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日期：2010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文壇怪俠李敖七十五歲了，動筆已罕，但其十七歲兒子李戡筆鋒初露，於放棄台灣大學、轉赴北京大學就讀前夕，出版了一本《李戡戡亂記》，狠批台灣教科書之愚昧和教育制度之保守，頗有其父於四十年前挑戰教育界黑暗腐敗的英雄氣概。書前有序，由李敖執筆，不僅推薦其子其文，更順帶上批蔣介石、下罵龍應台、中踢馬英九，縱筆所至不檢束，保持一貫的狠辣氣勢。
一書兩罵，父子同台，精彩無比，「世紀版」特別摘錄轉載，今天父親，明天兒子，讓香港讀者看看台灣的文化熱鬧。
我就是他老大
李戡生在1992年8月3日。那年媽媽王小屯二十八歲、爸爸李敖五十七歲；兩年後，妹妹李諶出生，媽媽三十歲、爸爸五十九歲。在家裏，因為年齡懸殊，我一向不管小孩，倒也相安無事。不料小孩由幼稚園而小學而初中而高中，忽焉十七歲，這下子我不得不正視現實了。十七歲，由李戡首開其端（妹妹緊追在後），他在師大附中就讀，我本以為念了這學校，除了先期校友連戰、劉兆玄等聽來討厭外，尚無大礙。不料念到高二，李戡就叛心大發；念到高三，就更不可收拾了。按說青少年叛逆期，首當其衝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雲覆雨，本屬專業，李戡頂禮不遑，何從叛逆？結果父子二人，感情極好。李戡叛逆，全部刀口外向，他的態度，基本上是看不起他看不起的，但卻乏實際衝突，因為他高高在上，不屑衝突。但是他看不起的學校教育與小島氛圍還是苦惱了他，他也就未能事事脫身。偶爾問到我，我一派老大，但相差五十七年，「代溝」畢竟有好幾條呀。當然，老大是不會不老大的，《窗外》小說裏，媽媽與念高中的女兒起了口角，女兒認為媽媽不了解她，媽媽大叫一聲：「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這就是老大！
幾十年過去了，小說的對白，出現在我七十五歲的真實生活裏，看到念高中的李戡，在制式教育下的力爭上游與自由，我充滿了同情，我太有資格設身處地了、太有資格感同身受了。《窗外》小說的對白，浮起在我的記憶裏，「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十七歲的我，不也正是制式教育下的被害人嗎？我是怎麼熬過來的？每當我給李戡打氣，勸他忍耐的時候，李戡總對我會心的一笑：「爸爸，你可是沒念完高中的，你當年受不了高中的教育，你有勇氣退學，你那年代，高二退學後可以以『同等學力』身分考大學，而我們卻非高中正式畢業不可了，我不完整念完這鬼高中，我就永遠沒機會念大學了。」
每當李戡用上面一段對白相向，我就更同情他了。「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但我的十七歲，是逃亡成功，而李戡呢，卻得夜以繼日的苦撐歲月、度日如年。
台灣自欺：在世界上出局
幾十年下來，就蔣家王朝而言，是及身而絕；就蔣家走狗而言，留下幾條幸運家犬（如郝家、馬家、連家、吳家之類）；就國民黨而言，是空忙一場；就台獨而言，是假忙一場。
蔣家王朝到台灣後，它的問題不在及身而絕，而在及身而貌似不絕。它延續出兩股接班人：一股是綠色的；一股是藍色的。這綠藍兩股，為了爭政權，固然小異其無趣，但在大方向上，卻是蔣介石的傳人。傳出了一個像民進黨的國民黨，和一個像國民黨的民進黨。但像來像去，更像蔣介石自己的反射。
蔣介石來台灣，兵敗山倒，非但挾江河以俱下，且挾泥沙以俱下，大量「混蛋箍圈」一個接一個套在淳樸的台灣人頭上，蔣介石套了二十六年、蔣經國套了十三年、蔣氏父子鷹犬李登輝跟外省走狗又套了十二年、陳水扁混蛋又跟進八年、「假美國人」馬英九又作態兩年，於是，台灣人大腦膠了大量大量的漿糊，一個人時，是目光如豆；兩個人時，是王八看綠豆。台灣人的視野是鼴鼠級的。不知中國也不知世界，從蔣氏政權繼承來的，都是沒落王朝的宮廷糟粕，雖然為了選舉，他們也以「去蔣化」自得，但舉手投足，無一不是蔣介石的徒子徒孫。
蔣介石陰魂不散。傳遞這一陰魂的，除官方黨方藍色綠色外，還有一些頭腦不清的流派，尤其女流派，帶頭的是「假美國人」馬英九的文化局長「假德國人」龍應台，這個嫁到德國的笨女人，把殘山剩水當作「大江大海」，大前提錯了，一切推論也都錯了。幾十年來，台灣人上了壞的外省人的當，也一直做錯誤推論。例如壞的外省人仇共，對大陸扭曲仇恨，並傳承扭曲仇恨給台灣人，台灣人上了當。又如壞的外省人媚美，對美國低三下四，並傳承低三下四給台灣人，台灣人再加上自己對日本人的低三下四，變成雙倍低三下四。台灣人友善而淳厚，比大陸人、香港人、新加坡人都好，但奇笨如牛。壞的外省人教壞了台灣人，由混而愚變得愚而詐。但詐不過大陸人，只能詐自己，所以被壞的台灣政治人物騙，不能欺世人，只能自欺。今天得到惡果了：台灣前途邊緣化，在世界上出局。你只是全世界土地萬分之二的一個小島，愈來愈沒前途了。六十多年下來，大趨勢其實是江河日下、一路噩夢。蔣介石穿長褲、蔣經國穿短褲、李登輝穿睡褲、陳水扁第一任穿內褲，第二任穿開襠褲，到了「假美國人」馬英九，乾脆露小雞雞了。耳邊聽的是「希望最美，有夢相隨」，最後失望倒沒什麼，不過老做噩夢，就要罵娘了。娘抗議說：「少罵我，老娘也在做噩夢！」
台灣人也許不服氣，但是，台灣人面對的，全是「你不敢」的問題：要革命，你不敢；要丟外來政權臭招牌，你不敢；要正名，你不敢；要修憲，你不敢；要改國號，你不敢；要換國旗，你不敢；要去他媽的國歌，你不敢；要對美國人說狠話，你不敢；要對日本人收回釣魚台，你不敢……長蟲吞不了象，台灣承認自己是長蟲，去蠱佔老共便宜，才是正道。不此之圖，在老美小日本面前低三下四，卻對老共耍狠，算什麼本領？吃老共才算本領、共共產黨的產才算本領，關門做宅男宅女算什麼本領？
少年要算「鬼島」帳
蔣氏父子的最大作孽，不止於他們生前的禍國殃民，且在於他們死後的遺患。父子在台灣四十年中，由於自私、狹小與僵化，他們造就出兩派頭腦不清的混人，一派是藍色的，一派是綠色的，表面有藍綠之分，其實混同一氣，在思想型模（pattern）上系出同門。這就是今天的亂局。亂局又不止於顏色上的相持不下，且在於引發新的貽害：一、使這個島，在世界出局，還一再鬧出世界級的笑話；二、使這個島上的青年人，一潭死水。青年人本該是抗爭、改革、進步的動力，但是，島上的青年人淺薄、麻木而軟弱，他們任憑宰割、窩囊沒用、未老先衰了。
中國台灣島上教育的病態，基本上，是蔣介石偽政權的反射，蔣介石偽政權（包含它打造出來的綠色政權）的禍害，是它製造出太多太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或入乎其內或出乎其外，都是這個島上的人們無所逃或必須面對的，其中教育方面，青少年們身陷其中，由於太年輕，自然更受其害。渾渾噩噩的學生尚可渾噩處之，有頭腦的就苦了。有頭腦的學生，在制式教育下，既然不能脫身，只好虛與委蛇、周旋度日，但盼早日畢業。畢業以後，或青雲直上、或遠走高飛、或遁玄門、或脫離苦海，總之，學校生涯只算噩夢一場，總算算了。不料有一異類，他不肯算了，硬要回馬盤弓，以遺矢相向，清算一次總帳，這個異類，就是李戡。
李戡三年高中生涯，飽受窩囊腌臢之氣，並且忝為被害人，首當其衝、備受其苦。多少晨昏、多少午夜，他痛心疾首，雖辛苦周旋，但也不無跌撞，幸賴李戡聰明過人，在第一波，就考取了台灣大學。
其實，李戡根本不在跟師大附中過不去，他的視野是「鬼島」問題，說他罵師大附中，未免小看了他了。
我在高中時候，我家沒有過電燈以外的任何電器，整個中學期間，只看過兩場電影，兩場還是在初中看的，我過窮困、簡單卻又清爽的生活，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李戡面臨的是，聲光化電的世界、從隨身聽收音機到電視機、電影院、演唱會、到充斥耳目的戴爾電腦（Dell）、蘋果電腦（Apple）、微軟（Microsoft）、微晶片、手機、數位相機、iPod、筆記型電腦、到什麼PS3和Wii等等等等。正如《老子》五千言中所憂慮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高中生必須面對這個「群機撲人」的世界，不論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高中生必須面對、必須半推半就、或全然屈服。在這種排山倒海的分神下，高中生還能有多少自己？多少自我？多少清靜、困學、與沉思？多少讀書得間呢？
抗議之作 務實之作 論世之作
這就是李戡異類之處。他生在這個島上，在制式教育底下，年復一年脫逃出來，在自欺欺人的氛圍裏（如我前面所舉二十條實例）脫身出來，又在新時代的「五色」、「五音」下脫穎出來，在中學方盡大學方生的短暫空檔裏，振筆（不，打電腦）為文，要出書一冊，誌哀書憤。他告訴我這一出書計劃，我最初有點擔心，因為人生玄變無常，每有早年作品，往往日後自悔，古人所謂「自悔少作」者也。直到我得知他自動自發，多次跑到國立編譯館，在檔案堆中，追蹤資料，我才放下心來。我對自己說：戡戡冒鼻部過敏的痛苦，「涕泗橫流」中遍查塵封，是務實的寫作方式，光此一項，即可立於不敗之地，這書寫出來，可以站得住，不至於「自悔少作」，至於放言高論、月旦春秋，或巔或淵、或中的或閃失，皆餘事也，「別以為我沒有過十七歲！」在《李敖大全集》中看我十七歲時的「少作」，不也有令自己「自悔」之處嗎？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李戡這本書，在「蛋頭」（egghead）者流眼中，一定有很多缺點、很多不足之處。但在我眼中，它的特色有：
第一，它是十七歲的抗議之作。一般十七歲，或無能為力、或默爾而息，但這本書，卻揭竿而起、挺身而鬥，以六七萬字對付你，這是何等抗議！
第二，它是十七歲的務實之作。這本書少說空話，而是用比對、用證據來說話。「垂空文以自見」是不夠的，這本書，「獺祭」出許多「實文」。這是何等務實！
第三，它是十七歲的論世之作。一般說來，十七歲尚不足以知人論世，但是，李戡別開生面、獨成一格。他的論世範圍，是與我前面舉出的二十個實例同級的，這就是說，他有論世的高度和準確度。這是何等可信！
多少年來，我身處孤島，對這段文字，每做不無蒼涼的解釋，但是，當我變得愈來愈壯大，我終於以藝術家「老棄敦煌」的心境，疏遠了這個只佔世界萬分之二的地方，對我，畢竟它太小了。
十七歲的李戡超越了十七歲的我，我希望他繼續超越、逐年超越，提前發現我們要有更高更遠的視野，「老棄敦煌」何如「少棄敦煌」，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將會憑弔廢墟，因為它曾是我們的一切。
（本文經編者節錄，標題由編者所取）
[文．李敖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8/12/2010
廖暉卸任 王光亞接棒大熱
港澳辦快換班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本報記者從多個不同渠道得悉，在北京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現年68歲的廖暉行將卸任，身兼外交部黨委書記的副外交部長王光亞是接任熱門人選之一。消息稱，有關任命最快日內會公布。廖暉自回歸以來掌管港澳辦長達13年，評論認為，一旦確認是「廖退王上」，意味中央希望找一個具國際視野、而又可與各方人士打交道的人選，以軟手腕掌管香港事務。
現任港澳辦主任廖暉生於1942年5月，今年已滿68歲，早已超出一般正部級官員的65歲退休年齡。但由於他同時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屬於國家領導人級別，因此可工作至70歲，亦即2012年。不過，熟悉北京政情人士指出，隨中共將於今年10月舉行第17屆五中全會，不少省市及中央部委近期亦有人事調動，以配合新一階段工作，因此港澳辦作為中央的一個工作機關，此時出現人事調動也屬正常。
距選舉兩年 震盪減至最低
加上香港通過政改方案後，香港政局暫見穩定，而距離特首及立法會兩場大選舉尚有兩年，這個時間換人，帶來的震盪亦可減至最低。
不過，熟悉北京政情人士指出，即使港澳辦主任換了新人，但廖暉仍舊會以政協副主席的身分，成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重要成員，意味他對香港事務仍然保留一定影響力。
廖暉留任政協副主席 對港仍有影響
昨日，本地政圈首先傳出消息，指中央將於日內宣布新的港澳辦主任人選。本報記者向多個渠道求證，至少兩個不同消息來源均證實，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正是大熱的接任人選。
現年60歲的王光亞，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由於他同時是外交部黨委書記，官至正部級，正符合出任港澳辦主任一職的級別。王光亞被喻為是新一代外交官，同時具備國際視野及圓滑的外交手腕，王光亞駐聯合國期間，成功與第三世界國家打好關係，被視為任內最大的政績之一。
事緣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執政期間，奉行「大國外交」，集中與美國打好關係，因此卻疏遠了第三世界國家。胡錦濤上場後，王光亞力與第三世界國家打好關係，令日後在其他國際會議上，中國得到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強化了在國際舞台的地位，王光亞立下的汗馬功勞，深得中央認同。
外交官登場 柔韌處理港務
因此，有評論認為，一旦中央屬意由王光亞掌管港澳辦，可見北京希望透過他在國際舞台上的「柔韌度」及靈活性，處理香港的複雜關係。這個任命，亦是貫徹中央接納政改方案，希望以溫和手段處理香港的施政方針。
明報記者 高明珠 何曉勤 陳雪玲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2日
【明報專訊】本報記者從多個不同渠道得悉，在北京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現年68歲的廖暉行將卸任，身兼外交部黨委書記的副外交部長王光亞是接任熱門人選之一。消息稱，有關任命最快日內會公布。廖暉自回歸以來掌管港澳辦長達13年，評論認為，一旦確認是「廖退王上」，意味中央希望找一個具國際視野、而又可與各方人士打交道的人選，以軟手腕掌管香港事務。
現任港澳辦主任廖暉生於1942年5月，今年已滿68歲，早已超出一般正部級官員的65歲退休年齡。但由於他同時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屬於國家領導人級別，因此可工作至70歲，亦即2012年。不過，熟悉北京政情人士指出，隨中共將於今年10月舉行第17屆五中全會，不少省市及中央部委近期亦有人事調動，以配合新一階段工作，因此港澳辦作為中央的一個工作機關，此時出現人事調動也屬正常。
距選舉兩年 震盪減至最低
加上香港通過政改方案後，香港政局暫見穩定，而距離特首及立法會兩場大選舉尚有兩年，這個時間換人，帶來的震盪亦可減至最低。
不過，熟悉北京政情人士指出，即使港澳辦主任換了新人，但廖暉仍舊會以政協副主席的身分，成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重要成員，意味他對香港事務仍然保留一定影響力。
廖暉留任政協副主席 對港仍有影響
昨日，本地政圈首先傳出消息，指中央將於日內宣布新的港澳辦主任人選。本報記者向多個渠道求證，至少兩個不同消息來源均證實，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正是大熱的接任人選。
現年60歲的王光亞，現任外交部副部長。由於他同時是外交部黨委書記，官至正部級，正符合出任港澳辦主任一職的級別。王光亞被喻為是新一代外交官，同時具備國際視野及圓滑的外交手腕，王光亞駐聯合國期間，成功與第三世界國家打好關係，被視為任內最大的政績之一。
事緣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執政期間，奉行「大國外交」，集中與美國打好關係，因此卻疏遠了第三世界國家。胡錦濤上場後，王光亞力與第三世界國家打好關係，令日後在其他國際會議上，中國得到第三世界國家支持，強化了在國際舞台的地位，王光亞立下的汗馬功勞，深得中央認同。
外交官登場 柔韌處理港務
因此，有評論認為，一旦中央屬意由王光亞掌管港澳辦，可見北京希望透過他在國際舞台上的「柔韌度」及靈活性，處理香港的複雜關係。這個任命，亦是貫徹中央接納政改方案，希望以溫和手段處理香港的施政方針。
明報記者 高明珠 何曉勤 陳雪玲
8/10/2010
被明报引用的南海问题稿
南海问题专家：美国航母高调访越表明美国可能持续保持介入南海的态势
香港中通社海口8月9日电 9日，中国南海研究院任怀锋副研究员接受采访表示：美国航母高调访越，纪念越美关系正常化15周年，此举显示越美关系持续升温，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断拓展在东南亚存在的举动，也是为希拉里东盟地区论坛关于南海问题表态的“背书”。这表明美国可能持续保持介入南海的态势，继续迎合区域内某些国家实施牵制与平衡战略的需求，参与并导演一场新的“权力游戏”。
美联社8日晚从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号上发出消息，目前该航母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报道称“乔治•华盛顿号”号此次访问越南是为纪念美越关系正常化15周年。一批越南高层军方人士8日登舰参观。越南政府官员和美国驻越南大使等人陪同参观。
任怀锋分析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南海地区安全格局一直在内外力量的交织影响下变动与调整。某些域外大国出于全球和区域战略布局需要，从未实质抛弃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与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大力发展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尤其是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助推南海周边国家增强海空实力，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战略转型，应对东南亚战略格局中的所谓“中国因素”。甚至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等借口介入南海，其实质上是针对中国构筑包围圈，意图在南海形成区域海洋封锁，通过打“南海牌”对中国实施战略防范和遏制。
“这必将导致影响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安全环境复杂多变，南海地区安全格局持续变动，不利于南海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任怀锋强调说。
任怀锋指出，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直在推动构筑和平、稳定、繁荣、和谐的地区安全环境，这充分证明中国是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建设性力量。（完）
*****
南海油氣利益巨大 美拉攏越南印尼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0日
【明報專訊】南海水域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長沙群島（Spratlys）和黃沙群島（Paracels）等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一直是中國大陸與越南、文萊、菲律賓和大馬等地爭論的焦點，尤其是當地相信有大量油氣蘊藏。有內地研究指出，當地石油蘊藏多過伊朗，天然氣儲量多過沙特。美國官員去年曾在國會上指出，中國警告一些西方石油天然氣公司，包括英國石油公司（BP）和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停止在南海有爭議水域的開採活動。
中國正打造藍水海軍，擴大在周邊海域的影響力。《瞭望》雜誌2006年曾披露，南海周邊國家地區，在南沙投下開採的油井已超過1000口，每年開採石油超過6000萬噸，但沒有一口屬於中國。
中國增南海軍力 掀動美神經
中國加強在南海區域的軍事實力，已觸動美國神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最近在河內，宣示南海問題「已經把美國牢牢地放在越南、菲律賓等國的陣營之中」。希拉里與防長蓋茨（Robert Gates）7月底參加東盟地區論壇時，亦強調與越南和印尼的關係正在改善，美國欲與越南關係上「新層次」。
美越據報正就分享核燃料和民用核技術展開對話，幫助美國公司投資東南亞國家核能工業。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美國正尋求推廣「在嚴格國際監督下合理使用民用核能源」，儘管越南方面否認將在境內展開鈾濃縮活動，因為價格昂貴兼且這是非常敏感的技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回應時則說：「中國不了解有關具體情，我們一貫認為各國有權和平利用核能並為此開展合作，同時各國也應認真履行防止核擴散義務。」
彭博通訊社/中通社
香港中通社海口8月9日电 9日，中国南海研究院任怀锋副研究员接受采访表示：美国航母高调访越，纪念越美关系正常化15周年，此举显示越美关系持续升温，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断拓展在东南亚存在的举动，也是为希拉里东盟地区论坛关于南海问题表态的“背书”。这表明美国可能持续保持介入南海的态势，继续迎合区域内某些国家实施牵制与平衡战略的需求，参与并导演一场新的“权力游戏”。
美联社8日晚从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号上发出消息，目前该航母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报道称“乔治•华盛顿号”号此次访问越南是为纪念美越关系正常化15周年。一批越南高层军方人士8日登舰参观。越南政府官员和美国驻越南大使等人陪同参观。
任怀锋分析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南海地区安全格局一直在内外力量的交织影响下变动与调整。某些域外大国出于全球和区域战略布局需要，从未实质抛弃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与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大力发展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尤其是通过军售、军援、联合军演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式，助推南海周边国家增强海空实力，加速军事现代化的战略转型，应对东南亚战略格局中的所谓“中国因素”。甚至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等借口介入南海，其实质上是针对中国构筑包围圈，意图在南海形成区域海洋封锁，通过打“南海牌”对中国实施战略防范和遏制。
“这必将导致影响南海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安全环境复杂多变，南海地区安全格局持续变动，不利于南海地区的长久和平与稳定。”任怀锋强调说。
任怀锋指出，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如期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直在推动构筑和平、稳定、繁荣、和谐的地区安全环境，这充分证明中国是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建设性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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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油氣利益巨大 美拉攏越南印尼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0日
【明報專訊】南海水域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長沙群島（Spratlys）和黃沙群島（Paracels）等南海島嶼主權問題，一直是中國大陸與越南、文萊、菲律賓和大馬等地爭論的焦點，尤其是當地相信有大量油氣蘊藏。有內地研究指出，當地石油蘊藏多過伊朗，天然氣儲量多過沙特。美國官員去年曾在國會上指出，中國警告一些西方石油天然氣公司，包括英國石油公司（BP）和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停止在南海有爭議水域的開採活動。
中國正打造藍水海軍，擴大在周邊海域的影響力。《瞭望》雜誌2006年曾披露，南海周邊國家地區，在南沙投下開採的油井已超過1000口，每年開採石油超過6000萬噸，但沒有一口屬於中國。
中國增南海軍力 掀動美神經
中國加強在南海區域的軍事實力，已觸動美國神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最近在河內，宣示南海問題「已經把美國牢牢地放在越南、菲律賓等國的陣營之中」。希拉里與防長蓋茨（Robert Gates）7月底參加東盟地區論壇時，亦強調與越南和印尼的關係正在改善，美國欲與越南關係上「新層次」。
美越據報正就分享核燃料和民用核技術展開對話，幫助美國公司投資東南亞國家核能工業。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美國正尋求推廣「在嚴格國際監督下合理使用民用核能源」，儘管越南方面否認將在境內展開鈾濃縮活動，因為價格昂貴兼且這是非常敏感的技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在回應時則說：「中國不了解有關具體情，我們一貫認為各國有權和平利用核能並為此開展合作，同時各國也應認真履行防止核擴散義務。」
彭博通訊社/中通社
國家宣傳片
國家宣傳片：讓世界誤解中國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0日
【明報專訊】國慶節前，《國家形象宣傳片》之《人物篇》將通過國際主流媒體向世界觀播放。該片因以中國各界名人來詮釋中國形象而備受質疑：只有名人才能詮釋國家形象嗎？他們能無法代表13億中國人生活現狀嗎？有人指出，「國家形象宣傳片」應改為「國家形象名人宣傳片」。
《國家形象宣傳片》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起，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雄心勃勃重塑國際形象計劃的重要一環。主要包括時長30秒的《人物篇》和時長15分鐘的專題長片。短片將在國際主流媒體播放，長片則用於外事活動展示，如使領館節慶、外交酒會等。
體育界、演藝 界、學術界、金融界、企業界等領域的50多位名人獲邀在30秒間詮釋中國形象，參與拍攝的有李嘉誠 、馬雲、郎平、鄧亞萍、姚明、劉翔 、郭晶晶 、甄子丹、章子怡、周迅、宋祖英、譚盾等。
胡星斗：應重工人農民生活改善
「一個國家最好的形象是對本國人民的愛護和對人權的尊重。明星、名人、球星、成功人士代表的是特權的中國，不是真實的中國。這種宣傳片只會讓世界誤解中國，不了解的人以為中國是發達國家，了解的人也明白中國存在什麼問題，這種閃亮光鮮的幻象會讓世界感到中國的虛假。」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學創始人胡星斗對世紀版記者說。
胡星斗指出，尊重底層人民的生存和尊嚴才是最好的宣傳，媒體已充斥明星名人的主旋律，沒有必要再度渲染他們。若論效果，應該重從工人、農民生活的改善來宣傳中國形象，他說，新農村建設的步伐、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勞、中國工人的堅韌和勤奮山村教師的無私、基層教育文化貢獻的人、默默無聞的科學家，「可宣傳的有意義的東西太多了」。 例如，中國如何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做了哪些努力，他們生活有何改善？
宣傳片策劃：中國是中國人成就載體
宣傳片項目總策劃人朱幼光解釋道： 「真正與世界互動的，影響世界，也被世界影響的，是這個國家的人。中國人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核心，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一切成就的載體，中國人的形象就是中國國家形象的本質所在。」 他說，考慮到國家形象廣告的受是國外觀，特意與英、法、德等國家的朋友交流，發現他們最希望了解當代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上海交通大學認知與決策研究中心教授葛岩認為，中國開始大力投入中國形象的宣傳，整體上是好事。使用名人宣傳是最常見的廣告手法，在國家宣傳上也許有效，但宣傳需講針對性。上次中國在CNN上的廣告「中國製造」有針對性，針對別人感到中國製造的壓力 ，講「made with China」。「這次的針對性是什麼還不清楚。感覺上對我們的負面印象是貧富差別，階層對立，如果確實，有名人也許有消極的作用。」
去年，美國《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既然受主要是國外觀眾，那麼，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為何沒有資格來詮釋中國呢？有內地網民感嘆道：「我覺得一個農民，帶有尊嚴的微笑，很自信的站在城市的最繁華地帶，這樣一個形象，才能代表一個國家形象。」
[文．陳伊敏]
文章日期：2010年8月10日
【明報專訊】國慶節前，《國家形象宣傳片》之《人物篇》將通過國際主流媒體向世界觀播放。該片因以中國各界名人來詮釋中國形象而備受質疑：只有名人才能詮釋國家形象嗎？他們能無法代表13億中國人生活現狀嗎？有人指出，「國家形象宣傳片」應改為「國家形象名人宣傳片」。
《國家形象宣傳片》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起，被認為是中國政府雄心勃勃重塑國際形象計劃的重要一環。主要包括時長30秒的《人物篇》和時長15分鐘的專題長片。短片將在國際主流媒體播放，長片則用於外事活動展示，如使領館節慶、外交酒會等。
體育界、演藝 界、學術界、金融界、企業界等領域的50多位名人獲邀在30秒間詮釋中國形象，參與拍攝的有李嘉誠 、馬雲、郎平、鄧亞萍、姚明、劉翔 、郭晶晶 、甄子丹、章子怡、周迅、宋祖英、譚盾等。
胡星斗：應重工人農民生活改善
「一個國家最好的形象是對本國人民的愛護和對人權的尊重。明星、名人、球星、成功人士代表的是特權的中國，不是真實的中國。這種宣傳片只會讓世界誤解中國，不了解的人以為中國是發達國家，了解的人也明白中國存在什麼問題，這種閃亮光鮮的幻象會讓世界感到中國的虛假。」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中國問題學創始人胡星斗對世紀版記者說。
胡星斗指出，尊重底層人民的生存和尊嚴才是最好的宣傳，媒體已充斥明星名人的主旋律，沒有必要再度渲染他們。若論效果，應該重從工人、農民生活的改善來宣傳中國形象，他說，新農村建設的步伐、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勞、中國工人的堅韌和勤奮山村教師的無私、基層教育文化貢獻的人、默默無聞的科學家，「可宣傳的有意義的東西太多了」。 例如，中國如何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做了哪些努力，他們生活有何改善？
宣傳片策劃：中國是中國人成就載體
宣傳片項目總策劃人朱幼光解釋道： 「真正與世界互動的，影響世界，也被世界影響的，是這個國家的人。中國人就是中國這個概念的核心，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一切成就的載體，中國人的形象就是中國國家形象的本質所在。」 他說，考慮到國家形象廣告的受是國外觀，特意與英、法、德等國家的朋友交流，發現他們最希望了解當代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上海交通大學認知與決策研究中心教授葛岩認為，中國開始大力投入中國形象的宣傳，整體上是好事。使用名人宣傳是最常見的廣告手法，在國家宣傳上也許有效，但宣傳需講針對性。上次中國在CNN上的廣告「中國製造」有針對性，針對別人感到中國製造的壓力 ，講「made with China」。「這次的針對性是什麼還不清楚。感覺上對我們的負面印象是貧富差別，階層對立，如果確實，有名人也許有消極的作用。」
去年，美國《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評為年度人物。既然受主要是國外觀眾，那麼，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為何沒有資格來詮釋中國呢？有內地網民感嘆道：「我覺得一個農民，帶有尊嚴的微笑，很自信的站在城市的最繁華地帶，這樣一個形象，才能代表一個國家形象。」
[文．陳伊敏]
8/09/2010
综述：谔谔之士为使“农民工”仨字早日成为历史“支招”
中新网海口8月9日电（张茜翼）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30年来，这个“特殊群体”在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历史性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当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此间召开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上， 数十位谔谔之士为使“农民工”三个字早日成为历史“支招”。
城市化的进程中离不开农民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发展趋势看，都需要在“十二五”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社会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亟待出台
农民工既涉及农村，又联系城市。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的焦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迟福林说，“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当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
“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应当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迟福林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第二，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迟福林建议，应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其中，第一，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第二，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农民工住房保障。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应让农民工参与分享。建议“十二五”时期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办法。 另外，还应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靳东升副所长说，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也需要一些税收政策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我们分两步，近期我们要有一些税收政策的调整，要针对我刚才提到的直接和农民利益相关的，直接和农业生产相关的，还有间接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问题。第二阶段是长期的发展，将来富裕起来的农民要交个人所得税，发展起来的企业、重点龙头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我们的增值税也要覆盖到农村去，现在欧盟国家对于增值税来讲是可以选择交税或者零税率。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海南省是农村改革的试点。为了提高贷款的素质和金融发展的水平，海南省招了500名大学生，对着农户，一个学生负责20名，观察他们的信用状况，力图把非商业的信用真正变成金融信用。这样的话，农村金融更有前景，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解除后顾之忧。
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 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工被排斥在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深层因素。迟福林说，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调整，要把剥离附加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重点之一，使农民工能实际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迟福林表示，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统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另外，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在农民工自愿和置换条件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以全家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为重点，试点探索将农民工原有农村宅基地置换为城市商品房。
“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一元发展的土地制度。”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说，“下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是建设用地的改革，而不是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恰恰不是这次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重点，重点是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实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能的制度的改革。”
“我们统筹城乡发展的时候绝不能照搬城市的经验，统筹城乡发展要学习城市文明，但不是照搬城市，农村虽然落后，但有自己的特色，有城镇人羡慕的地方。要自觉的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产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的结合起来。”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梦熊说。（完）
城市化的进程中离不开农民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无论是从现实需求还是发展趋势看，都需要在“十二五”中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农村改革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转变发展方式，重要的是把13亿人的社会需求释放出来，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条件。这就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使城市成为建设消费大国的主要载体；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把7亿多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亟待出台
农民工既涉及农村，又联系城市。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的焦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迟福林说，“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当把“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作为重要的突破口，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制度。
“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跨区域流动越来越频繁，应当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迟福林说，当务之急是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全面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第二，抓紧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迟福林建议，应把政府土地收益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农民工基本住房保障问题。其中，第一，将农民工纳入居住地城镇居民住房保障范围，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第二，规定一定比例的土地收益用于改善农民工住房保障。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增值收益，理应让农民工参与分享。建议“十二五”时期明确规定50%的土地收益要用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住房保障。第三，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范畴，探索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办法。 另外，还应保障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靳东升副所长说，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也需要一些税收政策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我们分两步，近期我们要有一些税收政策的调整，要针对我刚才提到的直接和农民利益相关的，直接和农业生产相关的，还有间接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问题。第二阶段是长期的发展，将来富裕起来的农民要交个人所得税，发展起来的企业、重点龙头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我们的增值税也要覆盖到农村去，现在欧盟国家对于增值税来讲是可以选择交税或者零税率。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海南省是农村改革的试点。为了提高贷款的素质和金融发展的水平，海南省招了500名大学生，对着农户，一个学生负责20名，观察他们的信用状况，力图把非商业的信用真正变成金融信用。这样的话，农村金融更有前景，为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解除后顾之忧。
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 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是农民工被排斥在诸多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之外的深层因素。迟福林说，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 “十二五”的土地政策调整，要把剥离附加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作为重点之一，使农民工能实际获得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
迟福林表示，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统一建立完善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另外，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在农民工自愿和置换条件公平合理的前提下，以全家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为重点，试点探索将农民工原有农村宅基地置换为城市商品房。
“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一元发展的土地制度。”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说，“下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最核心的是建设用地的改革，而不是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我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恰恰不是这次农村土地改革的一个重点，重点是在建设用地使用权，我们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实现和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能的制度的改革。”
“我们统筹城乡发展的时候绝不能照搬城市的经验，统筹城乡发展要学习城市文明，但不是照搬城市，农村虽然落后，但有自己的特色，有城镇人羡慕的地方。要自觉的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产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的结合起来。” 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梦熊说。（完）
亚洲周刊报道
龍應台北大演講籲文明崛起 ．安同
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以《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為題，揭示台灣「中國夢」的破滅與嬗變、及民主化的艱辛歷程，期待中國大陸也以文明的力量崛起。
八月一日下午，北京烈日當頭。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座無虛席。
舞台右側一角，一襲白衣的龍應台用字正腔圓的國語開場：「第一次接到（《南方週末》）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台下笑聲一片，接著是淚水，為這次演講的難得，為她提及的顛沛流離到台灣的同胞，也為她講出了許多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
前一天下午，同樣的地方，《南方週末》將「二零一零中國夢踐行者」獎杯頒給了龍應台，在接受大陸藝術家陳丹青提問時，她的每句話都讓現場觀眾捏了一把冷汗。她說：「我的一個夢想，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不再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上映的電影。」
掌聲空前，陳丹青對著鏡頭調侃說：「東方衛視還是把這段熘掉吧。」
在七位踐行者中，龍應台是唯一來自台灣的，只要看過她作品的人，都一定很認同這段她被致敬的理由：龍應台先生的作品具有柔韌的硬度，感恩的力量和思考的鋒芒，她在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持續關切著弱小者的夢想，其文字不動聲色地傳揚著普遍性的價值。
柔韌的硬度，依然貫穿演講始終，主題說的是《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能夠到「共匪」統治的土地上公開演講，她一度難以置信。但也不改批判本色，只是不再像當年批判國民黨那樣針尖對麥芒，而是幽默地含沙射影：昨天在北京怎麼也搜不到這張美麗島審判的照片，一搜就跳出一個提示：「此網頁已不存在」，我真想把它拍下來；很想跟大家合影簽名，但是很抱歉，北大給我的時間有限，不然就要斷水斷電……
進場時，很多人捧著龍應台的書疃到她面前請她簽名，都被工作人員一一擋了回去，她沒有作聲，只是微笑，起身，鞠躬致歉。
真正讓聽眾動容的是一首首熟悉而陌生的歌曲——《反攻大陸》《鄉愁四鲗》《車過枋寮》《龍的傳人》《美麗島》，龍應台試圖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歌曲演變，告訴大陸聽眾：台灣人的中國夢如何在被世界拋棄的孤獨中越變越小。
羅大佑演唱的余光中詩歌《鄉愁四鲗》在大陸傳頌最廣，現場很多人都跟著哼唱起來：「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那血一樣的海棠紅，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龍應台問台下的聽眾：「你們知道海棠紅是什麼意思嗎？」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地圖，龍應台說，「這就是海棠紅，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台下掌聲響起，驚嘆連連。印象中的雄雞怎麼多了好一大塊？原來那是外蒙古。她開始講述上一代的中國夢：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陽，她說她的父親十五歲走出衡山參加了國軍，母親則是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國家的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锊』。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有四個大字：『禮義廉锊』。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她引述《論語泰伯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指出「士」在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十二歲的孩子背誦的就是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嘛。」
不過，龍應台緊接著指出，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饒有深意的是，雖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龍應台說，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但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零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侯德健『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七十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真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龍應台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夢開始轉換時，有一首「里程碑」式的歌——《美麗島》：
「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一九七零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從來沒見過，腳板從來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台灣里程碑式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最不為大陸讀者熟悉的《美麗島》卻引起了最大的共鳴。當胡德夫的鋼琴伴奏聲響起，現場頓時靜了下來，從舞台往下看，不少人紅了眼眶。
從《美麗島》的歌曲開始，龍應台輕輕地一轉，就把『中國夢』轉到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上：「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度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十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十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夠辛苦。」
龍應台指著「美麗島大審判」的歷史照片，讓大家猜那位站著咧嘴笑的年輕人是誰？幾乎獲得了異口同聲的回應：「施明德。」
令龍應台最為感慨的是，僅僅三十年，當年公開為政治犯辯護的「英雄」陳水扁成為腐敗分子，政治犯成為掌權者，而掌權的國民黨後來成為在野者。她不同意別人說，台灣的民主是「亂」象：台灣民主的「亂」是必上的課；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才真正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
掌聲再次響起，甚至淹沒了她下面的話：
「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共識對於沒有經歷民主洗禮的大陸人來說，顯然有些陌生。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龍應台就這樣一次次地挑戰大陸人的認知邊界，也在一次次挑戰大陸當局的容忍底線。而演講最後對「大國崛起」的剖析，更讓一些人感到如芒在背：
「我倒是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任何意義嗎？那是古老的、落後的、過時的理論。」
演講不止被掌聲打斷，龍應台對大陸當局充滿黑色幽默的解構似乎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龍應台也說到她有沒有『中國夢』：那要看你對它怎麼下定義了？如果你是指政權的夢，那我沒有，因為在我眼裏，國家、政權只是一個組織或者公司，而且它還可能撒謊。但是，如果把它定義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社會，那麼我當然有，而且強烈地希望他們能夠幸福、自由。」
按照大陸目前的言論尺度，她的演講比較出位，但很多人認為，能讓其到大陸領獎本身就已經說明中共對她是默許的。
「她是作家、記者，更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和布道者。」不止一位在現場的觀眾向亞洲週刊對龍如是評價。儘管主持人建議大家不要攝像，但還是有很多人照攝不誤，也有聽眾擔心錯過大屏幕上的「反共」言論，對著錄音筆，輕聲唸了起來，更多的人在用手機拍照上傳到微博。
搜不到的還有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後提問環節，沒有人問起過這本書，也沒有人問起《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因為真正知道的人不敢問，問問題的都是不知道的。」一位現場媒體人說。促使龍應台動筆寫這封信的是，共青團下屬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二零零六年一月被勒令停刊。這天她再次表達這樣的期盼：
「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末了，她鼓勵二十多歲的年輕讀者要敢於「不相信」，不相信權威，不相信說教，不相信現實的合理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找那個相信的東西。並引用她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離台赴歐前說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有觀眾問她的夢是什麼，她說：「找個情人去旅行。」或許只有這樣小小的夢想，才能對抗大大的恐懼吧。■
龍應台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以《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為題，揭示台灣「中國夢」的破滅與嬗變、及民主化的艱辛歷程，期待中國大陸也以文明的力量崛起。
八月一日下午，北京烈日當頭。可以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座無虛席。
舞台右側一角，一襲白衣的龍應台用字正腔圓的國語開場：「第一次接到（《南方週末》）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台下笑聲一片，接著是淚水，為這次演講的難得，為她提及的顛沛流離到台灣的同胞，也為她講出了許多大陸人想說而不敢說的真話。
前一天下午，同樣的地方，《南方週末》將「二零一零中國夢踐行者」獎杯頒給了龍應台，在接受大陸藝術家陳丹青提問時，她的每句話都讓現場觀眾捏了一把冷汗。她說：「我的一個夢想，就是這個國家，能夠不再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上映的電影。」
掌聲空前，陳丹青對著鏡頭調侃說：「東方衛視還是把這段熘掉吧。」
在七位踐行者中，龍應台是唯一來自台灣的，只要看過她作品的人，都一定很認同這段她被致敬的理由：龍應台先生的作品具有柔韌的硬度，感恩的力量和思考的鋒芒，她在完成自己夢想的同時，持續關切著弱小者的夢想，其文字不動聲色地傳揚著普遍性的價值。
柔韌的硬度，依然貫穿演講始終，主題說的是《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能夠到「共匪」統治的土地上公開演講，她一度難以置信。但也不改批判本色，只是不再像當年批判國民黨那樣針尖對麥芒，而是幽默地含沙射影：昨天在北京怎麼也搜不到這張美麗島審判的照片，一搜就跳出一個提示：「此網頁已不存在」，我真想把它拍下來；很想跟大家合影簽名，但是很抱歉，北大給我的時間有限，不然就要斷水斷電……
進場時，很多人捧著龍應台的書疃到她面前請她簽名，都被工作人員一一擋了回去，她沒有作聲，只是微笑，起身，鞠躬致歉。
真正讓聽眾動容的是一首首熟悉而陌生的歌曲——《反攻大陸》《鄉愁四鲗》《車過枋寮》《龍的傳人》《美麗島》，龍應台試圖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灣歌曲演變，告訴大陸聽眾：台灣人的中國夢如何在被世界拋棄的孤獨中越變越小。
羅大佑演唱的余光中詩歌《鄉愁四鲗》在大陸傳頌最廣，現場很多人都跟著哼唱起來：「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那血一樣的海棠紅，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龍應台問台下的聽眾：「你們知道海棠紅是什麼意思嗎？」舞台中央的大屏幕上出現了一張地圖，龍應台說，「這就是海棠紅，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台下掌聲響起，驚嘆連連。印象中的雄雞怎麼多了好一大塊？原來那是外蒙古。她開始講述上一代的中國夢：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陽，她說她的父親十五歲走出衡山參加了國軍，母親則是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國家的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锊』。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有四個大字：『禮義廉锊』。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她引述《論語泰伯篇》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指出「士」在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十二歲的孩子背誦的就是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嘛。」
不過，龍應台緊接著指出，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饒有深意的是，雖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龍應台說，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但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零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侯德健『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七十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真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龍應台認為，在台灣的中國夢開始轉換時，有一首「里程碑」式的歌——《美麗島》：
「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一九七零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從來沒見過，腳板從來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台灣里程碑式歌曲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最不為大陸讀者熟悉的《美麗島》卻引起了最大的共鳴。當胡德夫的鋼琴伴奏聲響起，現場頓時靜了下來，從舞台往下看，不少人紅了眼眶。
從《美麗島》的歌曲開始，龍應台輕輕地一轉，就把『中國夢』轉到了台灣的民主轉型上：「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度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十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十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夠辛苦。」
龍應台指著「美麗島大審判」的歷史照片，讓大家猜那位站著咧嘴笑的年輕人是誰？幾乎獲得了異口同聲的回應：「施明德。」
令龍應台最為感慨的是，僅僅三十年，當年公開為政治犯辯護的「英雄」陳水扁成為腐敗分子，政治犯成為掌權者，而掌權的國民黨後來成為在野者。她不同意別人說，台灣的民主是「亂」象：台灣民主的「亂」是必上的課；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才真正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
掌聲再次響起，甚至淹沒了她下面的話：
「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這樣的共識對於沒有經歷民主洗禮的大陸人來說，顯然有些陌生。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龍應台就這樣一次次地挑戰大陸人的認知邊界，也在一次次挑戰大陸當局的容忍底線。而演講最後對「大國崛起」的剖析，更讓一些人感到如芒在背：
「我倒是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任何意義嗎？那是古老的、落後的、過時的理論。」
演講不止被掌聲打斷，龍應台對大陸當局充滿黑色幽默的解構似乎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龍應台也說到她有沒有『中國夢』：那要看你對它怎麼下定義了？如果你是指政權的夢，那我沒有，因為在我眼裏，國家、政權只是一個組織或者公司，而且它還可能撒謊。但是，如果把它定義為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社會，那麼我當然有，而且強烈地希望他們能夠幸福、自由。」
按照大陸目前的言論尺度，她的演講比較出位，但很多人認為，能讓其到大陸領獎本身就已經說明中共對她是默許的。
「她是作家、記者，更是一位很好的演說家和布道者。」不止一位在現場的觀眾向亞洲週刊對龍如是評價。儘管主持人建議大家不要攝像，但還是有很多人照攝不誤，也有聽眾擔心錯過大屏幕上的「反共」言論，對著錄音筆，輕聲唸了起來，更多的人在用手機拍照上傳到微博。
搜不到的還有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最後提問環節，沒有人問起過這本書，也沒有人問起《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因為真正知道的人不敢問，問問題的都是不知道的。」一位現場媒體人說。促使龍應台動筆寫這封信的是，共青團下屬的《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在二零零六年一月被勒令停刊。這天她再次表達這樣的期盼：
「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末了，她鼓勵二十多歲的年輕讀者要敢於「不相信」，不相信權威，不相信說教，不相信現實的合理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找那個相信的東西。並引用她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離台赴歐前說過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有觀眾問她的夢是什麼，她說：「找個情人去旅行。」或許只有這樣小小的夢想，才能對抗大大的恐懼吧。■
龙应台2010年8月1日北京大学演讲全文
龍應台﹕文明的力量 — 從鄉愁到美麗島
2010年8月9日 明報論壇版
編按﹕以犀利批判筆鋒著稱的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8月1日應邀到北京大學發表公開演講，這是龍應台首度獲准在中國內地公開正式演講。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 「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軍人的制服、帶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你、支撐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 下台，台北的夜空飄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 ，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 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 ，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2010年8月9日 明報論壇版
編按﹕以犀利批判筆鋒著稱的台灣著名女作家龍應台，8月1日應邀到北京大學發表公開演講，這是龍應台首度獲准在中國內地公開正式演講。演講當中龍應台談及她的中國夢、反攻大陸、台美斷交，再談到《美麗島》，她又提及「大國崛起」，並指出：「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龍應台生於台灣，是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現為香港大學 「傑出人文學者」，其新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目前在內地仍被列為禁書。
本版今日特全文刊出演講內容。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裏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裏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軍人的制服、帶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裏唱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你、支撐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裏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裏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裏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 下台，台北的夜空飄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裏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 ，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1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景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裏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裏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緲，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於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裏，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裏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他問「你是哪裏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裏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台灣人腳踩泥土的小小的台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 感覺就是愈來愈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 ，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裏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裏，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裏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麼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1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裏說話，我心裏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裏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2010年8月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
8/08/2010
迟福林：“十二五”期间中国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中新社海口8月7日电（关向东 张茜翼）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今日在此间提出，“十二五”期间中国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建议将此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政府转型的约束性指标。
“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8月7日在海口召开，逾400位来自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出席。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他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客观现实。首先，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第二，农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2.3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约有1.5亿人。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如果“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将突破7亿，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2%～55%。
同时，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谋求发展而进城。其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和现实化。
他介绍说，中改院近期组织的“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
他认为，从需求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从条件来看，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来推动并最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从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明显进展。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迟福林建议在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时期分两步走：第一步，“十二五”的前三年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第二步，“十二五”的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十二五”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在土地制度方面，重在剥离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完）
“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国际论坛”，8月7日在海口召开，逾400位来自国内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出席。
迟福林提出：“十二五”期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他指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客观现实。首先，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2009年农民工总量达2.3亿人。第二，农民工是城市新增人口的主要来源。2.3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约有1.5亿人。这些年城市新增人口主要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如果“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人口将突破7亿，城市化率有望达到52%～55%。
同时，农民工群体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十二五”时期，“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城，而是为了谋求发展而进城。其利益诉求也开始多元化和现实化。
他介绍说，中改院近期组织的“十二五”农村改革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专家认为，“十二五”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或初步具备，“农民工”三个字应当成为历史。
他认为，从需求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将2.3亿大群体的潜在消费变成现实需求。从条件来看，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客观上已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来推动并最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从政策展望看，“十一五”时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了明显进展。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有望率先取得突破。长三角、珠三角是农民工最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估计在2～3年内会有一定的突破。
迟福林建议在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时期分两步走：第一步，“十二五”的前三年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第二步，“十二五”的后两年实现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十二五”末期，把农民工“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实现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十二五”要把农民工全面纳入居住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在土地制度方面，重在剥离农村土地长期承载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收益权，并且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以农民工宅基地置换城市商品房的试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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