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海口一月二十二日电 题：“反贿选”进海南乡村 中国式民主在“变法”
中新社记者 关向东
“村民对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以及其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在十五日内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
上述关于反“贿选”的法条，出现在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草案）》中，今日海南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之。
关于上述法条的修改，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提请修法的说明中指出，在历届选举中，存在着宗族、派别、家族、姓氏的干扰和贿选现象，因此增加对选举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和处理的规定。
据介绍，在海南省村委会历届选举中，由于外出务工人员过多、村民矛盾纠纷不参加投票、宗族派系矛盾严重，阻挠干扰村民投票等原因，造成“两个不过半”的现象。海南有七个市县第三、四、五届村委会选举中就有一百四十二个村委会出现过“两个不过半”的情况。草案因此增加一条款规定经过两次选举后因“两个不过半”致使选举无法完成的，经报请县政府和省民政部门同意后，进行第三次选举，可以不适用“两个过半”的规定，以利于解决村委会选举长期拖延不能顺利完成的问题。
此外，该《办法》还增加了村民委员会在换届选前的村级财务审计规；确保产生一名女性候选人的规定；适当扩大选民登记范围的规定等。共增加了十条，修改二十条。
据介绍，海南省的修法依据是二00九年五月三十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村委会选举工作的通知》。
在大会印发的关于修改《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对照表）中，列出了此前已经“修法”的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等省市的有关法条作为对照。
根据二00八年国家人口统计，全国的农村人口逾七点二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五十四点三。据此可以判断，中国式民主“变法”已经从乡村展开。（完）
1/22/2010
1/21/2010
人文動線﹕大江大海的影像書寫
人文動線﹕大江大海的影像書寫：龍應台紀錄片放映
文章日期：2010年1月21日
【明報專訊】去年9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至年底已成為年度的台灣、香港以至新加坡的超級暢銷書，中國以外銷售25萬本，內地街頭還出現10元一本的盜版；而台灣《中國時報》、香港《亞洲週刊》亦將之選入年度好書。如今，文字之外，導演黃黎明、黃小棣追蹤拍攝的紀錄片《目送一九四九 龍應台的探索》，也將在周五於香港大學放映，龍應台教授還將參與討論。
龍應台如此談論此紀錄片：「寫作像是『荒野一匹狼』，整個宇宙只有你，沒人能靠近；但紀錄片是團隊，得不停溝通。」她感激在300天的跟拍裏，拍攝隊給予她的忍耐。而黃黎明亦從拍攝中銘感歷史一點一滴的遠去：「就像龍應台經常問她媽媽，『我是誰』，但母親卻記不起來，這對拍攝亦很震撼。」
時間：1月22日（星期五）
晚上7:30 至10:00
地點：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太古堂
費用：$20
報名：culture8003@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blog.iset.com.tw/1949/
文章日期：2010年1月21日
【明報專訊】去年9月，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至年底已成為年度的台灣、香港以至新加坡的超級暢銷書，中國以外銷售25萬本，內地街頭還出現10元一本的盜版；而台灣《中國時報》、香港《亞洲週刊》亦將之選入年度好書。如今，文字之外，導演黃黎明、黃小棣追蹤拍攝的紀錄片《目送一九四九 龍應台的探索》，也將在周五於香港大學放映，龍應台教授還將參與討論。
龍應台如此談論此紀錄片：「寫作像是『荒野一匹狼』，整個宇宙只有你，沒人能靠近；但紀錄片是團隊，得不停溝通。」她感激在300天的跟拍裏，拍攝隊給予她的忍耐。而黃黎明亦從拍攝中銘感歷史一點一滴的遠去：「就像龍應台經常問她媽媽，『我是誰』，但母親卻記不起來，這對拍攝亦很震撼。」
時間：1月22日（星期五）
晚上7:30 至10:00
地點：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太古堂
費用：$20
報名：culture8003@gmail.com
官方網站：http://blog.iset.com.tw/1949/
1/20/2010
1/19/2010
“女同志”伊力‧盧馬
生命是微妙的循環。
伊力‧盧馬有一個香港攝影師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離世，享年89歲。諷刺的是，當天也是盧馬長期拍檔、剪接師Mary Stephen的生日。Mary於七十年代認識盧馬，九十年代開始跟他合作無間，包括2008年香港電影節選映的《牧羊人之戀》（已成盧馬遺作）。Mary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加拿大念書，在法國定居及工作。她與新浪潮及盧馬的淵源，可以上溯至《中國學生周報》。盧馬離世當天，她正在香港剪片。
■家：家明 MS：Mary Stephen
盧馬「愛」盜版
家：我帶了一些道具來拍照，包括這套伊力盧馬的「六個道德的故事」。你剪的「四季故事」系列沒帶來，因為是盜版，有些不好意思。
MS：是不是繪畫封面那套？我也有。每次回法國我也替盧馬帶DVD，他有自己電影的盜版。
家：他對盜版有意見嗎？
MS：沒有。他覺得很好，要不是這樣中國的年輕人沒辦法看他的電影。
家：很多年前在沙田大會堂聽你一個關於法國新浪潮的講座，那時才知道盧馬的剪接師原來是個香港人，說廣東話。
MS：那是1996年。1997年1月回港拍國際詩歌節的影片，所以也趁那個機會先回來準備。另一次也是在香港，我途經藝術中心看見有盧馬的電影放映，上去問知不知道「Mary Stephen」是我，他們都不知道，以為是外國人。
家：資料說，你是讀《中國學生周報》接觸歐洲電影，後來再到法國拍片。
MS：中學時是《周報》讀者，很喜歡綠騎士、蓬草他們的文章，看羅卡、石琪他們介紹歐洲電影，很想去歐洲。也開始在大會堂看《祖與占》、《廣島之戀》，《廣島》對我影響尤深。後來去了加拿大讀電影，再到法國。沒有《周報》，就沒有我們這幫人。很多東西都在那裏學。
家：其後在法國認識盧馬，有沒有很超現實感覺？這可是你嚮往的新浪潮電影。
MS：那是1976年，很超現實！當時年輕大膽，想到就去。那時在巴黎讀書，報讀了盧馬教的一科，我感到很榮幸，他說每粒字都仔細聽；其他學生反而出出入入，不大在乎。後跟盧馬熟稔了，在他的辦公室天天喝茶。當時不大會講法文，但只看他們籌備電影，已很珍惜。
生死同日同心
家：1月11日的消息來得很突然，當天朋友給你道賀生日，晚上卻收到盧馬離世的噩耗。不過你的說法很正面，說他選擇這天離開，是給你的美好信息。
MS：我這份人很神經。盧馬說沒有事情是意外的，想法較傾向佛家。而且我們都知道他病，已留醫一星期。他很固執的，上個月還在上班。我在香港有工作，所以不能留在法國。那天剪完片回家，預備跟朋友慶祝生日，突然收到消息，我馬上想到是他想我知道。我們什麼日子都會忘記，唯獨自己生日不忘；由今年開始，以後生日對他加倍思念。
家：你說他從不言休。他之前在籌備什麼項目嗎？
MS：沒籌備新電影，他準備寫作。年多前剛完成兩部短片，計劃中有五六部的；另接受了電台一系列的訪問，談他對藝術的看法，他電影跟藝術的關係，剛好也是這段時間播出。他最後一直把自己的知識傳開去。有些人離世時很多事情未了，但盧馬不是，他好像知道要做的都做完，這讓人較釋懷。
家：我輩在九十年代開始看他的電影，奇怪為什麼老導演心境永遠年輕。他說自己一直是18歲？
MS：到最後也是。人有很多社會壓力，總要安定、生小孩、賺錢。我想如果社會不是這樣要求，很多人寧願像小孩玩樂。盧馬的生活原則是，需要愈少，愈少經濟負擔，便愈自由。
家：盧馬很明白年輕人，拍男女戀愛很到位。
MS：年輕男女、感情事都是永恆不變的。像我的孩子，他們年幼時看不明白盧馬，覺得很悶，到了17、18歲，卻覺得很吸引，角色像身邊的朋友。
家：盧馬電影的格局很小，你們幾個伙伴長期合作，關係像家人。他不去影展，都由你們出席及代言，對吧？
MS：真的很少，只有四個人，大型一點的計劃再加助手。我們不拍戲時也一起相處，經常見面、聊天。
家：有時不只是剪接？像《冬天的故事》（1992）開始那段蒙太奇的鋼琴音樂，據說是你彈奏的？
MS：盧馬很喜歡音樂的，但七十歲才開始學彈琴，我教他的，他手指幾乎硬了。開始剪《冬天的故事》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他寫了兩句旋律，但怕被配樂的Jean-Louis笑。我說寫了我替你接下去吧，完成後他很喜歡，就錄了。他怕Jean-Louis不快，配樂於是用上假名Sbastien Erms，Erms就是我倆名字（Eric Rohmer，Mary Stephen）。
熱愛科技的機器盲
家：芸芸法國新浪潮導演中，盧馬看上去風格最不外露，但卻是最固定的，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作品圍繞日常生活，很多對話，哲理性，關於男女感情。剪接如何幫助建立此作風？
MS：他的節奏是不變的，像音樂，很獨特，無論是我或其他人剪都一樣。我像聽到他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下刀。（家：他會坐在你身邊？）多數是，最近十年他常在我旁邊睡覺，他覺得在剪接房是種享受，不讓別人進來。剪《秋天的故事》（1998）時最有趣，他七十多歲了，坐很累。他把紙搓成球，由這邊牆扔去另一邊的垃圾箱，天天如是，他說要運動運動。
家：導演有很多不同種類，有些熟悉機器有些卻不，盧馬算是技術型的導演嗎？
MS：他對機器很有興趣，但技術不大在行，我們常笑他連錄音機也不會弄。（家：你應該比較熟悉技術了，會經常幫他忙？）五、六年前，他買了一台電腦，我會間中接到他的求救電話，即使身在土耳其或中國也沒例外。他說在寫劇本，突然什麼都沒了，不知如何辦，我會一步步幫他。他對機器很好奇就是。
家：2001年的《女貴族與公爵》用高清格式拍攝，在當時便是很新的嘗試。
MS：當時很多人用數碼來拍神怪片，盧馬要證明這個技術也可以拍文藝片，可以更有文化深度。
家：盧馬怎樣看自己的作品？
MS：他蠻喜歡自己的電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有時他為了準備講座，想找片段，但看得津津有味，最後都把一整部看完。盧馬的電影就是這樣，看一個鏡頭，就忍不住看完全部。
家：看的時候會不會推翻以前的想法，或慨嘆那裏那裏可拍得更好？
MS：他不後悔的。每次剪接完成，我們把電影重新看一次，看有沒要修改的地方，差不多便是最後版本了。對盧馬而言，沒有fine cut及rough cut之別，一剪便成，很乾脆。
別叫盧馬先生
家：盧馬拍女性怎麼又那樣到家呢？
MS：他不坐咖啡店，但說可以想像坐在咖啡店看女孩子來來去去，已是人生妙事。杜魯福在《戲中戲》（1973）中，主角Jean-Pierre不是常問「你覺得女人很奇妙嗎？」，盧馬也是這樣想的；新浪潮導演最初去法國電影資料館（Cinmathque Francaise）看電影，都是為了結識女孩。
家：是的，男人都喜歡女孩子。但男人也有很多種；盧馬很溫柔，很善解女孩心理似的。
MS：所以他常說，他不是女性主義（feminist）導演，他是女性（feminine）導演。有次他害我笑死了，說別人應該說他是女同志，因為他以女人的心理看女人。
家：跟他一起應該很好玩，幾十歲人常帶來驚喜。
MS：他實在驚喜不絕。他的收音師Pascal跟他合作很久，Pascal說每次看完劇本、拍完、剪好了，到看片時才明白盧馬想做什麼，而且每次都有驚喜。
家：你說新浪潮導演本來只想結識女孩，到頭來出了新浪潮，影響了世界電影，盧馬等人成了大導演。你跟他們一起合作及生活，怎樣看這個時代、這一幫人？
MS：他們沒組織什麼，「新浪潮」這名稱是別人給的。他們不想拍片廠電影，有互助的精神，同時各自獨立地創作。他們也很有好奇心。說出來準給人罵，現在最好看的法國電影都是75歲以上的導演拍的，你看利維特（Jacques Rivette），華妲（Agns Varda）。華妲最新的《沙灘上的華妲》（2008）好看得不得了，誰想到七十歲導演的手法比年輕人還自由？「怕老」是負面的，但新浪潮他們不怕老，很長青。
家：新浪潮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原來是這種永不言老的精神。
MS：尤其當他們成長後，累積了經驗、看法，更寶貴。現在的導演有時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像我回內地工作，習慣了「陳導」、「李導」這樣稱呼，我說不是吧，在法國最大師我們也只是叫「Eric」。盧馬也是這樣想的，千萬別叫「盧馬先生」。
剪接師是心理醫生
家：你說剪接是「giving」、「mothering」，像幫人帶小孩。我不想性別主義，但既然你這麼說，可會覺得女人剪接比男人好？
MS：我也想過這問題，但美國的剪接師都是男人，不過他們的制度不同，他們很hands-off。我一定要落手落腳，整體結構要清楚。準給女性主義者罵了，剪接其實跟秘書差不多，最重要是檔案管理（filing）。女人這方面會細心一點。為何說mothering？導演無論老中青，進剪師室時其實是最脆弱的。影片已拍完，很多不能補救，那時得面對自己的錯誤。剪接師是心理醫生，導演拍得辛苦未必想剪，要游說、安慰、恫嚇他，軟硬兼施，已不單純是技術了。
家：跟盧馬工作及相處這些年，有跟他談起中國或香港的事情嗎？
MS：有。雖然他沒來過，因不喜歡坐飛機。他迷中國的事情，每次我回去都替他帶茶葉，他很喜歡。他年少寫的一本小說《伊麗莎伯的小屋》剛出了中文版。有時他跟我講中國的時事，他對道家思想、醫藥、食物都有興趣。我們幾個朋友有交換明信片的習慣，每到不同地方都會寄，盧馬也有不少香港的明信片。或許他現在在天上的咖啡店看女孩子，在等我們的明信片呢。
家：未來你會繼續在中國及法國兩邊走？
MS：一定是了，以法國為家，我三個小孩尚在那裏念大學。2010年主要在土耳其及中國工作。
家：你自己的電影呢？聽說你預備拍一個關於1968年的香港故事。
MS：希望今或明年拍自己的電影。劇本得再寫，幾年前盧馬替我改過一稿，現在得改另一稿；還有另一部虛構的紀錄片，跟我的姓Stephen及Virginia Woolf有關，Woolf原來也姓Stephen。（家：Mary Stephen是真名嗎？好像藝名。）真名，看我下部電影就知這個名字的故事。
家：再次謝謝你！這兩天你得趕回法國了？
MS：這兩天收到很多慰問的電郵，原想回去出席葬禮，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最後我想說，無論如何失去了一個最親近的人。但慶幸自己身處家鄉，也正在剪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安慰。畢竟我在香港發現法國新浪潮，這個段落適逢在香港，也在做電影，像個完整的循環，感覺很微妙。
[文／家明 編輯／黃靜]
伊力‧盧馬有一個香港攝影師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2010年1月11日星期一，法國新浪潮導演伊力盧馬（Eric Rohmer）離世，享年89歲。諷刺的是，當天也是盧馬長期拍檔、剪接師Mary Stephen的生日。Mary於七十年代認識盧馬，九十年代開始跟他合作無間，包括2008年香港電影節選映的《牧羊人之戀》（已成盧馬遺作）。Mary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加拿大念書，在法國定居及工作。她與新浪潮及盧馬的淵源，可以上溯至《中國學生周報》。盧馬離世當天，她正在香港剪片。
■家：家明 MS：Mary Stephen
盧馬「愛」盜版
家：我帶了一些道具來拍照，包括這套伊力盧馬的「六個道德的故事」。你剪的「四季故事」系列沒帶來，因為是盜版，有些不好意思。
MS：是不是繪畫封面那套？我也有。每次回法國我也替盧馬帶DVD，他有自己電影的盜版。
家：他對盜版有意見嗎？
MS：沒有。他覺得很好，要不是這樣中國的年輕人沒辦法看他的電影。
家：很多年前在沙田大會堂聽你一個關於法國新浪潮的講座，那時才知道盧馬的剪接師原來是個香港人，說廣東話。
MS：那是1996年。1997年1月回港拍國際詩歌節的影片，所以也趁那個機會先回來準備。另一次也是在香港，我途經藝術中心看見有盧馬的電影放映，上去問知不知道「Mary Stephen」是我，他們都不知道，以為是外國人。
家：資料說，你是讀《中國學生周報》接觸歐洲電影，後來再到法國拍片。
MS：中學時是《周報》讀者，很喜歡綠騎士、蓬草他們的文章，看羅卡、石琪他們介紹歐洲電影，很想去歐洲。也開始在大會堂看《祖與占》、《廣島之戀》，《廣島》對我影響尤深。後來去了加拿大讀電影，再到法國。沒有《周報》，就沒有我們這幫人。很多東西都在那裏學。
家：其後在法國認識盧馬，有沒有很超現實感覺？這可是你嚮往的新浪潮電影。
MS：那是1976年，很超現實！當時年輕大膽，想到就去。那時在巴黎讀書，報讀了盧馬教的一科，我感到很榮幸，他說每粒字都仔細聽；其他學生反而出出入入，不大在乎。後跟盧馬熟稔了，在他的辦公室天天喝茶。當時不大會講法文，但只看他們籌備電影，已很珍惜。
生死同日同心
家：1月11日的消息來得很突然，當天朋友給你道賀生日，晚上卻收到盧馬離世的噩耗。不過你的說法很正面，說他選擇這天離開，是給你的美好信息。
MS：我這份人很神經。盧馬說沒有事情是意外的，想法較傾向佛家。而且我們都知道他病，已留醫一星期。他很固執的，上個月還在上班。我在香港有工作，所以不能留在法國。那天剪完片回家，預備跟朋友慶祝生日，突然收到消息，我馬上想到是他想我知道。我們什麼日子都會忘記，唯獨自己生日不忘；由今年開始，以後生日對他加倍思念。
家：你說他從不言休。他之前在籌備什麼項目嗎？
MS：沒籌備新電影，他準備寫作。年多前剛完成兩部短片，計劃中有五六部的；另接受了電台一系列的訪問，談他對藝術的看法，他電影跟藝術的關係，剛好也是這段時間播出。他最後一直把自己的知識傳開去。有些人離世時很多事情未了，但盧馬不是，他好像知道要做的都做完，這讓人較釋懷。
家：我輩在九十年代開始看他的電影，奇怪為什麼老導演心境永遠年輕。他說自己一直是18歲？
MS：到最後也是。人有很多社會壓力，總要安定、生小孩、賺錢。我想如果社會不是這樣要求，很多人寧願像小孩玩樂。盧馬的生活原則是，需要愈少，愈少經濟負擔，便愈自由。
家：盧馬很明白年輕人，拍男女戀愛很到位。
MS：年輕男女、感情事都是永恆不變的。像我的孩子，他們年幼時看不明白盧馬，覺得很悶，到了17、18歲，卻覺得很吸引，角色像身邊的朋友。
家：盧馬電影的格局很小，你們幾個伙伴長期合作，關係像家人。他不去影展，都由你們出席及代言，對吧？
MS：真的很少，只有四個人，大型一點的計劃再加助手。我們不拍戲時也一起相處，經常見面、聊天。
家：有時不只是剪接？像《冬天的故事》（1992）開始那段蒙太奇的鋼琴音樂，據說是你彈奏的？
MS：盧馬很喜歡音樂的，但七十歲才開始學彈琴，我教他的，他手指幾乎硬了。開始剪《冬天的故事》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他寫了兩句旋律，但怕被配樂的Jean-Louis笑。我說寫了我替你接下去吧，完成後他很喜歡，就錄了。他怕Jean-Louis不快，配樂於是用上假名Sbastien Erms，Erms就是我倆名字（Eric Rohmer，Mary Stephen）。
熱愛科技的機器盲
家：芸芸法國新浪潮導演中，盧馬看上去風格最不外露，但卻是最固定的，多少年來都是這樣：作品圍繞日常生活，很多對話，哲理性，關於男女感情。剪接如何幫助建立此作風？
MS：他的節奏是不變的，像音樂，很獨特，無論是我或其他人剪都一樣。我像聽到他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下刀。（家：他會坐在你身邊？）多數是，最近十年他常在我旁邊睡覺，他覺得在剪接房是種享受，不讓別人進來。剪《秋天的故事》（1998）時最有趣，他七十多歲了，坐很累。他把紙搓成球，由這邊牆扔去另一邊的垃圾箱，天天如是，他說要運動運動。
家：導演有很多不同種類，有些熟悉機器有些卻不，盧馬算是技術型的導演嗎？
MS：他對機器很有興趣，但技術不大在行，我們常笑他連錄音機也不會弄。（家：你應該比較熟悉技術了，會經常幫他忙？）五、六年前，他買了一台電腦，我會間中接到他的求救電話，即使身在土耳其或中國也沒例外。他說在寫劇本，突然什麼都沒了，不知如何辦，我會一步步幫他。他對機器很好奇就是。
家：2001年的《女貴族與公爵》用高清格式拍攝，在當時便是很新的嘗試。
MS：當時很多人用數碼來拍神怪片，盧馬要證明這個技術也可以拍文藝片，可以更有文化深度。
家：盧馬怎樣看自己的作品？
MS：他蠻喜歡自己的電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有時他為了準備講座，想找片段，但看得津津有味，最後都把一整部看完。盧馬的電影就是這樣，看一個鏡頭，就忍不住看完全部。
家：看的時候會不會推翻以前的想法，或慨嘆那裏那裏可拍得更好？
MS：他不後悔的。每次剪接完成，我們把電影重新看一次，看有沒要修改的地方，差不多便是最後版本了。對盧馬而言，沒有fine cut及rough cut之別，一剪便成，很乾脆。
別叫盧馬先生
家：盧馬拍女性怎麼又那樣到家呢？
MS：他不坐咖啡店，但說可以想像坐在咖啡店看女孩子來來去去，已是人生妙事。杜魯福在《戲中戲》（1973）中，主角Jean-Pierre不是常問「你覺得女人很奇妙嗎？」，盧馬也是這樣想的；新浪潮導演最初去法國電影資料館（Cinmathque Francaise）看電影，都是為了結識女孩。
家：是的，男人都喜歡女孩子。但男人也有很多種；盧馬很溫柔，很善解女孩心理似的。
MS：所以他常說，他不是女性主義（feminist）導演，他是女性（feminine）導演。有次他害我笑死了，說別人應該說他是女同志，因為他以女人的心理看女人。
家：跟他一起應該很好玩，幾十歲人常帶來驚喜。
MS：他實在驚喜不絕。他的收音師Pascal跟他合作很久，Pascal說每次看完劇本、拍完、剪好了，到看片時才明白盧馬想做什麼，而且每次都有驚喜。
家：你說新浪潮導演本來只想結識女孩，到頭來出了新浪潮，影響了世界電影，盧馬等人成了大導演。你跟他們一起合作及生活，怎樣看這個時代、這一幫人？
MS：他們沒組織什麼，「新浪潮」這名稱是別人給的。他們不想拍片廠電影，有互助的精神，同時各自獨立地創作。他們也很有好奇心。說出來準給人罵，現在最好看的法國電影都是75歲以上的導演拍的，你看利維特（Jacques Rivette），華妲（Agns Varda）。華妲最新的《沙灘上的華妲》（2008）好看得不得了，誰想到七十歲導演的手法比年輕人還自由？「怕老」是負面的，但新浪潮他們不怕老，很長青。
家：新浪潮留給我們最大的遺產，原來是這種永不言老的精神。
MS：尤其當他們成長後，累積了經驗、看法，更寶貴。現在的導演有時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像我回內地工作，習慣了「陳導」、「李導」這樣稱呼，我說不是吧，在法國最大師我們也只是叫「Eric」。盧馬也是這樣想的，千萬別叫「盧馬先生」。
剪接師是心理醫生
家：你說剪接是「giving」、「mothering」，像幫人帶小孩。我不想性別主義，但既然你這麼說，可會覺得女人剪接比男人好？
MS：我也想過這問題，但美國的剪接師都是男人，不過他們的制度不同，他們很hands-off。我一定要落手落腳，整體結構要清楚。準給女性主義者罵了，剪接其實跟秘書差不多，最重要是檔案管理（filing）。女人這方面會細心一點。為何說mothering？導演無論老中青，進剪師室時其實是最脆弱的。影片已拍完，很多不能補救，那時得面對自己的錯誤。剪接師是心理醫生，導演拍得辛苦未必想剪，要游說、安慰、恫嚇他，軟硬兼施，已不單純是技術了。
家：跟盧馬工作及相處這些年，有跟他談起中國或香港的事情嗎？
MS：有。雖然他沒來過，因不喜歡坐飛機。他迷中國的事情，每次我回去都替他帶茶葉，他很喜歡。他年少寫的一本小說《伊麗莎伯的小屋》剛出了中文版。有時他跟我講中國的時事，他對道家思想、醫藥、食物都有興趣。我們幾個朋友有交換明信片的習慣，每到不同地方都會寄，盧馬也有不少香港的明信片。或許他現在在天上的咖啡店看女孩子，在等我們的明信片呢。
家：未來你會繼續在中國及法國兩邊走？
MS：一定是了，以法國為家，我三個小孩尚在那裏念大學。2010年主要在土耳其及中國工作。
家：你自己的電影呢？聽說你預備拍一個關於1968年的香港故事。
MS：希望今或明年拍自己的電影。劇本得再寫，幾年前盧馬替我改過一稿，現在得改另一稿；還有另一部虛構的紀錄片，跟我的姓Stephen及Virginia Woolf有關，Woolf原來也姓Stephen。（家：Mary Stephen是真名嗎？好像藝名。）真名，看我下部電影就知這個名字的故事。
家：再次謝謝你！這兩天你得趕回法國了？
MS：這兩天收到很多慰問的電郵，原想回去出席葬禮，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最後我想說，無論如何失去了一個最親近的人。但慶幸自己身處家鄉，也正在剪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安慰。畢竟我在香港發現法國新浪潮，這個段落適逢在香港，也在做電影，像個完整的循環，感覺很微妙。
[文／家明 編輯／黃靜]
吳志森：時間
時間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天星皇后運動之後，梁文道寫道：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預見運動暫停，但遠遠未到終結。
果不其然，幾年之後，一場烽火漫天的反高鐵運動，又再轟轟烈烈地展開。菜園村抗爭，起初關注甚少，主流媒體，更是不理不睬，以為只是一宗尋常不過的釘子戶苛索賠償事件。在年輕人的韌勁和村民的堅持下，「不遷不拆菜園村」，終於發展成為一場全港性「反高鐵」運動。
這幫從石頭爆出來的八十後，不但把特區官僚們殺個措手不及。一直用舊觀念看待新問題，沒有與時並進的主流媒體主事者，更是大跌眼鏡，對這場運動，到今天仍是霧裡看花，搞不清南北西東。
天星皇后、喜帖街、深水重建，到反高鐵菜園村的抗爭，甚至西九文化區要推倒重來，其實都是有跡可尋，一脈相承的。但特區官僚們對這些新觀念新訴求的出現，一直沒有好好總結經驗，更遑論大大汲取教訓，以為沿用過去幾十年的老方法，就可以解決新問題。
甚麼老方法？不就只是胡蘿蔔加大棒！先談賠償，人人都有個價。談不攏，就用法律恐嚇，不搬遷會強行收地。最後是嚴厲的暴力，先放催淚彈驅趕，再用防暴隊抬人。由殖民年代到特區世紀，如此手段，無堅不摧，多少重大基建，都能超額完成。
由天星皇后到喜帖街的抗爭，政府最後都贏，但只是慘勝。用國家機器合法暴力把事情了斷，不但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留下另一次抗爭的火種，地火蔓延愈來愈廣，捲入的人愈來愈多，行動者的論述愈來愈成熟，同情運動的社會大眾也愈來愈投入。
最要命的是，政府由始至終都無法明白抗爭者訴求的核心，常常捉錯用神，以致誤解誤讀。陳景輝在《香港家書》裡，提出他們關心的，是「一座城市的命運」，呼籲民眾「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要求「回歸城市空間的政治」，不讀書沒理論，經驗主義又自以為是的官僚們，能掌握這幫年輕人真正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又有幾人？
在強弱懸殊的政治角力下，高鐵撥款的結果早已預知，但運動尚未結束，抗爭剛剛開始。年輕人，堅持下去，因為時間確實站在你們這一邊。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天星皇后運動之後，梁文道寫道：時間站在我們這一邊。預見運動暫停，但遠遠未到終結。
果不其然，幾年之後，一場烽火漫天的反高鐵運動，又再轟轟烈烈地展開。菜園村抗爭，起初關注甚少，主流媒體，更是不理不睬，以為只是一宗尋常不過的釘子戶苛索賠償事件。在年輕人的韌勁和村民的堅持下，「不遷不拆菜園村」，終於發展成為一場全港性「反高鐵」運動。
這幫從石頭爆出來的八十後，不但把特區官僚們殺個措手不及。一直用舊觀念看待新問題，沒有與時並進的主流媒體主事者，更是大跌眼鏡，對這場運動，到今天仍是霧裡看花，搞不清南北西東。
天星皇后、喜帖街、深水重建，到反高鐵菜園村的抗爭，甚至西九文化區要推倒重來，其實都是有跡可尋，一脈相承的。但特區官僚們對這些新觀念新訴求的出現，一直沒有好好總結經驗，更遑論大大汲取教訓，以為沿用過去幾十年的老方法，就可以解決新問題。
甚麼老方法？不就只是胡蘿蔔加大棒！先談賠償，人人都有個價。談不攏，就用法律恐嚇，不搬遷會強行收地。最後是嚴厲的暴力，先放催淚彈驅趕，再用防暴隊抬人。由殖民年代到特區世紀，如此手段，無堅不摧，多少重大基建，都能超額完成。
由天星皇后到喜帖街的抗爭，政府最後都贏，但只是慘勝。用國家機器合法暴力把事情了斷，不但沒有把問題解決，反而留下另一次抗爭的火種，地火蔓延愈來愈廣，捲入的人愈來愈多，行動者的論述愈來愈成熟，同情運動的社會大眾也愈來愈投入。
最要命的是，政府由始至終都無法明白抗爭者訴求的核心，常常捉錯用神，以致誤解誤讀。陳景輝在《香港家書》裡，提出他們關心的，是「一座城市的命運」，呼籲民眾「看看這種發展遺忘了甚麼東西」，要求「回歸城市空間的政治」，不讀書沒理論，經驗主義又自以為是的官僚們，能掌握這幫年輕人真正的核心價值是甚麼，又有幾人？
在強弱懸殊的政治角力下，高鐵撥款的結果早已預知，但運動尚未結束，抗爭剛剛開始。年輕人，堅持下去，因為時間確實站在你們這一邊。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馬家輝：立法會門前的夜裏的政治啟蒙
立法會門前的夜裏的政治啟蒙／文﹕馬家輝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有一個人，有個夜晚，十點左右，開車去了立法會門前；同行的還有他的90後女兒。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9日
【明報專訊】有一個人，有個夜晚，十點左右，開車去了立法會門前；同行的還有他的90後女兒。
年輕人本來是不想去的，但在書房弄了一個晚上的facebook，到廚房倒杯可樂，經過客廳，聽見電視新聞傳出喧鬧嘈切，好奇地問，還在鬧？還是為了那條什麼高鐵？
在facebook的世界裏，她一直只關心西方音樂劇的舊品和新作，對本地事務無甚知悉；幾乎是「不知有晉，無論魏漢」。
是啊，還在鬧，還是為了高鐵。她的父親回答。怎麼樣？要不要也去鬧一下？
她搖頭，才不要，我快要放洋讀書了，高不高鐵跟我無關。
大女孩，他們鬧，其實也不止跟高鐵有關呢。前幾日有一位跟你同姓的中大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就叫做〈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他是這樣說的。她的父親邊看電視邊向她娓娓解釋，借用文章的基本論點讓她明白，「反高鐵抗爭」其實關乎香港人對於政府施政方向的公義性、合宜性、人文性、平等性的理想期望，高鐵方案只是引爆點，背後被壓抑了多年的理想願望始是火山熔岩所在。他本來也想引用自己那幾篇〈人地相宜〉、〈當年西九，今天高鐵〉之類時評作為說明，但想想，對一個17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父親說的話不會聽得入耳，別人說的才算數，別人說一句好過老爸說百句，所以，作罷，就只談別人說的好了。
年輕人似懂不懂聽了，望眼睛電視新聞的眼神也登時變了。原來，一，思想啟蒙本就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公義/合宜/人文/平等之類概念，本就很易理解甚至本就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要願意靜心聆聽，就可輕易明白；只要不被利益或權力蒙蔽，亦可輕易了解。二，經受啟蒙後的眼睛特別明亮，察看外在世界，相同的世界，看進眼裏，觀點角度立即不太一樣。
於是我趁機從茶桌上拿起紙筆，畫了一個「施政流程表」，從政府向市民收取稅金到規劃如何使用公帑，再到施政方案經由民意代表辯論批審，再到施政監察和效果評核，簡簡單單的幾個方格和幾個箭嘴，已經構成了一節「十分鐘政治學」課堂內容，讓大女孩進一步認識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程序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環節都出了嚴重問題，而最大問題在於，欠缺了一個國際都市所應有的民主普選。
這時候電視重播立法會辯論片段，一位小圈子議員發言維護保守建制，另一位直選議員大聲嘲諷「有狗在吠」，小圈子議員向主席抗議「受到侮辱」，直選議員反駁「我又冇話佢係狗！我話自己屋企隻狗，唔得咩！」。大女孩咭一聲笑了，說為什麼成年人的議會殿堂有點似她們的中學課堂。我聳肩道，沒辦法，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大格局下，什麼樣的扭曲語言都會出籠，因為有人因扭曲而苦悶而憤怒而憤慨，我們不應該責怪那些出言不遜的人，應被譴責的其實是那些只懂維護扭曲格局的人；可是，大女孩你要記住，千萬別隨意侮辱家裏的狗，狗吠都是發自內心的，狗吠聲都是真誠的語言，狗才懶得為了維護建制而吠呢。
年輕人又笑了。笑完，答應跟我一起到立法會門前看別人鬧一下，跟其他人一起鬧一下，因為她跟我一樣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明白了香港政治架構的荒謬保守之後，苦悶了，憤怒了，憤慨了。
那夜由於很晚了，所以車子暢通無阻很快便開到了大會堂旁的停車場，年輕人竟然認得這地方以前有個叫做皇后碼頭的東西，也記得她的老爸曾經跟其他年輕人在這裏鬧過，更記得她老爸曾在這裏對一位女高官說過粗暴語言，她也發現那位女高官的兩道幼眉修得跟現在每天出現在立法會替高鐵方案辯護的女高官非常相似。而我忍不住對她說，她們都是很能幹很用心的人，可惜一旦在扭曲的政治格局下做了高官，便要為權力而不是市民服務，幸好那位女高官經過皇后一役很明顯學懂了很多也進步了很多，唯望這位女高官亦是如此，記不記得以前有個人叫做董建華？記不記得他常把「經一事，長一智」掛在嘴邊？我希望這位女高官記取前領導人的教訓。
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
來得太遲而且太狹
把車停好，兩父女徒步走到立法會門前，父親端相機，左拍右拍，努力為眼前喧鬧留下影像見證。大女孩沒帶照相機，只用眼睛觀看和耳朵聆聽，到處都是人，90後80後70後60後50後，好像還有一些40後呢。幾處馬路皆有人聚集演說，有人吶喊「還我福利！還我土地！還我公屋！還我香港！」；有人呼叫「這是一場新價值觀對抗舊世界觀的戰爭！」；有人要求「取消功能組別！還我普選權利！」；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朗聲嘲諷站在鐵馬面前維持治安的警察「又要威，又要戴頭盔！」；當然也有人做出了一些肢體上的過激行為，例如搖動鐵馬甚至扔擲水瓶。
這是不是太激進了？年輕人問她的父親。
激進？父親想了想。也許是吧。但你仔細看，這是多數人的行為嗎？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反全球化、反WTO的國際年輕人以至1960年代的學運世代，不管是行動抑或思想，其實香港年輕人的所謂「激進」已經來得太遲而且太狹，香港人畢竟是有自控能力的，否則也不會忍耐失去普選權利這麼久而仍沒有做出太破壞性、太癱瘓性的集體行動。香港人終究是守禮的。
而且所謂「激進」的英文是radical，在思想層面上，這不算是個壞名詞，甚至還是好的呢。父親不厭其煩地解說。激進就是radical，有位跟你同姓的政治哲學家馬克思說過（父親總愛把地球上所有「馬」字跟自己的姓拉在一起胡扯，她早已習慣不當真），radical就是back to basics，也就是「回頭探索現象的基本根源」，所以在解嚴前的台灣，radical被譯為激進，但到了解嚴後，已被普遍改譯為「基進」。香港看來還處於別人的戒嚴思想階段呢。
胡扯了半天，瞄瞄手表，已是凌晨一點多了。應是年輕人的睡眠時間了，更應是年輕人的父親的睡眠時間了。於是兩人從立法會返回大會堂停車場，取了車子，直駛回家，累得連澡都懶得洗便倒下睡去。
在夢中，不知道年輕人會否高聲吶喊公義合宜人性平等之類「基進」口號，但她的老爸知道，經這一夜的抗爭觀察，終有一日，她會的，把「基進」觀念放在心中，如同播下種子，總有一日會開花會結果。
所以她老爸這夜睡得穩甜；經此一夜，如同其他年輕人，她已經不太一樣，也如同香港在變，政治架構再不變，如斯抗爭之夜必會來完再來，停不了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1/18/2010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真「融合」 假文憑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8日【明報專訊】「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與香港一樣，我們學校每學期只有三個多月，比一般內地的短，好不容易才了解不同班別的脾性、牢記部分同學的姓名發音、取得較願意聽課的同學的信任，但考試季節臨近，畢業班也快到各奔前程的時候了。
「香港優質教育」的輸出與接收
臨別依依，這陣子同學問得最多的，並不是保持聯絡的QQ號碼，而是「考試會考什麼題目的呢？」上星期站在教師桌前，這班與我較為親近的同學也沒有例外地問我考試的問題和答案，當時我還未得悉其他老師的對策，便斬釘截鐵道，「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考試問題不能告訴你就是不能告訴你，你們再問也是沒用的！」「其他老師都給我們題目呀，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怔後說：「其他老師告訴你們是其他老師不對，我不會說的就是不會說。」擾攘一陣子後，同學們似乎明白再逼也套不了風聲，有女同學便以極溫柔的語氣問：「那你可以給我們複習的範圍唷？」複習範圍？要溫習的範圍不就是所有的筆記和上課內容嗎？
下課後那位年資較長的同事告訴我們，在考試前兩星期將所有題目和答案告訴同學已成為這所院校的文化，「無辦法，呢度學生程度咁低，但我學校又要跟香港一樣將水準訂到咁鬼高，學生根本應付唔。就算你之前畀埋題目佢睇學生都未必識答啦，所以咪變成而家咁，老師要連答案都講埋出囉。咁有老師唔想放水放得咁赤裸裸，咪畀個大小小『範圍』畀學生背囉。」
想不到那位首年執教鞭的香港同事的反應最激烈：「咁離唔離譜呀？咁係唔ethical喎，香港邊唔理咩？」沒辦法，香港的大專院校是由院校本身進行自我 評核（self accreditation）的，與內地合辦的課程亦不例外，在自負盈虧、教育產業化的大方向下，不少院校都犧牲了教育質素，校內評核時也就半眼開、半眼閉，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香港優質教育」的旗號提供不太符合香港水平的服務。後來有位任職內地大學數年的香港朋友也告訴我，作弊、抄襲、泄露考試題目答案、考試卷水平低和胡亂評分等問題其實並非我校獨有，無論所處的是否重點大學，全國各省各地各等級的大專院校都有相似問題，學生和老師亦似乎建立了這種讓雙方「好辦」的默契。香港院校在內地開設院校，也難以不受這種風氣影響。可惜這些醜陋面，都不是香港那些鼓吹輸出高等教育的官員在一兩次的官式訪問中所能察覺到的。
其實，與其說期末考試是對學生的考核，倒不如說是對老師和學校表現的評審。國家、省和地區的教育部已意識到大專院校抄襲作弊問題嚴重，開始對「師資力量」、課程質素和及格率進行監察（當然，陰謀論者會看成是黨和政府對學校的監控），例如硬性地將教師的履歷上載互聯網、審查課程內容教材、為院校擬定目標及格率等。由於我校在去年平均每科都有一半同學不合格，教育部認為原因是學校的教育質素出現問題才導致同學應付不了考試，便為我們訂下九成及格率的「目標」，若未能達標的學校便有可能被吊銷牌照云云。
「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副校長——其實是黨在校董會的代表——在某次全體教師會議上解釋這項政策時，抑揚頓挫地訓示：「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領導人講話都得從大局開始，「為了國家建設，黨和政府已決議下令對全國所有院校進行審查，也就是說，若我們未能達到國家為我們學校訂定的目標，我們的學校也難以有顏面繼續運作……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目標可能難以達到，但我相信這是國家對我們的期望。為了我們學校的前途，請你們將你的前途與學校連在一起！」她說句謝謝各位，我們熱烈鼓掌。
我不知教育部的原意，但「九成及格率」卻是緊箍咒。老師們面面相覷，及格率低於九成學校便會倒閉老師便會失業，說得再坦白沒有。學校為了續牌，便責難未能達標的老師。拒絕泄露試題的，所執教的科目自然及格率較低，這些老師對教學的堅持本應被賞識，但校方卻表示及格率低並非源於同學懶散力有不逮，而是老師的教學出現問題，「那麼，為什麼其他老師都能達到九成合格，只有你不可以？」原來學校和教育部也不太在乎教育質素了，老師為保飯碗，有誰不向學生透露試題答案？
每月拿工資時我已心中有愧，但無奈地，我這門科目是與一名外籍老師合教的，我不想、亦無法破壞他那退休般的安穩生活，也不想我的學生吃虧，只好在這星期的課將考試的問題和答案投影在白色屏幕上。同學們就像手上拿雪糕的小孩般不再撒嬌，也不在意我的轉變。這兩小時是整個學期中最安靜的，不必管理課堂秩序也不用講課。我靠近窗台，隔玻璃望向遠方新校園的建築地盤，機器無聲在動，看起來有點不真實，地面那無人理會的花叢則有十數位老婆婆在修剪雜草，繼續努力地進行這種沒完沒了的工作。目光返回課室後，同學們仍像老婆婆般無聲筆耕，將投射在屏幕上的答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紙上——肯抄也好，比這更令人沮喪的是，有的仍在望手機，連抄答案也嫌費勁。
抄襲作弊：中國標準？
「這樣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實在接受不了自己參與輸出「假文憑」。
「我也覺得沒什麼意義呀！」「讀這門課本身也沒有什麼意思！」「老師不用怕，其他老師也是這樣做呀。」「你不給我們提供答案的話我們怎樣考試？」同學們繼續抄。作弊和放水的先例一開，教學便可以說是完蛋了。我不知道校內還有多少人認同抄襲是外國學術界的死罪，但或者他們才對，中國的國情不同嘛，大教授都在抄，學生在考試時參考一下其他同學的也問題不大，我們中國的學術界就是容許抄襲作弊的呀，為何中國的教育要接受外國的標準？不抄襲的話豈不是讓自己吃虧？
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文／戴明德 編輯／黃靜]
香港老師@內地大專絕望手記
文章日期：2010年1月18日【明報專訊】「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與香港一樣，我們學校每學期只有三個多月，比一般內地的短，好不容易才了解不同班別的脾性、牢記部分同學的姓名發音、取得較願意聽課的同學的信任，但考試季節臨近，畢業班也快到各奔前程的時候了。
「香港優質教育」的輸出與接收
臨別依依，這陣子同學問得最多的，並不是保持聯絡的QQ號碼，而是「考試會考什麼題目的呢？」上星期站在教師桌前，這班與我較為親近的同學也沒有例外地問我考試的問題和答案，當時我還未得悉其他老師的對策，便斬釘截鐵道，「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的！考試問題不能告訴你就是不能告訴你，你們再問也是沒用的！」「其他老師都給我們題目呀，為什麼你不給？」我一怔後說：「其他老師告訴你們是其他老師不對，我不會說的就是不會說。」擾攘一陣子後，同學們似乎明白再逼也套不了風聲，有女同學便以極溫柔的語氣問：「那你可以給我們複習的範圍唷？」複習範圍？要溫習的範圍不就是所有的筆記和上課內容嗎？
下課後那位年資較長的同事告訴我們，在考試前兩星期將所有題目和答案告訴同學已成為這所院校的文化，「無辦法，呢度學生程度咁低，但我學校又要跟香港一樣將水準訂到咁鬼高，學生根本應付唔。就算你之前畀埋題目佢睇學生都未必識答啦，所以咪變成而家咁，老師要連答案都講埋出囉。咁有老師唔想放水放得咁赤裸裸，咪畀個大小小『範圍』畀學生背囉。」
想不到那位首年執教鞭的香港同事的反應最激烈：「咁離唔離譜呀？咁係唔ethical喎，香港邊唔理咩？」沒辦法，香港的大專院校是由院校本身進行自我 評核（self accreditation）的，與內地合辦的課程亦不例外，在自負盈虧、教育產業化的大方向下，不少院校都犧牲了教育質素，校內評核時也就半眼開、半眼閉，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打「香港優質教育」的旗號提供不太符合香港水平的服務。後來有位任職內地大學數年的香港朋友也告訴我，作弊、抄襲、泄露考試題目答案、考試卷水平低和胡亂評分等問題其實並非我校獨有，無論所處的是否重點大學，全國各省各地各等級的大專院校都有相似問題，學生和老師亦似乎建立了這種讓雙方「好辦」的默契。香港院校在內地開設院校，也難以不受這種風氣影響。可惜這些醜陋面，都不是香港那些鼓吹輸出高等教育的官員在一兩次的官式訪問中所能察覺到的。
其實，與其說期末考試是對學生的考核，倒不如說是對老師和學校表現的評審。國家、省和地區的教育部已意識到大專院校抄襲作弊問題嚴重，開始對「師資力量」、課程質素和及格率進行監察（當然，陰謀論者會看成是黨和政府對學校的監控），例如硬性地將教師的履歷上載互聯網、審查課程內容教材、為院校擬定目標及格率等。由於我校在去年平均每科都有一半同學不合格，教育部認為原因是學校的教育質素出現問題才導致同學應付不了考試，便為我們訂下九成及格率的「目標」，若未能達標的學校便有可能被吊銷牌照云云。
「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
副校長——其實是黨在校董會的代表——在某次全體教師會議上解釋這項政策時，抑揚頓挫地訓示：「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領導人講話都得從大局開始，「為了國家建設，黨和政府已決議下令對全國所有院校進行審查，也就是說，若我們未能達到國家為我們學校訂定的目標，我們的學校也難以有顏面繼續運作……我們也不是不知道目標可能難以達到，但我相信這是國家對我們的期望。為了我們學校的前途，請你們將你的前途與學校連在一起！」她說句謝謝各位，我們熱烈鼓掌。
我不知教育部的原意，但「九成及格率」卻是緊箍咒。老師們面面相覷，及格率低於九成學校便會倒閉老師便會失業，說得再坦白沒有。學校為了續牌，便責難未能達標的老師。拒絕泄露試題的，所執教的科目自然及格率較低，這些老師對教學的堅持本應被賞識，但校方卻表示及格率低並非源於同學懶散力有不逮，而是老師的教學出現問題，「那麼，為什麼其他老師都能達到九成合格，只有你不可以？」原來學校和教育部也不太在乎教育質素了，老師為保飯碗，有誰不向學生透露試題答案？
每月拿工資時我已心中有愧，但無奈地，我這門科目是與一名外籍老師合教的，我不想、亦無法破壞他那退休般的安穩生活，也不想我的學生吃虧，只好在這星期的課將考試的問題和答案投影在白色屏幕上。同學們就像手上拿雪糕的小孩般不再撒嬌，也不在意我的轉變。這兩小時是整個學期中最安靜的，不必管理課堂秩序也不用講課。我靠近窗台，隔玻璃望向遠方新校園的建築地盤，機器無聲在動，看起來有點不真實，地面那無人理會的花叢則有十數位老婆婆在修剪雜草，繼續努力地進行這種沒完沒了的工作。目光返回課室後，同學們仍像老婆婆般無聲筆耕，將投射在屏幕上的答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紙上——肯抄也好，比這更令人沮喪的是，有的仍在望手機，連抄答案也嫌費勁。
抄襲作弊：中國標準？
「這樣讀書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實在接受不了自己參與輸出「假文憑」。
「我也覺得沒什麼意義呀！」「讀這門課本身也沒有什麼意思！」「老師不用怕，其他老師也是這樣做呀。」「你不給我們提供答案的話我們怎樣考試？」同學們繼續抄。作弊和放水的先例一開，教學便可以說是完蛋了。我不知道校內還有多少人認同抄襲是外國學術界的死罪，但或者他們才對，中國的國情不同嘛，大教授都在抄，學生在考試時參考一下其他同學的也問題不大，我們中國的學術界就是容許抄襲作弊的呀，為何中國的教育要接受外國的標準？不抄襲的話豈不是讓自己吃虧？
望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答案，我決定辭職回港了。
[文／戴明德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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