻子有解釋﹕「他好奇嘛。」小孩子的好奇心是無休無止的，完全缺乏好奇的小孩子反而叫人擔心，一團飯似的，無知無覺。
認識一個十歲不到的男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他已經看完了，目前正在啃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中文程度肯定比得上中五生。這男童是個悶蛋，他的媽媽說他不愛玩具，只愛看，那便由得他看個飽。
我弟不言不語的，想來他每分每秒都浸淫在他自己的幻想之中。不准說話是對所有人的嚴肅懲罰，對我弟弟則相反，罰他說五分鐘話對他來說是酷刑，只有他的兒子能令他不停地說話，小伙子卻道﹕「爸爸在家老說那些無厘頭的話。」那真是一物治一物了，爸爸以說話討好孩子，孩子卻不覺得有什麼好聽的。其實所有小孩子都覺得父母的話全是悶的，大人可知道嗎？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09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人家見我捧本《解開漢字之謎》看呀看的，奇怪地問道﹕「怎麼你看的書都是那麼悶的？」我卻不覺得悶，打好根基才能寫出不悶的散文和小說，何我對漢字的演變一直都很想知道，反而看得津津有味。
中一時買了本《幼學故事瓊林》，那解釋了很多名堂，看起古文、詩、詞來方便得多。沒有老師叫我買的，自己好奇而已。
唱片公司叫我寫幾樁我和弟弟的小時候故事，其中有一樁是下午跟弟弟無所事事，跑去馬寶道樓梯底補鞋佬那兒看他補鞋。補鞋佬很和氣的，常給弟弟一大把短釘子和一個小槌子，弟弟便把釘子一個一個地釘在牆上，我就坐看他釘。兩個幾歲大的孩子那樣便消磨了一個下午。
唱片公司說﹕「並非奇怪你弟弟釘牆，而是奇怪你能看他釘整個下午，那有什麼好看的？」回憶童年，從沒覺得看弟弟釘釘子悶，小孩子沒什麼分別的，什麼叫做悶和什麼叫做不悶的。
弟弟在家會穿我的裙子的，不過在爸爸回家前必須脫下，爸爸看見兒子穿女裝會發怒，為什麼要扮女人？我沒有想過為什麼，他愛穿便由得他穿個夠。長大後他的妻子有解釋﹕「他好奇嘛。」小孩子的好奇心是無休無止的，完全缺乏好奇的小孩子反而叫人擔心，一團飯似的，無知無覺。
認識一個十歲不到的男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他已經看完了，目前正在啃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的中文程度肯定比得上中五生。這男童是個悶蛋，他的媽媽說他不愛玩具，只愛看，那便由得他看個飽。
我弟不言不語的，想來他每分每秒都浸淫在他自己的幻想之中。不准說話是對所有人的嚴肅懲罰，對我弟弟則相反，罰他說五分鐘話對他來說是酷刑，只有他的兒子能令他不停地說話，小伙子卻道﹕「爸爸在家老說那些無厘頭的話。」那真是一物治一物了，爸爸以說話討好孩子，孩子卻不覺得有什麼好聽的。其實所有小孩子都覺得父母的話全是悶的，大人可知道嗎？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8/19/2009
8/18/2009
一字一句讀了創世紀第一章
Dear Fook Yee,
昨晚，終於和李牧師約會了。得到了我一生中最關乎心靈的生日禮物，那本從封面，到內頁，到文字，都那么柔軟、蘊藉的BIBLE，撫摸著她金色的書脊，我想，她會伴隨著我的后半生。
同時，我認識了一個非常美好的靈魂。李牧師，向我講述起府城堂的籌建過程，她的言語虔誠、誠懇，總是將所有的奇跡，歸功于主。從您，到李牧師，讓我看到了基督徒熱愛生活的氣質，還有勇敢面對人生的勇氣，以及對他人真誠的關愛。
下次，我回港，很想去拜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了解更多教會如何進行社會工作的。或許，可以幫到李牧師。
我應承她，幫府城堂制作一個簡易的網站，便于人了解他們的工作，也可以方便教徒們在網上交流；我也會介紹一些媒體、文化界的友人，關注府城堂的建設。
昨晚，和肥仔一起翻開BIBLE，我們一字一句讀了創世紀第一章。
高寶說：圣經的文字，聽了很舒服。
我說，那，我們每天都睡前讀一段吧，這樣，我們去了解一種宗教，另一種文化。
喜樂-祈禱-感恩
Barbara
*******
Dear Barbara,
It is so good to read your mail. At last you have received the Bible and start reading it. This book has changed the life of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I hope it would has the same effect to all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Bible is not an easy book to read, therefore I have select one with mor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wever to read with faith..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met Rev. Li and also getting interested in her church and the chapel construction work. With your good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your assistance would be of great help to Rev. Li. You would be most welcome to visiting our church in Hong Kong.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are coming.
As you are aware Prof. Lung's new book on 1949 would soon be published and the Culture 8003 is starting to arrange some talks with Prof Lung.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God bless,
Fook Yee
昨晚，終於和李牧師約會了。得到了我一生中最關乎心靈的生日禮物，那本從封面，到內頁，到文字，都那么柔軟、蘊藉的BIBLE，撫摸著她金色的書脊，我想，她會伴隨著我的后半生。
同時，我認識了一個非常美好的靈魂。李牧師，向我講述起府城堂的籌建過程，她的言語虔誠、誠懇，總是將所有的奇跡，歸功于主。從您，到李牧師，讓我看到了基督徒熱愛生活的氣質，還有勇敢面對人生的勇氣，以及對他人真誠的關愛。
下次，我回港，很想去拜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了解更多教會如何進行社會工作的。或許，可以幫到李牧師。
我應承她，幫府城堂制作一個簡易的網站，便于人了解他們的工作，也可以方便教徒們在網上交流；我也會介紹一些媒體、文化界的友人，關注府城堂的建設。
昨晚，和肥仔一起翻開BIBLE，我們一字一句讀了創世紀第一章。
高寶說：圣經的文字，聽了很舒服。
我說，那，我們每天都睡前讀一段吧，這樣，我們去了解一種宗教，另一種文化。
喜樂-祈禱-感恩
Barbara
*******
Dear Barbara,
It is so good to read your mail. At last you have received the Bible and start reading it. This book has changed the life of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I hope it would has the same effect to all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the truth.
Bible is not an easy book to read, therefore I have select one with mor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wever to read with faith..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met Rev. Li and also getting interested in her church and the chapel construction work. With your good networks and connection your assistance would be of great help to Rev. Li. You would be most welcome to visiting our church in Hong Kong.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are coming.
As you are aware Prof. Lung's new book on 1949 would soon be published and the Culture 8003 is starting to arrange some talks with Prof Lung.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God bless,
Fook Yee
獻給失敗者之書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獻給失敗者之書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早前本報〈世紀版〉報道，龍應台閉關一年醞釀書寫，關於風雲變色的一九四九年的專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終於要在九月底推出。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八月號以龍應台為封面人物，特別製作〈向「失敗者」致敬〉三十頁專輯，率先轉載龍應台新書內容，兼以專訪，談寫作因由與情感、當中的恐懼與冀盼，細緻導引出這部關於大歷史中的人物柔軟的核心。
像龍應台給雜誌總編輯初安民的信中說：「開始時，確實是把主要焦點放在一九四九那兩百萬『外省人』的流離，可是很快就發現了，要了解那時代，不能不去同時了解那在地的六百萬人的一九四九是什麼心情（從他們作為日本殖民地的一路走來，到難民蜂擁而入的一九四九），因此全書有不輕的比例是在講這在地的六百萬人的創傷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台灣人的放逐和流離」，「是獻給『失敗者』的書。」
關於失敗者，龍應台在蘇育琪撰寫題為〈埋得很深的創傷是看不見的〉訪問裏，如此解釋：「這些失敗者，就是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的，帶日出的夢想的這一整代人，被他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國家跟戰爭的機器犧牲掉。或者是說被內戰的機器，像絞肉機那樣一絞，他被絞出來，到最後，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台灣這個小島。」同時，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有一批二十萬的年輕人被日軍推到南洋戰場。
這些人倘若如今仍然在世，亦已七八十歲。年輕時因為戰事而漂泊流離，國軍在與中共的內戰中是戰敗方，台籍日本兵若非戰死亦有可能被當成戰犯，送上絞刑台。「你用軍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都是失敗者。」
一整代人的失敗
這種失敗，是關於一整代人的，屬於龍應台父執輩的烙印。她深深地記得小時候的一幕，「我們住在台南的鄉下，高雄的鄉下，大家都講閩南語，但自己的父親會講一種大家都聽不懂的話。我還記得，他接到一通電話，他起碼講了半小時，很努力的講，講完了之後我問他誰打電話來的，他說：『打錯了』。打錯了怎麼可以講半個小時？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話嘛。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去了解對方說什麼、對方想講什麼。」
龍應台後來將父親的骨灰送回湖南老家時，聽到司儀以父親的鄉音念祭文，她才發現父親的一生都被時代錯置了。可想而知，天生的鄉音帶來人生怎樣的挫敗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發表演講、用自己的鄉音念詩來感動別人，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來說服敵人」。
龍應台的父親是警察，是典型的四九年赴台後成為公職人員的難民。難民第二代的身分，從小影響她：「每三年換一個地方，你每三年就換一個學校，換一個村子，你永遠是那個新到的轉學生。剛剛才開始和一群小朋友熟了以後，你要走了……人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可能很快就跟你說，『很像船離開島』……這當然是那流離的難民所創造出來的。我是永遠的外來人。」
而跟她寫作的觀察力直接有關，「因為你永遠是那個站在邊緣看主流的人」。
這部結合了自身身世的時代之書，令龍應台寫得跟過去的作品，寫得完全不同，深深陷入其中。往往一坐廿四小時，只有上廁所才起來，吃喝都沒有，寫完身體便會累病。「過去一年來，我幾乎有點是過六親不認的生活，看媽媽的次數也減少了。有時候自己會被自己嚇到，想說會不會我書寫完的時候，媽媽都不在了。想說寫完了再來補償，但有時候半會被嚇醒，問自己說：你這完全錯誤的本末倒置，如果媽媽不在了怎麼辦？寫書有那麼重要嗎？」她狠狠地質問自己。
但她與時間競跑，以文學記錄凋零的一代，為「失敗者」而言，有深意：「六十年中，這些軍事和政治的『失敗者』如何重新站起來，他在文明和文化上，不再是『失敗者』。我以光榮的心情、溫柔的情緒，對『失敗者』致敬。」
她希望，未來有餘力時，用英文再寫一遍此書。「我要很驕傲而且很榮耀的對全世界說：這個我成長的小島，就是匯聚了所有『失敗者』的小島。我可以很驕傲的說，你看，八百萬失敗者匯集的小島，在六十年之中，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文 鄭依依
龍應台的「台」 文／龍應台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油布的木棚裏暫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裏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早前本報〈世紀版〉報道，龍應台閉關一年醞釀書寫，關於風雲變色的一九四九年的專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終於要在九月底推出。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八月號以龍應台為封面人物，特別製作〈向「失敗者」致敬〉三十頁專輯，率先轉載龍應台新書內容，兼以專訪，談寫作因由與情感、當中的恐懼與冀盼，細緻導引出這部關於大歷史中的人物柔軟的核心。
像龍應台給雜誌總編輯初安民的信中說：「開始時，確實是把主要焦點放在一九四九那兩百萬『外省人』的流離，可是很快就發現了，要了解那時代，不能不去同時了解那在地的六百萬人的一九四九是什麼心情（從他們作為日本殖民地的一路走來，到難民蜂擁而入的一九四九），因此全書有不輕的比例是在講這在地的六百萬人的創傷和大多數人不知道的台灣人的放逐和流離」，「是獻給『失敗者』的書。」
關於失敗者，龍應台在蘇育琪撰寫題為〈埋得很深的創傷是看不見的〉訪問裏，如此解釋：「這些失敗者，就是東北的、山東的、河南的、廣東的、香港的……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人生的太陽剛剛起來的，帶日出的夢想的這一整代人，被他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的國家跟戰爭的機器犧牲掉。或者是說被內戰的機器，像絞肉機那樣一絞，他被絞出來，到最後，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島，逃到越南，逃到緬甸，最後匯集到台灣這個小島。」同時，當時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有一批二十萬的年輕人被日軍推到南洋戰場。
這些人倘若如今仍然在世，亦已七八十歲。年輕時因為戰事而漂泊流離，國軍在與中共的內戰中是戰敗方，台籍日本兵若非戰死亦有可能被當成戰犯，送上絞刑台。「你用軍事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去看，他們都是失敗者。」
一整代人的失敗
這種失敗，是關於一整代人的，屬於龍應台父執輩的烙印。她深深地記得小時候的一幕，「我們住在台南的鄉下，高雄的鄉下，大家都講閩南語，但自己的父親會講一種大家都聽不懂的話。我還記得，他接到一通電話，他起碼講了半小時，很努力的講，講完了之後我問他誰打電話來的，他說：『打錯了』。打錯了怎麼可以講半個小時？因為對方聽不懂他的話嘛。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去了解對方說什麼、對方想講什麼。」
龍應台後來將父親的骨灰送回湖南老家時，聽到司儀以父親的鄉音念祭文，她才發現父親的一生都被時代錯置了。可想而知，天生的鄉音帶來人生怎樣的挫敗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發表演講、用自己的鄉音念詩來感動別人，也不能用自己的鄉音來說服敵人」。
龍應台的父親是警察，是典型的四九年赴台後成為公職人員的難民。難民第二代的身分，從小影響她：「每三年換一個地方，你每三年就換一個學校，換一個村子，你永遠是那個新到的轉學生。剛剛才開始和一群小朋友熟了以後，你要走了……人跟人的關係是什麼，我可能很快就跟你說，『很像船離開島』……這當然是那流離的難民所創造出來的。我是永遠的外來人。」
而跟她寫作的觀察力直接有關，「因為你永遠是那個站在邊緣看主流的人」。
這部結合了自身身世的時代之書，令龍應台寫得跟過去的作品，寫得完全不同，深深陷入其中。往往一坐廿四小時，只有上廁所才起來，吃喝都沒有，寫完身體便會累病。「過去一年來，我幾乎有點是過六親不認的生活，看媽媽的次數也減少了。有時候自己會被自己嚇到，想說會不會我書寫完的時候，媽媽都不在了。想說寫完了再來補償，但有時候半會被嚇醒，問自己說：你這完全錯誤的本末倒置，如果媽媽不在了怎麼辦？寫書有那麼重要嗎？」她狠狠地質問自己。
但她與時間競跑，以文學記錄凋零的一代，為「失敗者」而言，有深意：「六十年中，這些軍事和政治的『失敗者』如何重新站起來，他在文明和文化上，不再是『失敗者』。我以光榮的心情、溫柔的情緒，對『失敗者』致敬。」
她希望，未來有餘力時，用英文再寫一遍此書。「我要很驕傲而且很榮耀的對全世界說：這個我成長的小島，就是匯聚了所有『失敗者』的小島。我可以很驕傲的說，你看，八百萬失敗者匯集的小島，在六十年之中，成就了些什麼事情？」
文 鄭依依
龍應台的「台」 文／龍應台
2009年8月9日
【明報專訊】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像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計車，不妨看一下司機的名字。我每次看，每次都有發現。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
嘿，「港生」啊，你怎麼會在台灣開計程車？
只要你開口問，他就「啪」一下，打開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輾轉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一兩萬難民在荒山上那A字形蓋油布的木棚裏暫避風雨。你知道，難民營裏也是有愛有情有慾的；港生，就出生在調景嶺那遮雨棚下。兩年以後得到入境許可，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台生」反而在香港做生意
閱讀時光：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選讀之二
在這裏，我鬆開了你的手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分別於台北和香港出版，台灣天下雜誌於8月26日推出，內容相同的香港版則由天地圖書於9月初出版。
編按：昨日本版刊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人事的章節，今續轉載；選段主要為龍應台家族引延的故事。追本溯源：父親姓龍、母親姓應，流離間在台生下了她。上一代漂泊思鄉，延傳下一代各人命途，或契合或錯開——今天，朱經武和龍應台在書中相聚；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父親彷彿相遇。如此貼近時代肌理，龍氏娓娓描述，而歷史驚心動魄。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8日
【明報專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分別於台北和香港出版，台灣天下雜誌於8月26日推出，內容相同的香港版則由天地圖書於9月初出版。
編按：昨日本版刊載龍應台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香港人事的章節，今續轉載；選段主要為龍應台家族引延的故事。追本溯源：父親姓龍、母親姓應，流離間在台生下了她。上一代漂泊思鄉，延傳下一代各人命途，或契合或錯開——今天，朱經武和龍應台在書中相聚；半世紀以前，他們的父親彷彿相遇。如此貼近時代肌理，龍氏娓娓描述，而歷史驚心動魄。
新安上河圖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鐘，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賀廟，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麼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麼情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種情，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你的人解釋：「嘿，我家餵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歷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墻青瓦，雕樑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櫃收購只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只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樑，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余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舖——哪一家毗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舖什麼名號，鉅細靡遺，一點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捲軸，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面對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余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潘芳苟』，這圖上寫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潘芳苟」三個字。
「那麼，」我沉思，「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捲軸，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只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侷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余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繞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影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歷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電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樑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人、車門邊懸人、車窗裏塞人、座位底下趴人、走道上貼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收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面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髮的樣子……」
美君半晌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麼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在衡山火車站，看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憲兵隊，駐守廣州天河機場。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我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面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歷史棋盤，已經定案，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面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里，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颱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他們到來。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少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麼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只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麼？」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麼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地圖書／香港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8/17/2009
閱讀時光：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里和父親）
厚修的孩子在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馬英九提供）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里和父親）
千斤擔子兩肩挑
文章日期：2009年8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龍應台新著《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潛索十年，行腳遠及長春、馬祖、香港。由橫跨美歐亞的人生始，龍氏遼闊的目光最終聚焦本源。四九年內戰，國民黨南退，幾代難民，輾轉在台共生六十年。龍氏關心的是他們隱忍的傷痛︰在小島瘡疤將遭時代掩埋之時，趕忙挖掘——這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嚴肅使命。本版今獨家刊載書中香港章節：難民流落邊城，歷史人間，生死散聚，一時間，斑駁的地景就蒼然浮現。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覆你，只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裏住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面騎樓裏、走廊下，全睡個人，街上也是到處是難民 。」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里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扶都不會走。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面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松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面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他難民一樣，艱難地為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水晶吊燈、鋪華麗的地氈，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面那個只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里跟在身邊。白天，百里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嘴，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里寧可走路四十分鐘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百里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疊行軍，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繁華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他的筆記電腦製造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准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說，「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 * *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凌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在孩子出生之前，秦厚修得找工作。她和親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
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制，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麼微薄了。
「蠻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麼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的。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麼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麼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佈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游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面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調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樑、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游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瞭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閒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或蒙民偉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麼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歷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麼部隊？打過什麼戰役？」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歷過了什麼。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自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面則宣稱「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乾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面前，後面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中情局在後面，」他笑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 * *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盪、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面回到九龍深水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的，叫余英時。二○○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余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余英時笑說。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歷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盪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歷」；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記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歷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扎，他明白，所謂「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有心疼的意思。
在香港，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舖上面，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只好帶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也在「保險公司上班」。
「那，父親本來做什麼呢？」我問立之。
他猶豫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奉化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歷史學家後面，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麼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書名：《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作者：龍應台
出版：天下雜誌／台北
（明日續刊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書摘）
[文／龍應台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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