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2009
5/15/2009
江南省亲之八：高家
K,
那晚，MAYBOY终于打了电话回家，偏偏发现婆婆的电话几乎听不清，俺只好挂了。
一瞬间，好心酸：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够不到、摸不着，连声音也听不清。如果，将来高宝如此，小女子肯定会大哭一场。可是，婆婆，好像麻木了，看着我，只是苦笑一下。
第二日，小女子和公婆商量，将两个屋子的电话都换过新的吧。
姐姐陪着我去小城电信，我选了两款清爽、字大、声响的座机。其中一台是子母机，一台放在公公屋，一台放在客厅，方便整天忙家务婆婆，也方便俩老互相呼。
公公惯常的“嫌”贵了，然后就好热心地张罗如何安放。
小女子，好心酸。
昨儿，和婆婆合作，小女子小露一手，包了一顿韭菜、鲜虾、鸡蛋水饺。尽管，曾为工商银行金坛支行审计股股长的老公公，惯常的先“评论”说：饺子皮，比馄饨厚，吃不太惯。一拿起筷子，就着鲜虾汤，忽忽就吃了一大碗。婆婆看看我，撇嘴窃笑@@
今天，小女子要告别了。
俩老昨晚特别的热乎，让我好感伤。
爷爷专门拿出两叠照片，让我带给儿孙：一叠，是高家今年春节，新修葺的位于扬州老家的祖坟；一叠，是爷爷奶奶，去年金婚，前往北京和杭州湾旅行的照片。
想起，今年清明，高宝问起高家祖坟在哪儿的话。莫非，这祖孙相隔迢迢，心意却紧紧相通？
看着祖坟地照片上，林林总总十几座簇新的墓碑，认识了太公太婆的合墓，小女子一阵心热：总有一日，小女子与MAYBOY，也会如此“天长地久”吧。
那晚，MAYBOY终于打了电话回家，偏偏发现婆婆的电话几乎听不清，俺只好挂了。
一瞬间，好心酸：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够不到、摸不着，连声音也听不清。如果，将来高宝如此，小女子肯定会大哭一场。可是，婆婆，好像麻木了，看着我，只是苦笑一下。
第二日，小女子和公婆商量，将两个屋子的电话都换过新的吧。
姐姐陪着我去小城电信，我选了两款清爽、字大、声响的座机。其中一台是子母机，一台放在公公屋，一台放在客厅，方便整天忙家务婆婆，也方便俩老互相呼。
公公惯常的“嫌”贵了，然后就好热心地张罗如何安放。
小女子，好心酸。
昨儿，和婆婆合作，小女子小露一手，包了一顿韭菜、鲜虾、鸡蛋水饺。尽管，曾为工商银行金坛支行审计股股长的老公公，惯常的先“评论”说：饺子皮，比馄饨厚，吃不太惯。一拿起筷子，就着鲜虾汤，忽忽就吃了一大碗。婆婆看看我，撇嘴窃笑@@
今天，小女子要告别了。
俩老昨晚特别的热乎，让我好感伤。
爷爷专门拿出两叠照片，让我带给儿孙：一叠，是高家今年春节，新修葺的位于扬州老家的祖坟；一叠，是爷爷奶奶，去年金婚，前往北京和杭州湾旅行的照片。
想起，今年清明，高宝问起高家祖坟在哪儿的话。莫非，这祖孙相隔迢迢，心意却紧紧相通？
看着祖坟地照片上，林林总总十几座簇新的墓碑，认识了太公太婆的合墓，小女子一阵心热：总有一日，小女子与MAYBOY，也会如此“天长地久”吧。
世紀．MingPao．五十年﹕如何重拾國際視野
如何重拾國際視野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由於家人數十年來訂閱《明報》，《明報》絕對是伴隨我長大的報紙，也是我至今感情投放最深的媒體。2001年的9.11事件後，我的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投到《明報》論壇版，自此，在無心插柳下，寫得愈來愈多，再變成了《明報》國際版的專欄作者。回望當年，無論是文字技巧和內容掌握都顯得幼嫩，又不時展露青年獨有的花拳繡腿，想想也覺汗顏，《明報》卻能大膽給予青年發揮的空間，作出非市場主導的種種決定，對此，我一直衷心感激。可以說，假如不是從《明報》重新接觸香港脈搏、參與香港社會，中學後一直在海外念國際關係的我，很可能不會回到香港。從這角度而言，《明報》對我的改變，更是難以名狀的。
國際新聞地位改變
曾幾何時，國際新聞在香港傳媒佔有主流地位。從前輩口中得知，當年韓戰、越戰，都是連篇累牘的頭條報道，讀者對冷僻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國際關係，都能如數家珍。那時候，也是《明報》黃金發展之時。那時候的香港，彷彿什麼都是向上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國際新聞逐漸淪為香港媒體的枝節，國際評論得到的重視愈來愈低，而香港在國際間的樞紐角色，更依稀褪淡。這些，都是教人擔心的。不久前的金融海嘯，再次突顯了香港地位的脆弱性，如何使香港不至淪落為明日的二等城市，一直是眾人所想，但無論答案如何，自我標榜國際都會的「偽國際化」，絕不是出路所在。
過去八年，我在《明報》發表的多是國際評論，但也包括了講述香港和國際互動的思潮版文章，其中一篇以「威尼斯化」作題。文章細節不再重覆，總結卻不妨稍作重溫﹕「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現在，不用說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當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這裏說的，就是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媒體、學院、社會等不同介體，拓展香港研究國際平台的原因。儘管這些年來，成效不能算大，但也認識了不少有心人。《明報》諸位編輯，正是箇中佼佼。
說在威尼斯化產生之前
也許，集體回憶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乃相對抽象，社會對《明報》過去五十年，也含有若干浪漫化的重構元素在內。但前輩的成就，無疑有目共睹﹔接班的路如何，則要看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能耐。讓未來特區重拾昔日的國際視野、讓香港維持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地位，一直是我們的目標﹔希望《明報》作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會愈加關鍵。
[文／沈旭暉]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由於家人數十年來訂閱《明報》，《明報》絕對是伴隨我長大的報紙，也是我至今感情投放最深的媒體。2001年的9.11事件後，我的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投到《明報》論壇版，自此，在無心插柳下，寫得愈來愈多，再變成了《明報》國際版的專欄作者。回望當年，無論是文字技巧和內容掌握都顯得幼嫩，又不時展露青年獨有的花拳繡腿，想想也覺汗顏，《明報》卻能大膽給予青年發揮的空間，作出非市場主導的種種決定，對此，我一直衷心感激。可以說，假如不是從《明報》重新接觸香港脈搏、參與香港社會，中學後一直在海外念國際關係的我，很可能不會回到香港。從這角度而言，《明報》對我的改變，更是難以名狀的。
國際新聞地位改變
曾幾何時，國際新聞在香港傳媒佔有主流地位。從前輩口中得知，當年韓戰、越戰，都是連篇累牘的頭條報道，讀者對冷僻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國際關係，都能如數家珍。那時候，也是《明報》黃金發展之時。那時候的香港，彷彿什麼都是向上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國際新聞逐漸淪為香港媒體的枝節，國際評論得到的重視愈來愈低，而香港在國際間的樞紐角色，更依稀褪淡。這些，都是教人擔心的。不久前的金融海嘯，再次突顯了香港地位的脆弱性，如何使香港不至淪落為明日的二等城市，一直是眾人所想，但無論答案如何，自我標榜國際都會的「偽國際化」，絕不是出路所在。
過去八年，我在《明報》發表的多是國際評論，但也包括了講述香港和國際互動的思潮版文章，其中一篇以「威尼斯化」作題。文章細節不再重覆，總結卻不妨稍作重溫﹕「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現在，不用說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當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這裏說的，就是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媒體、學院、社會等不同介體，拓展香港研究國際平台的原因。儘管這些年來，成效不能算大，但也認識了不少有心人。《明報》諸位編輯，正是箇中佼佼。
說在威尼斯化產生之前
也許，集體回憶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乃相對抽象，社會對《明報》過去五十年，也含有若干浪漫化的重構元素在內。但前輩的成就，無疑有目共睹﹔接班的路如何，則要看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能耐。讓未來特區重拾昔日的國際視野、讓香港維持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地位，一直是我們的目標﹔希望《明報》作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會愈加關鍵。
[文／沈旭暉]
五十年﹕好壞對錯都源自《明報》
世紀．MingPao．五十年﹕好壞對錯都源自《明報》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但飲了酒會跳上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自記憶深處搜尋，我對《明報》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不是政治新聞，甚至不是新聞，而是肥伯的41湯。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每天黃昏6時，頂樓飯堂開10幾張小圓，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悉隨尊便。同事自由組合，5、6個坐滿一開飯，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8個，以免有人落單，像一家人。
廚師肥伯，胖嘟嘟，一頭白髮，架粗黑框眼鏡，白色背心加短褲，笑容滿面滿場飛……由飯堂再通到天台，那時候，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風光明媚。
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4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每月發糧單的時候，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我甚少光顧。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16小時（記得當時年紀小！），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
當年《明報》遲稿是出名的，行家中除《信報》應無可匹敵。晚上趕發稿，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我會哭。可幸吾道不孤，不愁沒有飯伴。
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比看心理醫生有效。好長一段日子，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休息。多謝關心。
渴求消夜如追訪新聞
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一如對新聞的追訪，鍥而不捨。深夜，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大快朵頤。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老闆挺慷慨，《明報》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後來少去，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九七回歸前後《明報》政治組同事，一定去過這間小店。
卓是跑法庭新聞的。我好多法庭知識，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我也從不吝嗇，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日子過得好快。
我和卓都是在《明報》採訪部長大的。我一直以為，我和《明報》最大牽連，是我對新聞的處理，自問相當認真，但稍嫌太多包袱——雖然旁人未必察覺，自己卻心知肚明。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嗯，不是，不是新聞，我在《明報》最大收穫是人情。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明報》打過工。
工時長培養深厚友情
1986年入職《明報》，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昭。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我曾經以為衡會是《明報》第一位女總編輯，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然後，是跟立法局的眉。她令我知道，除了愛情，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跑國際新聞的娟姐，在《明報》沒有往來，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她來自《明報》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失儀失禮——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今日，離開《明報》8、9年，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也是《明報》舊同事。
《明報》同事交情實在好。當年《明報》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其實《明報》甚少要劈開的冰山，只是《明報》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無力再搞「館外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同事交情好，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明報》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裏留得太久。客觀原因則是《明報》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日久自然生情。
工作點滴倒模上司
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凝聚友情：我們有共同敵人。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他要求同事做的，自己一樣做。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可以怪他，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明報》，按他的演繹是「誤入歧途」，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當時我已積習難返，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統統源自《明報》——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沒有《明報》地獄式訓練，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多謝。
[文／李慧玲 《明報》前新聞總監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但飲了酒會跳上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自記憶深處搜尋，我對《明報》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不是政治新聞，甚至不是新聞，而是肥伯的41湯。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每天黃昏6時，頂樓飯堂開10幾張小圓，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悉隨尊便。同事自由組合，5、6個坐滿一開飯，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8個，以免有人落單，像一家人。
廚師肥伯，胖嘟嘟，一頭白髮，架粗黑框眼鏡，白色背心加短褲，笑容滿面滿場飛……由飯堂再通到天台，那時候，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風光明媚。
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4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每月發糧單的時候，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我甚少光顧。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16小時（記得當時年紀小！），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
當年《明報》遲稿是出名的，行家中除《信報》應無可匹敵。晚上趕發稿，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我會哭。可幸吾道不孤，不愁沒有飯伴。
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比看心理醫生有效。好長一段日子，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休息。多謝關心。
渴求消夜如追訪新聞
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一如對新聞的追訪，鍥而不捨。深夜，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大快朵頤。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老闆挺慷慨，《明報》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後來少去，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九七回歸前後《明報》政治組同事，一定去過這間小店。
卓是跑法庭新聞的。我好多法庭知識，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我也從不吝嗇，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日子過得好快。
我和卓都是在《明報》採訪部長大的。我一直以為，我和《明報》最大牽連，是我對新聞的處理，自問相當認真，但稍嫌太多包袱——雖然旁人未必察覺，自己卻心知肚明。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嗯，不是，不是新聞，我在《明報》最大收穫是人情。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明報》打過工。
工時長培養深厚友情
1986年入職《明報》，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昭。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我曾經以為衡會是《明報》第一位女總編輯，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然後，是跟立法局的眉。她令我知道，除了愛情，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跑國際新聞的娟姐，在《明報》沒有往來，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她來自《明報》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失儀失禮——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今日，離開《明報》8、9年，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也是《明報》舊同事。
《明報》同事交情實在好。當年《明報》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其實《明報》甚少要劈開的冰山，只是《明報》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無力再搞「館外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同事交情好，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明報》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裏留得太久。客觀原因則是《明報》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日久自然生情。
工作點滴倒模上司
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凝聚友情：我們有共同敵人。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他要求同事做的，自己一樣做。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可以怪他，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明報》，按他的演繹是「誤入歧途」，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當時我已積習難返，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統統源自《明報》——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沒有《明報》地獄式訓練，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多謝。
[文／李慧玲 《明報》前新聞總監 編輯：黃靜]
5/14/2009
世紀．MingPao．50周年﹕立足於批判的建設
世紀．MingPao．50周年﹕立足於批判的建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1959年5月20日，《明報》在香江初登場，憑創辦人金庸與沈寶新兩位先生的衝勁與魄力，在困難重重中乘風破浪，不斷自我完善，從一張紙、四開、4版的小報到今天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明報》5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實在有太多故事，有驚險刺激的、有艱巨困阻的，當然也少不了激勵人心、感人至深的時刻。一直以來，《明報》由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公正善良、期待國家民族進步的宗旨，僅這一份堅持，已足夠讓其傲視同行。
批評中肯善意
《明報》創辦之際，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10年，處於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下，中港之間差距明顯，兩大陣營的隔河對壘，加上「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國內社會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今日經過50年發展，尤其近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一，《明報》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拉近了兩地人們的距離，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秉持公正而善良的宗旨，《明報》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中肯、善意而富建設性的批評，對國家發展及前進提策出謀，始終以人文關懷的精神關注國家發展、關心同胞福祉，見證了中國半世紀以來的成就，同時亦在歷史進程中成就了《明報》自己剛正不阿的金漆招牌，建立專屬於《明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作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於戰後時期、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心國情的香港人，我自青年時期至今，《明報》從創刊第一天，50年來都是我的重要資訊及思想衝擊、挑戰來源，促我反思的「只要核子，不要褲子」討論至今歷歷在目。記憶裏以至對生活影響至深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地及香港反應，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回顧過去，足見《明報》在那個時代環境下的真知灼見。
記得1972年我初到上海從事貿易，當日與今日內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面貌煥然全新，30多年來的變化、改進甚至可以逐年逐項列出，至今成為擁有2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於北京奧運一鳴驚人，全球金融海嘯中依然有保八的能力，中國成就及其對世界貢獻不言而喻。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脫不了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更可說是同向異速。隨50年代末至60年代內地社會的動盪，香港迎來大批內地移民，同時帶來大量資金、人才、技術，促成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直至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香港順理成章轉為中國對外的重要窗戶，伴隨改革大潮，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半世紀堅持 換來公信力
《明報》在當中憑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對中國時局形勢及發展一直堅持理性、務實批判的立場，我會稱之為「立足於批判的建設」。做了半世紀的《明報》讀者，今天的報慶不禁使我回想它由醞釀至初創時期，香港報壇兩大才子查良鏞與周榆瑞的人生歷程（兩位先生當時同時任職於《大公報》，其後查先生退出自立創辦了《明報》，周先生則棄國遠渡重洋至英國，往後人生經歷迥異），給我們旁觀者極多的啟迪。
許多人對文人辦報都抱有較高期望，對於報刊主辦人的接班較重視其身分背景，其實所謂一輩人一輩事，歷史是不斷創新向前的，只要堅持目標，在不影響編採獨立下，又何必執著？《明報》自創辦人金庸先生以降，雖幾經易手，接班過程中卻未曾對編採自主有所影響，這不正是一個令人鼓舞及欣慰的例證嗎？
半世紀的堅持，換來難能可貴的公信力，作為忠實讀者，我期望《明報》在未來日子裏能夠一如既往地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立足香港，心懷國家，環顧世界，在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新一頁中，繼續堅守持平而踏實的辦報原則，為家國發展作出提振！
[文／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1959年5月20日，《明報》在香江初登場，憑創辦人金庸與沈寶新兩位先生的衝勁與魄力，在困難重重中乘風破浪，不斷自我完善，從一張紙、四開、4版的小報到今天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明報》5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實在有太多故事，有驚險刺激的、有艱巨困阻的，當然也少不了激勵人心、感人至深的時刻。一直以來，《明報》由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公正善良、期待國家民族進步的宗旨，僅這一份堅持，已足夠讓其傲視同行。
批評中肯善意
《明報》創辦之際，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10年，處於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下，中港之間差距明顯，兩大陣營的隔河對壘，加上「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國內社會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今日經過50年發展，尤其近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一，《明報》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拉近了兩地人們的距離，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秉持公正而善良的宗旨，《明報》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中肯、善意而富建設性的批評，對國家發展及前進提策出謀，始終以人文關懷的精神關注國家發展、關心同胞福祉，見證了中國半世紀以來的成就，同時亦在歷史進程中成就了《明報》自己剛正不阿的金漆招牌，建立專屬於《明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作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於戰後時期、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心國情的香港人，我自青年時期至今，《明報》從創刊第一天，50年來都是我的重要資訊及思想衝擊、挑戰來源，促我反思的「只要核子，不要褲子」討論至今歷歷在目。記憶裏以至對生活影響至深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地及香港反應，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回顧過去，足見《明報》在那個時代環境下的真知灼見。
記得1972年我初到上海從事貿易，當日與今日內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面貌煥然全新，30多年來的變化、改進甚至可以逐年逐項列出，至今成為擁有2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於北京奧運一鳴驚人，全球金融海嘯中依然有保八的能力，中國成就及其對世界貢獻不言而喻。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脫不了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更可說是同向異速。隨50年代末至60年代內地社會的動盪，香港迎來大批內地移民，同時帶來大量資金、人才、技術，促成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直至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香港順理成章轉為中國對外的重要窗戶，伴隨改革大潮，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半世紀堅持 換來公信力
《明報》在當中憑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對中國時局形勢及發展一直堅持理性、務實批判的立場，我會稱之為「立足於批判的建設」。做了半世紀的《明報》讀者，今天的報慶不禁使我回想它由醞釀至初創時期，香港報壇兩大才子查良鏞與周榆瑞的人生歷程（兩位先生當時同時任職於《大公報》，其後查先生退出自立創辦了《明報》，周先生則棄國遠渡重洋至英國，往後人生經歷迥異），給我們旁觀者極多的啟迪。
許多人對文人辦報都抱有較高期望，對於報刊主辦人的接班較重視其身分背景，其實所謂一輩人一輩事，歷史是不斷創新向前的，只要堅持目標，在不影響編採獨立下，又何必執著？《明報》自創辦人金庸先生以降，雖幾經易手，接班過程中卻未曾對編採自主有所影響，這不正是一個令人鼓舞及欣慰的例證嗎？
半世紀的堅持，換來難能可貴的公信力，作為忠實讀者，我期望《明報》在未來日子裏能夠一如既往地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立足香港，心懷國家，環顧世界，在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新一頁中，繼續堅守持平而踏實的辦報原則，為家國發展作出提振！
[文／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5/13/2009
江南省亲之七：春笋 粽子 蚕豆 螺丝 水鱼 鲫鱼汤
K,
今夜，小女子是在煮江南粽子的清香中，咽着口水入眠的。好梦不断！！
小女子最爱馋人喇，这是天性。而看到标题就流口水的人，都是意志力不坚强的，如MAYBOY。
那日，在金陵俺给MAYBOY传“今日的午餐”：小河虾和嫩蚕豆!馋你！人家回说：好在刚刚吃过饭了。
这回，回到金坛，婆婆和姐姐争相弄好吃的：煨红枣、卧鸡蛋、春笋烧鸡、姐姐自己种的蚕豆、炖水鱼、鲫鱼汆汤、春韭、苋菜……姐姐特地包了笋尖包子，昨儿俺也小露一手，和婆婆一道包红豆粽子！呵呵，每天吃得好开心。
自然拍了手机照，“第一时间”发往海南。这下，有人熬不住了：带点回来！
哈哈哈哈。
昨日午后，自己个儿在MAYBOY自幼生活的小城乱逛，看到小理发店、修车（自 行车）铺子、糕点铺、成衣庄……就觉得亲。拍了不少片子，想像，如果那家伙没有出去读书闯世界，找个小城碧玉过日子，现在会是啥模样儿。
见到铺子，想起了做媳妇的“职责”，就进去买了六袋河北沧州阿胶枣、两袋福建莆田龙眼干、两条云烟回家孝敬公婆。哪知公公觉得烟贵了。于是，就和姐姐回头去换，人家则是“烟酒出门，概不退换”。小女子以情动人了半天，打工女也不敢做主。
灵机一动，干脆按老爷子的菜单，“换了”六条红塔山、一瓶五粮春。老爷子这下眉开眼笑：这些烟够抽三个月了。兴趣很高地听俺说了一晚儿孙事儿。
那两条云烟，这下就便宜了MAYBOY了，哼哼！！
俺给他发信曰：我说这些都是你让办的。老人都高兴。能干吧！
MAYBOY回曰：猛！你啥时回啊
嘿嘿嘿，小女子窃笑，差点回：等你来接。
临了，心一软，没“折磨”他：20日回成不？
今夜，小女子是在煮江南粽子的清香中，咽着口水入眠的。好梦不断！！
小女子最爱馋人喇，这是天性。而看到标题就流口水的人，都是意志力不坚强的，如MAYBOY。
那日，在金陵俺给MAYBOY传“今日的午餐”：小河虾和嫩蚕豆!馋你！人家回说：好在刚刚吃过饭了。
这回，回到金坛，婆婆和姐姐争相弄好吃的：煨红枣、卧鸡蛋、春笋烧鸡、姐姐自己种的蚕豆、炖水鱼、鲫鱼汆汤、春韭、苋菜……姐姐特地包了笋尖包子，昨儿俺也小露一手，和婆婆一道包红豆粽子！呵呵，每天吃得好开心。
自然拍了手机照，“第一时间”发往海南。这下，有人熬不住了：带点回来！
哈哈哈哈。
昨日午后，自己个儿在MAYBOY自幼生活的小城乱逛，看到小理发店、修车（自 行车）铺子、糕点铺、成衣庄……就觉得亲。拍了不少片子，想像，如果那家伙没有出去读书闯世界，找个小城碧玉过日子，现在会是啥模样儿。
见到铺子，想起了做媳妇的“职责”，就进去买了六袋河北沧州阿胶枣、两袋福建莆田龙眼干、两条云烟回家孝敬公婆。哪知公公觉得烟贵了。于是，就和姐姐回头去换，人家则是“烟酒出门，概不退换”。小女子以情动人了半天，打工女也不敢做主。
灵机一动，干脆按老爷子的菜单，“换了”六条红塔山、一瓶五粮春。老爷子这下眉开眼笑：这些烟够抽三个月了。兴趣很高地听俺说了一晚儿孙事儿。
那两条云烟，这下就便宜了MAYBOY了，哼哼！！
俺给他发信曰：我说这些都是你让办的。老人都高兴。能干吧！
MAYBOY回曰：猛！你啥时回啊
嘿嘿嘿，小女子窃笑，差点回：等你来接。
临了，心一软，没“折磨”他：20日回成不？
雜文家何滿子上海逝世
雜文家何滿子上海逝世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內地雜文家何滿子上周五（8日）於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90歲，告別儀式將在17日於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何滿子著作等身，一共寫了50多本書，出版了《五雜侃》、《人間風習碎片》、《中古文人風採》、《圖品三國》等一系列雜文集。
著作50多本 享年90歲
《揚子晚報》報道，何滿子原名孫承勳，1919年出生於浙江富陽市，7歲開始已讀《西遊記》，10歲以文言文寫故事。少年時，何滿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他曾回憶道，「當年我家有3位家庭教師，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數理化和外語的都是劍橋留學生。」
何滿子在1949年前曾任職多間報館。1949年後，歷任大眾書店編輯、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等職。
身為著名雜文家，何滿子曾撰文批評，在雜文不景氣的環境中，有一些雜文作者「玩雜文」，文章寫得很俏皮，但其風格和態度卻是站在雲端裏看笑話的冷嘲式，絲毫沒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淑世精神。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3日
【明報專訊】內地雜文家何滿子上周五（8日）於上海瑞金醫院逝世，享年90歲，告別儀式將在17日於上海龍華殯儀館舉行。何滿子著作等身，一共寫了50多本書，出版了《五雜侃》、《人間風習碎片》、《中古文人風採》、《圖品三國》等一系列雜文集。
著作50多本 享年90歲
《揚子晚報》報道，何滿子原名孫承勳，1919年出生於浙江富陽市，7歲開始已讀《西遊記》，10歲以文言文寫故事。少年時，何滿子接受的是西式私塾教育，他曾回憶道，「當年我家有3位家庭教師，教文史的是前清副榜，教數理化和外語的都是劍橋留學生。」
何滿子在1949年前曾任職多間報館。1949年後，歷任大眾書店編輯、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等職。
身為著名雜文家，何滿子曾撰文批評，在雜文不景氣的環境中，有一些雜文作者「玩雜文」，文章寫得很俏皮，但其風格和態度卻是站在雲端裏看笑話的冷嘲式，絲毫沒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淑世精神。
5/12/2009
江南省亲之六：到了金坛婆家
K，
这会儿我坐在金坛一个叫做“浪淘沙”的网吧里，读报做动态写写字。
是婆婆带我找到这儿的。
江南省亲的第二站昨日展开。小女子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春日的心愿，给许多人添了麻烦。
前晚，爹地躺上床后对我说：明天怕不能起来送你了，出发前记得来道别。小女子心一热，干脆当晚就陪着爹地睡了。哪知，清早五点，早亮的江南天光晃醒了俺，起身一看，爹地带着眼镜躺着：我四点多就醒了。
哎呀，小女子罪过。本想让父亲踏实，没想到反倒扰了他的清梦。
我俩扳手腕，爹地活动自如的左手好大力，真的赢了俺。
卫东呢，不但早几天给买了票和礼物，大早特地赶回来送我。
车行驶在江南的土地上，一丛丛嫣红的枫叶，在嫩绿里逼人恼春了。
不想，自己个儿敲开婆家的门，就发现婆婆准备了好大一桌子江南菜。原来，老太太夜里三点半就起身了。
她一定是把媳妇回家，当作儿孙一起归来了。
小女子，罪过啊。
以紀念為名，以詰問為實／文﹕馬家輝
以紀念為名，以詰問為實／文﹕馬家輝
——「5．12」這一天的真正意義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12」震災整整過去一年了，儘管中宣部早已傳令不許傳媒「過度炒作」，內地的報紙雜誌於近兩星期仍把周年紀念作為關鍵話題，此起彼落，輯輯相連，可見這場災劫對中國人來說仍是「餘悸猶存」；那忘不了的終究忘不了，尤其當災難的記憶仍然隱藏這麼多的問號，每多一次回憶，便等於多一次受到傷害，問號如刀，刀刀割下，讓傷口永遠沒法癒合。
也因此，「5．12」至今為止——甚至在未來不短的一段日子裏——必仍是個曖昧的時間符號，極難用「紀念」二字將之總括定位。震災真相仍未明朗，奢談「紀念」，有什麼意思呢？舉凡「紀念」，總得先對被紀念的對象擁有明確的、趨近真相的了解，否則，如在暗房摸象，瞎猜的成分多於紀念的效益，在這樣的狀下「紀念」來「紀念」去，其實是對災難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侮辱。
由這角度看，要對一場災劫進行真誠的「紀念」，大前提在於能否對災勢擁有「詰問的自由」，假如這樣的自由被剝奪了或割碎了或困限了，「紀念」便將變身成為「詰問」本身，傳媒唯有以「紀念」之名行「詰問」之事，在情緒的偽裝下，在關懷的掩護下，盡量探求或揭示災劫的可能真相。
也就是說﹕在災劫真相尚未明朗的時空下，任何「紀念5．12」的傳媒行動其實都是或可能是「詰問5．12」的求真行動。中國不是盛行「山寨」商品嗎？這樣的紀念其實就是「山寨版紀念」，是表面的；在表面背後，傳媒和人民真正關心的是，真相真相真相，請把真相還給我們，沒有真相便沒有紀念，歷史邏輯就是這頑固，她自有集體行動的既定法則，任何人皆難脫離。
一周年了，回顧「5．12」、詰問「5．12」，具體言之，我們可以分從4個層面出發，提出直接相關或由此衍生的思考問號。
報告真相是政府責任
未有盡責難求和諧
首先最為我們所渴求知悉的當然是災難的深度和人禍的闊度。
一場地震，確是天災，但這樣的無情天災到底奪去了多少條寶貴性命，又為什麼能夠奪去一些本有可能保住的寶貴性命，我們總得要知道啊。所謂「我們」，既是指所有曾經被天災震撼、因天災落淚的中國人，更是指直接受害於災變的死難者家屬，他們總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親人和財產啊。要的，我們是要知道的，報告真相是政府對生者與死者所應負擔的最起碼責任，也是政府對生者和死者所應維護的最低度尊嚴，沒有責任和尊嚴而奢求「和諧」，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與空想。
其次，找出真相之後，理所當然要落實問責和付出賠償。
在「5．12」來臨前一星期，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大約有400多個不同級別的官員由於救災不力或防災有誤而受到懲處。相對於財物損失之重和性命犧牲之慘，這個數字顯然不足服人，但更重要的是，在災劫真相尚未出現具可信度的調查報告以前高調談論官員懲處，唯一取得的效果只會是讓人更感心寒，因為，這400多個官員不一定無辜，可是他們必然只是其他更多理應受罰的官員的掩護體，而吊詭地，這個數字愈大，愈易令人相信有更多的官員應該受罰，亡靈在暗處哭嚎，逃離法網的人則在亮處獰笑。
第三，探求災難真相也好，落實問責賠償也罷，對已逝的死者來說固然重要，但對於未來的死者同樣具備嚴肅意義，因為，如果不在真相和賠償的基礎上對導致悲劇的不良政治、行政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日後遇上天災，必然再因人禍而令災難程度擴大十倍百倍。
所以，我沒寫錯字，我的確是說「未來的死者」，如果制度不改，如果權力繼續不受有效監察，人禍必然以不同的面目、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令不同的人哭完再哭，而再有性命犧牲是免不了的，這是誰都不想看見的事，卻又是誰都沒法看不見的事，唯有今天多往前改革一步，明天始可減少因人禍而出現的死靈魂。
縱有採訪自由
也無發表自由
第四，我們極好奇於這場災變可曾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帶來實質而持續的效益。
去年5月20日，本欄曾經談及這樣的新聞景﹕內地網站流傳不少新聞工作者的抱怨貼子，他們普遍表示，是次震災採訪的自由度遠比想像中高，各級官員的合作度亦遠勝於前，或許在災變面前，人的心，變軟了，人的臉孔也慈祥了，中國記者與境外記者並肩作戰，互相提攜也互相挑戰，令內地的新聞報道像被放進微波爐般被高速加熱，叮一聲，變得前所未有地積極、動態、進取。然而，中國終究是中國，內地記者所面對的「國情」終究跟境外同業不盡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採訪完畢，返回報社，境外記者基本上能把眼見的耳聽的都寫下來，並可尋根究柢，深入探索新聞背後的線索結構，但中國記者呢，返回報社，則仍框限重重、禁忌多多，在不同層次上遭受權力壓頂，下筆實難盡言，落墨無法暢快。諸如此類的新聞限制，等於把得來不易的新聞寸進再度封住了、縛住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辛苦採訪得來的那點成績，因為，有新聞採訪而沒有分析追蹤，有「採訪自由」而沒有「發表自由」，等於下雨時帶了一把破傘出門，極難阻擋風雨濕身；也等於演出了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劇，哭完了，把紙巾掉棄了，再讓一切回到原點。
一年過去了，基於觀察與聽聞，我對情的改善甚不樂觀，還是那句話﹕中國始終是中國。
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當然不止於上述4項，例如中國非政府組織於災難後的高速繁殖，再如中國企業家對於捐款賑災的態度變化，又如中國網絡連繫對於救災和防災的增生效用……統統應該也已經有人在深入討論。但討論歸討論，若不把這4項問題理順理清，「5．12」於往後仍難成為真正的紀念日子。她仍必繼續曖昧、一直曖昧下去，直到我們的詰問得到了具體回答，而到那時候，災難亡靈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5．12」這一天的真正意義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12」震災整整過去一年了，儘管中宣部早已傳令不許傳媒「過度炒作」，內地的報紙雜誌於近兩星期仍把周年紀念作為關鍵話題，此起彼落，輯輯相連，可見這場災劫對中國人來說仍是「餘悸猶存」；那忘不了的終究忘不了，尤其當災難的記憶仍然隱藏這麼多的問號，每多一次回憶，便等於多一次受到傷害，問號如刀，刀刀割下，讓傷口永遠沒法癒合。
也因此，「5．12」至今為止——甚至在未來不短的一段日子裏——必仍是個曖昧的時間符號，極難用「紀念」二字將之總括定位。震災真相仍未明朗，奢談「紀念」，有什麼意思呢？舉凡「紀念」，總得先對被紀念的對象擁有明確的、趨近真相的了解，否則，如在暗房摸象，瞎猜的成分多於紀念的效益，在這樣的狀下「紀念」來「紀念」去，其實是對災難構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侮辱。
由這角度看，要對一場災劫進行真誠的「紀念」，大前提在於能否對災勢擁有「詰問的自由」，假如這樣的自由被剝奪了或割碎了或困限了，「紀念」便將變身成為「詰問」本身，傳媒唯有以「紀念」之名行「詰問」之事，在情緒的偽裝下，在關懷的掩護下，盡量探求或揭示災劫的可能真相。
也就是說﹕在災劫真相尚未明朗的時空下，任何「紀念5．12」的傳媒行動其實都是或可能是「詰問5．12」的求真行動。中國不是盛行「山寨」商品嗎？這樣的紀念其實就是「山寨版紀念」，是表面的；在表面背後，傳媒和人民真正關心的是，真相真相真相，請把真相還給我們，沒有真相便沒有紀念，歷史邏輯就是這頑固，她自有集體行動的既定法則，任何人皆難脫離。
一周年了，回顧「5．12」、詰問「5．12」，具體言之，我們可以分從4個層面出發，提出直接相關或由此衍生的思考問號。
報告真相是政府責任
未有盡責難求和諧
首先最為我們所渴求知悉的當然是災難的深度和人禍的闊度。
一場地震，確是天災，但這樣的無情天災到底奪去了多少條寶貴性命，又為什麼能夠奪去一些本有可能保住的寶貴性命，我們總得要知道啊。所謂「我們」，既是指所有曾經被天災震撼、因天災落淚的中國人，更是指直接受害於災變的死難者家屬，他們總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親人和財產啊。要的，我們是要知道的，報告真相是政府對生者與死者所應負擔的最起碼責任，也是政府對生者和死者所應維護的最低度尊嚴，沒有責任和尊嚴而奢求「和諧」，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與空想。
其次，找出真相之後，理所當然要落實問責和付出賠償。
在「5．12」來臨前一星期，政府公布了一個數字﹕大約有400多個不同級別的官員由於救災不力或防災有誤而受到懲處。相對於財物損失之重和性命犧牲之慘，這個數字顯然不足服人，但更重要的是，在災劫真相尚未出現具可信度的調查報告以前高調談論官員懲處，唯一取得的效果只會是讓人更感心寒，因為，這400多個官員不一定無辜，可是他們必然只是其他更多理應受罰的官員的掩護體，而吊詭地，這個數字愈大，愈易令人相信有更多的官員應該受罰，亡靈在暗處哭嚎，逃離法網的人則在亮處獰笑。
第三，探求災難真相也好，落實問責賠償也罷，對已逝的死者來說固然重要，但對於未來的死者同樣具備嚴肅意義，因為，如果不在真相和賠償的基礎上對導致悲劇的不良政治、行政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日後遇上天災，必然再因人禍而令災難程度擴大十倍百倍。
所以，我沒寫錯字，我的確是說「未來的死者」，如果制度不改，如果權力繼續不受有效監察，人禍必然以不同的面目、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令不同的人哭完再哭，而再有性命犧牲是免不了的，這是誰都不想看見的事，卻又是誰都沒法看不見的事，唯有今天多往前改革一步，明天始可減少因人禍而出現的死靈魂。
縱有採訪自由
也無發表自由
第四，我們極好奇於這場災變可曾對中國的新聞自由帶來實質而持續的效益。
去年5月20日，本欄曾經談及這樣的新聞景﹕內地網站流傳不少新聞工作者的抱怨貼子，他們普遍表示，是次震災採訪的自由度遠比想像中高，各級官員的合作度亦遠勝於前，或許在災變面前，人的心，變軟了，人的臉孔也慈祥了，中國記者與境外記者並肩作戰，互相提攜也互相挑戰，令內地的新聞報道像被放進微波爐般被高速加熱，叮一聲，變得前所未有地積極、動態、進取。然而，中國終究是中國，內地記者所面對的「國情」終究跟境外同業不盡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採訪完畢，返回報社，境外記者基本上能把眼見的耳聽的都寫下來，並可尋根究柢，深入探索新聞背後的線索結構，但中國記者呢，返回報社，則仍框限重重、禁忌多多，在不同層次上遭受權力壓頂，下筆實難盡言，落墨無法暢快。諸如此類的新聞限制，等於把得來不易的新聞寸進再度封住了、縛住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辛苦採訪得來的那點成績，因為，有新聞採訪而沒有分析追蹤，有「採訪自由」而沒有「發表自由」，等於下雨時帶了一把破傘出門，極難阻擋風雨濕身；也等於演出了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劇，哭完了，把紙巾掉棄了，再讓一切回到原點。
一年過去了，基於觀察與聽聞，我對情的改善甚不樂觀，還是那句話﹕中國始終是中國。
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當然不止於上述4項，例如中國非政府組織於災難後的高速繁殖，再如中國企業家對於捐款賑災的態度變化，又如中國網絡連繫對於救災和防災的增生效用……統統應該也已經有人在深入討論。但討論歸討論，若不把這4項問題理順理清，「5．12」於往後仍難成為真正的紀念日子。她仍必繼續曖昧、一直曖昧下去，直到我們的詰問得到了具體回答，而到那時候，災難亡靈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5/11/2009
香港，走進中國的角色
香港，走進中國的角色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發展，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經濟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日益受注目，人權、政治、環境、文化等等議題，考驗中國，挑戰世界。香港從中國體制「以外」至回歸後的「其中」，當中扮演相互影響的重要角色，有何變異，未來應將如何？
新力量網絡、《明報》〈世紀〉版，與天地圖書將合辦〈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每月的一個周六下午，邀請本地學者與各界持份者，反思、總結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制各方面的經驗。第一場將於5月16日舉行，張炳良 教授與陳和順博士將率先以「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三組串起中港兩地關係的日子，展開系列討論的格局。第二次講座則將以「農民大翻身？」為題，將由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與樂施會 中國部廖洪濤博士主講。其後的題目將包括「統一：遙不可及？兩岸政經比併」、「大國崛起與香港角色」、「民主與法制」、「人定勝天：抗災能力與環境保護」、「香港文化軟實力：政治邊緣Vs文化中心」、「中港互動策略」等一共八講，將逐一舉行。
■「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講座
時間：5月16日（周六）下午3:00至5:00
地點：灣仔莊士敦道30號天地圖書公司地庫展覽廳
主持：呂大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1日
【明報專訊】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在這一甲子的發展，當代中國無論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經濟國力的不斷上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也日益受注目，人權、政治、環境、文化等等議題，考驗中國，挑戰世界。香港從中國體制「以外」至回歸後的「其中」，當中扮演相互影響的重要角色，有何變異，未來應將如何？
新力量網絡、《明報》〈世紀〉版，與天地圖書將合辦〈中國．香港．六十年〉系列講座，每月的一個周六下午，邀請本地學者與各界持份者，反思、總結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制各方面的經驗。第一場將於5月16日舉行，張炳良 教授與陳和順博士將率先以「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三組串起中港兩地關係的日子，展開系列討論的格局。第二次講座則將以「農民大翻身？」為題，將由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博士與樂施會 中國部廖洪濤博士主講。其後的題目將包括「統一：遙不可及？兩岸政經比併」、「大國崛起與香港角色」、「民主與法制」、「人定勝天：抗災能力與環境保護」、「香港文化軟實力：政治邊緣Vs文化中心」、「中港互動策略」等一共八講，將逐一舉行。
■「動盪中國與香港蛻變：六七、六四與九七」講座
時間：5月16日（周六）下午3:00至5:00
地點：灣仔莊士敦道30號天地圖書公司地庫展覽廳
主持：呂大樂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主席）
5/10/2009
季季：懷念高信疆﹕縱橫人間的浪漫兒
懷念高信疆﹕縱橫人間的浪漫兒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0日
【明報專訊】「高公」的一生，可說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燒。他是我最敬重的文學編輯人，此刻匆匆寫這幾個字，實在難以表達內心的不捨於萬一……
高信疆先生與我同年，屬猴，比我大半歲。我做職業作家的時代，都叫他高先生，1980年他找我來〈人間〉副刊當撰述委員，就跟〈人間〉同事叫他高公。有一次在外面聚會聊天，發現許博允、余範英也都出生於1944年：許博允最長，依次是高信疆，余範英，我最小。後來我們四人偶爾在同一場合見面，範英姊都伸長了手臂把我們三人抱在一起，興奮的熱情的說：「哎呀，我們四隻猴子又在一起了﹗」——那個畫面，如今已經停格；真想不到高公再也不能和我們抱在一起了﹗
* * *
高公是一個心胸非常開闊的人，即使有人做了對不起他的事，他也頂多微微皺眉頭嘆氣說：「唉，怎麼會這樣呢？」——我從來沒看過他發脾氣，或對任何人說過一句重話。 他也是一個性格非常堅毅又非常浪漫熱情的人，這些人格特質反映在他主編的〈人間〉副刊與《人間》雜誌，也反映在他生活裏的行事作為。他青年時代曾以筆名「高上秦」寫詩，與林煥彰、陳芳明、蘇紹連等人合組「龍族詩社」，備受詩壇前輩矚目。1973年進入〈人間〉副刊工作後，全心投入編務，詩的創作漸趨荒廢，〈人間〉的光芒與高信疆的個人魅力則傳頌海內外。尤其1974年推出「當代中國小說大展」，更是驚動一時；我的《拾玉鐲》就是他約寫的。當時《中國時報》每月訂費45元，業務部甚至接受一種特別的訂戶——只訂人間副刊，每月訂費15元。
1979年11月中旬，我寫了一篇《何處是我的立足點》，文長7000多字，是我在漢城訪問南韓著名女作家許槿旭的訪問報道。我打電話問他〈人間〉要不要登，他立即約我在中山堂附近一家咖啡館見面，帶太太柯元馨同來，很仔細的看完稿子，26日在〈人間〉分上下兩日發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走出咖啡館後，他指馬路邊一輛雪白的小轎車說：「這輛車是余先生給我的獎金。」——聽說價值20萬；彼時我在《聯合報》的月薪只有18000元。
1980年元月我到〈人間〉副刊工作後，《中國時報》宣布報份突破百萬，每日3大張像印鈔機，登在〈人間〉的每一個字都像擲地有聲。高公除了開發版面內容，也時常舉辦文化座談等活動。那時他還兼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策劃出版一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為報社賺了七千多萬。如此意氣風發，卻也幾乎沒日沒夜，永遠忙個不停。當時他的大兒子士軒還在讀小學，有時放學就到〈人間〉編輯室，等看爸爸。但往往等不到。有一次士軒鄭重的寫了幾個大字貼在高公的辦公桌上：「爸爸回家吃晚飯」。我們都笑了，對士軒說：「你爸爸那麼忙，哪有空回家吃晚飯？」士軒也笑了，紅臉說：「只要爸爸記得就好」。有一次辦演講活動，高公的母親也來參加，她說：「我好久沒看到這個老么了，我來看看他，到底在忙些啥？」
高公都在忙些啥呢？當然都在忙約稿。有些作家約了喝咖啡，有些約了吃晚飯，還有些約了吃消夜。那是報業黃金時代，所有交際應酬都能實報實銷；所以問題不是錢，而是時間。尤其一些大牌作家不愛出門，他都得親自上門博感情。有一次他到梁實秋家約稿，高太太事忙不能開車送他去，他坐計程車到了梁公家的樓下，對司機說：「我上去找朋友談點事情，大約一個小時下來，請你在這裏等我。」
結果三個小時過去了，他還沒下來。司機看他斯文優雅的樣子不像會騙人，也就守大門繼續等。又過了一小時，梁公終於答應抽空給〈人間〉一篇散文，他才對梁公說：「那我也該走了，計程車司機還在樓下等我呢。」 梁公陪他下樓，目送他上了車，轉身上樓提筆急書。
三天後，梁公的大作果然寄達〈人間〉編輯室。
* * *
高公傾了全部的心力給他熱愛的文化志業，也因此疏忽了生活的飲食與健康。他的一生，可說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燒。他是我最敬重的文學編輯人，此刻匆匆寫這幾個字，實在難以表達內心的不捨於萬一，只能浪漫的想，到了天國的高公，也許又能意氣風發的去找梁實秋約稿吧？
[文 季季 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0日
【明報專訊】「高公」的一生，可說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燒。他是我最敬重的文學編輯人，此刻匆匆寫這幾個字，實在難以表達內心的不捨於萬一……
高信疆先生與我同年，屬猴，比我大半歲。我做職業作家的時代，都叫他高先生，1980年他找我來〈人間〉副刊當撰述委員，就跟〈人間〉同事叫他高公。有一次在外面聚會聊天，發現許博允、余範英也都出生於1944年：許博允最長，依次是高信疆，余範英，我最小。後來我們四人偶爾在同一場合見面，範英姊都伸長了手臂把我們三人抱在一起，興奮的熱情的說：「哎呀，我們四隻猴子又在一起了﹗」——那個畫面，如今已經停格；真想不到高公再也不能和我們抱在一起了﹗
* * *
高公是一個心胸非常開闊的人，即使有人做了對不起他的事，他也頂多微微皺眉頭嘆氣說：「唉，怎麼會這樣呢？」——我從來沒看過他發脾氣，或對任何人說過一句重話。 他也是一個性格非常堅毅又非常浪漫熱情的人，這些人格特質反映在他主編的〈人間〉副刊與《人間》雜誌，也反映在他生活裏的行事作為。他青年時代曾以筆名「高上秦」寫詩，與林煥彰、陳芳明、蘇紹連等人合組「龍族詩社」，備受詩壇前輩矚目。1973年進入〈人間〉副刊工作後，全心投入編務，詩的創作漸趨荒廢，〈人間〉的光芒與高信疆的個人魅力則傳頌海內外。尤其1974年推出「當代中國小說大展」，更是驚動一時；我的《拾玉鐲》就是他約寫的。當時《中國時報》每月訂費45元，業務部甚至接受一種特別的訂戶——只訂人間副刊，每月訂費15元。
1979年11月中旬，我寫了一篇《何處是我的立足點》，文長7000多字，是我在漢城訪問南韓著名女作家許槿旭的訪問報道。我打電話問他〈人間〉要不要登，他立即約我在中山堂附近一家咖啡館見面，帶太太柯元馨同來，很仔細的看完稿子，26日在〈人間〉分上下兩日發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走出咖啡館後，他指馬路邊一輛雪白的小轎車說：「這輛車是余先生給我的獎金。」——聽說價值20萬；彼時我在《聯合報》的月薪只有18000元。
1980年元月我到〈人間〉副刊工作後，《中國時報》宣布報份突破百萬，每日3大張像印鈔機，登在〈人間〉的每一個字都像擲地有聲。高公除了開發版面內容，也時常舉辦文化座談等活動。那時他還兼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策劃出版一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為報社賺了七千多萬。如此意氣風發，卻也幾乎沒日沒夜，永遠忙個不停。當時他的大兒子士軒還在讀小學，有時放學就到〈人間〉編輯室，等看爸爸。但往往等不到。有一次士軒鄭重的寫了幾個大字貼在高公的辦公桌上：「爸爸回家吃晚飯」。我們都笑了，對士軒說：「你爸爸那麼忙，哪有空回家吃晚飯？」士軒也笑了，紅臉說：「只要爸爸記得就好」。有一次辦演講活動，高公的母親也來參加，她說：「我好久沒看到這個老么了，我來看看他，到底在忙些啥？」
高公都在忙些啥呢？當然都在忙約稿。有些作家約了喝咖啡，有些約了吃晚飯，還有些約了吃消夜。那是報業黃金時代，所有交際應酬都能實報實銷；所以問題不是錢，而是時間。尤其一些大牌作家不愛出門，他都得親自上門博感情。有一次他到梁實秋家約稿，高太太事忙不能開車送他去，他坐計程車到了梁公家的樓下，對司機說：「我上去找朋友談點事情，大約一個小時下來，請你在這裏等我。」
結果三個小時過去了，他還沒下來。司機看他斯文優雅的樣子不像會騙人，也就守大門繼續等。又過了一小時，梁公終於答應抽空給〈人間〉一篇散文，他才對梁公說：「那我也該走了，計程車司機還在樓下等我呢。」 梁公陪他下樓，目送他上了車，轉身上樓提筆急書。
三天後，梁公的大作果然寄達〈人間〉編輯室。
* * *
高公傾了全部的心力給他熱愛的文化志業，也因此疏忽了生活的飲食與健康。他的一生，可說是高度的理想，也高度的燃燒。他是我最敬重的文學編輯人，此刻匆匆寫這幾個字，實在難以表達內心的不捨於萬一，只能浪漫的想，到了天國的高公，也許又能意氣風發的去找梁實秋約稿吧？
[文 季季 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梁文道”與“季風的地板”
梁文道化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0日
【明報專訊】繼續北上賣紙，今年稍後將在中國內地推出《日月》和《明暗》，合作單位是香港的「天窗」和內地的「中國人民大學」。
本來打算在上海季風書店跟梁文道搞一場對談，他也有新書叫做《我執》，一起打書，一起推廣，聲勢可大而氣力可小，「投資報酬率」應該不錯。
然而在活動籌備期間，出了問題，必須喊停，理由有點可笑卻又非常真實﹕梁文道前兩個月在季風舉辦過一場簽書會，出席群眾太多了，從地面排隊擠站到三樓，不僅佔住了書店的賣書空間，更把書店地板壓壞了，熱烈情跟阿Rain到北京開演唱會不遑多讓，粉絲秩序接近失控，把書店負責人嚇怕了，擔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鐘出事，乃亮紅燈，容後再議。
因太紅而闖禍，梁文道此番遭遇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一個有趣註腳。
《日月》和《明暗》是我的第二和第三本「大陸書」。之前當然亦在中國內地出過書，但那都是先有了台灣或香港版本，才輪到內地版；繁體版是「食頭圍」，簡體版是「食尾圍」。在去年十月底，我開始改變策略，在「上海書店」出版了一本《關於歲月的隱密情事》，書內文章絕大部分在香港未曾結集，故算是全新的書。《日月》和《明暗》更是百分百的新簇簇了，其中包含了我十多年前所寫的「博士生手記」專欄，亦即梁文道所指的我的「成名作」，這批稿子我一直沒想過出版，如今以簡體形式呈現，我自己重讀，宛如前世今生再見故人，不太認得自己的年少容顏，如果能夠取得內地年輕讀者的喜歡，便必只因，不管相隔了多少時空，青春的焦灼與徬徨其實都很相近。
去年，梁文道在「筆陣」欄內寫過〈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表示把工作重心轉移北上，理由之一是，已經沒有太多東西可為香港貢獻。我曾以此數落他一番，說香港還有太多事情可讓你貢獻，只不過中國內地有更多的東西讓你去贏取，所以你便懶得再理香港。沒料到，兩年後，我亦愈來愈「梁文道化」了，香港和內地的一推一拉，確令我們有了不太一樣的取捨抉擇。
幸好香港仍有太多年輕人才，走了幾個，其實也無所謂了。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0日
【明報專訊】繼續北上賣紙，今年稍後將在中國內地推出《日月》和《明暗》，合作單位是香港的「天窗」和內地的「中國人民大學」。
本來打算在上海季風書店跟梁文道搞一場對談，他也有新書叫做《我執》，一起打書，一起推廣，聲勢可大而氣力可小，「投資報酬率」應該不錯。
然而在活動籌備期間，出了問題，必須喊停，理由有點可笑卻又非常真實﹕梁文道前兩個月在季風舉辦過一場簽書會，出席群眾太多了，從地面排隊擠站到三樓，不僅佔住了書店的賣書空間，更把書店地板壓壞了，熱烈情跟阿Rain到北京開演唱會不遑多讓，粉絲秩序接近失控，把書店負責人嚇怕了，擔心在此流感恐慌期再聚集人潮，分分鐘出事，乃亮紅燈，容後再議。
因太紅而闖禍，梁文道此番遭遇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一個有趣註腳。
《日月》和《明暗》是我的第二和第三本「大陸書」。之前當然亦在中國內地出過書，但那都是先有了台灣或香港版本，才輪到內地版；繁體版是「食頭圍」，簡體版是「食尾圍」。在去年十月底，我開始改變策略，在「上海書店」出版了一本《關於歲月的隱密情事》，書內文章絕大部分在香港未曾結集，故算是全新的書。《日月》和《明暗》更是百分百的新簇簇了，其中包含了我十多年前所寫的「博士生手記」專欄，亦即梁文道所指的我的「成名作」，這批稿子我一直沒想過出版，如今以簡體形式呈現，我自己重讀，宛如前世今生再見故人，不太認得自己的年少容顏，如果能夠取得內地年輕讀者的喜歡，便必只因，不管相隔了多少時空，青春的焦灼與徬徨其實都很相近。
去年，梁文道在「筆陣」欄內寫過〈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表示把工作重心轉移北上，理由之一是，已經沒有太多東西可為香港貢獻。我曾以此數落他一番，說香港還有太多事情可讓你貢獻，只不過中國內地有更多的東西讓你去贏取，所以你便懶得再理香港。沒料到，兩年後，我亦愈來愈「梁文道化」了，香港和內地的一推一拉，確令我們有了不太一樣的取捨抉擇。
幸好香港仍有太多年輕人才，走了幾個，其實也無所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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