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23 旺报 【记者吴靖雯／专题报导】
今年威尼斯影展的「地平线」单元由大陆导演贾樟柯担任评委会主席，也是首度有中国电影人出任此职的纪录。他在国际影坛的声誉如日中天，知名影评人闻天祥甚至笑称「其片子都在海外自给自足，不需要在中国回本。」如此一位大陆导演的成功是否暗示著中国纪录片未来将成群浮上国际台面？
其实外界看待贾樟柯未必全然聚焦于其纪录片背景：「他的剧情片一向有纪实风格，虽然他还是关注纪录片，但主要路线应该还是落在剧情片上。」阳光卫视纪录片总监暨CNEX制作总监张钊维认为，贾樟柯的成功只是案例之一，毕竟在大陆有太多的可能性，其它纪录片导演各有不同的路线及发展方向。
从 What 到Why
1999年大陆官方电影政策松动，当时除了贾樟柯崛起，境内纪录片跟国外影展的关系更形密切，每年都会有一两部作品赢得国际大奖；此外拍摄器材与技术应用的普及，让杜海滨、赵亮、王兵等这一批中生代导演开始投入，10年来他们的作品已相当成熟，题材深度与广度兼具。同时也有一些新锐冒出，方向类似近年台湾纪录片走的「私电影」路线。张钊维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些人：准知识份子，帮助这个社会探讨社会底层运行的内在逻辑。例如他就转述了拍摄三峡工程纪录片《淹没》的导演李一凡所言：以前中国纪录片大多在叙述眼前发生之事（what），但这几年开始有人试图开始解答「为什么会发生（why）？」
今年是大陆纪录片产业、体制内纪录片开始受重视的一年，显见题材与类型愈来愈丰富、拍摄者更多，并且资金可以说是投入几百万几千万元人民币在投入。随著时间发展，大陆体制内外的纪录片也不再像以往泾渭分明。张钊维就认为，未来两者必定会相互影响，体制内会吸纳部分原本身为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有些导演游走在两边之间，其余则坚持留在体制外，另一方面是题材敏感所以也不会为体制所接受。
天花板 效应
张钊维口中的「体制」不单是狭义的政治领域，还包括了商业、主流媒体等，其中有一点至少是体制外纪录片会胜过体制内的：「大陆这几年也在学Discovery或国家地理频道去说历史故事或风景名胜，但只要意识型态的管控不打开的话，纪录片就永远不会有飞跃式的发展。」张钊维强调除了官方的言论审查，整个中国如何认识自己、建立与世界的关系……也属于意识型态的部分，然而现阶段影像的叙述方式一直停滞在某个层次无法突破，即所谓「天花板效应」：「整个说话方式就是那样，拍久了就把一个东西拍死掉了，这是对纪录片产业发展最大的伤害。」
目前大陆几个有在经营纪录片的电视台或频道，例如中央电视台或凤凰卫视，都使用同一种论述模式，「所有东西都用中国高度来衡量，在这个社会很少人有心力、时间与资源去跳出这个限制。」张钊维点出台湾也有这个毛病，两岸毕竟历史文化共享，长久以来受限于某种华人文化的特质，绝大多数都在「自视」，想要跟西方纪录片能够对话还有一段距离，「大陆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高度，台湾则是什么都很本土，这可能是整个华人发展最大的问题。」
思想局限 与压抑
尽管大陆纪录片日益受到国际目光关注，但是重点在于外界如何透过这些片子来认识、理解中国。张钊维观察到，以往类似《大国崛起》这种关于中国的纪录片通常是访问西方专家，但现在制作团队会去访问许多中国人，他们正在学习如何从这个国家本身的局内人角度来看中国，「因为外来人会有太多看不懂的地方，这些导演事实上就提供了局内人的观点。」
吊诡的是，大陆不若以往封闭，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比80年代更封闭，2008年因为北京奥运之故似乎开放了不少，但之后的环境氛围反而愈严肃，今年更是如此；不只是国家机器管控，整体社会人民也帮著营造出闭锁状态。台湾亦然：「1970年代比现在更压抑、政治强力管制、信息流通不便，但那时迸出的文化能量不会比现在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人的心理状态或精神层次上，台湾解严后反而比解严前更封闭。张钊维表示，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社会跟外界建立关系的心态不比80年代进步，长远来说这是对纪录片最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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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2011
梁实秋的故居「雅舍」重新亮相
梁实秋故居揭牌 珍贵文物首曝光
2011-10-23 中国时报 【叶芷妘／台北报导】
▲梁实秋（右图，本报资料照片）故居位于云和街，为传统日式建筑，富含文人气息，屋内展有诸多文物，台师大安排定时导览服务民众。（陈振堂摄）
▲梁实秋（右图，本报资料照片）
文学大师梁实秋，在台湾唯一完整保留的故居「雅舍」，日前重新修建，昨日举办揭牌典礼。梁实秋在大陆接受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签署的教授证书、民国三十八年随国民军政府来台的通行条、台湾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函给梁实秋的公函也首度在故居曝光。
梁实秋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十六年，当时就居住在师大商圈云和街的日式宿舍，故居后来破旧不堪，一度面临倒塌，经台师大重新翻修后，昨天故居重新亮相。
在故居住了七年、梁实秋的小女儿梁文蔷昨天出席揭牌典礼，看着庭园外的面包树，哽咽地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情境。
梁文蔷说，面包树是母亲亲手栽种的，母亲过世后，父亲梁实秋总认为面包树是母亲生命的延续，父亲也常和友人在树下聊天叙旧，阅读文学。
梁文蔷共捐赠十五项梁实秋文物给台师大，其中最珍贵的是台湾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函给梁实秋的公函。
台师大图书馆副馆长郭美兰表示，梁实秋来台时，赞助发行《世界文学史》一书，但因为书本作者是大陆人而遭到查禁没收，梁实秋当时便收到警备司令部来函关切，要求他到部说明。
目前梁实秋故居由台师大总务处负责管理，作为学术研究之用，未来不排除开放民众参观，对梁实秋文物感兴趣的民众，也可至师大图书馆特展室参观。
2011-10-23 中国时报 【叶芷妘／台北报导】
▲梁实秋（右图，本报资料照片）故居位于云和街，为传统日式建筑，富含文人气息，屋内展有诸多文物，台师大安排定时导览服务民众。（陈振堂摄）
▲梁实秋（右图，本报资料照片）
文学大师梁实秋，在台湾唯一完整保留的故居「雅舍」，日前重新修建，昨日举办揭牌典礼。梁实秋在大陆接受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签署的教授证书、民国三十八年随国民军政府来台的通行条、台湾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函给梁实秋的公函也首度在故居曝光。
梁实秋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十六年，当时就居住在师大商圈云和街的日式宿舍，故居后来破旧不堪，一度面临倒塌，经台师大重新翻修后，昨天故居重新亮相。
在故居住了七年、梁实秋的小女儿梁文蔷昨天出席揭牌典礼，看着庭园外的面包树，哽咽地回忆小时候的生活情境。
梁文蔷说，面包树是母亲亲手栽种的，母亲过世后，父亲梁实秋总认为面包树是母亲生命的延续，父亲也常和友人在树下聊天叙旧，阅读文学。
梁文蔷共捐赠十五项梁实秋文物给台师大，其中最珍贵的是台湾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函给梁实秋的公函。
台师大图书馆副馆长郭美兰表示，梁实秋来台时，赞助发行《世界文学史》一书，但因为书本作者是大陆人而遭到查禁没收，梁实秋当时便收到警备司令部来函关切，要求他到部说明。
目前梁实秋故居由台师大总务处负责管理，作为学术研究之用，未来不排除开放民众参观，对梁实秋文物感兴趣的民众，也可至师大图书馆特展室参观。
书摘《错过的时光：哈金诗选》
2011-10-23 旺报 【本报讯】
哈金（Ha Jin）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5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学，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1985年，赴美留学，并于1992年获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
著有三本诗集：《沉默之间》、《面对阴影》和《残骸》。短篇小说集《好兵》获得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奖」。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书卷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为第1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该书迄今已译成20多国语言出版。《错过的时光：哈金诗选》精选其3部诗集的内容。
错过的时光：哈金 诗选－雪
2011-10-23 旺报 【哈金】
你寄来雪的信息，美丽而清冷。雪片在我指缝间滑落，覆盖星辰和山坡上的脚印。山下，松树静穆地弯著绿枝。山上，我为你长久地站立，守著一线空寂。你寄来雪的情意，要我做你的男人又做你的雪人。
哈金（Ha Jin）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5年。在校主攻英美文学，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1985年，赴美留学，并于1992年获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
著有三本诗集：《沉默之间》、《面对阴影》和《残骸》。短篇小说集《好兵》获得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奖」。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书卷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为第1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该书迄今已译成20多国语言出版。《错过的时光：哈金诗选》精选其3部诗集的内容。
错过的时光：哈金 诗选－雪
2011-10-23 旺报 【哈金】
你寄来雪的信息，美丽而清冷。雪片在我指缝间滑落，覆盖星辰和山坡上的脚印。山下，松树静穆地弯著绿枝。山上，我为你长久地站立，守著一线空寂。你寄来雪的情意，要我做你的男人又做你的雪人。
说不出地落寞
k,
披星戴月、披荆斩棘、披肝裂胆终于出来了。却发现心爱的文字版面竟然被小文人把持，弄个所谓的“缴费阅读”。网络与精神高度衔接的时代，在光纤世界自缚的文字，真的还有份量么？
文人无行， 读者无奈…………
刚刚捧读完圣经般厚重的《巨流河》，一个人的史诗。被时代拉扯的人生，说不出地落寞。
不知小女子到了88岁，能否有心力书写一部人生漂泊史。或者，时光穿越史？人生的无奈，原来是每个时代都躲避不了的。
披星戴月、披荆斩棘、披肝裂胆终于出来了。却发现心爱的文字版面竟然被小文人把持，弄个所谓的“缴费阅读”。网络与精神高度衔接的时代，在光纤世界自缚的文字，真的还有份量么？
文人无行， 读者无奈…………
刚刚捧读完圣经般厚重的《巨流河》，一个人的史诗。被时代拉扯的人生，说不出地落寞。
不知小女子到了88岁，能否有心力书写一部人生漂泊史。或者，时光穿越史？人生的无奈，原来是每个时代都躲避不了的。
9/21/2011
l来自中时的艺文报道：班维尔
爱尔兰重量级作家班维尔 左写文学右写推理
2011-09-21 中国时报 【李维菁／台北报导】
对孤独奎克而言，死人不会让他不舒服，反而是活人使他觉得诡异。这是犯罪小说家班杰明.布莱克（Banjemin Black）创造出来属于五○年代忧郁都柏林的经典角色。奎克是在解剖室工作的病理学家，块头大，难相处，他总是卷入谋杀案，让他陷入谜团难以自拔的，初始是好奇，后来总是回忆的纠缠以及爱的失落。创造奎克的班杰明.布莱克是谁呢？他正是爱尔兰文学大家班维尔（John Banville）！
现年六十六岁的班维尔是爱尔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大海》获得二○○五年曼布克奖，他更是今年的卡夫卡奖得主。这个奖常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哨站，曾获得卡夫卡奖的叶伶尼克、品特在获奖后不到半年就成为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它获得卡夫卡奖项的还包括美国的飞利普.罗斯、日本的村上春树等人。台湾的出版社近来计划性地引进班维尔代表性作品及他以班杰明.布莱克为名写的犯罪小说。
班维尔以准确、富含意象并强调音韵的风格出名，用字讲究，强烈的视觉加上诗般的文字，嘲讽之中又充满对回忆的纠缠以及对爱情失落的悲伤。班维尔曾谈过，他的企图是小说的行文中加入「诗的浓度与厚度」。在英美现代文学中有同样企图与文风脉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纳博科夫，班维尔也因此常拿来与纳博科夫相比。波士顿环球报曾赞誉他是「当今最伟大的英文作家」。
班维尔代表作是「框架三部曲」中的《证词》，这是部犯罪者的独白。主人翁弗雷迪是科学家，过著浪荡生活，他为排遣无聊，勒索一个混混，却因此欠了黑道一笔钱，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家乡爱尔兰想办法。他在家乡遇见一位有钱的老友，在朋友的豪宅里，看到了一幅让他迷恋的肖像画，他决定将这幅画占为己有。但在盗窃的过程中，一位女仆目睹了他的犯罪，他挟持女仆逃亡，又在逃亡过程中，以残忍至极的手法杀死了女仆。《证词》就是凶手喃喃自语的证词，邪恶与天真，早年的回忆与现今的生活在文中反复交错。
艺术史与科学史的涵养让班维尔的作品更为动人，他曾以科学家牛顿、克卜勒与哥白尼的故事写成三本小说。在班维尔细致的笔下，科学家跳脱理性发明者的制式印象，他们成为爱情创伤与命运捉弄的流离主角，宛如永无止境的追梦人。
这样的一位文学家又是怎么开始写犯罪小说的呢？
二○○五年班维尔到意大利朋友家小住，有天早上起来突然振笔疾书，午饭前已经写了一千五百字。他惊讶地发现这股创作能量并非班维尔式的，而是另一位作者的状态，因为他之前的创作速度不可能这样快，于是一位新的犯罪小说家班杰明.布莱克就此诞生了。
班维尔曾经担任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十二年，也长期撰写书评，相当推崇比利时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班维尔的犯罪小说角色奎克颇有冷硬派主角的味道，对五○年代都柏林的暴力与败德，压抑的氛围，以及对宗教的质疑，加上他高超的文字能力，都增添了艺术性与深度。
2011-09-21 中国时报 【李维菁／台北报导】
对孤独奎克而言，死人不会让他不舒服，反而是活人使他觉得诡异。这是犯罪小说家班杰明.布莱克（Banjemin Black）创造出来属于五○年代忧郁都柏林的经典角色。奎克是在解剖室工作的病理学家，块头大，难相处，他总是卷入谋杀案，让他陷入谜团难以自拔的，初始是好奇，后来总是回忆的纠缠以及爱的失落。创造奎克的班杰明.布莱克是谁呢？他正是爱尔兰文学大家班维尔（John Banville）！
现年六十六岁的班维尔是爱尔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大海》获得二○○五年曼布克奖，他更是今年的卡夫卡奖得主。这个奖常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哨站，曾获得卡夫卡奖的叶伶尼克、品特在获奖后不到半年就成为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它获得卡夫卡奖项的还包括美国的飞利普.罗斯、日本的村上春树等人。台湾的出版社近来计划性地引进班维尔代表性作品及他以班杰明.布莱克为名写的犯罪小说。
班维尔以准确、富含意象并强调音韵的风格出名，用字讲究，强烈的视觉加上诗般的文字，嘲讽之中又充满对回忆的纠缠以及对爱情失落的悲伤。班维尔曾谈过，他的企图是小说的行文中加入「诗的浓度与厚度」。在英美现代文学中有同样企图与文风脉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就是纳博科夫，班维尔也因此常拿来与纳博科夫相比。波士顿环球报曾赞誉他是「当今最伟大的英文作家」。
班维尔代表作是「框架三部曲」中的《证词》，这是部犯罪者的独白。主人翁弗雷迪是科学家，过著浪荡生活，他为排遣无聊，勒索一个混混，却因此欠了黑道一笔钱，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家乡爱尔兰想办法。他在家乡遇见一位有钱的老友，在朋友的豪宅里，看到了一幅让他迷恋的肖像画，他决定将这幅画占为己有。但在盗窃的过程中，一位女仆目睹了他的犯罪，他挟持女仆逃亡，又在逃亡过程中，以残忍至极的手法杀死了女仆。《证词》就是凶手喃喃自语的证词，邪恶与天真，早年的回忆与现今的生活在文中反复交错。
艺术史与科学史的涵养让班维尔的作品更为动人，他曾以科学家牛顿、克卜勒与哥白尼的故事写成三本小说。在班维尔细致的笔下，科学家跳脱理性发明者的制式印象，他们成为爱情创伤与命运捉弄的流离主角，宛如永无止境的追梦人。
这样的一位文学家又是怎么开始写犯罪小说的呢？
二○○五年班维尔到意大利朋友家小住，有天早上起来突然振笔疾书，午饭前已经写了一千五百字。他惊讶地发现这股创作能量并非班维尔式的，而是另一位作者的状态，因为他之前的创作速度不可能这样快，于是一位新的犯罪小说家班杰明.布莱克就此诞生了。
班维尔曾经担任爱尔兰时报的文学编辑十二年，也长期撰写书评，相当推崇比利时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班维尔的犯罪小说角色奎克颇有冷硬派主角的味道，对五○年代都柏林的暴力与败德，压抑的氛围，以及对宗教的质疑，加上他高超的文字能力，都增添了艺术性与深度。
齐邦媛:我最应该得的是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
2011-09-21 旺报 【特派员宋丁仪／上海报导】
第2届「在场主义散文奖」1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揭晓，台湾作家齐邦媛以《巨流河》拔得头筹，获30万人民币首奖奖金。87岁的齐邦媛并未出席颁奖仪式，仅以传真发表得奖感言，自称自己应获得「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幽了自己一默。
大奖发起人、散文家周闻道指出，「《巨流河》以亲历的个人和家族命运，观照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以片段式的经验呈现，书写哀痛结实的生命历程，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时代精神 。」
齐邦媛在通过传真发来的获奖感言中说：「在20世纪那么大的场面里，我由一个孱弱哭泣的小女孩长大成一个不再哭泣的读书人，双脚所行，双目所见都有心灵的观照相随。对于人生的苦难与欢乐都有深深的思索。我最应该得的是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由周闻道等人发起，去年5月于北京成立，总奖金额近50万人民币。大奖首届由林贤治《旷代的忧伤》获得首奖。
第2届「在场主义散文奖」1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揭晓，台湾作家齐邦媛以《巨流河》拔得头筹，获30万人民币首奖奖金。87岁的齐邦媛并未出席颁奖仪式，仅以传真发表得奖感言，自称自己应获得「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幽了自己一默。
大奖发起人、散文家周闻道指出，「《巨流河》以亲历的个人和家族命运，观照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史，以片段式的经验呈现，书写哀痛结实的生命历程，具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时代精神 。」
齐邦媛在通过传真发来的获奖感言中说：「在20世纪那么大的场面里，我由一个孱弱哭泣的小女孩长大成一个不再哭泣的读书人，双脚所行，双目所见都有心灵的观照相随。对于人生的苦难与欢乐都有深深的思索。我最应该得的是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由周闻道等人发起，去年5月于北京成立，总奖金额近50万人民币。大奖首届由林贤治《旷代的忧伤》获得首奖。
9/13/2011
8/23/2011
林青霞，回娘家了
文章日期：2011年8月23日
【明報專訊】上周離開北京時在首都機場的書店遠遠看見一本紅彤彤的書，封面是一位女子，絕色女子，走近看看，原來是林青霞的第一本散文集《窗裡窗外》。
心裡納悶，咦，內地版本不是還未出版嗎？我知道內地版簽了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劉某是何等厲害的女人，厲害到可以在攝氏卅五度高溫下戴著一條大圍巾在市區內到處走動，何其能屈能伸，她從某人嘴裡得悉林青霞尚未簽定書約，二話不說，立馬飛來香港約她見面，好話說盡後，成功了，取得版權，可喜可賀。劉小姐的出版功力，有眼共睹，不必由我這外行人評論，林青霞作品此回找得「好歸宿」，聲勢和銷售皆必驚人。
可是，內地版明明要待九月才會現身，怎麼突然出現於機場大堂？走近一看，才發現是台灣版，由「時報文化」所出，設計跟香港的「天地」版本有九成相似，但紙質不一樣，字體也較細，白底黑字，不同於港版的紅底白字，終究比較適合我這類「資深讀者」仔細捧讀；港版較似設計產品，而台版，則較像一本完整的書籍。
說到台版書，不能不談林青霞在台灣的演講會。七月底，港版書出現時，她在香港書展辦了一場演講，因受舞台條件限制，沒有播放任何影片，而在台灣，地點是台北市的「新舞台」，是一流的演出場地，故，想播什麼就播什麼，還有她當年十七歲時所拍的《窗外》電影試鏡錄像，黑白的，無聲的，流金歲月，艷光照人，整整照了三、四十年。
林青霞演講當然是大新聞了。台灣媒體的處理，非常溫情，她是兩岸三地的大明星，但畢竟源生於台灣，所以幾份報紙不約而同地說，這番活動的象徵意義是，「林青霞，回娘家了」。現場氣氛亦跟香港很不一樣，香港的觀眾席裡有一半是內地遊客，看見她，都尖叫和拍掌，但在台灣，除了叫聲和掌聲，還有淚水，據主辦單位的朋友相告，演講於晚上七點開始，中午十二點已有數百人在門外排隊，而於演講時，有不少女粉絲是邊聽邊流淚；演講後簽名，亦是排隊數小時，亦是許多人一邊排一邊哭，有一位老太太，坐輪椅而來，把書送到林青霞面前，嚎啕大哭，好像看見自己的失散女兒一樣，情景動人。
林青霞，是的，回娘家了。她的感受肯定比在香港演講時加倍高興。
香港演講和台灣演講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主持人不一樣。台灣的主持人比較胖和老和穿著隨便，是賴聲川；香港的，比較瘦和高與西裝筆挺，就是，哈，區區小弟在下我。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上周離開北京時在首都機場的書店遠遠看見一本紅彤彤的書，封面是一位女子，絕色女子，走近看看，原來是林青霞的第一本散文集《窗裡窗外》。
心裡納悶，咦，內地版本不是還未出版嗎？我知道內地版簽了給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劉某是何等厲害的女人，厲害到可以在攝氏卅五度高溫下戴著一條大圍巾在市區內到處走動，何其能屈能伸，她從某人嘴裡得悉林青霞尚未簽定書約，二話不說，立馬飛來香港約她見面，好話說盡後，成功了，取得版權，可喜可賀。劉小姐的出版功力，有眼共睹，不必由我這外行人評論，林青霞作品此回找得「好歸宿」，聲勢和銷售皆必驚人。
可是，內地版明明要待九月才會現身，怎麼突然出現於機場大堂？走近一看，才發現是台灣版，由「時報文化」所出，設計跟香港的「天地」版本有九成相似，但紙質不一樣，字體也較細，白底黑字，不同於港版的紅底白字，終究比較適合我這類「資深讀者」仔細捧讀；港版較似設計產品，而台版，則較像一本完整的書籍。
說到台版書，不能不談林青霞在台灣的演講會。七月底，港版書出現時，她在香港書展辦了一場演講，因受舞台條件限制，沒有播放任何影片，而在台灣，地點是台北市的「新舞台」，是一流的演出場地，故，想播什麼就播什麼，還有她當年十七歲時所拍的《窗外》電影試鏡錄像，黑白的，無聲的，流金歲月，艷光照人，整整照了三、四十年。
林青霞演講當然是大新聞了。台灣媒體的處理，非常溫情，她是兩岸三地的大明星，但畢竟源生於台灣，所以幾份報紙不約而同地說，這番活動的象徵意義是，「林青霞，回娘家了」。現場氣氛亦跟香港很不一樣，香港的觀眾席裡有一半是內地遊客，看見她，都尖叫和拍掌，但在台灣，除了叫聲和掌聲，還有淚水，據主辦單位的朋友相告，演講於晚上七點開始，中午十二點已有數百人在門外排隊，而於演講時，有不少女粉絲是邊聽邊流淚；演講後簽名，亦是排隊數小時，亦是許多人一邊排一邊哭，有一位老太太，坐輪椅而來，把書送到林青霞面前，嚎啕大哭，好像看見自己的失散女兒一樣，情景動人。
林青霞，是的，回娘家了。她的感受肯定比在香港演講時加倍高興。
香港演講和台灣演講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主持人不一樣。台灣的主持人比較胖和老和穿著隨便，是賴聲川；香港的，比較瘦和高與西裝筆挺，就是，哈，區區小弟在下我。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6/19/2011
世事如常
我又少了一位讀者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出版社朋友約吃午飯談事，找了一間美式餐廳，燈光昏暗，剛好又坐在角落卡座，身子隱藏在高高的椅背後，乍看，如果不是斷背情人約會，便似兩個密探在交換情報。
剛從台北返港，隨身袋內放了一本新鮮出爐的《中年廢物》，簽了名，打算送給他的父親。他說過，父親乃《明報》多年擁躉，每天不看便不自在，看後還常跟他論及哪位作家今天寫過什麼文字，或因知道他跟我有公務往來，故特別喜歡對他分析我的專欄文章，有時候稱讚幾句，但更多的時候是不以為然，嚴詞駁斥，彷彿期待他把話傳回給我，讓我有以改進。
朋友很體貼，每回見面，總帶我的書，請我簽名，帶回家，送給父親。我當然照辦，心裏暗暗慶幸有這樣一位認真的老讀者，他七十多歲了，仍願每天花眼力看我胡說八道，我感激。所以這回，我自備新書，主動託請朋友帶回送贈，代我向前輩致意，而為了順應書名，預先在扉頁題字﹕廢物中年獻書，精進老年笑納。
可是，新書送不出了。精進老年原來不在了。
已是半年前的事情，朋友說，父親生病，送院醫療，一病不起，十二月底離世。我邊聽邊點頭，伸手輕拍一下椅上的隨身袋子，隔袋摸摸《中年廢物》，是無意識的動作吧，有七分像對朋友說，有兩分像對自己說，有一分像對書本說，生命無常，節哀順變。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必需要一些時間。
沉默了兩分鐘，朋友續道，沒想過，要適應父親之不在，比想像中困難很多。當初在醫院看他插喉受苦，心裏想，別再折騰了，過去了，便一了百了，對老人家好，對家人也好；其後父親去了，忽然眼前沒有他老人家，朋友覺得一切是那麼不習慣，其實父子之間昔日也沒有太多溝通，有時候還衝突對立，但當一切煙消雲散，朋友的哀傷，久久未可平服。
我也沉默了，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散文集《別樣的顏色》裏有一篇〈談父親〉，他回憶搭的士趕往醫院看望彌留中的爸爸，看他去世，之後，搭的士離開，坐在車內，望車窗外大雨滂沱，雨水嘩啦啦地拍打玻璃，他突然心驚，突然，嚎啕大哭，哭得像個孩子，把陌生的司機嚇了一跳。帕慕克說，少年時，曾經發誓不要像父親，然而年紀愈大才愈覺得，在表情、談吐、思想等等方面，原來自己跟父親是何其相似，對男人來說，自己的死亡路，在父親去世之日開始。
午飯吃完，該聊的事情聊完，跟朋友告別，我帶沒送出的《中年廢物》離開餐廳。
在世上，我又少了一位讀者。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父親節可以取消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只要是父親都知道父親節不是個好節日，完全不介意把它刪除。
與母親節不同，父親不需要子女送花。男人不喜歡子女以鮮花相贈，身故後拜祭另作別論。
父親節年年沒母親節那麼哄動，報紙有關專題也較少，原因是大家認為母親比父親偉大。
偉大的父親不是沒有，只是與母親的衡量方式不同，至少不如母親般感性。
慶祝父親節，那一餐多是父親埋單，由母親簽卡，月尾信用卡賬單還是送到父親手中。
子女出錢，做父親也很體諒，不忍心讓他們花費太多。
送禮物給母親，容易過送給父親。他喜歡的東西，從來是自己付錢買的，也不覺得他欠缺什麼。
給他最佳的禮物，不是一餐飯、一件東西，是子女的快樂人生。
子女成長過程中，父親從來不會是日夜咿哦的那位，他的管教不重細節，比較宏觀。
父親是傾向思想教育的，行為多由母親負責。看到某些人思想出了問題，價值觀有錯，那是父親教得不好，不關母親的事。
嚴父可能出孝子，一個壞爸爸不一定教出壞孩子。
做父親有正面作用，有時也可以是反面教材。一個拋妻棄子的父親，可能令兒子長大後特別重視家庭。
父親不注重父親節，通常會說他不拘泥於形式，孝順可以天天做，不在乎某一天。
做子女的應想深一層，他說孝順可以天天做，父親節也是其中一天，怎能唯獨這天不做？
沒有父親節，有一個好處，至少讓父親們少一個有可能被忽略的期望。
[阿寬 ahhfoon@yahoo.com]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出版社朋友約吃午飯談事，找了一間美式餐廳，燈光昏暗，剛好又坐在角落卡座，身子隱藏在高高的椅背後，乍看，如果不是斷背情人約會，便似兩個密探在交換情報。
剛從台北返港，隨身袋內放了一本新鮮出爐的《中年廢物》，簽了名，打算送給他的父親。他說過，父親乃《明報》多年擁躉，每天不看便不自在，看後還常跟他論及哪位作家今天寫過什麼文字，或因知道他跟我有公務往來，故特別喜歡對他分析我的專欄文章，有時候稱讚幾句，但更多的時候是不以為然，嚴詞駁斥，彷彿期待他把話傳回給我，讓我有以改進。
朋友很體貼，每回見面，總帶我的書，請我簽名，帶回家，送給父親。我當然照辦，心裏暗暗慶幸有這樣一位認真的老讀者，他七十多歲了，仍願每天花眼力看我胡說八道，我感激。所以這回，我自備新書，主動託請朋友帶回送贈，代我向前輩致意，而為了順應書名，預先在扉頁題字﹕廢物中年獻書，精進老年笑納。
可是，新書送不出了。精進老年原來不在了。
已是半年前的事情，朋友說，父親生病，送院醫療，一病不起，十二月底離世。我邊聽邊點頭，伸手輕拍一下椅上的隨身袋子，隔袋摸摸《中年廢物》，是無意識的動作吧，有七分像對朋友說，有兩分像對自己說，有一分像對書本說，生命無常，節哀順變。
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必需要一些時間。
沉默了兩分鐘，朋友續道，沒想過，要適應父親之不在，比想像中困難很多。當初在醫院看他插喉受苦，心裏想，別再折騰了，過去了，便一了百了，對老人家好，對家人也好；其後父親去了，忽然眼前沒有他老人家，朋友覺得一切是那麼不習慣，其實父子之間昔日也沒有太多溝通，有時候還衝突對立，但當一切煙消雲散，朋友的哀傷，久久未可平服。
我也沉默了，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散文集《別樣的顏色》裏有一篇〈談父親〉，他回憶搭的士趕往醫院看望彌留中的爸爸，看他去世，之後，搭的士離開，坐在車內，望車窗外大雨滂沱，雨水嘩啦啦地拍打玻璃，他突然心驚，突然，嚎啕大哭，哭得像個孩子，把陌生的司機嚇了一跳。帕慕克說，少年時，曾經發誓不要像父親，然而年紀愈大才愈覺得，在表情、談吐、思想等等方面，原來自己跟父親是何其相似，對男人來說，自己的死亡路，在父親去世之日開始。
午飯吃完，該聊的事情聊完，跟朋友告別，我帶沒送出的《中年廢物》離開餐廳。
在世上，我又少了一位讀者。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父親節可以取消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只要是父親都知道父親節不是個好節日，完全不介意把它刪除。
與母親節不同，父親不需要子女送花。男人不喜歡子女以鮮花相贈，身故後拜祭另作別論。
父親節年年沒母親節那麼哄動，報紙有關專題也較少，原因是大家認為母親比父親偉大。
偉大的父親不是沒有，只是與母親的衡量方式不同，至少不如母親般感性。
慶祝父親節，那一餐多是父親埋單，由母親簽卡，月尾信用卡賬單還是送到父親手中。
子女出錢，做父親也很體諒，不忍心讓他們花費太多。
送禮物給母親，容易過送給父親。他喜歡的東西，從來是自己付錢買的，也不覺得他欠缺什麼。
給他最佳的禮物，不是一餐飯、一件東西，是子女的快樂人生。
子女成長過程中，父親從來不會是日夜咿哦的那位，他的管教不重細節，比較宏觀。
父親是傾向思想教育的，行為多由母親負責。看到某些人思想出了問題，價值觀有錯，那是父親教得不好，不關母親的事。
嚴父可能出孝子，一個壞爸爸不一定教出壞孩子。
做父親有正面作用，有時也可以是反面教材。一個拋妻棄子的父親，可能令兒子長大後特別重視家庭。
父親不注重父親節，通常會說他不拘泥於形式，孝順可以天天做，不在乎某一天。
做子女的應想深一層，他說孝順可以天天做，父親節也是其中一天，怎能唯獨這天不做？
沒有父親節，有一個好處，至少讓父親們少一個有可能被忽略的期望。
[阿寬 ahhfoon@yahoo.com]
父亲节的话
快樂﹕生於憂患的孩子，我想跟你說……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編按：三聚氰胺、塑化劑、紅歌翻叮、國民教育……「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為父的怎麼辦？唯有寄語孩子，讓下一代檢視今天的傷口，看看社會傷痕如何形成，看看我們的未來、他們的當下，父親曾在怎麼樣的社會經歷什麼，在這個孩子向父親感恩的節日裏，父親有話想說——
守在報社的父親說
王開嶺（北京，央視《看見》節目主編）：兒子出生，我們的憂愁卻成倍增加。因為這個時代為新生命埋伏了太多的險境和障礙。天下父母給孩子的大愛是什麼？不是房產存款，而是一個被健康的制度、法律、道德和信用所扶正的社會！否則，你能保證他接手的房子不被強拆嗎？能保證他的錢袋不被稅費、通脹、黑市和特權洗劫嗎？你以為他躲得過貧困即能躲過毒大米、毒豆芽、毒牛奶、毒空氣嗎？你能保證他不會在某個拐角撞上藥加鑫、李剛 兒子甚至直接成為他們嗎？
石劍峰（上海，《東方早報》首席記者）：兒子石裏克7歲，即將上小學：學習不用最好，女朋友一定要有。同學關係要相處好，老師馬屁要拍好。不要再尿床，要一個人睡。少看電視多翻書。
胡洪俠（深圳，《晶報》總編輯）：兒子大了，好像想不起該給他說什麼話了。就不說了。現在對他們，做父親的作用越來越小，說的話也未必管用。讓他們自己闖吧。對他們喜歡的這個時代而言，父輩都成了「移民」了。
張宇宜（杭州，《今日早報》新聞中心主任）：圓圓，我該怎麼向你描述這個世界。這個問題帶給我莫大的困擾。我最擔心的就是——你慢慢發現，這個世界不好玩，不值得你每天用好奇的眼神去打量。想到你總會開始失望，而我卻無能為力的時候。沮喪不已。
康偉（北京，《中國藝術報》副總編）：兒子，所謂不可知的未來故事，都已在過去和現在一一上演，但我依然盼望你是這世上的新鮮人：做最好的自己，你就是你。如果有人再用「這個世界會好嗎」問我，因為你，我會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答案：是的，會好。因為你就是這「好」的一部分，你就是讓世界變好的原因。
李建中（上海，《新聞晨報》星期日版主任）：兒子，人生有時候就好像夜裏行船。我們，無論強悍或弱小，都是茫茫大海裏孤獨的船。不知來處，不明去向，也沒有什麼明星照耀前路。所以，我不預備做你的人生導師，或者期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物。我只希望盡我所能，給你所需要的愛，當你能夠獨自行船的時候，記住在黑夜裏，我們相伴。
在學校任教的父親說
蔡朝陽（紹興，中學語文教師）：很抱歉，我一定曾讓你吃過塑化劑、三聚氰胺，這是我當初不想讓你到來的重要原因。紹興老同鄉魯迅說，在一個奴隸之邦，增加一個小孩，無非多一個奴隸。你瞧，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但無論怎樣的人生，都將是屬於你的人生；悲歡離合，都是生命的滋味，你將如我一樣，去體驗，去感受。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系主任）：Dorothy，世界縱有千般不是，仍然要追求美好。人生總有百種無奈，還是須構築夢幻（注：在女拔萃時最喜歡美工，現在哈佛GSD，不應後悔）。
活在紙上的父親說
魏英傑（杭州，《南方週末》時事評論員）：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對孩子感到愧疚卻又深覺無力。一個父親的職責是保護孩子，讓孩子健康成長。但是做到這一點既要靠作為父親的努力，也有賴於整個社會重視兒童的氛圍。一個人阻擋不了三聚氰胺，也難以清洗外界對兒童心靈的污染。讓孩子生於這樣的時代，真是一種不幸，所以只能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呼籲社會正義。
嚴力（美國，詩人）：孩子們：世界有一個共同的慈祥父親，總想為下一代創建更好的家庭與社會條件。同時他也是一個急於求成、不擇手段、貪戀權力的父親，仔細想想吧，孩子們！三聚氰胺、塑化劑、唱紅歌、互聯網、全球變暖、教育衰敗……你們以為這些是外星人幹出來的嗎？其實全是人類所為，而這些人類啊，大多數不是父親就是母親。
范泓（南京，歷史作家）：你在歐洲已有多年。不必把自己始終當成是中國人，因為你還是世界的一分子。只有在尊重人權的國度，普世價值才是你作為一個人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在你的祖國，個人的權利想要能夠得到保障，可能還需要很多年。所以，請你在歐洲再呆上幾年。
董啟章（香港，小說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呢？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又要問：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呢？合格其實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人生是否合格，是沒有分數打的，也沒有簡單的標準可循。不是不作奸犯科，就叫做合格的。合格的「格」，不是外在的規則或法律，而是對自我 的要求。所以才有所謂人格。所謂合格，就是合乎人格吧。而人格的唯一尺規，是良知。現在的世界，有很多外在的標準，比如學歷、金錢、社會地位、權力之類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合乎良知。做不到這一點，就為之失格。作為父親，我希望能和孩子一起，努力做一個合格的人。
在江湖的父親說
韓志（北京，磨鐵出版公司市場部副總經理）：經常看到兒子的時候，我會想起父親。想到未來的他也將是一位父親。從而更明白自己是父親這個事實。這句話說起來糾結，其實是一種很微妙的情結，是一種極其深刻的生命體悟，在沒有孩子之前是無法得到的。為此我對眼前的這個小生命充滿感激，是你補全了我生命的意義。未來你的人生必將經歷喜悅、悲傷、幸運、迷茫、蛻變、磨礪……當你終有一日成為父親，也會在某一刻想起你的父親，生出同樣的感慨。
李小牧（日本，華裔歌舞伎廳內人）：愛兒一龍（3歲）君，老爸47歲生日那天，你呱呱墜地。巧合？或你我的絕妙緣分？你的到來是老爸從生到死最開心的事。期盼你20歲成人時與老爸對酒當歌、盡情盡興，老爸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健康並風流倜儻地活。雖經濟上沒辦法讓你做富二代，但老爸最期望你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富二代。多讀書，多看看世界，多接觸五湖四海的人。這樣，即使我等不到你成人的那一天，老爸我也必當笑傲九泉。
[整理／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6月19日
編按：三聚氰胺、塑化劑、紅歌翻叮、國民教育……「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為父的怎麼辦？唯有寄語孩子，讓下一代檢視今天的傷口，看看社會傷痕如何形成，看看我們的未來、他們的當下，父親曾在怎麼樣的社會經歷什麼，在這個孩子向父親感恩的節日裏，父親有話想說——
守在報社的父親說
王開嶺（北京，央視《看見》節目主編）：兒子出生，我們的憂愁卻成倍增加。因為這個時代為新生命埋伏了太多的險境和障礙。天下父母給孩子的大愛是什麼？不是房產存款，而是一個被健康的制度、法律、道德和信用所扶正的社會！否則，你能保證他接手的房子不被強拆嗎？能保證他的錢袋不被稅費、通脹、黑市和特權洗劫嗎？你以為他躲得過貧困即能躲過毒大米、毒豆芽、毒牛奶、毒空氣嗎？你能保證他不會在某個拐角撞上藥加鑫、李剛 兒子甚至直接成為他們嗎？
石劍峰（上海，《東方早報》首席記者）：兒子石裏克7歲，即將上小學：學習不用最好，女朋友一定要有。同學關係要相處好，老師馬屁要拍好。不要再尿床，要一個人睡。少看電視多翻書。
胡洪俠（深圳，《晶報》總編輯）：兒子大了，好像想不起該給他說什麼話了。就不說了。現在對他們，做父親的作用越來越小，說的話也未必管用。讓他們自己闖吧。對他們喜歡的這個時代而言，父輩都成了「移民」了。
張宇宜（杭州，《今日早報》新聞中心主任）：圓圓，我該怎麼向你描述這個世界。這個問題帶給我莫大的困擾。我最擔心的就是——你慢慢發現，這個世界不好玩，不值得你每天用好奇的眼神去打量。想到你總會開始失望，而我卻無能為力的時候。沮喪不已。
康偉（北京，《中國藝術報》副總編）：兒子，所謂不可知的未來故事，都已在過去和現在一一上演，但我依然盼望你是這世上的新鮮人：做最好的自己，你就是你。如果有人再用「這個世界會好嗎」問我，因為你，我會毫不猶豫地給出肯定的答案：是的，會好。因為你就是這「好」的一部分，你就是讓世界變好的原因。
李建中（上海，《新聞晨報》星期日版主任）：兒子，人生有時候就好像夜裏行船。我們，無論強悍或弱小，都是茫茫大海裏孤獨的船。不知來處，不明去向，也沒有什麼明星照耀前路。所以，我不預備做你的人生導師，或者期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人物。我只希望盡我所能，給你所需要的愛，當你能夠獨自行船的時候，記住在黑夜裏，我們相伴。
在學校任教的父親說
蔡朝陽（紹興，中學語文教師）：很抱歉，我一定曾讓你吃過塑化劑、三聚氰胺，這是我當初不想讓你到來的重要原因。紹興老同鄉魯迅說，在一個奴隸之邦，增加一個小孩，無非多一個奴隸。你瞧，我們的時代甚至比魯迅的時代更加不如。但無論怎樣的人生，都將是屬於你的人生；悲歡離合，都是生命的滋味，你將如我一樣，去體驗，去感受。
許子東（香港，嶺南大學 中文系主任）：Dorothy，世界縱有千般不是，仍然要追求美好。人生總有百種無奈，還是須構築夢幻（注：在女拔萃時最喜歡美工，現在哈佛GSD，不應後悔）。
活在紙上的父親說
魏英傑（杭州，《南方週末》時事評論員）：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對孩子感到愧疚卻又深覺無力。一個父親的職責是保護孩子，讓孩子健康成長。但是做到這一點既要靠作為父親的努力，也有賴於整個社會重視兒童的氛圍。一個人阻擋不了三聚氰胺，也難以清洗外界對兒童心靈的污染。讓孩子生於這樣的時代，真是一種不幸，所以只能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呼籲社會正義。
嚴力（美國，詩人）：孩子們：世界有一個共同的慈祥父親，總想為下一代創建更好的家庭與社會條件。同時他也是一個急於求成、不擇手段、貪戀權力的父親，仔細想想吧，孩子們！三聚氰胺、塑化劑、唱紅歌、互聯網、全球變暖、教育衰敗……你們以為這些是外星人幹出來的嗎？其實全是人類所為，而這些人類啊，大多數不是父親就是母親。
范泓（南京，歷史作家）：你在歐洲已有多年。不必把自己始終當成是中國人，因為你還是世界的一分子。只有在尊重人權的國度，普世價值才是你作為一個人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在你的祖國，個人的權利想要能夠得到保障，可能還需要很多年。所以，請你在歐洲再呆上幾年。
董啟章（香港，小說家）：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呢？但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又要問：我是不是一個合格的人呢？合格其實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人生是否合格，是沒有分數打的，也沒有簡單的標準可循。不是不作奸犯科，就叫做合格的。合格的「格」，不是外在的規則或法律，而是對自我 的要求。所以才有所謂人格。所謂合格，就是合乎人格吧。而人格的唯一尺規，是良知。現在的世界，有很多外在的標準，比如學歷、金錢、社會地位、權力之類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合乎良知。做不到這一點，就為之失格。作為父親，我希望能和孩子一起，努力做一個合格的人。
在江湖的父親說
韓志（北京，磨鐵出版公司市場部副總經理）：經常看到兒子的時候，我會想起父親。想到未來的他也將是一位父親。從而更明白自己是父親這個事實。這句話說起來糾結，其實是一種很微妙的情結，是一種極其深刻的生命體悟，在沒有孩子之前是無法得到的。為此我對眼前的這個小生命充滿感激，是你補全了我生命的意義。未來你的人生必將經歷喜悅、悲傷、幸運、迷茫、蛻變、磨礪……當你終有一日成為父親，也會在某一刻想起你的父親，生出同樣的感慨。
李小牧（日本，華裔歌舞伎廳內人）：愛兒一龍（3歲）君，老爸47歲生日那天，你呱呱墜地。巧合？或你我的絕妙緣分？你的到來是老爸從生到死最開心的事。期盼你20歲成人時與老爸對酒當歌、盡情盡興，老爸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健康並風流倜儻地活。雖經濟上沒辦法讓你做富二代，但老爸最期望你成為一個精神上的富二代。多讀書，多看看世界，多接觸五湖四海的人。這樣，即使我等不到你成人的那一天，老爸我也必當笑傲九泉。
[整理／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6/05/2011
台湾诗人批海南东坡书院“塑胶泡沫碑”事件
祖籍海南文昌铺前的台湾诗人罗门，携夫人蓉子来琼参加“两岸诗歌高端论坛”，2日在参观儋州东坡书院时，被苏东坡讲学、会友旧址“载酒堂”内外数十块塑胶、泡沫草就的诗文仿制碑“惹火”，批其“格调低俗, 是对文化的不尊敬。”
“苏东坡的诗文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是活生生的文化生命体，是从大自然里成长出来的中华文化因子。”罗门说：“这样的文化要有和他相配合的艺术形式才能对话。塑胶泡沫这些出现在婚礼等临时场景中的材质，完全无法在时间空间与东坡的诗文对话！我为东坡叫屈！我为美叫屈！”
“1993年我第一次踏进书院，当时古朴的环境颇能引发思古之情。这次听说书院加进新的元素，兴致好高的赶来，没料到这一连串低俗的东西把‘东坡书院’的古朴文化气息完全破坏掉了。要把它全部拿掉，代之以绘画、木质碑或者石碑，总之一定要用美的形式‘疼爱’东坡。”
记者现场所见，在“载酒堂”及两侧展示厅内外，密密麻麻排列了数十个塑胶为碑面、泡沫为碑体，焊接在粗燥的铁架上的苏东坡各个时期诗文的拓片灯箱。有些灯箱不仅拓片字体走形，甚至“碑体”已经变型甚至破损，被随意地排放在展览室的地面。
台湾诗人管管对记者说：“东坡书院”硬件已经有了，古屋、古树保护不错。仿制东坡诗文拓片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塑胶泡沫碑确实煞风景。希望海南岛有关单位投资做好书院开发软件，让“东坡书院”不仅代表儋州文化，也代表海南文化，代表中国文化。他建议书院用好东坡文化遗产，出版一批或精装或普及版的“原汁原味”东坡诗文线装书，“即使一时不卖钱，也能传播中华文化，提高百姓文化修养。这是让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强壮起来的功德之事。”
苏东坡1097年被放逐海南儋州，他曾为当地百姓讲学布道之处被后人称“东坡书院”，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
————————————
回应“塑胶泡沫碑”批评 海南儋州拟组“东坡文化园”专家顾问团
海南儋州市副市长张华，4日上午携该市旅游局负责人金艳萍来到海口寰岛泰德大酒店，赶在台湾诗人罗门、管管登机返台前，对他们批评儋州东坡书院“塑胶泡沫碑”格调不高表示感谢，并听取他们对筹建中的“东坡文化园”的建议。
6月2日，前来参加“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的诗人们参访儋州东坡书院。罗门、管管两位台湾老诗人不满东坡讲学旧址“载酒堂”及两侧展示厅内外，排列着数十个塑胶为碑面、泡沫为碑体，连接在铁架上的苏东坡各个时期诗文的拓片灯箱。认为“塑胶泡沫这些出现在临时场合中的材质，完全无法在时间空间与东坡的诗文对话！是对文化的不尊敬！”
张华对记者说，由于历史原因，现有的“东坡书院”管理水平的确和时代发展有差距。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获批后，儋州拟在“东坡书院”的基础上筹建“东坡文化园”，并被列入海南省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发展项目。
他说，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巨匠，他一生走过十个府州，唯有在海南留下“东坡书院”，这个文化遗产非常珍贵，儋州有条件成为全国推广“东坡文化”的重镇。中国文化人许多都心仪东坡，“东坡文化”不仅是儋州的精神财富，更是海南文化的高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何规划建设好“东坡文化园”，使之与东坡文化丰富的内涵相吻合，需要在筹建阶段得到海内外东坡爱好者、东坡研究专家共同出谋划策鼎立支持，“为此计划组建 ‘东坡文化园’专家顾问团，请专家、艺术家们在概念规划时即参与进来，提出专业意见，，待建成后更将邀请他们来研讨、讲学、吟诗、作画。”
正在编制概念规划的“东坡文化园”，将以“东坡书院”及它所在的有2000年历史的中和古镇为依托，策划将以东坡所走过的州府为串联，将东坡一生诗词、歌赋、散文、生活艺术进行一个全景展示。并且不仅推广文化，也能有效经营。
台湾诗人罗门，建议“东坡文化园”一定要有美的形式，要有精神的高度，切切不能流俗，要与东坡文化相吻合。
台湾诗人管管，建议将东坡文化元素进行系列的深度开发，可以将其诗文、书法、绘画做成各种规格的函匣纪念品、拓碑字帖，也可以制作印上东坡诗文的文具；将书院内东坡铜像、东坡吟诵过的狗仔花，做成旅游文化纪念品；聘请有修为的主持，主理书院内东坡纪念道观，为信奉东坡文化的人提供精神寄托；开发系列东坡美食；聘请驻院艺术家提升知名度；进行系列东坡文化讲座；举办海内外知名的东坡艺术节等。“总之，要有系列推广软件，让大家想来，来了有收获。”
留法台湾诗人方明建议，如同想到巴黎就想到埃菲尔铁塔一样，“东坡文化园”要聘请一流的设计师进行外观设计，并将其物化为logo，使之在所有相关的纪念品上出现。“这是现代文化传播手段中，一个非常有用的经验。”（完）
两岸诗人海南“飙诗” 冀望更多了解 更多理解
罗门、蓉子、管管、焦桐、阎志、杨克等十数位海峡两岸诗人，参加首次举办的“两岸诗歌高端论坛”，2日晚在海南大学一所简朴的礼堂“飙诗”，两岸诗情在海南岛夜的上空缠绵。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诗人李少君主持当晚的诗歌朗诵会，他说：《富春山居图》刚在台北合璧，两岸诗人今又在海南聚首，人画两团圆。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端午节也是诗人节，这个时刻这个聚首别有意味。
八十多岁的罗门、蓉子，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伉俪，罗门有着“一日一诗追蓉子”的故事。他说，美是我人生最高的追求，诗美要有与你接近的心灵去理解。当年遇到贤淑、善良、美丽的容子，我的诗心终于有所寄托，每日都会将“美的发现”寄情诗文，“急急切切要告诉她”。是晚朗诵蓉子的 “紫色向晚 向夕阳的天窗”（《一朵青莲》），罗门的“随便抓一把雪 一把银发 一把相视的目光 都是流回四月的河水 都是寄回四月的诗”（《诗的岁月——给蓉子》），他俩携手近一个甲子的爱情教人动容。
台湾“创世纪”诗群的代表诗人管管，出生于1928年，对于家乡青岛的记忆，停留在21岁端午节前三天，在麦地里与3位伙伴被“拉夫”的那一天。“我是独子，这一去再也没有能给爸妈写过一封信，死活两不知。爸妈后来过继了一个叔伯侄子做养子，当我1984年终于回到老家时，弟弟告诉我：每到除夕，爸妈煮好饺子，都要打开院子天井的门，妈妈敲着碗唤着俺的小名儿……”。这晚，管管朗诵了1965年的诗作《春歌》：“也不知是两个风筝放着两个孩子也不知是两个孩子放着哪个风筝 而另一个在仰脖看着看着呀那风筝就他妈妈的放了满满一天空 还有一批狗子在咬着满麦地满麦地那个风筝”。管管流着泪告诉记者：“那年头两岸不能通讯，这满天的风筝就是我们母子间的信！我多么希望这满天的风筝能飘过海峡，落在妈妈的麦地里。可后来才知道，我写下这诗的时候，爸妈已经故去好几年！”
当晚朗诵的，有两岸老中青几代诗人的诗作。
“六0后”台南女诗人颜艾琳，不少诗歌被翻译成英、法、韩、日语，并选人各国语文教材。她朗诵《宅女的房间》：“我在计算机前的沉思 有一个远方 ……我虽然常常窝在家里 但我是我房间的灵魂 ……”。“六0后”江南诗人潘维朗诵《梅花酒》：“从诗经的故乡，夫人，我带来了一瓶梅花酒，他取自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的案几中央，据说，酿制它的那位画工因此耗尽了魔力，连姓名也遗失在雪里，融化了。”
海南诗人也登台朗诵，有江非的《妈妈》、远岸的《做一个有关鱼的梦》。苏东坡最后流放地儋州的诗人陈海波，一首《儋州风华》还被谱曲吟唱。
“两岸诗歌高端论坛”是今年国台办两岸文化交流重点项目之一，由海南省台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海南省文联主办，来自两岸的近40位诗人就两岸诗歌研讨两日。2日上午，来自台湾的9位诗人，已去儋州东坡书院采风，今日的“高端论坛”将发表一份《海南纪要：我们关于当前汉语诗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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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冀望两岸诗歌：更多了解更多理解
管管、焦桐、方明、紫鹃、颜艾琳等一众台湾诗人，4日从海口登机飞回台北。为期三日的首届“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结束，两岸诗人期望两岸诗歌相互间更多了解、更多理解。
生于上海的杨小滨，是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在两岸间执教，并从事文化传媒工作。他提出，台湾现当代诗歌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歌的延续，是在大陆上世纪五0—七0年代诗歌传统缺失情况下的空间位移。台湾诗歌是中国诗歌大传统下的小传统，在中华诗歌文化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杨小滨说，“两岸诗歌上个世纪一起走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一九四九，此后出现了数十年的隔断，这期间台湾的诗歌传承了中国现代诗风，并走出一条特有的道路；大陆诗歌在迷失18年之后，八0年代起西风渐进，古风渐归，新旧体诗歌都登上新的高度。”
台湾诗人紫鹃提出，“两岸诗歌相互间阅读太少，因为缺少了解，所以缺少理解。”大陆对台湾诗人的认知，大部分停留在痖弦、余光中、罗门、郑愁予等七、八十岁的老诗人。中生代一些常在两岸游走的诗人，如白灵、萧萧、焦桐，以及女诗人夏宇、颜艾琳，大陆略有所知。而年轻一代的网络诗人如方群、夏夏、然灵等的作品，就几乎不被大陆了解。台湾诗歌则过于沉溺在个人泥淖中，尽管吸收大陆资讯的渠道畅通，但是读诗者有些慵懒，对大陆当代诗歌了解不多。
紫鹃感慨系之：“走到今日，两岸诗风已很不同，台湾诗歌强调细节与意象，大陆诗歌常以大格局出发强调中心思想。不过，大陆近年发展出以个人为主轴的‘城市书写’，与台湾诗人目前的书写方向又有些相同之处了。”
海南70后诗人蒋浩想了解两岸诗歌为何同根同源却发展出不同的谱系，带着现代诗歌传统到对岸的台湾诗歌，为何突然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相距的不只是诗的差距，已是文化的差距，两岸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
大陆《中国诗歌》主编阎志提出，台湾文学没有真正成为大陆文学研究的一个门类，大陆对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也不够系统、精准，“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给文学研究界提出了新命题。
为期三天的“两岸诗歌高端论坛”由海南省台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海南省文联主办，来自两岸的近40位诗人参加。论坛发表了《海南纪要：创造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提出中国诗歌应回归“中国”，建立自己的现代性，重建“既有历史渊源又包容并蓄”的传统意识。（完）
5/28/2011
HK的迷你「文藝復興」
文章日期：2011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駱以軍要回台灣了，總是當朋友要離開香港時才訝然發現對方已經來了一段日子，三個月了，在浸會大學演講和授課，風靡了許多香港文藝青年，搶著去聽去學，連中學老師甄拔濤都把小說《西夏旅館》改編為舞台劇，可見特區文學氣氛之濃，唉，西九 龍怎麼還不開設「香港文學館」？
曾有人說香港這幾年出現了所謂迷你型的「文藝復興」，若真有其事，功勞肯定不會來自藝術發展局。 沒錯，藝發局資助了很精彩的《字花》，但其後又竟忽略了這份刊物的精彩而縮減資助，可見當初的成功批核只是錯有錯著，絕不是藝發局文學組主事老先生的眼光獨到。
我認為，「文藝復興」有幾個關鍵源頭，一是互聯網，年輕人在網上找到氣味相投的文學同道，在網上發現原來閱讀絕非冷僻或變態行為，不，不是的，原來香港仍有許許多多年輕人在讀在寫，without apology，不必迴避，理直氣壯，大家都做「文化人」，高高興興，虛擬交流，多好玩。
其二，是浸會大學的鍾玲教授，她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類活動近十年，邀請兩岸三地華文作家前來助陣，作家類型有異、風格不同，如劉克襄寫生態，如陳雪寫情慾，如陳玉慧寫都市，如駱以軍寫傳奇，如李銳寫鄉土……他們除了在學院牆內面對學生，亦有任務在中央圖書館跟大眾對話，年輕人遂有機會開拓了眼光視野，不再錯認文學類別只有武俠和幻科和言情。鍾玲目前是浸會大學的副校長了，她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文學的大學副校長。其三呢，是中國大陸出版市場的膨脹開放，香港作家們先後「筆伐北伐」，或為了文藝，或為了搵食，但都有為「香港製造」打響了招牌的好效果，替新生代在內地寫作疏通了新的出路；同時，內地各式刊物報紙紛紛殺入香港的二樓書店，特區文化人能在中國大陸文化圈找到共鳴，或閱讀，或參與，皆被挑逗了創作雄心，長遠來看，在視野上，在格局上，必將漸漸由「香港文化人」變成「中國香港文化人」。
三路匯流，八方雲起，現在才剛剛開始；日後回看，這股「文藝復興」風潮，必另有一番複雜的歷史可說。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駱以軍要回台灣了，總是當朋友要離開香港時才訝然發現對方已經來了一段日子，三個月了，在浸會大學演講和授課，風靡了許多香港文藝青年，搶著去聽去學，連中學老師甄拔濤都把小說《西夏旅館》改編為舞台劇，可見特區文學氣氛之濃，唉，西九 龍怎麼還不開設「香港文學館」？
曾有人說香港這幾年出現了所謂迷你型的「文藝復興」，若真有其事，功勞肯定不會來自藝術發展局。 沒錯，藝發局資助了很精彩的《字花》，但其後又竟忽略了這份刊物的精彩而縮減資助，可見當初的成功批核只是錯有錯著，絕不是藝發局文學組主事老先生的眼光獨到。
我認為，「文藝復興」有幾個關鍵源頭，一是互聯網，年輕人在網上找到氣味相投的文學同道，在網上發現原來閱讀絕非冷僻或變態行為，不，不是的，原來香港仍有許許多多年輕人在讀在寫，without apology，不必迴避，理直氣壯，大家都做「文化人」，高高興興，虛擬交流，多好玩。
其二，是浸會大學的鍾玲教授，她主持國際作家工作坊之類活動近十年，邀請兩岸三地華文作家前來助陣，作家類型有異、風格不同，如劉克襄寫生態，如陳雪寫情慾，如陳玉慧寫都市，如駱以軍寫傳奇，如李銳寫鄉土……他們除了在學院牆內面對學生，亦有任務在中央圖書館跟大眾對話，年輕人遂有機會開拓了眼光視野，不再錯認文學類別只有武俠和幻科和言情。鍾玲目前是浸會大學的副校長了，她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文學的大學副校長。其三呢，是中國大陸出版市場的膨脹開放，香港作家們先後「筆伐北伐」，或為了文藝，或為了搵食，但都有為「香港製造」打響了招牌的好效果，替新生代在內地寫作疏通了新的出路；同時，內地各式刊物報紙紛紛殺入香港的二樓書店，特區文化人能在中國大陸文化圈找到共鳴，或閱讀，或參與，皆被挑逗了創作雄心，長遠來看，在視野上，在格局上，必將漸漸由「香港文化人」變成「中國香港文化人」。
三路匯流，八方雲起，現在才剛剛開始；日後回看，這股「文藝復興」風潮，必另有一番複雜的歷史可說。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5/06/2011
5/05/2011
辛亥．100﹕章太炎在哪裏？
辛亥革命百年展的遺漏人物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最近的一個周末，筆者抽空去參觀了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是日館內人頭簇擁，參觀者甚眾，委實讓筆者意外。更意外的，是參觀者的構成。看上去參觀者幾乎都是港人。許是周末的緣故，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似乎居多，且大多是伉儷結伴而來；還有兩三個小學生參觀團，在孩子們面前，講解員講得尤其用心，語言淺白易懂，孩子們仰臉傾聽。此情此景，頗令筆者感動。香港似乎是一個與「革命」無緣的城市，一個熱切地想像國族建構但卻似乎只能旁觀的前殖民地，但這一類的印象相信會因為這一展覽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變。
但是，這一展覽的主題畢竟在於突顯武昌起義，以及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聯，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拙文希望略微有所補充。
革命的語言力量
首先，武昌起義固然是決定性的，但這是結果，更為根本的語言的力量，展覽卻似乎未予充分提及。辛亥革命由主張君主立憲制之戊戌變法運動演變而來，由改良而革命，其間語言的力量實不亞於千軍萬馬。語言並非僅是現實、事物的表徵或代表，它可以產生、創造新的現實或事物。辛亥革命亦可證之。其次，強調語言的力量，也是為了觀察不同的城市在革命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革命的幾個基地中，大致說來，香港是早期的宣傳地和後方之一，廣州（含惠潮兩州）和武昌則是行動的實施地，上海租界也算是一個宣傳基地，而革命的總部和宣傳總基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實際上卻是在東京（含橫濱）。因主題的偏重，這次展覽涉及東京的部分也不算多。再次，強調語言的力量，尤其是因為筆者覺得這一展覽對辛亥革命最大的宣傳家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墨過少，只寥寥兩行。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儘管如此，無論在大陸還是台灣，在國共兩黨的黨派中心尤其是五四中心的近代史敘述中，章太炎卻是長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這次展覽對章太炎的作用和意義墨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章太炎與孫中山、黃興並稱「革命三尊」，以辛亥革命最銳利的宣傳家而為人稱道。學問上，章太炎為清朝考據學（樸學）的集大成者。考據學是漢學在清代的發展形態，主張從語言文獻中求經史義理之歸依，乃是從語言角度綜合經學、小學、史學、禮制之學、諸子學的學問體系。漢學和考據學的稱謂有與宋學（朱子學或理學）和陽明學的稱謂相對之意。太炎也被目為國學之象徵人物，但事實上他在哲學上卻是糅合中西，他對西方哲學之看法今日仍不失其獨到之處。政治上，他先贊同康有為的變法改良派，但後來轉而投身反清革命運動，成為康氏最難對付的學術、政治論敵。1903年5月，自日本歸來的鄒容作《革命軍》，適逢前一年5月康有為撰文《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能行革命書》，反對革命，力主改良。章太炎騰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與鄒容《革命軍》同時刊出，「不及一月，數千冊銷行殆盡」（蔣維喬文章，《制言》雜誌第二十五期），「此案之風潮影響青年思想，至巨至速」（馮自由《革命逸史》「浙江之文字獄」）。章太炎文中譏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年6月29日《蘇報》轉載此文，文章發表次日章太炎即被捕，羈繫上海租界。章太炎在《太炎自定年譜》中曰：「時五月上旬也。清廷求各國領事引渡，不許；願以滬寧鐵路權易之，亦不許。余駁康書亦無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師代表，與吾輩對質，震動全國，革命黨生氣大盛矣。」章太炎於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於上海租界身陷囹圄，同時入獄的鄒容期間死於獄中。這就是著名的「蘇報案」。由是觀之，上海能成為章太炎與鄒容挑戰清廷的舞台，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香港早期何以成為辛亥革命的早期的基地了。東京能長期成為辛亥革命的基地，更是因為在外國。清廷甘願拱手將滬寧鐵路權讓給洋人，以換取章、鄒，亦足於證明清廷對語言力量的恐懼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章太炎出獄後，旋即被孫文派人接往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東京。1906年7月15日，在日留學生超過兩千人盛會歡迎章太炎（同上馮著《章太炎事略》），亦由此可知太炎文章和實踐對青年學子和革命志士影響甚巨。章太炎後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民報》於1905年11月於東京創刊，自第六期起，直至1908年11月第二十四期被日本政府查禁為止，都由章太炎主編。章氏犀利的筆鋒，加之博大精深的學養，從思想理論方面提升了反清陣營的實力。革命成功後所擬國號「中華民國」，即出自他發表於《民報》第十五號（1907年7月）上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深受章氏影響的魯迅譽之為「巨大的紀念」(《太炎先生二三事》）。這期間，太炎還參與發起以皖浙志士為主的光復會，但因與孫文不和，遂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並出任會長。辛亥革命後，他力主聯邦制，參與制定省級憲法。在北洋軍閥與辛亥革命的革命派短暫的合作時期，他亦曾出任大總統袁世凱治下的東三省籌邊史，但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政，自1913年8月至1916年6月遭軟禁。1917年袁世凱猝逝，他再度與孫文合作，出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孫文去世後，隨蔣介石逐漸掌握實權，章氏亦淡出政治，轉而專治學術。魯迅謂其曰：「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中略）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同前）
魯迅稱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同前），誠哉斯言！竊以為，百年中國，若舉三位學問最博大精深者，太炎先生當居其一；若舉最有學問之特立獨行的革命者，太炎先生則是絕無僅有。太炎先生仍是我們回望、反思「共和」的原點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吾輩相對化現有的大寫的歷史敘述，並重審思想史與學術史的一個最重要的存在。
[文／林少陽 編輯：方曉盈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高人範兒
文章日期：2011年5月5日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台灣作家張大春常寫博客，在《中國時報》的網站上，每天評事論人，寫盡天下風雲；三天前，他發了這樣的一段文字，提醒我們，曾有一位人物，逝世已經兩年。
「2009年5月5日晚間9點24分，高信疆先生病逝於台北和信醫院，享年六十五歲。 在高公生前，我們共同的好友馬家輝給過我一封電郵，容我在此公布，是為故人身後兩年整的一份追思。
高信疆先生來了香港兩天，陪他到處見朋友，喝咖啡。九七年，他打電話到台北把我找回香港，晚上接了電話，翌晨我便攜著行李回來，開展我的編輯生涯。受台灣的文化氛圍滋養的我，拒絕不了高先生的誘惑，回想當夜，如果接不到那通電話，今天的我可能已在台灣某間大學擔任副教授之類。
高先生讓我看見什麼是大氣魄。
他離開報社時，我故作輕鬆地說『打工而已，沒什麼大不了』，他很不以為然地回答，『家輝，不是打工，我是覺得能夠做到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才投入工作。性格不決定命運，理想才決定命運。』
他目前住在北京，每天幾次長途電話陪在台北的太太唸聖經。他說，你愛這個人，便要讓她高興。更何況她陪你吃了這麼多苦。」
跟高先生聊天是很好玩的事情，他懂得多，知識面廣，心胸也闊，妙語連珠，百無禁忌卻又從不逾軌，後輩在他面前，心情放鬆，能夠暢所欲言，不覺絲毫壓力。他是見過場面的人，在社交應酬上，進退應對，禮數周到，從座位次序安排到菜餚酒水喚點，從客人的搭配到話題的取捨，皆有要求，總能令主賓盡歡，跟在他身邊，真是開了眼界，明白什麼叫做「範兒」。年輕一輩的從台灣來港的傳媒人或文化人，極難再有如斯功力，除了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羅智成，說來，許多年前他亦曾在《中國時報》跟高信疆工作，是「高門弟子」，怪不得。
高人遠去，我的筆記本上其實尚寫了不少高先生的妙語趣言，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版一本《高信疆語錄》，讓大家有以啟悟。他走了，但留下範兒，所以其實，仍在。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4/29/2011
转发：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隱瞞核危的共犯
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每一個大學都會為有名的公司開一個講座由公司出錢的，在中國這個行為是被稱為冠名，而在日本是稱為寄付，但是這個所謂的給付裏有很大的文章，我今天就要向大家講講東京電力如何出錢收買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內幕。本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內幕資料，正好在跟蹤東京電力的隱瞞事故的事情，一位與我熟悉的老前輩知道以後就告訴了我有這內幕素材，經過跟蹤調查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一般開講座的話如果是客座教授一次最多2萬至5萬日圓，就算高級教授一次最多10萬日圓（約7000人民幣）這樣一年40次講座就是400萬日圓，而一般企業的捐贈最多1000萬日圓，因為不是所有的講座都是請高級教授，有時也不是同一位教授，所以實際費用並不高。但是東京電力卻向一個不是東京地區的大學捐贈了5億元作為講座費用。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所大學就是著名的長崎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根據學校、按學科可以分為名校，如經濟學部的話，大阪大學、慶應大學等大學都是這方面的頭塊牌子，而長崎大學醫學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立6所醫科大 學之一。突然有一天東京電力向長崎大學發函，要求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圓（約710萬人民幣），要求就是開一個講座題目是——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在理由書中就是通過這個講座推進原子能發電事業。當時的長崎大學校長池田高良（是放射性損傷科教授）想稍稍改動理由書就把這筆錢收下來，這個舉動遭到校內師生一致反對，在當年夏季的校長選舉中成為引人注意的話題。正好同時，東京電力隱瞞福島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的爐壁有裂縫之事，在1997年強行更換反應爐，令2000多位員工在不知情的情下受到嚴重核輻射。之後還是繼續隱瞞事實，直到最近才被發現，這也是當初為何東京電力要向長崎大學捐贈金錢開設講座的原因了。長崎大學在當年夏天的校長選舉中，齋藤寬（公害學教授）被選為校長，他馬上就召開臨時教授會議，決定退還東京電力已經轉來的錢，不再接受東京電力的捐贈。
企業收買研究機構頻生
其實在日本企業收買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來欺騙民眾的事屢屢發生，早在1956年熊本縣當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病，後來知道是水俁病。當地熊本大學立刻調查，結果是水銀排放造成的，即刻通知這家公司停止排放污水。但是之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馬上就拉東京大學的專家一起開了水俁病的座談會，也就是後來所講的田宮委員會。這些專家大概吃過了腐爛的魚原因，他們都閉眼睛瞎說在熊本海岸的怪味是魚腐爛所致。當時的輿論都被這些專家的權威所忽悠，之後水俁病的危害進一步擴大。
現在同樣的錯誤仍是繼續，據東京電力內部透露經過幾次大的爆炸，2號、3號機組內的核燃料棒已大規模受損。但是東京電力還在說只是1號機組的70%燃料棒受損。這個詭辯現在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如只有小的損傷為何福島電站周圍的放射量一直有增無減，離開福島核電站40公里的核放射量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2倍。據我調查東京電力在最近1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了5億日圓的資金，同時還向東京工業大學等捐有重金，在這些大學的社會捐贈名單中也是名列前茅，天下沒有白食可以吃，捐贈目的就是要在這些大學培養為東京電力講話的所謂的專家。俗話云，吃人家嘴軟，拿人家壽短。看到日本電視台上那些講解核危機的專家我想講：如果要我相信你，你把吃進去的全部吐出來。媒體的使命就是公正、中立、客觀地報道事件，那些參與在媒體的專家也應該持有相同理念，如果不能保證，只有請雙方專家才能保證這個公平的要求。
「不會馬上影響人體」
從3月11日至今，日本的各個核專家都成為電視或者紙質媒體的青睞對象，其中包括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還有就是那些著名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築波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的理學專家輪番上場講解那些看似深奧的核電的指示。
但不管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記者招待會以及電視上專門解釋的內容都覺得不對味，因為他們都有一句共同的用語：不會馬上對人體產生影響。同時從福島核電站現場傳來的消息都是令人沮喪的，到最後從核事故等級3開始，一路上調到最高級7級，終於與著名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看起了。但是這段期間，那些專家的講解內容令人起疑，東京大學工學系教授關村直人說：「我想是燃料棒的一部分溶解漏出，反應堆已經停止，已經冷下來，大家要冷靜對應爐心熔融是不可能，冷卻水不可能泄漏。」
在各大媒體頻頻露臉的京都大學原子能實驗所教授中島健，不管什麼媒體詢問，他的回答都是沒有問題。被問到的泄漏時，他很輕描淡寫地說：「很重飛不遠所以很安全。」但之後的事實對他們的言論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是他們為何會睜眼睛說瞎話，他們都是日本核電堅定的支持者與推進者組織原子能村的成員。關村教授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小委員會委員，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關係很深。同時關村教授所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院與東京電力的關係很深，東京電力從10年前開始以冠名講座的名義向東京大學支付了約5億日圓（約共4000萬人民幣），這個東京電力是東京大學的財神爺。而中島教授與關村教授一樣都是核燃料回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同時是文部省原子能安全技術顧問。
原子能研究3大勢力
在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有3股勢力：東京大學工學部、東京工業大學原子能工學研究所、京都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的科學家等。在京都大學雖然有講核能危險的科學家，但是在京都大學內他們的待遇升級都遭到冷遇，一般電視媒體也不會叫他們去談。如果不是核能推進派的人士國家不會撥款給他們，東京電力也不會撥款支持他們。結果公眾看到的專家都是說：「可以放心的。」
所謂原子能村的組織，這是一個由產業、官方、學術等組成的共同體。能夠上電視的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相互之間緊密聯繫，其中組織的中心就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的成員。這裏面有一般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成績好，比較聽教授的人才會留校；其次是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政府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第三是去東芝、三菱等原子反應堆的製造公司；第四是去電力公司，最後是到經濟產業省或者文部省成為官僚。
大家可曾記得小澤一郎 在10多年前的發言，日本能夠在一周內製造出原子彈，他說的不是大話，日本的原子能技術是有目共睹，而這個成就的核心力量就是原子能村的成員，他們都是以日本有製造原子彈能力而自負，自己的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所以從大學開始就教育年輕人，找到有相同思想的人，把他們送進原子能村裏。
這在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人員出身就可以知道，如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俊介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而政府間監視原子能安全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班目春樹也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在擔任東京大學以後，才擔任這個職務。不管是支持發展原子能以及監視管理原子能的都在相同的地方出身畢業，所以他們會高叫原子能是安全，對於原子能的危險卻是輕描淡寫。
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省原來就是貫徹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推核能的國家方針，每年一次召集全國各電力公司開座談會，要求他們下大力研究開發核能，而電力公司在會上說明自己公司的核能推進計劃。但是經濟產業省下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監視與管理的機構，經濟產業省這樣做不是人格分離嗎？
而且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官僚的養老過渡之地，如每天在電視上出現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的發言人西山英彥審議官，就不是原子能專門出身，在核危機之前還是管減免稅協定的官員，因為他以前擔任過處理某種品牌害死人的事件，大家都講他是救火隊員。不止一個西山，在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裏的一半以上的檢查官就是從原來核能製造企業招聘的，一時間招不到人這也是救急的辦法，這些人都有核能的知識與經驗，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與原來公司關係很深，也不會認真檢查。
比如保安院的檢查官如果在核電站發生問題時進入現場檢查的基準書都是核電站的原來核能製造企業出身人員製作的，他們自己設計反應堆，到哪裏檢查會引起電力公司的反感心理很清楚。結果就是檢查那些安全的部分，那些在第一線擔當檢查的工作的技術人員，在現場聽到是電力公司人員的報告：「你指出的地方是安全，請放心。」之後就到接待室吃完高價招待套餐結束檢查。
除了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外，還有一個日本政府管理核能的機構，這就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裏面的所有組成除了我在之前提到的班目委員長，還有久木田豐、小山田修，3人出身於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同時久木田豐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小山田修還是日本核能反應堆製造廠商日立製作所的前員工。據內部消息班目委員長對於原子能的危機意識很低，在2007年中部電力濱岡核電站被當地民眾起訴時，當時是東京大學教授的班目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當被問及所有電源喪失，冷卻系統停止的情下怎麼辦時，他的回答：「如果要想到這個情就不要建核電站。」這樣的人最後做到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的最高職位。還有一個內幕消息：在地震之後，班目被菅直人 首相叫到官邸，隨後問他：「核電站不會爆炸吧。」班目信誓旦旦地回答：「沒有問題，有點氫氣不會爆炸。」菅直人發火地說：「有氫氣就要爆炸啊，這是常識。」
大學東電官僚關係緊密
除了原子能村這個推進日本原子能的組織，還有很多專門靠核能吃飯的日本官方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日本的水軍，為日本的原子能推進搖旗吶喊，所以這些組織的頭頭都是經產業大臣的顧問機構——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的原子能分部成員。而且這個壞傳統都有歷史傳承，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前會長，就是班目的學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在2010年擔任了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理事長，這個機構就是1995年泄漏出銫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的管理者，換句話說從原來管理核能的官方機構第一把手，換位到推進原子能的第一把手。結論就是東京電力等電力公司與學術研究以及官僚機構的關係之緊密。
為何講東京電力與這些官僚等關係密切，因為東京電力的相關公司有256個，就在這些公司裏隨便安排一個位子都可以為政府部門的官僚找一個位置。我曾撰文說過，日本退休以後馬上拿不了退休工資，要兩年以後才拿得到，這段時間很多退休官僚都會找一個地方撈外快。而核能的批准沒有政府部門允許是不行的，所有部門要打點，包括政府的資源能源廳長官在內。這些人、機構、學者、專家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都是在吸取電力金錢的蛀蟲，為了保護這個利益，原先應該用科學來保護民眾安全的科學家，都在為東京電力隱瞞核電危機的實際危機。他們還在高唱：「安全，對身體沒有影響」。如果是這樣我要把這些專家押送到福島核電站現場，讓他們親眼看看，這些睜眼說瞎話的人。
橋本隆則--作者為日本華人，博士學歷，現居日本大阪。主攻國際關係，《聯合早報》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約評論員。
[文 橋本隆則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揭東電收買專家黑幕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在日本每一個大學都會為有名的公司開一個講座由公司出錢的，在中國這個行為是被稱為冠名，而在日本是稱為寄付，但是這個所謂的給付裏有很大的文章，我今天就要向大家講講東京電力如何出錢收買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內幕。本來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內幕資料，正好在跟蹤東京電力的隱瞞事故的事情，一位與我熟悉的老前輩知道以後就告訴了我有這內幕素材，經過跟蹤調查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一般開講座的話如果是客座教授一次最多2萬至5萬日圓，就算高級教授一次最多10萬日圓（約7000人民幣）這樣一年40次講座就是400萬日圓，而一般企業的捐贈最多1000萬日圓，因為不是所有的講座都是請高級教授，有時也不是同一位教授，所以實際費用並不高。但是東京電力卻向一個不是東京地區的大學捐贈了5億元作為講座費用。這又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所大學就是著名的長崎大學醫學部，在日本根據學校、按學科可以分為名校，如經濟學部的話，大阪大學、慶應大學等大學都是這方面的頭塊牌子，而長崎大學醫學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立6所醫科大 學之一。突然有一天東京電力向長崎大學發函，要求向長崎大學醫學部捐贈9000萬日圓（約710萬人民幣），要求就是開一個講座題目是——低線量放射線對人體的影響。在理由書中就是通過這個講座推進原子能發電事業。當時的長崎大學校長池田高良（是放射性損傷科教授）想稍稍改動理由書就把這筆錢收下來，這個舉動遭到校內師生一致反對，在當年夏季的校長選舉中成為引人注意的話題。正好同時，東京電力隱瞞福島核電站3號機組反應堆的爐壁有裂縫之事，在1997年強行更換反應爐，令2000多位員工在不知情的情下受到嚴重核輻射。之後還是繼續隱瞞事實，直到最近才被發現，這也是當初為何東京電力要向長崎大學捐贈金錢開設講座的原因了。長崎大學在當年夏天的校長選舉中，齋藤寬（公害學教授）被選為校長，他馬上就召開臨時教授會議，決定退還東京電力已經轉來的錢，不再接受東京電力的捐贈。
企業收買研究機構頻生
其實在日本企業收買大學或者研究機構來欺騙民眾的事屢屢發生，早在1956年熊本縣當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病，後來知道是水俁病。當地熊本大學立刻調查，結果是水銀排放造成的，即刻通知這家公司停止排放污水。但是之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馬上就拉東京大學的專家一起開了水俁病的座談會，也就是後來所講的田宮委員會。這些專家大概吃過了腐爛的魚原因，他們都閉眼睛瞎說在熊本海岸的怪味是魚腐爛所致。當時的輿論都被這些專家的權威所忽悠，之後水俁病的危害進一步擴大。
現在同樣的錯誤仍是繼續，據東京電力內部透露經過幾次大的爆炸，2號、3號機組內的核燃料棒已大規模受損。但是東京電力還在說只是1號機組的70%燃料棒受損。這個詭辯現在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如只有小的損傷為何福島電站周圍的放射量一直有增無減，離開福島核電站40公里的核放射量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標準2倍。據我調查東京電力在最近1年向東京大學捐贈了5億日圓的資金，同時還向東京工業大學等捐有重金，在這些大學的社會捐贈名單中也是名列前茅，天下沒有白食可以吃，捐贈目的就是要在這些大學培養為東京電力講話的所謂的專家。俗話云，吃人家嘴軟，拿人家壽短。看到日本電視台上那些講解核危機的專家我想講：如果要我相信你，你把吃進去的全部吐出來。媒體的使命就是公正、中立、客觀地報道事件，那些參與在媒體的專家也應該持有相同理念，如果不能保證，只有請雙方專家才能保證這個公平的要求。
「不會馬上影響人體」
從3月11日至今，日本的各個核專家都成為電視或者紙質媒體的青睞對象，其中包括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下屬原子能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還有就是那些著名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築波大學、大阪大學、京都大學的理學專家輪番上場講解那些看似深奧的核電的指示。
但不管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記者招待會以及電視上專門解釋的內容都覺得不對味，因為他們都有一句共同的用語：不會馬上對人體產生影響。同時從福島核電站現場傳來的消息都是令人沮喪的，到最後從核事故等級3開始，一路上調到最高級7級，終於與著名的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看起了。但是這段期間，那些專家的講解內容令人起疑，東京大學工學系教授關村直人說：「我想是燃料棒的一部分溶解漏出，反應堆已經停止，已經冷下來，大家要冷靜對應爐心熔融是不可能，冷卻水不可能泄漏。」
在各大媒體頻頻露臉的京都大學原子能實驗所教授中島健，不管什麼媒體詢問，他的回答都是沒有問題。被問到的泄漏時，他很輕描淡寫地說：「很重飛不遠所以很安全。」但之後的事實對他們的言論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是他們為何會睜眼睛說瞎話，他們都是日本核電堅定的支持者與推進者組織原子能村的成員。關村教授是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原子能安全小委員會委員，與日本經濟產業省的關係很深。同時關村教授所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院與東京電力的關係很深，東京電力從10年前開始以冠名講座的名義向東京大學支付了約5億日圓（約共4000萬人民幣），這個東京電力是東京大學的財神爺。而中島教授與關村教授一樣都是核燃料回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同時是文部省原子能安全技術顧問。
原子能研究3大勢力
在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有3股勢力：東京大學工學部、東京工業大學原子能工學研究所、京都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的科學家等。在京都大學雖然有講核能危險的科學家，但是在京都大學內他們的待遇升級都遭到冷遇，一般電視媒體也不會叫他們去談。如果不是核能推進派的人士國家不會撥款給他們，東京電力也不會撥款支持他們。結果公眾看到的專家都是說：「可以放心的。」
所謂原子能村的組織，這是一個由產業、官方、學術等組成的共同體。能夠上電視的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相互之間緊密聯繫，其中組織的中心就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的成員。這裏面有一般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如果成績好，比較聽教授的人才會留校；其次是進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等政府的原子能研究機構；第三是去東芝、三菱等原子反應堆的製造公司；第四是去電力公司，最後是到經濟產業省或者文部省成為官僚。
大家可曾記得小澤一郎 在10多年前的發言，日本能夠在一周內製造出原子彈，他說的不是大話，日本的原子能技術是有目共睹，而這個成就的核心力量就是原子能村的成員，他們都是以日本有製造原子彈能力而自負，自己的核技術是世界最先進的，所以從大學開始就教育年輕人，找到有相同思想的人，把他們送進原子能村裏。
這在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人員出身就可以知道，如原子能委員會委員長近藤俊介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而政府間監視原子能安全的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班目春樹也是東京大學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研究肄業，在擔任東京大學以後，才擔任這個職務。不管是支持發展原子能以及監視管理原子能的都在相同的地方出身畢業，所以他們會高叫原子能是安全，對於原子能的危險卻是輕描淡寫。
日本政府的經濟產業省原來就是貫徹日本政府在國內大力推核能的國家方針，每年一次召集全國各電力公司開座談會，要求他們下大力研究開發核能，而電力公司在會上說明自己公司的核能推進計劃。但是經濟產業省下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監視與管理的機構，經濟產業省這樣做不是人格分離嗎？
而且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官僚的養老過渡之地，如每天在電視上出現的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的發言人西山英彥審議官，就不是原子能專門出身，在核危機之前還是管減免稅協定的官員，因為他以前擔任過處理某種品牌害死人的事件，大家都講他是救火隊員。不止一個西山，在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裏的一半以上的檢查官就是從原來核能製造企業招聘的，一時間招不到人這也是救急的辦法，這些人都有核能的知識與經驗，但是不要忘記他們與原來公司關係很深，也不會認真檢查。
比如保安院的檢查官如果在核電站發生問題時進入現場檢查的基準書都是核電站的原來核能製造企業出身人員製作的，他們自己設計反應堆，到哪裏檢查會引起電力公司的反感心理很清楚。結果就是檢查那些安全的部分，那些在第一線擔當檢查的工作的技術人員，在現場聽到是電力公司人員的報告：「你指出的地方是安全，請放心。」之後就到接待室吃完高價招待套餐結束檢查。
除了原子能安全與保安院外，還有一個日本政府管理核能的機構，這就是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裏面的所有組成除了我在之前提到的班目委員長，還有久木田豐、小山田修，3人出身於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同時久木田豐還是日本原子能研究所，小山田修還是日本核能反應堆製造廠商日立製作所的前員工。據內部消息班目委員長對於原子能的危機意識很低，在2007年中部電力濱岡核電站被當地民眾起訴時，當時是東京大學教授的班目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當被問及所有電源喪失，冷卻系統停止的情下怎麼辦時，他的回答：「如果要想到這個情就不要建核電站。」這樣的人最後做到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員的最高職位。還有一個內幕消息：在地震之後，班目被菅直人 首相叫到官邸，隨後問他：「核電站不會爆炸吧。」班目信誓旦旦地回答：「沒有問題，有點氫氣不會爆炸。」菅直人發火地說：「有氫氣就要爆炸啊，這是常識。」
大學東電官僚關係緊密
除了原子能村這個推進日本原子能的組織，還有很多專門靠核能吃飯的日本官方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日本的水軍，為日本的原子能推進搖旗吶喊，所以這些組織的頭頭都是經產業大臣的顧問機構——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的原子能分部成員。而且這個壞傳統都有歷史傳承，在原子能安全委員會的前會長，就是班目的學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鈴木，在2010年擔任了日本原子能研究機構的理事長，這個機構就是1995年泄漏出銫的高速增殖反應堆的管理者，換句話說從原來管理核能的官方機構第一把手，換位到推進原子能的第一把手。結論就是東京電力等電力公司與學術研究以及官僚機構的關係之緊密。
為何講東京電力與這些官僚等關係密切，因為東京電力的相關公司有256個，就在這些公司裏隨便安排一個位子都可以為政府部門的官僚找一個位置。我曾撰文說過，日本退休以後馬上拿不了退休工資，要兩年以後才拿得到，這段時間很多退休官僚都會找一個地方撈外快。而核能的批准沒有政府部門允許是不行的，所有部門要打點，包括政府的資源能源廳長官在內。這些人、機構、學者、專家都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都是在吸取電力金錢的蛀蟲，為了保護這個利益，原先應該用科學來保護民眾安全的科學家，都在為東京電力隱瞞核電危機的實際危機。他們還在高唱：「安全，對身體沒有影響」。如果是這樣我要把這些專家押送到福島核電站現場，讓他們親眼看看，這些睜眼說瞎話的人。
橋本隆則--作者為日本華人，博士學歷，現居日本大阪。主攻國際關係，《聯合早報》撰稿人，日本《朝日放送》特約評論員。
[文 橋本隆則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世紀情書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9日
【明報專訊】若論辛亥革命最悲壯的情書，自然是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少年初讀《與妻訣別書》，感動與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不知情為何物，不懂生死相許，開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便情不自禁讀下去，終生難忘。
世上情書常能感動愛人，但情書變成為國犧牲的絕筆，當能感動天下。林覺民的情書，寫於起義之前，及後便以死殉國。夜闌人靜，想起懷孕的妻子，想到獻身的中國，就在手巾寫下這情書，字字泣血，天亮時交給朋友，說：我死，幸為轉達。最後，情書成為絕筆，林覺民雖死猶生。
情書永垂，皆因刻骨銘心；絕筆不朽，皆因從容就義。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兩者兼備，有人統計過，信中呼喚妻子49次，最後仍選擇復興中華的大愛，他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
林覺民畢業於慶應大學，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參與的正是黃花崗起義。天明，他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中途受傷，力盡被俘，審訊時毫無懼色，判刑後面不改容，連差點被革命軍刺殺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暗歎：「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覺民死後，遺書輾轉送到家中，意映悲痛欲絕，曾有自殺之念，經林覺民雙親跪求，念子年幼，放棄自殺。一年後，意映思念過度，終於抑鬱而死，讓悲劇再添新愁。辛亥革命受黃花崗起義的感召，像回應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遺願：「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終於成功推翻滿清。
一百年來，人們多從男性的角度，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一百年後，台灣女歌手齊豫，以女性的感覺，代意映寫歌給林覺民說：我留守著數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盡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百年辛亥，世紀情書，愛與夢仍然使人心痛。
[張文光]
【明報專訊】若論辛亥革命最悲壯的情書，自然是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
少年初讀《與妻訣別書》，感動與震撼至今難忘。那時，不知情為何物，不懂生死相許，開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便情不自禁讀下去，終生難忘。
世上情書常能感動愛人，但情書變成為國犧牲的絕筆，當能感動天下。林覺民的情書，寫於起義之前，及後便以死殉國。夜闌人靜，想起懷孕的妻子，想到獻身的中國，就在手巾寫下這情書，字字泣血，天亮時交給朋友，說：我死，幸為轉達。最後，情書成為絕筆，林覺民雖死猶生。
情書永垂，皆因刻骨銘心；絕筆不朽，皆因從容就義。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兩者兼備，有人統計過，信中呼喚妻子49次，最後仍選擇復興中華的大愛，他說：「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羶，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
林覺民畢業於慶應大學，在日本已加入同盟會，參與的正是黃花崗起義。天明，他隨黃興攻入總督衙門，中途受傷，力盡被俘，審訊時毫無懼色，判刑後面不改容，連差點被革命軍刺殺的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暗歎：「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覺民死後，遺書輾轉送到家中，意映悲痛欲絕，曾有自殺之念，經林覺民雙親跪求，念子年幼，放棄自殺。一年後，意映思念過度，終於抑鬱而死，讓悲劇再添新愁。辛亥革命受黃花崗起義的感召，像回應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遺願：「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終於成功推翻滿清。
一百年來，人們多從男性的角度，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一百年後，台灣女歌手齊豫，以女性的感覺，代意映寫歌給林覺民說：我留守著數不完的夜和載沉載浮的凌遲，誰給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盡的付出都化成紙上的一個名字？
百年辛亥，世紀情書，愛與夢仍然使人心痛。
[張文光]
4/24/2011
雲南至星洲高鐵明動工
雲南至星洲高鐵明動工
10小時到新加坡 泛亞高鐵2020年建成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本周出訪馬來西亞和印尼，而泛亞高速鐵路中國段將於明日（25日）開工建設。這條由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是泛亞高鐵東南亞中線（昆明至新加坡）的一部分，整條線路將在2020年建成通車，未來坐火車從昆明到新加坡僅需10小時左右。中國目前擬定3條高鐵建設路線，分別穿越中亞、俄羅斯及東南亞，計劃正與相關國家談判。
東中西三方案分段開建
中廣網報道，按照《亞洲鐵路網政府間協定》，中國至萬象的高鐵，還將延伸到泰國曼谷，然後經馬來西亞吉隆坡，終至新加坡，全長3900公里。屆時可由昆明直達新加坡。有關協議初步確定了泛亞鐵路的路線，分東、中、西線三個方案，各線將分段開建，整個鐵路網有望在2020年完成。
作為泛亞鐵路網最南端的路線，從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鐵也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承包工程和細節已進入最後階段。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表示，這個項目的投標中國公司勝算很大。「由於此項工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基建工程，需要進行更充分的商討與論證，且勢必會上升為國家層面，有可能在領導人國事訪問中進行公布。」黎雪榮說。
溫家寶訪問期間或公布投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目前與中國在商談建設高鐵的亞洲國家還有緬甸、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他透露，緬甸境內路段勘測工作已結束，但離動工還需要一段時間。由於地形複雜，中國通往緬甸的鐵路只能達到每小時170公里的速度，與高鐵的速度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在談判中承諾提供高鐵技術、設備及最高時速達350公里的中國高速列車，並且承擔那些願意向中國運輸天然氣或鋰等自然資源的國家建設高鐵的費用。」王夢恕表示，中國計劃將在國內建設的高鐵網延伸到俄羅斯、中亞以及東亞17個國家。中國制定了中亞和俄羅斯大陸橫斷鐵路、東南亞鐵路等3條高鐵網建設計劃，正在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期能在2025年內完工。
總理溫家寶將於本月27至30日訪問馬來西亞和印尼，據外交部透露，溫家寶27日至28日訪問馬來西亞，將與大馬簽署電訊及基建協議；而在29日至30日訪問印尼期間，將會簽署包括銀行合作、建設投資、棕櫚油生產及火力發電廠等多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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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化經貿戰略 影響力將達印度洋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北京大力推動泛亞鐵路，不僅能打破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石油運輸只能經馬六甲海峽的現狀，使中國的能源供應得到更多保障，還可強化中國與東盟一體化，並擴大和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在地緣戰略上有所突破，令中國的影響力可直達印度洋。
中廣網引述雲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陳鐵軍表示，隨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國與東盟已實現自由貿易區，解決了人為的貿易壁壘問題，但雙方之間天然的「自然壁壘」還須通過泛亞鐵路來解決。
解決能源「馬六甲困局」
雲南大學東盟商務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表示，泛亞高鐵可緩解中國能源進口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據中國海關數據，去年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為23.931萬噸，從中東、非洲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原油佔了80%。
此一地緣戰略上的突破，除可解決中國進口能源面臨的「馬六甲困局」外，中國的政經影響力更將直達印度洋。高鐵網也可為日韓兩國服務，運送其所需能源及貨物，使之成為具「全球意義的通道」。
10小時到新加坡 泛亞高鐵2020年建成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將於本周出訪馬來西亞和印尼，而泛亞高速鐵路中國段將於明日（25日）開工建設。這條由雲南昆明至老撾首都萬象的高鐵，是泛亞高鐵東南亞中線（昆明至新加坡）的一部分，整條線路將在2020年建成通車，未來坐火車從昆明到新加坡僅需10小時左右。中國目前擬定3條高鐵建設路線，分別穿越中亞、俄羅斯及東南亞，計劃正與相關國家談判。
東中西三方案分段開建
中廣網報道，按照《亞洲鐵路網政府間協定》，中國至萬象的高鐵，還將延伸到泰國曼谷，然後經馬來西亞吉隆坡，終至新加坡，全長3900公里。屆時可由昆明直達新加坡。有關協議初步確定了泛亞鐵路的路線，分東、中、西線三個方案，各線將分段開建，整個鐵路網有望在2020年完成。
作為泛亞鐵路網最南端的路線，從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鐵也已被提上議事日程，有關承包工程和細節已進入最後階段。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黎雪榮表示，這個項目的投標中國公司勝算很大。「由於此項工程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大的基建工程，需要進行更充分的商討與論證，且勢必會上升為國家層面，有可能在領導人國事訪問中進行公布。」黎雪榮說。
溫家寶訪問期間或公布投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表示，目前與中國在商談建設高鐵的亞洲國家還有緬甸、柬埔寨、越南、印度等。他透露，緬甸境內路段勘測工作已結束，但離動工還需要一段時間。由於地形複雜，中國通往緬甸的鐵路只能達到每小時170公里的速度，與高鐵的速度還有一定距離。
「中國在談判中承諾提供高鐵技術、設備及最高時速達350公里的中國高速列車，並且承擔那些願意向中國運輸天然氣或鋰等自然資源的國家建設高鐵的費用。」王夢恕表示，中國計劃將在國內建設的高鐵網延伸到俄羅斯、中亞以及東亞17個國家。中國制定了中亞和俄羅斯大陸橫斷鐵路、東南亞鐵路等3條高鐵網建設計劃，正在與相關國家進行談判，以期能在2025年內完工。
總理溫家寶將於本月27至30日訪問馬來西亞和印尼，據外交部透露，溫家寶27日至28日訪問馬來西亞，將與大馬簽署電訊及基建協議；而在29日至30日訪問印尼期間，將會簽署包括銀行合作、建設投資、棕櫚油生產及火力發電廠等多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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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化經貿戰略 影響力將達印度洋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北京大力推動泛亞鐵路，不僅能打破來自中東及非洲的石油運輸只能經馬六甲海峽的現狀，使中國的能源供應得到更多保障，還可強化中國與東盟一體化，並擴大和南亞的經貿關係，更可在地緣戰略上有所突破，令中國的影響力可直達印度洋。
中廣網引述雲南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陳鐵軍表示，隨東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東盟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中國與東盟已實現自由貿易區，解決了人為的貿易壁壘問題，但雙方之間天然的「自然壁壘」還須通過泛亞鐵路來解決。
解決能源「馬六甲困局」
雲南大學東盟商務研究中心主任郭建軍表示，泛亞高鐵可緩解中國能源進口過度依賴馬六甲海峽。據中國海關數據，去年中國原油總進口量為23.931萬噸，從中東、非洲經馬六甲海峽輸入的原油佔了80%。
此一地緣戰略上的突破，除可解決中國進口能源面臨的「馬六甲困局」外，中國的政經影響力更將直達印度洋。高鐵網也可為日韓兩國服務，運送其所需能源及貨物，使之成為具「全球意義的通道」。
世界閱讀焦慮日
文章日期：2011年4月24日
【明報專訊】昨天是「世界閱讀日」，官方名稱是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直譯應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但在華文領域裡，這活動的名字被閹割了，只剩書本，沒有「版權」，充分反映了copyright這碼子事兒根本不受重視。任何有意義的活動來到此城此國，似乎無不變調，不是被腰斬就是遭扭曲，甚難保持原貌。
「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聽來格局寬宏，但其實非常年輕，僅有16年歷史，自1995年開始，每年4月23日，各國各城各政府皆或誠懇萬分或例行公式地舉行活動以推廣讀書風氣，至於活動過後，讀書是否真能成「風」成「氣」，倒似乎沒有任何政府會去認真評估。
或許閱讀就是這麼矛盾的一回事﹕推廣容易收成難，一旦把推廣成效期待得太高太急，便易氣餒放棄，反而，你愈假設社會上的閱讀風氣很低落很敗壞，你便愈有動機有理由去推去廣。因此千萬別企圖去做什麼計算評估，千萬別理會那些什麼數字指標什麼統計調查，你只需繼續對社會大眾發出「危機警告」，提醒他們，下一代愈來愈不愛讀書了，下一代愈來愈不懂讀書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提升閱讀風氣，否則，文明低落，大難將至，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也因此每年的「世界閱讀日」其實等於「世界閱讀焦慮日」，地球上所有政府和傳媒都以如此或如彼的方式恐嚇然後催促大家，多讀書啊要讀書，不可不讀書；每年一次，地球人對閱讀匱乏感到惶恐萬分。
在我成長的年代，當然沒有什麼閱讀推廣什麼全民閱讀，殖民政府才懶得管你讀不讀書，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願意看見老百姓讀書思考；在那年頭，讀書純粹是一種「自強活動」，你只能依靠自己，或，只能依靠一間值得依靠的書店；在那年頭，書店便是推廣閱讀的火車頭，一間好書店往往就是一個宇宙和一個世界，唯有踏進書店，始可逃離狹窄的現實空間。
感激曾經出現的一些好書店，例如波文，例如青文，例如文星，例如藍天，在「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前後，出生於六○年代之輩如我，有責對它們感恩致敬，為了書本，為了啟蒙，為了已逝的那個知識渴求年代。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昨天是「世界閱讀日」，官方名稱是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直譯應為「世界圖書與版權日」，但在華文領域裡，這活動的名字被閹割了，只剩書本，沒有「版權」，充分反映了copyright這碼子事兒根本不受重視。任何有意義的活動來到此城此國，似乎無不變調，不是被腰斬就是遭扭曲，甚難保持原貌。
「世界圖書與版權日」聽來格局寬宏，但其實非常年輕，僅有16年歷史，自1995年開始，每年4月23日，各國各城各政府皆或誠懇萬分或例行公式地舉行活動以推廣讀書風氣，至於活動過後，讀書是否真能成「風」成「氣」，倒似乎沒有任何政府會去認真評估。
或許閱讀就是這麼矛盾的一回事﹕推廣容易收成難，一旦把推廣成效期待得太高太急，便易氣餒放棄，反而，你愈假設社會上的閱讀風氣很低落很敗壞，你便愈有動機有理由去推去廣。因此千萬別企圖去做什麼計算評估，千萬別理會那些什麼數字指標什麼統計調查，你只需繼續對社會大眾發出「危機警告」，提醒他們，下一代愈來愈不愛讀書了，下一代愈來愈不懂讀書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提升閱讀風氣，否則，文明低落，大難將至，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也因此每年的「世界閱讀日」其實等於「世界閱讀焦慮日」，地球上所有政府和傳媒都以如此或如彼的方式恐嚇然後催促大家，多讀書啊要讀書，不可不讀書；每年一次，地球人對閱讀匱乏感到惶恐萬分。
在我成長的年代，當然沒有什麼閱讀推廣什麼全民閱讀，殖民政府才懶得管你讀不讀書，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願意看見老百姓讀書思考；在那年頭，讀書純粹是一種「自強活動」，你只能依靠自己，或，只能依靠一間值得依靠的書店；在那年頭，書店便是推廣閱讀的火車頭，一間好書店往往就是一個宇宙和一個世界，唯有踏進書店，始可逃離狹窄的現實空間。
感激曾經出現的一些好書店，例如波文，例如青文，例如文星，例如藍天，在「世界圖書與版權日」前後，出生於六○年代之輩如我，有責對它們感恩致敬，為了書本，為了啟蒙，為了已逝的那個知識渴求年代。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4/22/2011
4/19/2011
顧文豪：在民國
在民國﹕國叔陳少白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梁家輝在《十月圍城》中飾演孫中山的革命助手陳少白。單就此片而言，似乎陳只是一介投身革命的書生，動動筆還行，真到了大場面就慌作一團。其實不然。歷史上的陳少白可算得上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大人物。
陳原名夔石，後改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今嶺南大學 ）的第一屆學生。少負奇氣，迥異流俗，其三叔陳麥南常攜多種西文譯本給讀，漸漸大開眼界，日後他常與人說：「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後經人介紹與孫中山結識，一見如故。每於學課餘暇，與孫中山、尤列、楊鶴齡等三人高談造反革命，被清廷稱為「四大寇」。孫還與陳結為兄弟，孫年長三歲，稱呼陳為弟。孫中山畢生對革命同志以兄弟相稱的，唯陳一人。因此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被尊為「國父」，民間則尊稱陳為「國叔」。
陳豐姿俊美，才思敏捷，辭章亦佳。興中會成立早期，革命黨人中文士較少，故章程、文告多出自其筆下。陳口才極好，行事劍及履及，加之學識廣博，不純為行動派，還是理論家、宣傳家。在他看來，革命可以一時無兵，但不可一時無報。於是在1899年底創辦了《中國日報》，該報每天出版，版面四開一張半，不久改至四開兩張。從前各地中文報紙排印皆為直行長行，獨獨《中國日報》仿日本報式改作橫行短行，節省讀者目力。這一小小的報式革命也是革命，革命不見得就是槍炮轟鳴，有時小小改變反倒能激起更長久的變化。
1901年1月，謝瓚泰、李紀堂等在廣州發動以會黨為主要力量的「大明順天國」反清起義。起義失敗後，保皇派把持的《嶺海報》發文，指斥反清起義擾亂社會治安、大逆不道。陳領導的《中國日報》旗幟鮮明地與《嶺海報》展開筆戰，對保皇派的誣衊攻擊痛加駁斥。《嶺海報》發行量大跌，只得偃旗息鼓。這是革命派與保皇派在輿論上的第一次交鋒。翌年2月至7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文章，將清朝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也在《新民叢報》等保皇派報紙發表《辯革命書》等文章，攻擊革命派，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清朝，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清朝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孫中山寫了《駁保皇報書》、《敬告同鄉書》等文章，對保皇派「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言論進行駁斥，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陳亦發表大量評論，以為呼應，對康梁等鼓吹保皇立憲、反對民主革命的言論迎頭痛擊，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保皇黨」是空頭愛國家。
可以說，陳少白是革命黨中最有頭腦的理論宣傳家。他深知，革命若要成功先要驚動四方，喚醒民眾。攻佔一地政權是短暫的，攻佔一人人心才是長久的。辛亥革命日後成功就在於人心所向，所謂得道多助。晚年陳少白親眼目睹民國創建後即退居鄉裏，辭去一切官職，在外海辦實事、興學修路。據其後人說，陳少白給陳家定了一條家訓「不做官，要做實事」，日後陳家亦無一人投身政治。或許這位槍林彈雨闖過來的革命家比誰都清楚政治的險惡，也比誰都清楚革命與政治不是一件事吧。
[文／顧文豪]
世紀‧在民國﹕十四歲的革命黨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9日
【明報專訊】興中會成立後約一周，一天，孫中山、陳少白等人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家裏吃飯，同座的還有馮十四歲的兒子馮自由。席間閒聊，孫問及少年馮自由平日喜讀何書。馮答，好讀小說。孫又問，好讀哪部小說呢？答，好讀《三國演義》。孫中山顯然不是敷衍小孩子，又問他，最喜歡《三國演義》哪個人物？馮說：諸葛亮。孫中山聽後，笑說：你知道喜歡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順逆的道理。我們興中會就是漢朝的劉備、諸葛亮。今天的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們起兵驅逐滿洲，好比諸葛亮六出祁山。孫又對馮父言道，令郎能熟讀《三國演義》，何不叫他入會呢？就是這麼一次簡單的對話，興中會多了一個年齡最小的革命黨，日後他自稱是「馬前一小童」。
馮自由本不名自由，原名懋龍。1899年秋，他在東京梁啟超任校長的高等大同學校求學。開張眼界，聞知西說，尤對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盧梭民約論等西方革命思想感興趣。當時流亡在外的有兩支勢力，一為孫中山率領的革命黨，一為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雖同為流亡之人，但礙於政見不同，兩派始終多有嫌隙。尤其當康有為聞知梁啟超欲與孫中山商談合作，康大為震怒，嚴令梁速速離開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後，大同學校和《清議報》都交由他人主持。康遙控指揮，不准報紙出現「自由」、「獨立」等字眼。向來渴慕革命，嚮往西方自由人權學說的馮自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康之行徑不啻奴隸作為。他公然在黑板上大書「馮懋隆即日改名自由」，贏得一陣叫好。
改名自由尚屬小事。十七歲自題小像詩云「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氣度迥異流俗。事實亦確實如此，在馮十八到二十歲的短短兩年間，就幹了好幾件大事——與鄭貫一等創辦《開智錄》，與秦力山等合辦《國民報》，與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與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召集了影響頗大的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等。他左手辦報寫文，右手集會結社，頗得孫中山賞識，真真是革命的可畏後生。年紀雖小，資歷在黨內卻屬元老。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他是首批會員；「三民主義」這一眾所周知的簡稱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主持南方各省的黨務、軍務，直接指揮了1907年的潮州黃崗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武昌起義爆發後，旅美致公堂及同盟會洪門籌餉局等團體公推馮為美洲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共商國是。革命成功後，出任孫中山機要秘書。
按說，馮自由此後本該在國民黨內青雲直上。可實情不然。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馮公開反對國共合作，並在會議上對孫中山說：「總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發言，希望總理尊重我的自由！」孫訓斥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即是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即是反對本黨民生主義，便即是破壞紀律，照黨章應當革除黨籍及槍斃。」翌年，孫中山去世，5月間，馮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發表宣言稱：「吾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絕不相侔」，為多數國民黨人反對，俱樂部被強令解散，馮亦被開除出黨。
因為政治立場不同，馮不見容於晚年孫中山。雖然日後蔣介石恢復其黨籍，但馮與蔣亦不合，自題書齋名為《不自由齋》，牢騷滿腹頗可想見。正是在這種落拓受排擠的情下，馮自由試圖以寫史的方式來寓託其革命的心志與未遂的抱負，於是有皇皇大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二書問世。
[文／顧文豪]
4/17/2011
民國的歌聲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7日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明報專訊】創建於1911年的中華民國，標誌兩個世紀，兩類政制，以至兩種不同文化的嬗遞。在這樣一個西風東漸、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歌樂文化在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走上了一條與傳統仳離的道路。
民國正式成立時，遜清已經於前數年「廢科舉、立學堂」，由於梁啟超、沈心工、王光祈等知識分子鼓吹利用學校歌樂活動來啟蒙國人的思想，改善國人的品質，新學堂的課程包括了「樂歌」課。就在此際，一種專屬於民國這個歷史時期的歌聲開始從各個學堂飄蕩出來，蔓延全國，如同香水、皮鞋、香煙和洋火一般，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新時尚。
這種新時代的歌聲傳唱一類後來被稱為「學堂樂歌」的歌曲，就是一些舶來自歐洲、美國或日本，而被配上中文歌詞的外國名歌，例如《蘇格蘭藍鐘花》、《憶兒時》、《何日醒》等。歌曲的歌詞，除少數按照原文翻譯，大部分都是由填詞人自由創作而成的。這些中詞洋曲的學堂樂歌，為數起碼有數百首之多，其思想內容包括了富國強兵，抵禦外侮，破除迷信，解放婦女，學習「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等等，在在反映了清末民初國家處於多事之秋的國情。其中的主要填詞人，包括李叔同、沈心工和曾志忞等中國音樂教育先驅。在民國初年長大的一輩人，都似乎永遠忘不了這些在簡陋的學堂內用風琴伴唱的朗朗歌聲。在江南石門的小學堂裏唱王引才填詞的《揚子江》，成了豐子愷黃金時代的印記；在北平城南的小學堂裏唱李叔同填詞的《送別》，是為林海音緬懷故都的憑藉。
學堂樂歌之變奏
在幾百首學堂樂歌當中，仍有一小部分歌曲是取曲自傳統中國曲調的。大眾所熟悉的民間小調《茉莉花》、《鳳陽花鼓》、《梳妝》和《馬隊喇叭調》都曾被改編為學堂樂歌。出身書香門第，少年時走馬章台、流連歌榭的李叔同，敢情最熟悉傳統中國曲調不過了。他將民間樂曲《老六板》填上激昂的歌詞，改編為《祖國歌》，受到當時群眾的廣泛歡迎。少年時代的豐子愷就是和同學們敲銅鑼、吹喇叭、唱《祖國歌》，在浙江石門鎮的大街上宣傳抵制洋貨，勸用國貨的。我認為，在大量西式學堂樂歌當中，夾帶少數中式學堂樂歌，正正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急於擁抱新學，同時又難於忘懷舊學的矛盾心情。
這些在教室內詠唱的外國歌曲，卻造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將中國音樂此後的發展，引領往一個嶄新的方向。這些源自歐美或日本的歌曲，都是以西洋音樂的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作為調性基礎而創作的，其調性感覺有別於中國傳統音樂的五聲性調性。對當時的人來說，它們的旋律，在和聲的襯托下，聽起來，比諸中國的傳統歌曲如民歌、曲藝或戲曲什麼的，都似乎清新得多，明朗得多。當激動時，它們都顯得十分雄渾、壯闊，不像中國音樂那樣，總是充滿了抑鬱和悲憤。在那個國難當前、國事堪嗟的年代裏，一時間，國人彷彿從這些舶來的西洋音樂中聽到了光明和希望。就在這樣的情下，學堂樂歌改變了中國人的聽覺習慣和口味，同時將西洋音樂的語彙、曲式和風格灌輸進中國人的腦袋裏。
傳統中國音樂製作旋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五聲調式的基礎上，按照曲詞的聲調高低進行吟唱，藉此求取曲調，稱為「問字求腔」。民國的音樂工作者開始另闢蹊徑，用西方的作曲手法，在七聲大調（或小調）調式的基礎上，藉I、IV及V7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於是，一些連曲帶詞都由中國人原創的西式學堂樂歌就這樣產生了，包括朱雲望作曲的《美哉中華》、沈心工作曲的《黃河》和李叔同作曲的《春遊》等。這些先行者們的實驗性作品，雖然都只是些簡樸的西式曲調，卻造就了一副巨人的肩膀，讓後來者能夠站於其上，看到了遠方的前景。
到了五四運動前後，追隨學堂樂歌的步履，中國出現了兩類堪稱為民國文化經典的歌種——「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可以說，這兩類歌曲都是受到學堂樂歌的啟蒙而發展起來的。它們的作曲者都從前輩們的探索中見識到西方的作曲方法，同時，亦繼承了前輩們中西兩式曲調並用的傳統。
中國藝術歌曲的興起
當五四運動，繼洋務運動之後，在中國第二次掀起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潮時，青主、蕭友梅、趙元任及黃自等作曲家便起來效法歐洲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曲家，從事藝術歌曲的創作。他們仿效德國的藝術歌曲——以詩歌為曲詞，用鋼琴作伴奏，藉和弦的進行來衍生旋律，兼且一般都講求曲中轉調——像黃自的《思鄉》、李惟寧的《偶然》和蕭友梅的《問》都是如此典型的西式曲調。另一方面，他們並沒有忘記為中國的藝術歌曲建立個性。例如趙元任在《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將中國五聲調性，西洋大調調性和西洋小調調性三者加以糅合和對比，使該曲的調性色彩顯得豐富而多樣。例如黃友棣在《問鶯燕》中利用一個副屬七和弦來入侵其中式五聲旋律，使該曲的旋律產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例如在趙元任的《聽雨》、劉雪庵的《紅豆詞》和黃友棣的《問鶯燕》中，中式的五聲旋律，都配上了西方的柱型七聲和聲作為伴奏。篳路藍縷的作曲家們，配合劉半農、徐志摩、韋瀚章及許建吾等人的詩作，致力為中國藝術歌曲灌注一種中西結合的風格效果，使這個新誕生的曲種能具有專屬於自己的特殊價值。
基本上，這類歌曲的風格和情趣，都是十分布爾喬亞的，強調一種優雅、高尚、不膚淺、不庸俗的氣質。它們的功能，彷彿是為了要撫慰當時書齋裏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能在國是日非的氛圍中，找到一張暫時平靜的書桌。它們的這種專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情調，在以下這首《踏雪尋梅》（黃自曲、劉雪庵詞）的歌詞中，便可見一斑：
雪霽天晴朗，蠟梅處處香，
騎驢壩橋過，鈴兒響叮噹。
響叮噹、響叮噹、響叮噹……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琴韻，共渡好時光。
在中國大陸更換政權、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中國藝術歌曲在內地曾一度成為大毒草，銷聲匿。尚幸，在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的黃友棣、林聲翕和梁明等作曲家在自由的空氣中續其餘緒，努力經營，亦頗多佳作。
比較接近社會大眾的一種民國歌曲，就是透過唱片，廣播電台和夜總會等當時新興的事業而得以流行於全國各地的「時代曲」。時代曲產生於1928年，當時，黎錦暉創作的歌曲《毛毛雨》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並迅速流行全國，家喻戶曉，從而樹立了一種易唱、易記、軟綿綿、甜膩膩的樂風，是為中國流行音樂的濫觴。時人咸稱同類的歌曲為「時代曲」。
時代曲之降臨
時代曲於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生產，復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製作。這個曲種的興起和衰落，在滬港兩地完成，是一個雙城故事。它印證了戰後內地文化人攜先進文化南來香江的歷史。上海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以黎錦光、陳歌辛、嚴折西、姚敏、李厚襄和梁樂音為代表。香港時期的時代曲作曲家則以姚敏、李厚襄、梁樂音、綦湘棠、王福齡和顧嘉煇為代表。這些作曲家當中，每一位都能寫出十分優美的中式和西式旋律，致使時代曲經典作品輩出，數量極多，有如天上的繁星。現就同一作曲家寫的中西兩式時代曲隨便舉些例子吧：屬於中國五聲調性的，如《拷紅》（黎錦光）、《莫負青春》（陳歌辛）、《斷腸紅》（嚴折西）、《待嫁女兒》（姚敏）、《賣貨郎》（王福齡）等；屬於西洋七聲調性的，如《香格里拉》（黎錦光）、《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歌辛）、《如果沒有你》（嚴折西）、《我愛恰恰》（姚敏）、《問白雲》（王福齡）等。我想，恐怕只有在民國這樣一個時代出身的創作人，才會具備如此的文化積澱，如此的音樂才華，可以用音符來表達兩種不同文化的審美，又表達得如許出色。他們的眾多華麗的作品，不但為港、台的流行音樂工業奠下基石，同時締造了一座令後輩作曲家們感到難以攀越的高峰。
時代曲的主要填詞人：李雋青、陳蝶衣、陶秦、易文等，都是在民國時期從舊社會裏走過來的，都具有深厚的舊文學底蘊。所以，他們創作的時代曲曲詞，既文言、又白話，既典雅、又新穎。這裏不妨列舉一些較為文學性的例子。當易文要描寫一個空中小姐的夢想，他說：「太陽是我小燈，月亮是我化妝鏡，彩虹拿來作項鏈，摘下一顆星星掛在胸前。」當易文要描寫一群青春兒女的遊樂，他說：「楊柳輕舞，春風蕩漾，池塘翠綠，田野金黃。那白雲是帳幕，把草地作眠，到了天黑，還有螢火光，我們還有螢火光。」然而，當我們以為陶秦要描寫白雲的時候，他描寫的卻不是白雲，他說：「問白雲，你有多少深？問白雲，你有多少層？故鄉望不見，知己常離分，遮住了歡笑，蓋住了恨。」你說，陶秦寫這樣的歌詞，是不是要描寫我們在1949年逃難到香港來的父母輩對民國的懷念？
美國流行音樂研究專家詹姆斯T.馬爾（ James T. Maher）曾經指出，美國流行歌曲的誕生是由於兩個原因造成的：（一）美國流行歌曲形成了某些屬於自己的地域性特點，（二）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將這個新出現的曲種持續地發展下去。受到源自西方的學堂樂歌的啟迪，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也各自形成了屬於自己的風格和特點，也各自在一撮傑出的作曲家和填詞人的努力灌溉下開花結果。學堂樂歌，中國藝術歌曲及時代曲造成了專屬於民國時期的中國歌樂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審美生活。這三個歌種的互動，引領近代中國音樂的發展，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它們同時標誌一種擺脫傳統、力求革新的民國精神。
[文／劉偉唐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10/2011
陳丹青:想像魯迅
Intellectual﹕想像魯迅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
文章日期：2011年4月10日
【明報專訊】編者按：2011年3月19日，著名畫家、文藝批評家陳丹青作客上海圖書館講演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之關係。言辭犀利，析論精到，當中關於中國現代文化現狀之批評尤為開人心眼。本報第一時間摘其菁華刊出，以饗讀者。
大家好。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換在早先，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凡是魯迅紀念日，絕對國家大事，舉辦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台上的魯迅像，和毛澤東 像一樣大小，朱德周恩來等國家首腦，茅盾周揚等文藝高官坐在台上，聽眾又哪裏輪得到諸位市民，必是大小黨官。
從九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共中央，各級省市，不再舉辦魯迅紀念了。諸位記得哪位中央官員，哪份政府文本，再來鄭重其事提魯迅嗎？不提了。很好，魯迅話題總算回到民間，至少，回到一小撮書生那裏，魯迅的政治化，終於收場了。這幾年，魯迅的文章也從中學課本裏拿掉了，我想，教育部中宣部，想必知情的，默認的：其中有一層意思不好明說，就是，希望此後的小孩子，頂好忘掉魯迅，別學魯迅。
這次的命題，是《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題目太大了，任何現代中國的大人物，很難單獨對應。中國式「現代文化」，更是意涵龐雜：是指中華民國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指國家轉型還是暴力革命？是指成功的專制還是失敗的憲政？……若是將話題改成《中國現代文化與魯迅》，再把「現代文化」縮小到人文領域，焦距或許準一點，但和被孤立被神化的魯迅，也會發生對應的困難。
譬如，五四前後中國文化大轉型的重要命題，是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白話文運動、推行大眾語、開辦新學、介紹西洋思想和文藝、創作現代小說……等等等等。今天，中國現代化的龐大實踐不論是否奏其全功，也不論有多大的問題，莫不受到以上實踐的決定性影響。如果這些影響果然構建了現代中國，魯迅不會自居首功，如果給現代中國帶來後患，魯迅不該負其全責。一百多年來，是好幾代不同主張不同派別的文人和黨人，共同熔鑄了所謂中國現代文化，魯迅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絕頂重要的一位。
幾代人的誤解
魯迅被孤立，造成幾代人的誤解，以為這些事情都是魯迅一人在擔當，其他歷史人物不過是反派或陪襯。如今史料告訴我們，攻擊儒學，改造國民性，是五四激進文人的群體意識；白話文的緣起則早在十九世紀末，主事者是清末傳教士和本土文人，白話文運動，則是1915年左右胡適梅光迪等留美學生在校園內的書生論爭，1916年才由陳獨秀等點燃語言的革命，日後推行大眾語，是這場革命的題中之議和極端延伸。至於開辦新學，介紹西洋知識，也都起於清末，清廷廢除科舉，北洋政府禁止文言文，都是國家明令，同期的啟蒙人物，則是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等，白話文運動攻擊的林紓等人，早就翻譯一百多種西洋著作，傳播歐洲啟蒙思想，影響了包括少年魯迅在內的一整代晚清知識分子。在時代新潮中，周家兄弟是第二代動手譯介西洋小說的文人。
所以魯迅頂重要的貢獻，是開手創作現代小說的第一人。同期與後起的作家，不論服不服，大致公推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者，後來的文學雖有拓展，論到開創性、前衛性、深刻度、影響力，沒有哪一位人物超越魯迅。
評價魯迅的難點，在文學之外，涉及遠為複雜的歷史情景和政治立場。
在那份魯迅身後的時間遺產裏，被劫持的魯迅成為「黨文化」的一部分——大家知道，雖然我們的時代抹形形色色的偽文化塗料，惟「黨文化」，才是所謂「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除了各種各樣西洋事物西洋思想的假借、別稱、變種、冒牌，我看不出什麼是貨真價值的「中國現代文化」。它和歐洲、日本、美國的現代文化，都不一樣——和蘇聯的現代文化自然相似，但我沒聽說斯大林曾借用托爾斯泰的片言隻語致人死命，或者，禁絕舊俄文學，命令所有蘇聯人只讀普希金——在座青年不知道，也很難想像，在這份中國現代文化中，魯迅直接代表權力，絕對不可觸犯。
很抱歉，我對「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化」的理解，可能完全錯了。如果「中國現代文化」指的是國家地位與經濟成就，不必請出魯迅。我看不出魯迅和這種文化是什麼關係，如果有，只能確認一點：魯迅是個失敗者。不單他，他的前輩如梁啟超或蔡元培，他的同輩如胡適之或陳獨秀，他的論敵如陳源或梁實秋，都是失敗者——眼下的中國，真的是清末民初那代人孜孜矻矻為之啟蒙，為之奔走的中國嗎？
從來有一種風涼話，說：魯迅就知道罵人，沒給國家民族提出建設性意見。這類黨文化的變調、幫腔，不值一顧。倒有另一位失敗到毫無利用價值的歷史人物，胡蘭成，這樣評價魯迅——「魯迅一生的功績在他的否定，而不在他的肯定」。魯迅的真價值，「在於他是叛徒，而不是其他。」
何為「否定」？何為「叛徒」？在我們的時代，這兩個詞語就是嚴重的否定——今天絕大部分書生，頂頂忌諱說出否定的話語，頂頂害怕當個社會的叛徒——魯迅神話給幾代人的龐大錯覺：他絕對正確，亦即，他是「肯定」的化身。
但胡蘭成的評價，是對的。我惟願將「叛徒」改成「異端」，因為叛徒一詞被意識形態用壞了，民國初年，「叛徒」意指「異端」，魯迅就有一條短語，說是中國有幾種人十分稀少，其一，就是「撫哭叛徒的吊客。」此話有深意。誰是中國文化的叛徒呢？可以開一份名單；誰是吊客呢？難說。胡蘭成這個人，既是叛徒，也是吊客，在座哪位願意聽聽他的意思嗎？我願聽，因為他沒有歷史的名分，因為他不正確，因為他是徹底的失敗者——在歷來與當今的成功者那裏，我從來不期待聽到對於魯迅的公正的評價。
近年有論者說，魯迅沒有主義、信仰，疏於現代國家的知識架構，不及英美派如胡適傅斯年等擁有整套民主自由等等現代理念。我同情這種說法，我也同意，魯迅在好幾次政治事件中，尤在蘇聯問題上，不及他的論敵看得清醒。但我從未在魯迅那裏期待英美式的憲政常識，魯迅之為魯迅，不在這一路。在民國言論的眾聲喧嘩中，他總是成功地給大家一瓢冷水，一個掃興，幾句煞風景的話：因為他給出的不是政見，而是洞察。
譬如秋瑾就義，他卻來寫一篇《藥》，以為死也白死；譬如辛亥舉事，他不過看成換了旗幟，唯一的讚揚，只是剪了辮子；北伐統一成功，他一字不提，卻震驚於清黨的血腥；他晚年對紅軍抱有好感，可是私下對延安方面的小黨員說：你們成功了，進城了，我就要去掃大街，簡直早就夢見了文化大革命 ……清末之際的西洋進化論最為時髦，他懷疑且諷刺，今天，中國人的整體人格整體素質，果然進化了嗎？北洋時期的憲政鬧劇，他也懷疑而且諷刺，且看如今年年兩會的舉手和圖章，百年憲政的命運，昭然若揭；魯迅或深或淺介入過當時大大小小名目不一的是非，仔細留意，魯迅，都不是某一話題、某一主張的確信者與肯定者，要麼審慎質疑，要麼一句說破，要麼反撥話頭，要麼娓娓辯難……不要以為當年大家都在傾聽並認同魯迅，除了當權者，在民國各種輿論中，英美海歸的自由主義陣營，第三勢力的老少徒眾，滿嘴新詞的左翼小子，都比他勢力大，都沒停止過對他的批判和嘲罵，魯迅的本錢，只一支筆，魯迅的優勢，只是很有名。
我們很難在一個不變的立場上，觀察魯迅。他的難纏，他的醒豁，是在複雜感，並公開展示自己的衝突與矛盾，注意，不是見解的前後矛盾，而是精彩往來於事物的各個面向、各種可能。在幾乎所有論題中，他的省思和意見在在出乎於各派觀點之外，他的雜文總在曲折提醒道：事情並非如此，一切，比你們知道的還要複雜。
前面說，魯迅神話起於被政黨的孤立；前面又說，魯迅的真價值，是在異端。偉大的人物，十九異端，真的異端，總是孤立——請注意：不是「被孤立」——而偉大的孤立者，不幸，會使多數人不安，以至討厭，以至規避：我看見，魯迅是這樣的命，也是這樣的人。
不容叛徒的時代
魯迅自己說，他是夜行的鳥，發出惡聲：這是文學的修辭，也是大實話。在一個相對正常的國家，在相對完整而豐實的文明和歷史中，魯迅那樣的惡鳥，不會獲得他在現代中國這種嚇人的地位，不該被膜拜，不該被恐懼，而是被尊敬，同時，被冷落。然而，魯迅，卻被俗世膜拜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這龐大無邊的俗世也和魯迅一樣，被政黨全數劫持——退回四十年代，晚輩如胡蘭成之流始得看清魯迅的真價值：不是導師、不是指路的人，而是一個叛徒，一個否定的人。到五十年代，不可能了：一切否定都被否定，全中國進入絕對肯定，不容叛徒的時代，這時代一路進步到今天，從未學得放鬆一點、放心一點，還比以往更經不起否定，受不了哪怕輕微的叛變。可是這樣一種「現代文化」曾留下極度乖張的一筆，居然將一個超級的異端，奉為聖人。
近年，胡適的文本大致出版了，論現代國家的遠大設想，現代文化的正當確立，以胡適而替代魯迅的位置，其實倒是合宜，胡適和魯迅同有耿介不讓的一面，但胡適是個樂觀的人。胡適的系統，是正面而肯定的系統，他終生容忍異見，與各種叛徒有私誼，但他的天性與實踐絕對不是叛徒，而是一位紳士，近於現代的國師。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先有蔡元培，後有胡適之，是大可尊敬、應當紀念的兩位開明人士，可是今天的北大根本不想，也絕對不敢豎一尊老校長胡適的小雕像——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化」怎麼好意思說是「現代」，好意思說是「文化」。
但我樂意肯定今日中國莫名其妙的文化，畢竟，擅於權謀和機變的老文化，多少起作用，以至暴富的黨文化也還審時度勢，釋放魯迅，默認胡適及一大群反動派，回到陽世，填補破碎的歷史。在眼下的經濟豐年與文化荒原之間，我們仍在紀念文化叛徒周樹人，多少有點超現實。
容我再說一遍：這就是我大肆誤解的「中國現代文化」。接下來，我願為這份光芒萬丈的文化光榮榜，唱一道名單——首先，是歷屆黨國元首，其次，是千千萬萬共和國烈士，再其次，當然，應該是錢學森楊振寧他們；再再其次，絕對必須列入上海的姚明和劉翔 ，兼帶所有奧運金牌銀牌的獲得者，末尾一排，是五彩繽紛的CCTV春晚舞台大陣容，主持人兩端，站我們的趙本山與小沈陽。
最後，請諸位說說看，魯迅先生該不該列入中國現代文化的這份光榮榜？
[文‧陳丹青 編輯：蔡曉彤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4/03/2011
張國榮脆弱的心
文章日期：2011年4月3日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明報專訊】四月一日，我們都會想起張國榮。工作，他很認真，很堅強；但其他的事情，他也有脆弱的一面。
間中我們會在半島酒店喫下午茶，到「留園雅聚」吃江南菜。有一回在半島下午茶時分，他告訴我﹕「他說他一生最愛的人便是你。」滿高興的像個把好消息送來的信差。我即刻條件反射的轟了他一句﹕「是你才會相信他的鬼話！」弄得他訕訕無癮。
之後返回辦公室，才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這句話對誰都可以說，就是不可以對張國榮說，他是個善心的人，但心靈卻像雞蛋似的脆弱，我方才那麼的一轟，把蛋殼給扑裂了。他不會怪我，但我怪自己。
有些事情他很在意的，我無端說了一句﹕「你都沒上過我家。」他說﹕「你從來沒邀請過我。」我真的大意了，沒覺察他是很講禮貌那種人，你不請他，他不會白撞上來。其實白撞上來的人太多了，一個半認識的搭上兩個不認識的弄了一屋子人，完全不知道誰是誰。張國榮斯文得多，需要邀請的。
八年前我已經猜到什麼事情是他墮樓的引發劑。一天，又是在半島喫下午茶，他興致勃勃地告訴我他的新方向是當導演兼當男主角。他把誰做編劇誰做美指整張餐牌似的念出來，外景會是青島。青島是很漂亮的，德佔時期把青島建立得像個歐洲小城，他快要去看外景了。
過了一些日子，又約他在半島茶，只見他不再神采飛揚了，一定出事了。試探問他﹕「青島美麗嗎？」「不美麗。」他臉有慍色，有如青島開罪了他似的。再問﹕「劇本呢？」「不好。」他回答。總之什麼都不好，我亦不好意思問他集資拍片的問題，如今拍片，老早不是電影公司制，而是找不同的投資者集夠成本便可以拍了。那是不容易的事，你說過故事人家便個個給你幾千萬啊？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了。
之後他便不再提起該片了，在百事可樂主辦的紅館演唱會中，他穿了套帥氣的棕色絲絨西裝，盡忠職守地走上台說﹕「我是百事可樂的第一代代言人，今夜我不唱了，讓新的代言人唱吧，我會坐欣賞。」
那便是他踏上紅館舞台的最後一次了。籌劃新路程出師不利，那嚴重傷害了他的自尊心，對已有憂鬱症的他來說，這一擊便把脆弱的蛋殼打碎了。
[林燕妮 http://hk.myblog.yahoo.com/eunicelam2011]
3/31/2011
a link：天涯热风：海南“廖式”网论纵论天下受热捧
这是原稿：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
>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天涯热风：海南有个互联网上开专栏的党校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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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数天后，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将在海南三亚举行。“金砖国家”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甚至民族、宗教风貌如何？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有着怎样演变？“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为何选择在中国三亚举行？承接这次重要会晤的海南岛，其百姓对此有些莫名就里。
> 此间一知名新闻网站有一“廖逊评论”专栏，近期推出系列长文，对“金砖国家”进行了一番“常识性”梳理，深入浅出，观点独到，引起许多网民跟帖。栏主廖逊放话“今年1月份写过4篇评论谈南非，2月份写过3篇评论谈巴西，在4月中旬之前，我一定要力争为广大读者，多奉献几篇关于印度和俄罗斯的文章，为有心做事或有心求知的朋友，竭尽绵薄之力。”
>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巴西的最大劣势是储蓄不足》、《印度道路的宗教起源》、《“绿色革命”与“IT革命”》《长盛不衰的尼赫鲁家族》、《不结盟来自印度的外交哲学》……随后发出的“廖式”系列长文，让网民觉得：“这老廖真给力。”
> 在《最“委曲”的金砖之国》中，廖逊幽默地写道：“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虽人均GDP排名第一，综合实力排名确是最后，真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如今经济总量还不及它1/4的南非入围，反倒能让俄罗斯好受些。‘金砖四国’首脑2006年初次聚会，就是俄罗斯做东，说明这个国家不错，‘大丈夫能屈能伸’。”
> “廖逊评论”2010年6月开栏以来已发出200多篇，时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几乎无所不谈，心胸阔、笔铿锵，有着“50后”特有的书卷气，在“帖子气”泛滥的网评世界很是彪炳。
> 廖逊何许人也？
> 1987年，37岁的廖逊还是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小政府”思想与当前经济改革》，引起高层关注；同年，他参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主持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负责设计海南经济特区“小政府大社会”改革构架；次年，他被留下来筹建海南省政府智囊——政策研究中心，先后任副主任、主任，直到去年9月在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岗位上退休。
> 有趣的是，海南人认识廖逊，多不是因为他的官职，而是通过他的专栏文章。
> 1991年，41岁的廖逊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持工作，从自由的研究人员到一板一眼的政府官员，既得志又失落。“舅舅来看我，说：不要被职业拘住，职业是职业，爱好是爱好，如果想在报纸上开专栏那就‘马上做！’。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夏衍，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职业作家，五、六个专栏一起开，军事、文艺的都有，而且工作、写作、休息均处理得很好，好像大脑有开关。又如胡愈之，爱国华人华侨工作一干几十年，同时编译、写作、出版、办刊办报样样不辍，最多时同时写几十个专栏。”
> “很想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承下这现代文人传统。”1992年起，政界廖逊“跨界”开始了“专栏生涯”，且报纸、广播、电视“通吃”，最多时一个礼拜五个文字专栏、两个广播、电视专栏。“有时候放下笔就去电台、电视台开讲，通过媒体和群众互动，实在比坐机关爽快多”。
> 1992年“海南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他开出一档“廖逊开讲”评论节目，20年来即使是出差也事先录制，播出从不间断。2010年电台更名“国际旅游岛之声”，这档节目却不更名。廖逊告诉记者：“有次在海南大学，一位学生跑来说自己是听着这节目长大的。这大概是专栏人最欣慰的吧。”
> “我受舅舅影响最大，羡慕他拿起一笔一本，起身就去现场的‘自在’生活。直到去年退休，终于可以全心做这档子我喜欢的事了。”
> 廖逊如今的“现场”，就是他那“环壁皆书也”的宅子，就是架上古今中外各行各业3万来本书。“我每天清早5点起床检查头天的“作业”，交稿后由编辑清晨贴出便于读者晨读。然后再为次日网评做功课，为写2500字读20多万字；午后就去健身房，不亦乐乎。”
> “未来计划一国一国、一产业一产业读和写，把所看所想与网民们分享，看看这些播下的种子，将来能在年轻人的头脑里长成啥”，党校校长出身的专栏人廖逊说：“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其实，廖逊骨子里就有纵横捭阖之遗传，他是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党史办原副主任廖盖隆之子，新华社原副社长、《开国大典》名篇作者李普之外甥。（完）
〈李戡在北京〉之一﹕我，李戡，在北京
文章日期：2011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明報專訊】編按：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兒子李戡，去年，棄讀台灣大學，寧取北京大學，並且出版《李戡戡亂記》一書，痛批台灣教育制度之保守與混亂。此事成為在海峽兩岸的小小話題，有人認為李戡是嘩眾取寵、天真幼稚；有人則讚許他有魄力、有勇氣、有遠見。無論如何，去哪裏升學、用什麼方式過活，這是一位年輕人的選擇權利，最重要的可能是，他最後取得了什麼、成就了什麼。李戡，今年起，為本版撰寫專欄，欄名〈李戡在北京〉，寫他的讀書心得和生活見聞，這是第一篇，請指教。
去年九月一日，我在北京大學報到。在此之前，我和家人參觀了上海世博，去了杭州。報到當天，一踏進校門，數十家媒體蜂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幸好有人帶路，他們是北大「兩岸文化交流協會」的成員，否則真不知往哪走。有負責招生的人說，一位新生引起這麼大關注，是「前所未有」。也有人說，上次在北大有這麼多媒體關注，是五月溫總理到訪時。我才來第一天，就「攪動燕園」，真是受寵若驚，不勝榮幸。
三天後是全校開學典禮，一開始就唱《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感動。以前在台灣念書，小學中學高中，唱了《三民主義》九年，索然無味，毫無氣勢可言。就連一般學生，唱到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解散時，要唱《歌唱祖國》，我也會唱，是看完奧運開幕後學的。隔幾天的經濟學院開學典禮，院長提到了嚴復、李大釗和馬寅初，強調北大的人才，在我們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們北大學生，必須擔負起的責任。
至今，開學也一陣子了，各方面都適應的不錯。我住在一般宿舍，也分檔次，分別是一年750、1020、1200元，差別應該是空間大一點。衛浴設備比想像中好，不過有限制熱水供應時段。至少，澡堂就在我們這棟宿舍裏，否則得到公共澡堂洗了。整體來說，宿舍條件不錯，但收訊奇差無比。房間外頭是陽台，中間隔一扇門。陽台可曬衣服，最外層是鐵柵欄，影響了收訊。手機擺在窗邊，也只有一兩格信號，電話常接不通。最近天氣轉涼了，接個電話還得開門到陽台，緊挨鐵柵欄說話，凍得不得了。
「違例」上「政治課」
課程方面，我選的是經濟專業。系上的的專業課有【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原理】。除此之外，【高等數學】、【大學英語】和【計算機基礎】是全校必修課。至於通選課，選擇非常豐富，有上百種。以台灣為主題的課程，有【台灣政治概論】和【台灣文學】。前者相當熱門，130個名額不久被佔滿。至於後者我有些困惑，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有【台灣文學】這種東西存在，我在《李戡戡亂記》中，還為此寫了一大段否定它。當然，之所以開這門課，一定是指「中國台灣地區的文學」，不像台灣厚臉皮的自行切割，但值不值得大費周章的研討，那就見仁見智了。總之，如果從「賺學分」角度衡量，我當然選這兩門課。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來北京，就是要接觸大格局的文化。例如在百年講堂的演出，有場著名的芭蕾舞劇《葉夫蓋尼‧奧涅金》，在台灣大學裏是看不到的。
至於許多人關心的「政治課」，我也修了。本來，台港澳學生是不用上的，但我「違例」照上。有一點很奇怪，既然港澳台學生在住宿方面「不屬於」留學生，要住在一般宿舍。那為啥「政治課」又要搞分立呢？幾個月前，我在台灣看了陳文茜的一集節目，是講台灣學生在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台灣學生就說，「我去念書就好啦，千萬絕口不提政治啦！」這就是在台灣住久了，就會產生這類思想矛盾。要是真認同台灣「洗腦式」、「去中國化」的觀念，怎不敢以此和大陸學生辯論呢？如果台灣大學生有理想，推翻荒謬教科書這種事，就不該是我一個人幹的。他們有理想，大可以搞學運，可是到今天還看不到他們半個鬼影。現在要恢復教科書「中國史」比重，他們竟覺得是我們不對。所以說台灣學生思路「活潑創新自由」，絕對是騙人的。
「棄台大讀北大」是對的
這次從台灣來北大讀書的大一生有十三位，兩個讀經濟學院，兩個讀光華管理學院，一個讀化學，一個學生物。另外七位念醫科，和我們不同校區。由於今年新辦法實施，台灣學生憑台灣的聯考成績，即可申請大陸的81所大學，接參加面試。說來確實慚愧，在台灣，前12%的成績就有報名資格，遠遠低於陸生的嚴苛標準。我的成績排在全島4%以內，當然不是最好。但還是老話一句，「一本《李戡戡亂記》就可證明，我在台灣文科學生中，是獨佔鰲頭的第一名。」台灣的聯考有兩次，分別在一月和七月舉行，我只考了一月的，表式「我玩你的爛遊戲，我還可以玩的很好。至於更高境界的比賽，我把你們遠遠甩在後頭。」
去年開學時分，大多時間在安頓生活，買書，買日用品，選課，不退選等等。倒是9月25號下午，鳳凰衛視中文台播出《李敖快意世博行》紀錄片，我興跑去留學生宿舍看，那裡兩人住一間，有一台電視。節目做的非常好，有一段配樂還是我用鋼琴彈的。那是在上海的第四天，周立波請我們吃午飯，大指揮家余隆也來了。鳳凰劉老板就提議，用酒店的鋼琴奏一曲吧！值得一提的是，最後在上海火車站，我和父親分開時的場景，我好像哭了，許多人看了感動。那一幕其實不大好意思，因為當時在火車上，我以為我們下了車，還要一同去機場。加上旁邊記者多，一直提問，我覺得有點煩，就睡了。醒來一下車，聽說要分兩路，一個去虹橋，一個去浦東，而且是「立刻出發」。我一下不曉得和我爸爸說什麼，只能擁抱一下，有些失落。
總之，在北大之初，過的非常充實。有許多人問我，是否仍覺得「棄台大讀北大」的選擇是對的，我的回答總是肯定的。因為很多故事，不僅是在北大內的各種經歷，還有校外的種種見聞。這些故事，請看接下來的〈李戡在北京〉。
[文／李戡 編輯／蔡曉彤]
3/29/2011
赵一凡：哈佛读书札记
洋“混沌人”如是说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海德格尔论科技危险
朱虹老师从波士顿回北京，带来丹的消息，令我一喜一悲。喜的是丹执教哈佛四十年，孜孜研究美国文化，如今功德圆满，出版一部自选论文集。作为学生，我自然想拜读此书，听听导师的总结性意见。与喜讯相伴，却是一桩凶祸。原来老先生壮心不已，常年骑车上班，不期被汽车撞倒，造成骨折。住院手术后，他自称无碍，并盼望能早日出院，上班如旧。
汽车横行，乃美国现代文明一大特点。哈佛教授中，对此率先实行杯葛的，据说是三十年代的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某日白公下课步出校门，见马路上汽车呼啸，将众多师生堵在路边。公愤而挺身，挥动手杖阻止车流。校方闻知，慌忙设立信号，方便师生过街；又严禁汽车墙外鸣笛，以维护大学尊严。那时丹只是一名学生，目睹老师力克群车，钦佩不已。岂料身为哈佛退休教授的他，如今却眼睁睁被车撞倒在校门口。真可谓世风日下，伊甸园里的蛇爬上了亚当的头顶。
丹说过，美国文明之未来，系于一场“机器与花园”双方的搏斗。“机器”代表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花园”则象征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在他看来，本世纪美国文明史实为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对此他深感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绝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记得十年前，我曾与同学起哄，要求改革哈佛文科保守传统，引进电脑教学。丹身为系主任，迫于民主呐喊，快快然允许我们投票自决。我学会电脑后，见老师还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忍不住劝他改用电动打字机。丹丝毫不为所动，至今仍用那台老掉牙的货给我写信。
读了丹的新书，我知他已入不惑之境，决不会放弃“花园原则”了。像他这类骨鲠之士，欧美学界并不乏见。他们在学术上领导潮流，往往以其先锋意识同科技理性迎头相撞。论战开处，火光进溅，雷鸣电闪，大有魔道争高之势。做学生时，我喜欢观看这种西洋景，却少有设身处地的同情。权当是听老人唠嗑，抱怨资本主义罪过罢了。没想到，中国也一日千里，迅速进步起来。如今北京城里高楼林立，道路盘旋。数万辆“面的”如蝗虫般铺天盖地，上下翻飞，声威似已压倒纽约城里满街乱窜的“黄狗”(Yel1ow Cabs)。而报刊电视大张旗鼓，正在讨论“轿车开进市民家”的热门话题。壮哉华夏，快哉国人。感叹之余，我倒生出几丝思古之情，非但不忍心指责老师的倔强古板，反而想写一封信，去夸奖他的“见素抱朴，绝圣弃智”。
回信时，我挑出《庄子》里的一节故事，将它改成英文，以慰师心。故事说：孔子的门徒子贡去南方游历，路遇一老者在园中浇菜。但见他费力从井中汲水，又抱瓦罐往返运送，半天才浇上一垄。子贡性急，好心提议说：有种机械名曰桔槔，一天可浇地百亩，省力又见效，何不试它一试？老者晒笑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大惭，却不解其意，便回去请教孔子。孔子说他遇见了“混沌氏”，这种人“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子贡又追问混沌术的由来。孔子语塞，承认此学极为深奥，连他也说不清楚。(见《庄子·天地篇》)
孔子所谓“混沌氏”，以及他弄不懂的那一路学问，无疑是指老庄之道。碍于语境限制，我无法向丹细说。然而凭借一个西洋混沌氏的存在，我却可以穿插往返，与大洋彼岸求得沟通。此人即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世人都说这位“老海”最能亲近东方思想。譬如他曾同中国学者试译《道德经》，又经日人铃木大拙介绍，涉猎过东方禅宗。随着海学兴旺，人们益发关注他与道学之间的交响暗合关系。对此我不敢妄作比较。这里有感而发，只想讲讲海德格尔针对西洋哲学与科技的批判意见。其中不免也有一些混沌之处，讲不清楚时，还望读者见谅。
孔子认错与老海转向
中国先秦思想史上儒道相争，留下不少风趣轶闻。著名者如《庄子》嘲笑孔丘“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恣意贬薄。又写他如何去请教老聃，被训得哑口无言。闭门思过三月，那位圣人发现，他在处世原则上犯有大错：原来他长期缺乏一种“顺应自然变化的生存意识”。为此他向老子忏悔说：“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才勉强算是考试及格。
“孔子认错”的故事，自然包含了学派相争意气。若依学理而论，儒道两家虽有朝野之分，却也能阴阳相济，渐趋融合。譬如儒学以“仁”为核心，构成一套坚韧致密的伦理纲常，或称社会政治哲学，克己复礼，励精图治。道学则主张退隐修静，以柔克刚，于无为中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而这正是孔孟忽略的一面，即一种有关人生宇宙的宏观意识，或曰哲学本体论。两大学派并立对称，共同构成华夏文明较为和谐的生存模式：儒学壮人体魄，如食五谷；道学消灾除愆，好比医药。如此看来，“孔子认错”并非是什么无稽笑谈，它可能关系到中国文明赖以绵延的、某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均衡机制。
西洋文明后来居上，一路领先，特征是断裂、暴发与突变。二战结束时，已造出原子弹，致使上帝和人都失掉安身之位。这就逼迫哲学家从思想上痛加反省，予以纠偏了。从个人际遇看，海德格尔中年失足，涉嫌纳粹，饱受政治教训与精神磨难，从而促成他的晚年退隐，或曰“闭门思过”。可笑的是，老海蛰居黑森林长达三十年，简直要比孔子多出十倍的痛心悔悟(谁让他积极入世，又明珠暗投来着？)在那人迹罕至的山顶小屋，他摈弃奢华，远离尘嚣，学作农夫模样。白日与松泉为伴，夜晚则拥书而眠，长年苦思冥想，居然也于五十岁上下渐得其道了。
如此得来之道，自然不同于西哲正宗。老海晚年论诗说禅，宣讲天命，或引诵老子，令一些欧美学者闻声惊骇，以为他要皈依中国道统。平心而论，他只不过是立足西哲传统，依照其物极必反的逻辑，顺势回转，并试图参照东方模式，为西洋人考虑一种比较顺乎自然的“活法”罢了。
一九四七年后，老海陆续写下《论人道主义》、《关于技术的追问》、《通向语言之路》、《什么叫思想》等大量论著。特点是生拼硬造，晦涩艰难，苦于表达，又欲罢不能。此公在语言和思想上风格殊异，几乎让东西方学者都饱尝其苦。这大概是西方现代哲人的特有困境：独辟蹊径，止于无路可走，竭力更新，又挣不脱传统的束缚。因而有人以“一只妖蛾子”为例，说他拚命咬破西哲的坚硬茧壳，但已无力爬出来“尽情飞舞”。归纳他后期思想的混沌性质，似有如下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西洋哲学之终结 海氏执著于传统哲学批判，晚年渐至彻悟境界。他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中指出：现代科学的昌盛，实为一个逐步撕裂哲学母体、造成真理瓦解的过程。在科学的压迫与诱导之下，早先包容一统的西洋哲学，如今已经分裂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儿女们独立后，纷纷标榜科学基因，却羞于承认它们的母系血缘。“这一发展貌似哲学解体，实则是哲学的完成”。哲学之完成，依老海之意，也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称其哲学特征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而随着马克思所完成的形而上学批判，哲学已耗尽它的极端可能性，并进入终结阶段。”(英译《海氏基本著作》，伦敦，一九七七，376页)
当然，“终结”并非即刻完蛋，而是指这一思辨系统成熟后的困惑与局限。为此需要呼吁变革，并寻觅某种新的兼容性思想方式。老海断定，导致西哲困境的原因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是一种讲究抽象概念和严格范畴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人即以此为纲，逐步建立起精细入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这套玄学家什，本是西方人引以为荣、东方人暗中叹服的东西。老海却深以为憾，认为它先天不良，从娘胎里带来了重大隐患。这是为什么呢？
此文发表于80年代读书杂志
赵一凡：左派？自由派？保守派?
——见证了美国世纪的丹尼尔·贝尔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标签： 丹尼尔·贝尔
● 赵一凡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说到底，贝尔是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1月25日，中国人欢度春节前夕，波士顿传来一个惊动舆论的消息：美国社会学领袖、著名文化批评家、高龄九十一岁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因病故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发出讣告，称贝尔是哈佛的荣耀、社会学的图腾，二十世纪美国最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这位令人称羡的总体性专家（Specialist in Generalization），竟能将社会评论与学术研究完美结合为一。
对贝尔的离去，《纽约时报》感慨不已，说他一生的事业“几乎无所不包”：此人不但积极参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政治，及时报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且高瞻远瞩，预见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的降临。
英国《经济学人》紧随其后，也推出专文说：贝尔身为“伟大的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研究贡献巨大，堪与熊彼得、凯恩斯比肩。凭他一支笔，居然接连写出事关欧美社会全局的三部大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59），《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
贝尔的三本书
记得1986年，我从哈佛回国不久，就在《读书》杂志撰文，介绍贝尔的学术政治背景。时隔二十五年，那篇纸页发黄的旧文章，读起来依旧传神：
在哈佛，博士资格大考的难题，往往是要学生比较批评一串最具魅力权威的精神导师。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做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再者，因为是负笈远邦，我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者，反而要掂量再三。据此原则择出一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几十载，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冲刷，非但没有被淘汰，反而以其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长久的学术秩序。这方面，贝尔正是一个能代表美国思潮的人物。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挂牌，却很少登台授课。因为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绰号不恭，倒是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如今大学里的中国师生，一讲起美国学界，往往脱离历史语境，愣说人家是左派、右派、自由派——殊不知那些保守派大牌学者，往往是在左派阵营中孕育成形的。看看贝尔引以为荣的“三明治思想”，大家至少应该明白一点：简单地贴标签、戴帽子，很容易错看美国学者、误读美国思想哦！
贝尔的三本书，究竟讲了什么道理？简单说，它们犹如三座路标，鲜明标记了二十世纪美国起伏跌宕、由盛变衰的历史进程。
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终结》，实为贝尔博士论文。它总结战后美国思潮如下：一、美国左翼运动失败，证明美国国情特殊，革命方案无效。二、罗斯福新政起死回生，迎来资本主义盛世。三、乌托邦幻想破灭，促使美国人放弃激进政治，从此步入“非意识形态化”的管理型资本主义。
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战后经济繁荣，滋长苟安心理。左右派思想式微，令自由主义升级为主流思想。杜鲁门时代，美国教育机构扩张，将大批激进文人纳入体制。肯尼迪精英治国，更方便了知识与权势结合。
然而贝尔这一代人在集体转向自由主义、大唱民主赞歌之余，却亲眼目睹了自由主义的浮躁浅薄、破绽百出。1968年新左派革命，一举击破自由派梦想：意识形态这东西，哪里是那么容易终结的？看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依然不错：人类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但也不能因此而作茧自缚。
贝尔不甘被动，又于1973年推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此书作为一部未来学名著，首创“后工业社会”概念，指其特征为：一、高科技创新理念，已取代社会革命，不断引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二、第三产业作为经济主导，造就庞大福利国家，形成消费社会；三、技术官僚信奉效益原则，开创全社会科学治理。西方发达工业国，因而也具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弊端。
贝尔正确预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引起他与欧美左派的持续论战。与之相左，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推出《晚期资本主义》，美国左派旗手詹姆逊发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其中有关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的辩论，已由欧美学界波及普通民众，至今回响不绝。
贝尔的第三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见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译本），问世于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此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道貌岸然，正处于全球霸权的高峰。一反世人对美国的仰慕，贝尔居然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为资本主义唱起了哀伤挽歌！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历经两百年发展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其致命症结，在于内部脱节、系统断裂。它的三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相对独立，分别围绕其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相互碰撞。随着后工业社会急剧扩张，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遏制。
身为马克思、韦伯的宏观社会学传人，贝尔善于从大处着眼，敏锐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弊病。他目光犀利、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空前的物质丰裕，正迅速蚕食它赖以发家的一种美德：此即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及其提倡的勤奋工作、节俭持家、延迟满足。如今美国人崇尚科技、追求享乐、嗜好消费，尤其喜欢寅吃卯粮、花别人的钱以自肥。随着福利政策蔓延，消费欲望攀升，美国人今后还能艰苦打拼、冒险创新么？
最后一个纽约文人
贝尔究竟是何许人？他是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此人与刚刚过去的美国世纪，又有何种关联？说到底，贝尔是一典型的二十世纪美国知识分子，其身世坎坷、左冲右突、上下求索，恰好浓缩了一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美国大历史。他的经历亦能生动印证：在长达百年的盛衰衍变中，美国人的实用精神，是如何驱使其思想不断融合、杂交出新的。
然而要理解贝尔那一代美国文人的“三明治思想”，我们最好不嫌累赘，从纽约文人的故事讲起。1988年，我曾在《读书》发表《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这里借来几段，帮助大家了解贝尔及其同伴的出身背景。
“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间偏左的。” 1962年，霍夫斯塔特提出“权势集团”概念，指谓当时处于鼎盛的纽约文人集群（New York Intellectuals）。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领导一个课题组，针对全美知识精英开展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精英中，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人，就占去三分之二。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政府机构。
若把历史倒拨回上世纪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光彩。那阵子，他们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贫民窟中饥肠辘辘，奔走谋生。这帮人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例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像个百岁矮人。为了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变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批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尽早脱离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早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不管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险恶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的名流”。
用屈瑞林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是激进运动造就了拥有如此规模与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像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以及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而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九成。经济危机突然袭来，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的弱女子，只好选择嫁人。十五岁的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而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
与其同伴一样，贝尔自小讲意第绪语，在穷街陋巷长大。十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他以高分考入纽约市立学院，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著作。经济危机中，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运动，并创办左翼杂志。战后，贝尔一边在哥大读博，一边担任《财富杂志》劳工版编辑。不久他与同学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合办《政治利益》。该杂志后来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喉舌。直到1970年，贝尔才离开纽约，去哈佛当了社会学教授。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或许有所感悟：原来那一辈纽约文人，居然是由穷变富、从革命到招安，再从社会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整整绕了一大圈！而他们赖以在其中成长的美国社会，也从风雨飘摇的社会动乱期，缓慢地转危为安、走向繁荣稳定，继而君临天下、不可一世，到处标榜普世价值！
1982年，我在哈佛恭听贝尔授课。眼见那个在垃圾桶中找寻食物的穷孩子，如今成了一个养尊处优、口吐莲花的老教授！其后几年中，我读贝尔教授的书，思考他提出的艰难问题，至今对他心怀敬佩。什么原因呢？
只因这位老先生呕心沥血，企图攻克发达资本主义与美国文明的“终极问题”。他把当代西方危机，纳入他所设想的后工业、后现代框架中，旨在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预测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纽约文人，贝尔走了。可他书里的许多洞见，仍然富有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东方民族，他越来越有一种天启式的教益。例如他曾预告：产业资本主义终将变为消费资本主义。如今中国人不也开始消费了吗？
3/27/2011
韩少功。“民族主义”。中国文学。
K,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很久不参加文学研讨会了，所以那日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我们一直称呼他为老单，正式点的场合叫单老师）来电告之，将在海口举办一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我是很高兴的。同时，也有点诧异：真是很犀利的选题啊，与港台几乎同步呢！
自从几年前，在港看到了那片“中国文学的留白”，知道了境外华文文学还有很不一样的关于民族话题的语境，特别是两岸三地文学在五十-六十年分隔后出现了各自不同的书写。偏偏这样的现实，即使是圈内人也相互了解得很少，内心就觉得悲悯。自己是圈外人，于是看到了也无力。
这几年港台大陆四处转（路途上与纸面上，更多的是网络上），格外关注不同语境下华文文学作家的书写立场与目的。从张大春在2006年香港书展上所言，为了心中的始终催迫着自己交功课的“那个小人儿”；到哈金的他乡书写，以及他对林语堂生前最后的落寞及死后文字的“衣锦还乡”境遇的白描；到对海南岛作家崽崽访问，了解到一种在苦难中以文学寻找尊严的艰辛；到在台湾采访骆以军后，对于这位南京同乡父子孙六十年的飘零心路，痛心无语，不敢下笔。我不得不承认，“民族”这件事实在是在这些文学人的内心与笔下很纠结了，恐怕是永远的纠结吧。
有一日，与海南大学一位得大陆改革风气所有之先的校长聊天，短短半个小时，他一直在问：我们当下心之所系为何？你的心到底如何安放？
是啊，其实没有新世界，也没有两个月亮的1Q84，即使有也要回去，因为你一定要“心有所系”，尽管“回不去了”。
“民族主义，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东西么？”著名作家韩少功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针对当前文学界热衷探讨的“民族主义”命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
“冷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之争渐渐消声，‘文明的冲突’尘上。民族主义到底是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到底有无重叠之处？”韩少功认为：“现在到了一个需要梳理的时刻：梳理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以及它的现实意义；梳理一个文学的人，究竟是民族的人，还是普遍人类的人，还是世界唯我一个的人？”
由海南师范大学发起主办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海口召开，来自大陆及香港三十多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以及部分作家将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追溯“民族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剖析朱光潜《西方美学史》（1964年版）认为其明显有“一少一多”现象。“一少”，乃朱光潜将西方美学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典型性格、形象思维（修订版增）归类，而占西方美学相当分量的唯心论美学未入其法眼。“一多”是说“朱光潜著书国家意识颇浓，讲究‘洋为中用’；但最终过度从现实语境需求出发，变成了‘洋被中用’。这不仅扭曲了西美史，让研究对象失去了原汁原味，也为风行一时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创作提供了美学依据。”
香港大学吴存存教授认为，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民族主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切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中国落后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自卑的历史时刻，他们提出‘全盘西化’就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宋柄辉认为，当下的民族主义在现代文化转型中，与世界意识逐渐同步成长。“现代民族意识几乎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构建中的一种公约数，成为绝大多数知识群体与派别现代主体思想与想象的一种底色。”
海南师范大学房福贤教授认为，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复兴，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多元化，其特点是民间性、情绪化、以及以传统文化抵抗西方文化。他认为，当下应当进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启蒙：“民族主义的涵义众多，但核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意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国家观念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不只是单向的个人对国家的忠诚。”
3/26/2011
赵一凡为“60后”作家作序 呼唤时代“大气写者”
中新网海口3月25日电 (记者 关向东)上世纪80年代曾在《读书》杂志开“哈佛读书札记”专栏的赵一凡，是美国哈佛大学文理院博士、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员。他为海南女作家廖小平新书《60后也幸福》改拟书名并作序，要“为‘60后’作家略作鼓吹，以资文坛之盛”。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赵一凡很少为他人作序，今次为何破例？ “中国正在处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大变革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这样变革的时刻，都会出现文学大家。如夏洛蒂•勃朗特生于19世纪中叶英国乡村，面对大变革心中愤愤不平，写出了《简爱》。又如狄更斯，他在伦敦的报纸上写专栏，讲述动荡年代的都市小故事，笔底微澜留下永久感动。中国文坛涌现出王蒙、史铁生、刘心武、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他们追忆刚刚逝去的时代，写出一批感人的时代作品。观察当下的文坛，书写渐渐小型化、个人化、网络化，激动人心的作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大气。”
生于60年代、大学毕业于80年代的廖小平，是这个时代常见的“跨界”女子。地域上，她“从汉水边出发，走到长江边，又到大海边”。政坛上，她走过组织部、宣传部、社科联，有“漂亮”的从政履历。文学上，她是“一个锦心绣口的诗书传人，一个练笔不辍的业余作家！……文字思想活泼，见识与眼光不俗，理性与感性平衡。更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中还保留了‘60后’一代人的集体追求、理想情怀。” 赵一凡在书序《我看60后》中写道：“最近中国文坛，让我们见识不少‘80后’才俊，‘90后’美女，却难听到‘60后’的声音。这些人四十已过，五十将至，一个个弯腰驼背，正在用力拉车。反而让人忽略了他们承上启下的存在！……所幸这一代人中，还有廖小平这样的宣传干部，能交错使用一个母亲、一个官员、一个文化人的眼光，直面百姓之苦，比较中外文化、思考中国转型。”
初名《缺乏幸福》为何更名为《60后也幸福》？赵一凡对廖小平说：“这年头小资品味泛滥，到处是煽情、娇情的新书名，缺的是大气、厚实与平衡。一个民族缺少苦难经历，自然幸福指数不会高。一代人太过物质追求，也难寻幸福。你要提醒大家：我们‘60后’蛮幸福，基础是知足、是读书、是同贫苦老百姓比。”
翻开这本26万字的随笔集，可以看到《缺乏幸福》、《感悟死亡》、《仰望星空》、《历史的温度》等带着时代气息的叩问；也可以读到《大姐的故事》、《我的同学黄发忠》、《常阿姨》等对大时代中弱势人群的温情与无奈；还可以读到《寻找司徒雷登》、《神秘的印度》、《高棉的微笑》等对远方、对他乡的追寻。
在《缺乏幸福》中，廖小平写道：我们越来越缺乏幸福。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满足。缺乏幸福，是因为我们缺乏苦难。
正如在新书发表会上，同为“60后”的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少君所言：“廖小平将人生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都思考了一遍，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修心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学，‘60后’的廖小平通过书写进入了这样一个过程。”(完)
世紀．辛亥百年﹕街邊報檔 曲線救國
在辛亥革命的下游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6日
【明報專訊】「光東勸包連人」、「光東勸包連人」……
1907年6月8日，山頂車花園道總站外的《南華早報》報紙檔報販以其唔鹹唔淡、聽死街坊、笑大人個口的港式英語聲嘶力竭地叫喊著。儘管叫破喉嚨，恐沒有多少人能聽得懂他在喊乜東東？原來是Kwangtung Rebellion，廣東叛亂也！就是次叛亂，孫中山發表言論指，近年各地頻頻爆發類似反抗活動，加上報章倡議民主思想，足顯國家已成熟推行革命，滿清政府的覆亡僅是遲早的事。
只在主流電影所見的影子
這個片段有聲有畫面，惜較電影《十月圍城》所要描述的時間遲了若干年，否則陳可辛大可考慮以嘈吵的販報聲與緊張的音樂聲互為穿插，為幕幕驚心動魄的革命故事掀起序幕，其張力毫不遜於跑街的車伕及乞丐。《十月》一片一反傳統，主角不是人所景仰的孫中山，而是埋沒在社會各個層面，對革命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有年輕憨直的車伕謝霆鋒，也有遭人鄙視的乞丐黎明，更有四處演出的戲子佬任達華。大時代的小人物在正史裏未見他們的位置，反而在通俗電影裏，始可看到他們的影子。孰悲？孰喜？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條鏈，革命分子、知識分子、富商、海外華僑、記者等被列入革命鏈的上游，「在」革命歷史裏；那麼在《十月》裏佔去一定戲份的小人物，又或負責印刷報紙的技工、運送報紙的司機、站在街頭販報的報販等，肯定只能退居下游，「不在」革命歷史裏。如阿圖塞（Althusser）所說，具發施號令權的國家、政府部門、學校（包括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上層架構（或上游），按指令辦事及重複的生產模式（在街頭販報）只能退居下層（下游）。無疑在這個Jurgen Habermas所講的由專家或知識份子統治的社會裏，一切發施號令全憑透過知識的施行，若然具有知識被等同食腦，食腦策動革命就被認可為生產，有生產即有價值。問題是甚麼人的生產始被認可？社會原來早有明顯的階級分類（Class Segregation），或按經濟水平，或按教育水平。以教育水平建構的階級為例，無學問（現代社會更簡化為無證書在手者），唯靠出賣勞力換取低薪的小人物，完全不符知識生產的要求，其貢獻當不獲認可。
理解到這點，就明白縱使報販日復日摸黑瑟縮於街頭疊報紙，手指頭沾得漆黑，但由於其工作性質給界定為純粹接order的重複勞動，僅為體力勞動及時間消耗，無腦可食，稱不上生產，一言以蔽之即無貢獻。常言「有功者，留兼留飯；無功者，飯不留」，食餐晏仔尚且視作論功行賞的工具，處身革命下游、無腦可食的市井之徒，「不在」青史裏留名，似乎理所當然。停一停，諗一諗，價值的釐訂，難道只此單一模式？
報販喊賣：由下而上的邊際效應
《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贊泰，原為興中會成員，後因與孫中山合不攏，加上種種原因而淡出肢體革命，轉投辦報曲線救國。該報亦是本土首家在街頭設立報紙檔，採零售模式售賣報紙的英文報館，突破長久以來，英文報章只服務「尊貴」訂戶（按月訂購），由專人上門派遞的傳統。繼1904年底，首兩個設在山頂車總站花園道及山頂的報紙檔同時開業後，翌年首季又在卜公碼頭開立第三檔，如是者，第四、第五檔……，漸次出現在中環街頭，再擴而廣之至各區。惟報紙檔的出現可不是一早部署，實際上是該報遇有危機時的一個應對策略。香港雖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一個世紀前，洋人數目甚少，以1904年為例，常駐歐美人士不足6,000人，懂英語的華人也沒有多少個，在街頭販售英文報章無甚市場，還是「包報到戶」，對銷量有保證。惟餅只得這般大，市場早給多份創辦經年的英文報章霸佔，要分一杯羹談何容易。窮則變，變得通，《南華早報》靈機一觸，何不把餅做大呢？要擴大報章的市場佔有率，最直接的莫過於四出「插旗」——在街邊設立報紙檔，意義堪比大家熟知的社交網路Twitter，擔當信息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能否發揮應有效應，端視乎其所在位置，以當年的香港而言，能讀能書英語的人，基本上集中在四處：一是山頂，洋人聚居地，每日慕名一嘗搭纜車上山一覽東方之珠景色的海外遊客更是絡繹不絕。二是花園道一帶的政府山，洋人官員及略懂英語的華人書記的辦公室所在。三是卜公碼頭，1925年皇后碼頭啟用前，一直負責接待中外來賓，又是遠洋輪船旅客上落客點。四是中環鬧市。把首三個報紙檔焦點式地立於兩個纜車總站及卜公碼頭，集中火力專攻洋人及從海外來港的華人市場，實為策略性部署。
在傳播革命思想上，報紙檔及報販均產生不可或缺的邊際效應。報紙檔的出現——首創零售英文報紙、固定攤位售賣、近距離接觸民眾，其所具備的文化符號本身就甚有平民色彩Bottom Up。報販又以平民化模式（聲嘶力竭叫喊頭條新聞，又或遇到目標讀者群主動趨前兜售）在街頭販售，吸引更多非訂戶的平民讀者。兩者所呈現的文化符號與辛亥革命的平民本質同出一轍，社會大眾的民主理念透過革命分子經年的思想灌輸及肢體行動，終歸發揮力量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其間動員了各個階層的人力物力，可不是三兩名大哥自說自話促成的。
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
可是在知識分子編寫（或解讀）的正史裏，報販等小人物卻「不在」，被排在外，沒有人願為其「發聲」。社會學家一直有就政府機構、學校、家庭等建制內的Power distance difference（權力差距）作出分析，卻鮮有就文化層面如革命鏈內的權力差距作一評估。在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是項差距明顯地表現在低下層不被重視及角色不被認可，正如前述在知識分子統治的社會裏，話語由上而下（Top Down），誰有知識，就擁有話語權（discourse），誰具備話語權，就會設法維護此秩序。這顯然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掌控的遊戲，循環不息，每趟紀念活動標榜的盡是那些耳熟能詳的革命英雄，史詩式的英雄建構透過紀念活動reinforce（加強），說穿了潛台詞是要reinforce當世知識分子的地位。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裏，各個崗位各司其職及互相協調形成社會的有機體，理應不存在高與低，事實是市井之徒的價值鮮有獲得認可。這在在反映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只仰望上層，而有權詮釋革命的人出於狹隘的價值主義，往往把革命的成功停留在某一階層，缺乏對他者的認可。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回顧一個世紀以來，遑論是政府機構、學術界、民間團體所主辦的紀念活動，來來去去聽到的僅是對某某三數人的個人讚譽，發揮集體力量的平民往往「不在」。這三數人中，尚要分你派我派，非我類者早淹沒在歷史長河裏，君不見楊衢雲及謝贊泰的「不在」嗎？前者尚好，還有後人為其奔走立碑，後者的子孫百年來被他派壓得透不過氣來，上游尚且如是，下游的報販更加無得留低！孰悲？孰喜？
[文 莊玉惜 《街邊有檔報紙檔》作者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24/2011
贾樟柯：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只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象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象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舍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舍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自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的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艾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的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一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落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3/23/2011
3/21/2011
探尋評論表演的邊限
由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談起 胡恩威、馬家輝對談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文章日期：2011年3月20日
【明報專訊】編按／胡恩威於2003年創作政治批判劇《東宮西宮》，在亂世中「一舉成名」。今天香港民怨再度升，胡恩威將開展電視政治talk show《我要做特首》以及五月上映電視版《東宮西宮》，延續劇場空間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字或表演藝 術，在香港的影響力何如，局限和可能又會是什麼？內地這塊「文化新大陸」又將予香港文化人怎樣的土壤和想像？評論人馬家輝將就此和胡恩威對談，分享經驗，拆解大局。
胡：胡恩威 馬：馬家輝
馬：你的電視節目《我要做特首》在號稱「中央十台」的亞視還未播出已令人眼前一亮，可以談談你在玩些什麼？在創作政治時事喜劇時，你遇到什麼難處挑戰？
胡：其實，最早落實的是接下來五月會播出的《東宮西宮》電視版，可是，在討論過程裏，衍生了這個政治talk show的念頭，而且想到選特首的話題和問題，《我要做特首》便隨之而生。在創作方面我們參考了David Letterman的talk show，因此我們也會在節目中加插一些唱歌環節、嘉賓訪問等，但有別於一般的時事節目，其內容通常都是有關過去一周的時和事，我們則替一連十三集的《我要做特首》想好了一個完整的結構，其中一集就名為《因「財」施教》，顧名思義是要去批判現今教育制度下，辦學的和讀書的也只是一心為了賺錢的風氣；此外，我們會分析未來特首的可能及不可能，探討當特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以及怎樣可以破解地產黨等。
馬：聽來，《我要做特首》其實只是參考了美式talk show的形式，而並不像美式talk show般隨機鬆散。如你所說，《我要做特首》的確是有一個近似章回式的緊密結構。
胡：除此之外，每一集的《我要做特首》的形式其實也有所不同：其中一集我們會運用紀錄片的技巧，加入大量的街景鏡頭；而在接下來的一集我們則邀請了蔡伯勵老師，跟我們一起去探討命運這命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每一集也會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主題。之後，《東宮西宮》將會緊接《我要做特首》於五月推出，而《東宮西宮》將貫徹其喜劇的風格來進行。
批判表達的虛幻作用？
馬：我比較有興趣知道你對於製作這一類型的節目的期望，和心目中想達到的效果。就我自己而言，我在過去整整半年停了寫作評論專欄，以前我可以每個星期撰寫至少三份三千字的稿；而在劉曉波 得獎當晚，當我一個人在夜深撰寫評論稿的時候，我寫了一半，突然感到悲從中來，更差點哭了出來，然後就再寫不下去。當晚，我寫的是一個關於劉曉波的故事──這位劉曉波並不是得獎的劉曉波，而是一個跟他同名同姓的網民。在劉曉波得獎後，這個籍籍無名的小網民在一夜間成為了微博上的大紅人。突如其來收到過千的網絡留言，他當然是受寵若驚，但同時察覺到自己開始受到有關單位的注意。他連忙在微博上澄清此「劉曉波」，並不是彼「劉曉波」，可是，許多網民卻堅稱支持此「劉曉波」就等同對彼「劉曉波」的支持。於是，此「劉曉波」急急考慮改掉自己的名字。我當晚想探討，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境會令一個人驚怕到連自己的名字、身分都不敢要。當我眼見一個人不能面對、不能承受一個本應屬於自己的名字和身分的時候，我同時真切看到一個大環境怎樣殘酷地、無情地去摧個人的一切。寫到這裏，我悲從中來，我不禁撫心自問自己多年來一直寫作的價值及意義何在──究竟為了一些什麼，而到頭來又改變了一些什麼，為什麼寫作的下場會落得如此無力無效？那種挫敗感一直令我無法釋懷，無力再執筆寫不下去，所以我停寫了評論。在這段時間中，與其說我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兩難局面，倒不如說我嘗試在思考和寫作上找尋另一番取捨。
這個是我自身的體驗。就你而言，《東宮西宮》在03年推出時的確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之後又經歷了一陣陣的高低潮。現在，胡恩威選擇在電視台作為《東宮西宮》的回歸。你可以告訴我們這些高低潮是否與社會的政治環境有關？而現在又是否最好的時機，以電視媒體作為《東宮西宮》的新根據點？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批判者、論政者，你又會怎樣如何自處？尤其在過去一兩年間，我們看見胡恩威加入了多個政府重要的核心委員會。甚至有人曾經笑說，港台 一份委員會的名單簡直有如「胡恩威的名單」，因為名單上大多是「進念」的成員或友好。以上種種皆令人不禁聯想到胡恩威跟建制的密切關係。可是，有趣的是，也可幸的是，胡恩威的怒火卻並沒有因而熄滅，他依然貫徹以往的批判作風，在港台商台 繼續嬉笑怒罵政府的種種不是。我們不禁會問，究竟胡恩威對於自己作為社會activist的角色有什麼期望，以至是什麼期待？
胡：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政制、政治以及權力運作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很多時候，即使身在那些委員會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委員會只是一個開會的地方，一個發表意見的平台，並沒有一些很實際的作用。情形大概就跟以前在報紙上發表意見的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別。
馬：在港台的那一個委員會應該不是這樣吧。
胡：但在港台那個，我只屬於少數的聲音。正如你之前所說，這些經驗和體會其實也正正令我反思到公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等跟政府建制的關係。相反地，台灣的風氣就健康得多，當地的建制對於文化專家或文化人有一番尊重，至少有關文化界的職位也會邀請文化人來擔任。台灣的羅智成便是的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反觀香港的藝術發展局就找來完全沒有任何藝術相關經驗的王英偉來出任主席，他哪裏有資格？問題歸根究柢就是香港政府不尊重文化、不尊重文化人。那時我在委員會實在是一些誤會，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的情比較好，因為主席黃應士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簡直有如上班一樣努力。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都是傳媒文化人，所以可以令我們的聲音更響亮。可是，在大多時候會議都是以主席為主導，而經濟機遇委員會的主席又是特首。所以，開會只是給予意見的一種途徑，實質的大方向還是由政府操控。
有別於香港，台灣政府和文化界有十分緊密的合作關係，一來可能是台灣有政黨輪替的制度，二來是台灣真的會尊重專家的意見。然而，始自香港的殖民地文化，香港的文化界、文化團體都是獨自行動的獨行俠，大家像大俠般各自遊走江湖。同時，香港政府又遲遲還未能把民間的聲音、公共知識分子等融入大學體制、博物館體制或圖書館體制之中。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多只是去開一些會，給一些意見。不像其他地方的政府，我們的政府永不會請董啟章、小思等文化人去主理我們的文學館。在香港，從事創作方面的人確有很多，但我們卻缺乏位於管理層面、能夠制定具體政策的人才。
我做《東宮西宮》就是靠之前十年跑立法會 、跟文化藝術政策所累積回來的經驗而成。當時劇場未有此類的題材，再加上SARS 的影響，所以某程度上《東宮西宮》也是集天時地利而產生的。在劇場的高低起伏間，我們除了體驗到社會的轉變，更深深感受到互聯網及隨之而來如facebook等各類社交媒體的興起及影響。其實，這也有點像gay theatre及gay film festival起初冒起的過程，由人們的擁護、各界的好奇、各種媒體的爭相仿效，以至政府的政策回應，當中也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的。
馬：這正是我所指的高低潮：近幾年《東宮西宮》所引起的社會話題已比較再早前少，但近來社會的怨氣升，當80後、90後蜂擁而出的同時，似乎又造就了《東宮西宮》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
胡：去年推出的《東宮西宮9之十大九官》也收到大家踴躍支持的效果。有意思的是有許多學校組織學生來看我們的劇。或許是通識課的關係，《東宮西宮》這類夾雜資訊以及批判性內容的節目頗受學校歡迎，乃至我們每次演出，總會招攬了一批固定的學校觀眾到場，而這點對於我們的確是很重要的。
中港文化動量比試
馬：那麼，除了起了嬉笑怒罵、批判、啟蒙等的作用，《東宮西宮》這幾年有沒有達到一些持續的實際效果和影響？
胡：我總是記得我小時候看李怡老師編的《七十年代》和董橋老師編的《明報月刊》。每個年代總需要有不同的東西去啟蒙年輕人。而在香港的畸形體制下，往往導致社會不接受專家的意見，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只可作為啟蒙的作用。在內地的情亦然。至於實際的效果更加是難以達到：我們並沒有資源去興建一所博物館、去辦一份報紙，或去設立一個文化館；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由文化人全盤管理的文化機構。香港成功的例子就只有一直由金庸先生創辦的《明報》。
對於你所提及的寫作問題，令我最為感觸的是香港社會並沒有培育作家，而作家是需要時間和空間去思考問題。韓國、美國、日本都有成功的例子，如美國的《紐約時報》和New Yorker本身就是一個大好的平台給作家去鍛煉文筆、去自由發揮創作。
馬：這一點我卻比你樂觀。背後的是國家的概念，這裏所說的不是國家的政權，而是有中國作為強大的市場後盾。
胡：我卻視之為幻象，因為當中的體制依然存在很多的缺陷。
馬：我卻不太認同你幻象之說。對於我而言，中國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例如，內地的好一些雜誌、出版社的確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潛力、並給予很大的精神和實質回饋。
胡：但香港的優勢是我們能暢所欲言，所以我始終也視香港為我的基地。而內地的盡可能是一個帶有某一定影響力的現象吧。不過，很奇怪的是香港二十年前跟現在二十年後的稿費居然還是相差無幾，甚至是少了。在香港所要求的往往不是要寫得好，而是要寫得又快又多。
馬：因此，我會以中國的市場來觀望香港的情。首先，很多中國作家的稿酬比香港的高出好幾倍；此外，中國的市場的確提供了一個潛在的發展空間，如內地的一些出版商會願意給你一筆可觀的酬勞，然後讓你就一個大題目（如「漢奸」）自由發揮去寫一本書；可是，香港的作家在寫慣了「即食」文章的風氣下，他們還願不願意去與中國的市場接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作政治評論的確比較困難，可是作純文學的就不同了。當中，令我感到最為興奮和刺激的是董啟章。除了香港以外，以往他的書都只是賣往台灣。但現在經由重量級的「作家出版社」替他在內地作發行後，董啟章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不斷暴漲的文學人口，而往後所有作家同業都要看他的書。這種興奮不是從稿費中補償得到的──如果只是為了稿費，當初也不會選擇當作家吧──而是由一個很大而有深度的閱讀人口所引起。
胡：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當中包括的還有整個生態環境。香港優勝之處始終是言論的自由。相比之下，在內地則要就寫作的題材，以及體制的問題等作相對的應對及調整。
馬：與此同時，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整個遊戲規則的變化。現在，即使你的作品在內地被禁，你也不會從此被列入了永不翻身黑名單。反之，你還可以易名，然後繼續創作。曾經就有記者在改了三四次名後，仍然繼續寫作。這個新的遊戲規則令我想起80年代解嚴之前的台灣──人們都以各種方法去避開這些禁忌──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的是一種超乎想像的動態能量。
胡：「早於90年代初，我們已經上北上內地發展，反而在這幾年我們少了回去。印象中，那時的北京是最有趣的。當時，在六四過後的遏抑下，加上地下藝術創作的動力，大家都只是單純地為了搞好藝術的創作，並沒有太多政治上的顧慮及商業上的計算。其後，我們在演《半生緣》的時候就更加清楚地看到北京和上海的不同變化。當北京還是一個五湖四海的江湖時，上海已經慢慢開始受到體制化的影響。而這種體制化是好的，可以看見上海愈來愈有規律：商業的歸商業，藝術的歸藝術。相比之下，現在的北京卻變得沉悶得多了。」
「進念」在內地的計劃
胡：在這方面我可是隨遇而安的。在寫作方面，我可能會出數本關於建築的書；在劇場創作方面，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隨遇而安。在內地多年，我清楚知道有很多東西是不可強求的。例如，現在內地一般所提供的都是些供大型製作之用的場地，而大型製作則有太多方面（題材、明星等）要顧及和考慮。因此，我還是寧願做一些實驗性的小劇場。當然，我們還是會和內地不同的機構合作，如上海戲劇中心等。怎樣也好，香港始終是我的創作基地，我們看重香港，所以我們加倍努力在這裏耕耘。
[記錄、攝影：胡婉慧 編輯：黃靜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3/19/2011
一封至今得不到答复的關於核電站的採訪函件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日本福岛县核电站发生连续爆炸，核电安全备受关注。中核集团日前发布通告表示：集团所属的已经投运的秦山核电站、秦山二期、三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浙江三门、福建福清、浙江方家山、海南昌江核电等工程，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设计等）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中核集团其他核设施也均安全受控。
海南能源建设的一号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工程首期建设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可发电近90亿度。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并网发电；2号机组同年11月21日开工，计划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去年投资18个亿，今年预计投资35个亿。十二五期间，3号机组和4号机组将动工，将再增加100亿度的发电量。
中国新闻社是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之一，是国家加大国际传播力重点外宣新闻机构。中新社海南分社希望对昌江核电站工程进行一次实地采访，就以下问题请专家向海内外读者答疑解惑：
1、请项目规划设计人员详细介绍昌江核电站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如何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以及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的设计原理。
2、请项目的核电技术负责人，介绍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运行原理，特别是昌江核电站采取的二级半防辐射措施的基本原理及其可靠性。
3、了解昌江核电站附近民众安置点与核反应堆间的距离及其安全性，以及安置的人数。是否对其有关于应对核辐射方面的安全训练等。
4、请专家分析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世界安全发展核电产业的带来哪些启示。
请在合适的时间予以安排，不胜感激。
2011年3月15日
日本福岛县核电站发生连续爆炸，核电安全备受关注。中核集团日前发布通告表示：集团所属的已经投运的秦山核电站、秦山二期、三期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以及正在建设的浙江三门、福建福清、浙江方家山、海南昌江核电等工程，在厂址选择和设计阶段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设置了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核电站的安全分析报告（包括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设计等）均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评审。中核集团其他核设施也均安全受控。
海南能源建设的一号工程——海南昌江核电工程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工程首期建设两台65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每年可发电近90亿度。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日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并网发电；2号机组同年11月21日开工，计划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该工程去年投资18个亿，今年预计投资35个亿。十二五期间，3号机组和4号机组将动工，将再增加100亿度的发电量。
中国新闻社是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之一，是国家加大国际传播力重点外宣新闻机构。中新社海南分社希望对昌江核电站工程进行一次实地采访，就以下问题请专家向海内外读者答疑解惑：
1、请项目规划设计人员详细介绍昌江核电站的厂址选择和设计，如何充分考虑预防地震、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因素，以及可有效抗防巨浪的防浪海堤的设计原理。
2、请项目的核电技术负责人，介绍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运行原理，特别是昌江核电站采取的二级半防辐射措施的基本原理及其可靠性。
3、了解昌江核电站附近民众安置点与核反应堆间的距离及其安全性，以及安置的人数。是否对其有关于应对核辐射方面的安全训练等。
4、请专家分析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世界安全发展核电产业的带来哪些启示。
请在合适的时间予以安排，不胜感激。
2011年3月15日
在最需要科普知識的時候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對於災情，七嘴八舌，一時某國某人說「即將出現更大災難」，另一時某國某人則謂「災情基本上已受控制」，聽來頗似財經大行報告的股市預測，亦像吾輩時事評論員的政治分析，南轅北轍，聽者唯有願意選擇相信誰、便信誰。
此時此刻其實最最需要科技專家的知識貢獻，如果有人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替我們解說狀況，back to basics，回歸科學基本面，把核電廠的風險管理原則細細說明，該有多好；這等於替我們的腦袋注入水泥鋼筋，為我們的「理性倉庫」打了底，好讓我們更有能力過濾外界的各式評估預測，減低誤信流言的中招機率。
台灣在這方面終究有較像樣的表現。當香港的科技專家都失語隱形時，當中國大陸的專家都把文章寫得艱辛難懂時，幸好仍有福爾摩莎的知識分子替我們詳說解惑，他們願意寫也懂得寫，像優質老師替學生上課，因材施教，替大家的頭腦開竅。
目前網上流傳著一大堆關乎核輻射危機的科普文章，十居其九出自台灣學者之手，流暢可讀，讀後知識增進不少。例如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寫了一篇〈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說明與評析〉，具體闡述核電廠安全系統的設計特點，什麼是四重屏障（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封閉冷卻水、圍阻體），什麼是不同類型的發電機風險差異，什麼是電廠爆炸的應變基本措施，諸如此類細節皆被說得清楚明白，非常值得細讀。文章亦由日本核電談及台灣核電，座標儘管有異，卻仍可供有益於香港和內地的核能思考。
以前曾聽一位台灣出版人抱怨，他在福爾摩莎創辦科普雜誌，輕鬆地找到許多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科技人，其後來到香港籌備同類雜誌，找來找去，幾乎找不到半個，此城的土生土長的理工學者幾乎全部不懂得用文字跟世界溝通。此事平日無妨，唯獨到了緊張關頭，當我們需要科技人動筆出手時，特別覺得難堪，有幸世上仍有互聯網，香港無人，台灣有，同樣是華文，華文無邊界，那也很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明報專訊】對於災情，七嘴八舌，一時某國某人說「即將出現更大災難」，另一時某國某人則謂「災情基本上已受控制」，聽來頗似財經大行報告的股市預測，亦像吾輩時事評論員的政治分析，南轅北轍，聽者唯有願意選擇相信誰、便信誰。
此時此刻其實最最需要科技專家的知識貢獻，如果有人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替我們解說狀況，back to basics，回歸科學基本面，把核電廠的風險管理原則細細說明，該有多好；這等於替我們的腦袋注入水泥鋼筋，為我們的「理性倉庫」打了底，好讓我們更有能力過濾外界的各式評估預測，減低誤信流言的中招機率。
台灣在這方面終究有較像樣的表現。當香港的科技專家都失語隱形時，當中國大陸的專家都把文章寫得艱辛難懂時，幸好仍有福爾摩莎的知識分子替我們詳說解惑，他們願意寫也懂得寫，像優質老師替學生上課，因材施教，替大家的頭腦開竅。
目前網上流傳著一大堆關乎核輻射危機的科普文章，十居其九出自台灣學者之手，流暢可讀，讀後知識增進不少。例如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李敏，寫了一篇〈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說明與評析〉，具體闡述核電廠安全系統的設計特點，什麼是四重屏障（燃料丸、燃料棒護套、封閉冷卻水、圍阻體），什麼是不同類型的發電機風險差異，什麼是電廠爆炸的應變基本措施，諸如此類細節皆被說得清楚明白，非常值得細讀。文章亦由日本核電談及台灣核電，座標儘管有異，卻仍可供有益於香港和內地的核能思考。
以前曾聽一位台灣出版人抱怨，他在福爾摩莎創辦科普雜誌，輕鬆地找到許多能寫一手好文章的科技人，其後來到香港籌備同類雜誌，找來找去，幾乎找不到半個，此城的土生土長的理工學者幾乎全部不懂得用文字跟世界溝通。此事平日無妨，唯獨到了緊張關頭，當我們需要科技人動筆出手時，特別覺得難堪，有幸世上仍有互聯網，香港無人，台灣有，同樣是華文，華文無邊界，那也很好。
[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兩會的兩種歌聲唱出幸福的距離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成為今年 「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口頭禪」。新鮮出爐的國家「十二五」規劃草案中說，要堅持把事關幸福的民生，作為整個規劃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廣東就確定了「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以配合發展主旋律。
在內地，老百姓離幸福有多遠？春運時不必為一張火車票起五更睡半夜，是幸福；買得起房上得起學，治得起，病是幸福；弱者不被權力部門欺負，不隨意被公安帶走，是幸福；能夠自由表達觀點和意見不被監控和禁錮，是幸福……而在香港，面對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小班教學、全民退保、醫療融資等等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未解決，「幸福」也只是被塗上一層價值6000元的幻想的蜜糖。
兩會期間出現了兩首歌。一首是被譽為歌曲版《建國大業》的《我們》，曾為去年兩會「政協委員唱政協」活動主題歌。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夕，這首歌曲的MV舉行了首映禮，MV由全國政協委員馮小剛擔任藝術指導，多位明星政協委員演唱：
「我們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我們同舟共濟 攜手前行」
「有你才有我們
我們就是我們
我們是相愛相親的兄弟姐妹」
這首歌看不到實際內容的歌詞。而原創民謠女歌手邵夷貝獻給兩會的一首歌《幸福與尊嚴》更受到網友追捧，唱出了當下中國百姓離幸福的距離。
「告別的靈魂 釋懷的微笑 回望玉樹舟曲
礦井的下面 工人和老闆 探討生命的意義
不管是誰的二代，都享有一樣的機遇
每個中國人笑說我們不會病無所依」
「親生的骨肉不會被人販活活地奪去
沒有無辜的村民被莫名錯判入監獄
就算你爸是李剛也不敢再無視法律
領導不再有精力去寫性愛的日記」
「村長的手錶 沒那個必要 成為關鍵的證據
貧困的青年 手握學歷 卻不會無處可去
春運的鐵路應該拉近我們與家的距離
不再有天價的油費路費讓司機們無語」
「阻止強拆的方式不會再是焚燒自己
所謂稅費也不會收得我們雲裏霧裏
工資的上漲速度應該比物價上漲更給力
大伙發現除了金錢還有道德這個東西」
「時代廣場上 中國的形象 應該是公平與正義
ＧＤＰ資料 不是遮羞布 蓋住貧富的差距
平地而起的高樓不會只讓我們嘆息
戶籍也不會讓我們感到無法自由地呼吸」
「人大」和「政協」本職工作是為百姓反映訴求、爭取利益。但兩會卻被中國民間喻為又一個春節晚會。因政府的種種經濟大政方針並非由兩會討論決定，而是由中共領導權力核心所決策。難怪網友戲謔：「我帶來的兩會提案是：太監和宮女應該自由戀愛。」「 估計很多代表的失眠症可以在兩會期間得到痊愈。」
「兩會」開始前，溫總理一番對房產商的喊話讓「道德的血液」成為當下流行語。更有網民改寫「先富起來」的名言，號召事關國計民生的各大企業，「讓一部分人先道德起來」。
央視名嘴、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 「我覺得每個人血管裏都應該流『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開發商『道德血液』不夠，政府應該幫他們輸血！」更在網民中激起巨大迴響。
[文 趙桐]
【明報專訊】「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成為今年 「兩會」代表委員們的「口頭禪」。新鮮出爐的國家「十二五」規劃草案中說，要堅持把事關幸福的民生，作為整個規劃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廣東就確定了「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以配合發展主旋律。
在內地，老百姓離幸福有多遠？春運時不必為一張火車票起五更睡半夜，是幸福；買得起房上得起學，治得起，病是幸福；弱者不被權力部門欺負，不隨意被公安帶走，是幸福；能夠自由表達觀點和意見不被監控和禁錮，是幸福……而在香港，面對地產霸權、貧富懸殊、小班教學、全民退保、醫療融資等等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未解決，「幸福」也只是被塗上一層價值6000元的幻想的蜜糖。
兩會期間出現了兩首歌。一首是被譽為歌曲版《建國大業》的《我們》，曾為去年兩會「政協委員唱政協」活動主題歌。在今年兩會召開前夕，這首歌曲的MV舉行了首映禮，MV由全國政協委員馮小剛擔任藝術指導，多位明星政協委員演唱：
「我們肝膽相照 榮辱與共
我們同舟共濟 攜手前行」
「有你才有我們
我們就是我們
我們是相愛相親的兄弟姐妹」
這首歌看不到實際內容的歌詞。而原創民謠女歌手邵夷貝獻給兩會的一首歌《幸福與尊嚴》更受到網友追捧，唱出了當下中國百姓離幸福的距離。
「告別的靈魂 釋懷的微笑 回望玉樹舟曲
礦井的下面 工人和老闆 探討生命的意義
不管是誰的二代，都享有一樣的機遇
每個中國人笑說我們不會病無所依」
「親生的骨肉不會被人販活活地奪去
沒有無辜的村民被莫名錯判入監獄
就算你爸是李剛也不敢再無視法律
領導不再有精力去寫性愛的日記」
「村長的手錶 沒那個必要 成為關鍵的證據
貧困的青年 手握學歷 卻不會無處可去
春運的鐵路應該拉近我們與家的距離
不再有天價的油費路費讓司機們無語」
「阻止強拆的方式不會再是焚燒自己
所謂稅費也不會收得我們雲裏霧裏
工資的上漲速度應該比物價上漲更給力
大伙發現除了金錢還有道德這個東西」
「時代廣場上 中國的形象 應該是公平與正義
ＧＤＰ資料 不是遮羞布 蓋住貧富的差距
平地而起的高樓不會只讓我們嘆息
戶籍也不會讓我們感到無法自由地呼吸」
「人大」和「政協」本職工作是為百姓反映訴求、爭取利益。但兩會卻被中國民間喻為又一個春節晚會。因政府的種種經濟大政方針並非由兩會討論決定，而是由中共領導權力核心所決策。難怪網友戲謔：「我帶來的兩會提案是：太監和宮女應該自由戀愛。」「 估計很多代表的失眠症可以在兩會期間得到痊愈。」
「兩會」開始前，溫總理一番對房產商的喊話讓「道德的血液」成為當下流行語。更有網民改寫「先富起來」的名言，號召事關國計民生的各大企業，「讓一部分人先道德起來」。
央視名嘴、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 「我覺得每個人血管裏都應該流『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如果開發商『道德血液』不夠，政府應該幫他們輸血！」更在網民中激起巨大迴響。
[文 趙桐]
幸福、快樂、文字、自己
K，
太陽能是最潔淨，最當代的能源吧。如果上帝造了太陽，那麼每一代人應該只是汲取自己這一代的恩惠。既不要吃祖宗飯，也不要揮霍下一代的糧，石油、煤、天然氣、鈾……是不是還有更有意義的用途呢，除了燒掉他們。
我覺得這應該是能源科學家的道德底線，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一個人做好一個人的本分，不要非份，就不會讓他人受傷，反之，他人不非份，自己才安全。
其實，這些本是“常識”。當一個社會對常識視而不見，甚至嘲笑的時候，就破底了。
現在我最困擾的是，作為掌握著話語權的媒體人，我們該如何自處。
特別是有孩子、還有正懷著孩子的同事們，對於我們孩子正在或將要生長的社會，我們能做些啥？
古語雲：言為心聲。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麼？
且，你知道自己心系何處麼？
××××××
關關：不懂暗語啊，暈
Y 11:03:06
哈哈，孩子乱弄键盘所致
關關 11:06:20
原來Y的稿件應該是雙署名的@@@
尹家有後
子子孫孫，還得和這個地球耗
Y 11:11:06
只要地球还存在，一直耗下去，哈哈
關關 11:20:03
所以麼，地球人人有份，不該少數人決定該咋使。得聽聽大家的。一個家尚且如此，何況一個國，一個球@@@
具體而言，就是每個人得自己發聲；不該把心交給別人代理，別人代替不了你。
我的朋友廖小平最近出版新書《六0後也幸福》，在她的新書發表會上，有人提出她是把人生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頭腦裡過了一遍。我發言時說：人分男女兩類，人也分與文字親近與否兩類，小平屬於和文字親的哪一類。這一點值得慶幸，上帝交了一管筆在她的手中，於是她有機會通過書寫，把自己想明白、寫明白，不論寫得透徹與否，都是出自自己的靈魂了。
大於在五年前，我悟出人生的快樂分這樣幾類，身體快樂，心情快樂，靈魂快樂。這最後一點，最不容易，可能終其一生也體會不到。而且他人無以言說，唯有自知。一旦體會，念念不忘，進入人生“新世界”，不歸。
蓝 11:40:19
呵呵，关姐你现在修炼到第几层啦？
關關 11:40:25
搖擺中。
蓝11:41:00
我现在修炼到身体快乐之前——肚子快乐
關關 11:41:35
感到快樂就好啊@@@
太陽能是最潔淨，最當代的能源吧。如果上帝造了太陽，那麼每一代人應該只是汲取自己這一代的恩惠。既不要吃祖宗飯，也不要揮霍下一代的糧，石油、煤、天然氣、鈾……是不是還有更有意義的用途呢，除了燒掉他們。
我覺得這應該是能源科學家的道德底線，一代人做好一代人的事，一個人做好一個人的本分，不要非份，就不會讓他人受傷，反之，他人不非份，自己才安全。
其實，這些本是“常識”。當一個社會對常識視而不見，甚至嘲笑的時候，就破底了。
現在我最困擾的是，作為掌握著話語權的媒體人，我們該如何自處。
特別是有孩子、還有正懷著孩子的同事們，對於我們孩子正在或將要生長的社會，我們能做些啥？
古語雲：言為心聲。捫心自問，我們做到了麼？
且，你知道自己心系何處麼？
××××××
關關：不懂暗語啊，暈
Y 11:03:06
哈哈，孩子乱弄键盘所致
關關 11:06:20
原來Y的稿件應該是雙署名的@@@
尹家有後
子子孫孫，還得和這個地球耗
Y 11:11:06
只要地球还存在，一直耗下去，哈哈
關關 11:20:03
所以麼，地球人人有份，不該少數人決定該咋使。得聽聽大家的。一個家尚且如此，何況一個國，一個球@@@
具體而言，就是每個人得自己發聲；不該把心交給別人代理，別人代替不了你。
我的朋友廖小平最近出版新書《六0後也幸福》，在她的新書發表會上，有人提出她是把人生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頭腦裡過了一遍。我發言時說：人分男女兩類，人也分與文字親近與否兩類，小平屬於和文字親的哪一類。這一點值得慶幸，上帝交了一管筆在她的手中，於是她有機會通過書寫，把自己想明白、寫明白，不論寫得透徹與否，都是出自自己的靈魂了。
大於在五年前，我悟出人生的快樂分這樣幾類，身體快樂，心情快樂，靈魂快樂。這最後一點，最不容易，可能終其一生也體會不到。而且他人無以言說，唯有自知。一旦體會，念念不忘，進入人生“新世界”，不歸。
蓝 11:40:19
呵呵，关姐你现在修炼到第几层啦？
關關 11:40:25
搖擺中。
蓝11:41:00
我现在修炼到身体快乐之前——肚子快乐
關關 11:41:35
感到快樂就好啊@@@
外地評論摘要﹕關於核電及日本福島
外地評論摘要﹕核電發展停止了？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日本地震後引發的核危機，全球關注，國際能源業發展、災後重建與世界經濟局勢，都是關注焦點。英國《金融時報》3月15日評論版文章作者：Nick Butler〔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王政策研究所主席（King's Policy Institute, King's College London）〕什麼會逗上帝發笑？當人類說他們已做好計劃。這句話會成為全球核電業的座右銘，當公眾開始接受核電時，這宗一發不可收拾的意外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核電的風險。核電業界當然有計劃，全世界已有接近400個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大部分為了應付亞洲日漸增加的電力需求，當中也有16個在美國、11個在歐洲。瑞典人已扭轉對核電的敵視，業界希望德國人會重新審視核電，但希望粉粹了，因為福島核電廠發生的事故，核電計劃被喝停。公眾只會看到意外由美國三哩島、前蘇聯的切爾諾貝爾到現在日本的事故，投資者很自然會三思。公眾只會看到這些意外，不會理會核電廠長期的良好安全紀錄，即使開採煤礦和勘探石油相關的意外死亡率較核電事故高得多。德、英和美國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嚴重地震威脅，即使日本的核電廠過去多年也沒有構成災難。這些事實沒有人理會了，美國和歐洲將會延遲興建新廠並提早關閉舊廠，但除非福島的意外完全不受控制，否則不會影響中國和印度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兩國都需要電力支持經濟發展。亞洲更關注地震對日本疲弱經濟的影響，短期會令日本的能源需求下降，令油價下跌。中長期影響方面，延遲核電廠興建將令天然氣發展的需求增加。與核電比較，天然氣發展安全、成本低、投資更快回本，很難想像日本又會急速發展核電，天然氣發電仍是最佳的替代選擇。中東石油供應的不穩、世界經濟再步入衰退的憂慮令國際關注，福島核災難更是雪上加霜。未來幾天的發展對核能業相當關鍵，若果福島的情惡化，國際社會將會對不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核電喪失信心。
×××××××
外地評論摘要﹕日本災難的影響有多嚴重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英國《衛報》3月16日社評
英美股市大跌，油價下跌，日股狂瀉，若要計算日本地震和海嘯後的經濟損失，我們不會有答案，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場災難究竟有多大影響。
但有些問題已浮現了，問題的答案將決定災難對日本中期經濟的影響。一些重要的基本資料，例如燃料棒的壽命仍然未公布，若無法知道燃料棒是新是舊，公眾很難判斷輻射的威脅有多大。
正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指，四個受地震影響縣的生產總值約佔日本整體的百分之六至七，但災難對經濟的影響不太可能估計，即使不考慮中長期的影響，短期肯定會引發通縮、能源及貨品的供應中斷，災難很可能令日本經濟再衰退。
短期刺激天然氣石油價格
其次看政府的政策。日本央行已向金融體系注資，首相菅直人可能會宣布一系列的重建計劃。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花了5萬億日圓，約等於國民收入的1%。
直至幾個月前被中國超前，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也是海外投資的主要來源國。日本缺乏天然資源，未來數月肯定會減少使用核能，同時需要入口更多的天然氣和石油，短期內肯定刺激天然氣和石油價格，特別是其他國家開始反省是否繼續規劃了的建立核電廠計劃。
地震對經濟影響有多大仍不明朗，但這場災難發生卻正值全球經濟疲弱復蘇的時期，這點沒有人會異議。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日本地震後引發的核危機，全球關注，國際能源業發展、災後重建與世界經濟局勢，都是關注焦點。英國《金融時報》3月15日評論版文章作者：Nick Butler〔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王政策研究所主席（King's Policy Institute, King's College London）〕什麼會逗上帝發笑？當人類說他們已做好計劃。這句話會成為全球核電業的座右銘，當公眾開始接受核電時，這宗一發不可收拾的意外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核電的風險。核電業界當然有計劃，全世界已有接近400個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大部分為了應付亞洲日漸增加的電力需求，當中也有16個在美國、11個在歐洲。瑞典人已扭轉對核電的敵視，業界希望德國人會重新審視核電，但希望粉粹了，因為福島核電廠發生的事故，核電計劃被喝停。公眾只會看到意外由美國三哩島、前蘇聯的切爾諾貝爾到現在日本的事故，投資者很自然會三思。公眾只會看到這些意外，不會理會核電廠長期的良好安全紀錄，即使開採煤礦和勘探石油相關的意外死亡率較核電事故高得多。德、英和美國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嚴重地震威脅，即使日本的核電廠過去多年也沒有構成災難。這些事實沒有人理會了，美國和歐洲將會延遲興建新廠並提早關閉舊廠，但除非福島的意外完全不受控制，否則不會影響中國和印度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兩國都需要電力支持經濟發展。亞洲更關注地震對日本疲弱經濟的影響，短期會令日本的能源需求下降，令油價下跌。中長期影響方面，延遲核電廠興建將令天然氣發展的需求增加。與核電比較，天然氣發展安全、成本低、投資更快回本，很難想像日本又會急速發展核電，天然氣發電仍是最佳的替代選擇。中東石油供應的不穩、世界經濟再步入衰退的憂慮令國際關注，福島核災難更是雪上加霜。未來幾天的發展對核能業相當關鍵，若果福島的情惡化，國際社會將會對不會產生溫室氣體的核電喪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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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評論摘要﹕日本災難的影響有多嚴重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9日
【明報專訊】英國《衛報》3月16日社評
英美股市大跌，油價下跌，日股狂瀉，若要計算日本地震和海嘯後的經濟損失，我們不會有答案，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場災難究竟有多大影響。
但有些問題已浮現了，問題的答案將決定災難對日本中期經濟的影響。一些重要的基本資料，例如燃料棒的壽命仍然未公布，若無法知道燃料棒是新是舊，公眾很難判斷輻射的威脅有多大。
正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指，四個受地震影響縣的生產總值約佔日本整體的百分之六至七，但災難對經濟的影響不太可能估計，即使不考慮中長期的影響，短期肯定會引發通縮、能源及貨品的供應中斷，災難很可能令日本經濟再衰退。
短期刺激天然氣石油價格
其次看政府的政策。日本央行已向金融體系注資，首相菅直人可能會宣布一系列的重建計劃。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日本政府花了5萬億日圓，約等於國民收入的1%。
直至幾個月前被中國超前，日本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也是海外投資的主要來源國。日本缺乏天然資源，未來數月肯定會減少使用核能，同時需要入口更多的天然氣和石油，短期內肯定刺激天然氣和石油價格，特別是其他國家開始反省是否繼續規劃了的建立核電廠計劃。
地震對經濟影響有多大仍不明朗，但這場災難發生卻正值全球經濟疲弱復蘇的時期，這點沒有人會異議。
3/17/2011
發展核電宜停看聽 調整規劃趨吉避凶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7日
【明報專訊】日本9級地震和特大海嘯觸發的核電危機，從昨日要出動自衛隊直升機以投擲水彈方式，意圖冷卻反應堆，顯示這次核災難，日本當局已經束手無策，情使人憂慮。此際傳來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消息，就內地核電安全和發展，作出4點決定，我們認為，這次會議，會否扭轉中國核電發展的戰略部署，尚待觀察，但是在近年內地就興建核電站的大幹快上勢頭，若能夠趁日本核災難，停一停、看一看，再定行止，是理性而負責任的做法。
近年各地爭建核電站
一頭熱有大幹快上之勢
日本福島的核電站事故猝發，正值「兩會」期間，當時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記者會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會在核電發展戰略上和發展規劃上，適當汲取日本方面的教訓；他強調日本因地震而發生的核泄漏事件，不會改變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安排。
張力軍副部長回答有關問題時，日本核災難為何發生、屬於什麼性質、可如何防範等，完全空白，所以他的表態只屬制式反應，未經深思熟慮。
昨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4點決定，並無張力軍的豪言壯語，而是眼於中國核設施的安全，立即組織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另外，我們認為，會議決定的第4點最值得注意──「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製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核安全計劃批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關於立即組織對中國核設施、特別是對核電站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十分恰當而適切。就以與香港相距約50公里的大亞灣核電站為例，採用的技術與發生事故的福島核電站，同屬第二代核電站類別，而且大亞灣核電站已經投產約18年，此際做一次全面體檢，不但是回應日本核災難的安定民心舉措，實際上也有此需要。例如福島核電站主要是電動供水冷卻系統失靈，導致反應堆過熱而出事，若中國趁此機會，設計出一套優化冷卻系統，徹底消弭隱患，不但增加了安全系數，更是核電技術取得突破的契機。
全面安全之後，有關結果和應對處理，我們認為當局要公告周知，讓民知道核電站的確實情，並了解確保核電安全的措施，使民安心。關於大亞灣核電站全面安全檢查的結果，作為有份參與的本港一方，應該留意進展，並要求取得檢查報告，然後公布。核電知識和技術深奧難懂，若有事故發生，往往是謠言的溫，要使民放心、安心，盡量披露資料、增加透明度是防止恐慌的最好做法。
國務院常務會議除了眼現有核設施安全，從新華社的報道看來，「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的提法，究何所指，值得關注和討論。中國的《國家核電發展專題規劃（2005─2020年）》，訂出目標，期內要把核電佔全部電力裝機容量比重，由原有不到2%提高到4%，而在2009年，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更加碼，表示「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佔5%左右比較合適」。自從中國在能源戰略部署提高核電所佔份額之後，許多省市紛紛提出核電專案，要求興建核電站。
到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由目前908萬千瓦擴大到最少7000萬千瓦，即是增加超過6倍，這個增幅要興建多少座核電站，官方未見透露具體數字，不過，去年美國為了重新興建核電站，華裔能源部長朱棣文曾經借中國「過橋」，表示「目前全球建造的核反應堆有56座，中國有21座，6座在韓國，印度有5座」，朱棣文的數字有多真確，尚待驗證，但是核電在中國能源佈局興起後，各地一頭熱、一窩蜂地爭取核電立項，大有大幹快上之勢，卻是事實，以廣東省來說，按已知規劃，到2015年會有4座核電站投產，另外廣東陸豐核電站也在規劃中，連大亞灣核電站，未來10年，廣東會有6座核電站，數量之多，增速之快，使人關注核電站的質量。
中國新建設的核電站，雖云採用較先進的第三代技術，但是核電安全問題，宛如宗教信仰，信者恒信，不信若恒不信，事實上，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前，也被認為是安全的，加上信譽甚佳的日本管理，理應可以使人安心，但是一場意料之外的特大地震和海嘯，一切安全設施、設計卻是那容易不堪一擊，又有誰想得到？
核電站數量急增
安全人手數量不足
我們並非說中國應該叫停全部核電計劃，只是希望當局借今次日本核災難，暫時停一停、想一想。就以現行內地核電站的發展速度，是否有足夠人手管理也成問題。去年中，國際原子能機構（IEAE）也指出，「中國核安全檢查員人手不夠，現有的培訓力量跟不上核電站的發展速度」，關於核電站安全，人的因素十分重要，催谷上馬使人對管理質素憂慮，顯而易見。
核電並非只是生活成本、或是能源調配的問題，它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提供乾淨能源，但是若發生事故而不受控制，則它的遺禍卻是巨大而深遠的。中國已規劃的核電發展，只佔總體電力裝機容量4-5%，並不具決定性份額，過去30多年，中國在核電份額更少的情下，經濟照樣起飛，現在是否需要核電站遍地開花，宜重新檢視其戰略需要。總之，核電的取捨，應該超逾經濟發展，要從子孫萬代福祉的高度來體待。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明報專訊】日本9級地震和特大海嘯觸發的核電危機，從昨日要出動自衛隊直升機以投擲水彈方式，意圖冷卻反應堆，顯示這次核災難，日本當局已經束手無策，情使人憂慮。此際傳來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消息，就內地核電安全和發展，作出4點決定，我們認為，這次會議，會否扭轉中國核電發展的戰略部署，尚待觀察，但是在近年內地就興建核電站的大幹快上勢頭，若能夠趁日本核災難，停一停、看一看，再定行止，是理性而負責任的做法。
近年各地爭建核電站
一頭熱有大幹快上之勢
日本福島的核電站事故猝發，正值「兩會」期間，當時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記者會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會在核電發展戰略上和發展規劃上，適當汲取日本方面的教訓；他強調日本因地震而發生的核泄漏事件，不會改變中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安排。
張力軍副部長回答有關問題時，日本核災難為何發生、屬於什麼性質、可如何防範等，完全空白，所以他的表態只屬制式反應，未經深思熟慮。
昨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的4點決定，並無張力軍的豪言壯語，而是眼於中國核設施的安全，立即組織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另外，我們認為，會議決定的第4點最值得注意──「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製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核安全計劃批准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關於立即組織對中國核設施、特別是對核電站進行全面安全檢查，十分恰當而適切。就以與香港相距約50公里的大亞灣核電站為例，採用的技術與發生事故的福島核電站，同屬第二代核電站類別，而且大亞灣核電站已經投產約18年，此際做一次全面體檢，不但是回應日本核災難的安定民心舉措，實際上也有此需要。例如福島核電站主要是電動供水冷卻系統失靈，導致反應堆過熱而出事，若中國趁此機會，設計出一套優化冷卻系統，徹底消弭隱患，不但增加了安全系數，更是核電技術取得突破的契機。
全面安全之後，有關結果和應對處理，我們認為當局要公告周知，讓民知道核電站的確實情，並了解確保核電安全的措施，使民安心。關於大亞灣核電站全面安全檢查的結果，作為有份參與的本港一方，應該留意進展，並要求取得檢查報告，然後公布。核電知識和技術深奧難懂，若有事故發生，往往是謠言的溫，要使民放心、安心，盡量披露資料、增加透明度是防止恐慌的最好做法。
國務院常務會議除了眼現有核設施安全，從新華社的報道看來，「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的提法，究何所指，值得關注和討論。中國的《國家核電發展專題規劃（2005─2020年）》，訂出目標，期內要把核電佔全部電力裝機容量比重，由原有不到2%提高到4%，而在2009年，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更加碼，表示「到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佔5%左右比較合適」。自從中國在能源戰略部署提高核電所佔份額之後，許多省市紛紛提出核電專案，要求興建核電站。
到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由目前908萬千瓦擴大到最少7000萬千瓦，即是增加超過6倍，這個增幅要興建多少座核電站，官方未見透露具體數字，不過，去年美國為了重新興建核電站，華裔能源部長朱棣文曾經借中國「過橋」，表示「目前全球建造的核反應堆有56座，中國有21座，6座在韓國，印度有5座」，朱棣文的數字有多真確，尚待驗證，但是核電在中國能源佈局興起後，各地一頭熱、一窩蜂地爭取核電立項，大有大幹快上之勢，卻是事實，以廣東省來說，按已知規劃，到2015年會有4座核電站投產，另外廣東陸豐核電站也在規劃中，連大亞灣核電站，未來10年，廣東會有6座核電站，數量之多，增速之快，使人關注核電站的質量。
中國新建設的核電站，雖云採用較先進的第三代技術，但是核電安全問題，宛如宗教信仰，信者恒信，不信若恒不信，事實上，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前，也被認為是安全的，加上信譽甚佳的日本管理，理應可以使人安心，但是一場意料之外的特大地震和海嘯，一切安全設施、設計卻是那容易不堪一擊，又有誰想得到？
核電站數量急增
安全人手數量不足
我們並非說中國應該叫停全部核電計劃，只是希望當局借今次日本核災難，暫時停一停、想一想。就以現行內地核電站的發展速度，是否有足夠人手管理也成問題。去年中，國際原子能機構（IEAE）也指出，「中國核安全檢查員人手不夠，現有的培訓力量跟不上核電站的發展速度」，關於核電站安全，人的因素十分重要，催谷上馬使人對管理質素憂慮，顯而易見。
核電並非只是生活成本、或是能源調配的問題，它是一把雙刃劍，可以提供乾淨能源，但是若發生事故而不受控制，則它的遺禍卻是巨大而深遠的。中國已規劃的核電發展，只佔總體電力裝機容量4-5%，並不具決定性份額，過去30多年，中國在核電份額更少的情下，經濟照樣起飛，現在是否需要核電站遍地開花，宜重新檢視其戰略需要。總之，核電的取捨，應該超逾經濟發展，要從子孫萬代福祉的高度來體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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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2011
在华旅行日商进退两难
16日上午8时40分，日籍华商朋友陈世宇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到他的3位日本东京客户。他们15日从东京飞抵香港，16日晨又乘航班来到海南岛。
陈世宇祖籍海南万宁，是东京地区埼玉县光宇商事有限公司社长，从事中日进出口贸易逾15年。通过遍布日本的批发商，他进口的中国食品，如薯片、板栗、海南盐，日用品如口罩、芳香剂、除湿剂等进入全日4万多个超市及零售店。
他告诉记者：“此次海南行乃公司安排的客户奖励，三位客户都是东京地区的零售店店长，按计划他们将在海南博鳌、兴隆、三亚旅游度假三天。我本人12日从东京经香港飞回海口，原计划23日返回东京，因为福岛核电站爆炸的影响还不确定，计划放弃返程机票，留在中国观察。我的太太昨日也经香港飞往上海了。几位客户是通过旅行社购买的往返机票，原定19日经香港返东京，但接机后他们一路都在犹豫中，他们的店铺及家属还都在辐射阴云笼罩的东京，是留是去进退两难。他们希望在需要时中国政府能够给予帮助。”
“今晨接到日本来电，不少东京友人前往大阪、九州避难，也有不少选择飞往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及韩国，机票很难买到。东京到香港的机票出现6万日元票价，东京飞台湾票价达7-8万日元。回大陆的华侨华人也多购买单程票。暂时不离开的市民，按照政府建议尽量不出门，超市中食用水、面、米、卫生用纸及普通纸张严重缺货，不少小食店关门。目前灾区交通还是有序的，但跨区域物流基本中断。核辐射是否会带来市民对食品、饮用水污染的恐慌，东京市民会信赖政府、媒体给出的科学信息。”
“由于原材料供应、电力供应恢复等因素，灾后东京地区工厂重建需要一个时段，要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判断日本会加大中国产品进口量，特别是食品、日用品类。”陈先生认为，“按照以往经验，日本进口标准较高，中国商检放行出口日本产品标准更高。灾后一旦物流恢复，希望两国有关部门协调，加快中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流程。”（完）
陈世宇祖籍海南万宁，是东京地区埼玉县光宇商事有限公司社长，从事中日进出口贸易逾15年。通过遍布日本的批发商，他进口的中国食品，如薯片、板栗、海南盐，日用品如口罩、芳香剂、除湿剂等进入全日4万多个超市及零售店。
他告诉记者：“此次海南行乃公司安排的客户奖励，三位客户都是东京地区的零售店店长，按计划他们将在海南博鳌、兴隆、三亚旅游度假三天。我本人12日从东京经香港飞回海口，原计划23日返回东京，因为福岛核电站爆炸的影响还不确定，计划放弃返程机票，留在中国观察。我的太太昨日也经香港飞往上海了。几位客户是通过旅行社购买的往返机票，原定19日经香港返东京，但接机后他们一路都在犹豫中，他们的店铺及家属还都在辐射阴云笼罩的东京，是留是去进退两难。他们希望在需要时中国政府能够给予帮助。”
“今晨接到日本来电，不少东京友人前往大阪、九州避难，也有不少选择飞往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及韩国，机票很难买到。东京到香港的机票出现6万日元票价，东京飞台湾票价达7-8万日元。回大陆的华侨华人也多购买单程票。暂时不离开的市民，按照政府建议尽量不出门，超市中食用水、面、米、卫生用纸及普通纸张严重缺货，不少小食店关门。目前灾区交通还是有序的，但跨区域物流基本中断。核辐射是否会带来市民对食品、饮用水污染的恐慌，东京市民会信赖政府、媒体给出的科学信息。”
“由于原材料供应、电力供应恢复等因素，灾后东京地区工厂重建需要一个时段，要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判断日本会加大中国产品进口量，特别是食品、日用品类。”陈先生认为，“按照以往经验，日本进口标准较高，中国商检放行出口日本产品标准更高。灾后一旦物流恢复，希望两国有关部门协调，加快中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流程。”（完）
3/15/2011
日本地震海啸震撼世界核能工业
美国之音记者: 艾德 | 华盛顿 2011年 3月 15日
• 日本核危机加深
• 日本：受损核电站附近辐射达危险水平
• 日本福岛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
• 中国需从日核泄露吸取教训
日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福岛核电站发生灾难。这种情形正在促使所有有关国家对现有核电站的安全以及建造更多核设施的计划重新进行评估。
*德国：对所有核电站进行三个月检查*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宣布，将对德国17座核电站的运行进行为期3个月的检查。按照原定计划，这17座核电站将于2021停止运营，但默克尔政府去年决定让这些核电站在2021年以后再运行12年。
默克尔说：“我们知道德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希望继续维护核能在我们这个欧洲第一大经济体里发挥的作用，如果我们希望尊重环境保护，那我们就不能忽视核能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技术的重要性。”
瑞士已经停止了对三个新的核电站的审批程序，以便对安全标准重新进行审查。印度已经下令对所有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
*中国：吸取日本教训，但仍将大力发展核工业*
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将吸取日本的教训，但强调说，中国建造新的核反应堆的速度将不会受到影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核工业。
核工业专家们表示，日本三座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将对许多人所说的“核复兴”，也就是利用核能替代化石燃料的趋势产生重大影响。世界核协会是一个推动核能及相关工业的全球性组织。这个组织表示，目前世界各国计划或者正在建造的核反应堆有155个，其中大部分在亚洲。
*国际原子能机构：灾难乃天灾引起*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要确定日本核危机对核能工业的影响现在还为时尚早。他说：“在我看来，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于设计存在问题，也不是人为的错误。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
天野之弥说，日本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世界需要一种稳定的清洁能源，以减少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这一事实。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说，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其他资源，没有必要发展核能。
*美国：1979年至今未建新核电站*
美国自从1979年宾州三哩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建造新的核电站。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丹尼尔.波尼曼星期一在白宫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说，核能占美国能源生产的20%，必须成为美国清洁能源政策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确实认为核能在建造一个低碳未来的努力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请放心，我们将把安全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建造新的核电站而寻求数百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担保。
*忧思科学家：核工业在美国面临困境*
但是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艾琳.范科认为，日本的情形只能使美国人对核能更加担心。
她说：“核工业在美国面临困境，早在上个星期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以前就是如此。核电站造价盘旋上涨，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下降，天然气价格低廉以及无法为碳定价都对核工业发展不利。”
范科说，日本的核危机将导致美国所有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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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岛 第 一 核 电 厂 2 号 房 爆 炸 菅 直 人 承 认 周 边 辐 射 量 上 升
2011-03-15 HKT 10:27
日 本 政 府 发 言 人 说 ，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厂 4 号 反 应 堆 厂 房 着 火 ， 相 信 有 更 多 辐 射 泄 漏 。
另 外 ， 日 本 首 相 菅 直 人 在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厂 2 号 厂 房 爆 炸 后 发 表 讲 话 ， 承 认 周 边 辐 射 水 平 升 高 ， 他 要 求 核 电 厂 半 径 20 公 里 范 围 内 所 有 人 撤 出 。
他 表 示 ， 会 继 续 注 入 海 水 ， 防 止 堆 芯 熔 化 ， 避 免 进 一 步 泄 漏 。
日 本 政 府 说 ， 2 号 厂 房 的 爆 炸 可 能 是 核 反 应 堆 中 的 控 制 压 力 池 损 坏 。
2 号 机 组 的 核 燃 料 棒 露 出 水 面 ， 长 度 差 不 多 是 核 燃 料 棒 的 一 半 。 发 生 爆 炸 后 不 久 ，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站 四 周 的 辐 射 量 上 升 。
根 据 8 时 31 分 的 数 据 显 示 ， 在 福 岛 量 度 到 的 辐 射 大 约 是 8217 毫 希 ， 而 8 时 前 是 1941 毫 希 。
《 共 同 社 》 报 道 ， 在 爆 炸 发 生 后 ， 在 东 京 同 福 岛 之 间 的 茨 城 县 量 度 到 的 辐 射 较 正 常 高 ， 在 茨 城 常 陆 太 田 市 ， 量 度 到 的 辐 射 量 较 正 常 高 出 100 倍 ， 日 本 仍 然 强 调 ， 造 成 大 规 模 辐 射 病 的 机 会 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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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岛 核 电 厂 机 组 相 继 爆 炸 专 家 ： 防 核 心 熔 化 污 染 供 水 系 统
2011-03-15 HKT 18:20
陈易安报道
日 本 福 岛 核 电 厂 1 至 4 号 机 组 先 后 发 生 爆 炸 ， 水 冷 措 施 迟 迟 未 能 为 燃 料 棒 降 温 。
专 家 质 疑 核 电 厂 隐 瞒 资 料 ， 认 为 核 电 厂 维 修 有 问 题 。
专 家 指 目 前 最 重 要 防 止 核 心 熔 化 ， 污 染 地 下 供 水 系 统 。
福 岛 核 电 厂 机 组 相 继 爆 炸 郭 位 ： 最 重 要 避 免 燃 料 棒 核 心 熔 解
2011-03-15 HKT 13:47
日 本 福 岛 核 电 厂 1 至 4 号 机 组 先 后 发 生 爆 炸 。
核 能 专 家 、 城 大 校 长 郭 位 指 出 ， 目 前 最 重 要 避 免 装 载 燃 料 棒 的 核 心 熔 解 。 他 形 容 福 岛 核 危 机 与 美 国 三 哩 岛 核 事 故 不 相 上 下 ， 最 坏 的 情 况 是 核 心 熔 解 ， 放 射 性 物 质 渗 透 混 凝 土 外 墙 ， 溶 入 地 底 ， 从 而 污 染 土 地 及 地 下 供 水 系 统 ， 对 食 物 链 亦 将 构 成 污 染 ， 带 来 深 远 影 响 。
• 日本核危机加深
• 日本：受损核电站附近辐射达危险水平
• 日本福岛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
• 中国需从日核泄露吸取教训
日本政府正在努力防止福岛核电站发生灾难。这种情形正在促使所有有关国家对现有核电站的安全以及建造更多核设施的计划重新进行评估。
*德国：对所有核电站进行三个月检查*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宣布，将对德国17座核电站的运行进行为期3个月的检查。按照原定计划，这17座核电站将于2021停止运营，但默克尔政府去年决定让这些核电站在2021年以后再运行12年。
默克尔说：“我们知道德国的核电站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希望继续维护核能在我们这个欧洲第一大经济体里发挥的作用，如果我们希望尊重环境保护，那我们就不能忽视核能作为一项承前启后的技术的重要性。”
瑞士已经停止了对三个新的核电站的审批程序，以便对安全标准重新进行审查。印度已经下令对所有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
*中国：吸取日本教训，但仍将大力发展核工业*
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将吸取日本的教训，但强调说，中国建造新的核反应堆的速度将不会受到影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核工业。
核工业专家们表示，日本三座核反应堆发生爆炸将对许多人所说的“核复兴”，也就是利用核能替代化石燃料的趋势产生重大影响。世界核协会是一个推动核能及相关工业的全球性组织。这个组织表示，目前世界各国计划或者正在建造的核反应堆有155个，其中大部分在亚洲。
*国际原子能机构：灾难乃天灾引起*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要确定日本核危机对核能工业的影响现在还为时尚早。他说：“在我看来，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于设计存在问题，也不是人为的错误。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
天野之弥说，日本的情况并没有改变世界需要一种稳定的清洁能源，以减少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这一事实。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说，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其他资源，没有必要发展核能。
*美国：1979年至今未建新核电站*
美国自从1979年宾州三哩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建造新的核电站。
美国能源部副部长丹尼尔.波尼曼星期一在白宫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说，核能占美国能源生产的20%，必须成为美国清洁能源政策的一部分。
他说：“我们确实认为核能在建造一个低碳未来的努力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请放心，我们将把安全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建造新的核电站而寻求数百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担保。
*忧思科学家：核工业在美国面临困境*
但是忧思科学家联盟的艾琳.范科认为，日本的情形只能使美国人对核能更加担心。
她说：“核工业在美国面临困境，早在上个星期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以前就是如此。核电站造价盘旋上涨，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下降，天然气价格低廉以及无法为碳定价都对核工业发展不利。”
范科说，日本的核危机将导致美国所有核电站进行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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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岛 第 一 核 电 厂 2 号 房 爆 炸 菅 直 人 承 认 周 边 辐 射 量 上 升
2011-03-15 HKT 10:27
日 本 政 府 发 言 人 说 ，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厂 4 号 反 应 堆 厂 房 着 火 ， 相 信 有 更 多 辐 射 泄 漏 。
另 外 ， 日 本 首 相 菅 直 人 在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厂 2 号 厂 房 爆 炸 后 发 表 讲 话 ， 承 认 周 边 辐 射 水 平 升 高 ， 他 要 求 核 电 厂 半 径 20 公 里 范 围 内 所 有 人 撤 出 。
他 表 示 ， 会 继 续 注 入 海 水 ， 防 止 堆 芯 熔 化 ， 避 免 进 一 步 泄 漏 。
日 本 政 府 说 ， 2 号 厂 房 的 爆 炸 可 能 是 核 反 应 堆 中 的 控 制 压 力 池 损 坏 。
2 号 机 组 的 核 燃 料 棒 露 出 水 面 ， 长 度 差 不 多 是 核 燃 料 棒 的 一 半 。 发 生 爆 炸 后 不 久 ，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站 四 周 的 辐 射 量 上 升 。
根 据 8 时 31 分 的 数 据 显 示 ， 在 福 岛 量 度 到 的 辐 射 大 约 是 8217 毫 希 ， 而 8 时 前 是 1941 毫 希 。
《 共 同 社 》 报 道 ， 在 爆 炸 发 生 后 ， 在 东 京 同 福 岛 之 间 的 茨 城 县 量 度 到 的 辐 射 较 正 常 高 ， 在 茨 城 常 陆 太 田 市 ， 量 度 到 的 辐 射 量 较 正 常 高 出 100 倍 ， 日 本 仍 然 强 调 ， 造 成 大 规 模 辐 射 病 的 机 会 不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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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岛 核 电 厂 机 组 相 继 爆 炸 专 家 ： 防 核 心 熔 化 污 染 供 水 系 统
2011-03-15 HKT 18:20
陈易安报道
日 本 福 岛 核 电 厂 1 至 4 号 机 组 先 后 发 生 爆 炸 ， 水 冷 措 施 迟 迟 未 能 为 燃 料 棒 降 温 。
专 家 质 疑 核 电 厂 隐 瞒 资 料 ， 认 为 核 电 厂 维 修 有 问 题 。
专 家 指 目 前 最 重 要 防 止 核 心 熔 化 ， 污 染 地 下 供 水 系 统 。
福 岛 核 电 厂 机 组 相 继 爆 炸 郭 位 ： 最 重 要 避 免 燃 料 棒 核 心 熔 解
2011-03-15 HKT 13:47
日 本 福 岛 核 电 厂 1 至 4 号 机 组 先 后 发 生 爆 炸 。
核 能 专 家 、 城 大 校 长 郭 位 指 出 ， 目 前 最 重 要 避 免 装 载 燃 料 棒 的 核 心 熔 解 。 他 形 容 福 岛 核 危 机 与 美 国 三 哩 岛 核 事 故 不 相 上 下 ， 最 坏 的 情 况 是 核 心 熔 解 ， 放 射 性 物 质 渗 透 混 凝 土 外 墙 ， 溶 入 地 底 ， 从 而 污 染 土 地 及 地 下 供 水 系 统 ， 对 食 物 链 亦 将 构 成 污 染 ， 带 来 深 远 影 响 。
福島泄核擴散百里 美航母後撤
反應堆乾燒 泄高輻射蒸氣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日本大地震觸發的核事故進一步惡化，福島第一核電站泄漏的輻射，已經飄到100公里以外，被美軍直升機探測到。第一核電站地震時在運作的3個反應堆（另3個當時未有運作），一個接一個全部出事，3號反應堆昨日繼1號反應堆後發生外殼猛烈爆炸，2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亦告失效，燃料棒「完全外露」。根據《讀賣新聞》凌晨的最新消息，有關方面已經打開2號反應堆原子爐的活塞，將內裏的蒸氣放出。這些蒸氣是由原子爐內直接釋出，含有很高的輻射。
由於爐內的冷卻水已經消失，燃料棒至截稿時仍然是呈露出狀態，在燃料棒無法冷卻的情下，爐內的溫度已經上升至超過2000度，燃料棒有可能因此熔化，情比之前的1號和3號反應堆更嚴重。爐心一旦熔化，有可能令大量放射性物質被噴射到大氣中。
爐內2000℃ 隨時熔化
國際原子能組織（IAEA）總幹事天野之彌昨表示，日本已要求IAEA派專家小組協助處理今次核危機。日本時間昨晚9時37分，當局在核電站測出地震發生以來的最高的輻射量3130毫希（mSv），是正常6倍。
再一反應堆爆炸 日求援國際
《朝日新聞》引述東京電力消息指出，在昨晚當地時間10時，第一核電站以南10公里測出比平常高260倍的輻射量，每小時為9.4毫希（mSv），相信是2號反應堆燃料棒一度完全外露所致。
日本上周五發生9級大地震至今第5日，日本放送協會（NHK）昨晚報道，死亡人數已超過1萬，單在在宮城縣兩個海岸發現了2000具遺體。在寒冷的北部，有近2萬戶人家停電，約140萬戶停水。輪流停電將影響300萬用戶，包括各大工廠、建築物和住宅。目前全國已疏散約45萬人，還未包括從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禁區撤離的8萬人。
記者返港接受輻射檢測
福島第一核電站漏出的輻射，已隨風擴散。本港也採取了緊急措施，昨晚由東京返抵本港的一班國泰客機，當局應要求派出穿了保護服的人員替24名在災區採訪的香港記者檢測輻射，全部沒有異常。
昨早11時，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廠房猛烈爆炸，冒出大量濃煙，外殼建築物炸至只剩「骨架」。與周六1號反應堆爆炸一樣，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說，今次起因也是內置反應堆的混凝土建築積聚大量氫氣，引起爆炸。從壓力數據判斷，反應堆容器受損可能不大，爆炸後的輻射水平沒有大升。
日本氣象廳預測，福島一帶周二凌晨開始由南風轉吹北風，意味輻射物質將朝首都東京方向飄散，但當局聲稱因風勢緩和，料不會影響位於核電站以南約240公里的首都。不過，共同社昨晚報道，位於東京以北120公里的茨城東海核電站，其2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已停止運轉，用於冷卻的3部後備柴油發電機有兩部亦出現故障。若消息獲證實，意味東海核電站將面臨類似福島核電站的嚴重問題，對東京影響會更大。
當局早前下令疏散第一核電站方圓20公里的居民，無法撤走的人則要留在室內。福島縣政府已要求當地所有居民、記者、留學生等自行接受輻射檢查。
3直升機沾輻射 17人感染
美國第七艦隊發言人戴維斯說，派到日本參加救災任務的航空母艦「列根」號，艦上3架直升機在出事核電廠以北100公里執行任務時，疑曾穿越核電廠散出的核子雲（在空中飄浮的核子物質團），3機機身沾上輻射而需要清洗，機上17名美軍亦受到輻射感染，初步懷疑涉及核分裂物質銫137及碘121。官員稱，機員一小時接觸到的輻射量，相當於普通人一個月接收到的環境輻射，制服要棄掉，人員以水及肥皂清洗身體後已清走所有輻射物質，各人沒感不適。
列根號本身的精密感應器亦探測到該航母暴露於微量輻射環境中。美軍聲明指出，這些微量輻射相信對人體沒影響，但作為防禦措施，原本位於核電站對開東北160公里的列根號，已後撤到離現場185公里的位置。
讀賣新聞/紐約時報/法新社/路透社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日本大地震觸發的核事故進一步惡化，福島第一核電站泄漏的輻射，已經飄到100公里以外，被美軍直升機探測到。第一核電站地震時在運作的3個反應堆（另3個當時未有運作），一個接一個全部出事，3號反應堆昨日繼1號反應堆後發生外殼猛烈爆炸，2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亦告失效，燃料棒「完全外露」。根據《讀賣新聞》凌晨的最新消息，有關方面已經打開2號反應堆原子爐的活塞，將內裏的蒸氣放出。這些蒸氣是由原子爐內直接釋出，含有很高的輻射。
由於爐內的冷卻水已經消失，燃料棒至截稿時仍然是呈露出狀態，在燃料棒無法冷卻的情下，爐內的溫度已經上升至超過2000度，燃料棒有可能因此熔化，情比之前的1號和3號反應堆更嚴重。爐心一旦熔化，有可能令大量放射性物質被噴射到大氣中。
爐內2000℃ 隨時熔化
國際原子能組織（IAEA）總幹事天野之彌昨表示，日本已要求IAEA派專家小組協助處理今次核危機。日本時間昨晚9時37分，當局在核電站測出地震發生以來的最高的輻射量3130毫希（mSv），是正常6倍。
再一反應堆爆炸 日求援國際
《朝日新聞》引述東京電力消息指出，在昨晚當地時間10時，第一核電站以南10公里測出比平常高260倍的輻射量，每小時為9.4毫希（mSv），相信是2號反應堆燃料棒一度完全外露所致。
日本上周五發生9級大地震至今第5日，日本放送協會（NHK）昨晚報道，死亡人數已超過1萬，單在在宮城縣兩個海岸發現了2000具遺體。在寒冷的北部，有近2萬戶人家停電，約140萬戶停水。輪流停電將影響300萬用戶，包括各大工廠、建築物和住宅。目前全國已疏散約45萬人，還未包括從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禁區撤離的8萬人。
記者返港接受輻射檢測
福島第一核電站漏出的輻射，已隨風擴散。本港也採取了緊急措施，昨晚由東京返抵本港的一班國泰客機，當局應要求派出穿了保護服的人員替24名在災區採訪的香港記者檢測輻射，全部沒有異常。
昨早11時，福島第一核電站3號廠房猛烈爆炸，冒出大量濃煙，外殼建築物炸至只剩「骨架」。與周六1號反應堆爆炸一樣，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說，今次起因也是內置反應堆的混凝土建築積聚大量氫氣，引起爆炸。從壓力數據判斷，反應堆容器受損可能不大，爆炸後的輻射水平沒有大升。
日本氣象廳預測，福島一帶周二凌晨開始由南風轉吹北風，意味輻射物質將朝首都東京方向飄散，但當局聲稱因風勢緩和，料不會影響位於核電站以南約240公里的首都。不過，共同社昨晚報道，位於東京以北120公里的茨城東海核電站，其2號反應堆的冷卻系統已停止運轉，用於冷卻的3部後備柴油發電機有兩部亦出現故障。若消息獲證實，意味東海核電站將面臨類似福島核電站的嚴重問題，對東京影響會更大。
當局早前下令疏散第一核電站方圓20公里的居民，無法撤走的人則要留在室內。福島縣政府已要求當地所有居民、記者、留學生等自行接受輻射檢查。
3直升機沾輻射 17人感染
美國第七艦隊發言人戴維斯說，派到日本參加救災任務的航空母艦「列根」號，艦上3架直升機在出事核電廠以北100公里執行任務時，疑曾穿越核電廠散出的核子雲（在空中飄浮的核子物質團），3機機身沾上輻射而需要清洗，機上17名美軍亦受到輻射感染，初步懷疑涉及核分裂物質銫137及碘121。官員稱，機員一小時接觸到的輻射量，相當於普通人一個月接收到的環境輻射，制服要棄掉，人員以水及肥皂清洗身體後已清走所有輻射物質，各人沒感不適。
列根號本身的精密感應器亦探測到該航母暴露於微量輻射環境中。美軍聲明指出，這些微量輻射相信對人體沒影響，但作為防禦措施，原本位於核電站對開東北160公里的列根號，已後撤到離現場185公里的位置。
讀賣新聞/紐約時報/法新社/路透社
溫家寶：黨領導下 有序政改
2011/03/14 22:00:44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北京14日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當前最大危險在於腐敗；政改須在穩定和諧社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將根據市場需求加大人民幣匯率彈性。
中國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今天閉幕，之後由溫家寶舉行中外記者會。他談到上述政治改革、人民幣等多項議題，並強調在兩岸經濟協議（ECFA）後續商談中，將可感受到大陸方面的誠意。
溫家寶記者會上一個重要的話題是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由於溫家寶之前曾經在多個場合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所以他今天如何表示自己的看法，深受注意。
溫家寶說，「改革是歷史永恆的主題」，「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協調推進」，「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會是亙古不變的」，只有不斷改革，「黨和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
溫家寶同時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
溫家寶進一步表示，當前他認為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他語帶情感的說，「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溫家寶並從公平正義和給每個人受教育的機會，發揮人的獨立思維和創造精神等方面，闡述「必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道理。
不過，溫家寶在講了這麼多理想之後卻話鋒一轉的表示，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相信群眾能管好一村一鄉一縣，「這需要一個過程」。
最後他從這個角度出發立論：「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穩定的、和諧的社會環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
這句話把他前面講的理念，全都置於中共的政治現實之下。
此外，經濟問題也是今天溫家寶記者會的重點。他在談到物價問題時指出，「通貨膨脹就像一隻老虎」，放出來就很難再關進去。
他表示，目前通貨膨脹主要是國際性的，因為「某些國家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匯率和大宗物資價格大幅波動，這對中國有很大影響，是難以控制的。
同時，大陸內部也有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初級產品價格上升造成的結構性通貨膨脹。
他介紹了中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思路，並且表示對此還是很有信心的，
至於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溫家寶表示，中國將根據市場的需求加大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但這種升值是漸進的，因為還要顧及企業的承受力和就業，要保持社會的穩定。
在記者會臨近結束的時候，由於還沒有點到日本媒體發問，溫家寶主動詢問現場有沒有日本記者。溫家寶對日本大地震的死難者表示哀悼，並指出中國政府願意根據日方的需要提供幫助。
記者會結束後，溫家寶並且走下講台，向在場的記者致意，引起現場一陣騷動。
今天稍早的人大閉幕會上，表決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十二五規劃）的決議草案等。1000314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北京14日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當前最大危險在於腐敗；政改須在穩定和諧社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進行；將根據市場需求加大人民幣匯率彈性。
中國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今天閉幕，之後由溫家寶舉行中外記者會。他談到上述政治改革、人民幣等多項議題，並強調在兩岸經濟協議（ECFA）後續商談中，將可感受到大陸方面的誠意。
溫家寶記者會上一個重要的話題是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由於溫家寶之前曾經在多個場合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所以他今天如何表示自己的看法，深受注意。
溫家寶說，「改革是歷史永恆的主題」，「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該協調推進」，「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會是亙古不變的」，只有不斷改革，「黨和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
溫家寶同時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保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險。」
溫家寶進一步表示，當前他認為最大的危險在於腐敗，「而消除腐敗的土壤還在於改革制度和體制。」他語帶情感的說，「我深知國之命在人心，解決人民的怨氣，實現人民的願望，就必須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
溫家寶並從公平正義和給每個人受教育的機會，發揮人的獨立思維和創造精神等方面，闡述「必須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道理。
不過，溫家寶在講了這麼多理想之後卻話鋒一轉的表示，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相信群眾能管好一村一鄉一縣，「這需要一個過程」。
最後他從這個角度出發立論：「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穩定的、和諧的社會環境，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
這句話把他前面講的理念，全都置於中共的政治現實之下。
此外，經濟問題也是今天溫家寶記者會的重點。他在談到物價問題時指出，「通貨膨脹就像一隻老虎」，放出來就很難再關進去。
他表示，目前通貨膨脹主要是國際性的，因為「某些國家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匯率和大宗物資價格大幅波動，這對中國有很大影響，是難以控制的。
同時，大陸內部也有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初級產品價格上升造成的結構性通貨膨脹。
他介紹了中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思路，並且表示對此還是很有信心的，
至於人民幣匯率的問題，溫家寶表示，中國將根據市場的需求加大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但這種升值是漸進的，因為還要顧及企業的承受力和就業，要保持社會的穩定。
在記者會臨近結束的時候，由於還沒有點到日本媒體發問，溫家寶主動詢問現場有沒有日本記者。溫家寶對日本大地震的死難者表示哀悼，並指出中國政府願意根據日方的需要提供幫助。
記者會結束後，溫家寶並且走下講台，向在場的記者致意，引起現場一陣騷動。
今天稍早的人大閉幕會上，表決通過了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十二五規劃）的決議草案等。1000314
3/14/2011
日本替全世界上了一課／文﹕南方朔
文章日期：2011年3月14日
【明報專訊】日本發生黎克特制規模9級歷史上最強烈的大地震和大海嘯，緊接又是各地大火及核電廠爆炸，剎那之間，日本由一個洋溢精緻之美的國度變成了人間煉獄。
但就在全世界對日本的災難均感同身受，寄予關懷的此刻，全世界的人們對日本人那種雖處於極大危難之中，而國家仍一切循規蹈矩，高度自尊自律的表現佩服得五體投地；發生這麼大的浩劫，如果要藉機做文章，哪怕找不到借題發揮的題目，但日本舉國悲傷團結，硬是沒有任何雜音口水戰，政府也指揮若定，循序以進；發生那麼大的浩劫，最重要的NHK，沒有任何炒做國民情緒的動作，而只是善盡它的媒體告知的責任。發生這種事，換了任何別的國家，怕不早已打家劫舍，超市商店的行搶大盛，而日本卻井然有序。而最讓人感佩的，乃是雖遭強震，地動山搖，東京可沒有哪棟房子倒掉；日本各地交通大亂，排隊等計程車、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陷在車陣裏十幾個小時動彈不得，大家可都是耐住性子排隊，也沒見車潮裏出現大吼大叫吵架或狂按喇叭的景象。一個國家集體的國民素質如此自制自重，全世界除了日本外，可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次大地震大海嘯，日本可真是替全世界上了再也找不到的寶貴一課。
日本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成員之一，但日本的文化表現型卻獨樹一幟，它也以個人的修身為起點，但它的修身卻能凝聚成不做會讓自己丟臉的事這種簡單易行的項目上，這乃是日本人自制自律，甚至多禮到有些外國人都覺得很虛假的程度，殊不知就是這種自制自律自尊的品質，才造就出今天那種日本的特性，愈是歷史上最嚴重的大地震大海嘯，日本人更要在世人面前抬得起頭來。一個國家念茲在茲的就是要努力的去證明自己。這種積極的國民特性，日本已成了一則範例。人們常說日本人驕傲，但驕傲能反求諸身，而不是只以國強人多為驕傲的基礎，日本的驕傲是值得的。
日本大地震大海嘯後，全世界都開始談論日本的「終末意識」，全世界有許多民族或國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末日」文化記號。有關「世界末日」這種說法，乃是一個民族透過古代神話及傳說，將自己內心最畏懼的事情具體化。這種終末意識無疑的以歐美基督教國家的末日最後的審判最為重要。這種終末意識起源於希伯來古代的宗教神話，而後凝聚在諸如《啟示錄》、《馬太福音》、《但以理書》等篇章裏，後來並被俗化成了所謂的千禧年論，雖然真正的千年與曆法上的西元紀年有很大的出入，但因為這種說法是如此的深植人心，已成了歐美人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因此在紀元1000年和2000年，這種說法都造成集體的歇斯底里。就以1000年為例，有關各種星象的紀錄即頗為廣泛，冰島在1日1日前舉國都皈依了基督教。許多人深信世界末日將臨而盡棄所有，在999年12月31日子夜數萬人匍匐在羅馬聖彼得教堂前，聽完教皇席維斯特二世講話，數萬人就匍匐在地，等最後的鐘聲響起，等大地裂開，末日到來。但鐘聲停了好久，一切都沒有發生，於是人們遂相擁而泣，因為人們已獲得了新生！
靠地震終末意識自我鍛煉
西方的末日千禧年論，其實乃是一種善惡二元論的世界觀，因此它從中古時代起，就被進一步再簡化成了「基督論」和「反基督論」，而反基督的這一方到了近代，則被指成是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女性主義等。近年來美國的極右督教基本教義派所一再重複宣稱的就是這種說法。這也就是說，這種「終末意識」其實乃是西方自以為是，而歧視異己和非我族類的意識形態最後的基礎。西方每到千年，就會出現集體的歇斯底里，它在國際政治上就會右翼極端好戰主義大盛，其實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而反觀日本則是終末意識的另一種走向了。日本身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質活動頻繁，因而大型的地震海嘯從未減少過。由於地震的可怕是如此巨大，因而近代日本通俗文化裏，談論地震的漫畫、小說、電影極多，計有《日本沉沒》、《太陽默示錄》、《終末的愚者》、《二五二生存訊號》、《心動時刻》、《海猿》等等。這些作品都是在談地震的恐怖可怕。地震對日本而言，並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異物，而是日本命運的背景音樂，日本靠這種地震造成的終末意識而被迫要習慣和地震一起生活。這種終末意識培養出了對地震特別認真的態度。世界上幾乎不可能有一個像東京這樣的城市，在經歷強震後竟無一棟建築物倒塌，這簡直就是人類的奇蹟，換了任何國家怕不都要倒成一片。日本靠地震的終末意識而自我鍛煉，包括平時建築技術的研究發展及管理，地震發生後的應變，其冷靜、自制、有效率的那種表現，全世界等於都上了一課。這種等級的地震海嘯，換了任何國家，死亡人數可能都要上10萬，現在日本死傷統計還言之過早，但肯定遠低於這種地震海嘯發生在別國的數字。不論人們喜不喜歡日本，單單這次地震海嘯，就有太多事情值得世人學習！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明報專訊】日本發生黎克特制規模9級歷史上最強烈的大地震和大海嘯，緊接又是各地大火及核電廠爆炸，剎那之間，日本由一個洋溢精緻之美的國度變成了人間煉獄。
但就在全世界對日本的災難均感同身受，寄予關懷的此刻，全世界的人們對日本人那種雖處於極大危難之中，而國家仍一切循規蹈矩，高度自尊自律的表現佩服得五體投地；發生這麼大的浩劫，如果要藉機做文章，哪怕找不到借題發揮的題目，但日本舉國悲傷團結，硬是沒有任何雜音口水戰，政府也指揮若定，循序以進；發生那麼大的浩劫，最重要的NHK，沒有任何炒做國民情緒的動作，而只是善盡它的媒體告知的責任。發生這種事，換了任何別的國家，怕不早已打家劫舍，超市商店的行搶大盛，而日本卻井然有序。而最讓人感佩的，乃是雖遭強震，地動山搖，東京可沒有哪棟房子倒掉；日本各地交通大亂，排隊等計程車、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陷在車陣裏十幾個小時動彈不得，大家可都是耐住性子排隊，也沒見車潮裏出現大吼大叫吵架或狂按喇叭的景象。一個國家集體的國民素質如此自制自重，全世界除了日本外，可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次大地震大海嘯，日本可真是替全世界上了再也找不到的寶貴一課。
日本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成員之一，但日本的文化表現型卻獨樹一幟，它也以個人的修身為起點，但它的修身卻能凝聚成不做會讓自己丟臉的事這種簡單易行的項目上，這乃是日本人自制自律，甚至多禮到有些外國人都覺得很虛假的程度，殊不知就是這種自制自律自尊的品質，才造就出今天那種日本的特性，愈是歷史上最嚴重的大地震大海嘯，日本人更要在世人面前抬得起頭來。一個國家念茲在茲的就是要努力的去證明自己。這種積極的國民特性，日本已成了一則範例。人們常說日本人驕傲，但驕傲能反求諸身，而不是只以國強人多為驕傲的基礎，日本的驕傲是值得的。
日本大地震大海嘯後，全世界都開始談論日本的「終末意識」，全世界有許多民族或國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末日」文化記號。有關「世界末日」這種說法，乃是一個民族透過古代神話及傳說，將自己內心最畏懼的事情具體化。這種終末意識無疑的以歐美基督教國家的末日最後的審判最為重要。這種終末意識起源於希伯來古代的宗教神話，而後凝聚在諸如《啟示錄》、《馬太福音》、《但以理書》等篇章裏，後來並被俗化成了所謂的千禧年論，雖然真正的千年與曆法上的西元紀年有很大的出入，但因為這種說法是如此的深植人心，已成了歐美人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因此在紀元1000年和2000年，這種說法都造成集體的歇斯底里。就以1000年為例，有關各種星象的紀錄即頗為廣泛，冰島在1日1日前舉國都皈依了基督教。許多人深信世界末日將臨而盡棄所有，在999年12月31日子夜數萬人匍匐在羅馬聖彼得教堂前，聽完教皇席維斯特二世講話，數萬人就匍匐在地，等最後的鐘聲響起，等大地裂開，末日到來。但鐘聲停了好久，一切都沒有發生，於是人們遂相擁而泣，因為人們已獲得了新生！
靠地震終末意識自我鍛煉
西方的末日千禧年論，其實乃是一種善惡二元論的世界觀，因此它從中古時代起，就被進一步再簡化成了「基督論」和「反基督論」，而反基督的這一方到了近代，則被指成是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女性主義等。近年來美國的極右督教基本教義派所一再重複宣稱的就是這種說法。這也就是說，這種「終末意識」其實乃是西方自以為是，而歧視異己和非我族類的意識形態最後的基礎。西方每到千年，就會出現集體的歇斯底里，它在國際政治上就會右翼極端好戰主義大盛，其實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而反觀日本則是終末意識的另一種走向了。日本身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質活動頻繁，因而大型的地震海嘯從未減少過。由於地震的可怕是如此巨大，因而近代日本通俗文化裏，談論地震的漫畫、小說、電影極多，計有《日本沉沒》、《太陽默示錄》、《終末的愚者》、《二五二生存訊號》、《心動時刻》、《海猿》等等。這些作品都是在談地震的恐怖可怕。地震對日本而言，並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異物，而是日本命運的背景音樂，日本靠這種地震造成的終末意識而被迫要習慣和地震一起生活。這種終末意識培養出了對地震特別認真的態度。世界上幾乎不可能有一個像東京這樣的城市，在經歷強震後竟無一棟建築物倒塌，這簡直就是人類的奇蹟，換了任何國家怕不都要倒成一片。日本靠地震的終末意識而自我鍛煉，包括平時建築技術的研究發展及管理，地震發生後的應變，其冷靜、自制、有效率的那種表現，全世界等於都上了一課。這種等級的地震海嘯，換了任何國家，死亡人數可能都要上10萬，現在日本死傷統計還言之過早，但肯定遠低於這種地震海嘯發生在別國的數字。不論人們喜不喜歡日本，單單這次地震海嘯，就有太多事情值得世人學習！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海岸遺體遍布 日本屍袋短缺
2011/03/14 23:48:00
日本東北發生強烈地震和海嘯，預估罹難者及失蹤人口恐有上萬人。宮城縣氣仙沼市受重創，街道一片狼籍。（中央社記者楊明珠宮城縣氣仙沼市傳真 100年3月14日）
（中央社東京14日綜合外電報導）強震引發大海嘯3天後，日本海岸線今天又發現許多罹難者的遺體被沖上岸，各地的火葬場已無力處理，救難人員連屍袋也不夠用，日本受困於持續升高的人道、經濟與核子危機。
在遭強震和海嘯重創的東北部，氣溫突然降到接近冰點，數百萬民眾已4晚缺水斷糧，或無暖氣可用，這場人道危機成為這次震災的新難題。
日本警方官員說，宮城縣（Miyagi）海岸今天發現上千具罹難者屍體沖上岸。這使得這次浩劫的官方證實死方人數達到約2800人，另有逾1400人失蹤和1900人受傷。但宮城縣警察首長表示，單是人口230萬的宮城縣估計就有上萬人死亡。
官員不願猜測死亡人數可能多高，但了解2004年南亞大海嘯災情的專家看法很悲觀。當年那場海嘯奪走23萬人命，但只找到18萬4000具屍體，印尼科學研究所（Indonesian Science Institute）的資深地質學家哈約諾（Hery Harjono）說：「如果不到萬人（死亡），那確實是個奇蹟。」
在福島縣的相馬市（Soma），火葬場已無力處理持續湧入的遺體，官員只好向其他城鎮求援。日本人過世大多火葬，這需要地方當局批准，如今為了加快處理速度，政府已罕見擱置須先申請批准的程序。
在3大災區中的岩手縣（Iwate），官員叫苦說，當局只獲得所需食糧和其他補給品的1/10，屍袋和棺木都嚴重短缺，政府可能得向國外的殯儀館求助。
在強震來襲後3天，搜救隊今天首度抵達相馬市，協助挖掘罹難者遺體。救護車停在一邊，屍袋鋪在已清除掉瓦礫的空地上，消防人員使用工具和電鋸清理令人難以想像的各種物品，包括汽車、屋頂和家庭用品。在距海邊約1公里的街道上還有多艘翻覆的船隻。
官員說，這個有3萬8000人口的城鎮約1/3遭大水淹沒，有數千人失蹤。（譯者：中央社林治平）1000314
日本東北發生強烈地震和海嘯，預估罹難者及失蹤人口恐有上萬人。宮城縣氣仙沼市受重創，街道一片狼籍。（中央社記者楊明珠宮城縣氣仙沼市傳真 100年3月14日）
（中央社東京14日綜合外電報導）強震引發大海嘯3天後，日本海岸線今天又發現許多罹難者的遺體被沖上岸，各地的火葬場已無力處理，救難人員連屍袋也不夠用，日本受困於持續升高的人道、經濟與核子危機。
在遭強震和海嘯重創的東北部，氣溫突然降到接近冰點，數百萬民眾已4晚缺水斷糧，或無暖氣可用，這場人道危機成為這次震災的新難題。
日本警方官員說，宮城縣（Miyagi）海岸今天發現上千具罹難者屍體沖上岸。這使得這次浩劫的官方證實死方人數達到約2800人，另有逾1400人失蹤和1900人受傷。但宮城縣警察首長表示，單是人口230萬的宮城縣估計就有上萬人死亡。
官員不願猜測死亡人數可能多高，但了解2004年南亞大海嘯災情的專家看法很悲觀。當年那場海嘯奪走23萬人命，但只找到18萬4000具屍體，印尼科學研究所（Indonesian Science Institute）的資深地質學家哈約諾（Hery Harjono）說：「如果不到萬人（死亡），那確實是個奇蹟。」
在福島縣的相馬市（Soma），火葬場已無力處理持續湧入的遺體，官員只好向其他城鎮求援。日本人過世大多火葬，這需要地方當局批准，如今為了加快處理速度，政府已罕見擱置須先申請批准的程序。
在3大災區中的岩手縣（Iwate），官員叫苦說，當局只獲得所需食糧和其他補給品的1/10，屍袋和棺木都嚴重短缺，政府可能得向國外的殯儀館求助。
在強震來襲後3天，搜救隊今天首度抵達相馬市，協助挖掘罹難者遺體。救護車停在一邊，屍袋鋪在已清除掉瓦礫的空地上，消防人員使用工具和電鋸清理令人難以想像的各種物品，包括汽車、屋頂和家庭用品。在距海邊約1公里的街道上還有多艘翻覆的船隻。
官員說，這個有3萬8000人口的城鎮約1/3遭大水淹沒，有數千人失蹤。（譯者：中央社林治平）1000314
3/12/2011
孫文與宋慶齡的婚姻是誰促成的？
【聯合報╱林水福】 2011.03.12 04:16 am
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
1914年於東京松本樓的「日華同志懇親會」留影，後列中央為孫文。
圖／小坂文乃提供
1
孫文(中)與梅屋庄吉夫婦。
圖／小坂文乃提供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內有一些特別的紀念活動。拍攝《國父傳》應是其中之一。去年從媒體報導得知，對於《國父傳》中國父的「人物描述」似乎有些不同的看法喧騰一時，造成未演先轟動，也讓人重新對國父日常生活中是怎樣的一個人，與宋慶齡之間的感情如何？是在怎麼情況下兩人結成姻緣？等等產生興趣。
談到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過去有種種說法；不過，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革命をプロュースした日本人》（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之後，到目前為止至少日本方面沒有人反駁。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為什麼到最近才「真相大白」呢？小坂女士說，過去也曾提供日本研究者相關史料、文物，但是由於跟學者本身以往發表的「說法」不同，因此「真相」仍然塵封箱底，不得已自己跳出來研究，寫成上述著作，對歷史作一些交代。
小坂文乃女士是梅屋庄吉的曾外孫女，目前是梅屋庄吉遺留下來的文物持有者。梅屋庄吉何許人也？我想對一般國人而言，應該是較陌生的。儘管去年小坂女士訪問台灣時曾有媒體報導。
梅屋庄吉（1868-1934），長崎出身的企業家。27歲時在香港與長二歲的孫文認識，對其革命思想深有同感。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在《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指出：「孫文將日本作為革命基地，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在日本度過。中國革命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二步，希望日本援助。大陸浪人或政治家之中，有同情、援助孫文的革命運動，但也有藉此利用孫文實施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不過，不能說孫文與所有日本人的關係，都是在這個框架中結合的。」國父的日本友人相當多，政界有犬養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政治、社會運動家有宮崎滔天、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北一輝、平山周、內田良平、末永節，企業家有頭山滿、澀澤榮一、梅屋庄吉，軍人有大原武慶、本庄繁、金子新太郎、石間德次、甲斐靖，學者有南方熊南、寺尾亨、副島義一、原田要等。其中不免有就如俞教授所說的既援助又利用的情形，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如俞教授說的：「例如孫文與梅屋庄吉的關係是特異的。他基於自己的理想與人生觀，傾自己的財產誠心誠意支援孫文的革命。」
梅屋和孫文在香港「梅屋照相館」相識後，對孫文的革命思想深有同感，於是說：「你舉兵，我舉財支援。」梅屋拍攝電影，凝聚巨大財富，「從1895年廣州起義開始的革命運動的武器、彈藥的調度、機關雜誌發行的資金、對志士赴革命的援助，還有他們留守的家裡的照顧、孫文逃到外國的旅費、軍票的製作……」到底支援了多少錢？正確數字沒人知道，有一說換算成現代錢幣超過二兆日圓。其中一例，「明治29年2月18日一千三百美元給孫之後雖出資金甚多記憶不詳細」《永代日記》（梅屋庄吉），換算成現代幣值超過一千萬日幣。上述小坂女士著作中多次提及匯款給國父及革命志士情事。
2
宋慶齡，攝於擔任孫文祕書時。
圖／小坂文乃提供
1913年宋慶齡結束美國的留學生活，和家人見面的地方不是中國而是日本。因為那時宋嘉樹和孫文因革命失敗逃亡日本。當時孫文住在位於大久保的梅屋家（現已不存在），慶齡常和父親或時任孫文祕書的姊姊靄齡到孫文住處，甚至十天裡見七次面。慶齡在孫文心目中是「出現在人生谷底的自己眼前，色彩鮮豔的現代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慶齡眼中的孫文是「可以實現中國未來希望的一切的象徵」（見イスラエル‧エプシュタイン《宋慶齡（上）》）。1914年靄玲和孔祥熙結婚，辭祕書職，由慶齡接任。慶齡獲孫文信任，幫他處理祕密的書信、文書、英文書信、聲明草稿等，成了孫文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慶齡對於孫文處逆境堅忍不屈的精神深受感動，從他那兒學習政治原則、對現實課題的處理方式等。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從主從、上司與部屬的關係，逐漸轉為男女關係。上述《宋慶齡（上）》提到，廖仲愷的兒子廖夢醒說，孫文、慶齡與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等同遊熱海時，兩人情狀甚為親暱。那時候慶齡給妹妹美齡的書信中說：
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快樂過。做的是從少女時代夢想的為大義而做的工作……我能夠幫助中國，能夠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宋慶齡》（上））
1914年宋雙親身體違和，慶齡與雙親回到上海，那時孫文的落寞可想而知。小坂女士在上述書中，根據祖母千世子的回憶文有如下的描述：
孫文嘆氣，一直似乎在想著什麼的樣子，看來像在看書；其實，只是書本翻開，過著幾乎是茶飯不思的日子。
看不下去的トク（註：庄吉妻）問道，
「是不喜歡飯菜嗎？」
孫文只回答，「不是！不用管我。」
可是這種情況繼續著，因此，トク直接挑明問孫文內心。
「是不是因為愛情問題而煩惱呢？」……
「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我想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第一次了解相思之苦與喜悅。」
儘管トク提醒孫文兩人年齡相差27歲，孫文卻毅然回答：「如果可以和她結婚，縱使明天死而無悔。」了解孫文真意之後，トク也沒跟庄吉商量，馬上找來當時孫文的祕書陳其美，要他祕密到上海見慶齡轉達孫文心意。
孫文(中)與宋慶齡(右)結婚時的留影，左為梅屋庄吉之妻トク。
圖／小坂文乃提供
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當然遭到多數人反對，宋嘉樹夫婦甚至要慶齡在父母與孫文之中擇一，然而慶齡不為所動，留下書信給雙親，1915年離家出走，跟孫文親信朱卓文，於10月24日回到日本。孫文與慶齡結婚，不但遭到政敵的強烈攻擊，連孫文門下的革命志士也不贊成，小坂女士上述書中說，同志中「出席結婚典禮的只有陳其美」，其他賓客的陣容也算得上「冠蓋雲集」，小坂書中描述：
過午，各界大人物搭自用車或人力車陸續前來。大約有50-60人吧！如個子雖小卻具存在感的犬養毅，後來是立憲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親信眾院議員古島一雄；當時政友會幹事長小川平吉；有「蒙古王」異名的政治家佐佐木安武郎……「玄洋社」統帥國家主義者的頭山滿戴著眼鏡、留著長長的鬍鬚出現。頭山滿的盟友被稱為財政界黑幕的杉山茂丸……還有辛亥革命時到中國擔任革命政府法律顧問的寺尾亨。其他還有大個子眼睛炯炯有神、留著長鬍子註冊商標的宮崎滔天……
孫文與慶齡的新居和生活用品、家具等都由梅屋庄吉夫婦代為張羅。書中引用《孫文的動靜》寫道：
（1915年）十月十一日
午後三時五十五分孫偕同來訪中的萱野及梅屋妻坐汽車外出到芝區愛宕下町的西洋家具店尾張屋買了二、三件家具後離開該店……
十月十三日
同（午後）四時二十分孫偕上述梅屋之妻及陳其美坐汽車外出（作者註：途中陳下車），到日本橋區通一丁目伴傳商店購買毛毯及座墊約百圓，然後在四谷區趜町三丁目的衣櫥店買衣櫥……
小坂女士書中還提到結婚前一天慶齡住在梅屋家，結婚當天由律師和田瑞當見證人，結婚證書由於必須到日本的區公所登記，因此，結婚證書是用日文寫的。
在周遭人，甚至連門下皆反對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庄吉夫婦大力促成，孫文與慶齡是否能順利結婚，不得而知。小坂女士說：「在我家保管資料的房間掛著背面寫著『賢母』的和服外褂。」那是庄吉喜歡穿捻絲綢的外褂。對此，小坂女士的解釋是，如果創造新中國的孫文是「革命之父」，那麼在背後徹底支持的庄吉有如「母親」的存在；或者是對トク照顧的感謝之意。
3
相較於其他支持國父的日本友人，即使孫文或宮崎滔天等與庄吉關係密切之人的著作裡，也都幾乎看不到「梅屋庄吉」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從梅屋庄吉遺留的筆記本裡的這麼一段話可以找到答案：
我從事有關中國革命，係基於與孫文之盟約而做的。相關之日記書信等一切皆不可洩漏。
值此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我想有必要對國父與梅屋庄吉這一段革命佳話作較深入的了解，期待有心人！
【2011/03/12 聯合報】@ http://udn.com/
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
1914年於東京松本樓的「日華同志懇親會」留影，後列中央為孫文。
圖／小坂文乃提供
1
孫文(中)與梅屋庄吉夫婦。
圖／小坂文乃提供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內有一些特別的紀念活動。拍攝《國父傳》應是其中之一。去年從媒體報導得知，對於《國父傳》中國父的「人物描述」似乎有些不同的看法喧騰一時，造成未演先轟動，也讓人重新對國父日常生活中是怎樣的一個人，與宋慶齡之間的感情如何？是在怎麼情況下兩人結成姻緣？等等產生興趣。
談到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過去有種種說法；不過，2009年小坂文乃女士出版《革命をプロュースした日本人》（製造革命的日本人），明白指出孫文與宋慶齡的結合是梅屋庄吉夫婦一手促成的。之後，到目前為止至少日本方面沒有人反駁。這種說法，可能顛覆過去研究孫文與宋慶齡的專家學者的看法。為什麼到最近才「真相大白」呢？小坂女士說，過去也曾提供日本研究者相關史料、文物，但是由於跟學者本身以往發表的「說法」不同，因此「真相」仍然塵封箱底，不得已自己跳出來研究，寫成上述著作，對歷史作一些交代。
小坂文乃女士是梅屋庄吉的曾外孫女，目前是梅屋庄吉遺留下來的文物持有者。梅屋庄吉何許人也？我想對一般國人而言，應該是較陌生的。儘管去年小坂女士訪問台灣時曾有媒體報導。
梅屋庄吉（1868-1934），長崎出身的企業家。27歲時在香港與長二歲的孫文認識，對其革命思想深有同感。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在《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指出：「孫文將日本作為革命基地，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在日本度過。中國革命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二步，希望日本援助。大陸浪人或政治家之中，有同情、援助孫文的革命運動，但也有藉此利用孫文實施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不過，不能說孫文與所有日本人的關係，都是在這個框架中結合的。」國父的日本友人相當多，政界有犬養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政治、社會運動家有宮崎滔天、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北一輝、平山周、內田良平、末永節，企業家有頭山滿、澀澤榮一、梅屋庄吉，軍人有大原武慶、本庄繁、金子新太郎、石間德次、甲斐靖，學者有南方熊南、寺尾亨、副島義一、原田要等。其中不免有就如俞教授所說的既援助又利用的情形，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如俞教授說的：「例如孫文與梅屋庄吉的關係是特異的。他基於自己的理想與人生觀，傾自己的財產誠心誠意支援孫文的革命。」
梅屋和孫文在香港「梅屋照相館」相識後，對孫文的革命思想深有同感，於是說：「你舉兵，我舉財支援。」梅屋拍攝電影，凝聚巨大財富，「從1895年廣州起義開始的革命運動的武器、彈藥的調度、機關雜誌發行的資金、對志士赴革命的援助，還有他們留守的家裡的照顧、孫文逃到外國的旅費、軍票的製作……」到底支援了多少錢？正確數字沒人知道，有一說換算成現代錢幣超過二兆日圓。其中一例，「明治29年2月18日一千三百美元給孫之後雖出資金甚多記憶不詳細」《永代日記》（梅屋庄吉），換算成現代幣值超過一千萬日幣。上述小坂女士著作中多次提及匯款給國父及革命志士情事。
2
宋慶齡，攝於擔任孫文祕書時。
圖／小坂文乃提供
1913年宋慶齡結束美國的留學生活，和家人見面的地方不是中國而是日本。因為那時宋嘉樹和孫文因革命失敗逃亡日本。當時孫文住在位於大久保的梅屋家（現已不存在），慶齡常和父親或時任孫文祕書的姊姊靄齡到孫文住處，甚至十天裡見七次面。慶齡在孫文心目中是「出現在人生谷底的自己眼前，色彩鮮豔的現代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慶齡眼中的孫文是「可以實現中國未來希望的一切的象徵」（見イスラエル‧エプシュタイン《宋慶齡（上）》）。1914年靄玲和孔祥熙結婚，辭祕書職，由慶齡接任。慶齡獲孫文信任，幫他處理祕密的書信、文書、英文書信、聲明草稿等，成了孫文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慶齡對於孫文處逆境堅忍不屈的精神深受感動，從他那兒學習政治原則、對現實課題的處理方式等。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從主從、上司與部屬的關係，逐漸轉為男女關係。上述《宋慶齡（上）》提到，廖仲愷的兒子廖夢醒說，孫文、慶齡與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等同遊熱海時，兩人情狀甚為親暱。那時候慶齡給妹妹美齡的書信中說：
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快樂過。做的是從少女時代夢想的為大義而做的工作……我能夠幫助中國，能夠幫助孫博士。他需要我。（《宋慶齡》（上））
1914年宋雙親身體違和，慶齡與雙親回到上海，那時孫文的落寞可想而知。小坂女士在上述書中，根據祖母千世子的回憶文有如下的描述：
孫文嘆氣，一直似乎在想著什麼的樣子，看來像在看書；其實，只是書本翻開，過著幾乎是茶飯不思的日子。
看不下去的トク（註：庄吉妻）問道，
「是不喜歡飯菜嗎？」
孫文只回答，「不是！不用管我。」
可是這種情況繼續著，因此，トク直接挑明問孫文內心。
「是不是因為愛情問題而煩惱呢？」……
「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我想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第一次了解相思之苦與喜悅。」
儘管トク提醒孫文兩人年齡相差27歲，孫文卻毅然回答：「如果可以和她結婚，縱使明天死而無悔。」了解孫文真意之後，トク也沒跟庄吉商量，馬上找來當時孫文的祕書陳其美，要他祕密到上海見慶齡轉達孫文心意。
孫文(中)與宋慶齡(右)結婚時的留影，左為梅屋庄吉之妻トク。
圖／小坂文乃提供
孫文與宋慶齡的婚事，當然遭到多數人反對，宋嘉樹夫婦甚至要慶齡在父母與孫文之中擇一，然而慶齡不為所動，留下書信給雙親，1915年離家出走，跟孫文親信朱卓文，於10月24日回到日本。孫文與慶齡結婚，不但遭到政敵的強烈攻擊，連孫文門下的革命志士也不贊成，小坂女士上述書中說，同志中「出席結婚典禮的只有陳其美」，其他賓客的陣容也算得上「冠蓋雲集」，小坂書中描述：
過午，各界大人物搭自用車或人力車陸續前來。大約有50-60人吧！如個子雖小卻具存在感的犬養毅，後來是立憲政友會總裁；犬養毅親信眾院議員古島一雄；當時政友會幹事長小川平吉；有「蒙古王」異名的政治家佐佐木安武郎……「玄洋社」統帥國家主義者的頭山滿戴著眼鏡、留著長長的鬍鬚出現。頭山滿的盟友被稱為財政界黑幕的杉山茂丸……還有辛亥革命時到中國擔任革命政府法律顧問的寺尾亨。其他還有大個子眼睛炯炯有神、留著長鬍子註冊商標的宮崎滔天……
孫文與慶齡的新居和生活用品、家具等都由梅屋庄吉夫婦代為張羅。書中引用《孫文的動靜》寫道：
（1915年）十月十一日
午後三時五十五分孫偕同來訪中的萱野及梅屋妻坐汽車外出到芝區愛宕下町的西洋家具店尾張屋買了二、三件家具後離開該店……
十月十三日
同（午後）四時二十分孫偕上述梅屋之妻及陳其美坐汽車外出（作者註：途中陳下車），到日本橋區通一丁目伴傳商店購買毛毯及座墊約百圓，然後在四谷區趜町三丁目的衣櫥店買衣櫥……
小坂女士書中還提到結婚前一天慶齡住在梅屋家，結婚當天由律師和田瑞當見證人，結婚證書由於必須到日本的區公所登記，因此，結婚證書是用日文寫的。
在周遭人，甚至連門下皆反對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庄吉夫婦大力促成，孫文與慶齡是否能順利結婚，不得而知。小坂女士說：「在我家保管資料的房間掛著背面寫著『賢母』的和服外褂。」那是庄吉喜歡穿捻絲綢的外褂。對此，小坂女士的解釋是，如果創造新中國的孫文是「革命之父」，那麼在背後徹底支持的庄吉有如「母親」的存在；或者是對トク照顧的感謝之意。
3
相較於其他支持國父的日本友人，即使孫文或宮崎滔天等與庄吉關係密切之人的著作裡，也都幾乎看不到「梅屋庄吉」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從梅屋庄吉遺留的筆記本裡的這麼一段話可以找到答案：
我從事有關中國革命，係基於與孫文之盟約而做的。相關之日記書信等一切皆不可洩漏。
值此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我想有必要對國父與梅屋庄吉這一段革命佳話作較深入的了解，期待有心人！
【2011/03/12 聯合報】@ http://udn.com/
強震效應 地球自轉變快了
（中央社台北12日電）你幾乎不會察覺到，但這是個事實。科學家表示，因為日本發生強震，導致昨天地球自轉快了1.6微秒。
美聯社（AP）今天引述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地球物理學家葛羅斯（Richard Gross）的計算，因為日本發生規模8.9強震，導致地球自轉快了1.6微秒。1微秒是百萬分之一秒。
這次地震造成地球自轉加速的程度，比去年智利地震所造成的影響還大一點，但是2004年蘇門答臘強震，使得當天地球自轉快了6.8微秒。
這次日本地震是1900年以來第5大強震。1000312
東北地震 改變東京地震機率
（中央社巴黎11日綜合外電報導）地震學家今天快速並大量研究數據，希望搞清楚這次撼動日本的規模8.9地震是否使得支撐東京的海濱盆地發生超級大地震的機率增加。東京有3000萬居民。
法新社報導，日本政府地震研究委員會（Earthquake Research Committee）長久以來一直警告，東京在未來數十年發生規模8.0或更大的地震機率很高。
專家說，目前還無法得知今天搖撼日本東北部並引爆10公尺海嘯的地殼變動是否會增加東京發生大地震的機率。
這甚至可能降低東京發生超級大地震的機率。
蘇黎世（Zurich）瑞士地震研究所（Swiss Seismological Service）地震學家渥斯納（Jochen Woessner）說：「科學界將激烈辯論這一點。」
但專家都同意，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今天的地震肯定會造成影響。
北愛爾蘭厄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地球物理學教授麥克羅斯基（John McCloskey）提到支撐大東京地區的濱海盆地說：「它與關東平原發生強烈互動的可能性非常高。」
麥克羅斯基說，地震不一定會釋放壓力，有時會重新分配壓力。
他說：「在地震發生時，沒有受災的地方，實際上可能因為鄰近地區發生的地震而承受更多壓力。但我們此刻無法說，這次地震讓下次地震發生機率變高或變低。」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Strasbourg University）地震學家弗涅（Jerome Vergne）說：「東京發生地震的機率不可能減少。」
他接受訪問時說，只有本次地震震央北部地區的壓力釋放出來。
他說：「壓力增加可能將東京附近發生地震的日子往前拉。」
東京距離海底三向聯結構造（triple junction或稱三重點，三叉點）僅300公里，此地有3個地球板塊交會。
東京位於歐亞板塊上方，在這個板塊下方是菲律賓海板塊（Philippine Sea），從南方潛沒，太平洋板塊又同時從東邊往下滑入歐亞與菲律賓海板塊下方。
潛沒的過程不一定是緩慢且穩定，但發生「黏滑」的情況，會引起大規模震撼，然而不常發生。
專家計算過，東京本身或附近發生大地震，可能造成1兆美元損失。
科學家10年來研發出電腦程式，以3D衡量地球外殼壓力，讓我們得以知道這些壓力可能對鄰近斷層造成什麼影響。
英國德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構造地質學教授霍德華斯（Bob Holdsworth）說，可能需要數日，甚至數週，才能知道東京地底下的地殼定時炸彈引爆時間是否已經改變。
他說：「當某個斷層發生大變動，會影響鄰近斷層的反應。這些斷層與之前一樣，能夠彼此溝通。」
麥克羅斯基說，今天的8.9地震雖然規模更大，嚴格而言，還是2天前規模7.2地震的餘震。
他說：「我們計算出來，9日7.2地震的壓力區，與引發這起地震的壓力區相同。」
他補充說，但要將這些點與數百公里外的東京地區連結起來是非常的困難。
專家也希望找出地球每年數千起地震的發生模式。
霍德華斯指出最近發生在祕魯、印尼、中國及智利的地震：「我們知道地震發生是成串的，以空間或時間來說都是這樣。」
他說：「1957至1964年有類似的發生期，太平洋火環在這段期間發生3起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
美聯社報導，美國地質調查所（the U.S. Geological Survey）資深地震與地質災害科學顧問艾普爾蓋特（David Applegate）說，今天的地震是將近1200年以來，亞太地區最強烈的地震。
他說，這起地震撕裂240公里長80公里寬的地殼。
他還說，這起地震造成的日本建築物結構受損金額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1000312
美聯社（AP）今天引述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地球物理學家葛羅斯（Richard Gross）的計算，因為日本發生規模8.9強震，導致地球自轉快了1.6微秒。1微秒是百萬分之一秒。
這次地震造成地球自轉加速的程度，比去年智利地震所造成的影響還大一點，但是2004年蘇門答臘強震，使得當天地球自轉快了6.8微秒。
這次日本地震是1900年以來第5大強震。1000312
東北地震 改變東京地震機率
（中央社巴黎11日綜合外電報導）地震學家今天快速並大量研究數據，希望搞清楚這次撼動日本的規模8.9地震是否使得支撐東京的海濱盆地發生超級大地震的機率增加。東京有3000萬居民。
法新社報導，日本政府地震研究委員會（Earthquake Research Committee）長久以來一直警告，東京在未來數十年發生規模8.0或更大的地震機率很高。
專家說，目前還無法得知今天搖撼日本東北部並引爆10公尺海嘯的地殼變動是否會增加東京發生大地震的機率。
這甚至可能降低東京發生超級大地震的機率。
蘇黎世（Zurich）瑞士地震研究所（Swiss Seismological Service）地震學家渥斯納（Jochen Woessner）說：「科學界將激烈辯論這一點。」
但專家都同意，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今天的地震肯定會造成影響。
北愛爾蘭厄爾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地球物理學教授麥克羅斯基（John McCloskey）提到支撐大東京地區的濱海盆地說：「它與關東平原發生強烈互動的可能性非常高。」
麥克羅斯基說，地震不一定會釋放壓力，有時會重新分配壓力。
他說：「在地震發生時，沒有受災的地方，實際上可能因為鄰近地區發生的地震而承受更多壓力。但我們此刻無法說，這次地震讓下次地震發生機率變高或變低。」
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Strasbourg University）地震學家弗涅（Jerome Vergne）說：「東京發生地震的機率不可能減少。」
他接受訪問時說，只有本次地震震央北部地區的壓力釋放出來。
他說：「壓力增加可能將東京附近發生地震的日子往前拉。」
東京距離海底三向聯結構造（triple junction或稱三重點，三叉點）僅300公里，此地有3個地球板塊交會。
東京位於歐亞板塊上方，在這個板塊下方是菲律賓海板塊（Philippine Sea），從南方潛沒，太平洋板塊又同時從東邊往下滑入歐亞與菲律賓海板塊下方。
潛沒的過程不一定是緩慢且穩定，但發生「黏滑」的情況，會引起大規模震撼，然而不常發生。
專家計算過，東京本身或附近發生大地震，可能造成1兆美元損失。
科學家10年來研發出電腦程式，以3D衡量地球外殼壓力，讓我們得以知道這些壓力可能對鄰近斷層造成什麼影響。
英國德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構造地質學教授霍德華斯（Bob Holdsworth）說，可能需要數日，甚至數週，才能知道東京地底下的地殼定時炸彈引爆時間是否已經改變。
他說：「當某個斷層發生大變動，會影響鄰近斷層的反應。這些斷層與之前一樣，能夠彼此溝通。」
麥克羅斯基說，今天的8.9地震雖然規模更大，嚴格而言，還是2天前規模7.2地震的餘震。
他說：「我們計算出來，9日7.2地震的壓力區，與引發這起地震的壓力區相同。」
他補充說，但要將這些點與數百公里外的東京地區連結起來是非常的困難。
專家也希望找出地球每年數千起地震的發生模式。
霍德華斯指出最近發生在祕魯、印尼、中國及智利的地震：「我們知道地震發生是成串的，以空間或時間來說都是這樣。」
他說：「1957至1964年有類似的發生期，太平洋火環在這段期間發生3起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
美聯社報導，美國地質調查所（the U.S. Geological Survey）資深地震與地質災害科學顧問艾普爾蓋特（David Applegate）說，今天的地震是將近1200年以來，亞太地區最強烈的地震。
他說，這起地震撕裂240公里長80公里寬的地殼。
他還說，這起地震造成的日本建築物結構受損金額可能高達數千萬美元。1000312
3/11/2011
（华府随笔）骆家辉“游子赋归”终是客
中新社华盛顿3月9日电 题：骆家辉“游子赋归”终是客
中新社记者 吴庆才
“一百多年前，骆家辉的祖父离开中国乘轮船前往美国当佣人；一世纪之后，他的孙子将作为美国的最高级外交官回到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宣布提名骆家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如是说。
“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一定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骆家辉在接受提名时动情地说：“我要回到我爷爷，我父亲，我母亲的出生地”。
若干年前，纽约唐人街一位算命先生曾告诉骆家辉的父亲骆荣硕，他的儿子中有一个将会成为著名人物。这句被骆荣硕当成天大笑话的预言终于成真。骆家辉不仅当上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第一位华裔商务部长，还当上了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
骆家辉故事极具典型性，用奥巴马的话说他实现了“美国梦”。用中国人的话说，他是“鲤鱼跃龙门”的典范。当他以美国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时，的确有点“荣归故里”的意味。
对于这项提名，美国国内罕见地一致鼓掌欢迎。一家英国媒体预言，当骆家辉以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身份向中国政府递交国书，许多人将把他当作一名“归国游子”来欢迎。
支持者普遍认为，骆家辉的经验和才华有助于他胜任这一职位，特别是他担任华盛顿州州长和商务部部长期间力推中美商贸关系，并与中国高层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同时，他的华裔背景也使得他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有助于两国在棘手问题上的沟通和坦诚对话。
同为华人的血脉亲情的确容易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愫，然而，“游子赋归”终是客。中国人应理性地看待骆家辉的身份。他与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会讲中国话的白人，一个是不会讲中国话的华人，然而他们都是美国公民。
骆家辉当天在感性地表达对回到祖先所在地的憧憬时，也不忘加一句，自己将以“忠诚和满腔热情维护美国的利益”。
他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为美国利益他一次次地“冲锋陷阵”。在敦促中国继续开放市场、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调门不低，甚至有些言论颇为刺耳。
在骆家辉任商务部长两年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贸易保护思潮，一段时间内，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几乎达到了每周一案的地步。
对此，骆家辉曾对中国记者辩称，这与政府无关，因为这些制裁案件都是美国企业提起。言下之意，制裁虽“我”作出，但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依法办事。
可以肯定的是，骆家辉出使中国一定会继续“依法办事”，“依美国利益办事”。
从理性角度而言，中美关系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驻华大使能左右的。骆家辉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既是鼓吹中美加强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美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骆家辉对自己倒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他多次表示，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自豪，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骄傲。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是地道的美国人，代表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
对于赋归游子，中国人向来重情重义；对于国家利益，中国人也将坚决捍卫。完
中新社记者 吴庆才
“一百多年前，骆家辉的祖父离开中国乘轮船前往美国当佣人；一世纪之后，他的孙子将作为美国的最高级外交官回到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9日宣布提名骆家辉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如是说。
“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一定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骆家辉在接受提名时动情地说：“我要回到我爷爷，我父亲，我母亲的出生地”。
若干年前，纽约唐人街一位算命先生曾告诉骆家辉的父亲骆荣硕，他的儿子中有一个将会成为著名人物。这句被骆荣硕当成天大笑话的预言终于成真。骆家辉不仅当上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第一位华裔商务部长，还当上了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
骆家辉故事极具典型性，用奥巴马的话说他实现了“美国梦”。用中国人的话说，他是“鲤鱼跃龙门”的典范。当他以美国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中国时，的确有点“荣归故里”的意味。
对于这项提名，美国国内罕见地一致鼓掌欢迎。一家英国媒体预言，当骆家辉以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身份向中国政府递交国书，许多人将把他当作一名“归国游子”来欢迎。
支持者普遍认为，骆家辉的经验和才华有助于他胜任这一职位，特别是他担任华盛顿州州长和商务部部长期间力推中美商贸关系，并与中国高层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同时，他的华裔背景也使得他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有助于两国在棘手问题上的沟通和坦诚对话。
同为华人的血脉亲情的确容易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愫，然而，“游子赋归”终是客。中国人应理性地看待骆家辉的身份。他与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会讲中国话的白人，一个是不会讲中国话的华人，然而他们都是美国公民。
骆家辉当天在感性地表达对回到祖先所在地的憧憬时，也不忘加一句，自己将以“忠诚和满腔热情维护美国的利益”。
他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为美国利益他一次次地“冲锋陷阵”。在敦促中国继续开放市场、美国扩大对华出口、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调门不低，甚至有些言论颇为刺耳。
在骆家辉任商务部长两年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贸易保护思潮，一段时间内，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措施几乎达到了每周一案的地步。
对此，骆家辉曾对中国记者辩称，这与政府无关，因为这些制裁案件都是美国企业提起。言下之意，制裁虽“我”作出，但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依法办事。
可以肯定的是，骆家辉出使中国一定会继续“依法办事”，“依美国利益办事”。
从理性角度而言，中美关系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驻华大使能左右的。骆家辉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既是鼓吹中美加强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美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骆家辉对自己倒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他多次表示，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自豪，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骄傲。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是地道的美国人，代表的是美国，是美国总统，是美国人民。
对于赋归游子，中国人向来重情重义；对于国家利益，中国人也将坚决捍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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