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環山坡上的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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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之，為親親土地，動容。是啊，歷史，其實是有跡可尋的。“偉大”，更多時候，就在身邊，在溫暖的歷史細節里，而不在遙遠，時與空。人們啊，何時才能洞悉，鄰家的胡須“阿叔”，其實就是時代的旗手吶？
山坡上，一塊地
文章日期：2007年11月4日
【明報專訊】這是一篇關於一幅位於中環山坡上的土地的故事。
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地皮原列於勾地表內，可供發展商興建兩座30多層高的住宅大廈。中西區關注組過去兩年一直透過規劃申請爭取將地皮改劃為公共休憩空間及社區用地，及完整保育地皮內的中央書院遺蹟。最後特首宣布將此地皮剔出勾地表一年，並邀請關注團體提交活化方案，同時，古物古蹟辦事處證實在兩座警察宿舍中間的平台發掘到中央書院的地基遺蹟。筆者一直監察並拍攝整個考古發掘過程，驚見古蹟出土，特以本文說說這塊土地的故事，並提出一些問題。
在荷李活道以南的山坡上有這樣的一塊土地：形狀近方，唯北邊呈弧形，地塊沿山坡建成三層平台，四周被護土牆及石牆重重圍。只有兩個入口，南面的入口只容一人經過，隔鐵欄可看見一道雅致的花崗岩石階。東面的入口較大，可供車輛進入，一樣是鐵欄深鎖，一棵不知名的大樹聳立在牆內。最底部分是一列護土牆，牆上長十多棵垂榕，剛勁的樹根有被斬伐過的痕。再往西走，沿石階而上，仍然是高高的護土牆，近梯級盡處的石牆部分被英泥封閉，似是一個從前的入口。圍牆內有兩座建於50年代初的七層警察宿舍，現已空置，灰白的外牆日漸剝落，封塵的窗戶卻半開。
這樣的一塊土地維持這狀態已經十年，大家彷彿忘記了它的存在。
有誰知道，這裏曾聳立過一間在香港教育史上最輝煌、最震懾人心的學校？
革命的基石
中央書院於1862年在歌賦街創立，是香港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學校，1889年遷往荷李活道，易名維多利亞書院。1894之後再易名皇仁書院。
1884年4月26日，一名來自香山的18歲青年首次踏足荷李活道的校址，參加新校舍的奠基儀式。中央書院的收生紀錄提供了這些資料：孫帝象，入學編號2746，住址必列者士街2號，年齡18歲，入學日期1884年4月15日，父母居於香山。就這樣，年輕的孫帝象在開學後的第十二日，高高興興地隨大隊走過馬路對面的新校址，看當時的港督寶雲爵士把基石埋在地下。孫帝象，即今日我們熟悉的孫中山先生，於中央書院就讀兩年後離校，未能看到新校建成。1923年他在香港大學演講，卻提及當年的情懷：
我於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交，情形迴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我恆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50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70、80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其故安在？
我們無法知道荷李活道校舍奠基對孫帝象有什麼啟發，但肯定的是，中央書院的西方教育以及在香港的經歷奠定了他日後的革命思想，亦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
我們今天還能找到這段歷史的印記嗎？孫帝象當日肅立之處，正正就在荷李活道那塊奇妙的土地之內。
鴨巴甸街上的老太太
時維1889年7月10日，歷時5年及耗資25萬元的建校工程終於告一段落，維多利亞書院的師生首次踏足新校園。由山下仰望，新校的建築宏偉得像一座華美的城堡。
位於鴨巴甸街近荷李活道街角有一個入口，是學生從山腳步行上學最常用的通道，由該處可走進下層操場。這兒種植了12株樹，屬Aleuritis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護蔭這校園，被稱為「十二門徒」。其中一株，曾被閃電擊中而生出真菌，是為猶大。
沿連接上下平台長長的花崗岩石階向上走，來到上層操場，這兒是學生們踢毽、做早操、打球的地方。從操場走進校舍，先來到一個幽暗的地牢，再上一層才是入口大堂（由士丹頓街正門進入），也是學校的中心地帶——大禮堂。
從學校的舊照可見到梳辮子的學生在大禮堂內專心地應付考試，背後是高高的羅馬式石柱；也有1913年英王佐治五世登基時，香港殖民地政府在大禮堂舉行慶祝晚宴的景：禮堂的四周掛滿王室、校長的肖像，賓客舉杯致敬，一片喧鬧和繁華。時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大英帝國」最光輝的回憶。
再去看課室：數十名學生坐在光線微弱、如深沉洞穴的班房裏，聽老師在台上講學。吊扇緩緩在轉，難驅散南中國的悶熱。從露台外望，維多利亞港的景色盡收眼底。
翻看皇仁書院的歷史圖片集，一張張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在眼前展現：孫中山、廖仲凱、唐紹儀、王寵惠、陳錦濤、溫宗堯、黃文山、何東、何啟、韋玉、霍英東……這些在中港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學生時代是怎樣渡過的呢？「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皇仁精神，是怎樣啟發了他們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期間，這座被尊稱為「鴨巴甸街上的老太太」（The Old Lady of Aberdeen Street） 的華美城堡失陷，成為日軍騎兵部隊司令部，學生的書桌淪為飼料箱。1944年一場大火摧校舍頂部，校園物資盡毀，只剩校長Dr Bateson Wright 之半身像埋藏在瓦礫之下。
校長 Mr de Rome 於戰後返回校舍，看見一片頹垣敗瓦，痛心疾首，依依不捨向這前人努力耕耘的心血結晶作最後致敬（「I saluted the scene of a life's work and said farewell」）。
城堡沒落了，只剩下四幅圍牆、一些台階，可是這學校的人文精神，以某種狀態存活在荷李活道那塊土地之內。
由城隍到特首
時間推前到1843年，英軍登陸香港島不久，本地華人在荷李活道的山坡上興建一座城隍廟。這是一片陡峭的土地，分隔維多利亞城的歐人住宅區和西面的華人聚居地。
從1865年的差餉估值資料得知，城隍廟當時的估值是240元，比皇后大道東的大王宮廟的估值（120元）高一倍，但相比1847年興建的文武廟（估值1,320元），城隍廟的規模就相對較小。
我們對城隍廟所知不多，歷史學家Carl T.Smith曾在其1973年的Notes on Chinese Temples in Hong Kong引述，估計城隍廟除祭祀外應該是作社區會堂的用途。城隍原是守護城池的神，保一方安寧，時代推移，漸漸加重功能，包括祈雨、祝豐收、預卜吉凶、驅邪除病、冥間諸事全都歸其管轄。另一種說法是城隍是神界的司法官，因此民間發生糾紛，或有冤屈時，都會到城隍廟斬雞頭發誓。如是者，城隍廟可能是殖民地時期香港市區內的第一座華人社區建設項目。
1852年葡籍的Floriano Antonio Rangel購入這片土地，在城隍廟周邊興建50間房屋。1876年政府買回土地，翌年刊憲拍賣所有建築物料（包括城隍廟），但訂明買方不能破壞建築物的地基及擋土牆。政府在清理所有地面上建築後發現地皮已形成平台，遂依照地形設計中央書院。
經過百多年的變遷，城隍廟、中央書院的地基是否仍埋在荷李活道地下？專業的考古探索十分重要，發掘到的遺蹟立體地展現了這片土地的歷史深度，亦承載了實體存在與消失的精神意義。
有形與無形
1951年，荷李活道的地皮在戰後重建成兩座已婚警察宿舍，實用的七層設計，樸實無華，是許多警員及其家人的理想居所。我們的特首曾蔭權及前警務處長曾蔭培，就在這兒度過他們的童年歲月。長大後，弟弟步父親的後塵成為執法者，哥哥則成為特區的領導，並曾多次重返舊居，探訪認識多年的老街坊。
160多年前本地華人選擇在這裏興建他們最重要的廟宇，供奉城市的守護神；40多年後政府又選擇在這裏興建它最宏偉的學校，培育了無數的社會領袖；六十多年後政府在這裏興建了兩座樸實無華的警察宿舍，竟也孕育了我們今日的特首。這一切並非偶然，在這片土地上出現的選擇和巧合，為這城市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讓我們知道：歷史，其實是有可尋的。
沿陡斜狹窄的鴨巴甸街走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給人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並非因其建築獨特，而是在這裏我們能罕有地看見城市的一片天空。宿舍底部的護土牆用不規則的石塊砌成，令人想起百多年前殖民地政府在這兒開墾維多利亞城，是將山坡剷平，護土牆用來防止泥土鬆脫，現在卻成為那一段歷史的見證，透露前人是怎樣去適應和改造環境。
護土牆上的石隙為雀鳥帶來的榕樹種子提供生長的環境，強壯的樹根吸取石牆的養分和水分，長成今天橫跨荷李活道的綠蔭，是我城獨特的文化景觀。
若果政府容許的話，我們大可走進圍牆內，近距離看看荒廢多年的警察宿舍。年前曾作鬼片的場景，這兒確實有點蒼涼。嘗試去找408室，是否在走廊的盡處，當一切都靜下來時，能否聽到少年被嚴父訓導的聲音？
再走回平台，站在兩座宿舍之間，這裏曾是中央書院的心臟地帶，整座校舍設計得最宏美的部分。新校舍奠基當日，孫中山先生站在那兒呢？傳聞中，學校的基石連同一些金幣就埋在校園的東北角，東北是傳統上吉利的方位，這塊基石今天還在嗎？
城隍廟的確實位置在哪裏？只知道是91號地段，即地皮的西北位置。也難怪，這兒旁邊有一條城隍街，揭示這一段早已湮沒的歷史。當日城隍廟拆卸，城隍像被安放在哪裏？會不會就在附近的文武廟？
這一連串的問題，以及日後再發掘到的新問題，將成為這塊土地之歷史價值的註腳。當政府在大談「集體回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同時，究竟能否做到真正的保育，還是仍停留在支解古蹟、以牌匾代替之的層次，這塊土地的去留將會是一次重要的測試。
完稿當日，考古學家已完成在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地皮的發掘工作，掘出懷疑是中央書院的地基，在這個常被人說為沒有歷史的城市，可謂難得一見。回歸十年，香港人（包括年輕一代）正積極找尋和確認自己的身分，由考古引伸出來對歷史的認知與關懷，是文物保育運動最渴望達至的目標。畢竟，一塊擁有如此完整歷史脈絡的土地，對城市及民眾的意義，實在不應單純以土地價值去估量。[文／羅雅寧 中西區關注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