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依依。種族歧視就在學校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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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苦難，肌膚上的，總可以忍受，心靈上的，即痛不欲生。
總見身量弱小單薄的依依，去探問人間苦難，讀之感同身受。不知，她以心靈最柔軟處去感知苦難，是否受得住，抽離得出啊？教人欽佩，也教人牽掛。
種族歧視就在學校裏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7日
【明報專訊】去年12月政府推出《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後，上月重提立法會討論，但由於政府態度強硬，不願修改這份千瘡百孔的草案，立法會正考慮是否應否決。

這條例的立法早於2004年交出以《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為參考的諮詢文件，但遲至去年底，一份在諮詢文件基礎上大肆改頭換面的草案，才交上立法會。

草案加入許多前3條條例所沒有的豁免細節，使許多對少數族裔的保障、譬如教育部門應提供的服務，都成了可以逃脫的責任，甚至進一步允許種族歧視制度化。如今在主流社會近失蹤的少數族裔，將繼續消聲，茫無前路。

特別是在教育裏，一群無可適應語文環境和課程程度的學童。

教育向來被視為改變命運途徑，在移民來港的少數族裔眼中，同是。

為了學習，7年前Bidhan Rai隨家人從尼泊爾來港，如今是伊斯蘭學校中四學生。

他先入讀李鄭屋村小學五年級，畢業後，升讀全港僅4所收容少數南亞裔學生的學校之一地利亞中學的美孚分校，可惜無法適應課程，中三後轉到伊斯蘭學校；這裏雖然有30多位尼泊爾學生、也有來自巴基斯坦、印度、泰國籍的，但主要仍是本地學生，也教授更多的中文。

Bidhan和同鄉們常會討論：「懂中文，才有未來；不懂中文，沒有未來。」腆的他低頭說。

懂中文，才有未來

明年他將會考，報考商科9個科目，他低語：「不曉得能不能及格呢。」而大學聯招必須兩科語文及格，才能報考。

他的簡易中文課程，不足應付公開考試；平常Bidhan看電影學中文，但學校裏羞於說英文的華人學生，又都規避他們，使之難以在生活中提升語文水平。

更要命的是，假若法案沒經修訂便通過，會使得情勢更嚴峻。

目前，香港並沒有「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語文政策，沒有整體標準課程，遷就因先天條件而中文程度較差的非華語學生，譬如選用特別教材、或像伊斯蘭學校會給Bidhan等同學的課外輔導，便成了個別學校的特別安排。

可是，假若草案通過，學校可合法地不提供任何額外的語言翻譯服務；同時，如涉及額外成本開支，特別安排也可免去。

融樂會的王惠芬舉例：假如標榜教學語言是英語但通常以中文授課的職業訓練學校，不願意在課堂上以英語授課，少數族裔同學憑種族歧視條例去投訴，因為條例在58條關於語文政策、第20條關於職業訓練及第26條的豁免項目中，教育機構也可以免去法律責任。

如能投訴教育制度，即使是無效，也許還是積極的。可是許多孩子，在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之前，已因為失學，他們的生命印上「無意義」的標籤。

04年，王蕙芬因為打白粉針致命的少年們出入殯儀館，而其中一個名為Manish Gurung的少年，便是Bidhan的同鄉兼好友。那時Manish剛來港4個月，插班中二卻跟不上，給學校趕出來，交上有毒癮的朋友，生日那天相聚尋歡，一命嗚呼。連同此前3個月內的少年猝死事件，這已是第5宗。

Manish父親在獨子冷清喪禮上，啜淚問：「如果你們中國少年一下子有這麼多人去世，會怎樣？」

「那是大事。」王蕙芬說。那時尚未有少女索K昏迷的頭條新聞，但轟動可想而知。

17歲的Pravin Gurung其實沒沾過毒，可是剛會考前，他因為頑皮被學校踢了出來，在家中正為沒法考試而忐忑。一天問起朋友近，才知道都在邊戒毒、邊讀書。

一個星期後，Pravin因為藏毒被捕。法庭上，他哭說，只有在戒毒中心才能學習。他最終以留案底而換得上學的機會。

少數族裔兒童由失學而起的血淚寫的故事，豈是少數？Pudin 11歲半那年，從巴基斯坦來香港，可是，叔叔不懂為他找學校，年復一年到李鄭屋村屋小學考試，這年考不上，在家再等一年，翌年同樣無法考上。

等不到的上學機會

直到1998年Pudin遇上王蕙芬時，已經14歲半，進小學年紀太大，進中學，在巴基斯坦才念過小三的他，程度又不夠。他們再去教育署求助，教署依舊塞給他幾所中學，都是從前曾經叩過門而沒回音的。

又過半年。教育署發信說，Pudin已過15歲的適學年齡，已沒有義務照顧他的教育。Pudin也正式地失學了。Pudin先在重慶大廈找送外賣的差事，一邊以3800元月薪解決生計，一邊和王惠芬商量爭取職業訓練計劃。

4年過去，Pudin存了錢，返巴基斯坦訂婚，仍盼回港工作。第二天上街，一輛風馳電掣的電單車，奪去了他的性命。他對未來改善生活的冀盼，從此再也等不到了。

「也許，假如他能上學讀書，他的命運未必如此？」多年來，王蕙芬竟有無法為Pudin爭取得到改善的機會，而有揮之不去的愧疚。

[文／鄭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