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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MINGPAO．五十年﹕當紅娘的日子

世紀．MINGPAO．五十年﹕當紅娘的日子
文章日期：2009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兩度受聘
嚴格來說，我只有兩段時間受聘於《明報》。第一段是一九八四到八五年。當時我還在劍橋念法律學士課程，為關心中英談判，請假一年留港，那段時間我就在《明報月刊》兼職，工作是寫政論、做專訪和主持論壇，包括當年港府發表了《政制改革 綠皮書》引發的討論。八五年秋天，我返回劍橋，八六年畢業回港「再續前緣」，這次是全職，從八六年至八九年，主要工作是寫社論、掌港府新聞、寫署名文章、專訪，及參與《明報》高層的會議，職位至副總編輯。八九年到一九九○年（我離開《明報》那年），查良鏞先生很幽默地將我的職銜改為「督印人」，給了我很大的面子，亦為方便差遣我做聯絡工作，但這些名銜沒有多大實質意義，主持大局的始終是查先生自己。
在這段時間，《明報》展開了重大的改革，而我最直接參與的就是推動了政治新聞，並為引進新一代的記者和編輯，扮演了一名非常勞累的紅娘。
理想與現實之間
《明報》創刊不久，即以報道中國大陸新聞稱譽，沒有別家可以相比。香港本土的政治新聞受注意，可說是始於一九八○年，中英談判的醞釀、進展和簽署之後帶來的新局面。當時港府高層仍然是英語世界，與英文報刊的記者、編輯和評論人關係密切，但與中文報刊卻很疏離。我是兼寫中、英文政論而經常在中、英報刊發表少數香港人中的一名。
一九八○至八四年間，香港記者奔走中港兩地，採訪中英談判的台前幕後，一輪又一輪的中英會談苦樂與共。這批人成了日後本港政治新聞編採的核心部隊，其中一人正是當年任職於香港電台 新聞部的年輕記者馮成章。他找我傾談，表示獨立的傳媒，對港人治港的前途至為重要，因此他和一群熱心的新聞從業員，很希望找到一份有公信力的香港報章發揮力量，他們特別看好《明報》。我與這些新聞界朋友（包括現任《明報》「老總」的張健波）多次深談，很為他們的熱誠感動，就答應了與查先生商量。
那時，查先生正有意改革《明報》的經營方式和制度，主要是企業化和現代化，對吸納新一代人才很有興趣。不過，與此同時，他還有很多層次的考慮。要在各種政治和市場力量之下站穩陣腳，顯然不是像我們幾個滿腦理想、一腔熱誠的人所想那麼簡單。引進新人，自然會引起新舊交替之爭，內部的矛盾有很多人事歷史淵源及不足為外人道的難處。
總之，差不多比中英談判還曲折漫長的商議對談就展開了。第一個關口就是「主權」問題：怎樣才能保障編採獨立，不受干預？那是很難保證的。查先生一面與馮、張等互相探討合作的可能和基本條件，另一面我就致力於可以在《明報》內推行的新政策。我的其中一個建議是開拓政治版，組織政治新聞的編、採和報道。《明報》在這方面有優勢，不難做到。我寫成建議大綱，查先生看了表示同意，政治版就這樣辦起來了。政治組的記者多是年輕而有抱負的大專畢業生。當年在中文報章之中政治新聞是曲高和寡，到了今天，已是每家必備了。
闢政治版 引進新血
回到聘請新人的問題上，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另一個棘手問題是薪酬。那時，中文報刊的編輯和記者薪酬普遍很低，不少有學問有才華的報人，礙於英文能力不足，在別無出路之下只好屈就，往往要藉兼職掙取稿費補貼，但中英流利的大專生就不同了，要全職專業，就要有合理薪酬。要吸引資深的新聞從業員大幅減薪放棄原來的職位薪酬加盟《明報》，是很難實現的。但新人舊人之間的待遇懸殊，又會導致內部分裂。
那時我雖不算年輕，但卻完全不通世務，覺得為談聘任條件，名貴菜肴吃了一場又一場，十分罪過。我自己薪酬非常高，當之極為有愧，所以一有機會，就極力為「手下」同事說項，可幸還算有點成績。至於高層的待遇，就只能是雙方對談，但看來終於也解決了。
我在一九九○年告別《明報》，能陪伴《明報》走了一段有意義的歷史路途，我感到十分安慰。
（標題為編者擬）
[文／吳靄儀 編輯：黃靜]

時間對語言的崇拜和寬恕

親愛的關姐姐，
有問題來討教。
這里是我和新華社寫的兩篇稿子。
很多時候，我質疑自己真的不適合做通訊社。凡是我感興趣的話題，總希望寫得好看，因功力不足而速度沒有達到要求。今天我和新華社朋友去了同一個場合。同一時間寫稿。我用了兩個小時。最后，她比我早幾分鐘發出去。……。但是姐姐，我不知道該如何提高速度，不想為了采用率而草草了事。
winter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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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away，
春節過得好么？你在四川作義工，一定有不少難忘的經歷吧。
我在春節前回到了海南島，高寶在云南長高了、長壯了、懂事些了。如今一米八二的帥小伙子，順利回到海南中學繼續他的學業了。
我呢，覺得，這半年，難得的抽離，鄉土的親近、自由的行走、攝影和書寫，讓自己沉靜了不少，不焦灼了，對事，對情。
之所以晚了些天才給你回信，想你自己對很具體的"通訊社速度"話題一定也有新的考量了吧。

回到海南，我的新年禮物是自己主編的一部海南分社二十年作品集《天涯熱風》出版了。這是我2008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對分社一代代同事們的一個交代，也是對自己成長歷程的一個梳理。
藉由編這部作品集，盡量將找到的中新社廿年來逐日發出的通稿，通讀了一遍。也就是從1988年——2008年，這也是我大學畢業后經歷過的廿年之中國，當中有非常大的一個轉折點。過往，與許多同齡人一起，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就這樣一步步跟著走了過來，雖然是在通訊社工作，但其實也就關注自己身邊的世情，很難將眼界展開來，看到整個國家一日日的脈動，還有這個國家怎樣和外界交往。

這次回望，我讀得很辛苦，老卷宗揚起的灰塵讓人不太舒服。但是因了中新社代代同仁們"真實"記錄如史官，一個個"歷史"人物和"瞬間"鐫刻了在一本本脆黃的卷宗里，我開始理解，"今日的新聞，未來的歷史"，到底是個什么意思了；我也開始感悟，自己走過的這個時代，如任何一個曾經很"真實的現實"，因為有了文字，才在永恒的時間上，留下了影子。而，自己，竟然是畫手之一。很慶幸，自己喜歡做的事——寫字，原來還是有些價值的。

這兩天在看李歐梵教授送給我的《狐貍洞話語》，一九九三年香港牛津版的。我晚看了十五、六年。但是也好，這回我的年紀，讓我可以讀懂李教授的文字了。
其中有一篇《影子的仰慕》，他寫俄國詩人約瑟夫• 布洛斯基，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一個因為喜歡二十世紀英國語言大師維斯坦• 休•奧登（W. H. Auden)，而學習奧登的母語的詩人。
他很佩服奧登在《紀念葉慈》第三部中的八行四音部詩句。李歐梵翻譯如下：
時間既不容
勇敢和天真
也在一周內漠然
於一個美麗的軀體
它崇拜語言并寬恕
所有它依此而生的人
赦免怯懦、自滿
并在其足下頂禮

李歐梵寫到：這也是布洛斯基的解釋：時間竟然可以崇拜語言，而崇拜本身意味著次者幼者對長者的態度，那么語言當然就較時間更崇高更偉大了？！一個現代詩人當然視時間為神圣，然而從奧登的詩中才悟到語言才是時間的寶庫：一段詩、一首歌，甚至說話本身不都是一種語言經由抑揚頓挫而重組時間的游戲嗎？如果使語言得以由此而生的人，時間當然也由此而生了？這些人又是誰？如果時間可以寬恕他們是基于寬恕或是必須？而在這個（詩的）情況下，寬容難道不也是必須的嗎？

winteraway，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能幫你抽離每一篇文字在當下帶給你的快樂和痛苦？時間，文字，人。你我已經是深陷其中，你能自拔么？

關姐姐
2009年2月21日於海南島

戴晴“正名”

戴晴來港
文章日期：2008年12月20日

【明報專訊】名記者戴晴為宣傳她的新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來港幾天以來馬不停蹄，不斷地演講和接受訪問。今天我有幸出席她在中大的演講，六十七歲的她精神爽利，頭髮烏亮，臉蛋通紅。個多小時演說後，還要回答學生連珠炮發的問題，反應神速，妙語如珠，叫人如沐春風。
這次演講是中大出版社和新聞與傳播學院合辦的，所以講題與新聞有關：「真相的誘感──誰能成為『調查記者』？」曾因支持不同政見者而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她，一開始便「正名」說，以前內地傳媒為避免「報道」二字敏感，有時會稱調查報道為「報告文學」，但她認為，「文學」二字始終有創作成分，用於新聞不夠準確，還是用「調查報道」好。這次她花上八年為張東蓀「洗冤」，追查這宗叛國案始末，由清末寫到文革 ，更是「歷史紀實」（Historic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她不同意香港的記者被稱為「狗仔隊」，她認為記者的身分是監察人的，地位比被監察者高，別人應敬畏你，而不是鄙視你。
租界和殖民地，保留了中國大陸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由，可香港都要珍惜。奧運金牌得主來港，記者蜂擁上前就只追問有沒有跟富豪拍拖，買了什麼珠寶……這叫她非常心傷。運動員是誰培養出來的，用誰人的錢？為什麼一句不提慈善？一句不問怎樣回饋國人？
會後她與我們午膳，還風趣地跟我們說廣東話——她養父葉劍英是廣東人，說普通話帶客家口音，但兩個廚子都是說廣東話的，所以戴晴會點「牛葉」和「蘿蔔糕」。還會用廣東話說：「我好鍾意你！」笑得我們人仰馬翻。
[陳惜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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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依依筆下的“名嘴堅持”

吳志森 低谷只剩回音？
文章日期：2008年4月2日

【明報專訊】編按：曾有「十點前特首」稱號的鄭經翰 正式申請開辦電台，廣播處長招聘流程惹來爭議，公共廣播政策久久未能出籠……香港的電台論政生態似將出現重大變革但又無人說得出變革趨勢。
世紀版就此策劃「烽煙新戰國」專輯，走訪各電台各名嘴， 網上的，咪前的，細聽他們如何看待目前局面又如何預測未來走向。繼商台 的黃永及曾遭商台封殺的黃毓民，今天有吳志森及李慧玲。
在廣播政策迷濛不清的濃霧中，「烽煙新戰國」會否將臨？烽煙節目青壯派主持人吳志森並不看好。
在香港電台 主持《自由風、自由Phone》的森哥，風格溫和而明理，是非上堅執原則，語氣卻不跋扈尖刻：任職傳媒四分一世紀，他從不抱做英雄的心態，「只是一個崗位」，重視的是以中介的角色撒開溝通社會階層的網——但即如是，在政府施政Spin-Oriented、公民社會尚未成形的當下，他仍被視為「激進」——本來他做的是晨早烽煙節目《千禧年代》，與親政府權威周融搭檔，也收辱罵式電話恐嚇，後為給港台減壓而調往黃昏節目。
森哥的網誌自我表白「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還未有戰友回應時，縱使倦極，崗位仍是要守下去。
2000年正式開咪的吳志森，見證過烽煙節目輝煌歲月：回歸後至03年，政府管治、經濟、醫療衛生等等種種危機共融一鍋，在這社會的最壞年頭，卻是烽煙節目發揮影響力的最好時代，從政治人物的去留、社會動員的效用，烽煙節目都發揮作用。
「特別是SARS一役，前線致電投訴物資不夠，我們直接打到醫管局 補足；疫廈封鎖，影響住客說派麵包沒牛油，我們安撫：非常時期可否降低一點生活要求；也讓公眾宣泄怨憤哀傷；當然有其殺傷力，譬如楊永強不願下台，妻子誕子喪生的苦主說：『至今才知是厚顏無恥！』，最終楊亦要請辭離去。」
當化妝手段遇上認命文化
可惜風潮一過，吳志森即覺烽煙的漸息，原因固然與香港市民避禍而非頑抗的難民性格攸關，經濟好轉便即認命，但更因為曾氏政府的強力政治化妝：「如今政府施政，先轉一轉，反黑為白，為政府解畫，輿論配合，缺失即變得不嚴重」。即如爭取雙普選，中央官員放調2017後「可以考慮」，市民即不再堅持，當烽煙主持人如吳志森即使堅持，反會被質疑：「阿爺都說不會容許了，有什麼法子？還好已有時間表和路線圖，只好接受吧」——市民輕易接受Spin Doctor的包裝，頗讓吳志森目瞪口呆。
吳志森其實仍然說得溫和，他要指摘的乃是大部分傳媒都淪落了，在「獨家消息」的利誘下成了政府的共謀。以剛推出的財政預算為例，究竟政府認為香港稅基是闊是窄？若窄，何以大稅率、連商業利得稅亦減？若闊，又何以要搞銷售稅 ？派稅四百億卻不願加老人生果金，政府背後的公共理財概念矛盾，甚至有官商勾結之嫌，卻少有傳媒剔破。
於此之下，吳志森的據直評論，便成了「激」，成為少數的不順服者而被邊緣化，甚至邀請官員在節目中回應也困難。即使偶再出現會猛烈炮轟如大班者，能否迫使政府改變逆轉低壓的大氣候，吳志森認為亦不必然：「敢言主持只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需要的是其他傳媒、市民一起呼喊，彼此附和，才會做成壓力 。」
新血難求
相對於英雄式人物，他更期望烽煙節目多點年輕新血。嘉賓主持黃英琦一次轉述年輕人的意見，表示並非對時事議題不感興趣，而是烽煙節目角度「很老餅，並不是我們的觀點」。
「這個言論自由的空間，要共同撐大，首要的當時同業彼此相濟、呼應，否則只如一人對山谷狂呼，只會聽到自己的回音，而聽不到他人的聲音。」此外，烽煙獨特處不正是由於聽眾的直接參與？然而此刻此城不但少卻對政府施政的緊持與批判，市民表達能力亦有不足，也成了烽煙節目脆弱的原因。吳志森家住沙田，偶然接收得到大陸電台。訪問這天，他聽得一位東莞工廠女工致電點唱，說跟男友相見就吵架，相分卻思念，「說得萬分纏綿，表達力猶勝香港大學生。」
吳志森的比較是有根據的：傳媒報道解放軍營開放，訪問兩岸三地的青少年觀眾，說普通話的受訪者，「可以長篇大論地描述解放軍如何巴閉，怎能保衛國土；但香港的青少年，只會說『好勁』、年少的『超勁』，最叻的也只是『好整齊』。」香港人故亦只有在憤怨時才會發泄情緒，而不利於據理討論。
政治強力擠壓傳媒空間，文化基礎本又薄弱，在漸被陰乾的生態裏，香港傳媒還能否發揮作用？「沙士爆發時，廣州傳媒沒有發揮，掩蓋了事件。沒有傳媒才會成為災難。」也許如是，直言悲觀的森哥，即使累，仍繼續負重，緊守傳媒的崗位。
[文、攝／鄭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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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玲 女「名嘴」的本分
文章日期：2008年4月2日

【明報專訊】過去，時事烽煙節目的火藥味、名嘴主持的狠辣評論，彷彿總帶有攻擊性的「雄性的」性別分工，女性節目主持少有同樣的為人所注意。然而，05年夏天，李慧玲從工作了廿年的報業，轉入商台 ，主持《左右大局》，接替封咪的黃毓民。她的詞鋒尖銳、敢下結論、立場鮮明，很快便背上「女名嘴」而揚名廣播界。
可是，對於女性身分是否雄性競技場內的弱勢，李慧玲不以為然；她深念的是自我識見的提升。即使將來大班重出江湖，她亦不怕比併，甚至歡迎在大氣電波開放下競爭與進步。故電台廣播前景是優是劣，她無懼，只要做好本分。
柔，其實亦是女性特質。
坐在商台的咪前三年，李慧玲至今的自我定位，仍然是「新聞工作者」，甚至，倘要選一個終生的職銜，她寧願選擇「記者」，至於對「名嘴」這頂帽子套下來，她表現得相當抗拒。
不忘記者角色
對於過去大班或毓民被聽眾念記的烽煙風格，李慧玲認為「他們是政治人物之一、或社會運動家，有自己的政治抱負與理想，是事件製造者，電台是他們作為政治參與、社會參與的平台」；然而她對新聞事件的參與是限於報道與評論，是將記者的採訪元素，放進烽煙節目中。譬如報紙傳出許仕仁 新聞秘書在沒有政府招標的情下得到政府合約的消息，起始只是簡短的政治八卦，然而在《左右大局》的追蹤下，政府回應的最後理由竟是要保密政府材料。「但所有政府都要保密，這不成為理由！」
她的評論容或有顧此失彼的立場或定見，有強烈的立場，但前提是展示事實，立場乃從建基於事實的，以報紙為喻，恰似結合的是新聞報道與社評。「即使我跟官員或議員接觸、進餐，我的心態是去『料』，以得到他們的看法去分析事情。但我不是他們的顧問，也沒有指點江山的企圖。」
而在烽煙節目這個自由的平台上，她重的是與聽眾交流，聽眾將民間的聲音，帶進大氣電波；尖銳有如罵人的火花，是由於她的進取。
「這樣說也許不會有人相信，日常生活中我可不喜吵架，一有這樣的場面我會轉身離去的。我不善於打擂台式的批評。」李慧玲靦腆笑曰。節目中咄咄進逼的形象，她撫心自問，應是來自事件中對不公義的憤慨，以及性格中「憎」的部分。
急躁的一時情緒以外，李慧玲有另外的心思，使她的烽煙節目沾有獨特的色彩。
在她加入商台不久後，即發生程翔被內地政府關押判刑之事，李慧玲便在《左右大局》中開設聲援程翔的環節「聲音黃絲帶」。每天算程翔被扣留的日子，亦有嘉賓懷念、要求釋放程翔的錄音片段。「事情一天天過去，公眾很容易會習以為常，甚至忘記」，然而基於事件中暴露內地法政制度之不公，李慧玲堅持程翔不應被輕易忽視，因此從電台的聲音特性上構思，開放聲音，設立一電話線路，讓公眾長期可以致電，聚集表達社會對事件的關注。
溫柔能量
這個相當溫柔的節目，初起構思的角度相對單純，只是在社會上冷淡回應上持續關注——即使在程翔1000日的時候，新聞報道其實不多。如今程翔已被釋放，並表達了包括「聲音黃絲帶」等社會關注的感激，讓他心靈得到力量、而實際待遇也不至惡化。但李慧玲這刻回想，過程中有來自政治圈子的壓力 ：「有說：『你這是下賭注，你怎知道他有沒做過？』又有人說：『你這是好心做壞事，愈高調內地愈不可能釋放他。』」即使說這種壓力隱性而難分真假，毋須瞻前顧後，但作為主持人與策劃者的李慧玲，為節目對程翔的影響，她心理其實亦不無掙扎。
這種對細微處的留意，其實亦是她另一特色。
甫從進入新聞界，李慧玲便很重視細節，譬如受訪者對記者高傲而不友善的態度，對市民認識新聞全局，未必有用的資料，記者一向不會寫出。然而，李慧玲向來相信見微知著，相信這些細節對預告人未來採取的動作，有一定準確性。她記得剛出道時，上北京採訪草案會，在場所有記者一同「扑咪」——大門之外，李嘉誠 三天都對記者打官腔，但字眼每次不同。李慧玲報道新聞以外，並寫一篇特稿突出三天言辭的差異，分析與預計過程中的變化，猜測其中草案從未定至定案的過程。結果，她的估計證實與後來發展相符。
這份細膩，是否也與她的女性身分有關？
[文／鄭依依]

鄭依依。種族歧視就在學校裏。

K,
人生的苦難，肌膚上的，總可以忍受，心靈上的，即痛不欲生。
總見身量弱小單薄的依依，去探問人間苦難，讀之感同身受。不知，她以心靈最柔軟處去感知苦難，是否受得住，抽離得出啊？教人欽佩，也教人牽掛。
種族歧視就在學校裏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7日
【明報專訊】去年12月政府推出《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後，上月重提立法會討論，但由於政府態度強硬，不願修改這份千瘡百孔的草案，立法會正考慮是否應否決。

這條例的立法早於2004年交出以《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為參考的諮詢文件，但遲至去年底，一份在諮詢文件基礎上大肆改頭換面的草案，才交上立法會。

草案加入許多前3條條例所沒有的豁免細節，使許多對少數族裔的保障、譬如教育部門應提供的服務，都成了可以逃脫的責任，甚至進一步允許種族歧視制度化。如今在主流社會近失蹤的少數族裔，將繼續消聲，茫無前路。

特別是在教育裏，一群無可適應語文環境和課程程度的學童。

教育向來被視為改變命運途徑，在移民來港的少數族裔眼中，同是。

為了學習，7年前Bidhan Rai隨家人從尼泊爾來港，如今是伊斯蘭學校中四學生。

他先入讀李鄭屋村小學五年級，畢業後，升讀全港僅4所收容少數南亞裔學生的學校之一地利亞中學的美孚分校，可惜無法適應課程，中三後轉到伊斯蘭學校；這裏雖然有30多位尼泊爾學生、也有來自巴基斯坦、印度、泰國籍的，但主要仍是本地學生，也教授更多的中文。

Bidhan和同鄉們常會討論：「懂中文，才有未來；不懂中文，沒有未來。」腆的他低頭說。

懂中文，才有未來

明年他將會考，報考商科9個科目，他低語：「不曉得能不能及格呢。」而大學聯招必須兩科語文及格，才能報考。

他的簡易中文課程，不足應付公開考試；平常Bidhan看電影學中文，但學校裏羞於說英文的華人學生，又都規避他們，使之難以在生活中提升語文水平。

更要命的是，假若法案沒經修訂便通過，會使得情勢更嚴峻。

目前，香港並沒有「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文政策，沒有整體標準課程，遷就因先天條件而中文程度較差的非華語學生，譬如選用特別教材、或像伊斯蘭學校會給Bidhan等同學的課外輔導，便成了個別學校的特別安排。

可是，假若草案通過，學校可合法地不提供任何額外的語言翻譯服務；同時，如涉及額外成本開支，特別安排也可免去。

融樂會的王惠芬舉例：假如標榜教學語言是英語但通常以中文授課的職業訓練學校，不願意在課堂上以英語授課，少數族裔同學憑種族歧視條例去投訴，因為條例在58條關於語文政策、第20條關於職業訓練及第26條的豁免項目中，教育機構也可以免去法律責任。

如能投訴教育制度，即使是無效，也許還是積極的。可是許多孩子，在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之前，已因為失學，他們的生命印上「無意義」的標籤。

04年，王蕙芬因為打白粉針致命的少年們出入殯儀館，而其中一個名為Manish Gurung的少年，便是Bidhan的同鄉兼好友。那時Manish剛來港4個月，插班中二卻跟不上，給學校趕出來，交上有毒癮的朋友，生日那天相聚尋歡，一命嗚呼。連同此前3個月內的少年猝死事件，這已是第5宗。

Manish父親在獨子冷清喪禮上，啜淚問：「如果你們中國少年一下子有這麼多人去世，會怎樣？」

「那是大事。」王蕙芬說。那時尚未有少女索K昏迷的頭條新聞，但轟動可想而知。

17歲的Pravin Gurung其實沒沾過毒，可是剛會考前，他因為頑皮被學校踢了出來，在家中正為沒法考試而忐忑。一天問起朋友近，才知道都在邊戒毒、邊讀書。

一個星期後，Pravin因為藏毒被捕。法庭上，他哭說，只有在戒毒中心才能學習。他最終以留案底而換得上學的機會。

少數族裔兒童由失學而起的血淚寫的故事，豈是少數？Pudin 11歲半那年，從巴基斯坦來香港，可是，叔叔不懂為他找學校，年復一年到李鄭屋村屋小學考試，這年考不上，在家再等一年，翌年同樣無法考上。

等不到的上學機會

直到1998年Pudin遇上王蕙芬時，已經14歲半，進小學年紀太大，進中學，在巴基斯坦才念過小三的他，程度又不夠。他們再去教育署求助，教署依舊塞給他幾所中學，都是從前曾經叩過門而沒回音的。

又過半年。教育署發信說，Pudin已過15歲的適學年齡，已沒有義務照顧他的教育。Pudin也正式地失學了。Pudin先在重慶大廈找送外賣的差事，一邊以3800元月薪解決生計，一邊和王惠芬商量爭取職業訓練計劃。

4年過去，Pudin存了錢，返巴基斯坦訂婚，仍盼回港工作。第二天上街，一輛風馳電掣的電單車，奪去了他的性命。他對未來改善生活的冀盼，從此再也等不到了。

「也許，假如他能上學讀書，他的命運未必如此？」多年來，王蕙芬竟有無法為Pudin爭取得到改善的機會，而有揮之不去的愧疚。

[文／鄭依依]

抗衡西方壟斷的「半島」之聲

抗衡西方壟斷的「半島」之聲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3日
【明報專訊】九一一恐怖襲擊當日，半島電視台播出獨家的拉登影像而聲名大噪。
「西方指控我們是拉登電視台；阿拉伯世界卻批評我們是親美的頻道，兩面不討好。然而，我們替沒發言權的一群發聲，我引以為傲！」半島電視台記者Ahmad Zaidan擲地有聲的一句話，道出了半島電視台的精神。
「我沒權力去判斷誰是恐怖分子。拉登抑或布殊是恐怖分子？這不應由記者去審判。」個子矮小、蓄短鬍鬚的Ahmad穿著筆挺的西裝，眼神充滿信心，語調堅決，推翻西方、尤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對半島電視台(下簡稱為「半島」)的指控。「即或我個人認為阿爾蓋達是恐怖分子，但我當訪問他們時，我必須保持中立，目的就是採訪最多具新聞價值的材料。」
我們沒權裁決恐怖分子
Ahmad是半島電視台巴基斯坦辦事處主管，深信記者的職責就是反映真相。就是這份對新聞工作的使命感，他自2000年擔任半島派駐巴基斯坦記者，報道過不少有關拉登和塔利班的獨家新聞，包括採訪拉登兒子的婚宴，目睹拉登的領袖風采。另外，在塔利班勢力下台後，Ahmad是唯一一個記者深入阿富汗塔利班控制範圍的領土，攀過山嶺訪問塔利班領袖，採訪蒙面的鬥士，攝製獨家的紀錄片。
香港觀眾對恐怖分子的認識，離不開電視新聞裏常出現的影像：蒙面、摃原始槍械在荒土山嶺上操練、發射迫擊炮。沒太多的觀眾分得清「拉登」、「塔利班」以及「阿爾蓋達組織」的分別，只聯想到他們都是拿槍械站在被綁架人質身後的一伙，情景教人不寒而慄。
「只要塔利班、阿爾蓋達組織給我作出承諾，確保我的人生安全，我就不擔心他們會在訪問過程中殺掉我或綁架我！」Ahmad憑穆斯林恪守承諾的道德操守，接納塔利班和拉登的邀請，把握機會採訪其鮮為人知的面貌。
「因為他們知道，對半島的鏡頭，就是向全世界講話，表達自己的觀點立場。我只是採訪，沒什麼需要懼怕，也不怕被他們利用。唯有透過採訪得到的第一手資料，才可引發更多的公眾討論，平衡他們的意見。」
美國指控半島經常播出拉登的片段和聲帶，實為拉登的喉舌，但是，半島反駁指其他西方媒體經常轉載半島的獨家新聞，扭轉了過往一直為歐美媒體壟斷的局面。
Ahmad面無懼色、淡淡然地分享與塔利班和拉登交手的情正是西方主流媒體夢寐以求的，卻只有半島記者做得到。「第一，跟被喻為『恐怖分子』溝通，我們沒有任何語言障礙。第二，半島是最受歡迎的阿拉伯新聞頻道，而且半島新聞的可信性毋容置疑，不會像其他國家控制的電視台歪曲真相。若我是拉登，我也會挑半島為發聲的渠道。」
半島較其他西方媒體優勝的，正是在中東地區的網絡聯繫；半島與其他阿拉伯世界的媒體不同的，就是能擺脫政府宣傳工具的角色，監察社會，當然難免得罪了不少阿拉伯國家。
位處中東海灣的小國卡塔爾，於九五年由國王斥資創立半島電視台，吸納大批英國廣播公司編採廣播人員，承襲西方的新聞傳統，報道中東為主的最新消息。因為不畏權勢，半島揭露阿拉伯國家的貪污無能管治，震動了阿拉伯世界，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曾把半島的記者驅趕出境。半島的清談節目如《反方向》及《新聞背後》皆不設禁區，所有題材不論政治、宗教、文化、性別等等無所不談，公眾亦可致電參與討論，在中東樹立了自由媒體的鮮明旗幟。對於中東的一般平民百姓來說，半島就是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一個抒發心聲的開放平台。
去年十一月，半島國際啟播，目標是打開全球十二億英語聽眾群，令英語世界了解阿拉伯世界的觀點。然而，美國龐大視訊市場仍未打開。
懷戰戰兢兢的心情，我和攝影師踏足卡塔爾小國，一窺這個備受爭議的阿拉伯電視台的底蘊。從機場出發不消半小時已到達半島總部；經過兩重保安關卡，保安嚴肅的眼光快速地掃過我們，審視批文後才報以安心的微笑開閘讓我們進入。半島總部由幾幢藍白色為主調的兩層高平房組成，平實簡單。一入門口就是一間小型博物館，陳列了半島啟播十一年間的大事，包括採訪中喪生的記者的遺照和遺物；牆身更刻上「專業守則」，強調半島的信念：「意見和異見」。
簇新的新聞室內，半島總監Wadah Khanfar與新聞主管討論是日新聞重點。年僅三十九歲的Wadah，個子高大，笑容親切卻難掩領導半島所承受的壓力：多個駐外辦事處被關閉、記者被禁踏足沙地阿拉伯、阿爾及利亞等國家採訪，甚或被囚經年又或遭襲擊喪生。
「妥協很容易，但是我沒想過作出妥協。一旦妥協，就會摧新聞機構的可信性，失去觀眾的信任。記者就是要勇敢、無畏地報道真相，才可監察社會，催使社會進步，走向民主化。」十一年前投身新聞行業，Wadah就是擔任半島駐南非記者，採訪南非族群和平共處的演變。這經驗令他相信記者的使命是報道真相，帶給觀眾盼望。「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間的衝突沒完沒了，我們的記者在前線報道以巴衝突，不單單是報道新聞，更期盼與觀眾分享和平的盼望。」
為了給觀眾盼望
2003年，半島巴格達辦遭美軍導彈炸，一名記者當場喪生。半島總部展示了他最後的一份報道手稿，看他的筆，不禁黯然。
「在阿富汗採訪，有同事患病，必須連夜趕路，花上十七小時才可到達醫院搶救。看他痛苦的表情，我很傷心。」Ahmad身處戰亂紛爭的地帶採訪多年，看慣生離死別，也難掩記者無能為力的悲痛。
再痛的莫過於看同事被囚監獄近六年，仍獲釋無期。在我們完成採訪的最後一天，晚上七時，近百半島同人齊集總部門口，舉起示威牌，支持被囚關塔那摩基地的助理攝影師Hajj，呼籲盡快釋放現在絕食的Hajj回家，與妻兒團聚。
沒有大叫口號，只有默然的支持，無聲的抗議發自半島的總部。
一個教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阿拉伯媒體，只可在小國的領土上發出有限的抗議聲。
本文輯錄自香港電台節目《傳媒春秋》之「傳媒人環球系列」，節目於十一月三日及十日，一連兩個星期六，晚上7時在無翡翠台播映；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tv.rthk.org.hk）視像直播及可供重溫。
[文／楊月芬 香港電台電視台編導]

鍾曉陽與潘多拉

銀河鐵道上的《鐵三角號》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30日
鍾曉陽 香港作家
【明報專訊】初次到銀河製作室，便覺得那地方很超現實。由舊廠房改建的格局空曠遼闊，一望無際。天花板有兩層樓高，工作站設在高架的走廊上，人們便恍似在半天裏工作。摩登的木色裝潢很有都會時代感，偌大空間，視線毫無阻隔，容得下一座小型大空船。即使有人在工作，也是靜悄悄的，偶然聽到別處的說話聲，都是從很遠傳來。要在這裏裝竊聽器，還真有點難度。如果它的天篷是可以開闔那種，就真的很像一個太空驛站了。

連會議室都是開放的空間，想要隱私的話，大概有屏風可拉上，但我們從沒用過，開會就用那張圓桌子，各佔一張椅子。雖然那桌子沒有角，但我和導演卻形成犄角之勢，相當於《鐵三角》中的一個角落吧。

那桌上，有筆，有杯，有煙灰缸，有狼藉的飯盒，有我的筆記簿和那滿紙亂字。空洞洞的廠房，大白天也覺冷清。

導演時而蹙額，時而展眉。他眉飛色舞時，我便運筆如飛。他在桌旁踱步時，我便在紙上用筆踱步。沒有抒情的音樂，卻有纏綿的雪茄煙。一個尋寶的故事，兩個在尋寶的人。尋尋覓覓，挖挖掘掘，為的就是那份獲寶的喜悅。(關關：這個寶啊，是要從靈魂里去尋。你的靈魂對生活的感悟有多深，寶藏才有多豐富，真不是比“誰比誰吃的鹽多”就行的。在看張愛玲翻譯的《愛默森選集》，其中《美國的學者》一篇，就如打開心靈的鑰匙。反復讀了好幾天，總沒夠，欣喜若狂。怎么，以前就讀不出味道吶？人，或許，還是躲不開閱歷這個“魔障”吧。)

在這裏，誰不在尋寶！每部電影都是一個尋寶的列車，從這驛站開出，到未知的地方去。我們這次所乘的列車，叫做《鐵三角號》。

我不知道林導演想尋的寶藏是什麼，但我嘛，我是那《銀河鐵道999》故事裏的小男孩鐵郎，想要到遙遠的星球去，換個機械身體，那麼就算趕稿趕到三更半夜，只要打開頭殼換個電池，便可繼續挑燈夜戰了。

尋寶，就是尋夢，雖然那夢可能是個潘朵拉盒子。(關關：如果是潘朵拉的盒子，也是命里注定的了。怕也沒有用。或許，因為要為希望忍受痛苦，人生才有味道。)

（「從《鐵三角》第二章說起」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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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朵拉的盒子”
潘朵拉的盒子到底指什麼，緣自哪里？
宙斯(Zeus)首先命令火神黑菲斯塔斯(Hephaestus)，使用水土合成攪混，依女神的形象做出一個可愛的女人；再命令愛與美女神阿芙羅黛堤(Aphrodite)淋上令男人瘋狂的激素；女神雅典娜(Athena)教女人織布，製造出各顏各色的美麗衣織，使女人看來更加鮮豔迷人；完成所有手續後，宙斯派遣使神漢密斯(Hermes)說：“放入你狡猾多詐、欺騙耍賴、偷竊的個性吧！”
一個完完全全的女人終於完成了。眾神替她穿戴衣服，頭戴兔帽、項配珠練、嬌美如新娘。漢密斯出主意說：“叫這個女人潘朵拉（Pandora）吧，是諸神送給人類的禮物。”眾神都贊同他的建議。古希臘語中，潘是所有的意思，朵拉則是禮物。
宙斯於是命令漢密斯把女人帶給普洛米修斯(Prometheus)的弟弟耶比米修斯（Epmetheus）成為他的妻子。耶比米修斯完全不同于普洛米修斯，生性愚蠢，普洛米修斯勸告他說：“如果宙斯送你任何東西絕不能接受。”但是耶比米修斯原本就愚笨，加上潘朵拉的誘惑，立即著迷於美色，忘掉普洛米修斯的交代，快快樂樂地接受了宙斯的贈禮。
瀋朵拉於是和耶比米修斯生活在一起。不久後，瀋朵拉發現了一個大箱子。潘朵拉心中想：“普通的一個箱子何必藏得這麼隱密？而且又蓋得這麼繁，到底為什麼呢？”趁耶土米修斯外出時，潘朵泣敲開了箱子。結果裏面並沒有潘朵拉所期待的東西，而是無數的災禍蟲害。在潘朵拉打開箱子以前。人類沒有任何災禍，生活寧靜，那是因為所有的病毒惡疾都被關在箱中，人類才能免受折磨。由於瀋朵拉的無知，災禍們快樂地逃出來，從那時起，災禍們日日夜夜、處處為害人類，使人類受苦。
慌亂中，潘朵拉及時地蓋住大箱子，結果裏面只留下了希望。因此，即使人類不斷地受苦、被生活折磨，但是心中總是留有可貴的希望，才能自我激勵。在死亡以前，希望永遠存在，人生也絕對充滿了美好的希望。
但是，另外有兩派說法也頗值得細思。有人以為潘朵拉關住的應該是“無望“無望這個災禍被困，所以人類才擁有希望，才不致於活在絕望當中。還有人認為，既然潘朵拉關住了希望，那麼人類應該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世界充滿了毀滅，所有的希望都是海市蜃樓的幻想，希望已經被囚禁在耶比米修斯的大箱中，人類沒法擁有它.

通識。教養。

K
舊時文人口中之“學貫中西，打通文理”，其實就是通識吧。人文的浸潤，可能是通向人類“教養”唯一的門。
今日，我們說通識
文章日期：2007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由中學至專上教育，都提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香港城市大學（下稱「城大」）也不例外，今年開始逐步推出通識教育的學科，讓同學各取所需。

城大署理副校長（本科生教育）林群聲教授是推動通識教學的導航者，他深信學生無論修讀哪一個學科，也需涉獵其他不同領域的知識，才能通達，面向世界；通識教育的範疇，自然也指涉不同學術領域。

林教授對通識教育的理念較為宏觀，指涉3個不同向度，包括本科知識、古今歷史，以及中外知識。本科知識包含本科的基本學科知識，以及對世界的認知，那是處身於知識型社會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

古今歷史，牽涉的範圍更廣，從歷史史實到物種起源，以至城市國家的未來趨勢與發展方向，都兼收並蓄，超越時間的維度，鑑古知今。

朝第四向度發展

中外知識，更是處身於全球化時代下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科技發展迅速拉近全球地域的距離，美國減息波動全球股市，溫室效應更影響全球氣候，一切本來遙不可及的人和事，如今卻伸手可觸，且互為影響，所謂國際視野、對祖國的了解，在可見的將來，將跨越地域的限制，成為全球觀察。
而3個向度的最終目標，整合歸一，是朝向第四個向度，為將來的社會，培養負責任及具承擔的世界公民，朝向豐盛人生。林教授打趣說，城大的通識教學極符合大學學制「三轉四」的意味。

事實上，城大現已提供英語及中國文化等本科以外的選修科，以供學生選擇。這次重新規劃通識教育課程，希望提供更宏觀全面的學科選擇，縱橫中外、跨越歷史與未來，更包含藝術文化賞析。現階段已推出6個選修科，包括資料管理及其社會影響、全球化下公民身分、理性思考與創意、科學與科技、東西方電影、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化遺產等範疇，預期至2012年「三三四」學制正式實施時，將全面推出至少40個通識學科，每位學生可選修7個不同領域的學科。

林教授領導的通識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是次變革，向各學院徵求新的通識學科建議，只要符合以上3個向度，內容、焦點不設限；於是，古今的向度，既可包含考古學，亦可廣及歷史文化，視乎校內各學系老師的專長而定。

本港大專院校學有專長的老師學者大不乏人，但要其將數十年精研所得的理論知識，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娓娓道來，且要加入通識元素，非要投入享受其領域不可。「科學家對宗教的體會，跟宗教人士已經很不一樣，能夠坦誠交流，才最美麗。」林教授一直抱其老師的贈言，盡量從學生可以明白的層面和角度傳授知識；不過他亦坦言，對老師來說是一大挑戰，城大亦定期給中學老師舉辦培訓課程，交流經驗，互補不足。

教師需要新思維

「最難的是尋找具創新思維，對其本科有嶄新體會，並能具體與學生分享的老師。」大學從來不缺熟悉自身學術領域的老師，但創意思維難尋。

除了老師需要新思維，評核也得尋求突破，如何評定學生的進度、衡量成績，如何才算達標，都仍在摸索中；現時，則透過報告、論文、考試等不同形式評核。

對評核機制的困惑，亦反映了普遍社會對教育的期許，仍難脫離在學分數與校外工資的量度準則。三轉四能否成功，專上教育能否培育有使命感的世界公民，除在乎學科的部署規劃，更建基於社會大眾對追求知識所持的態度。大學教育所培育的尖子，是以獲享高薪厚職，還是抱擁人生意義來衡量，現實和理想的爭持，往往叫教育界有口難宣；觀乎每年就大學畢業生的統計調查，俱以最高薪金作為學生、學系甚至院校表現的量度標準，媒體經常把大學校長籌款數字掛在口邊，已略知一二。

林教授的通識教育理念跟現實數字唱反調，包含跨越時空的歷史向度，乃源於自身的真切體驗。林教授專研生物學，即使多費心力，亦往往難讓學生領會「從無到有」的奇妙；他深信透過歷史，才能認識人生，為人類的未來作出「對」的決定，「即使學生在學時期未能領會，也希望他日能有所得。」

三轉四如何才能改制成功，也許並不在乎學生今日所得的數字，而在他們豐盛的第四個向度見證。正如林教授所言，一切規限其實都是自限，城大的校園不在九龍塘，而在世界。

[文／潘詩韻]

關于海南“小神鹿”的報道理念

K,
這是今年新進的武漢大學新聞系高材生彭小雲的一篇業務交流文章，關于海南“小神鹿”的報道理念。
誰說，青出于藍只是勝于藍？呵呵。看著小才子、小才女們成長，很開心。
從海南“小神鹿”新聞報導中學到了什麼
中新社海南分社 見習記者彭小雲
剛來中國新聞社海南分社，就讓初做記者的我碰到海南“小神鹿”這樣一個非常有趣而且非常複雜的社會事件，真讓我有點不知所措，不知所云又不亦樂乎。從8月2日跟著關主任做新聞報導至今，已近一月，海南“小神鹿”也已成功跑進北京且身體狀況良好。該事件接近尾聲，主任讓做個總結，我就把采寫中的點滴心得寫下來，權當一種記錄和留念吧。
一.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看張惠敏新聞報導
張惠敏長跑事件，海南分社社不是第一家報導的媒體；張惠敏事件在海南炒得沸沸揚揚時，中新海南網只做了幾篇常規網路稿；張惠敏跑出海南島，省內各大媒體銷聲匿跡時，海南分社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堅持”住了自己的立場，冷靜獨立地思考，到底應該以何種眼光、 何種報導角度、 何種報導方式、 何種新聞語言來關注這個新聞事件，因為在事情剛剛開始，且無任何前例和經驗可循的條件下，一切都沒有定論，一切假設都可以成立或者推翻。
自8月3日參與張惠敏報導之後，我再次深切體會到新聞專業主義的精髓。新聞的專業主義是美國政黨報紙解體之後在新聞同行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服務”的一種信念，它最突出的特點，是對新聞客觀性的信念，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準確地報導新聞事實。新聞專業主義的最高理想是傳播真實、真相或真理。它的基本原則包括：：（1）傳媒具有社會公器的職能，新聞工作必須服務於公眾利益，而不僅僅限於服務政治或經濟利益集團；（2）新聞從業者是社會的觀察者、事實的報導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團的宣傳員；（3）他們以實證科學的理性標準評判事實的真偽，服從於事實這一最高權威，而不是臣服於任何政治權力或經濟勢力。
為什麼張惠敏事件在海南和廣州炒得沸沸揚揚，使得父女倆背負了“不能承受的輿論之重”，我個人認為，關愛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沒有錯的，問題在於，面對紛紛擾擾的表像，背負著公共服務和社會公器職能的傳媒是否真正學會抽絲撥繭複雜事實的方法和途徑？面對各種壓力和誘惑，傳媒是否真正有傳播真相的理想和信念？面對張惠敏父女倆的“頑固”，傳媒應該怎樣來表達“以人為本”的普世價值，難道就是一味的阻止和阻止未果後的“撒手不管”？
個人認為，海南分社在這次報導事件中表現出的新聞專業主義很值得玩味。新聞採編主任關向東是這次報導的組織策劃人。她對張惠敏事件的立場很鮮明：我們不報八卦，不報爭議，我們只從人文角度關注事件順其自然的進展，客觀報導孩子跑到哪里了，孩子一路上是怎麼跑的，孩子身體狀況如何，並且在與張建民（張惠敏父親）交流中，給予善意建議，建議他們“量力而行。”
這樣一來，整個事情簡單明瞭多了。真正的事實即真相是最無可辯駁的，具有社會公器的傳媒應從公眾利益角度積極 有建設性的作為來關心促進事情的良性發展。
而關主任的眼光和報導思路，更值得初為記者的我仔細觀摩和學習。
二.地方性社會新聞如何吸引境外華文媒體關注
1. 普世價值引發的認同感和類似西方的新聞報導風格。從市場角度看，中新社服務的主要客戶是境外華文媒體，如何在沒有重大政治新聞、 經濟新聞等“硬新聞”的情況下，讓諸如好玩 、有趣的社會新聞等“軟新聞”獲得他們青睞，而不僅僅是負面社會新聞？以張惠敏事件為例，這本是海南一個普通漁民和他女兒的個人行為，雖然在全國掀起爭議浪潮，但還不足以構成國際影響力，但海南分社從人文關懷、 人本主義的角度來做，這些價值觀念在西方都是主流價值觀；而在寫作方面，就我個人而言，在寫消息和通訊時，會注重把新聞事件故事化敍述，注意細節和白描；而海南分社播發的評論如《“人文奧運”與關懷小惠敏的夢想》等都有一種國際化視野，這些因素恰恰能引起境外華文媒體的共鳴和興趣。
2.用堅持換取事實真相和境內外媒體關注。張惠敏跑了八週五十六天，海南分社也跟蹤報導近兩個月，共采寫稿件25篇。其間有熱鬧，更有孤獨，但能夠親身經歷事件一步一步接近真相，最終真相大白，那種沉甸甸的收穫之感讓人覺得振奮和心安。特別是張惠敏快跑到終點時，美聯社、 美國國家公共電臺 、英國一家電視頻道、 義大利一家電視臺等境外媒體對此事進行採訪，海南分社後期消息 通訊落地情況良好，這些都證明，一個地方性社會新聞操作得好，用堅持換取事實真相，也能引起眾多境外華文媒體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