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月，換得肥仔這樣一篇字《我們》，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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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009
特別。特別。
K,
今兒上午，我們仨最后一次去了澄江四中，取回了他在縣城中學讀書一個學期的報告單。
“你是一個聰明、帥氣的小伙，氣質好，交際能力和適應能力強，特別受女孩子的青睞，文科方面特別好，理科上再加點油就更佳了。”這是馬老師的寄語。
成績平平，比起海南還是要有起色；再看，曠課、遲到、缺操，都是兩位數字呢。
問他，人家回：不混惘少年。暈死。
“崽子，你的人生一頁，就要翻過去了。”
“特別受女孩子的青睞”，崽崽，這下這話給馬老師寫實啦@@@
去了他的179班，在坐了一個學期的書桌前流連。
“敢不敢上講臺站站？”
“嗯，我怕它塌。”
“這個學校，幾乎沒人不認識我了。”
“你是夠牛！考試前最后一夜，還跟著人去‘踢’宿舍。是不是要走了，有點郁悶呢。”
那晚，請了校長和一眾老師謝師吃羊肉。1.82的肥仔，隨了爸媽給老師敬酒，站著也堂堂呢。
爹地說：孩子書也讀了，錯也犯了，給各位添麻煩了。
媽咪：在這鄉間，孩子長大了。等成了真漢子，回來看老師。
李金銓：“內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內行”
李金銓
記者木人巷掌舵人
【明報專訊】如今做記者大不易。「資訊匯流」潮流下，傳統媒體要轉型，「像《美國之音》記者到西藏採訪，身上要背錄像機、錄音機、照相機，還感嘆當年學新聞學時只專注文字新聞，缺乏視像、音影的訓練，就是《明報》也發展了錄像新聞呢」。資深新聞學者李金銓教授說。
香港城市大學由原來的英文與傳播學系改辦成「媒體與傳播學系」。費了一番腦筋，署理系主任李金銓教授與副主任何舟構思了一套新課程，回應大勢，強調訓練出「多面手」的記者：學生要在4組課程、包括新聞學、廣播電視、廣告及新媒體課程，各選兩門，內通各類媒體的技巧；外要選修創意媒體學院和市場營銷的課程，對外也要打通社會科學與市場社會。明年9月開課，第一年先收27名學生，可至今已有7000多名預科學生報讀。
學院招生廣告推出，早前受到記者張翠容留意，作為例子，在〈世紀版〉撰文提出大學教育低落的質疑。李教授的解說試圖說明校方投入1000萬巨款於科技投資的取向：「新聞教育該怎麼？這時代凡事依靠互聯網，學生應該懂多媒體，才有適應力。我們這是喜愛文字的一代，可下一代還喜歡嗎？那就不一定。我的一些朋友都碰到轉業的挑戰。不過教育回到原點，知識很重要。媒體要做的是內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內行，記者的知識結構需要通觀、通識。」而批判性學術思維的培育，李教授並沒忽略掉。
李金銓早在1978年便從美國來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不少學生在新聞行業以至社會各界獨當一面，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 、前《南華早報》專欄作者黃麗君，「最近一位哈佛學者應邀來香港大學演講，他是學公共衛生的健康傳播的印度學者，叫Viswanaph，就說香港有位老師令他常常想起」，李教授以兩門作業示範如何開拓學生眼界，以至令學生畢生難忘：「我在美國開的國際關係學，在香港也有開，其中一份功課要學生找出同一個爭議性事件，比方美國出兵伊拉克，在右派的National Review、左派的Nation以至極左的Z Magaine，各有怎樣不同表述；另外一份功課，要求學生就同一事件，分析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報道如何不同。學生的知識便自會打通，這是借國際關係分析新聞價值、歷史以至意識形態也包括在內」。
在城市大學，李教授更在4年前推出「大陸青年新聞傳播學者到訪」計劃，每年邀請內地高校的傳媒學人在香港交流一個月，成立「多聞雅集」，設定研究題目，留港期間大家互相討論切磋，至今已有34位來訪。今年首批到訪學人亦將在2月9日抵港。在學術與資訊更為開放的香港受到衝擊，「有位高校副院長後來甚至說，『我回去後半年不敢寫文章』，我覺得這是好事啊，當然不能一直不寫」。李教授笑說影響的慢慢沉澱；而學術影響力，也何嘗不是？
[文 鄭依依]
記者木人巷掌舵人
【明報專訊】如今做記者大不易。「資訊匯流」潮流下，傳統媒體要轉型，「像《美國之音》記者到西藏採訪，身上要背錄像機、錄音機、照相機，還感嘆當年學新聞學時只專注文字新聞，缺乏視像、音影的訓練，就是《明報》也發展了錄像新聞呢」。資深新聞學者李金銓教授說。
香港城市大學由原來的英文與傳播學系改辦成「媒體與傳播學系」。費了一番腦筋，署理系主任李金銓教授與副主任何舟構思了一套新課程，回應大勢，強調訓練出「多面手」的記者：學生要在4組課程、包括新聞學、廣播電視、廣告及新媒體課程，各選兩門，內通各類媒體的技巧；外要選修創意媒體學院和市場營銷的課程，對外也要打通社會科學與市場社會。明年9月開課，第一年先收27名學生，可至今已有7000多名預科學生報讀。
學院招生廣告推出，早前受到記者張翠容留意，作為例子，在〈世紀版〉撰文提出大學教育低落的質疑。李教授的解說試圖說明校方投入1000萬巨款於科技投資的取向：「新聞教育該怎麼？這時代凡事依靠互聯網，學生應該懂多媒體，才有適應力。我們這是喜愛文字的一代，可下一代還喜歡嗎？那就不一定。我的一些朋友都碰到轉業的挑戰。不過教育回到原點，知識很重要。媒體要做的是內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內行，記者的知識結構需要通觀、通識。」而批判性學術思維的培育，李教授並沒忽略掉。
李金銓早在1978年便從美國來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學，不少學生在新聞行業以至社會各界獨當一面，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 、前《南華早報》專欄作者黃麗君，「最近一位哈佛學者應邀來香港大學演講，他是學公共衛生的健康傳播的印度學者，叫Viswanaph，就說香港有位老師令他常常想起」，李教授以兩門作業示範如何開拓學生眼界，以至令學生畢生難忘：「我在美國開的國際關係學，在香港也有開，其中一份功課要學生找出同一個爭議性事件，比方美國出兵伊拉克，在右派的National Review、左派的Nation以至極左的Z Magaine，各有怎樣不同表述；另外一份功課，要求學生就同一事件，分析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報道如何不同。學生的知識便自會打通，這是借國際關係分析新聞價值、歷史以至意識形態也包括在內」。
在城市大學，李教授更在4年前推出「大陸青年新聞傳播學者到訪」計劃，每年邀請內地高校的傳媒學人在香港交流一個月，成立「多聞雅集」，設定研究題目，留港期間大家互相討論切磋，至今已有34位來訪。今年首批到訪學人亦將在2月9日抵港。在學術與資訊更為開放的香港受到衝擊，「有位高校副院長後來甚至說，『我回去後半年不敢寫文章』，我覺得這是好事啊，當然不能一直不寫」。李教授笑說影響的慢慢沉澱；而學術影響力，也何嘗不是？
[文 鄭依依]
張大春開講@香港：教育就是說故事
張大春開講@香港：教育就是說故事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作家張大春，去年於嶺南大學教課三月，往返機場與屯門公路間；今天再度來港，「教授」香港中學教師引導學生創作之法；亦早在香港報章撰寫專欄，道來教導兒女識字而又同時受教的軼趣。此訪談集中述說張大春在港的教學心得：於此文學（尤其古典文學）頹微之城，大頭春續當頑固的頑童，孜孜於解拆文字至一絲一縷，然後，於人前，將部件轉瞬併合成大世界。
「我們又多了一個同行。」張大春給同學的鼓勵，像施魔法一樣，喚醒了課堂上沉靜的學生；在他們靦腆的笑意與提問之下，一股創作熱情正在湧動。
今年秋天，台灣作家張大春應嶺南大學中文系之邀，成為「駐校作家」，每個周末從台灣過來授課並主持導修班。「老師，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上你的課？」課程還沒結束，同學已在不捨地倒數。三個月下來，同學們提問的深度與自省，透露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所得與轉變。
是張大春的教學發揮了作用。
張大春，被譽為台灣中生代代表作家，是少數能把古典與當代寫作、理論與創作、文學與傳播媒體結合得好的創作人，也是中國小說界最富有活力的作家之一。事實上，他的創作除了紙本上可以命名的以外，無處不在，在課堂上、在聚會上，只要有他在，就會有故事，也會有各種各樣等待他解開疑團的問題；很多時，他更像一位老師、一部「活辭典」，隨時隨地都在解答問題，都在傳播知識。
以「頑」問學
因為，在寫作這件事情上，張大春確實很頑。他一直像頑童般創作，更頑固地做學問（如果嚴謹還不足以形容他一個字、一個字地研讀的態度）。他在嶺南大學的公開講座上，就「古典詩如何汲用並匿藏了敘事」發出了長達十六頁的講稿，且不過是他想要探討的其中一小部分。劉紹銘教授說，他彷彿是在做論文，叫在座的無不開了眼界；而張大春在講壇上更坦言，香港的學生重新激起了他的教學熱情。
自九七年以後，張大春已沒有在大學授課。他清楚記得九三到九七年間，就是他在台灣一間大學授課的最後五年，經驗非常痛苦。他發現當時中文系的同學對寫作一點熱情都沒有，雖然學校明確地重視古典教養，只是很多年來，台灣的古典教養一直在往下走，當中包含政治因素，也因學生要學的太多以至不能照顧。面對這樣的事實，他覺得壓力 很大，很辛苦，因為這樣下去難以加強現代創作的領域，於是他就乾脆不教了。
「我覺得教學是很主觀而且具有互動性的，是學生跟老師在課堂上雙方都很主觀地發生一種情感，有點像談戀愛，你就是會跟某些人通電，跟某些人不通電……這一年的秋天，在過去這三個月裏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是很美好的經驗，因為有熱情創作而且具反省力的學生，比例很高，很愉快，可是也許可遇而不可求。」
選王大智作教材
在嶺南大學的授課，張大春特別重視經營小說的過程。他假設同學有寫作的經驗和興趣，先從小說的現代性出發，給學位課程的同學發出四篇寫作作業：童話改編、愛情小說或跟愛情有關的短篇、武俠小說以及推理小說，讓他們熟悉已經讀過或者寫過的這些小說類型的基礎和傳統，然後他根據他們模仿或改寫的練習，逐步介紹中西方小說史上的經典作品跟理論知識。
至於碩士班，他則以小說寫作技術作為主題，內容廣及剪接、結構、佈局、場面調度等，介紹作品的範圍也廣，中國古代筆記及西方經典文學等都包含在內。雖然是在香港授課，張大春沒有特別選香港作家的作品講授，他笑言不想在嶺大的教授面前「班門弄斧」，也沒有用名家的作品。他選了台灣一位年紀跟他差不多、新冒起的作家王大智的兩篇作品，作為兩堂課介紹的內容。他覺得王大智彷彿這群學生的小前輩一樣正在摸索，也寫得比較熟練，文筆乾淨，文字風格突出，情緒強烈，都是很容易被辨認的元素，很適合用來當教材。當然，他也用自己寫的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做教材，例如在《明報》世紀版發表的〈爹爹背〉和〈天葬師〉等，基本上是透過比較多元的方法和材料，以適合這種教學為目的，而不是跟名家的腳步走。
新加坡教育部年前也邀請了張大春，以語文教育為核心，給中學生和中學老師做示範教學，內容也包含散文和小說寫作，一連兩次，每次三至四天，以講座形式進行。其實早於十六年前，張大春已曾應邀到新加坡做過這樣的示範教學；十六年後，教育部再發出邀請，他的側重點也有了差別。這次，第一講的重點是小說的介紹，透過現代小說跟古典小說的接合講解；第二講是把要教授的語文知識，編成故事，分別授予學生跟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可以互相配合。
創作之時念及傳播
除了外邀教學，張大春自己也在進行一個計劃，他稱為「自己的課本」，希望一課一課的把內容寫出來。他強調的原則是：每一課的課文不少於八千字，是長篇散文，在這八千字裏面，必須容納以文史為核心、以科普知識為輔助，旁及各種人文或社會學科的知識，以個別知識作為串連各個學科的教材示範，是一部不同領域知識的故事。張大春明言他的基本理念：「教育就是說故事」。
即使他一直透過不同領域，從事文學創作的推動和教育工作，卻自言絕非文學推手：「我沒有這個地位，也沒有這個意願。我在做這些（教學）工作時，腦子裏面第一個出現的是我的孩子，一個十歲，一個七歲；第二個出現的，是曾經接觸過的一些年輕的、對文學創作有興趣但是很徬惶的人，現在我腦子裏面的這種對象更多，嶺南這兩個班的學生，在我腦子裏有他們的臉，我幾乎都能喊出他們的名字來。」
他深信透過不斷創造、製造出方便大眾閱讀，而且有效讓他們對文學產生興趣的材料，就能發揮作用。這些材料不一定是小說，也包含他的專欄文字、教材、在網上發表的古詩，甚至是部落格裏面嬉笑怒罵的文章，「有人到我部落格來，問一個字，一個詞，我很快就給他答覆，而且還給他超過他預期的答覆，他來說一聲感謝，我都能看出來我做到什麼東西，也許只為他一個人服務。可是我知道每一篇我的回覆或文章，點擊率都在一千到兩千，於是這篇以三百至五百字，討論一、兩個字的文章，就可能會發揮效果，這樣就夠了」。
張大春指，文學及語文教養，將會是他未來長時間重點努力做的一件事。「小說創作也不得不在這個戰略目標之下繼續維持，小說不是獨立的，而是我關注文學教養不得不採取的戰術。如果我不關心或照顧可能成為我讀者的人，我就永遠失去他們。」
他以自身的創作，傳遞他對文學及語文的關注；於是，讀者也得以繼續聽張大春說故事。
[文．潘詩韻]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作家張大春，去年於嶺南大學教課三月，往返機場與屯門公路間；今天再度來港，「教授」香港中學教師引導學生創作之法；亦早在香港報章撰寫專欄，道來教導兒女識字而又同時受教的軼趣。此訪談集中述說張大春在港的教學心得：於此文學（尤其古典文學）頹微之城，大頭春續當頑固的頑童，孜孜於解拆文字至一絲一縷，然後，於人前，將部件轉瞬併合成大世界。
「我們又多了一個同行。」張大春給同學的鼓勵，像施魔法一樣，喚醒了課堂上沉靜的學生；在他們靦腆的笑意與提問之下，一股創作熱情正在湧動。
今年秋天，台灣作家張大春應嶺南大學中文系之邀，成為「駐校作家」，每個周末從台灣過來授課並主持導修班。「老師，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上你的課？」課程還沒結束，同學已在不捨地倒數。三個月下來，同學們提問的深度與自省，透露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所得與轉變。
是張大春的教學發揮了作用。
張大春，被譽為台灣中生代代表作家，是少數能把古典與當代寫作、理論與創作、文學與傳播媒體結合得好的創作人，也是中國小說界最富有活力的作家之一。事實上，他的創作除了紙本上可以命名的以外，無處不在，在課堂上、在聚會上，只要有他在，就會有故事，也會有各種各樣等待他解開疑團的問題；很多時，他更像一位老師、一部「活辭典」，隨時隨地都在解答問題，都在傳播知識。
以「頑」問學
因為，在寫作這件事情上，張大春確實很頑。他一直像頑童般創作，更頑固地做學問（如果嚴謹還不足以形容他一個字、一個字地研讀的態度）。他在嶺南大學的公開講座上，就「古典詩如何汲用並匿藏了敘事」發出了長達十六頁的講稿，且不過是他想要探討的其中一小部分。劉紹銘教授說，他彷彿是在做論文，叫在座的無不開了眼界；而張大春在講壇上更坦言，香港的學生重新激起了他的教學熱情。
自九七年以後，張大春已沒有在大學授課。他清楚記得九三到九七年間，就是他在台灣一間大學授課的最後五年，經驗非常痛苦。他發現當時中文系的同學對寫作一點熱情都沒有，雖然學校明確地重視古典教養，只是很多年來，台灣的古典教養一直在往下走，當中包含政治因素，也因學生要學的太多以至不能照顧。面對這樣的事實，他覺得壓力 很大，很辛苦，因為這樣下去難以加強現代創作的領域，於是他就乾脆不教了。
「我覺得教學是很主觀而且具有互動性的，是學生跟老師在課堂上雙方都很主觀地發生一種情感，有點像談戀愛，你就是會跟某些人通電，跟某些人不通電……這一年的秋天，在過去這三個月裏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是很美好的經驗，因為有熱情創作而且具反省力的學生，比例很高，很愉快，可是也許可遇而不可求。」
選王大智作教材
在嶺南大學的授課，張大春特別重視經營小說的過程。他假設同學有寫作的經驗和興趣，先從小說的現代性出發，給學位課程的同學發出四篇寫作作業：童話改編、愛情小說或跟愛情有關的短篇、武俠小說以及推理小說，讓他們熟悉已經讀過或者寫過的這些小說類型的基礎和傳統，然後他根據他們模仿或改寫的練習，逐步介紹中西方小說史上的經典作品跟理論知識。
至於碩士班，他則以小說寫作技術作為主題，內容廣及剪接、結構、佈局、場面調度等，介紹作品的範圍也廣，中國古代筆記及西方經典文學等都包含在內。雖然是在香港授課，張大春沒有特別選香港作家的作品講授，他笑言不想在嶺大的教授面前「班門弄斧」，也沒有用名家的作品。他選了台灣一位年紀跟他差不多、新冒起的作家王大智的兩篇作品，作為兩堂課介紹的內容。他覺得王大智彷彿這群學生的小前輩一樣正在摸索，也寫得比較熟練，文筆乾淨，文字風格突出，情緒強烈，都是很容易被辨認的元素，很適合用來當教材。當然，他也用自己寫的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做教材，例如在《明報》世紀版發表的〈爹爹背〉和〈天葬師〉等，基本上是透過比較多元的方法和材料，以適合這種教學為目的，而不是跟名家的腳步走。
新加坡教育部年前也邀請了張大春，以語文教育為核心，給中學生和中學老師做示範教學，內容也包含散文和小說寫作，一連兩次，每次三至四天，以講座形式進行。其實早於十六年前，張大春已曾應邀到新加坡做過這樣的示範教學；十六年後，教育部再發出邀請，他的側重點也有了差別。這次，第一講的重點是小說的介紹，透過現代小說跟古典小說的接合講解；第二講是把要教授的語文知識，編成故事，分別授予學生跟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可以互相配合。
創作之時念及傳播
除了外邀教學，張大春自己也在進行一個計劃，他稱為「自己的課本」，希望一課一課的把內容寫出來。他強調的原則是：每一課的課文不少於八千字，是長篇散文，在這八千字裏面，必須容納以文史為核心、以科普知識為輔助，旁及各種人文或社會學科的知識，以個別知識作為串連各個學科的教材示範，是一部不同領域知識的故事。張大春明言他的基本理念：「教育就是說故事」。
即使他一直透過不同領域，從事文學創作的推動和教育工作，卻自言絕非文學推手：「我沒有這個地位，也沒有這個意願。我在做這些（教學）工作時，腦子裏面第一個出現的是我的孩子，一個十歲，一個七歲；第二個出現的，是曾經接觸過的一些年輕的、對文學創作有興趣但是很徬惶的人，現在我腦子裏面的這種對象更多，嶺南這兩個班的學生，在我腦子裏有他們的臉，我幾乎都能喊出他們的名字來。」
他深信透過不斷創造、製造出方便大眾閱讀，而且有效讓他們對文學產生興趣的材料，就能發揮作用。這些材料不一定是小說，也包含他的專欄文字、教材、在網上發表的古詩，甚至是部落格裏面嬉笑怒罵的文章，「有人到我部落格來，問一個字，一個詞，我很快就給他答覆，而且還給他超過他預期的答覆，他來說一聲感謝，我都能看出來我做到什麼東西，也許只為他一個人服務。可是我知道每一篇我的回覆或文章，點擊率都在一千到兩千，於是這篇以三百至五百字，討論一、兩個字的文章，就可能會發揮效果，這樣就夠了」。
張大春指，文學及語文教養，將會是他未來長時間重點努力做的一件事。「小說創作也不得不在這個戰略目標之下繼續維持，小說不是獨立的，而是我關注文學教養不得不採取的戰術。如果我不關心或照顧可能成為我讀者的人，我就永遠失去他們。」
他以自身的創作，傳遞他對文學及語文的關注；於是，讀者也得以繼續聽張大春說故事。
[文．潘詩韻]
愛了你十三年
愛了你十三年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李奧，我愛了你十三年。」琦溫絲莉在金球獎雙贏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女配角，驚喜交集之下，衝口而出地說「Leo, I've loved you for thirteen years」。
台下讓她凝視的李安納度狄卡比奧，蘊藉誠摯地發出一個吻，向她吹過去。
十三年前他倆才二十一歲吧，合演《鐵達尼號》的生離死別沉船戀人，拍攝中無可能不投入。也許十二年來都沒見過面，今回提名的《浮生路》，兩人再度碰在一起，那種戲假情真又掠過她心間，不禁在全世界面前把心底話吐露出來。其中有傾慕，也有合作之愛。琦溫絲莉最可愛便是這真性真情的大膽一刻。
男人不同，假如拿雙獎的是李安納度，他再驚喜也不會說那句話。不過他接收得恰到好處，完全明白。那是很溫馨的一幕。
《鐵達尼號》讓琦溫絲莉一舉成名，電影固然拍得很好，但要是男主角不是李安納度這少年萬人迷，戲的效果不會那麼好。
十三年過去了，肥溫瘦了，亦成家立室了；李安納度則繼續過他女友多多的不羈生活。他也長大了，變成國字口臉了。他十幾歲便很高，如今沒那麼瘦，胖了一點兒。
在演戲生涯中，李安納度一直工作認真，大片拍個不斷。他對拍拖和工作的態度很不相同，我猜他癡戀的不是任何一個女子，而是演戲。
周前跟吳宇森談起荷李活小生，他很喜歡李安納度，說他的演技其實已經很足夠了。李安納度曾拜訪吳宇森，說想改變自己。他最大的麻煩不是外形和演技，而是他太皮光肉滑，聲音亦太嫩，觀眾老不把他當作大人。
哥連法路比他年輕，但看上去卻比他老多了。李奧的先天條件太好，反而變了他的障礙。今年他的《浮生路》亦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獎，但看來多半落空，青年俊美的男星從來要等到老，荷李活才會給他一個獎的。長得醜的做影帝容易得多。
不過，琦溫絲莉的一句﹕「李奧，我愛了你十三年。」的貼心知心話，已勝過一座金像獎了，哪兒有男星得過這種美人恩啊？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7日
【明報專訊】「李奧，我愛了你十三年。」琦溫絲莉在金球獎雙贏最佳女主角及最佳女配角，驚喜交集之下，衝口而出地說「Leo, I've loved you for thirteen years」。
台下讓她凝視的李安納度狄卡比奧，蘊藉誠摯地發出一個吻，向她吹過去。
十三年前他倆才二十一歲吧，合演《鐵達尼號》的生離死別沉船戀人，拍攝中無可能不投入。也許十二年來都沒見過面，今回提名的《浮生路》，兩人再度碰在一起，那種戲假情真又掠過她心間，不禁在全世界面前把心底話吐露出來。其中有傾慕，也有合作之愛。琦溫絲莉最可愛便是這真性真情的大膽一刻。
男人不同，假如拿雙獎的是李安納度，他再驚喜也不會說那句話。不過他接收得恰到好處，完全明白。那是很溫馨的一幕。
《鐵達尼號》讓琦溫絲莉一舉成名，電影固然拍得很好，但要是男主角不是李安納度這少年萬人迷，戲的效果不會那麼好。
十三年過去了，肥溫瘦了，亦成家立室了；李安納度則繼續過他女友多多的不羈生活。他也長大了，變成國字口臉了。他十幾歲便很高，如今沒那麼瘦，胖了一點兒。
在演戲生涯中，李安納度一直工作認真，大片拍個不斷。他對拍拖和工作的態度很不相同，我猜他癡戀的不是任何一個女子，而是演戲。
周前跟吳宇森談起荷李活小生，他很喜歡李安納度，說他的演技其實已經很足夠了。李安納度曾拜訪吳宇森，說想改變自己。他最大的麻煩不是外形和演技，而是他太皮光肉滑，聲音亦太嫩，觀眾老不把他當作大人。
哥連法路比他年輕，但看上去卻比他老多了。李奧的先天條件太好，反而變了他的障礙。今年他的《浮生路》亦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獎，但看來多半落空，青年俊美的男星從來要等到老，荷李活才會給他一個獎的。長得醜的做影帝容易得多。
不過，琦溫絲莉的一句﹕「李奧，我愛了你十三年。」的貼心知心話，已勝過一座金像獎了，哪兒有男星得過這種美人恩啊？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123]
a link:聽聽歌兒：羅大佑《戀曲1990》
K,
又要啟程了，MAYBOY、小女子、肥仔。
中午，我們仨和牡丹的兄弟姐妹們，去了小姚妹妹的婚禮。鄉村的婚禮，院子里，陽光下，鄉里鄉親滿滿當當三十來桌，矮凳小桌，辣辣的土酒，九道鄉村燉菜，七個肉菜，那大肘子紅彤彤的，好紅火，好實在。
“表揚小姚，嫁得好！”看了新房，敞亮明媚，廳堂里，拜祭著天地國親師，嫁得踏實呢。
午后，給“胡蘭成”和小屁顛兒洗個溫水澡：寶貝，好好看看撫仙湖，明天，你倆就要去當海南狗狗了。
胡蘭成，媽咪幫你寫本《胡蘭成的上半生》，好不？
小屁顛，咱生他一窩海南仔，好不？
恋曲1990--
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寻寻觅觅常相守是我的脚步
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
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
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
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
music
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
寻寻觅觅常相守是我的脚步
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
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
或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
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
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
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
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
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
1/16/2009
阿寬賣藥
有機愛情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相信有一天愛情是可以用科學製造出來。
製造出來的，是愛情的感覺。現在已發現了某些化學物質會令人的腦袋產生愛情的感覺。
有愛情的感覺，不等於會愛上特定的人。所以，感覺得導向性，也會是研究的方向。
最終也會被科學解決的。
愛情靈藥最初可能是針對沒有愛情和受情傷者，給他們一點藥，就有愛情的良好感覺，像吃了精神藥物，走進了錯覺之中。
導向性的愛情靈藥才是最戲劇性的，因為可以令一個原本不愛你的人戀上你。
管你是情場百戰百勝的，人生中也會有愛不到的人，有超自然力量可以讓人瘋狂愛上你，那必然是世上偉大力量之一。
若真有一天這靈藥發明出來，你當然不希望各大藥房超市均有代售，只願你是唯一，或僅有的幸運兒擁有這偉大發明。
不然的話，被人先下手為強那就淒涼。
為免發生意外，應有法律管制，醜人最好別有優先權，就算歧視也沒辦法。
如果自由使用，世界一定會大亂。
科學家應同時研發解藥，可能愛情解藥比愛情靈藥對人類更有貢獻。
自由戀愛市場會否被科學完全摧？不會的。
即使將來愛情完全在科學控制之內，也必會有人喜愛自然產生的愛情。
這種愛情像有機食物，是純天然，無化學添加的，要承受的風浪或會更大，也可能會受重創，但相信真正喜歡戀愛的人，有選擇的話，仍會揀有機愛情。
[阿寬 ahhfoon@yahoo.com]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6日
【明報專訊】相信有一天愛情是可以用科學製造出來。
製造出來的，是愛情的感覺。現在已發現了某些化學物質會令人的腦袋產生愛情的感覺。
有愛情的感覺，不等於會愛上特定的人。所以，感覺得導向性，也會是研究的方向。
最終也會被科學解決的。
愛情靈藥最初可能是針對沒有愛情和受情傷者，給他們一點藥，就有愛情的良好感覺，像吃了精神藥物，走進了錯覺之中。
導向性的愛情靈藥才是最戲劇性的，因為可以令一個原本不愛你的人戀上你。
管你是情場百戰百勝的，人生中也會有愛不到的人，有超自然力量可以讓人瘋狂愛上你，那必然是世上偉大力量之一。
若真有一天這靈藥發明出來，你當然不希望各大藥房超市均有代售，只願你是唯一，或僅有的幸運兒擁有這偉大發明。
不然的話，被人先下手為強那就淒涼。
為免發生意外，應有法律管制，醜人最好別有優先權，就算歧視也沒辦法。
如果自由使用，世界一定會大亂。
科學家應同時研發解藥，可能愛情解藥比愛情靈藥對人類更有貢獻。
自由戀愛市場會否被科學完全摧？不會的。
即使將來愛情完全在科學控制之內，也必會有人喜愛自然產生的愛情。
這種愛情像有機食物，是純天然，無化學添加的，要承受的風浪或會更大，也可能會受重創，但相信真正喜歡戀愛的人，有選擇的話，仍會揀有機愛情。
[阿寬 ahhfoon@yahoo.com]
羅恩惠：落跑
落跑
文/ 羅恩惠
2009年1月14日世紀版
【明报专讯】去年十二月初在工作了六年半的無線《星期日檔案》落跑，亞視旋即又發生「宮廷十二天」的鬧劇，世紀版編輯邀稿，約談九七前後在兩間商營電視台的工作感受，令我十分為難。裁員潮席捲全城，個人觀察和經歷怎麼說都是微觀的，更何況曾經共同奮鬥的同事們還在崗位上，說白了可能對他們造成不便，三思決定擱下。但離場後重讀前輩陸鏗和劉賓雁的回憶錄，記者的核心價值如雷貫耳。元旦日台北三千民眾為了公共電視的新聞及節目自主，冒著寒風走上街頭；想到香港電台爭取公共廣播多時，市民的反應平淡。而自己九七前後在兩個商營台的工作經歷對比強烈，故寫下來，以立此存照。
朋友們都說我是「工作狂」，拍了廿年紀錄片，總是寓工作於娛樂，即使休假，也習慣碰上有趣的人、事、物就層層問下去，有時「偶遇」會變成感人故事，長期在工作和生活分不開的思維下被辭退，並無心理準備。
拍紀錄片細節甚多，近兩年人手緊絀，能停下來的時間甚少。休息時喜歡看書，離職前正在看胡適《四十自述》、文存、演說和雜文。在風聲鶴唳，公司事先張揚要大裁員的周末，正在廢寢忘食看大先生的文章，腦袋想的是他出身寒微，曲折的經歷和嚴謹的治學精神。
「我自己現在回看我這十年來作的文章，覺得我總算不曾作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 《胡適文存》第一集序
○八年十二月一日是無的大日子，同時離職的同事們很快就瀟灑地走了。我卻為幾年來堆積著的文檔發愁，不少珍貴資料和沒法拍的檔案散落數處，該如何整理？丟掉太可惜，都帶走又太重。事實上，從小就愛書如命，讀新聞時更變本加厲，學校附近的二樓書店有大量文史哲好書，買不起常常在那裏打書釘。八四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香港人心惶惶，在台灣背景的珠海書院新聞系讀書，老師多是信仰三民主義的南來學者，他們的經歷都很特殊，但對尋找「中國人身分」的自己並不滿足。學校放長假了，背著行囊就往內地的大城小鎮走，在大學旁聽、在農村蹲點，為的是了解還沒有真正開放的中國。
九七前亞視：遇上有骨頭決策者
九○至九五在亞視新聞部《時事追擊》當記者，是工作生涯最美好的時光。新聞總監無論「高佬詹」詹瑞慶或包雲龍都是尊重事實、信任同事，有骨頭的決策者。
六四事件以後，《時事追擊》每年都做民運回顧，入職後每年都參與。九三年專輯鎖定的人物是內地美學家高爾泰，他是異見分子，六四後因言入罪，坐過牢、家人受逼害。五月經水路進入香港，港英政府以人道理由收容，短暫逗留期間透過線人找到他。高爾泰能畫，我請他用畫說故事。拍攝在五月中進行，支聯會六四前為他搞個展，而高就在紀念日前獲美國收容離港。節目從策劃、拍攝至定稿，監製李玉蓮一不過問細節，二不要求定調。節目播出後，總監詹瑞慶只帶過一句： 「新華社要找我喝茶，沒關係，你們繼續做事。」九四年六月，新聞部為堅持播放西班牙電視台拍攝， 六四當夜最後離開天安門的片段， 不滿管理層干預， 六名主管集體辭職，就是當年的「六君子事件」。九五年後移民加拿大，在溫哥華新時代電視當助理新聞總監，專管公共事務部；編採之餘也兼顧行政策劃，層層面面的認知多了。
九七後無線：「大記者」的「大限制」
回流後○二年開始在無的《星期日檔案》任職首席編輯，無論攝影、導播、剪接、工程、混音及各組技術人員都是最優秀的，大家常為如何做好爭論不休；組內同事也以縝密嚴謹態度做好”每一項採訪。但時代巨輪是向前的，自從《蘋果日報》創刊後，港聞娛樂化、娛樂新聞化已變成主旋律，《星期日檔案》的人道關懷從事實出發，不譁眾取寵也不喧嘩，但商營台的取向常以收視定勝負，即使恆常擁有八九成收視也「不能」、「不敢」放開手腳做。商業考量以外，還有政治正確與否。
傳媒企業和其他企業不同，它應該有更高的社會承擔，但這幾年的體會，無線新聞部無論在「新聞自律」、「政治正確」和「管理作風一言堂」幾方面，都是工作過的機構裏最嚴重的。下面試舉三個例子說明看法：
1. ○五年初到內地拍煤礦故事，抵北京正準備前往目的地，線人「告知行蹤敗露，再等消息」。和攝影師在北京計劃短暫停留兩天後再定行止，逗留期間認識保護北京胡同最力的華新民，也剛遇上胡同民宅被強行拆卸場面，作為記者本能就先拍胡同故事了。馬上找到《城記》作者，長期研究胡同歷史的新華社記者王軍；也聯上了梁思成後人梁從誡，正採訪之際，被上司以「沒有事先申報」為理由勒令馬上回港。後來雖然提交詳細規劃書，也被禁示繼續採訪。
2. 台灣資深電視制作人陳君天，花上十二年耗盡家財，親訪七百多名經歷抗戰的官兵，完成四十集抗日戰爭歷史紀錄片。在「去中國化」最熾烈時，到處找播出平台，最後由同系的台灣TVBS 放在黃金時段播。陳君天曾任張艾嘉、鄧麗君等紅星的製作人，為了填補歷史空白鍥而不捨，本身也是活的歷史。○七年底的採訪提案，上司一句「不代表歷史全貌」告終。
3. 黑蝙蝠和黑貓中隊是冷戰時期美國維繫台海安全的武器，戰機和資源來自美國，空軍都是台灣最優秀的飛行員。國共對峙，黑蝙蝠深夜出征，從五八至七四年間，共執行任務二百二十次，二十七名隊員中十人殉職。前期調研先後八個月，尋訪到黑蝙蝠將士（包括機長、上校）、遺屬、兩岸軍史學者、有關解放軍將領及大量歷史文檔及物件。去年四月兩岸氣氛寬鬆時提交採訪計劃，也被上司以「不代表歷史全貌」作結。
翻看公司發給同事對紀錄片的指引如下： 「紀錄片是指以根據事實及提供資料的手法，表達政治、社會或歷史事件或情的節目，內容經常包含旁白及╱或戲劇重演的真實新聞影片，但不包括風光旅遊紀錄片及時事節目。」
曾在九七前的亞視及九七年後的無線工作過，給我兩種截然不同的領悟。
雖然每個平台有不同限制，但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在回歸十一年後，是什麼讓電視新聞的生態造成巨大落差呢？極端變化究竟是電視台政策還是個別人的因素使然？
「一般人談大記者、小記者，很容易從記者所代表的媒體規模來談。譬如記者所代表的媒體規模很大，經營得很成功，他就成了大記者；另一個媒體比較不重要，記者也成了小記者。」 ——陸鏗《大記者三章》
陸鏗外號「大聲」，四十年代從戰地記者始，一生以當記者為樂。坐過國共兩黨文字獄凡廿二年，兩袖清風，年前去世，以最大熱誠貫徹他的志業。我過去六年半在「大機構」工作，不曾以「大記者」自居，也沒有做過幾件大事。反觀兩岸近年愈來愈多獨立紀錄片導演以最低的生存成本、最堅強的韌力、用簡陋的器材記錄周邊而成最素樸、最生動的歷史檔案。每一段歷史被重整，每一個人物被記錄，都是一塊塊重新拼湊、和時間追逐的拼圖。工作的規模很小，但在歷史的長河裏卻是大的。
"在回歸十一年後，是什麼讓電視新聞的生態造成巨大落差呢？極端變化究竟是電視台政策還是個別人的因素使然？”
文/ 羅恩惠
2009年1月14日世紀版
【明报专讯】去年十二月初在工作了六年半的無線《星期日檔案》落跑，亞視旋即又發生「宮廷十二天」的鬧劇，世紀版編輯邀稿，約談九七前後在兩間商營電視台的工作感受，令我十分為難。裁員潮席捲全城，個人觀察和經歷怎麼說都是微觀的，更何況曾經共同奮鬥的同事們還在崗位上，說白了可能對他們造成不便，三思決定擱下。但離場後重讀前輩陸鏗和劉賓雁的回憶錄，記者的核心價值如雷貫耳。元旦日台北三千民眾為了公共電視的新聞及節目自主，冒著寒風走上街頭；想到香港電台爭取公共廣播多時，市民的反應平淡。而自己九七前後在兩個商營台的工作經歷對比強烈，故寫下來，以立此存照。
朋友們都說我是「工作狂」，拍了廿年紀錄片，總是寓工作於娛樂，即使休假，也習慣碰上有趣的人、事、物就層層問下去，有時「偶遇」會變成感人故事，長期在工作和生活分不開的思維下被辭退，並無心理準備。
拍紀錄片細節甚多，近兩年人手緊絀，能停下來的時間甚少。休息時喜歡看書，離職前正在看胡適《四十自述》、文存、演說和雜文。在風聲鶴唳，公司事先張揚要大裁員的周末，正在廢寢忘食看大先生的文章，腦袋想的是他出身寒微，曲折的經歷和嚴謹的治學精神。
「我自己現在回看我這十年來作的文章，覺得我總算不曾作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 《胡適文存》第一集序
○八年十二月一日是無的大日子，同時離職的同事們很快就瀟灑地走了。我卻為幾年來堆積著的文檔發愁，不少珍貴資料和沒法拍的檔案散落數處，該如何整理？丟掉太可惜，都帶走又太重。事實上，從小就愛書如命，讀新聞時更變本加厲，學校附近的二樓書店有大量文史哲好書，買不起常常在那裏打書釘。八四年中英草簽聯合聲明，香港人心惶惶，在台灣背景的珠海書院新聞系讀書，老師多是信仰三民主義的南來學者，他們的經歷都很特殊，但對尋找「中國人身分」的自己並不滿足。學校放長假了，背著行囊就往內地的大城小鎮走，在大學旁聽、在農村蹲點，為的是了解還沒有真正開放的中國。
九七前亞視：遇上有骨頭決策者
九○至九五在亞視新聞部《時事追擊》當記者，是工作生涯最美好的時光。新聞總監無論「高佬詹」詹瑞慶或包雲龍都是尊重事實、信任同事，有骨頭的決策者。
六四事件以後，《時事追擊》每年都做民運回顧，入職後每年都參與。九三年專輯鎖定的人物是內地美學家高爾泰，他是異見分子，六四後因言入罪，坐過牢、家人受逼害。五月經水路進入香港，港英政府以人道理由收容，短暫逗留期間透過線人找到他。高爾泰能畫，我請他用畫說故事。拍攝在五月中進行，支聯會六四前為他搞個展，而高就在紀念日前獲美國收容離港。節目從策劃、拍攝至定稿，監製李玉蓮一不過問細節，二不要求定調。節目播出後，總監詹瑞慶只帶過一句： 「新華社要找我喝茶，沒關係，你們繼續做事。」九四年六月，新聞部為堅持播放西班牙電視台拍攝， 六四當夜最後離開天安門的片段， 不滿管理層干預， 六名主管集體辭職，就是當年的「六君子事件」。九五年後移民加拿大，在溫哥華新時代電視當助理新聞總監，專管公共事務部；編採之餘也兼顧行政策劃，層層面面的認知多了。
九七後無線：「大記者」的「大限制」
回流後○二年開始在無的《星期日檔案》任職首席編輯，無論攝影、導播、剪接、工程、混音及各組技術人員都是最優秀的，大家常為如何做好爭論不休；組內同事也以縝密嚴謹態度做好”每一項採訪。但時代巨輪是向前的，自從《蘋果日報》創刊後，港聞娛樂化、娛樂新聞化已變成主旋律，《星期日檔案》的人道關懷從事實出發，不譁眾取寵也不喧嘩，但商營台的取向常以收視定勝負，即使恆常擁有八九成收視也「不能」、「不敢」放開手腳做。商業考量以外，還有政治正確與否。
傳媒企業和其他企業不同，它應該有更高的社會承擔，但這幾年的體會，無線新聞部無論在「新聞自律」、「政治正確」和「管理作風一言堂」幾方面，都是工作過的機構裏最嚴重的。下面試舉三個例子說明看法：
1. ○五年初到內地拍煤礦故事，抵北京正準備前往目的地，線人「告知行蹤敗露，再等消息」。和攝影師在北京計劃短暫停留兩天後再定行止，逗留期間認識保護北京胡同最力的華新民，也剛遇上胡同民宅被強行拆卸場面，作為記者本能就先拍胡同故事了。馬上找到《城記》作者，長期研究胡同歷史的新華社記者王軍；也聯上了梁思成後人梁從誡，正採訪之際，被上司以「沒有事先申報」為理由勒令馬上回港。後來雖然提交詳細規劃書，也被禁示繼續採訪。
2. 台灣資深電視制作人陳君天，花上十二年耗盡家財，親訪七百多名經歷抗戰的官兵，完成四十集抗日戰爭歷史紀錄片。在「去中國化」最熾烈時，到處找播出平台，最後由同系的台灣TVBS 放在黃金時段播。陳君天曾任張艾嘉、鄧麗君等紅星的製作人，為了填補歷史空白鍥而不捨，本身也是活的歷史。○七年底的採訪提案，上司一句「不代表歷史全貌」告終。
3. 黑蝙蝠和黑貓中隊是冷戰時期美國維繫台海安全的武器，戰機和資源來自美國，空軍都是台灣最優秀的飛行員。國共對峙，黑蝙蝠深夜出征，從五八至七四年間，共執行任務二百二十次，二十七名隊員中十人殉職。前期調研先後八個月，尋訪到黑蝙蝠將士（包括機長、上校）、遺屬、兩岸軍史學者、有關解放軍將領及大量歷史文檔及物件。去年四月兩岸氣氛寬鬆時提交採訪計劃，也被上司以「不代表歷史全貌」作結。
翻看公司發給同事對紀錄片的指引如下： 「紀錄片是指以根據事實及提供資料的手法，表達政治、社會或歷史事件或情的節目，內容經常包含旁白及╱或戲劇重演的真實新聞影片，但不包括風光旅遊紀錄片及時事節目。」
曾在九七前的亞視及九七年後的無線工作過，給我兩種截然不同的領悟。
雖然每個平台有不同限制，但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在回歸十一年後，是什麼讓電視新聞的生態造成巨大落差呢？極端變化究竟是電視台政策還是個別人的因素使然？
「一般人談大記者、小記者，很容易從記者所代表的媒體規模來談。譬如記者所代表的媒體規模很大，經營得很成功，他就成了大記者；另一個媒體比較不重要，記者也成了小記者。」 ——陸鏗《大記者三章》
陸鏗外號「大聲」，四十年代從戰地記者始，一生以當記者為樂。坐過國共兩黨文字獄凡廿二年，兩袖清風，年前去世，以最大熱誠貫徹他的志業。我過去六年半在「大機構」工作，不曾以「大記者」自居，也沒有做過幾件大事。反觀兩岸近年愈來愈多獨立紀錄片導演以最低的生存成本、最堅強的韌力、用簡陋的器材記錄周邊而成最素樸、最生動的歷史檔案。每一段歷史被重整，每一個人物被記錄，都是一塊塊重新拼湊、和時間追逐的拼圖。工作的規模很小，但在歷史的長河裏卻是大的。
"在回歸十一年後，是什麼讓電視新聞的生態造成巨大落差呢？極端變化究竟是電視台政策還是個別人的因素使然？”
一個溫柔跳脫教人“流連”的人
話別趙來發﹕溫柔如發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發仔走了。
知道發仔有病以至入瑪麗住院已有一段日子，但自己竟沒去探過他一次半次，說來慚愧，也更抵打。自己每次想及跑去探他的時候，都總否決這個去探老朋友的衝動。想深一層，自己其實是不想去見去看一個患病的發仔，一個飽受疾病折磨的發仔，一個不健康的發仔。因為一直以來，由二十幾年前我初次認識他的時候開始，發仔在我心目之中都是那麼健康、那麼陽光、那麼瀟灑，我始終都希望將他這個形象以至性格，長留在我自己的回憶當中。
認識發仔的那個年代，大學文化嚮往淳樸及內在優點，幾乎沒有很多人會介意自己的外表，包括我自己在內，所以發仔的出現是具有相當啟發性的，原來大學生可以如此乾淨，如此溫柔（套用當年另一老友黃碧雲對發仔的「形容詞」），但又可以如此的自然。智慧方面，當年實在理論界次文化界高手如雲，把口大聲細聲怪聲大有人在，但毫無疑問，發仔的智慧是內斂的，溫柔的，文化分析他不會下下都馬克思主義以至階級分析，高Q大棍，但他總會有他的觀點、他的角度，聲線不大，不似癲狗，只像跳脫的小貓，令人舒服。
本人不多外遊，但外遊經歷當中，最有趣最快樂的一次就是當年和發仔及大樂（中大呂大樂教授）在所有人未發現日本、未發現東京之前和他倆把臂同遊過東瀛七天。通過發仔我學會了欣賞京都、欣賞櫻花、欣賞小小一口井，小小一塊石頭，正如我說過發仔不是大口徑的階級分析一模一樣，他的分析及觀點都是微觀點，不會一筆勾銷事物的可觀性及複雜性，進入了微觀世界，才是精華所在。所以，如無意外，發仔的一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當所有人都習慣用還原主義、乜乜主義、物物主義去分析事物時，他應會堅持將「事物」「還原」至「事物」本身，品味物品，品味人生。
發仔這次去了，我遺憾的是沒有機會和他談生論死，但我十分肯定，發仔走之前，一定又已經洞察生死，理解人生，去得灑脫，去得自然，再見吧，趙來發！！
[文．邵國華]
話別趙來發﹕趙教父夠沉默未？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如果香港真的有什麼「新紀元『運動』」，趙來發應該是眾望所歸的開山祖師。
早於一九八○年代末期，他已經在不同的崗位上推廣素食、環保，以及各式各樣玄學和保健養生的思想與功法。
明白「新紀元」的人都會同意，這一回事不是一種宗教、不是一種流行風氣、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不是一種運動——雖然表面上好像都全是。說它是一個社會轉化的過程才最貼切。
而它最大的特色正是沒有教規、沒有中央組織、沒有教主或僧侶、沒有欽定的經典、沒有所謂會籍身分，甚至連半套公認的思想哲理亦欠奉。所以，其實沒有人在傳「教」，亦無權威。有的，無非是有意無意覺醒了而改變思想行為的一股大力量。人人都是未經按立的司祭和宣道家，大家的行動一天到晚無形中在證道。
刻意地不刻意行慈悲
趙來發的恩師潘嘉大師（Poonjaji）講過這個故事令阿祥最震撼：某位高人行旅途中倦極在樹林裏倚樹小睡，一覺醒來竟然發現四周圍滿了人，他們全體行禮朝拜，再三感謝大師開示，咸稱獲益匪淺。高人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做過，只是在午睡，他們卻說感應到他無言之中令人開悟，因此呼朋引伴爭相到來收料。潘嘉大師力主什麼都不要（刻意）做、什麼都不要（刻意）講，只要心靜、搭通天地線，那麼上天自然就會用意想不到的方法，如此這般完成你在世上受到安排的工作。
此所以阿發的遺世巨著正是叫做《讓沉默說法》。本地綠林大俠阿祥總算認識不少，敢稱想不出有誰對於「新紀元」思想了解透徹而同時掌握各種「新紀元」玩意技藝那麼精湛，近廿年來孜孜不倦又講又寫又編，好像無數的事做不完，甚至力不從心。
正是這種力不從心令他的身體堅決要提早收工，有朋友這樣看。阿祥倒認為阿發一方面好像未遵師命，隨遇而安；說到底反而深得其真傳：潘嘉大師有個精彩的比喻說，尾車開了，車站就該關上（是訓示弟子在他死後勿搞組織？）。做人可以做得到什麼，就輕鬆開心去做；時候一到就要毅然放下，輕鬆開心上路，繼續享受下一程的風光好了。
阿祥自己和身邊不少人受過趙來發的指導、感染，走上茹素、靜心、能量療癒之綠色大道，加入了「新紀元」的洪流。從俗世眼光而論，阿發也許未算立下轟轟烈烈的功業，然而事實上他「沉默說法」的綠化 人心影響力，恐怕是本地文化發展不容抹煞的一章。
「在茫茫冥冥的宇宙天地間，一股啟明導盲的力量，徐徐流動。是雷電劃破黑夜長空，是涼風吹過烈火地獄，是喧鬧塵世的一刻清靜。」他這樣描述自己跟靈性老師親近接觸的經驗。這也是多年來我與跟他在一個復一個綠色團體共事的經驗！
[文．周兆祥]
重要一課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上周四，從同事口中得悉，昔日上司趙來發走了。
因為發哥，我回歸前加入《明報》。那時的副刊，個個都是阿哥阿姐。除了明星記者，還有幾個年少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記者，我是其一。當時，我們什麼版面都要做，時裝、消費、文化、人物訪問、專題、娛樂，甚至碧姬去派對，都是在發發（對，那時我們喜歡這樣喚發哥）的領導下完成的。那是一段快樂時光，同事們都是性格巨星，全因發哥的魅力聚在一起，產生很有趣的化學作用。
上司有很多類型，唯獨發哥是不能歸類。他可以是精神領袖，又可以是文采飛揚的才子，更可以是心靈導師。曾經，在我找不到自己、感到沒有力氣向前走的時候，找當時已離職的發哥，藉故找他看手相，實情是找他作心理輔導。我從沒遇過一名可以跟你分享秘密的上司，將來都應該沒有了。
發哥有很多值得我輩學習的東西，像處事不慌不忙，有胸襟有抱負，但又洞悉世情的態度，很多人窮畢生之力都做不到。我難忘他跟大家打招呼時最愛舉的Ｖ字手勢。三年前，他入院做檢查，跟舊同事一起探望，找了位卻不見人。不一會，看見躺在病的發哥被護士推回來。儘管他瘦了一圈，仍神氣地向我們高舉Ｖ字。那一刻，我頓時語塞，不懂說話了。
知道發哥病重的時候，想探望但又不知應該說什麼。我眼淺，怕一見就即時崩潰。能做的就是看他的blog，為他打氣。他在blog上寫求醫過程，病中承受的痛苦，坦率得令人害怕，他反過來安慰大家不要怕。或者，發哥要讓我們知道，所有人都有離開的一天，學習怎樣豁達的面對死亡，才是人生重要一課。[Clara Chan]
人群外圍的靜少年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問我寫了這專欄多久，我忘了，大概十年吧！
緣於跟趙來發午膳，我吃午餐，他茹素，自言在家吃過早飯，只要一杯咖啡。
我不知道他當年在《明報》的職位，談過公事以後，問他可否寫專欄，他一怔，說回去想想。幾天後，編輯給我電話，開這專欄。
我感謝他，但從來沒說。跟他只有一面之緣，我自顧自吃了整份午餐，準備結帳，他隨即多要一杯咖啡，搶了埋單，那餐飯倒直接跟他道謝了。
數年前，從傳媒得悉他患癌，一直希望有奇蹟出現，可惜沒有。
曾編幾本香港短篇小說選，有本選了他的小說，因為他寫得好，他的個人簡介更寫來坦然，收筆是：「寫作這個故事，才發覺十幾年前那個只愛冷眼一旁的少年，原來還未成長，就站在我的身後，瞪眼看我。」
在他患病期間，不想打擾，如果那時寫感謝他的文章，更像認定他時日無多，我無意如此。我只是偶爾得他幫助的過路人，或者，他根本不在乎路人感謝與否。
也許，趙來發仍是那個只愛冷眼一旁的少年，站在一旁，細看人間滄桑——這篇題目是他在選集自我介紹的命題。
[關麗珊 http://www.voy.com/144163/]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發仔走了。
知道發仔有病以至入瑪麗住院已有一段日子，但自己竟沒去探過他一次半次，說來慚愧，也更抵打。自己每次想及跑去探他的時候，都總否決這個去探老朋友的衝動。想深一層，自己其實是不想去見去看一個患病的發仔，一個飽受疾病折磨的發仔，一個不健康的發仔。因為一直以來，由二十幾年前我初次認識他的時候開始，發仔在我心目之中都是那麼健康、那麼陽光、那麼瀟灑，我始終都希望將他這個形象以至性格，長留在我自己的回憶當中。
認識發仔的那個年代，大學文化嚮往淳樸及內在優點，幾乎沒有很多人會介意自己的外表，包括我自己在內，所以發仔的出現是具有相當啟發性的，原來大學生可以如此乾淨，如此溫柔（套用當年另一老友黃碧雲對發仔的「形容詞」），但又可以如此的自然。智慧方面，當年實在理論界次文化界高手如雲，把口大聲細聲怪聲大有人在，但毫無疑問，發仔的智慧是內斂的，溫柔的，文化分析他不會下下都馬克思主義以至階級分析，高Q大棍，但他總會有他的觀點、他的角度，聲線不大，不似癲狗，只像跳脫的小貓，令人舒服。
本人不多外遊，但外遊經歷當中，最有趣最快樂的一次就是當年和發仔及大樂（中大呂大樂教授）在所有人未發現日本、未發現東京之前和他倆把臂同遊過東瀛七天。通過發仔我學會了欣賞京都、欣賞櫻花、欣賞小小一口井，小小一塊石頭，正如我說過發仔不是大口徑的階級分析一模一樣，他的分析及觀點都是微觀點，不會一筆勾銷事物的可觀性及複雜性，進入了微觀世界，才是精華所在。所以，如無意外，發仔的一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當所有人都習慣用還原主義、乜乜主義、物物主義去分析事物時，他應會堅持將「事物」「還原」至「事物」本身，品味物品，品味人生。
發仔這次去了，我遺憾的是沒有機會和他談生論死，但我十分肯定，發仔走之前，一定又已經洞察生死，理解人生，去得灑脫，去得自然，再見吧，趙來發！！
[文．邵國華]
話別趙來發﹕趙教父夠沉默未？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如果香港真的有什麼「新紀元『運動』」，趙來發應該是眾望所歸的開山祖師。
早於一九八○年代末期，他已經在不同的崗位上推廣素食、環保，以及各式各樣玄學和保健養生的思想與功法。
明白「新紀元」的人都會同意，這一回事不是一種宗教、不是一種流行風氣、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不是一種運動——雖然表面上好像都全是。說它是一個社會轉化的過程才最貼切。
而它最大的特色正是沒有教規、沒有中央組織、沒有教主或僧侶、沒有欽定的經典、沒有所謂會籍身分，甚至連半套公認的思想哲理亦欠奉。所以，其實沒有人在傳「教」，亦無權威。有的，無非是有意無意覺醒了而改變思想行為的一股大力量。人人都是未經按立的司祭和宣道家，大家的行動一天到晚無形中在證道。
刻意地不刻意行慈悲
趙來發的恩師潘嘉大師（Poonjaji）講過這個故事令阿祥最震撼：某位高人行旅途中倦極在樹林裏倚樹小睡，一覺醒來竟然發現四周圍滿了人，他們全體行禮朝拜，再三感謝大師開示，咸稱獲益匪淺。高人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做過，只是在午睡，他們卻說感應到他無言之中令人開悟，因此呼朋引伴爭相到來收料。潘嘉大師力主什麼都不要（刻意）做、什麼都不要（刻意）講，只要心靜、搭通天地線，那麼上天自然就會用意想不到的方法，如此這般完成你在世上受到安排的工作。
此所以阿發的遺世巨著正是叫做《讓沉默說法》。本地綠林大俠阿祥總算認識不少，敢稱想不出有誰對於「新紀元」思想了解透徹而同時掌握各種「新紀元」玩意技藝那麼精湛，近廿年來孜孜不倦又講又寫又編，好像無數的事做不完，甚至力不從心。
正是這種力不從心令他的身體堅決要提早收工，有朋友這樣看。阿祥倒認為阿發一方面好像未遵師命，隨遇而安；說到底反而深得其真傳：潘嘉大師有個精彩的比喻說，尾車開了，車站就該關上（是訓示弟子在他死後勿搞組織？）。做人可以做得到什麼，就輕鬆開心去做；時候一到就要毅然放下，輕鬆開心上路，繼續享受下一程的風光好了。
阿祥自己和身邊不少人受過趙來發的指導、感染，走上茹素、靜心、能量療癒之綠色大道，加入了「新紀元」的洪流。從俗世眼光而論，阿發也許未算立下轟轟烈烈的功業，然而事實上他「沉默說法」的綠化 人心影響力，恐怕是本地文化發展不容抹煞的一章。
「在茫茫冥冥的宇宙天地間，一股啟明導盲的力量，徐徐流動。是雷電劃破黑夜長空，是涼風吹過烈火地獄，是喧鬧塵世的一刻清靜。」他這樣描述自己跟靈性老師親近接觸的經驗。這也是多年來我與跟他在一個復一個綠色團體共事的經驗！
[文．周兆祥]
重要一課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上周四，從同事口中得悉，昔日上司趙來發走了。
因為發哥，我回歸前加入《明報》。那時的副刊，個個都是阿哥阿姐。除了明星記者，還有幾個年少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記者，我是其一。當時，我們什麼版面都要做，時裝、消費、文化、人物訪問、專題、娛樂，甚至碧姬去派對，都是在發發（對，那時我們喜歡這樣喚發哥）的領導下完成的。那是一段快樂時光，同事們都是性格巨星，全因發哥的魅力聚在一起，產生很有趣的化學作用。
上司有很多類型，唯獨發哥是不能歸類。他可以是精神領袖，又可以是文采飛揚的才子，更可以是心靈導師。曾經，在我找不到自己、感到沒有力氣向前走的時候，找當時已離職的發哥，藉故找他看手相，實情是找他作心理輔導。我從沒遇過一名可以跟你分享秘密的上司，將來都應該沒有了。
發哥有很多值得我輩學習的東西，像處事不慌不忙，有胸襟有抱負，但又洞悉世情的態度，很多人窮畢生之力都做不到。我難忘他跟大家打招呼時最愛舉的Ｖ字手勢。三年前，他入院做檢查，跟舊同事一起探望，找了位卻不見人。不一會，看見躺在病的發哥被護士推回來。儘管他瘦了一圈，仍神氣地向我們高舉Ｖ字。那一刻，我頓時語塞，不懂說話了。
知道發哥病重的時候，想探望但又不知應該說什麼。我眼淺，怕一見就即時崩潰。能做的就是看他的blog，為他打氣。他在blog上寫求醫過程，病中承受的痛苦，坦率得令人害怕，他反過來安慰大家不要怕。或者，發哥要讓我們知道，所有人都有離開的一天，學習怎樣豁達的面對死亡，才是人生重要一課。[Clara Chan]
人群外圍的靜少年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問我寫了這專欄多久，我忘了，大概十年吧！
緣於跟趙來發午膳，我吃午餐，他茹素，自言在家吃過早飯，只要一杯咖啡。
我不知道他當年在《明報》的職位，談過公事以後，問他可否寫專欄，他一怔，說回去想想。幾天後，編輯給我電話，開這專欄。
我感謝他，但從來沒說。跟他只有一面之緣，我自顧自吃了整份午餐，準備結帳，他隨即多要一杯咖啡，搶了埋單，那餐飯倒直接跟他道謝了。
數年前，從傳媒得悉他患癌，一直希望有奇蹟出現，可惜沒有。
曾編幾本香港短篇小說選，有本選了他的小說，因為他寫得好，他的個人簡介更寫來坦然，收筆是：「寫作這個故事，才發覺十幾年前那個只愛冷眼一旁的少年，原來還未成長，就站在我的身後，瞪眼看我。」
在他患病期間，不想打擾，如果那時寫感謝他的文章，更像認定他時日無多，我無意如此。我只是偶爾得他幫助的過路人，或者，他根本不在乎路人感謝與否。
也許，趙來發仍是那個只愛冷眼一旁的少年，站在一旁，細看人間滄桑——這篇題目是他在選集自我介紹的命題。
[關麗珊 http://www.voy.com/144163/]
1/13/2009
章子怡、孟小冬與義和團
中國女同胞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西洋報紙的標題許多時候取得確是精準。
章子怡被偷拍，美國大報亦有刊載此事，但絕不是加油加醋地予以所謂道德批判，更非繪影繪色地把局部鏡頭放大渲染，而是冷靜地指出，「一位備受爭議的女明星如今再惹爭議」，新聞重點完全落在「爭議」之上，意指照片所引爆的社會現象遠比沙灘上的春光灩漾更值得關注。春光只是煽情，爭議才是意義。
為什麼爭議變成新聞？只因爭議得夠荒謬。
個人私隱被偷拍上網，章子怡擺明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可是無數中國網民把她罵個狗血淋頭，怒責她為「世紀賤人」、「中國第一淫婦」、「把中國女人的臉丟盡」……好生一位美女被標籤為叛國者和賣國賊，任何一條罪，回到卅年前已足置其於死地。中國號稱崛起了、小康了、盛世了，連奧運亦搞過了，連太空也踏足了，但對於一位女子的判斷和評價竟仍跟百多年前的義和團沒有太大差別，令人很難想像萬一中國真的在「後美國時代」做了地球霸主，這個地球將被拖引到什麼野蠻方向。
因此，章子怡沙灘調情只是誘惑的八卦，但因調情而湧現的爭議卻是一組嚴肅的課題：這樣的中國，能算是文明的中國嗎？這樣的中國，能算是理性的中國嗎？這樣的中國，有資格領導全世界走向新時代嗎？
若真要說「丟臉」，中國網民引發了這樣的爭議才是丟臉；他們讓全世界看見中國的落後塵埃，咳，房子是新的，腦袋卻極舊極舊。不幸之中大幸是，中國畢竟不是鐵板一塊，網上仍有極多明亮活潑的女同胞在雀躍地討論，章子怡真幸福，中年男友竟肯陪她曬太陽，更願舐聞她的小屁股，不像中國中坑們都只懂執卡拉OK咪高峰狂喊嘶叫，像發情的公狗般瞇眼睛哼唱《2002年的第一場雪》。
女同胞們在網上建立了默契，下次結識新男友，一定要問對方，你有沒有膽量在沙灘上抱我吻我親我？若他說不，立即一腳踢開這個窩囊廢，別浪費老娘時間。
中國女同胞太可愛了。中國的進步，全在她們的肩膀上。
*****
章子怡如何反擊？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果真是「國情不同」啊。
章子怡被偷拍，身材均勻，情意親暱，春光灩蕩，自然大方的男歡女愛，不拐不騙，沒姦沒搶，照片被放在網上，在一個稍為正常的文明社會裏，頂多變成八卦話題，被看看，被笑笑，被偷偷意淫，沒有任何足以影響票房的理由。
若有，亦應是正面的，大家對章子怡有了額外的遐思，忍不住多去電影院幾趟，要在黑暗裏，想像自己如何把鼻子湊近，嗅聞她的可愛的小屁股。
奇就奇在，這種事情發生在一個不知道應該叫做文明抑或野蠻的東方國度，效果竟然徹底相反，被偷拍的受害者不僅沒被欣賞沒被支持沒被尊重，反而遭受辱罵遭受踐踏遭受欺凌遭受排斥，因而據說影響了票房，令本已口碑不佳的電影更乏人問津，入座率雪上加霜，直如恒指跌完可以再跌。嗚呼女子，在一個扭曲的人文環境裏，不跌則矣，一跌便必然備受雙重打擊，既是victim，更是被blame的victim；這種倒霉，是雙重倒霉，是×2的。
怎麼辦？章子怡畢竟比一般人擁有較強的反擊力，一來她已是荷李活的一分子，二來其男伴亦是荷李活的製片人，那麼，不如乾脆食住上，籌集資金，開一部戲，以孟小冬的生平故事做主線，由章子怡擔正演出，承接新聞熱潮，向全球觀眾展示，一個中國女子可以如何看待世界。
孟小冬就是《梅蘭芳》戲裏跟黎明搞婚外情的那個女子，她的傳奇色彩絕不遜於梅先生。在保守的年代裏，她以女身演男角，再跟為數不少的男人鬧過緋聞，梅蘭芳只是其中一個特大號的，另一個同樣知名的是杜月笙，舞台名伶，江湖教父，都在這個女子身邊笑過哭過；這個女子也曾親眼目睹他們的軟弱與衰頹、退讓與保守，用這做電影主線，不管是娛樂性或啟示度，其實都可以強於《梅蘭芳》。
支持她開戲，甚至支持她自導自演，這是章子怡的鬼佬男友最想做的事。這將是另一種版本的《藝伎回憶錄》，東方情懷，西洋視野，想必叫好叫座。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
日光辱之謎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是日光浴，變成了日光慾。
章子怡在加勒比海和未婚夫享受陽光海灘，好事之徒見到一堆肉照，無限上綱，提升到有辱國體。
日光慾，又變成了日光辱。
為何有這一種想法﹖其實，換一個角度，就可以了解。
如果沙灘曬太陽的一對男女，不是章子怡與未婚夫，換成了吳京，被惜的是荷李活女星荷莉巴爾，那又如何﹖那就不同說法，吳京就是為國爭光。
說穿了，不過是性別歧視，由章子怡拍《藝伎回憶錄》，到鞏俐入籍新加坡，趙薇穿上日本太陽旗裙子……
中國人依然存有義和團仇外心理，八國聯軍入京情意結，認為老外肆無忌憚，姦淫擄掠。值得同情的一點，也許這是中國人民對無力保護中華婦女的一種非理性自責反應。
中國憤青的反應可以理解成視野狹窄，香港人擁有國際視野，民智大開，為何還是一邊看一邊罵？
那是另一種踩別人抬高自己的保護心態。偷了人家的燒肉食，還大罵燒肉有蘇丹紅，正一係害人精！
我們滿足了偷窺，為掩飾一己之罪，只好先界定對方是淫婦。「嘩！身材咁正，真係淫賤。」如果不污衊對方，就不能抹淨自己的嘴和罪。
女星被攻擊，當紅女星稍有差池，更受四方亂投石頭。
毋須提升到政治層次，娛樂圈根本是充滿陰謀的是非之地，打殘一個紅女星，你就可乘虛而入。這是商業行為，網上群情洶湧，是誰搞出來呢？想一想，誰是最終受益人，你就一目了然。
眼紅症在娛樂圈傳染得好快，超級巨星不保持良民形象，敵人就有上位機會。
曬日光浴非常健康，引來群起圍攻，無關乎國體，根本是一場經理人必爭的商業利益。
[林超榮 lamchiuwing2004@yahoo.com.hk]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西洋報紙的標題許多時候取得確是精準。
章子怡被偷拍，美國大報亦有刊載此事，但絕不是加油加醋地予以所謂道德批判，更非繪影繪色地把局部鏡頭放大渲染，而是冷靜地指出，「一位備受爭議的女明星如今再惹爭議」，新聞重點完全落在「爭議」之上，意指照片所引爆的社會現象遠比沙灘上的春光灩漾更值得關注。春光只是煽情，爭議才是意義。
為什麼爭議變成新聞？只因爭議得夠荒謬。
個人私隱被偷拍上網，章子怡擺明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可是無數中國網民把她罵個狗血淋頭，怒責她為「世紀賤人」、「中國第一淫婦」、「把中國女人的臉丟盡」……好生一位美女被標籤為叛國者和賣國賊，任何一條罪，回到卅年前已足置其於死地。中國號稱崛起了、小康了、盛世了，連奧運亦搞過了，連太空也踏足了，但對於一位女子的判斷和評價竟仍跟百多年前的義和團沒有太大差別，令人很難想像萬一中國真的在「後美國時代」做了地球霸主，這個地球將被拖引到什麼野蠻方向。
因此，章子怡沙灘調情只是誘惑的八卦，但因調情而湧現的爭議卻是一組嚴肅的課題：這樣的中國，能算是文明的中國嗎？這樣的中國，能算是理性的中國嗎？這樣的中國，有資格領導全世界走向新時代嗎？
若真要說「丟臉」，中國網民引發了這樣的爭議才是丟臉；他們讓全世界看見中國的落後塵埃，咳，房子是新的，腦袋卻極舊極舊。不幸之中大幸是，中國畢竟不是鐵板一塊，網上仍有極多明亮活潑的女同胞在雀躍地討論，章子怡真幸福，中年男友竟肯陪她曬太陽，更願舐聞她的小屁股，不像中國中坑們都只懂執卡拉OK咪高峰狂喊嘶叫，像發情的公狗般瞇眼睛哼唱《2002年的第一場雪》。
女同胞們在網上建立了默契，下次結識新男友，一定要問對方，你有沒有膽量在沙灘上抱我吻我親我？若他說不，立即一腳踢開這個窩囊廢，別浪費老娘時間。
中國女同胞太可愛了。中國的進步，全在她們的肩膀上。
*****
章子怡如何反擊？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果真是「國情不同」啊。
章子怡被偷拍，身材均勻，情意親暱，春光灩蕩，自然大方的男歡女愛，不拐不騙，沒姦沒搶，照片被放在網上，在一個稍為正常的文明社會裏，頂多變成八卦話題，被看看，被笑笑，被偷偷意淫，沒有任何足以影響票房的理由。
若有，亦應是正面的，大家對章子怡有了額外的遐思，忍不住多去電影院幾趟，要在黑暗裏，想像自己如何把鼻子湊近，嗅聞她的可愛的小屁股。
奇就奇在，這種事情發生在一個不知道應該叫做文明抑或野蠻的東方國度，效果竟然徹底相反，被偷拍的受害者不僅沒被欣賞沒被支持沒被尊重，反而遭受辱罵遭受踐踏遭受欺凌遭受排斥，因而據說影響了票房，令本已口碑不佳的電影更乏人問津，入座率雪上加霜，直如恒指跌完可以再跌。嗚呼女子，在一個扭曲的人文環境裏，不跌則矣，一跌便必然備受雙重打擊，既是victim，更是被blame的victim；這種倒霉，是雙重倒霉，是×2的。
怎麼辦？章子怡畢竟比一般人擁有較強的反擊力，一來她已是荷李活的一分子，二來其男伴亦是荷李活的製片人，那麼，不如乾脆食住上，籌集資金，開一部戲，以孟小冬的生平故事做主線，由章子怡擔正演出，承接新聞熱潮，向全球觀眾展示，一個中國女子可以如何看待世界。
孟小冬就是《梅蘭芳》戲裏跟黎明搞婚外情的那個女子，她的傳奇色彩絕不遜於梅先生。在保守的年代裏，她以女身演男角，再跟為數不少的男人鬧過緋聞，梅蘭芳只是其中一個特大號的，另一個同樣知名的是杜月笙，舞台名伶，江湖教父，都在這個女子身邊笑過哭過；這個女子也曾親眼目睹他們的軟弱與衰頹、退讓與保守，用這做電影主線，不管是娛樂性或啟示度，其實都可以強於《梅蘭芳》。
支持她開戲，甚至支持她自導自演，這是章子怡的鬼佬男友最想做的事。這將是另一種版本的《藝伎回憶錄》，東方情懷，西洋視野，想必叫好叫座。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
日光辱之謎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是日光浴，變成了日光慾。
章子怡在加勒比海和未婚夫享受陽光海灘，好事之徒見到一堆肉照，無限上綱，提升到有辱國體。
日光慾，又變成了日光辱。
為何有這一種想法﹖其實，換一個角度，就可以了解。
如果沙灘曬太陽的一對男女，不是章子怡與未婚夫，換成了吳京，被惜的是荷李活女星荷莉巴爾，那又如何﹖那就不同說法，吳京就是為國爭光。
說穿了，不過是性別歧視，由章子怡拍《藝伎回憶錄》，到鞏俐入籍新加坡，趙薇穿上日本太陽旗裙子……
中國人依然存有義和團仇外心理，八國聯軍入京情意結，認為老外肆無忌憚，姦淫擄掠。值得同情的一點，也許這是中國人民對無力保護中華婦女的一種非理性自責反應。
中國憤青的反應可以理解成視野狹窄，香港人擁有國際視野，民智大開，為何還是一邊看一邊罵？
那是另一種踩別人抬高自己的保護心態。偷了人家的燒肉食，還大罵燒肉有蘇丹紅，正一係害人精！
我們滿足了偷窺，為掩飾一己之罪，只好先界定對方是淫婦。「嘩！身材咁正，真係淫賤。」如果不污衊對方，就不能抹淨自己的嘴和罪。
女星被攻擊，當紅女星稍有差池，更受四方亂投石頭。
毋須提升到政治層次，娛樂圈根本是充滿陰謀的是非之地，打殘一個紅女星，你就可乘虛而入。這是商業行為，網上群情洶湧，是誰搞出來呢？想一想，誰是最終受益人，你就一目了然。
眼紅症在娛樂圈傳染得好快，超級巨星不保持良民形象，敵人就有上位機會。
曬日光浴非常健康，引來群起圍攻，無關乎國體，根本是一場經理人必爭的商業利益。
[林超榮 lamchiuwing2004@yahoo.com.hk]
Why " 梅兰芳"
前半 I'm myself 後半 Why me?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一口氣讀了好多篇《梅蘭芳》的評論，都沒有一篇是從梅蘭芳的心理描寫角度出發，實教我出乎意外——能夠游走於男人／女人（旦角）、中日、中美，國共、藝術／政治等矛盾關係而取得平衡者，近代中國史上應沒有第二人吧？若說梅蘭芳是大時代的中流砥柱，我期望陳凱歌能抽絲剝繭，不僅重現他的歷史容貌，也對他的內心世界加以剖釋。也就是，在「梅蘭芳便是梅蘭芳」之外，應該道出一個（男）人為何選擇成為梅蘭芳。
電影在「少年梅蘭芳」部分便做到這一點。因為劇情安排梅蘭芳面對十分明確的兩難處境：是順應傳統，抑或開拓潮流？是尊重倫理，還是尋找自我？箇中掙扎，全以「人戲合一」的手法表現。例如他與業界權威十三燕由同台演出到分庭抗禮，除了經歷成敗鬥爭的外部矛盾，也讓觀眾見證他的內在力量如何由柔弱變成堅強：一個個舊世界的角色如楊妃、黛玉和《一縷麻》中的新寡婦人通過演繹和再創造，都被他提升到新的藝術境界，使他明白自己與她們一樣，只要好好掌握柔性的韌力，連帶觀眾也將從他的表演中得到新的生存力量。
自我矛盾變成別人的矛盾
反客為主，由被動轉為主動，不止使梅蘭芳獲得自由，也把男老生才是舞台主角的時代翻過一頁。陳凱歌讓十三燕的鬱鬱以終緊接梅蘭芳迎娶福芝芳，余少群便達成他在片中的任務——由「成人」到「成家」——大「家」的「家」——一代優伶總算從心理上的迂迴小徑踏上康莊大路。觀眾陪他忐忐忑忑一路走來亦鬆一口氣。原來，他的精神與情感負擔也是我們的。
這種外馳內張並具有滲透力的戲劇效果，卻與後半部的《梅蘭芳》構成極大反差，導致成為風雲人物之後的故事主人公急轉直下走回「被動」的老路——他不再是控制「事件」的那個人，卻是被「事件」牽鼻子走。換言之，好不容易創造了改變歷史的角色，終究只能把「梅蘭芳」演成大眾心目中的那模樣。
在黎明一襲接一襲的白西裝之下，梅氏對自己的命運亦不再像少年時代的自有主張。不論是與孟小冬的婚外戀，與福芝芳的鶼鰈情，與事業搭檔邱如白的反目，與日本（軍）人的亦友亦敵，這個梅蘭芳更多時候似是為烘托別人的矛盾而存在。就連歷史中真有其人其事的「刺梅」事件，都因為電影把焦點轉移到孟小冬身上而令梅看來比任何人更「天真」——眼神裏總是有詢問的疑惑：Why me（為何是我）？
導演，請呈現梅孤單的來由
梅蘭芳真有那麼不了解自己嗎？我懷疑。身處藝術高峰的他，真是活得像黎明所演繹的那般無奈、委屈、落寞嗎？世故如梅，我想亦未必。儘管我也認同邱如白這虛構人物對一代大師的創作力量作如是理解：「主要來自他內心的孤單，故請勿干擾他的心境！」——他對意圖「闖入」梅蘭芳感情天地的孟小冬作出警告。只是我不希望看見「孤單」只呈現在口頭上、面譜裏，假如它真是梅氏的藝術家特質的重要成分，導演是否有必要呈現「孤單」的真正來由？譬如，他怎樣看待男兒身之內的女兒心？女裝底下的男人心情？「優伶」與「男旦」構成梅蘭芳的社會角色，但對於這身分怎樣影響他的自我價值的描寫卻在電影中完全缺席。
不去處理梅蘭芳在性別氣質上的方方面面，可會令陳凱歌入寶山但空手回？有趣的是，大多數（男）影評人均把焦點放在《梅》作為傳記影片是否合格，作為導演，陳的成績可有超越《霸王別姬》，與黎明有多勝任角色之上。性別之於梅蘭芳的人生與藝術，倒像「可有可無」。致使孟小冬與他一段「男花旦愛上女老生」的姻緣，也只能被處理成普通的一段不倫之戀，甚至是「當黎明愛上章子怡」。一方面不對梅孟的性別認同探求太多，但又認為影片「四平八穩」、「點到即止」、「溫吞氣質」，在相對包容的批評語裏，似是反映在探索梅蘭芳與重塑其神話之間，創作人與觀眾仍舊有許多不想碰的情慾禁忌、歷史禁區。
[文．林奕華]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3日
【明報專訊】一口氣讀了好多篇《梅蘭芳》的評論，都沒有一篇是從梅蘭芳的心理描寫角度出發，實教我出乎意外——能夠游走於男人／女人（旦角）、中日、中美，國共、藝術／政治等矛盾關係而取得平衡者，近代中國史上應沒有第二人吧？若說梅蘭芳是大時代的中流砥柱，我期望陳凱歌能抽絲剝繭，不僅重現他的歷史容貌，也對他的內心世界加以剖釋。也就是，在「梅蘭芳便是梅蘭芳」之外，應該道出一個（男）人為何選擇成為梅蘭芳。
電影在「少年梅蘭芳」部分便做到這一點。因為劇情安排梅蘭芳面對十分明確的兩難處境：是順應傳統，抑或開拓潮流？是尊重倫理，還是尋找自我？箇中掙扎，全以「人戲合一」的手法表現。例如他與業界權威十三燕由同台演出到分庭抗禮，除了經歷成敗鬥爭的外部矛盾，也讓觀眾見證他的內在力量如何由柔弱變成堅強：一個個舊世界的角色如楊妃、黛玉和《一縷麻》中的新寡婦人通過演繹和再創造，都被他提升到新的藝術境界，使他明白自己與她們一樣，只要好好掌握柔性的韌力，連帶觀眾也將從他的表演中得到新的生存力量。
自我矛盾變成別人的矛盾
反客為主，由被動轉為主動，不止使梅蘭芳獲得自由，也把男老生才是舞台主角的時代翻過一頁。陳凱歌讓十三燕的鬱鬱以終緊接梅蘭芳迎娶福芝芳，余少群便達成他在片中的任務——由「成人」到「成家」——大「家」的「家」——一代優伶總算從心理上的迂迴小徑踏上康莊大路。觀眾陪他忐忐忑忑一路走來亦鬆一口氣。原來，他的精神與情感負擔也是我們的。
這種外馳內張並具有滲透力的戲劇效果，卻與後半部的《梅蘭芳》構成極大反差，導致成為風雲人物之後的故事主人公急轉直下走回「被動」的老路——他不再是控制「事件」的那個人，卻是被「事件」牽鼻子走。換言之，好不容易創造了改變歷史的角色，終究只能把「梅蘭芳」演成大眾心目中的那模樣。
在黎明一襲接一襲的白西裝之下，梅氏對自己的命運亦不再像少年時代的自有主張。不論是與孟小冬的婚外戀，與福芝芳的鶼鰈情，與事業搭檔邱如白的反目，與日本（軍）人的亦友亦敵，這個梅蘭芳更多時候似是為烘托別人的矛盾而存在。就連歷史中真有其人其事的「刺梅」事件，都因為電影把焦點轉移到孟小冬身上而令梅看來比任何人更「天真」——眼神裏總是有詢問的疑惑：Why me（為何是我）？
導演，請呈現梅孤單的來由
梅蘭芳真有那麼不了解自己嗎？我懷疑。身處藝術高峰的他，真是活得像黎明所演繹的那般無奈、委屈、落寞嗎？世故如梅，我想亦未必。儘管我也認同邱如白這虛構人物對一代大師的創作力量作如是理解：「主要來自他內心的孤單，故請勿干擾他的心境！」——他對意圖「闖入」梅蘭芳感情天地的孟小冬作出警告。只是我不希望看見「孤單」只呈現在口頭上、面譜裏，假如它真是梅氏的藝術家特質的重要成分，導演是否有必要呈現「孤單」的真正來由？譬如，他怎樣看待男兒身之內的女兒心？女裝底下的男人心情？「優伶」與「男旦」構成梅蘭芳的社會角色，但對於這身分怎樣影響他的自我價值的描寫卻在電影中完全缺席。
不去處理梅蘭芳在性別氣質上的方方面面，可會令陳凱歌入寶山但空手回？有趣的是，大多數（男）影評人均把焦點放在《梅》作為傳記影片是否合格，作為導演，陳的成績可有超越《霸王別姬》，與黎明有多勝任角色之上。性別之於梅蘭芳的人生與藝術，倒像「可有可無」。致使孟小冬與他一段「男花旦愛上女老生」的姻緣，也只能被處理成普通的一段不倫之戀，甚至是「當黎明愛上章子怡」。一方面不對梅孟的性別認同探求太多，但又認為影片「四平八穩」、「點到即止」、「溫吞氣質」，在相對包容的批評語裏，似是反映在探索梅蘭芳與重塑其神話之間，創作人與觀眾仍舊有許多不想碰的情慾禁忌、歷史禁區。
[文．林奕華]
1/12/2009
“非人”的北京
北京，非人得合時？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去年的最後一天，策展人小漢斯（Hans Ulrich Obrist）在北京進行了一次12個小時「迷你馬拉松」，仿效其兩年前在倫敦的24小時馬拉松訪談，試圖探討「後奧運時代」的中國城市。被訪者從藝術家、建築師、時裝設計師到音樂人和評論家，都是在京文化藝術界的緊要人物。
訪談的第一個物件，藝術家艾未未說，他去年一年進城的次數不會超過五次。「北京是一個『非人的城市』，不過，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非人的社會』，北京恰符合這個非人社會的需要。」
艾未未的博客之火爆，在藝術和文化界罕有能與之媲美者。他不單記錄日常生活和展覽創作，更集中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去年他通過持續的對楊佳案的追蹤，讓這案件得到了另一種關懷。他的憤懣並沒有改變楊佳的命運，卻在和民生長期保持距離的中國當代藝術界中伸出一隻手，死死抓住一個沙啞的咽喉。
在之後的十幾個小時裏，京城文化藝術界的緊要人物們估摸不確定的未來。音樂人蒐集城市的聲音作為未來的考古；建築評論家點評鳥巢、3號航站樓和央視「大褲衩」能生於北京之大幸；維權律師講中國二次城市化的迫切性；雜誌主編道出30年來「現代化」和「城市化」兩劑催情劑的原委；多媒體藝術家則訴說虛擬城市的前景。有人說，2008或是一個分水嶺，經濟崩潰導致「美國神話的破滅」，而奧運作為極權主義的最後一次表演則預示「中國神話的完結」。這個跨年的夜晚居然呈現出一時喜，一時悲的無常氛圍。加上空間狹小，竟有缺氧的感覺。
走出這個悲喜不定的氣場，是零下六度的北京午夜。歡迎來到「非人的城市」。無論是夏日正午在奧林匹克公園裏白茫茫大道上興致勃勃的遊客，還是冬日午夜從辦公樓裏無精打采地下班的職員，走出屋子（若沒有汽車可鑽）便沒有遮蔽。人們行走在十幾米寬的行人道上，走向遙遠的沒有風景也罕有路人的車站，品味雙腳長度之於城市規模的不匹配。不是因為擁擠，而是因為空曠，人們失落了他的群體，並為高速路、大樓、大草坪和大廣場共謀下的城市而自慚形穢；即便離開，你還要在嶄新的3號航站樓裏奪命狂奔十分鐘直到抵達你的那個登機口。在天空俯瞰，你還不得不宏觀上為這一切感到自豪。
這兩者相加在居民和遊人身上所造成的精神錯亂，多少契合了北京作為現代中國首都的需要。意識到這一點，那些時喜時悲的討論至少證明了這座城市對包括文化精英在內的所有群體，都發揮了他應有的作用。
[文．陳韻——任職北京798藝術區]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2日
【明報專訊】去年的最後一天，策展人小漢斯（Hans Ulrich Obrist）在北京進行了一次12個小時「迷你馬拉松」，仿效其兩年前在倫敦的24小時馬拉松訪談，試圖探討「後奧運時代」的中國城市。被訪者從藝術家、建築師、時裝設計師到音樂人和評論家，都是在京文化藝術界的緊要人物。
訪談的第一個物件，藝術家艾未未說，他去年一年進城的次數不會超過五次。「北京是一個『非人的城市』，不過，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非人的社會』，北京恰符合這個非人社會的需要。」
艾未未的博客之火爆，在藝術和文化界罕有能與之媲美者。他不單記錄日常生活和展覽創作，更集中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去年他通過持續的對楊佳案的追蹤，讓這案件得到了另一種關懷。他的憤懣並沒有改變楊佳的命運，卻在和民生長期保持距離的中國當代藝術界中伸出一隻手，死死抓住一個沙啞的咽喉。
在之後的十幾個小時裏，京城文化藝術界的緊要人物們估摸不確定的未來。音樂人蒐集城市的聲音作為未來的考古；建築評論家點評鳥巢、3號航站樓和央視「大褲衩」能生於北京之大幸；維權律師講中國二次城市化的迫切性；雜誌主編道出30年來「現代化」和「城市化」兩劑催情劑的原委；多媒體藝術家則訴說虛擬城市的前景。有人說，2008或是一個分水嶺，經濟崩潰導致「美國神話的破滅」，而奧運作為極權主義的最後一次表演則預示「中國神話的完結」。這個跨年的夜晚居然呈現出一時喜，一時悲的無常氛圍。加上空間狹小，竟有缺氧的感覺。
走出這個悲喜不定的氣場，是零下六度的北京午夜。歡迎來到「非人的城市」。無論是夏日正午在奧林匹克公園裏白茫茫大道上興致勃勃的遊客，還是冬日午夜從辦公樓裏無精打采地下班的職員，走出屋子（若沒有汽車可鑽）便沒有遮蔽。人們行走在十幾米寬的行人道上，走向遙遠的沒有風景也罕有路人的車站，品味雙腳長度之於城市規模的不匹配。不是因為擁擠，而是因為空曠，人們失落了他的群體，並為高速路、大樓、大草坪和大廣場共謀下的城市而自慚形穢；即便離開，你還要在嶄新的3號航站樓裏奪命狂奔十分鐘直到抵達你的那個登機口。在天空俯瞰，你還不得不宏觀上為這一切感到自豪。
這兩者相加在居民和遊人身上所造成的精神錯亂，多少契合了北京作為現代中國首都的需要。意識到這一點，那些時喜時悲的討論至少證明了這座城市對包括文化精英在內的所有群體，都發揮了他應有的作用。
[文．陳韻——任職北京798藝術區]
1/11/2009
新年歿了。屁顛哭了。
K，
新年這十天，過得真是快，倒不是因了人事，而是我家的小狗狗。
“犬生如戲”，一齣一齣，目不暇接，人都來不及跟上節奏呢。都說，人生如戲，可是人生太漫長了，相對於狗狗而言，實在算是慢鏡頭了。
中午，“胡蘭成”和小屁顛兒，又粘粘乎乎地在窩里親熱。看到這“久違”的畫面，小女子和MAYBOY好感慨：舊夢還可以重溫，胡蘭成和小屁顛兒，真是好運氣啊。
小女子:狗狗世界的事，發展真是好快啊，比人可是快多了。
MAYBOY：牠們在以比人快七倍的速度“過日子”啊。
小女子：七倍？你咋知道得這么精確？
MAYBOY:網上說，狗狗的平均壽命是人的七分之一吖。當然，就得以七倍的速度過啦。
“新年”歿了。
“新年”，是“胡蘭成”和小屁顛兒的頭生仔，2008年12月30日正午12點，來到撫仙湖邊的“牡丹”。
2009年1月5日午后3時20分，回去了天堂。
漂亮的“新年”，是真正的新年禮物——“胡蘭成”和小屁顛兒的，也是狗爺狗奶的。
“新年”在世上走了一周，得到了媽咪小屁顛兒最初的純純的母愛，也吃到了雞鴨豬牛魚羊蛋催出的母乳唉。
頭生獨子小新年，活潑好動底氣足，日日捧了咪咪，吃了睡，睡了吃，找不到咪咪就不停哼哼唧唧；屁顛作為少女媽咪，全情投入照顧新年，粉粉的小舌頭，日日把寶貝舔個天翻地覆，不知道該怎么疼愛才是好。
最初幾天，一向溫和的小屁顛，連“新年”的爹地“胡蘭成”都不認，誰靠近就發出呼呼的威脅聲；每從窩里跳出來伸伸腰，又忙不急地跳回去，生怕崽子有閃失。新年期間，狗爺狗奶和肥仔，為屁顛備下足夠的吃喝，帶著“胡蘭成”出門旅行兩天，給屁顛兒一個清靜的“坐月子”環境；回來一看，小屁顛兒把孩子帶得好極了，還學會了用小毛巾給熟睡的新年蓋被子，自己出來輕松下下。
如同新媽咪會有產后焦慮癥，小屁顛兒終於在履新第六天，開始有點兒不耐煩了，頻頻跑出窩，還下樓去轉轉。“新年一直在叫喚，獨自帶崽的小屁顛兒，可能休息不好，精神受不了了”。
小女子的擔心剛剛出現，第二天一早，就發現屁顛總是把新年擠在一角，大概她發現這樣小新年就不老哼唧了。小女子兩次把小新年“救”出來，放進屁顛兒的懷里：“屁顛兒媽媽，你得像媽媽抱你一樣，把新年摟在懷里啊。”屁顛兒學得好快，每次一問她就一抬手，讓看懷里的寶貝。誰知，午后，大概她是太累了，還是把新年壓在了身子下。
狗爺狗奶帶著狗爸狗媽，在昏黃時分將小新年送回了同胞兄妹身邊。
屁顛哭了。
是晚，屁顛兒一直窩在一張墊子上，眼神張皇，好自責。
小女子把牠摟在懷里：“屁顛兒，你是個好媽咪。咱們懷孕吐得好辛苦，生寶寶也疼得好勇敢，帶新年你也盡力了。下次再當媽咪，咱們就懂得咋帶孩子了。”
誰知，說著說著，就見屁顛兒烏黑的小眼睛，浸滿了淚水：啊呀，屁顛兒媽咪落淚了。
這一晚，失崽的屁顛兒，焦灼地在屋子里四處翻啊，讓人好心疼。深夜兩點，小女子和MAYBOY，只好把一張墊子放在了臥室床邊，屁顛可憐兮兮的蜷作一團，睡了。
幾天過去，屁顛大睡幾場，好像“狗生”的一頁已經翻過去了，又恢復身輕如燕的歡快。昨晚，屁顛終於又和胡蘭成一起，陪著小女子和MAYBOY去湖邊散步了。她一定以為，時光會倒流吧。
今天，好久沒有相擁而臥的他倆，又親熱作一團了。
忍不住為屁顛兒記下她的歲月，希望下一世她會是一個懂得看網誌的“人”吧。
這會兒，屁顛兒正蜷在我的腿上，睡熟呢。
閱讀期待：梁文道新書《常識》
新書廣告,新年如意 / 梁文道
我在大陸的第一本書（《常識》）快要出版了，以下是序。
書中所集，多出自近年為內地各報刊網站所寫的評論，所以我把它獻給全國所有的時評家(也包括只在網上發表作品的朋友）。
各位同道，願江山靜好，人人平安。
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 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才作者身份的确认），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烟云；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就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 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只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 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大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却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诸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分析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鲁索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 ” 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谈到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研究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的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 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误）。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 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它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评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 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全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我把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鸣谢
我要特别感谢业师石元康教授，他是华文学术界第一代的罗尔斯（John Rawls）专家。我愚钝懒散，没能学到他研治政治哲学的半成功力；可是我在他身上见识到了客观分析与清晰逻辑的魅力。
多谢《明报》的刘进图先生和陈锦强先生，《am730》的冯振超先生，《南方都市报》的李文凯先生、邓志新先生、何雪峰先生、李海华先生和评论部诸位同仁，《南方周末》的鄢烈山老师及蔡军剑先生，以及“牛博网”的罗永浩先生。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鞭策，这本书里的文章是出不来的。
多谢邓小桦小姐及陈景辉先生，他俩花了好大工夫才把我散落各处稿件收集齐全。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的刘瑞琳老师，她很勇敢，居然愿意出版这本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的集子；蒙她不弃，拙著方得面世。陈凌云先生、吴晓斌先生及李丹婕小姐勤奋精细、博学敏锐，是每一个作者都会梦寐以求的专业编辑。而陆智昌兄在极有限的时间里面不眠不休地设计拙著封面，这份人情义气，我怕我还不起。
我在大陸的第一本書（《常識》）快要出版了，以下是序。
書中所集，多出自近年為內地各報刊網站所寫的評論，所以我把它獻給全國所有的時評家(也包括只在網上發表作品的朋友）。
各位同道，願江山靜好，人人平安。
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 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才作者身份的确认），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烟云；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就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 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只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 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大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却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诸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分析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鲁索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 ” 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谈到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研究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的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 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误）。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 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它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评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 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全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我把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鸣谢
我要特别感谢业师石元康教授，他是华文学术界第一代的罗尔斯（John Rawls）专家。我愚钝懒散，没能学到他研治政治哲学的半成功力；可是我在他身上见识到了客观分析与清晰逻辑的魅力。
多谢《明报》的刘进图先生和陈锦强先生，《am730》的冯振超先生，《南方都市报》的李文凯先生、邓志新先生、何雪峰先生、李海华先生和评论部诸位同仁，《南方周末》的鄢烈山老师及蔡军剑先生，以及“牛博网”的罗永浩先生。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鞭策，这本书里的文章是出不来的。
多谢邓小桦小姐及陈景辉先生，他俩花了好大工夫才把我散落各处稿件收集齐全。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的刘瑞琳老师，她很勇敢，居然愿意出版这本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的集子；蒙她不弃，拙著方得面世。陈凌云先生、吴晓斌先生及李丹婕小姐勤奋精细、博学敏锐，是每一个作者都会梦寐以求的专业编辑。而陆智昌兄在极有限的时间里面不眠不休地设计拙著封面，这份人情义气，我怕我还不起。
楊世彭：愛鳳河畔記瑣
愛鳳河畔記瑣﹕
在莎翁故鄉之第33屆國際莎學會議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去年8月初，內子和我在莎士比亞故鄉「愛鳳河上的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住上5天。去那兒的原因是參加第33屆國際莎學會議，那是由伯明翰大學、莎學研究中心、莎翁出生地信託、皇家莎翁劇團、劍橋大學出版社等機構主辦的行內盛事。我從8月3日到8日參加了5天的會議，看了兩齣皇家莎翁劇團的演出，也住在劇場對面那個有名的旅館。這旅館以前叫「阿登」 （Arden），與莎劇《如願》（As You Like It）裏那個世外桃源般的森林同名，由於鄰近皇家莎翁劇團的3個劇場，向為觀眾及訪客爭相租住。我們佔住最好的兩個房間之一，窗子一打開就是漂亮的小花園，也可望見街對面的「天鵝劇場」。我們在過去15年來此看戲開會，都住這兩個房間之一，傍晚或清晨在劇場旁邊的愛鳳河畔散步看天鵝，也成了我們旅程節目之一。可是，這個夏天跟我們過去十幾次的到訪大不相同，河畔漫步之際，也就生出撰寫這篇文章的念頭。
一切依舊，除了女性更多
首先應該談談這個莎學界最權威的國際會議。它的本名是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Conference，自1951年起每兩年在莎翁故鄉的「莎學研究中心」（the Shakespeare Institute）的大廳舉行，會期一向是五天半，都是從星期日晚間的酒會開始，到星期五下午的會員大會結束，歷年來邀請函及大會議程的一字一句都沒變更，可見英國人對傳統的堅持了。
這個會議跟世上三四百個大大小小的莎學研究組織最大的不同，就是參與者都須被邀，1951年的首次會議到了230人，半世紀之後的今天，與會者也只有239人。2006年的會議人數最多，但也只有三百多，事後，理事會決議少發23%的邀請函，將參與人數限制在目前的水平。今年跟往年另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會員中的女性首次超過男性，而目前的會長也是女性。
我在莎學研究的領域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但在1978年卻蒙邀請，隨後每兩年都收到邀請函，我也參加過十幾次的會議。回頭想想，他們邀我，恐怕因我當時在美國主持一個頗有名氣的莎翁戲劇節，每年夏天搬演3齣大型莎劇，也演全了莎翁的38齣戲。那時，我是亞洲人中唯一在歐美主持大型劇團並經常導演莎劇者，這個紀錄好像直到如今還保持。
華人中第二位與會的學者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林同濟教授，他在1981年接到邀請，並在會上傳閱了一篇很精彩的論文，討論《哈姆萊特》第一獨白第一句的「solid flesh」的含義及可能的字眼變化。兩年後復旦的陸谷孫教授也來參加會議，發表了一篇同樣精彩的論文。之後，內地的索因章教授也應邀赴會，但沒發表論文。兩年前，台大外文系、戲劇學系的彭鏡禧教授也應邀參加，還有一位新加坡大學的年輕學者，馬來西亞人但有華人血統，但不懂中文。除此之外，在我記憶中好像還沒其他華人參加過這個會議。
在1970年代後期及1980年代，會議小冊後面列印的與會者，讀來頗像莎學的研究書目，很多大家熟知的一流學者及編者都歡聚一堂。30後的今天，有些參與者的學術地位好像不過爾爾，包括一些年輕日本學者，來自籍籍無名的大學，可能因為日本近年主辦了一次大型而出色的國際莎學會議，英國人想要答謝某些出力的籌劃者吧！
對我這個專業舞台導演而言，參加這個會議最大的樂趣不是聆聽學術論文或參加專題研討，而是觀賞皇家莎翁劇團的演出。過去十幾次的會期，我們都會觀賞5到6齣的演出，分別在3個大小劇場呈現，而他們那個僅容180人的實驗劇場，往往更有令人驚喜的精品。今年夏天，由於皇家莎翁劇團的主劇場正在翻修，連那400座次的天鵝劇場也停止營業，我們僅在臨時建造的「庭院劇場」（the Courtyard） 看了兩齣戲﹕《哈姆萊特》與《馴悍記》。這個「庭院」約有千座，兩年前拆除了實驗劇場，就在那塊地上建成，裏面的座次安排及舞台形式跟將建的新劇場完全一樣，分明是想在這個臨時劇場裏體現一下將來的氛圍及舞台效果。兩年前我們曾在這個「庭院」看了3齣歷史劇﹕《亨利第六》的第一、第二、第三集。能在連續3晚觀賞這3齣冷門戲，真是難得的經驗與福分，而劇團的新任藝術總監 Michael Boyd 對這3齣戲的處理也非常得當，演員又特別賣力，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另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節目，就是聆聽皇家莎翁劇團的導演及主角談論他們目前的演出。這個節目總是安排在最後一天的上午，那時我們已經看過所有演出，跟他們討論詮釋的得失以及導演的構思，也就分外有趣。 大會通常事先蒐集我們寫下的問題紙條，再從中選出最好的，由一位著名學者主持，他逐一向參與的藝術總監、導演、演員提問，再由他們當場作答或互辯。這些討論往往是大會的高潮，若能再蒙邀請，跟這些表演藝術家共晉隨後的午餐，對我這個劇場工作者而言，那更「值回票價」了。
可是今年的同類討論會，卻在劇場舉行，每人收費5英鎊，也有其他買票的觀眾，而出席者僅有《哈姆萊特》的導演，討論的內容非常普通，遠比以往的遜色，令我大失所望。
影視紅人湊演《哈姆萊特》
開會期間我們僅看兩齣戲﹕《哈姆萊特》及《馴悍記》，都由並不知名的年輕導演執導，其中的《哈姆萊特》值得在此提及，因為主演丹麥王子的乃是目前英國非常吃香的年輕演員David Tennant。這位演員曾在皇家莎翁劇團演過好幾個主角，但成績平平，我在4年前還看過他主演的羅密歐，印象相當淡薄。可今年他卻是一線紅人，因為由他主演的電視劇Dr. Who 正在英國走紅，他的《哈姆萊特》當然一票難求，劇院的後台出入口也經常擠滿索取簽名的粉絲。他的丹麥王子不過不失，「第一獨白」倒很精彩，年紀也跟劇中人物相副，是個值得留意的新秀。
這齣戲最最令我激賞的卻是大明星Patrick Stewart飾演的國王，他也兼演哈姆萊特父親的鬼魂。這個讓一位演員兼演一生一死兩兄弟的做法，雖非劇界首創，但在這個演出中卻顯得分外精彩。這位著名的莎劇演員近年來在荷李活相當走紅，他在《星際爭霸戰》電影新版本裏飾演的科克艦長，已在一般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飽賺美金之餘，他還經常回到舞台上「充電」。兩年前我在皇家莎翁劇團主劇場看他主演的《暴風雨》，居然看到睡，但這次看他兼演的兩個角色，卻從頭到尾津津有味。他演國王那份權威氣勢自不待言，但他的鬼魂角色卻讓我絕對傾倒。其中最讓我激賞的導演處理，就是當鬼魂在台上四處游走時，他那皮質大衣下經常冒出冰森森的煙氣。那當然是乾冰效果，但後台人員也必定在那大衣裏安裝了一架小風扇，才會製出那冷入骨髓的陰森效果。當時我就心中暗記﹕將來我若執導《哈姆萊特》，這個效果一定汲取。
看到這齣戲，不由使我憶起4年前也在莎翁故鄉看到的另一齣《哈姆萊特》，飾演王子的也是年輕走紅的演員Toby Stephens。這位老兄有對鼎鼎大名的父母，母親是Maggie Smith女爵，在荷李活演過不少電影，也主演過許多莎劇。父親是莎劇名宿Robert Stephens爵士，也演過電影電視。《哈姆萊特》上演前，Toby Stephens剛在007電影《誰與爭鋒》裏主演007的對頭Gustav Graves一角，就是那個想用太陽能摧地球目標的瘋子，也是後來殺死父親的傢伙。他那北韓將領的父親，是由香港明星曾江飾演的，戲分還不少，而曾江也剛在我今夏帶赴北京國家大劇院公演的《德齡與慈禧》裏飾演九門提督榮祿一角。他與旅美影星盧燕飾演的慈禧，在這齣戲中有場精彩的偷情戲，每次演完都博得北京觀眾如雷的掌聲。新建劇場承延親切感
最後應該談談皇家莎翁劇團的新劇場了。這是與會人士最最關心的話題，大會也安排了一場講座，讓建築公司向大家報告新建劇場的工程進度及大致形象。目前，1500座的主劇場已經全部拆除，莎翁紀念劇院的屋頂也被整個翻起，未來的劇場將有千座的觀眾席，三面包圍非常接近觀眾的伸展舞台，但觀眾席跟舞台將在同一空間，即使3樓後排的觀眾也與舞台中心相距不遠，因此可以保持高度的「親切感」。後台雖有頗大的空間及換景機械，新劇場的演出仍將以不用布景的方式為主，充分顯示莎劇簡約象徵的特性。
這座新劇場將在2010年完成，在此之前皇家莎翁劇團仍將保持每年20齣戲的劇季，分別在倫敦、新堡等城市的輔助劇場演出。莎翁故鄉的大本營，在這兩年間的大部分演出將在「庭院」舉行，冬季卻會在當地市政廳禮堂製作一些次要的演出。我在此熱切期望，當我們在那年8月參加第34屆國際莎學會議時，新建劇場將已落成並順利運作，讓我們看看這座大家談論了半世紀的莎翁紀念劇場，將有什麼樣的新氣象與新面貌。
[文 楊世彭 資深舞台導演及戲劇學者，現任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客座講座教授]
快筆趙來發 ／文．關仁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是日也，楊世彭教授談莎士比亞，精彩。
莎士比亞，源出英國，但已非英國人獨佔之物矣，而更是世界文化遺產，屬於世界的精神文明，如同中國的京戲和崑曲，都係有耳有目皆可享受之文化傑作。但問題是，兩者在教育制度上所遭受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莎士比亞都是必讀之作，別說在大學裏有專門課桯，即連中學甚至小學都會提及，例如香港特區的名校中學就有一門「English Literature」，老師就會用足幾堂時間甚至用整個學期來引領學生研讀莎翁作品。
反之，京戲和崑曲呢，可能會在中國文學課上係咁意被提及幾句，但絕不會有人用足幾堂或整個學期來讀《長生殿》或《牡丹亭》劇本；至於舞台演出，去睇莎士比亞的觀眾，無論在年齡層或社會階層上，又跟去睇《遊園驚夢》者大不相同。箇中差異，值得文化研究者好好替我們解讀。講到解讀，不能不提趙來發。
趙來發先生，香港名編也、名筆也，多年以來，遊走於各大傳媒，什麼類型的稿子都寫過，其中一類主流，正是「趨勢解讀」，針對時下流行的社會現象，透視意義，剖析走向，深入淺出，非常受到讀者歡迎。回看1997年初「世紀版」創辦時，第一天刊登了3篇文章，一篇由馬家輝所寫，一篇由朗天所撰，另一篇，作者正是趙來發，大談特談香港文化人的特質和困境，替新版面定了調，十分精彩。
人稱「發仔」的趙來發，動筆又勤又快，你隨便出個題目，他坐低半個鐘頭便可交出兩千字，是典型的報館專業速度。關仁曾問他，為什麼不用多點時間寫好少少，他用一貫乜都無所謂的態度聳肩笑道，求其啦，你寫好都冇用，香港人係識欣賞咁多啦。
發仔做人隨便，交友無拘正邪老幼，人緣甚佳。只可惜，好人短命，11年前已經開始出現健康問題，搏鬥至今，終於不敵病魔而去。
世紀版懷念趙來發，一個好人，一個好作者。
[文．關仁]
在莎翁故鄉之第33屆國際莎學會議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去年8月初，內子和我在莎士比亞故鄉「愛鳳河上的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住上5天。去那兒的原因是參加第33屆國際莎學會議，那是由伯明翰大學、莎學研究中心、莎翁出生地信託、皇家莎翁劇團、劍橋大學出版社等機構主辦的行內盛事。我從8月3日到8日參加了5天的會議，看了兩齣皇家莎翁劇團的演出，也住在劇場對面那個有名的旅館。這旅館以前叫「阿登」 （Arden），與莎劇《如願》（As You Like It）裏那個世外桃源般的森林同名，由於鄰近皇家莎翁劇團的3個劇場，向為觀眾及訪客爭相租住。我們佔住最好的兩個房間之一，窗子一打開就是漂亮的小花園，也可望見街對面的「天鵝劇場」。我們在過去15年來此看戲開會，都住這兩個房間之一，傍晚或清晨在劇場旁邊的愛鳳河畔散步看天鵝，也成了我們旅程節目之一。可是，這個夏天跟我們過去十幾次的到訪大不相同，河畔漫步之際，也就生出撰寫這篇文章的念頭。
一切依舊，除了女性更多
首先應該談談這個莎學界最權威的國際會議。它的本名是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Conference，自1951年起每兩年在莎翁故鄉的「莎學研究中心」（the Shakespeare Institute）的大廳舉行，會期一向是五天半，都是從星期日晚間的酒會開始，到星期五下午的會員大會結束，歷年來邀請函及大會議程的一字一句都沒變更，可見英國人對傳統的堅持了。
這個會議跟世上三四百個大大小小的莎學研究組織最大的不同，就是參與者都須被邀，1951年的首次會議到了230人，半世紀之後的今天，與會者也只有239人。2006年的會議人數最多，但也只有三百多，事後，理事會決議少發23%的邀請函，將參與人數限制在目前的水平。今年跟往年另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會員中的女性首次超過男性，而目前的會長也是女性。
我在莎學研究的領域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但在1978年卻蒙邀請，隨後每兩年都收到邀請函，我也參加過十幾次的會議。回頭想想，他們邀我，恐怕因我當時在美國主持一個頗有名氣的莎翁戲劇節，每年夏天搬演3齣大型莎劇，也演全了莎翁的38齣戲。那時，我是亞洲人中唯一在歐美主持大型劇團並經常導演莎劇者，這個紀錄好像直到如今還保持。
華人中第二位與會的學者是上海復旦大學的林同濟教授，他在1981年接到邀請，並在會上傳閱了一篇很精彩的論文，討論《哈姆萊特》第一獨白第一句的「solid flesh」的含義及可能的字眼變化。兩年後復旦的陸谷孫教授也來參加會議，發表了一篇同樣精彩的論文。之後，內地的索因章教授也應邀赴會，但沒發表論文。兩年前，台大外文系、戲劇學系的彭鏡禧教授也應邀參加，還有一位新加坡大學的年輕學者，馬來西亞人但有華人血統，但不懂中文。除此之外，在我記憶中好像還沒其他華人參加過這個會議。
在1970年代後期及1980年代，會議小冊後面列印的與會者，讀來頗像莎學的研究書目，很多大家熟知的一流學者及編者都歡聚一堂。30後的今天，有些參與者的學術地位好像不過爾爾，包括一些年輕日本學者，來自籍籍無名的大學，可能因為日本近年主辦了一次大型而出色的國際莎學會議，英國人想要答謝某些出力的籌劃者吧！
對我這個專業舞台導演而言，參加這個會議最大的樂趣不是聆聽學術論文或參加專題研討，而是觀賞皇家莎翁劇團的演出。過去十幾次的會期，我們都會觀賞5到6齣的演出，分別在3個大小劇場呈現，而他們那個僅容180人的實驗劇場，往往更有令人驚喜的精品。今年夏天，由於皇家莎翁劇團的主劇場正在翻修，連那400座次的天鵝劇場也停止營業，我們僅在臨時建造的「庭院劇場」（the Courtyard） 看了兩齣戲﹕《哈姆萊特》與《馴悍記》。這個「庭院」約有千座，兩年前拆除了實驗劇場，就在那塊地上建成，裏面的座次安排及舞台形式跟將建的新劇場完全一樣，分明是想在這個臨時劇場裏體現一下將來的氛圍及舞台效果。兩年前我們曾在這個「庭院」看了3齣歷史劇﹕《亨利第六》的第一、第二、第三集。能在連續3晚觀賞這3齣冷門戲，真是難得的經驗與福分，而劇團的新任藝術總監 Michael Boyd 對這3齣戲的處理也非常得當，演員又特別賣力，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另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節目，就是聆聽皇家莎翁劇團的導演及主角談論他們目前的演出。這個節目總是安排在最後一天的上午，那時我們已經看過所有演出，跟他們討論詮釋的得失以及導演的構思，也就分外有趣。 大會通常事先蒐集我們寫下的問題紙條，再從中選出最好的，由一位著名學者主持，他逐一向參與的藝術總監、導演、演員提問，再由他們當場作答或互辯。這些討論往往是大會的高潮，若能再蒙邀請，跟這些表演藝術家共晉隨後的午餐，對我這個劇場工作者而言，那更「值回票價」了。
可是今年的同類討論會，卻在劇場舉行，每人收費5英鎊，也有其他買票的觀眾，而出席者僅有《哈姆萊特》的導演，討論的內容非常普通，遠比以往的遜色，令我大失所望。
影視紅人湊演《哈姆萊特》
開會期間我們僅看兩齣戲﹕《哈姆萊特》及《馴悍記》，都由並不知名的年輕導演執導，其中的《哈姆萊特》值得在此提及，因為主演丹麥王子的乃是目前英國非常吃香的年輕演員David Tennant。這位演員曾在皇家莎翁劇團演過好幾個主角，但成績平平，我在4年前還看過他主演的羅密歐，印象相當淡薄。可今年他卻是一線紅人，因為由他主演的電視劇Dr. Who 正在英國走紅，他的《哈姆萊特》當然一票難求，劇院的後台出入口也經常擠滿索取簽名的粉絲。他的丹麥王子不過不失，「第一獨白」倒很精彩，年紀也跟劇中人物相副，是個值得留意的新秀。
這齣戲最最令我激賞的卻是大明星Patrick Stewart飾演的國王，他也兼演哈姆萊特父親的鬼魂。這個讓一位演員兼演一生一死兩兄弟的做法，雖非劇界首創，但在這個演出中卻顯得分外精彩。這位著名的莎劇演員近年來在荷李活相當走紅，他在《星際爭霸戰》電影新版本裏飾演的科克艦長，已在一般觀眾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飽賺美金之餘，他還經常回到舞台上「充電」。兩年前我在皇家莎翁劇團主劇場看他主演的《暴風雨》，居然看到睡，但這次看他兼演的兩個角色，卻從頭到尾津津有味。他演國王那份權威氣勢自不待言，但他的鬼魂角色卻讓我絕對傾倒。其中最讓我激賞的導演處理，就是當鬼魂在台上四處游走時，他那皮質大衣下經常冒出冰森森的煙氣。那當然是乾冰效果，但後台人員也必定在那大衣裏安裝了一架小風扇，才會製出那冷入骨髓的陰森效果。當時我就心中暗記﹕將來我若執導《哈姆萊特》，這個效果一定汲取。
看到這齣戲，不由使我憶起4年前也在莎翁故鄉看到的另一齣《哈姆萊特》，飾演王子的也是年輕走紅的演員Toby Stephens。這位老兄有對鼎鼎大名的父母，母親是Maggie Smith女爵，在荷李活演過不少電影，也主演過許多莎劇。父親是莎劇名宿Robert Stephens爵士，也演過電影電視。《哈姆萊特》上演前，Toby Stephens剛在007電影《誰與爭鋒》裏主演007的對頭Gustav Graves一角，就是那個想用太陽能摧地球目標的瘋子，也是後來殺死父親的傢伙。他那北韓將領的父親，是由香港明星曾江飾演的，戲分還不少，而曾江也剛在我今夏帶赴北京國家大劇院公演的《德齡與慈禧》裏飾演九門提督榮祿一角。他與旅美影星盧燕飾演的慈禧，在這齣戲中有場精彩的偷情戲，每次演完都博得北京觀眾如雷的掌聲。新建劇場承延親切感
最後應該談談皇家莎翁劇團的新劇場了。這是與會人士最最關心的話題，大會也安排了一場講座，讓建築公司向大家報告新建劇場的工程進度及大致形象。目前，1500座的主劇場已經全部拆除，莎翁紀念劇院的屋頂也被整個翻起，未來的劇場將有千座的觀眾席，三面包圍非常接近觀眾的伸展舞台，但觀眾席跟舞台將在同一空間，即使3樓後排的觀眾也與舞台中心相距不遠，因此可以保持高度的「親切感」。後台雖有頗大的空間及換景機械，新劇場的演出仍將以不用布景的方式為主，充分顯示莎劇簡約象徵的特性。
這座新劇場將在2010年完成，在此之前皇家莎翁劇團仍將保持每年20齣戲的劇季，分別在倫敦、新堡等城市的輔助劇場演出。莎翁故鄉的大本營，在這兩年間的大部分演出將在「庭院」舉行，冬季卻會在當地市政廳禮堂製作一些次要的演出。我在此熱切期望，當我們在那年8月參加第34屆國際莎學會議時，新建劇場將已落成並順利運作，讓我們看看這座大家談論了半世紀的莎翁紀念劇場，將有什麼樣的新氣象與新面貌。
[文 楊世彭 資深舞台導演及戲劇學者，現任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客座講座教授]
快筆趙來發 ／文．關仁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是日也，楊世彭教授談莎士比亞，精彩。
莎士比亞，源出英國，但已非英國人獨佔之物矣，而更是世界文化遺產，屬於世界的精神文明，如同中國的京戲和崑曲，都係有耳有目皆可享受之文化傑作。但問題是，兩者在教育制度上所遭受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莎士比亞都是必讀之作，別說在大學裏有專門課桯，即連中學甚至小學都會提及，例如香港特區的名校中學就有一門「English Literature」，老師就會用足幾堂時間甚至用整個學期來引領學生研讀莎翁作品。
反之，京戲和崑曲呢，可能會在中國文學課上係咁意被提及幾句，但絕不會有人用足幾堂或整個學期來讀《長生殿》或《牡丹亭》劇本；至於舞台演出，去睇莎士比亞的觀眾，無論在年齡層或社會階層上，又跟去睇《遊園驚夢》者大不相同。箇中差異，值得文化研究者好好替我們解讀。講到解讀，不能不提趙來發。
趙來發先生，香港名編也、名筆也，多年以來，遊走於各大傳媒，什麼類型的稿子都寫過，其中一類主流，正是「趨勢解讀」，針對時下流行的社會現象，透視意義，剖析走向，深入淺出，非常受到讀者歡迎。回看1997年初「世紀版」創辦時，第一天刊登了3篇文章，一篇由馬家輝所寫，一篇由朗天所撰，另一篇，作者正是趙來發，大談特談香港文化人的特質和困境，替新版面定了調，十分精彩。
人稱「發仔」的趙來發，動筆又勤又快，你隨便出個題目，他坐低半個鐘頭便可交出兩千字，是典型的報館專業速度。關仁曾問他，為什麼不用多點時間寫好少少，他用一貫乜都無所謂的態度聳肩笑道，求其啦，你寫好都冇用，香港人係識欣賞咁多啦。
發仔做人隨便，交友無拘正邪老幼，人緣甚佳。只可惜，好人短命，11年前已經開始出現健康問題，搏鬥至今，終於不敵病魔而去。
世紀版懷念趙來發，一個好人，一個好作者。
[文．關仁]
a link：蕭紅與端木：夫妻死去樹也同模樣
一月憶蕭紅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踏入○九年，天氣暖和，花吐豔。聖士提反女書院的鳳凰木格外高麗奪目，其中一株的樹下，埋東北女作家蕭紅的一半骨灰，亦合葬了她摯愛過的，後來在香港得享高壽的端木蕻良的骨灰。蕭紅病歿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彌留於當時用作戰時醫院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端木埋葬蕭紅的另一半骨灰於淺水灣，至一九五七年中國政府記念其文學地位，遷葬骨灰於廣州銀河公墓。墓地雖以大理石規模，但「銀河冷落」，殘照蕭紅。當地認識蕭紅者寥寥無幾，致祭者更形蕭索清寡。香港人亦淡忘紅顏薄命的蕭紅。
蕭紅少小逃家，邂逅蕭軍，後來有緣遇上魯迅，發展至亦師亦友。輾轉南來，賣文為生，在戰亂中貧病交迫，生活清苦。後遇端木，故事亦可歌可泣。
當年端木是否按蕭紅遺願處理骨灰，尚未可考。但端木的處理方式，隱然有文人小說家的浪漫，亦無奈地受戰時物流的限制。蕭紅在淺水灣的墓地，背山、面向水天相連處，伴以綠樹，當時雖只有孤木作墓標，但文思活躍的蕭紅，半生浪漫淒美，想是滿意喜悅的。
聖士提反是蕭紅最後彌留處，患肺病的她，一定滿意空氣清新、林木蔽天的聖士提反女中。端木蕻良的深情，亦是貫徹始終。他雖在香港得享高壽，後蕭紅五十四年而去，但亦囑咐妻子鍾耀群，親手將骨灰與蕭紅合葬於校園鳳凰木下。
聖士提反女中以文科見稱，信是冥冥中兩位浪漫文人，在校園中留下帝女花般印記，「夫妻死去樹也同模樣」，哀怨淒迷，為莘莘學子帶來豐富想像，亦留下亂世烙印。
[黃秉坤]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踏入○九年，天氣暖和，花吐豔。聖士提反女書院的鳳凰木格外高麗奪目，其中一株的樹下，埋東北女作家蕭紅的一半骨灰，亦合葬了她摯愛過的，後來在香港得享高壽的端木蕻良的骨灰。蕭紅病歿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彌留於當時用作戰時醫院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端木埋葬蕭紅的另一半骨灰於淺水灣，至一九五七年中國政府記念其文學地位，遷葬骨灰於廣州銀河公墓。墓地雖以大理石規模，但「銀河冷落」，殘照蕭紅。當地認識蕭紅者寥寥無幾，致祭者更形蕭索清寡。香港人亦淡忘紅顏薄命的蕭紅。
蕭紅少小逃家，邂逅蕭軍，後來有緣遇上魯迅，發展至亦師亦友。輾轉南來，賣文為生，在戰亂中貧病交迫，生活清苦。後遇端木，故事亦可歌可泣。
當年端木是否按蕭紅遺願處理骨灰，尚未可考。但端木的處理方式，隱然有文人小說家的浪漫，亦無奈地受戰時物流的限制。蕭紅在淺水灣的墓地，背山、面向水天相連處，伴以綠樹，當時雖只有孤木作墓標，但文思活躍的蕭紅，半生浪漫淒美，想是滿意喜悅的。
聖士提反是蕭紅最後彌留處，患肺病的她，一定滿意空氣清新、林木蔽天的聖士提反女中。端木蕻良的深情，亦是貫徹始終。他雖在香港得享高壽，後蕭紅五十四年而去，但亦囑咐妻子鍾耀群，親手將骨灰與蕭紅合葬於校園鳳凰木下。
聖士提反女中以文科見稱，信是冥冥中兩位浪漫文人，在校園中留下帝女花般印記，「夫妻死去樹也同模樣」，哀怨淒迷，為莘莘學子帶來豐富想像，亦留下亂世烙印。
[黃秉坤]
有個人叫吳君亮
查看預算案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從上海出發來回成都一趟，匆匆行，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近距離欣賞了金面具固然好，但若說「精神收穫」，其實還遠不如遇見了一些從四方八面而來的中國人，他們各有專業各有崗位，也都不約而同地憑蠻勁做實事，這些事，都是在試探中國社會的進步速度，亦都是在測量中國政府的改革水溫。
譬如說，來自深圳的吳君亮吧。
此公長得圓頭大耳，一看即知是CEO之類的成功企業家，他經營資產管理公司，生意上了軌道，分出精神來實踐理想，他找來手下兩位財務分析師，組成團隊，向十幾個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單位提出申請，要求查看預算案。
公開預算案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公共行政規範，但在中國，史無前例，初時，沒人理睬吳君亮，但此公用一股牛脾氣屢敗屢試，用盡方法，花了兩年時間，終於敲開了預算大門。去年五月，深圳市財政局打電話給他，同意他來查看並拍攝市政府的部門預算；六月，民政部、環境保護部、科技部相繼跟進；十月，衛生部照辦煮碗，而且所公開的預算案比其他部門完備得多。吳君亮高興了，為此建立了「中國預算網」，讓資料公開，期望這場「公開預算案運動」能被推動下去，到了某年某月某日，一切透明，中國人民不必再生活在資訊黑暗之中。
除了吳君亮，在成都，還見了每天在政論節目追擊陳水扁的張友驊、揭露山西煤礦黑暗的攝影記者戴驍軍、報道三鹿毒奶粉案的簡光洲、在汶川震災裏冒險救人的兩位四川警察、極低調的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首位取得BBC音樂大獎的華人歌手薩頂頂……各人頭上一片天，都是把日子過得生龍活虎的好人物。
當然也在當地傳媒的安排下驅車到地震災場看了幾眼。本來會看一整天，但見到一幢倒塌的學校，據說活埋了幾百位師生，心底湧起一陣濃厚的血腥恐怖，不想看了，也不忍看了，快走快走，如今應做的事情不是「考察」災場而是反省豆腐渣工程背後的人禍墮落。
中國，永遠在前進中退步。
（行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09年1月11日
【明報專訊】從上海出發來回成都一趟，匆匆行，在金沙遺址博物館近距離欣賞了金面具固然好，但若說「精神收穫」，其實還遠不如遇見了一些從四方八面而來的中國人，他們各有專業各有崗位，也都不約而同地憑蠻勁做實事，這些事，都是在試探中國社會的進步速度，亦都是在測量中國政府的改革水溫。
譬如說，來自深圳的吳君亮吧。
此公長得圓頭大耳，一看即知是CEO之類的成功企業家，他經營資產管理公司，生意上了軌道，分出精神來實踐理想，他找來手下兩位財務分析師，組成團隊，向十幾個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單位提出申請，要求查看預算案。
公開預算案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公共行政規範，但在中國，史無前例，初時，沒人理睬吳君亮，但此公用一股牛脾氣屢敗屢試，用盡方法，花了兩年時間，終於敲開了預算大門。去年五月，深圳市財政局打電話給他，同意他來查看並拍攝市政府的部門預算；六月，民政部、環境保護部、科技部相繼跟進；十月，衛生部照辦煮碗，而且所公開的預算案比其他部門完備得多。吳君亮高興了，為此建立了「中國預算網」，讓資料公開，期望這場「公開預算案運動」能被推動下去，到了某年某月某日，一切透明，中國人民不必再生活在資訊黑暗之中。
除了吳君亮，在成都，還見了每天在政論節目追擊陳水扁的張友驊、揭露山西煤礦黑暗的攝影記者戴驍軍、報道三鹿毒奶粉案的簡光洲、在汶川震災裏冒險救人的兩位四川警察、極低調的茅盾文學獎得主麥家、首位取得BBC音樂大獎的華人歌手薩頂頂……各人頭上一片天，都是把日子過得生龍活虎的好人物。
當然也在當地傳媒的安排下驅車到地震災場看了幾眼。本來會看一整天，但見到一幢倒塌的學校，據說活埋了幾百位師生，心底湧起一陣濃厚的血腥恐怖，不想看了，也不忍看了，快走快走，如今應做的事情不是「考察」災場而是反省豆腐渣工程背後的人禍墮落。
中國，永遠在前進中退步。
（行旅‧完）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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