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文學新總編上場 王聰威欣賞韓麗珠
文章日期：2009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台灣老牌文學雜誌及出版社《聯合文學》，自去年底前任總編輯許悔之卸任、並「公開徵選」新任總編後，青年小說家王聰威終於在六月初正式上任此職位，將帶領聯文步向廿五周年。
現年三十七歲的王聰威曾屢獲台大文學創作獎、台灣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去年兩個家族書寫的小說《複島》與《濱線女兒》，分別獲選書展基金會小說獎及《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雖已寫作經年，王聰威笑言兩個獎項的鼓勵，「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以小說家或作家接近文壇」。
王聰威1998年台從大藝術史研究所畢業後，曾任《Marie Claire》、《FHM》、台灣《明報周刊》等時尚雜誌的撰稿人以至副總編輯等職，「可是文學是奇怪的行業，實際的利益很少、名氣也只有自己文學圈中認識，但在文學營地裏，總會看到許多人喜歡寫作，想成為作家。我長時間焦慮不安，想成為自己期盼的作家，這兩書的出版，終於讓我有更大的自信，去參與文學事務了」。這其中就包括出任聯文的總編。
聯文成立廿四年來歷任八位總編輯，包括弦、馬森、鄭愁予等名作家，前任許悔之任期六年半，更得過四次金鼎獎，被稱為「得獎密度最高的總編輯」。今年聯文踏入廿五周年，也正籌備完整的改版，王聰威雖笑言「是絕對機密，敬請期望」，卻透露了當今經營文學出版的壓力：「早前我看到了紐約書展的調查，不論參展人數和觀眾都創了新低，甚至有評論指：『不要讓出版者成了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障礙』，這令我很震驚」，也提醒他將來邀稿與企劃時要向讀者負責。
而他的時尚雜誌經驗也會貢獻到文學雜誌的編輯中，「台灣文學雜誌走到目前，也許已經有固定的樣式，在什麼單元放置什麼。但時尚雜誌的閱讀放式可能可以放進來，比方美術或封面標題的安排，可以調動讀者情緒上的高低起伏，帶進圍繞文學核心的一些周邊奇怪的東西，也許是文學小八卦，編排得比較有趣。」
王聰威也提到，在改版的計劃中會更注重推動年輕新進作家，並提別提到去年與他同樣得到《中時》開卷好書獎的韓麗珠：「我們希望更好的抓住作家的特質，去包裝經營，包括從封面與文案等等方面，呈現作家的象徵。像我見過韓麗珠，她安靜、客氣、謙遜，散發的氣質，與她對城市的觀察與風格，很不一樣。」
新肩起雜誌編輯之職，王聰威另一作家身分，不免要放輕，他直言最擔心的便是少了時間寫作。但他自律地每天清早6:30起寫作，至9時上班，晚上下班後再寫一兩個小時，他以旅遊為主題所規劃的三本長篇小說，其一已經完成大半。文學身分與擔子，不論在公在私，任重道遠矣
6/13/2009
5/19/2009
阮紀宏：明報人的執著
明報人的執著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我在《明報》工作的時間不算長，正式的與半正式的加起來也就10年，被邀請寫「明報人」，外界也可能會覺得未必恰當。我之所以有這種顧慮，因為「明報人」給人的印象是嚴謹和認真的，無論整體「明報人」或者個別的，無論他們堅持的是什麼，都執著得令一些人覺得是愚癡可笑，一些人覺得是憨態可掬。我的執著加起來只及《明報》歷史的五分之一。
張波（張健波，《明報》總編輯）多次講要擇善固執，他所謂的善，我不敢代他解釋。但對於「明報人」來說，這個善就是處理新聞的原則。我雖然在《明報》多個版面工作過，還不敢總結出一個處理新聞的全面原則，下面只能講其一，不及其餘。
我加入《明報》的時候正是香港新聞界多事之秋，報業在九七之後是否能夠經受政治壓力 備受質疑，好不容易才證明回歸後新聞自由並未受到重大影響。1998年發生「陳健康事件」，報界的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整體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新聞業團體首次撇開政治理念分歧聯合起來，制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當時張波代表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我代表新聞工作者聯會，與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的其他6名代表一起，經過反覆爭論，草擬香港新聞業第一份職業道德守則。這份守則後來在新聞界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是後話，但對《明報》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固定更正欄向讀者負責
《明報》的新一份《編輯手冊》2001年7月誕生，由於《明報》正式採納了《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所以也附錄在《編輯手冊》中，要求編輯記者遵從。這份《守則》很多篇幅是理念的申述，當中較容易執行的是「若報道有嚴重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其實，《明報》從2000年7月起已設有更正欄，將前一天自己發現或被讀者指正的錯誤，主動曝光，以正視聽，也向「受害者」致歉。我們發覺這個做法很好，經過討論，決定將之制度化，並從2002年3月23日開始正正式式將「更正欄」固定在天氣欄旁邊的位置，我們視之為自律行為，是對讀者負責的一部分。
既然公布了投訴電話，就得有人接，可能我在編輯部是個閒人，我的工作範圍增添了接線員這一項。對於有些投訴，我們虛心接受，並馬上糾正；有些我們一時未能改變的做法，也在「編輯室手記」專欄中分別由不同版面的負責人或張波親自解釋。
負責接聽讀者投訴，當中還有很多與新聞或《明報》無關的趣聞軼事，這裏不表，但其中一項卻令我至今耿耿於懷。2001年11月某天，有學生因被揭發考試作弊而自殺，《明報》某記者被指派找名人做反應，問他們在學期間有沒有「出貓」，記者致電聯繫兩名曹姓名人都找不到，只好在留言箱留下問題。結果作家曹捷（陶傑）回電話，回應記者說﹕「每個人讀書必會試過作弊……何必自殺？不如努力讀書當教師，若老師的兒子作弊，你便可罰他！」記者陰差陽錯的張冠李戴，說成是大學教授曹宏威說的。被冤枉的曹宏威所受到的傷害，可想而知。按照《明報》的做法，立即在更正欄給他「澄清」，但曹宏威當然不接受，即使我後來在專欄也把來龍去脈交代一遍，也無補於事。這就是報館即使「自律」，也未必能夠保護到「受害人」。因為他受害的第一現場是頭版，更正卻在第19版的報屁股。
承認錯誤 社評道歉
如何能夠澄清謬誤，的確成了明報人經常探討的問題。2003年發生七一50萬人大遊行，翌年七一大遊行，《明報》事前委託衛星圖片分析專家，利用太空科技的衛星圖片分析軟體，分析出實數應為26.4萬人，主辦當局則說是53萬人。最後，《明報》頭版用了53萬人，內版則報道了也有26.4萬這個數字。後來考慮研究過，發現26.4萬這個數字，比起主辦團體公布的53萬更可信，最後在7月中特別以：「我們計錯了遊行人數，對不起！」為題，發表社評，向讀者致歉。這種澄清的態度，跟《紐約時報》用6個版報道李文和是被（包括該報）冤枉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在《明報》工作時，還負責過制訂有關新聞倫理的規範，對於記者編輯收受禮物、員工參與遊行、參與政治組織等做出細緻的規範，發動各個部組跟每一名記者編輯討論，但遭到的內外壓力比想像中大，外界有些團體甚至認為這是借倫理規範來遏制員工參與遊行，後來張波也參加了遊行，這個指控才不攻自破。
爾後我離開了《明報》去讀書，據說這個規範就不了了之。我幾敢相信，如果寫好這個守則，將是香港報業史上，第一家報館就新聞倫理操守問題，定出自律的規範。
期待設立「公共編輯」
《明報》創刊50年，祝願是它的第一個50年，以後將會長足發展。1851年創辦的《紐約時報》也是到了153年後的2004年，才有第一份由該報制定的記者編輯道德規範，當然該報在自律方面近年有很大的發展，譬如設立「公共編輯」（類似冤情大使ombudsman的做法），還有對董事局成員的道德操守也做出明確規定，這些都是辦一份質量報（quality newspaper）所必需的。《明報》什麼時候仿效，有待觀之。
[文／阮紀宏 《明報》前副總編輯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我在《明報》工作的時間不算長，正式的與半正式的加起來也就10年，被邀請寫「明報人」，外界也可能會覺得未必恰當。我之所以有這種顧慮，因為「明報人」給人的印象是嚴謹和認真的，無論整體「明報人」或者個別的，無論他們堅持的是什麼，都執著得令一些人覺得是愚癡可笑，一些人覺得是憨態可掬。我的執著加起來只及《明報》歷史的五分之一。
張波（張健波，《明報》總編輯）多次講要擇善固執，他所謂的善，我不敢代他解釋。但對於「明報人」來說，這個善就是處理新聞的原則。我雖然在《明報》多個版面工作過，還不敢總結出一個處理新聞的全面原則，下面只能講其一，不及其餘。
我加入《明報》的時候正是香港新聞界多事之秋，報業在九七之後是否能夠經受政治壓力 備受質疑，好不容易才證明回歸後新聞自由並未受到重大影響。1998年發生「陳健康事件」，報界的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整體公信力受到嚴重質疑。新聞業團體首次撇開政治理念分歧聯合起來，制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當時張波代表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我代表新聞工作者聯會，與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的其他6名代表一起，經過反覆爭論，草擬香港新聞業第一份職業道德守則。這份守則後來在新聞界沒有得到積極回應是後話，但對《明報》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固定更正欄向讀者負責
《明報》的新一份《編輯手冊》2001年7月誕生，由於《明報》正式採納了《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所以也附錄在《編輯手冊》中，要求編輯記者遵從。這份《守則》很多篇幅是理念的申述，當中較容易執行的是「若報道有嚴重失實、誤導或歪曲原意，應讓當事人回應，盡快更正」。其實，《明報》從2000年7月起已設有更正欄，將前一天自己發現或被讀者指正的錯誤，主動曝光，以正視聽，也向「受害者」致歉。我們發覺這個做法很好，經過討論，決定將之制度化，並從2002年3月23日開始正正式式將「更正欄」固定在天氣欄旁邊的位置，我們視之為自律行為，是對讀者負責的一部分。
既然公布了投訴電話，就得有人接，可能我在編輯部是個閒人，我的工作範圍增添了接線員這一項。對於有些投訴，我們虛心接受，並馬上糾正；有些我們一時未能改變的做法，也在「編輯室手記」專欄中分別由不同版面的負責人或張波親自解釋。
負責接聽讀者投訴，當中還有很多與新聞或《明報》無關的趣聞軼事，這裏不表，但其中一項卻令我至今耿耿於懷。2001年11月某天，有學生因被揭發考試作弊而自殺，《明報》某記者被指派找名人做反應，問他們在學期間有沒有「出貓」，記者致電聯繫兩名曹姓名人都找不到，只好在留言箱留下問題。結果作家曹捷（陶傑）回電話，回應記者說﹕「每個人讀書必會試過作弊……何必自殺？不如努力讀書當教師，若老師的兒子作弊，你便可罰他！」記者陰差陽錯的張冠李戴，說成是大學教授曹宏威說的。被冤枉的曹宏威所受到的傷害，可想而知。按照《明報》的做法，立即在更正欄給他「澄清」，但曹宏威當然不接受，即使我後來在專欄也把來龍去脈交代一遍，也無補於事。這就是報館即使「自律」，也未必能夠保護到「受害人」。因為他受害的第一現場是頭版，更正卻在第19版的報屁股。
承認錯誤 社評道歉
如何能夠澄清謬誤，的確成了明報人經常探討的問題。2003年發生七一50萬人大遊行，翌年七一大遊行，《明報》事前委託衛星圖片分析專家，利用太空科技的衛星圖片分析軟體，分析出實數應為26.4萬人，主辦當局則說是53萬人。最後，《明報》頭版用了53萬人，內版則報道了也有26.4萬這個數字。後來考慮研究過，發現26.4萬這個數字，比起主辦團體公布的53萬更可信，最後在7月中特別以：「我們計錯了遊行人數，對不起！」為題，發表社評，向讀者致歉。這種澄清的態度，跟《紐約時報》用6個版報道李文和是被（包括該報）冤枉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在《明報》工作時，還負責過制訂有關新聞倫理的規範，對於記者編輯收受禮物、員工參與遊行、參與政治組織等做出細緻的規範，發動各個部組跟每一名記者編輯討論，但遭到的內外壓力比想像中大，外界有些團體甚至認為這是借倫理規範來遏制員工參與遊行，後來張波也參加了遊行，這個指控才不攻自破。
爾後我離開了《明報》去讀書，據說這個規範就不了了之。我幾敢相信，如果寫好這個守則，將是香港報業史上，第一家報館就新聞倫理操守問題，定出自律的規範。
期待設立「公共編輯」
《明報》創刊50年，祝願是它的第一個50年，以後將會長足發展。1851年創辦的《紐約時報》也是到了153年後的2004年，才有第一份由該報制定的記者編輯道德規範，當然該報在自律方面近年有很大的發展，譬如設立「公共編輯」（類似冤情大使ombudsman的做法），還有對董事局成員的道德操守也做出明確規定，這些都是辦一份質量報（quality newspaper）所必需的。《明報》什麼時候仿效，有待觀之。
[文／阮紀宏 《明報》前副總編輯 編輯／黃靜]
5/15/2009
世紀．MingPao．五十年﹕如何重拾國際視野
如何重拾國際視野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由於家人數十年來訂閱《明報》，《明報》絕對是伴隨我長大的報紙，也是我至今感情投放最深的媒體。2001年的9.11事件後，我的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投到《明報》論壇版，自此，在無心插柳下，寫得愈來愈多，再變成了《明報》國際版的專欄作者。回望當年，無論是文字技巧和內容掌握都顯得幼嫩，又不時展露青年獨有的花拳繡腿，想想也覺汗顏，《明報》卻能大膽給予青年發揮的空間，作出非市場主導的種種決定，對此，我一直衷心感激。可以說，假如不是從《明報》重新接觸香港脈搏、參與香港社會，中學後一直在海外念國際關係的我，很可能不會回到香港。從這角度而言，《明報》對我的改變，更是難以名狀的。
國際新聞地位改變
曾幾何時，國際新聞在香港傳媒佔有主流地位。從前輩口中得知，當年韓戰、越戰，都是連篇累牘的頭條報道，讀者對冷僻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國際關係，都能如數家珍。那時候，也是《明報》黃金發展之時。那時候的香港，彷彿什麼都是向上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國際新聞逐漸淪為香港媒體的枝節，國際評論得到的重視愈來愈低，而香港在國際間的樞紐角色，更依稀褪淡。這些，都是教人擔心的。不久前的金融海嘯，再次突顯了香港地位的脆弱性，如何使香港不至淪落為明日的二等城市，一直是眾人所想，但無論答案如何，自我標榜國際都會的「偽國際化」，絕不是出路所在。
過去八年，我在《明報》發表的多是國際評論，但也包括了講述香港和國際互動的思潮版文章，其中一篇以「威尼斯化」作題。文章細節不再重覆，總結卻不妨稍作重溫﹕「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現在，不用說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當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這裏說的，就是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媒體、學院、社會等不同介體，拓展香港研究國際平台的原因。儘管這些年來，成效不能算大，但也認識了不少有心人。《明報》諸位編輯，正是箇中佼佼。
說在威尼斯化產生之前
也許，集體回憶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乃相對抽象，社會對《明報》過去五十年，也含有若干浪漫化的重構元素在內。但前輩的成就，無疑有目共睹﹔接班的路如何，則要看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能耐。讓未來特區重拾昔日的國際視野、讓香港維持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地位，一直是我們的目標﹔希望《明報》作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會愈加關鍵。
[文／沈旭暉]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由於家人數十年來訂閱《明報》，《明報》絕對是伴隨我長大的報紙，也是我至今感情投放最深的媒體。2001年的9.11事件後，我的第一篇國際關係評論文章投到《明報》論壇版，自此，在無心插柳下，寫得愈來愈多，再變成了《明報》國際版的專欄作者。回望當年，無論是文字技巧和內容掌握都顯得幼嫩，又不時展露青年獨有的花拳繡腿，想想也覺汗顏，《明報》卻能大膽給予青年發揮的空間，作出非市場主導的種種決定，對此，我一直衷心感激。可以說，假如不是從《明報》重新接觸香港脈搏、參與香港社會，中學後一直在海外念國際關係的我，很可能不會回到香港。從這角度而言，《明報》對我的改變，更是難以名狀的。
國際新聞地位改變
曾幾何時，國際新聞在香港傳媒佔有主流地位。從前輩口中得知，當年韓戰、越戰，都是連篇累牘的頭條報道，讀者對冷僻的地理位置、複雜的國際關係，都能如數家珍。那時候，也是《明報》黃金發展之時。那時候的香港，彷彿什麼都是向上的。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國際新聞逐漸淪為香港媒體的枝節，國際評論得到的重視愈來愈低，而香港在國際間的樞紐角色，更依稀褪淡。這些，都是教人擔心的。不久前的金融海嘯，再次突顯了香港地位的脆弱性，如何使香港不至淪落為明日的二等城市，一直是眾人所想，但無論答案如何，自我標榜國際都會的「偽國際化」，絕不是出路所在。
過去八年，我在《明報》發表的多是國際評論，但也包括了講述香港和國際互動的思潮版文章，其中一篇以「威尼斯化」作題。文章細節不再重覆，總結卻不妨稍作重溫﹕「不用多久，基於全球化的便捷人口流動，到了下一代的傳統香港精英，在感情以外，不容易找到留在香港工作的理由。就是現在，不用說海外，長駐北京、上海的香港朋友也愈來愈多，他們不但包括金融從業員和專業人士，也包括充滿批判的文化人、創作人和社運人。屆時，香港距威尼斯化就不遠了。假如這就是香港，當特首和當一個美國小鎮長，有什麼分別﹖」這裏說的，就是我們一直希望通過媒體、學院、社會等不同介體，拓展香港研究國際平台的原因。儘管這些年來，成效不能算大，但也認識了不少有心人。《明報》諸位編輯，正是箇中佼佼。
說在威尼斯化產生之前
也許，集體回憶對我們這一代而言乃相對抽象，社會對《明報》過去五十年，也含有若干浪漫化的重構元素在內。但前輩的成就，無疑有目共睹﹔接班的路如何，則要看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的能耐。讓未來特區重拾昔日的國際視野、讓香港維持在國際社會的獨特地位，一直是我們的目標﹔希望《明報》作為香港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將會愈加關鍵。
[文／沈旭暉]
五十年﹕好壞對錯都源自《明報》
世紀．MingPao．五十年﹕好壞對錯都源自《明報》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但飲了酒會跳上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自記憶深處搜尋，我對《明報》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不是政治新聞，甚至不是新聞，而是肥伯的41湯。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每天黃昏6時，頂樓飯堂開10幾張小圓，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悉隨尊便。同事自由組合，5、6個坐滿一開飯，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8個，以免有人落單，像一家人。
廚師肥伯，胖嘟嘟，一頭白髮，架粗黑框眼鏡，白色背心加短褲，笑容滿面滿場飛……由飯堂再通到天台，那時候，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風光明媚。
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4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每月發糧單的時候，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我甚少光顧。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16小時（記得當時年紀小！），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
當年《明報》遲稿是出名的，行家中除《信報》應無可匹敵。晚上趕發稿，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我會哭。可幸吾道不孤，不愁沒有飯伴。
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比看心理醫生有效。好長一段日子，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休息。多謝關心。
渴求消夜如追訪新聞
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一如對新聞的追訪，鍥而不捨。深夜，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大快朵頤。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老闆挺慷慨，《明報》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後來少去，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九七回歸前後《明報》政治組同事，一定去過這間小店。
卓是跑法庭新聞的。我好多法庭知識，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我也從不吝嗇，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日子過得好快。
我和卓都是在《明報》採訪部長大的。我一直以為，我和《明報》最大牽連，是我對新聞的處理，自問相當認真，但稍嫌太多包袱——雖然旁人未必察覺，自己卻心知肚明。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嗯，不是，不是新聞，我在《明報》最大收穫是人情。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明報》打過工。
工時長培養深厚友情
1986年入職《明報》，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昭。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我曾經以為衡會是《明報》第一位女總編輯，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然後，是跟立法局的眉。她令我知道，除了愛情，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跑國際新聞的娟姐，在《明報》沒有往來，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她來自《明報》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失儀失禮——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今日，離開《明報》8、9年，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也是《明報》舊同事。
《明報》同事交情實在好。當年《明報》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其實《明報》甚少要劈開的冰山，只是《明報》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無力再搞「館外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同事交情好，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明報》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裏留得太久。客觀原因則是《明報》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日久自然生情。
工作點滴倒模上司
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凝聚友情：我們有共同敵人。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他要求同事做的，自己一樣做。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可以怪他，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明報》，按他的演繹是「誤入歧途」，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當時我已積習難返，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統統源自《明報》——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沒有《明報》地獄式訓練，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多謝。
[文／李慧玲 《明報》前新聞總監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馮成章可能會有點不高興，但飲了酒會跳上跳舞的張健波應該比較寬容﹕自記憶深處搜尋，我對《明報》最早最早最早的記憶，不是政治新聞，甚至不是新聞，而是肥伯的41湯。當時報館還在北角英皇道651號。每天黃昏6時，頂樓飯堂開10幾張小圓，面上整整齊齊4個家常小菜，大木桶的湯和飯放在一邊，悉隨尊便。同事自由組合，5、6個坐滿一開飯，有時也會擠一點坐7、8個，以免有人落單，像一家人。
廚師肥伯，胖嘟嘟，一頭白髮，架粗黑框眼鏡，白色背心加短褲，笑容滿面滿場飛……由飯堂再通到天台，那時候，藍天白雲沒有今天所謂的煙霞籠罩，維多利亞港也還沒有變成維多利亞坑渠。風光明媚。
後來報館搬到柴灣嘉業街，41湯變成連鎖快餐店。每月發糧單的時候，秘書小姐附送一疊飯票，有時粉紅有時粉藍有時灰色，可以在工廠大廈的茶餐廳當現金使用。我甚少光顧。上帝知道我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有一段日子更破紀錄15、16小時（記得當時年紀小！），自問應該有權利和義務讓自己吃得好一點。
當年《明報》遲稿是出名的，行家中除《信報》應無可匹敵。晚上趕發稿，忙得連洗手間都不敢去。假如放進肚皮的食物，不能和我們追訪的新聞一樣有質素，我會哭。可幸吾道不孤，不愁沒有飯伴。
食物是OT最好的紓緩和宣泄，尤其有臭味相投的陪吃者嘩啦嘩啦，比看心理醫生有效。好長一段日子，與卓每晚追趕跑跳碰要及時坐上凌晨零時15分公司車下班，由柴灣直奔銅鑼灣覓食。突然被上司叫住就想殺了他，但他無視我們眼神的兇狠，可以自顧自說上1小時。然後他叫我們快快回家早點上休息。多謝關心。
渴求消夜如追訪新聞
但我們對消夜的渴求，一如對新聞的追訪，鍥而不捨。深夜，繼續銅鑼灣街道浪蕩，找一間未關門而又美味可口的食店，大快朵頤。最記得曾經發掘過一間日本小店，老闆挺慷慨，《明報》不少記者都以此為消夜聚腳點。後來少去，因為老闆娘太介意老闆慷慨，而我們又太介意老闆娘介意。九七回歸前後《明報》政治組同事，一定去過這間小店。
卓是跑法庭新聞的。我好多法庭知識，以至有關法官和大律師的八卦，通常來自這些深宵補課。我也從不吝嗇，源源不盡送上李柱銘李鵬飛曾鈺成等等政治人物蝦碌笑料佐膳。日子過得好快。
我和卓都是在《明報》採訪部長大的。我一直以為，我和《明報》最大牽連，是我對新聞的處理，自問相當認真，但稍嫌太多包袱——雖然旁人未必察覺，自己卻心知肚明。但這幾天細心想一遍，嗯，不是，不是新聞，我在《明報》最大收穫是人情。我最知心的朋友幾乎都在《明報》打過工。
工時長培養深厚友情
1986年入職《明報》，當時最好朋友是採訪經濟新聞的華、昭。在溫哥華跑一轉回來後，朝夕相對的是跑法庭的衡和跑教育的薰。我曾經以為衡會是《明報》第一位女總編輯，但癌病令她過早離開。然後，是跟立法局的眉。她令我知道，除了愛情，朋友也會為朋友傷心痛哭，我一輩子記住她為我流過的眼淚。跑國際新聞的娟姐，在《明報》沒有往來，後來跳槽生果日報則變成好朋友。她來自《明報》的成分出身令我放心交心、失儀失禮——通常失儀失禮的是她而不是我。今日，離開《明報》8、9年，往來最頻密的兩位阿芬，也是《明報》舊同事。
《明報》同事交情實在好。當年《明報》記者往往被標籤為奇怪的異類，最異端之處是記者會結束後永遠高速離開，甚少與其他行家交流。不少同事都被行家誤會做人太過冷冰冰。其實《明報》甚少要劈開的冰山，只是《明報》記者的熱情早已全情傾注在報館4面牆壁之內，無力再搞「館外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同事交情好，主觀原因是物以類聚，《明報》吸引上釣的總是感情特別豐富的人。對錢銀伶俐通常不會在這裏留得太久。客觀原因則是《明報》記者工作時間正如前述實在特長，工作1年等於人家相處兩載，日久自然生情。
工作點滴倒模上司
也不排除另有血淋淋因素，凝聚友情：我們有共同敵人。一個像剃刀一樣的上司，對外搜捕新聞片甲不留，對內逼迫同事毫不手軟。他令人最難招架之處是，他要求同事做的，自己一樣做。如果有人覺得我今日處理新聞做得不夠好，可以怪他，我工作點點滴滴如非倒模自他，便是受他縱容養成惡習。雖然我後來辭職離開《明報》，按他的演繹是「誤入歧途」，但容我一如任志剛在立法會一樣以至誠發誓，當時我已積習難返，好的壞的對的錯的，統統源自《明報》——但說到底我還是多謝他。沒有《明報》地獄式訓練，此刻我未必能夠身處一個自己喜歡又有意思的崗位，享受工作本身之餘又有薪水。多謝。
[文／李慧玲 《明報》前新聞總監 編輯：黃靜]
5/14/2009
世紀．MingPao．50周年﹕立足於批判的建設
世紀．MingPao．50周年﹕立足於批判的建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1959年5月20日，《明報》在香江初登場，憑創辦人金庸與沈寶新兩位先生的衝勁與魄力，在困難重重中乘風破浪，不斷自我完善，從一張紙、四開、4版的小報到今天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明報》5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實在有太多故事，有驚險刺激的、有艱巨困阻的，當然也少不了激勵人心、感人至深的時刻。一直以來，《明報》由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公正善良、期待國家民族進步的宗旨，僅這一份堅持，已足夠讓其傲視同行。
批評中肯善意
《明報》創辦之際，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10年，處於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下，中港之間差距明顯，兩大陣營的隔河對壘，加上「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國內社會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今日經過50年發展，尤其近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一，《明報》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拉近了兩地人們的距離，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秉持公正而善良的宗旨，《明報》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中肯、善意而富建設性的批評，對國家發展及前進提策出謀，始終以人文關懷的精神關注國家發展、關心同胞福祉，見證了中國半世紀以來的成就，同時亦在歷史進程中成就了《明報》自己剛正不阿的金漆招牌，建立專屬於《明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作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於戰後時期、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心國情的香港人，我自青年時期至今，《明報》從創刊第一天，50年來都是我的重要資訊及思想衝擊、挑戰來源，促我反思的「只要核子，不要褲子」討論至今歷歷在目。記憶裏以至對生活影響至深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地及香港反應，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回顧過去，足見《明報》在那個時代環境下的真知灼見。
記得1972年我初到上海從事貿易，當日與今日內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面貌煥然全新，30多年來的變化、改進甚至可以逐年逐項列出，至今成為擁有2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於北京奧運一鳴驚人，全球金融海嘯中依然有保八的能力，中國成就及其對世界貢獻不言而喻。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脫不了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更可說是同向異速。隨50年代末至60年代內地社會的動盪，香港迎來大批內地移民，同時帶來大量資金、人才、技術，促成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直至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香港順理成章轉為中國對外的重要窗戶，伴隨改革大潮，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半世紀堅持 換來公信力
《明報》在當中憑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對中國時局形勢及發展一直堅持理性、務實批判的立場，我會稱之為「立足於批判的建設」。做了半世紀的《明報》讀者，今天的報慶不禁使我回想它由醞釀至初創時期，香港報壇兩大才子查良鏞與周榆瑞的人生歷程（兩位先生當時同時任職於《大公報》，其後查先生退出自立創辦了《明報》，周先生則棄國遠渡重洋至英國，往後人生經歷迥異），給我們旁觀者極多的啟迪。
許多人對文人辦報都抱有較高期望，對於報刊主辦人的接班較重視其身分背景，其實所謂一輩人一輩事，歷史是不斷創新向前的，只要堅持目標，在不影響編採獨立下，又何必執著？《明報》自創辦人金庸先生以降，雖幾經易手，接班過程中卻未曾對編採自主有所影響，這不正是一個令人鼓舞及欣慰的例證嗎？
半世紀的堅持，換來難能可貴的公信力，作為忠實讀者，我期望《明報》在未來日子裏能夠一如既往地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立足香港，心懷國家，環顧世界，在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新一頁中，繼續堅守持平而踏實的辦報原則，為家國發展作出提振！
[文／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文章日期：2009年5月14日
【明報專訊】1959年5月20日，《明報》在香江初登場，憑創辦人金庸與沈寶新兩位先生的衝勁與魄力，在困難重重中乘風破浪，不斷自我完善，從一張紙、四開、4版的小報到今天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報章之一，《明報》5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實在有太多故事，有驚險刺激的、有艱巨困阻的，當然也少不了激勵人心、感人至深的時刻。一直以來，《明報》由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公正善良、期待國家民族進步的宗旨，僅這一份堅持，已足夠讓其傲視同行。
批評中肯善意
《明報》創辦之際，正是新中國成立之初10年，處於意識形態的兩個極端下，中港之間差距明顯，兩大陣營的隔河對壘，加上「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國內社會發展仍處於初始階段。今日經過50年發展，尤其近3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然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之一，《明報》在這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角色，拉近了兩地人們的距離，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秉持公正而善良的宗旨，《明報》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中肯、善意而富建設性的批評，對國家發展及前進提策出謀，始終以人文關懷的精神關注國家發展、關心同胞福祉，見證了中國半世紀以來的成就，同時亦在歷史進程中成就了《明報》自己剛正不阿的金漆招牌，建立專屬於《明報》的公信力和影響力。
作為在香港出生、成長於戰後時期、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心國情的香港人，我自青年時期至今，《明報》從創刊第一天，50年來都是我的重要資訊及思想衝擊、挑戰來源，促我反思的「只要核子，不要褲子」討論至今歷歷在目。記憶裏以至對生活影響至深的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內地及香港反應，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回顧過去，足見《明報》在那個時代環境下的真知灼見。
記得1972年我初到上海從事貿易，當日與今日內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面貌煥然全新，30多年來的變化、改進甚至可以逐年逐項列出，至今成為擁有2萬億外匯儲備的大國，於北京奧運一鳴驚人，全球金融海嘯中依然有保八的能力，中國成就及其對世界貢獻不言而喻。
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脫不了關係，中國改革開放與香港發展更可說是同向異速。隨50年代末至60年代內地社會的動盪，香港迎來大批內地移民，同時帶來大量資金、人才、技術，促成香港70年代經濟起飛；直至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香港順理成章轉為中國對外的重要窗戶，伴隨改革大潮，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半世紀堅持 換來公信力
《明報》在當中憑獨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對中國時局形勢及發展一直堅持理性、務實批判的立場，我會稱之為「立足於批判的建設」。做了半世紀的《明報》讀者，今天的報慶不禁使我回想它由醞釀至初創時期，香港報壇兩大才子查良鏞與周榆瑞的人生歷程（兩位先生當時同時任職於《大公報》，其後查先生退出自立創辦了《明報》，周先生則棄國遠渡重洋至英國，往後人生經歷迥異），給我們旁觀者極多的啟迪。
許多人對文人辦報都抱有較高期望，對於報刊主辦人的接班較重視其身分背景，其實所謂一輩人一輩事，歷史是不斷創新向前的，只要堅持目標，在不影響編採獨立下，又何必執著？《明報》自創辦人金庸先生以降，雖幾經易手，接班過程中卻未曾對編採自主有所影響，這不正是一個令人鼓舞及欣慰的例證嗎？
半世紀的堅持，換來難能可貴的公信力，作為忠實讀者，我期望《明報》在未來日子裏能夠一如既往地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立足香港，心懷國家，環顧世界，在21世紀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新一頁中，繼續堅守持平而踏實的辦報原則，為家國發展作出提振！
[文／葉國華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
4/29/2009
吳康民：有公正，才有公信力
有公正，才有公信力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明報》創刊初期，我就斷斷續續地閱讀它。當時報紙是以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掛帥，但我卻不是武俠小說的愛好者。非常慚愧，他的武俠小說，包括梁羽生的，我一本也沒有看過。後來和查先生的交往較多，特別是在《基本法 》起草和特區籌委會運作（包括預委會）期間。有時一班朋友包括查先生一同聊天或宴會，大家都談起他的武俠小說及書中的人物，我竟不能插上一句，又不好意思在這些大知識分子面前承認沒有讀過，好像一說出便有點對查先生不敬的樣子。幾年前有一次有查先生在場的聚會，他談起正在修改他的全部作品，並說要送我一套新的，後來大概忘了。如果真的送來，那倒非要認真拜讀不可。
對梁羽生（本名陳文統）的武俠小說也是一樣，我與陳先生交往較早，還在澳洲悉尼探望過他。他逝世後，我寫了悼念短文，但沒有去參加他的追思會，因為又害怕露出沒有看過他的作品的老底。
始向「自由論壇」投稿
看《明報》，更多的時期是在上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 」前後。當年查先生的社論風行一時，《明報》也透露不少內地政情的內幕。以我當年的認識水平，既不能洞悉「文革」的種種謬誤，也未能完全同意查先生的觀點。但內心總是存有懷疑，對把廣大知識分子和老幹部鬥倒鬥臭，總不以為然，也可以說還存有知識分子的良心吧。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和香港回歸的籌委會活動期間，我開始向《明報》的「自由論壇」版投稿，闡述一己的政見，至今二十多年。其中立論，自認是清心直說，也曾使某些中央高層人士不悅。但我卻我行我素，認為秉承數十年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發表諍言，並不為過。同時認為只有《明報》，可讓我能暢所欲言。
後來有一段時間，承張健波老總之邀，要我寫「筆陣」、寫副刊，我都一一應命。雖然年紀老邁，但卻頭腦清醒，「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不認同是泛民「機關報」
《明報》立論大部分都能持平，但也有過分偏幫「泛民主派」。有的朋友比我更激烈，認為《明報》也是「泛民主派」的機關報，比如副刊都是「泛民」的聲音。我卻認為《明報》與「泛民主派」機關報還是有區別的，而且言論要完全持平也不太容易。只要大致持平，也就不失為一份有公信力的報紙。
《明報》還有一個好處，不低俗。當低俗文化氾濫之時，《明報》頗令人有清新的感覺，所以它在知識分子中有市場。傳媒除了忠實報道新聞之外，在提高讀者品味方面，也應有一定責任，《明報》應該說是能做到這一點。
[文／吳康民]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明報》創刊初期，我就斷斷續續地閱讀它。當時報紙是以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掛帥，但我卻不是武俠小說的愛好者。非常慚愧，他的武俠小說，包括梁羽生的，我一本也沒有看過。後來和查先生的交往較多，特別是在《基本法 》起草和特區籌委會運作（包括預委會）期間。有時一班朋友包括查先生一同聊天或宴會，大家都談起他的武俠小說及書中的人物，我竟不能插上一句，又不好意思在這些大知識分子面前承認沒有讀過，好像一說出便有點對查先生不敬的樣子。幾年前有一次有查先生在場的聚會，他談起正在修改他的全部作品，並說要送我一套新的，後來大概忘了。如果真的送來，那倒非要認真拜讀不可。
對梁羽生（本名陳文統）的武俠小說也是一樣，我與陳先生交往較早，還在澳洲悉尼探望過他。他逝世後，我寫了悼念短文，但沒有去參加他的追思會，因為又害怕露出沒有看過他的作品的老底。
始向「自由論壇」投稿
看《明報》，更多的時期是在上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 」前後。當年查先生的社論風行一時，《明報》也透露不少內地政情的內幕。以我當年的認識水平，既不能洞悉「文革」的種種謬誤，也未能完全同意查先生的觀點。但內心總是存有懷疑，對把廣大知識分子和老幹部鬥倒鬥臭，總不以為然，也可以說還存有知識分子的良心吧。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和香港回歸的籌委會活動期間，我開始向《明報》的「自由論壇」版投稿，闡述一己的政見，至今二十多年。其中立論，自認是清心直說，也曾使某些中央高層人士不悅。但我卻我行我素，認為秉承數十年矢志不渝的愛國情懷，發表諍言，並不為過。同時認為只有《明報》，可讓我能暢所欲言。
後來有一段時間，承張健波老總之邀，要我寫「筆陣」、寫副刊，我都一一應命。雖然年紀老邁，但卻頭腦清醒，「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不認同是泛民「機關報」
《明報》立論大部分都能持平，但也有過分偏幫「泛民主派」。有的朋友比我更激烈，認為《明報》也是「泛民主派」的機關報，比如副刊都是「泛民」的聲音。我卻認為《明報》與「泛民主派」機關報還是有區別的，而且言論要完全持平也不太容易。只要大致持平，也就不失為一份有公信力的報紙。
《明報》還有一個好處，不低俗。當低俗文化氾濫之時，《明報》頗令人有清新的感覺，所以它在知識分子中有市場。傳媒除了忠實報道新聞之外，在提高讀者品味方面，也應有一定責任，《明報》應該說是能做到這一點。
[文／吳康民]
世紀．MINGPAO．五十年﹕當紅娘的日子
世紀．MINGPAO．五十年﹕當紅娘的日子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兩度受聘
嚴格來說，我只有兩段時間受聘於《明報》。第一段是一九八四到八五年。當時我還在劍橋念法律學士課程，為關心中英談判，請假一年留港，那段時間我就在《明報月刊》兼職，工作是寫政論、做專訪和主持論壇，包括當年港府發表了《政制改革 綠皮書》引發的討論。八五年秋天，我返回劍橋，八六年畢業回港「再續前緣」，這次是全職，從八六年至八九年，主要工作是寫社論、掌港府新聞、寫署名文章、專訪，及參與《明報》高層的會議，職位至副總編輯。八九年到一九九○年（我離開《明報》那年），查良鏞先生很幽默地將我的職銜改為「督印人」，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亦為方便差遣我做聯絡工作，但這些名銜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主持大局的始終是查先生自己。
在這段時間，《明報》展開了重大的改革，而我最直接參與的就是推動了政治新聞，並為引進新一代的記者和編輯，扮演了一名非常勞累的紅娘。
理想與現實之間
《明報》創刊不久，即以報道中國大陸新聞稱譽，沒有別家可以相比。香港本土的政治新聞受注意，可說是始於一九八○年，中英談判的醞釀、進展和簽署之後帶來的新局面。當時港府高層仍然是英語世界，與英文報刊的記者、編輯和評論人關係密切，但與中文報刊卻很疏離。我是兼寫中、英文政論而經常在中、英報刊發表少數香港人中的一名。
一九八○至八四年間，香港記者奔走中港兩地，採訪中英談判的台前幕後，一輪又一輪的中英會談苦樂與共。這批人成了日後本港政治新聞編採的核心部隊，其中一人正是當年任職於香港電台 新聞部的年輕記者馮成章。他找我傾談，表示獨立的傳媒，對港人治港的前途至為重要，因此他和一群熱心的新聞從業員，很希望找到一份有公信力的香港報章發揮力量，他們特別看好《明報》。我與這些新聞界朋友（包括現任《明報》「老總」的張健波）多次深談，很為他們的熱誠感動，就答應了與查先生商量。
那時，查先生正有意改革《明報》的經營方式和制度，主要是企業化和現代化，對吸納新一代人才很有興趣。不過，與此同時，他還有很多層次的考慮。要在各種政治和市場力量之下站穩陣腳，顯然不是像我們幾個滿腦理想、一腔熱誠的人所想那麼簡單。引進新人，自然會引起新舊交替之爭，內部的矛盾有很多人事歷史淵源及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
總之，差不多比中英談判還曲折漫長的商議對談就展開了。第一個關口就是「主權」問題：怎樣才能保障編採獨立，不受干預？那是很難保證的。查先生一面與馮、張等互相探討合作的可能和基本條件，另一面我就致力於可以在《明報》內推行的新政策。我的其中一個建議是開拓政治版，組織政治新聞的編、採和報道。《明報》在這方面有優勢，不難做到。我寫成建議大綱，查先生看了表示同意，政治版就這樣辦起來了。政治組的記者多是年輕而有抱負的大專畢業生。當年在中文報章之中政治新聞是曲高和寡，到了今天，已是每家必備了。
闢政治版 引進新血
回到聘請新人的問題上，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另一個棘手問題是薪酬。那時，中文報刊的編輯和記者薪酬普遍很低，不少有學問有才華的報人，礙於英文能力不足，在別無出路之下只好屈就，往往要藉兼職掙取稿費補貼，但中英流利的大專生就不同了，要全職專業，就要有合理薪酬。要吸引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大幅減薪放棄原來的職位薪酬加盟《明報》，是很難實現的。但新人舊人之間的待遇懸殊，又會導致內部分裂。
那時我雖不算年輕，但卻完全不通世務，覺得為談聘任條件，名貴菜肴吃了一場又一場，十分罪過。我自己薪酬非常高，當之極為有愧，所以一有機會，就極力為「手下」同事說項，可幸還算有點成績。至於高層的待遇，就只能是雙方對談，但看來終於也解決了。
我在一九九○年告別《明報》，能陪伴《明報》走了一段有意義的歷史路途，我感到十分安慰。
（標題為編者擬）
[文／吳靄儀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兩度受聘
嚴格來說，我只有兩段時間受聘於《明報》。第一段是一九八四到八五年。當時我還在劍橋念法律學士課程，為關心中英談判，請假一年留港，那段時間我就在《明報月刊》兼職，工作是寫政論、做專訪和主持論壇，包括當年港府發表了《政制改革 綠皮書》引發的討論。八五年秋天，我返回劍橋，八六年畢業回港「再續前緣」，這次是全職，從八六年至八九年，主要工作是寫社論、掌港府新聞、寫署名文章、專訪，及參與《明報》高層的會議，職位至副總編輯。八九年到一九九○年（我離開《明報》那年），查良鏞先生很幽默地將我的職銜改為「督印人」，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亦為方便差遣我做聯絡工作，但這些名銜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主持大局的始終是查先生自己。
在這段時間，《明報》展開了重大的改革，而我最直接參與的就是推動了政治新聞，並為引進新一代的記者和編輯，扮演了一名非常勞累的紅娘。
理想與現實之間
《明報》創刊不久，即以報道中國大陸新聞稱譽，沒有別家可以相比。香港本土的政治新聞受注意，可說是始於一九八○年，中英談判的醞釀、進展和簽署之後帶來的新局面。當時港府高層仍然是英語世界，與英文報刊的記者、編輯和評論人關係密切，但與中文報刊卻很疏離。我是兼寫中、英文政論而經常在中、英報刊發表少數香港人中的一名。
一九八○至八四年間，香港記者奔走中港兩地，採訪中英談判的台前幕後，一輪又一輪的中英會談苦樂與共。這批人成了日後本港政治新聞編採的核心部隊，其中一人正是當年任職於香港電台 新聞部的年輕記者馮成章。他找我傾談，表示獨立的傳媒，對港人治港的前途至為重要，因此他和一群熱心的新聞從業員，很希望找到一份有公信力的香港報章發揮力量，他們特別看好《明報》。我與這些新聞界朋友（包括現任《明報》「老總」的張健波）多次深談，很為他們的熱誠感動，就答應了與查先生商量。
那時，查先生正有意改革《明報》的經營方式和制度，主要是企業化和現代化，對吸納新一代人才很有興趣。不過，與此同時，他還有很多層次的考慮。要在各種政治和市場力量之下站穩陣腳，顯然不是像我們幾個滿腦理想、一腔熱誠的人所想那麼簡單。引進新人，自然會引起新舊交替之爭，內部的矛盾有很多人事歷史淵源及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
總之，差不多比中英談判還曲折漫長的商議對談就展開了。第一個關口就是「主權」問題：怎樣才能保障編採獨立，不受干預？那是很難保證的。查先生一面與馮、張等互相探討合作的可能和基本條件，另一面我就致力於可以在《明報》內推行的新政策。我的其中一個建議是開拓政治版，組織政治新聞的編、採和報道。《明報》在這方面有優勢，不難做到。我寫成建議大綱，查先生看了表示同意，政治版就這樣辦起來了。政治組的記者多是年輕而有抱負的大專畢業生。當年在中文報章之中政治新聞是曲高和寡，到了今天，已是每家必備了。
闢政治版 引進新血
回到聘請新人的問題上，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另一個棘手問題是薪酬。那時，中文報刊的編輯和記者薪酬普遍很低，不少有學問有才華的報人，礙於英文能力不足，在別無出路之下只好屈就，往往要藉兼職掙取稿費補貼，但中英流利的大專生就不同了，要全職專業，就要有合理薪酬。要吸引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大幅減薪放棄原來的職位薪酬加盟《明報》，是很難實現的。但新人舊人之間的待遇懸殊，又會導致內部分裂。
那時我雖不算年輕，但卻完全不通世務，覺得為談聘任條件，名貴菜肴吃了一場又一場，十分罪過。我自己薪酬非常高，當之極為有愧，所以一有機會，就極力為「手下」同事說項，可幸還算有點成績。至於高層的待遇，就只能是雙方對談，但看來終於也解決了。
我在一九九○年告別《明報》，能陪伴《明報》走了一段有意義的歷史路途，我感到十分安慰。
（標題為編者擬）
[文／吳靄儀 編輯：黃靜]
4/25/2009
世紀．Mingpao．五十年﹕下一代的良心窗口
世紀．Mingpao．五十年﹕下一代的良心窗口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5日
【明報專訊】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傳媒百花齊放，超過40多份日報和近700份周刊在本地印行，亦約有100家國際傳媒機構在港設立辦事處。新聞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之一，需要大家好好珍惜及竭力保護。
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更是肩負重任，舉「筆」輕重，向公眾傳達資訊，報道社會情，對關係公眾利益的事情，包括政府的施政，作持平的論述及適當的監察。《明報》亦秉承這責任和情操，陪伴香港經歷了半個世紀，見證了香港和香港人在過去數十年跨世紀風雲多變的成長歲月。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在學生時代已經是《明報》的讀者。當年深感讀一份優質的報紙，可以擴闊視野，提升語文水平，訓練獨立思考。大學畢業後，我投身法律專業，對於言論自由、專業操守、社會利益等課題特別關注，也進一步認識到新聞自由和獨立背後的深層意義和功能。一份嚴謹公正的報紙，除了幫助市民剖析社會問題外，亦能協助反映不同階層的聲音，推動市民大眾關懷弱勢社群，彰顯社會公義。
踴躍發問不怯場
校園記者印象深
雖然各方意見不可能盡同，但《明報》在處理新聞上力求客觀公正及分析詳盡的原則，是令人鼓舞的。此外，專欄名家雲集，妙筆生花；休閒資訊內容廣泛，意趣盎然，這些都是《明報》多年來受讀者支持的要素。憑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精神，《明報》近年借助互聯網積極拓展讀者群，亦增闢專輯，如《教得樂》、《通通識》等，透過專題延伸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平台，關注兒童發展，作為家長，我很認同《明報》在這方面的發展，亦非常鼓勵其他新聞工作者共同努力，體現傳媒造福社會的專業精神。
去年6月，我接受了20多位來自不同中學的《明報》校園記者訪問，跟他們深入談及當前十分嚴峻的青少年毒品問題，更有機會向他們講述政府多管齊下的打擊毒害措施。這些同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當中不少已頗有專業記者風範，踴躍發問，毫不怯場。這群校園記者對時事的關注，令我深深感受到，由《明報》舉辦逾十載的「校園記者」計劃，確實對參加者發揮積極栽培作用。我希望《明報》在這方面繼續努力，培養更多有朝氣和關心社會的年輕人，使他們成為社會良心，我當然更希望《明報》與政府攜手，積極向年輕人灌輸禁毒信息。
一紙風行，50年歷久彌新，有賴《明報》上下一心，持守求真重質的高尚情操及求變求精的專業精神。欣逢《明報》創刊50周年之盛事，衷心恭賀及祝願《明報》繼續貢獻香港。
[文／黃仁龍 律政司長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5日
【明報專訊】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傳媒百花齊放，超過40多份日報和近700份周刊在本地印行，亦約有100家國際傳媒機構在港設立辦事處。新聞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之一，需要大家好好珍惜及竭力保護。
從事新聞工作的朋友更是肩負重任，舉「筆」輕重，向公眾傳達資訊，報道社會情，對關係公眾利益的事情，包括政府的施政，作持平的論述及適當的監察。《明報》亦秉承這責任和情操，陪伴香港經歷了半個世紀，見證了香港和香港人在過去數十年跨世紀風雲多變的成長歲月。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在學生時代已經是《明報》的讀者。當年深感讀一份優質的報紙，可以擴闊視野，提升語文水平，訓練獨立思考。大學畢業後，我投身法律專業，對於言論自由、專業操守、社會利益等課題特別關注，也進一步認識到新聞自由和獨立背後的深層意義和功能。一份嚴謹公正的報紙，除了幫助市民剖析社會問題外，亦能協助反映不同階層的聲音，推動市民大眾關懷弱勢社群，彰顯社會公義。
踴躍發問不怯場
校園記者印象深
雖然各方意見不可能盡同，但《明報》在處理新聞上力求客觀公正及分析詳盡的原則，是令人鼓舞的。此外，專欄名家雲集，妙筆生花；休閒資訊內容廣泛，意趣盎然，這些都是《明報》多年來受讀者支持的要素。憑自強不息、與時俱進的精神，《明報》近年借助互聯網積極拓展讀者群，亦增闢專輯，如《教得樂》、《通通識》等，透過專題延伸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平台，關注兒童發展，作為家長，我很認同《明報》在這方面的發展，亦非常鼓勵其他新聞工作者共同努力，體現傳媒造福社會的專業精神。
去年6月，我接受了20多位來自不同中學的《明報》校園記者訪問，跟他們深入談及當前十分嚴峻的青少年毒品問題，更有機會向他們講述政府多管齊下的打擊毒害措施。這些同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當中不少已頗有專業記者風範，踴躍發問，毫不怯場。這群校園記者對時事的關注，令我深深感受到，由《明報》舉辦逾十載的「校園記者」計劃，確實對參加者發揮積極栽培作用。我希望《明報》在這方面繼續努力，培養更多有朝氣和關心社會的年輕人，使他們成為社會良心，我當然更希望《明報》與政府攜手，積極向年輕人灌輸禁毒信息。
一紙風行，50年歷久彌新，有賴《明報》上下一心，持守求真重質的高尚情操及求變求精的專業精神。欣逢《明報》創刊50周年之盛事，衷心恭賀及祝願《明報》繼續貢獻香港。
[文／黃仁龍 律政司長 編輯：黃靜]
4/23/2009
世紀．Mingpao．50年﹕我早餐桌上的一杯苦茶
世紀．Mingpao．50年﹕我早餐桌上的一杯苦茶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3日
【明報專訊】閱讀《明報》的習慣，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留學歸來。此後經商從政，一紙《明報》幾乎是早餐必備的精神食糧，三十多年來堅持不輟。
《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先生是我敬重的報人。一管健筆，成就獨領輿論風騷的《明報》和風靡華人社會的金庸武俠世界。這固是查先生的過人之處，更折射出香港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和傳承中華文化的獨特作用。
從查先生和他的繼承者身上，不難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股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特質。也許正是出於這份承擔，《明報》一貫堅持發掘真相、敢言發聲、依憑理性，長期贏得讀者評以「公信第一」的美譽。能在香港這個傳媒高度競爭的環境下保有這項桂冠，殊非易事。
正是在這種環境和氛圍下，《明報》孕育了許許多多出色的新聞工作者，堪稱新聞界的少林寺。其開放多元的論壇和副刊，亦造就了多少名筆大家。
《明報》新聞：搶、險、不按常理出牌
《明報》社評：擇善固執
讀《明報》的新聞報道，會有「搶、險」的感覺。《明報》人對發掘真相的執著和義無反顧，對新聞取材和角度的獨特見解——如為什麼要報道某宗新聞，曝光的時機和篇幅，採用的角度——偶有「不按常理出牌」之舉。這一方面突出了新聞工作者搶新聞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予人一種在新聞自由的底線游弋徘徊的感覺。
於是編輯室手記不時有關於新聞背後的故事和掙扎，這或為今日《明報》的一大特色。
《明報》社評的特點是擇善固執，不肯隨波逐流。當然，「善」的標準難有絕對，在崇尚理性討論的同時，任何社評均無可避免會滲入報章的立場，以至主筆者個人的局限和主觀看法。據我所知， 《明報》的朋友相信「三個臭皮匠」的集體智慧，其社評基本上是集體討論推敲的成果，在制度上秉承依憑理性的信念，力求集思廣益。 《明報》社評也比較願意從香港長遠利益出發，且在針砭之餘，肯花精力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案。
我作為局中人，深切體會到政府這台大機器必須瞻前顧後，平衡各方的種種「掣肘」。有時看到《明報》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又或是失諸偏頗的批評，難免會有點看法甚或不平之感。但我還是比較傾向於相信，這是《明報》的朋友頭巾氣發作的一種表現，而非有什麼其他的意圖。
我在不同場合都曾對《明報》和其他傳媒朋友表示，政府同事所求的，不外乎「公道」二字。我也相信，這應該是人格、報格相通的特質。
最近看到《明報》李先知的一篇文章，引述美國《時代》周刊前主編Walter Isaacson對免費新聞衝擊高質素新聞的憂慮。文中對於在免費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如此發達的年代，收費報章如何生存發展，《明報》的先知們似乎憂心忡忡。
西諺有所謂「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放諸資訊氾濫的今天，或可以解讀為腦力實有價。讓先知稍堪告慰的是，剛出爐的普立茲新聞獎，只提供網上新聞的新聞機構無一獲獎。
謹借此小文，祝知天命的《明報》繼往開來，發揚光大。
（補記一筆：好幾次在早餐桌上讀到《明報》對我不留情面的批評，多少有點影響食慾。但明白到從政不是請客吃飯那麼簡單，只好視之為修煉寵辱不驚的一杯苦茶。）
[文／ 唐英年 政務司長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3日
【明報專訊】閱讀《明報》的習慣，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留學歸來。此後經商從政，一紙《明報》幾乎是早餐必備的精神食糧，三十多年來堅持不輟。
《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先生是我敬重的報人。一管健筆，成就獨領輿論風騷的《明報》和風靡華人社會的金庸武俠世界。這固是查先生的過人之處，更折射出香港言論自由的可貴之處和傳承中華文化的獨特作用。
從查先生和他的繼承者身上，不難看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股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特質。也許正是出於這份承擔，《明報》一貫堅持發掘真相、敢言發聲、依憑理性，長期贏得讀者評以「公信第一」的美譽。能在香港這個傳媒高度競爭的環境下保有這項桂冠，殊非易事。
正是在這種環境和氛圍下，《明報》孕育了許許多多出色的新聞工作者，堪稱新聞界的少林寺。其開放多元的論壇和副刊，亦造就了多少名筆大家。
《明報》新聞：搶、險、不按常理出牌
《明報》社評：擇善固執
讀《明報》的新聞報道，會有「搶、險」的感覺。《明報》人對發掘真相的執著和義無反顧，對新聞取材和角度的獨特見解——如為什麼要報道某宗新聞，曝光的時機和篇幅，採用的角度——偶有「不按常理出牌」之舉。這一方面突出了新聞工作者搶新聞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予人一種在新聞自由的底線游弋徘徊的感覺。
於是編輯室手記不時有關於新聞背後的故事和掙扎，這或為今日《明報》的一大特色。
《明報》社評的特點是擇善固執，不肯隨波逐流。當然，「善」的標準難有絕對，在崇尚理性討論的同時，任何社評均無可避免會滲入報章的立場，以至主筆者個人的局限和主觀看法。據我所知， 《明報》的朋友相信「三個臭皮匠」的集體智慧，其社評基本上是集體討論推敲的成果，在制度上秉承依憑理性的信念，力求集思廣益。 《明報》社評也比較願意從香港長遠利益出發，且在針砭之餘，肯花精力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案。
我作為局中人，深切體會到政府這台大機器必須瞻前顧後，平衡各方的種種「掣肘」。有時看到《明報》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又或是失諸偏頗的批評，難免會有點看法甚或不平之感。但我還是比較傾向於相信，這是《明報》的朋友頭巾氣發作的一種表現，而非有什麼其他的意圖。
我在不同場合都曾對《明報》和其他傳媒朋友表示，政府同事所求的，不外乎「公道」二字。我也相信，這應該是人格、報格相通的特質。
最近看到《明報》李先知的一篇文章，引述美國《時代》周刊前主編Walter Isaacson對免費新聞衝擊高質素新聞的憂慮。文中對於在免費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如此發達的年代，收費報章如何生存發展，《明報》的先知們似乎憂心忡忡。
西諺有所謂「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放諸資訊氾濫的今天，或可以解讀為腦力實有價。讓先知稍堪告慰的是，剛出爐的普立茲新聞獎，只提供網上新聞的新聞機構無一獲獎。
謹借此小文，祝知天命的《明報》繼往開來，發揚光大。
（補記一筆：好幾次在早餐桌上讀到《明報》對我不留情面的批評，多少有點影響食慾。但明白到從政不是請客吃飯那麼簡單，只好視之為修煉寵辱不驚的一杯苦茶。）
[文／ 唐英年 政務司長 編輯：黃靜]
4/21/2009
司徒華：《明報》與我50年
《明報》與我50年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明報》五十歲了，在香港誕生，在香港茁壯，而貢獻，早已超越了香港。五十年來，我們在摸索中前進，時代不斷變化，我們屢有創新，但不變的是，五十年來，《明報》堅持發掘真相、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理性，這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對讀者的誠懇承諾。半世紀的新聞歷程，在在值得回顧與省思，而在省思與回顧之間，我們期盼，能為時代和香港探尋下一個五十年的繁盛去向。今天起，專輯登場，由閱讀《明報》五十年從未間斷的司徒華先生領頭執筆。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50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50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什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1986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100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1989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6月4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30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什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90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1990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2006年見過一面。《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40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 ，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19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4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13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什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 ，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9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3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3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4月13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我與《明報》的文字和人事往來
——《明報》與我50年（二之二）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1997年5月1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30多年的60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4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12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1400篇。
他們4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1973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1978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1983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1985年7月1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 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 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 〉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1989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裏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30度，還下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4人，在我心目中，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4人都與我飯敘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敘便剩下了3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3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6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2006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10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敘，我對她很有好感。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文／司徒華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明報》五十歲了，在香港誕生，在香港茁壯，而貢獻，早已超越了香港。五十年來，我們在摸索中前進，時代不斷變化，我們屢有創新，但不變的是，五十年來，《明報》堅持發掘真相、堅持敢言發聲、堅持依憑理性，這既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亦是我們對讀者的誠懇承諾。半世紀的新聞歷程，在在值得回顧與省思，而在省思與回顧之間，我們期盼，能為時代和香港探尋下一個五十年的繁盛去向。今天起，專輯登場，由閱讀《明報》五十年從未間斷的司徒華先生領頭執筆。
要不是《明報》慶祝創刊50周年，我不會想起，我已經持續而未間斷過，讀了《明報》整整半個世紀了。歷來，我每天都讀多份本港報章，大多都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有特別事故才更換。《明報》的年月最長，而且是唯一的一張，我至今始終沒有更換過而仍在每天閱讀的。
《明報》創刊的第一天，我便閱讀，主要是追金庸的武俠小說。從《新晚報》、《香港商報》，一直追到《明報》。讀他的武俠小說，我每天去追，卻不看結集，因為這樣懸疑的趣味大得多。看結集，則忍不住懸疑的引誘，會翻後面的來看，一看，懸疑消失，也就趣味大減。
我還愛看，初時還不知道是金庸親自執筆的社評。短小精悍，行文輕鬆，不時有「怪論」的招數，不像一般報章的那樣四平八正、板起臉孔、裝腔作勢，長篇大段。
50年的歲月，久遠而悠長，很多印象已經消失或模糊，現在只能憑雖年老而還未至於大衰退的記憶力，記得多少就寫多少。如有錯漏，尚祈指正為感！
《明報》初期的政治傾向
從來，我對任何一家報社的政治傾向，都不介意，但卻留意。那政治傾向，有其內在的、固定的、必然的因素，你的介意只是自作多情而徒勞；但卻是社會生態的一種反映，可供參考而觸動思考，去擴闊視野，必須留意。
《明報》創刊初期，是中間靠左的。那時正值反右後期，接便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明報》最多只是客觀報道，似乎沒有過什麼批判。這是難怪的，金庸在左派機構工作多年，意識形態上必有所感染，而且還有友情的關係。雖然已自立門戶，但還需借重這種關係，於己有所幫助。
我記得，《明報》最先與左派發生齟齬，是因為中國製造核彈。當時，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大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明報》的社評卻唱反調，以人民生活為重，高調地反駁﹕「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大亞灣核電廠與「六四」
此外，在我的記憶中，還有兩件事，《明報》的立場，是與左派對立的。
1986年，大亞灣興建核電廠。當時，剛發生了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泄漏輻射未久，港人很是恐慌，發起反對的簽名運動，收集得超過100萬個簽名，相信是有簽名運動以來，人數最多的。《明報》也加入了反對的行列。
據聞，當時的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也是反對的，並暗示一些左派著名商界人士去反對。這樣，既有群眾基礎，又有中共重量級人士的暗示，《明報》發出響亮的反對聲音，完全不足為奇。
1989年北京民運，在「六四」鎮壓前，港人已有多次百萬人上街支持。「六四」鎮壓發生了，更是神人共憤，左中右人士都一致加以譴責。6月4日下午，在跑馬地馬場舉行的聲討大會上，李柱銘與我，宣布退出《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其後，同是《基本法》起草委員的金庸和聖公會主教鄺廣傑，也宣布了退出。金庸退出草委會，已足以說明《明報》對此事的立場了。
但再不久，金庸便出售了《明報》。30年來，他一手把《明報》，從嬰兒撫養長大成為精壯的青年，為什麼甘心而又有決心，是否受到「六四」的影響呢？
「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
金庸一貫反對直選。他與我，同是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成員，對這點，我很清楚。為了反對直選，他寫了一篇社評，說﹕「舉行直選，共產黨必勝。」他認為：中共在香港有龐大嚴密的組織，又有巨大的資源，而且向來善於發動群眾，所以，在直選中必獲大勝。這可算是怪論，原來要看誰勝，才舉行怎樣的選舉，選舉豈不是與民主完全無關嗎？
為了反對直選，他還寫了一篇社評，說﹕美國選舉總統，也不是直選。這可謂欺人太甚，以為港人全是政治的白癡。美國選舉總統，是在各州選舉投票人，投票人在競選時，必須事先聲明，自己是支持哪一位總統候選人的。選民也根據自己屬意的總統候選人，去支持哪一個投票人。所以，投票人一選出，便知道誰會當選總統。從來沒有人質疑，美國選舉總統是不民主的非直選。金庸是這怪論的創造者。
為了反對直選，金庸還與另一位草委查濟民，在草委會提出一個極不民主的政制方案，被稱為《雙查方案》，列入了諮詢文件。文件公布了，港人嘩然，尤其是大專學生，到《明報》報社門前示威抗議，並焚燒《明報》。這可算是《明報》歷史上最大的污點。
于品海與張曉卿收購
90年代初，金庸以最優惠的方法和價錢，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
于品海與我較熟識。相識時，他是香港觀察社的成員；其後，在八九民運中，來往較密；他更是1990年組織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的前身）的主催者之一。他洽購《明報》，一直有與我商量，我是贊成的。到了他與金庸夫婦聯袂旅遊日本，我便知道洽購已近成功了。
他洽購成功後，我給他唯一的意見是﹕《明報》還有很大的潛力，要好好地去發揮，特別是聯繫組織讀者，不可再在其他方面冒進。自此，我們便少有接觸了。
他到底是對生意的興趣，比對文化大。終於在其他方面的冒進，栽了筋斗，不得不又把《明報》賣給了張曉卿。
我與張曉卿，只在2006年見過一面。《明報月刊》舉行慶祝創刊40周年宴會，我獲邀請。對這樣的宴會，我從來都沒有興趣，但這一次因國內雜誌《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和謝韜，應邀來港出席活動。我讀過他們的文章，很佩服，為一瞻其風采便出席了。
在宴會中，張曉卿與我同坐主家席。除寒暄外，他只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也看你的《三言堂》專欄的。我覺得，他是一個謙厚君子。
據聞，他年青時，似乎因同情馬來西亞共產黨而坐過牢。他的一個弟弟，曾去中國升讀大學，不久遇上文革 ，獲准離開中國，來了香港，卻未能順利返回馬來西亞。
讀馬共書記陳平的回憶錄，知道馬共深受毛澤東思想影響，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策略。馬共內的華裔黨員，卻大受排擠迫害。相信張曉卿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深有體會。
「覺今是而昨非」，再加上他雖然在國內有投資和經商，但在他整個事業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這樣，他的政治傾向，是會中立而較為開放的。
教師罷課的兩則消息
1973年的文憑教師事件，我首次投身社會運動，自此勇往直前，是一生的關鍵。這場抗爭，尖銳、激烈、複雜、詭譎，留下了深刻難忘的記憶。所以，當時《明報》的表現，我一直放在心上。
4月4日舉行了第一次罷課，當日《明報》訪問了我，報道其後刊出時，在我的訪問的開頭，加插了兩則港英新聞署提供的消息。
一是：當時領導教師罷課的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是一個未經註冊的非法組織，將會被檢控。組成這聯合秘書處的，是13個已註冊的合法團體，為什麼聯合起來組成的秘書處，會變成了未經註冊的非法團體呢？這顯然是一種恫嚇，去打擊教師的抗爭。
二是：我的一個弟弟在新華社工作，暗示我也是「左仔」，教師的抗爭有政治背景和動機。
這兩則消息，對在抗爭中的教師和關注事件的社會人士，震撼極大。
遍地破碎的眼鏡玻璃
為了穩住隊伍，減少壓力 ，由我提議，並經聯合秘書處通過，發表聲明，向當局提出這三個條件﹕一、取消升中試，實施9年免費教育；二、推行母語教育；三、改善私校教師待遇。若當局接納，我們便停止抗爭。我們還邀請3位宗教領袖，進行斡旋，他們是﹕天主教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會督白約翰、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汪彼得。聲明一出，輿論大為轉變，認為教師以大局為重，深明大義。
當時，倪匡在《明報》的副刊，有一個二三百字的小框框。他連日說﹕教師打退堂鼓了，這聲明只不過是找下台階，要「跌落地抓番一把沙」。
3個宗教領袖的斡旋無效，當局只推搪敷衍。結果，4月13日的第二次罷課，如期舉行，而且比第一次更為成功。這是整個抗爭取得勝利的最重要一役。
第二次罷課後，倪匡很坦率承認走了眼，並說﹕很多人都走了眼，全港遍地都是打碎了的眼鏡玻璃片。
我與《明報》的文字和人事往來
——《明報》與我50年（二之二）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1日
【明報專訊】黃霑的「口中啖出鳥來」
我在《三言堂》專欄的文字，是1997年5月1日開始見報的。但第一次與《明報》的文字往來，卻早得多，約是在此之前30多年的60年代中期。
那時候，黃霑在副刊有一個專欄。一天，見報的文字的題目是，《口中啖出鳥來》。一入目，我便失笑。
「鳥」是男性生殖器，「口中啖出鳥來」，豈不是廣東話的粗語「含╳」？「啖」應作「淡」，這是《水滸傳》中常出現的句語，是覺得很沒趣無味的意思，他竟然寫錯了。
於是，我署名「一個讀者」，經《明報》轉給他一封信，指出他的錯誤。
他很謙虛大方，立即在專欄上，承認錯誤，向我致謝，並大大讚賞我的信的字，寫得很好和有個性。
其後，港大同學組織「丙午文社」，游順釗邀請我參加，我是其中唯一的校外人士。黃霑也是成員，我由此與他直接相識。但我始終沒有向他披露，給他信的那「一個讀者」就是我。現在，只能讓他在天之靈才知道了。
結集與選輯的出版
我在《三言堂》曾見報的文字，按見報時序，一篇不漏，都陸續結集出版，至今已十七冊。一方面是為了一些讀漏了某篇的讀者，另一方面是為自己把這些文字保存下來，作為往事的紀錄。我還從結集中，選出一些適合老師、家長和學生閱讀的，出版了選輯，現已出版了五輯。不少買了結集的讀者，還再買選輯，我問其緣故。他們說﹕不必再去選出結集中的，給學生和子弟看。
最初，我是向「明報出版社」，請求出版結集的。當時，他們以出版業正在不景氣而拒絕了。於是，我轉求彭志銘的「次文化堂」，他一口答應。出版了第一冊後，銷路不錯，不久即再版。其後，「明報出版社」和「天地圖書」，都曾向我提出，以後的結集轉讓他們出版。我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沒有接納，結集和選輯至今仍繼續由「次文化堂」出版下去。
張健波與我最早認識
我是在張健波、馮成章、劉進圖、馬家輝4人力邀之下，才接寫《三言堂》的一言的。見報的第一篇《捨命陪君子》，已說了原委。至今快12年了，粗略計，約共寫了1400篇。
他們4人，都是我的老朋友，相識時都還沒有參加《明報》的工作。
總編輯張健波，相識最早。他說，是在1973年認識我的，大抵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但我那時卻不認識他。他與張文光是中大同學，1978年一同參加了支持金禧事件中師生的行動，我們才認識。他畢業後，便從事新聞工作。
1983年，他做了記者協會的理事，來教協與我商討，工會工作怎樣做。稍後，他任職《信報月刊》，曾約我和陳文鴻去報社座談，根據座談寫了一篇報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座談中，陳文鴻自白，曾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張健波轉職《明報》後，在我接寫《三言堂》之前，彼此的往來不多。據他說﹕打算寫一篇關於我的文章。我在拭目以待。
馮成章、劉進圖與我
執行總編輯馮成章，與我相識於1985年7月1日。那天，草委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人大委員長彭真頒發委任證書。當時，他是香港電台 的記者，來採訪，於是便相識了。此後，幾乎每一次的草委會議，不論是全體會議還是小組會議，他都來採訪，自此更熟絡了。此外，也常來採訪而熟識的，還有當時任職商業電台 的陳慧兒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劉慧卿。
主筆劉進圖，是在認識馮成章的同一時間認識的。他於港大法律系畢業後，做了李柱銘的秘書，每次都隨來參加草委會大大小小的會議。
一本名叫《〈基本法 〉的基本問題》的小冊子，記述李柱銘與我，對當時未定稿的《基本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意見。由他執筆，經我檢校後而出版。
李柱銘與我退出草委會後，便再很少和他見面。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到《明報》任職，只知道他沒有到律師行工作過。假如他一畢業後，便專職從事律師工作，相信現在已是名成利就的大律師了。由此可見，他對新聞工作極有興趣，難得「澹泊明志」。
馬家輝先知名後見面
馬家輝是專為《世紀》約稿的。寫《明刀明槍》的關仁，便是他。每一篇首段結尾的兩字，定必是「精彩」。他約來的稿，豈能不「精彩」呢？
在見面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其令尊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他在該報副刊有一專欄，天天見報。那時候，他還在台灣讀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去深造，專欄一直繼續不停。一邊讀書，一邊天天寫稿，源源不絕，可見是一枝健筆。
我與他直接相識，是在1989年深冬的芝加哥。美國各地支持八九民運的港人，組織一個聯合的團體，在那裏湖邊的希爾頓酒店，舉行第一次大會，李卓人與我前往參加。天氣很冷，氣溫是零下30度，還下大雪。在大會上，他當選為第一屆秘書長。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便返港，大抵隨即加入《明報》。後來，又到城市大學執教，但在《明報》仍以特約顧問的客座身分繼續。他曾囑我寫字一幅，我寫了杜甫的一聯詩贈給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上述4人，在我心目中，還是年青人。祝願他們繼續為中國和香港的進步，作出貢獻。
接寫《三言堂》的一言後，每三四個月，他們4人都與我飯敘一次。我聽取他們對拙作的批評，並互相交換對各方面的意見。馬家輝到城大任教後，便沒有再來；劉進圖派去北京，也再不能來。飯敘便剩下了3個人。
衷心感謝《時代》兩編輯
我還要提一提，《時代》的兩個編輯。
因為寫稿用的是鉛筆，經傳真，字體變得很模糊，不時會植錯了字。所以，見報前我總要校對一次。拙作見報之日，編輯便把3天後見報的植字稿，傳真給我校對，我即日便校對傳返，並傳去6日後見報的稿件。倘稍遲，我便會去電催促。2006年，訪問北美，不久，又訪問北美，因為途中傳真不便，我總把10篇稿件提前傳去，校對後才出發。
最初的編輯，是方禮年。他工作認真，態度謙虛誠懇。我只曾與他見過一次面。
後來，他調去編一佛教周刊，接手的是梁佩琪。也只見過一次面，她曾與張健波等人同來飯敘，我對她很有好感。對每一篇拙作，她都很認真校對，往往上網查核出我的一些謬誤，例如古籍中的引文。我實在非常感激她，並多次向張健波讚賞她。這樣的工作態度，必然進步迅速而大。
我謹向方禮年和梁佩琪兩人，致以衷心的謝意，並以此結束本文。
[文／司徒華 編輯：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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