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海口3月25日电 (记者 关向东)上世纪80年代曾在《读书》杂志开“哈佛读书札记”专栏的赵一凡，是美国哈佛大学文理院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员。他为海南女作家廖小平新书《60后也幸福》改拟书名并作序，要“为‘60后’作家略作鼓吹，以资文坛之盛”。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3/26/2011
世紀．辛亥百年﹕街邊報檔 曲線救國
在辛亥革命的下游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24/2011
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3/23/2011
3/21/2011
探尋評論表演的邊限
由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談起 胡恩威、馬家輝對談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訂閱：
文章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