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園村民
帶創傷的遷徙腳步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7日
【明報專訊】執筆之際，電視傳來屯門紫田村的新聞：村民不滿賠償太少，與警方發生了口角，議員介入斡旋，學者以拆局式的口指菜園村立了壞先例，而若更多「外來勢力介入村民抗爭」，政府會更難處理。驟眼看多麼完整的報導。不足兩分鐘的篇幅，所有持份者及其觀點一覽無遺。在新聞行業的操作裡，彷彿已發展了一套應有盡有及可重複的報導策略。關心城市及鄉郊發展者近年風塵僕僕東奔西跑，難道不是鏡像麼：不僅推土機式的地產發展是常規的一部份，連抗爭及異議亦無可避免成了常態。
火頭雖然處處，然而土地重建及發展，卻涉及可能無法常態化，及最不可重複的環節：遷徙。對於壞了腦的城市人，房子只是與紙和股票無異的商品，搬家是家常便飯，更是向上流動的象徵。然而，「換樓」只是芸芸遷徙形式中的一種。經已被標籤為做壞規舉的菜園村，馬上亦要集體搬村，此時此刻回到菜園村這主題， 非因無力無奈到極點，立個碑當給個理由把它從此拋諸腦後，恰好相反，它不卑不亢地為香港奠下了新基礎。
作為創傷的遷徙
歷史上最著名的遷徙，難道不是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嗎？以色列血統的摩西，受到耶和華的召喚，冒著惹怒埃及法老的險，帶著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穿過紅海向應許地迦南進發。然而不要忘記，耶和華為了逼法老放行，不惜透過摩西向埃及降下十場災殃，把食水變血，日月無光，蠅災蛙災瘟疫泡瘡蝗虫冰雹，無所不用其極，絕招更是把所有埃及家庭的人畜長子都殺掉。過了紅海到了西奈山，耶和華又殺了三千個渴望下山的利未人。換言之，這趟旅程不簡單是以色列人向他們被許諾建國的聖地甜美順利地邁進，種種危機在這條路上，又何止無處不在。
又，一九四七年，英國殖民者剛要從印度撤回老家，印度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兩個長期互相傾軋的政黨，在英國人的同意下把國家一分為二，印度教徒及錫克教往東面的新印度，穆斯林則到西面的巴基斯坦。一兩個月間，幾個宗教共一千二百萬人就被迫根據新的政治地形遷徙。當然，這次大遷徙也不是教徒向自己的應許地心存喜樂地進發，極大規模的人流加上極度壓縮的時間，換來就是歇斯底里的暴力：謀殺、縱火、強姦等。妻離子散、家園被毀、農地腐爛、村莊遺棄等，說得出的發生了。更難過的是，據口述歷史研究者布塔利亞‧烏瓦什指出，暴力事件並不單止發生於不同宗教之間，有婦女甚至被相同宗教的男人強暴。整個過程的死亡數字沒有定論，但一般估計至少也有五十萬。
提這兩個例子，意不在危言聳聽，妄言菜園村搬村的壓力指數高比印巴分治；也不是散播神秘論，預言搬村將惹天怒，以自然災害還擊城市。菜園村「集體搬村」是村民的大工程，但它卻從不是單純的搬到一個更好的地方改善生活。歸根究柢，它是村民與支援者曠日持久的運動及組織成果，亦包括其間充斥著難以想像的情緒及壓力。以為把村屋換補償金便當了事（甚至有賺），其實完全無法掌握所謂「搬村」，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香港版大遷徙
十九世紀末租借新界，一九一零年頒佈《新界條例》所確立的「原居民」身份及相關政策，如何歧視非原居民及其所謂的「散村」；農業如何由二戰後作為香港的戰略物資，到後來逐漸完全依賴內地入口糧食，這政策過程對新界人口的影響等，盡皆是坐落在散村遷徙這問題下的重要歷史坐標。
撥款通過後，政府以根本是一大片政策空白的「復耕牌」為策略，再三阻撓村民自行覓地集體搬村，繼續耕住合一的生活模式。村民雖然幾十年前都是自行建屋修路挖井，但今時今日要以整條村作單位，集體討論及決定新村的面貌、規劃：路要多闊，公家地要多少，房子的分佈如何等。一星期大大小小的村民會最低消費三五次，有老村民曾對筆者說「開會開到倦」。對老老幼幼的村民而言，集體規劃也顯然是陌生的大工程：每個家庭有自己的想法，同一家庭裡老中青的需要亦不可能完全一樣。不斷開會討論，當然是因為不存在總司令，種種涉及的事情無法一鎚定音，新村的地點、面積、硬件規劃、與旁邊新鄰居的關係，全部都是變數。政府設定的十月中遷出期又越逼越近，申請牌照、買地、規劃、建屋、搬遷等所有工作幾乎全部同步進行。這些壓力並不是來自上天具道德判斷意味的懲罰，亦不是赤裸裸的令人骨折斷氣的拳腳暴力，但在一個政府不單止沒支援，甚至是始作俑者及雪上加霜的情況下，這就是香港版的大遷徙，一點不多一點一少。
或者在這基本認識下，才開始具備條件，思考菜園村搬村的生產性。時序上， 一月十六日，立法會在一片爭議聲中通過高鐵撥款；二月廿一日，菜園村村民大會決定集體重建家園，搬村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三月廿八日，菜園村生活館在一塊既倒之地毅然開張；眼前的九月十九日，菜園村一眾村民及支持者舉行展望新村的中秋晚會——這叫做終結還是開始，叫歡送還是持守，差別豈止轉念之間。
「生產」被重新定義
法國當代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作《The Communist Hypothesis》裡，分析歷史上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評價。他指出，即使馬克思的判斷也是含糊的：他表揚它把軍權奪回給人民、撤掉既有的政府機關、實踐國際主義等；但他也定性了公社的不足，例如對中央軍權、公共財務、外交問題等的能力不足——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公社缺乏駕馭國家機器的能力。
巴氏認為，進步的群眾運動一直都有一個難關：錯把國家能力，作為量度政治能力，或政治創造性的唯一標準。因此，一旦有政客把群眾運動，嘗試嫁接到原有的國家機器體系時，群眾運動者便只能大呼被出賣。以巴氏的說話，「這種國家能力的缺乏，被過早地判定為運動本身的失敗，而不是被理解一種代價——國家與政治創新之間結構性裂縫代價」。換句話說，群眾運動固然不能簡單被國家收編，其無法改朝換代坐上龍椅統治黎民，斷不是其失敗的鐵證。回到巴黎公社，巴氏指出，其貢獻及有待承繼及開發的，並不是它摧毀了領導的權貴政客（事實上公社並沒有推翻任何政權）；但公社摧毀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對工人及人民的政治支配。這就是巴氏對公社評價的標準。
這幾個月間，菜園村村民及支援者以不可思議的成熟程度，整理傷感的心情，向香港史上罕見的民間自力搬村這條畏途邁進，最終打出缺口，爭取到足以集體搬村的復耕建屋牌。生活館一班如假包換地五穀不分的年青人，則在零經驗及緊張人力及資源下，妄想同時學習勞動、生產糧食、與村民共同開發加工食物、接通具備人文關懷與土地連結的生活網絡。換言之，重新定義「生產」及其價值，並將之輻射到居住及工作及整體生活原則裡。菜園村村民無法推倒高鐵，但他們嘗試遠離「安置戶」這種政府行政系統裡的角色，生活館參與者無法毀滅跨國食品企業，卻在不斷的失敗中嘗試生產食物給自己和身邊的親友。
建新村的過程及新村的出現，換言之，並不是把一磚一瓦重新疊起的簡單堆砌。在修高鐵這種特大的國家計劃的脈絡裡，在城市發展一向的安置或向既有的物業市場疏導的邏輯裡，集體建村搬村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次例外：是在政府的缺席（與政府的角力——從爭取復耕牌這方面講）下，村民及支援者將其意志及決心實體化為實牙實齒的菜園新村，這次實踐將不可逆轉地銘刻在香港歷史中，待其他後來者承繼及擴充。
這不止是「最大公因數」，亦斷非底線，值得在新村前的中秋存照紀念。
菜園村迎新村中秋晚會
日期：2010年9月19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1:00開始
地點：石崗菜園村
內容：導賞團＋快樂廚房、遊走菜田、菜園新村規劃展示、音樂＋詩＋故事會、跳蚤市場、 環境舞蹈等
報名及查詢：請電郵至jay1128@gmail.com
活動聯絡：Jenny Li（chunneili@gmail.com）
[文／周思中 圖／曾德平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9/17/2010
9/15/2010
9/13/2010
楊天石：宋美齡與丘吉爾對壘時刻
二戰結束． 65年﹕傲慢與偏見：宋美齡與丘吉爾對壘時刻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二戰結束六十五年，當年在日本投降之後，中國雖可暫時停止軍事戰鬥，但是，在外交戰場上仍然處處受限，例如丘吉爾便欲把中國的地位矮化，不讓中國享受戰勝國的待遇。中國如何應對？宋美齡做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且聽楊天石教授對我們細述這段往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羅會議開幕前夕，英國首相丘吉爾拜會蔣介石夫婦。見面時，丘吉爾和宋美齡之間有下列問答﹕
「你平時必想，丘某是一個最壞的老頭兒吧？」丘問。
「要請問，你自己是否為壞人？」宋反問。
「我非惡人。」丘表白。
「如此就好了。」宋答。
這一場對話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爾的提問說明他內心明白蔣氏夫婦對他印象很壞。而宋美齡的反問也很機智。因為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丘吉爾確實很壞，但是，這是外交場合，總不能直白回答﹕「是。你是壞人。」如果回答「不！你是好人」呢？這雖然符合外交禮儀，但又違心，違背宋美齡對丘吉爾的認識與感情。
宋美齡與丘吉爾之間，有過一段短暫但卻相當劇烈的觀點交鋒。
一通電報的指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與英、美之間是盟友，有共同的目標，但是，彼此間同時又存在諸多分歧。在戰略上，有「先歐後亞」與「先亞後歐」之爭，即同盟國是集中力量，先擊敗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呢？還是先擊敗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丘吉爾是「先歐後亞」的主張者，而蔣介石則是「先亞後歐」的主張者。雙方都視美國為游說對象，爭取美國能站到自己一方來。美國最初贊成「先歐後亞」，對中國的援助不是數量太少，就是遲遲不能落實。一九四二年六月，美國軍方甚至將原已確定加入中國戰場的空軍調往非洲。同年十一月，宋美齡訪美，固然是為了治病，但也肩負爭取美國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國抗戰的任務。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丘吉爾等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以歐洲戰場為重點。同年二月十二日，蔣介石指示宋在美國國會演講時，要特別重說明﹕「今後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移於太平洋，如欲獲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須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為太平洋上之禍患。」
蔣介石的這一通電報，顯然是要宋美齡游說美方，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擊日本侵略勢力。在整個訪美過程中，宋美齡也一直在為貫徹蔣的這一戰略主張而努力。
丘吉爾堅決維護其「先歐後亞」論。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丘吉爾發表廣播演說稱﹕「吾人可擊敗希特勒，余作此語，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惡之力量，將被粉碎，了無餘存，然後吾人終將前往世界之另一方，懲處貪婪殘暴之日本帝國，拯救中國於長久磨難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蘭盟友之海外領土，並使日本對於澳洲、新西蘭及印度海岸之威脅，永遠解除。」
丘吉爾這裏明確提出，在徹底消滅希特勒的法西斯力量，使之「了無餘存」之後，才能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向東方的日本法西斯進攻。丘吉爾提議，美、英、蘇三大國立即會商成立戰後的世界機構，討論「有效裁軍」，審判戰爭「罪魁禍首及其黨徒」，交還劫掠物資與美術品，防止「未來期間再發生戰爭」以及「廣泛之饑饉」等種種問題。他說﹕「確能無負其最高之職責，且彼等不僅將顧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將顧及一切國家之福利與前途。」他並提出，在這一機構中成立歐洲委員會與亞洲委員會。而「第一件實際工作」，就是「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
不得專顧一國之利
從一九三七年起，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已達六年。丘吉爾的演說完全無視中國人民長期、英勇的抗戰自救歷史，以高傲的姿態聲稱將在擊敗德國後到東方去「拯救中國」。這種典型的「先歐後亞」論對於渴望得到國際協同作戰的中國軍民來說，自然不是好消息，對於接受蔣介石委託，負有爭取美國援助重任的宋美齡來說，自然也不是好消息；其由美、英、蘇協商成立聯合國，「總攬一切」，處理戰後問題的建議，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來說，自然也極不公平，反映出其一貫的輕視、排擠、敵視中國的立場。
宋美齡聽到丘吉爾的演說後，即深感有加以駁斥的必要。三月二十二日晚，她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總結此前的國際聯盟的經驗教訓說﹕「過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敗，在其固有之弱點，即襲用老套把戲，互相妒忌，各謀私利。」國際聯盟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標榜「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實驗上成為鞏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體系的工具。接，她含蓄而尖銳地批評丘吉爾成立戰後世界機構的意見﹕「有若干人士之主張，對於戰後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樹立欄障，而猶自以為高明。」宋美齡提出﹕「良心告訴吾人，為防止將來之滅與屠殺計，不應專眼於本國之福利，而應兼顧其他民族之福利也。」這裏，宋美齡實際上已經批評到了問題的核心，即丘吉爾的民族利己主義。
宋美齡演講前，曾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請他收聽自己的演講；演講後，又主動徵詢羅斯福的意見。羅斯福表示，與宋有「同一感想」。美國國務卿赫爾告訴宋美齡，羅斯福正設法邀請美國「行政負責人」發表演說，「對付英國」。其後，紐約、芝加哥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肯定宋美齡的主張﹕「以後全世界各國不得專顧一國本身的利益，而應以全人類利益為制，努力益使防止戰爭之再發，維持永久之和平。」
儘管宋美齡在演說中不點名地駁斥了丘吉爾排擠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言論，但是，在美國的公眾場合公開批評一個盟國的領導人總不大合適。因此，她巧妙地派人聯繫美國上下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請他們出面表態，就歐亞先後、戰後中國務須列入四強及亞洲和平與中國關係等問題發表意見。
借美朝野 向英施壓
三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民主黨領袖麥克卡麥克發表演說稱﹕「當此必須擊敗希特勒納粹主義之際，遠東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視，該處有殘酷且居心惡毒之敵人與吾人對峙，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國，亦在世界戰爭中之另一戰場奮鬥。擊敗希特勒誠為首要問題，然吾人亦不能容許一種印象存在，即擊敗日本乃吾人考量中之次要問題。余深知容許此一印象存在，則其全亞洲尤其中國人民灰心未有逾於此者，遠東方面必須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態度從事作戰。中國之自由獨立乃美國人民所重視者。」他又說﹕「中國於勝利之後，參加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其地位非以一獲救之兒童之地位參加，而自有其正當之地位。世界之未來和平須由美、中、英、蘇四國維持。任何和平會議，如無蔣委員長領導之中國代表與其他聯合國家之代表以平等之條件發言，則會議永遠不能成為完善。」他明確聲明﹕「我們不能存有擊敗日本為次要之觀念，中國必須出席和平會議，應有他合理之地位，並非為一被救之兒童。中國為四強之一，應決定將來之和平會議。」
在麥克卡麥克之外，喬治、白朗等人也紛紛表態。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東西軸心均應摧敗，美國不存軒輊之見。」由於美國政治家們紛紛表示不同意丘吉爾的觀點，迫使正在美國訪問，商談美、英、蘇三國合作的英國外交部長艾登不得不出面發表演說，糾正丘吉爾的觀點。
三月二十六日，艾登在馬里蘭州議會演說，強調「整個戰爭不可分割」。他向中國保證，「英國將協助中國對日本進行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且中國在戰後之和平期間，將與美、蘇、英三國分擔完全之責任」。「中國不必懷疑吾人，吾人將不至忘記，（中國）多年以來獨立抵抗侵略之經過。」「各聯合國家尤其美國、不列顛聯合國、中國與蘇聯在平時與戰時應共同行動」。艾登訪美，本不打算發表演說，其所以改變主意，顯然與受到宋美齡策動的美國輿論的攻勢有關。
宋美齡的觀點迅速得到美國朝野的廣泛同情與理解，得到英聯邦國家的支持，也迫使丘吉爾修正和調整原來的戰略。（文章標題為編者取）
■書名：《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
作者：楊天石
出版：三聯／香港
■作者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炎黃春秋》特約編委等。楊氏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研究。著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其中《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被內地31家媒體推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並獲香港書獎。六月再由香港三聯出版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二。
[文／楊天石 編輯／黃靜]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編按﹕二戰結束六十五年，當年在日本投降之後，中國雖可暫時停止軍事戰鬥，但是，在外交戰場上仍然處處受限，例如丘吉爾便欲把中國的地位矮化，不讓中國享受戰勝國的待遇。中國如何應對？宋美齡做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且聽楊天石教授對我們細述這段往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羅會議開幕前夕，英國首相丘吉爾拜會蔣介石夫婦。見面時，丘吉爾和宋美齡之間有下列問答﹕
「你平時必想，丘某是一個最壞的老頭兒吧？」丘問。
「要請問，你自己是否為壞人？」宋反問。
「我非惡人。」丘表白。
「如此就好了。」宋答。
這一場對話很短，但很有意思。丘吉爾的提問說明他內心明白蔣氏夫婦對他印象很壞。而宋美齡的反問也很機智。因為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丘吉爾確實很壞，但是，這是外交場合，總不能直白回答﹕「是。你是壞人。」如果回答「不！你是好人」呢？這雖然符合外交禮儀，但又違心，違背宋美齡對丘吉爾的認識與感情。
宋美齡與丘吉爾之間，有過一段短暫但卻相當劇烈的觀點交鋒。
一通電報的指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與英、美之間是盟友，有共同的目標，但是，彼此間同時又存在諸多分歧。在戰略上，有「先歐後亞」與「先亞後歐」之爭，即同盟國是集中力量，先擊敗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呢？還是先擊敗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丘吉爾是「先歐後亞」的主張者，而蔣介石則是「先亞後歐」的主張者。雙方都視美國為游說對象，爭取美國能站到自己一方來。美國最初贊成「先歐後亞」，對中國的援助不是數量太少，就是遲遲不能落實。一九四二年六月，美國軍方甚至將原已確定加入中國戰場的空軍調往非洲。同年十一月，宋美齡訪美，固然是為了治病，但也肩負爭取美國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國抗戰的任務。一九四三年一月，羅斯福、丘吉爾等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以歐洲戰場為重點。同年二月十二日，蔣介石指示宋在美國國會演講時，要特別重說明﹕「今後世界重心將由大西洋移於太平洋，如欲獲得太平洋永久和平，必須使侵略成性之日本，不能再為太平洋上之禍患。」
蔣介石的這一通電報，顯然是要宋美齡游說美方，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太平洋方面，首先打擊日本侵略勢力。在整個訪美過程中，宋美齡也一直在為貫徹蔣的這一戰略主張而努力。
丘吉爾堅決維護其「先歐後亞」論。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丘吉爾發表廣播演說稱﹕「吾人可擊敗希特勒，余作此語，即表示希特勒及其作惡之力量，將被粉碎，了無餘存，然後吾人終將前往世界之另一方，懲處貪婪殘暴之日本帝國，拯救中國於長久磨難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蘭盟友之海外領土，並使日本對於澳洲、新西蘭及印度海岸之威脅，永遠解除。」
丘吉爾這裏明確提出，在徹底消滅希特勒的法西斯力量，使之「了無餘存」之後，才能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向東方的日本法西斯進攻。丘吉爾提議，美、英、蘇三大國立即會商成立戰後的世界機構，討論「有效裁軍」，審判戰爭「罪魁禍首及其黨徒」，交還劫掠物資與美術品，防止「未來期間再發生戰爭」以及「廣泛之饑饉」等種種問題。他說﹕「確能無負其最高之職責，且彼等不僅將顧及其本身之福利，亦將顧及一切國家之福利與前途。」他並提出，在這一機構中成立歐洲委員會與亞洲委員會。而「第一件實際工作」，就是「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
不得專顧一國之利
從一九三七年起，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已達六年。丘吉爾的演說完全無視中國人民長期、英勇的抗戰自救歷史，以高傲的姿態聲稱將在擊敗德國後到東方去「拯救中國」。這種典型的「先歐後亞」論對於渴望得到國際協同作戰的中國軍民來說，自然不是好消息，對於接受蔣介石委託，負有爭取美國援助重任的宋美齡來說，自然也不是好消息；其由美、英、蘇協商成立聯合國，「總攬一切」，處理戰後問題的建議，對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來說，自然也極不公平，反映出其一貫的輕視、排擠、敵視中國的立場。
宋美齡聽到丘吉爾的演說後，即深感有加以駁斥的必要。三月二十二日晚，她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總結此前的國際聯盟的經驗教訓說﹕「過去每一共同努力之失敗，在其固有之弱點，即襲用老套把戲，互相妒忌，各謀私利。」國際聯盟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標榜「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實驗上成為鞏固帝國主義列強統治體系的工具。接，她含蓄而尖銳地批評丘吉爾成立戰後世界機構的意見﹕「有若干人士之主張，對於戰後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樹立欄障，而猶自以為高明。」宋美齡提出﹕「良心告訴吾人，為防止將來之滅與屠殺計，不應專眼於本國之福利，而應兼顧其他民族之福利也。」這裏，宋美齡實際上已經批評到了問題的核心，即丘吉爾的民族利己主義。
宋美齡演講前，曾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請他收聽自己的演講；演講後，又主動徵詢羅斯福的意見。羅斯福表示，與宋有「同一感想」。美國國務卿赫爾告訴宋美齡，羅斯福正設法邀請美國「行政負責人」發表演說，「對付英國」。其後，紐約、芝加哥的報紙紛紛發表文章，肯定宋美齡的主張﹕「以後全世界各國不得專顧一國本身的利益，而應以全人類利益為制，努力益使防止戰爭之再發，維持永久之和平。」
儘管宋美齡在演說中不點名地駁斥了丘吉爾排擠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言論，但是，在美國的公眾場合公開批評一個盟國的領導人總不大合適。因此，她巧妙地派人聯繫美國上下議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各委員，請他們出面表態，就歐亞先後、戰後中國務須列入四強及亞洲和平與中國關係等問題發表意見。
借美朝野 向英施壓
三月二十五日，美國國會民主黨領袖麥克卡麥克發表演說稱﹕「當此必須擊敗希特勒納粹主義之際，遠東之重要性亦不容忽視，該處有殘酷且居心惡毒之敵人與吾人對峙，吾人之英勇盟友中國，亦在世界戰爭中之另一戰場奮鬥。擊敗希特勒誠為首要問題，然吾人亦不能容許一種印象存在，即擊敗日本乃吾人考量中之次要問題。余深知容許此一印象存在，則其全亞洲尤其中國人民灰心未有逾於此者，遠東方面必須以勇猛不怠及日益用力之態度從事作戰。中國之自由獨立乃美國人民所重視者。」他又說﹕「中國於勝利之後，參加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其地位非以一獲救之兒童之地位參加，而自有其正當之地位。世界之未來和平須由美、中、英、蘇四國維持。任何和平會議，如無蔣委員長領導之中國代表與其他聯合國家之代表以平等之條件發言，則會議永遠不能成為完善。」他明確聲明﹕「我們不能存有擊敗日本為次要之觀念，中國必須出席和平會議，應有他合理之地位，並非為一被救之兒童。中國為四強之一，應決定將來之和平會議。」
在麥克卡麥克之外，喬治、白朗等人也紛紛表態。同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表示﹕「東西軸心均應摧敗，美國不存軒輊之見。」由於美國政治家們紛紛表示不同意丘吉爾的觀點，迫使正在美國訪問，商談美、英、蘇三國合作的英國外交部長艾登不得不出面發表演說，糾正丘吉爾的觀點。
三月二十六日，艾登在馬里蘭州議會演說，強調「整個戰爭不可分割」。他向中國保證，「英國將協助中國對日本進行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且中國在戰後之和平期間，將與美、蘇、英三國分擔完全之責任」。「中國不必懷疑吾人，吾人將不至忘記，（中國）多年以來獨立抵抗侵略之經過。」「各聯合國家尤其美國、不列顛聯合國、中國與蘇聯在平時與戰時應共同行動」。艾登訪美，本不打算發表演說，其所以改變主意，顯然與受到宋美齡策動的美國輿論的攻勢有關。
宋美齡的觀點迅速得到美國朝野的廣泛同情與理解，得到英聯邦國家的支持，也迫使丘吉爾修正和調整原來的戰略。（文章標題為編者取）
■書名：《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
作者：楊天石
出版：三聯／香港
■作者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炎黃春秋》特約編委等。楊氏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研究。著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等二十餘種。其中《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被內地31家媒體推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並獲香港書獎。六月再由香港三聯出版蔣介石日記解讀之二。
[文／楊天石 編輯／黃靜]
倫敦的圖書館
文章日期：2010年9月13日
【明報專訊】名為放假，其實還有未完的「暑期作業」要做，所以就要找圖書館溫習室了。在倫敦，有兩個很好的選擇，就是英國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和倫敦圖書館（London Library）。
英國圖書館位於英皇十字車站不遠的St Pancras，是英國的國立圖書館，原址在大英博物館側，馬克思就是在那裏撰寫了《資本論》。二十世紀中葉，因為藏書太多而需加建，原本計劃在附近擴展，但這樣做涉及拆卸一些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遭到激烈反對，後來改為在St Pancras的一大片破舊空地興建。從構思到落成，費時三十六年，與聖保羅大教堂不相伯仲。
這麼規模宏偉而地位重要的國立圖書館，卻在設計上處處令人感到樂於親近。首先在開放時間方面，周末和假日一樣開放，只是時間較短。我在英國長周末一連三天使用對公眾開放的地方，感到既方便而又可以安靜專心。入門大堂左側是書店和展館，當時舉辦的是古地圖展覽；上一層右邊是咖啡角，我買了一杯香濃黑咖啡，再上一層是飯堂，飯堂外的桌椅，除了中午十二時至三時說明供顧客專用之外，其他時間歡迎使用。在那裏做功課的人不太多，我也找到好位子埋頭工作，到了午飯時間，自然感激地幫襯，但其實經營飯堂的集團食物相當不錯，物有所值。
要登堂入室（閱讀室）卻是另一回事了，要預先登記，而且需證明身分和研究項目，因為這並非一般借閱圖書館，而是珍藏和參考、研究的圖書館。
為滿足其他需要，可以考慮申請作倫敦圖書館的會員。倫敦圖書館是私人慈善信託性質的組織，一八四一年由文化名人Thomas Carlyle所創辦，館址是14 St. James's Square，古色古香，與現代風格的英國圖書館大異其趣。他們的藏書以文史哲為主，全部貯於開放書架上，任君參閱。
我最感興趣的是閱讀室，原來這也分兩類，主要閱讀室要保持肅靜的規則，要用電腦操作的另設閱讀室。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入會，年費是395英鎊，但也有臨時參考會籍，每星期會費只需30英鎊。
[吳靄儀]
【明報專訊】名為放假，其實還有未完的「暑期作業」要做，所以就要找圖書館溫習室了。在倫敦，有兩個很好的選擇，就是英國圖書館（British Library）和倫敦圖書館（London Library）。
英國圖書館位於英皇十字車站不遠的St Pancras，是英國的國立圖書館，原址在大英博物館側，馬克思就是在那裏撰寫了《資本論》。二十世紀中葉，因為藏書太多而需加建，原本計劃在附近擴展，但這樣做涉及拆卸一些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遭到激烈反對，後來改為在St Pancras的一大片破舊空地興建。從構思到落成，費時三十六年，與聖保羅大教堂不相伯仲。
這麼規模宏偉而地位重要的國立圖書館，卻在設計上處處令人感到樂於親近。首先在開放時間方面，周末和假日一樣開放，只是時間較短。我在英國長周末一連三天使用對公眾開放的地方，感到既方便而又可以安靜專心。入門大堂左側是書店和展館，當時舉辦的是古地圖展覽；上一層右邊是咖啡角，我買了一杯香濃黑咖啡，再上一層是飯堂，飯堂外的桌椅，除了中午十二時至三時說明供顧客專用之外，其他時間歡迎使用。在那裏做功課的人不太多，我也找到好位子埋頭工作，到了午飯時間，自然感激地幫襯，但其實經營飯堂的集團食物相當不錯，物有所值。
要登堂入室（閱讀室）卻是另一回事了，要預先登記，而且需證明身分和研究項目，因為這並非一般借閱圖書館，而是珍藏和參考、研究的圖書館。
為滿足其他需要，可以考慮申請作倫敦圖書館的會員。倫敦圖書館是私人慈善信託性質的組織，一八四一年由文化名人Thomas Carlyle所創辦，館址是14 St. James's Square，古色古香，與現代風格的英國圖書館大異其趣。他們的藏書以文史哲為主，全部貯於開放書架上，任君參閱。
我最感興趣的是閱讀室，原來這也分兩類，主要閱讀室要保持肅靜的規則，要用電腦操作的另設閱讀室。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入會，年費是395英鎊，但也有臨時參考會籍，每星期會費只需30英鎊。
[吳靄儀]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